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四章　朱德

朱德，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12月1日出生於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一個佃農家庭。祖籍廣東省韶州府（今韶關市），明末清初遷入四川，定居儀隴馬鞍場。 朱德幼年入私塾，取名「代珍」，塾師為他取字「玉階」。因家境貧寒，一面讀書，一面勞動，在塾師的影響和啟蒙下，開始接受革新思想。義和團運動的興起，使他萌發了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富國強兵」。1907年春，考入四川高等學堂附設體育學堂。年末，畢業回到家鄉，任儀隴縣高等小學堂的體育教習兼庶務。在這偏僻的地方，新式教育遭到當地封建守舊勢力的反對，這使他感到「教書不是一條生路」。 1909年1月，朱德離開家鄉，跋山涉水赴雲南投考陸軍講武堂，改名朱德，字玉階。在講武堂期間，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經常秘密傳閱和摘抄一些進步書刊。1911年8月畢業，加入雲南新軍，任副目（相當於副班長）。10月，爆發了反對清皇朝的辛亥革命，雲南新軍積極響應，在農曆九月九日舉行起義。「重九起義」勝利後，雲南宣布獨立。因作戰有功，朱德升任排長，授少尉軍銜。隨後，朱德隨援川軍進入四川，四川的反動勢力紛紛土崩瓦解。同年底升任連長。援川軍返滇後，在慶功大會上，他被晉升為少校。1913年夏天，任雲南第一師第三旅步兵第二團第一營營長。秋天，調往雲南邊境駐守，在深山密林中與法帝國主義扶持的武裝土匪進行了長達兩年多的作戰，並從營長晉升為副團長、團長。1915年12月以後，他參加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國戰爭，開始成為川滇軍界人人皆知的名將。1917年，朱德任滇軍旅長，後被授予少將軍銜，在四川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護法戰爭」。 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朱德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學習俄國。1922年，為尋求革命真理，他放棄了高官厚祿，離開雲南，來到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拜訪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陳獨秀認為像他這樣的舊軍隊的高級將領，要參加共產黨，必須經「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拒絕了他的請求。朱德沒有因此而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決定到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去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同年11月，在柏林經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將自己的一生與中國革命事業緊密聯繫在一起。他表示：「歸國後即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在德國的3年時間裡，朱德參加中共旅歐支部領導的各種革命活動，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同時注意對西歐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考察。1924年在哥廷根的蓋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哲學系社會學專業註冊入學。同年底，為了從事革命活動，由哥廷根回到柏林。1925年，因積極從事革命活動，被柏林警察當局逮捕，並被驅逐出境。隨後到蘇聯，下半年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研究中國和世界的經濟地理。幾個月後，參加秘密軍事訓練班學習，任隊長。這期間，蘇聯教官問他回國後怎樣打仗，他說：「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1926年夏回國後，受中共中央軍委的派遣到四川軍閥楊森部進行兵運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任團長。在教育團建立和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為黨培訓了一批軍事幹部。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後，朱德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名義，朱德任第九軍副軍長，不久，任軍長。起義軍南下廣東，準備重新北伐。其主力在潮汕地區被反動軍隊擊敗，朱德率領的起義軍一部苦戰三河壩三天三夜，後衝出敵人的包圍，向粵贛湘邊界轉移。此刻，幹部、戰士思想異常混亂，一無糧草，二無援兵，失敗的陰影籠罩著整個部隊，離隊的人數越來越多。為了保存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朱德和陳毅在贛南的天心圩、大余、上堡等地領導部隊進行了三次整頓，他在全體人員大會上宣布：今後這支隊伍由我和陳毅領導，願意繼續革命的跟我走。他指出：俄國革命1905年失敗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1917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現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實力，革命就能成功。部隊整編為一個縱隊，並重新登記黨、團員，成立黨支部，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中去，加強黨在基層的工作。還加強部隊的軍事訓練和組織紀律性。為了隱蔽活動，採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番號，朱德任司令，化名「王楷」。在軍事戰略上，開始從正規戰向游擊戰方向轉變。同時發動農民鬥爭，把武裝鬥爭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部隊在這一地區的活動，造成較大的革命聲勢。這時，國民黨第十六軍軍長范石生所部駐防湘南郴州、汝城一帶，朱德和范石生是雲南講武堂同學，交往很深，而范石生同蔣介石矛盾重重。朱德鑒於當時起義軍物資和裝備供應十分困難，決定同范石生合作，以保存革命火種，隱蔽待機。 1928年1月，朱德率領部隊在湘南的宜章縣發動起義，打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旗幟，任師長。一個月內，暴動波及了十餘個縣。建立了湘南蘇維埃政權，組織了農會和農軍。4月，率部前往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5月，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在井岡山鬥爭中，他和毛澤東把游擊戰爭的經驗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形成了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1929年初，和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在兩地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開闢革命根據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發展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1930年8月，成立紅軍第一方面軍，任總司令。8月28日，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從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國民黨軍隊向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發動五次軍事「圍剿」。朱德同毛澤東一起，率領紅軍採取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粉碎了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後同周恩來一起，靈活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指揮部隊又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反「圍剿」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重要經驗。朱德曾撰寫《黃陂東陂兩次戰役偉大勝利的經驗與教訓》一文，對這次反「圍剿」戰爭進行了總結。1933年9月，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顧問李德抵達中央蘇區，掌握了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這時，朱德雖仍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但實際上軍隊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揮。由於李德脫離實際的錯誤指揮，使得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損失嚴重，中央革命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陷於被動，最後被迫撤出革命根據地，開始戰略大轉移。 1934年1月，朱德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朱德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並嚴肅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他說：「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會後，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了四渡赤水戰役，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決定共同北上抗日，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決定，妄圖分裂黨和紅軍。朱德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而有理、有節的鬥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當張國燾攻擊中央北上方針是「逃跑」，並要朱德對此表態時，朱德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我是贊成的、擁護的，我舉了手的，我不能反對我親自參加作出的決定。如果硬要我發表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堅決擁護黨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決定的！張國燾不顧朱德等人的反對，另立「中央」，多次強迫朱德斷絕和毛澤東的一切關係。朱德說：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的關係。他團結廣大幹部戰士，堅決維護中央的正確方針，為實現一、二、四方面軍會師西北，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任總司令），於9月率領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他同周恩來與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達成協議，八路軍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配合友軍進行運動戰。他親自部署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與日本侵略軍作戰，取得消滅日軍一千多人的勝利。11月，太原失守，華北抗戰進入了以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為主的階段，朱德率領八路軍總部轉戰華北，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統一戰線政策。利用國共合作的有利時機，積極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他鼓勵閻錫山堅持抗戰，同衛立煌多次長談。衛立煌對八路軍十分欽佩，保持了友好關係。 1938年初，朱德發表了《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書，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意義、性質、作用及戰術原則等問題作了全面論述。這是指導抗日游擊戰爭的一篇名著。4月，和彭德懷指揮根據地軍民勝利地粉碎了日軍3萬餘人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九路圍攻。使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1939年冬，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朱德率領山西和河北廣大軍民予以堅決的反擊，打退了這次反共高潮，穩定了華北局勢。從此，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得到迅速發展，成為支持長期抗戰、奪取最後勝利的重要戰略基地。1940年5月，朱德由華北前線返回延安，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的抗日戰爭。為了打破日本侵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對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朱德參加領導大生產運動，親自到南泥灣勘察，提出「南泥灣政策」，指示部隊在不影響戰鬥、訓練的情況下，實行墾荒屯田，發展生產。1943年5月1日，朱德發表文章，號召建設「革命家務」。這一主張有力地推動了大生產運動的發展。 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鬥爭特別是抗日戰爭的經驗作了系統的總結，規定了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和人民戰爭的作戰原則；規定了養兵、帶兵、練兵、用兵以及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方針政策；還規定了人民軍隊今後的任務，指出八路軍、新四軍與一切抗日友軍要準備在抗戰後期，實行從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的轉變，以迎接抗日戰爭的大反攻。6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針對國民黨反動派蓄意挑動內戰的陰謀，他參與制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以及調整戰略部署、編組野戰兵團、實行戰略轉變等一系列重大決策。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朱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1947年3月，同劉少奇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到達晉察冀後，介紹各個解放區戰場所取得的勝利和打勝仗的經驗，幫助晉察冀部隊整編，克服缺點，提高戰鬥力，以適應戰略進攻的需要。他親臨前線，指導解放石家莊的戰役，這是自解放戰爭以來，第一個攻克的敵軍堅固設防的城市，為打攻堅戰開創了範例。這期間，他還對冀中地區的經濟工作進行了考察，撰寫了《對冀中經濟工作的意見》。在解放戰爭戰略決戰階段，他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了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1949年3月，出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會後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4月，和毛澤東聯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0年10月，他參與制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並親自進行戰前動員。在他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期間，反覆強調，不論在黨內，在軍內，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自覺地遵守黨的紀律，以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行。紀律檢查工作，要以思想教育為主。1953年11月，在第二次全國紀律檢查工作會議上作《過渡時期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任務》的報告，指出：「我們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處在同資產階級又合作又鬥爭的複雜環境中，因此我們仍應時刻提高革命警惕性，並進一步鞏固和純潔黨的組織。」①在以後的許多重要場合，他多次指出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重要性，要求黨的幹部堅持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集體領導的原則，反對分散主義和個人專斷的傾向；堅持發揚民主，反對壓制民主的傾向；堅持正確的黨內鬥爭，反對過火的黨內鬥爭。他特彆強調「黨能否保持鞏固的統一和團結，實際上是一個關係到革命成敗的問題」。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後中共中央決定組成新的中央軍委，朱德任軍委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朱德對人民軍隊的建設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積極主張加速軍隊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十分重視新的軍種、兵種的建設。他把加強軍事院校建設、搞好軍事訓練、掌握現代科學技術，作為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十分迫切的任務來抓。他反覆強調，人民軍隊要堅持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但又不要受過去經驗的束縛，要努力使軍隊的建設適合現代化、正規化的新形勢和新要求。他指出：「我們必須建設一支十分強大的，足以擊退任何侵略者進攻的現代化的國防軍。」①他還非常重視國防科技的發展和國防工業生產，非①《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頁。 ①《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頁。 常重視後勤工作的現代化建設。當他在88歲高齡的時候，仍親蒞海軍艦艇部隊視察。他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和國防現代化的建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1959年4月，朱德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此後又連任兩屆，直至去世。在長達17年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期內，朱德主持了170多次常委會會議，制定了幾十項重要法令，無數次聽取、討論各部門的工作報告。他曾多次率領代表團出國訪問，經常會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和知名人士，加強了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了解。他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全國除台灣、西藏、寧夏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區都留下了他視察的足跡。 朱德參與了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對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出過許多寶貴的意見。他指出：「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在於改善人民的生活，增進人民的福利。」他非常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提出要「依靠技術建設國家」。他積極主張把工業、商業、財政和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和企業，改變中央集權過多的狀況，以利發揮中央、地方和企業三個方面的積極性，加快建設速度，「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題為《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的發言，指出：「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國眾多的勞動力和半勞動力去開發我國的豐富的資源。..在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的基礎上，積極地發展生產，以便逐步地做到『地盡其利』、『人盡其力』和『貨盡其用』，這應當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的方針。」①他曾多次提出：應把軍事工廠和民用工廠的生產有效地、緊密地結合起來，主張軍事工廠「平時可以多生產些民用品，戰時主要生產軍用品」，「使它們現有的設備力量儘量利用起來」②。他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朱德對發展手工業問題多次發表講話，強調手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國營工業不可缺少的助手。朱德一向主張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經營的農業經濟。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不論工業還是農業，都要發展商品生產，活躍城鄉經濟。主張打破地區間的經濟封鎖，真正做到貨暢其流。對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大辦公共食堂，朱德是不贊成的。他指出：「吃飯不要錢不行。..過去我們說糧食問題不大，是因為把糧食分到社員家裡，自己掌握。一辦食堂，就會造成很大的浪費。不吃大鍋飯，可以節省很多東西出口，換回來更多的鋼鐵、機器。只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有的人怕因此發展了資本主義，這種顧慮是多餘的，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集體和國家手中。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①他對「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是堅決反對的。他說：「發展生產力必須實實在在地實幹，虛誇是有害無益的」；「要有實幹精神，要鼓勁，但不要吹噓，辦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講」。當時，由於受「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他的這些正確意見非但沒有被採納，反而遭到錯誤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朱德對於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懷疑。1967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到破①《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頁。 ②同上書，第352頁。 ①《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372頁。 壞生產的程度，忘記了『抓革命，促生產』，這是新出現的問題，要注意解決。」「我們制止武鬥這麼久了，可是有些人還在武鬥，甚至還有砸爛機器、燒毀房屋的，這裡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搗亂，要注意。」他還反對任意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批判「二月逆流」以後，朱德的文件被停發，保健醫生被調離，行動受到各種限制。康生等人將朱德等29人劃入「有錯誤的或歷史上需考查的」之列。造反派批判和攻擊朱德的大字報、大標語紛紛出現在北京街頭。面對這種極不正常的氣氛，朱德始終坦然處之，並始終關心著生產建設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在危難之際，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朱德時表示要保他，才使朱德沒有遭受到更殘酷的人身迫害。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德被選為中央委員，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3年8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德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他畢生光明磊落，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處處顧全大局。對於個人受到的錯誤批判和不公正的對待，他從不計較，繼續勤懇工作。他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把自己的一切無私地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朱德經常用「革命到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來鞭策自己，勉勵他人。1975年初，在他89歲高齡時，親筆寫下了「革命到底」的條幅，表示了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決心。他始終不忘廣大勞動人民，保持著普通勞動者的本色。所有與朱德接觸過的人，都為他那平凡、樸素的作風所深深感動。 朱德於1976年7月6日逝世，終年90歲。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選集》、《朱德軍事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