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三章　劉少奇

劉少奇，原名紹選，字渭璜，曾化名子琪、之啟、劉湘、胡服等，筆名有趙啟、仲篪、劉祥、K·V·、陶尚行、莫文華、呂文等，劉少奇是1920年起用的名字。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11月24日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的一個農民家庭。其父劉壽生是個忠厚老實而有一定文化教養的農民。其母劉魯氏是個勤勞儉樸的家庭婦女。劉少奇幼年在家鄉讀私塾。1913年入寧鄉縣第一高等小學（亦稱玉潭學校），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曾參加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屈辱的「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1916年夏考入長沙駐省寧鄉中學。1917年3月在湖南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半年後，講武堂被軍閥解散，回家自修。1919年初插入長沙育才中學畢業班。五四運動後奔赴北京，積極參加愛國學生的請願示威活動。9月進河北保定育德中學附設的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半工半讀，廣泛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1920年秋返長沙，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去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 1921年夏初，劉少奇赴蘇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春回國，開始從事工人運動。先在上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後調湖南領導粵漢鐵路工人運動。9月，受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的委派，去江西協同李立三等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劉少奇作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全權代表長住俱樂部應付一切，並與路礦當局談判。經過一系列鬥爭，迫使路礦當局接受了工人們提出的要求。罷工勝利後，劉少奇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主任。1923年二七罷工失敗後，全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劉少奇先後撰寫《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和《二七失敗後的安源工會》等文章，系統地總結了安源工人運動的經驗，引導工人群眾向勞工解放運動的正確道路前進，使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為當時全國組織最好的工會之一。 1925年春，劉少奇代表漢冶萍總工會前往廣州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主持起草《工人階級與政治問題》等決議案。在這次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副委員長。會後，受全總的委派，去上海籌建全總上海辦事處，負責指導長江流域及北方的工會工作。其時適五卅慘案發生，劉少奇兼任上海總工會總務科主任，與李立三等領導上海20多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反帝運動迅速由上海席捲全國。9月18日，奉系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並下令通緝劉少奇。11月，劉少奇回長沙養病。12月，被湖南軍閥趙恆惕逮捕。經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各地工會、團體多方營救，1926年2月獲釋出獄，被驅逐出湖南，經上海抵達廣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會團體的熱烈歡迎。劉少奇接替因病休養的林偉民，代理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職務，與鄧中夏、蘇兆征等共同擔負起領導省港大罷工的重任。劉少奇提出工人階級的力量在於組織的思想，為促進廣州、香港各工會的聯合做了許多艱苦細緻的說服工作和組織工作。 1926年5月，劉少奇出席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會上作《一年來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的報告。報告分析了五卅運動以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態度及其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中國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闡明了職工運動的方針，強調工人階級在反帝反軍閥運動中應加強各種經濟鬥爭，應與世界工人階級建立聯合。在這次大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10月，國民革命軍攻占武昌後，武漢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劉少奇隨即抵武漢，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遷址作準備，並擔任全總漢口辦事處秘書長，直接指揮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工人運動。同時，參加湖北全省總工會的領導工作。他以相當精力去加強工會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撰寫了《工會代表會》、《工會經濟問題》和《工會基本組織》三本小冊子，闡述了工會的性質、任務和組織原則，指出工會是工人「群眾的奮鬥的機關」，必須堅持「民主集權制」，必須有嚴密的組織，才能實現工人階級所擔負的歷史使命。1927年1月，劉少奇參與領導漢口工人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取得了中國人民反帝鬥爭史上的一次重要勝利。4月，他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5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劉少奇善於把黨的政治任務和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以正確的策略領導工人群眾進行有成效的鬥爭，成為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領袖之一。 1927年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劉少奇長期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白區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8年3月，他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的名義到天津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的領導，並指導中共順直省委工作。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1929年春，奉調上海，任中共滬東區委書記，領導職工運動。6月，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8月22日，在奉天（今瀋陽）被捕。他在敵人面前英勇不屈，堅不吐實，於9月中旬取保釋放。他抓住工人群眾的迫切要求，領導中東鐵路工人進行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1930年3月調回上海，指導滬東工人運動。6月，率中國工會代表團去蘇聯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1931年1月，劉少奇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中共臨時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部長。他堅持從實際出發，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進行了不懈的鬥爭，提出了許多指導白區職工運動的正確主張和策略思想。他在《最近中國職工運動，國民黨工廠法、工會法與赤色工會目前的任務》、《罷工策略》、《批評「退出黃色工會」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職工運動的總結》等文章中，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罷工策略的正確運用、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以及對待黃色工會的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儘管當時曾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批評和壓制，但他仍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堅韌不拔地為黨工作。 1932年冬，劉少奇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領導蘇區和白區的工人運動。他闡述了蘇維埃政權下工會的作用與任務，強調要組織真正群眾的階級工會。工會應保護工人的經濟利益，努力改善工人群眾的生活；應參加與協助國有工廠的管理，教育工人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為蘇維埃的勝利而努力生產。1934年7月，劉少奇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在動員工農群眾參加紅軍，支援革命戰爭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團、第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中央籌糧委員會主任等職。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劉少奇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委員長，繼續領導職工運動。 1936年春，劉少奇抵達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堅定地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並對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評，不僅在實際工作中，而且從思想理論上，為推動白區工作的徹底轉變作了不懈的努力。從4月起，他發表了《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關於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和《怎樣進行群眾工作？》等文章，在科學總結白區工作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闡述了白區工作的方針任務和策略原則。他主張黨在白區的工作應該實行深入群眾、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的方針。在策略指導上，應根據形勢的變化、運動的退潮和來潮，以及革命與反革命實際力量的對比，來恰當地組織革命防禦或進攻；必須從爭取勝利的觀點出發，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以及群眾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可能接受的口號、要求和鬥爭方式，去發動和領導群眾鬥爭；要正確把握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區別與聯繫，應在形式上與方法上使二者嚴格分開，在內容上與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聯繫起來；要充分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爭取暫時的同盟者，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劉少奇用極大力量整頓和恢復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的黨組織，教育共產黨員和幹部「學會領導群眾的藝術，學會策略的運用」。他在《火線》、《生活日報》、《長城》、《國防》等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在華北以至全國廣泛地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11月，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一文中，著重指出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必須正確處理戰略任務與策略轉變的關係、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的關係、上層統一戰線與組織下層群眾的關係，必須對同盟者的錯誤和動搖給予高度的警惕與必要的批評，在統一戰線工作中要十分注意鬥爭策略。他為聯合華北一切可能抗日的黨派、階層，爭取宋哲元、閻錫山等轉向抗日，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鞏固和發展了一二九運動的成果，開創了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局面。1937年5月，在出席蘇區黨代表會議之後，同張聞天主持召開黨的白區工作會議。在會上作《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這次會議系統地總結了十年內戰時期白區工作的經驗教訓，明確了革命新時期黨在白區工作的策略任務，成為白區工作的一個重要轉折。後來，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劉少奇在白區工作方面所建樹的歷史功績作了評價，指出他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劉少奇抵達山西太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他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在敵人後方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作出華北黨的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中心任務的部署。決定將黨的工作重心放在農村，號召城市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脫下長衫，到農村中去，拿起武器打游擊。在黨內提出了軍事化的口號，要求一切幹部和黨員學習軍事，學習游擊戰爭，集中一切力量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他領導以薄一波為書記的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按照站穩腳跟，抓住實權，多做實事，反對空談，推進閻錫山抗戰的方針，利用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這個公開合法組織，組建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新軍）。9月，八路軍總部一到太原，劉少奇即同總部主要領導人討論確定要廣泛地準備游擊戰爭，要擴大八路軍到擁有數十萬人槍的強大的集團軍，要建立起很多根據地，擔負起獨立堅持華北抗戰的重大任務。提出要立即部署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裝鬥爭。10月，劉少奇撰寫《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一文，11月，又為北方局起草《關於目前形勢與華北黨的任務的決定》，論述了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戰略上的重大作用，指出遊擊戰爭是華北人民抗日的主要鬥爭形式，強調要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必須建立鞏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眾基礎的抗日民主政權。太原失守後，指導晉察冀邊區著手進行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的籌建工作。1938年3月中旬，劉少奇回到延安，繼續負責指導華北工作。7月，在劉少奇的組織領導下，中共冀熱邊特委在八路軍第四縱隊配合下，發動了冀東人民抗日武裝起義，為建立冀熱察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1938年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後，劉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負責指導長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1939年1月，抵達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確山竹溝鎮，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作出發展中原地區敵後抗戰的工作部署。12月，率中原局機關進入華中敵後，抵達安徽定遠藕塘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多次主持召開中原局會議，討論發展華中的戰略方向、根據地建設的方針任務和統一戰線的策略等問題；決定執行向東作戰，向北發展，開闢蘇北的戰略任務；並建議中共中央從華北派一部分八路軍南下，協同新四軍發展蘇北抗日游擊戰爭。1940年春，劉少奇與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領導人一起，指揮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的主力，挫敗了日偽軍對皖東的「掃蕩」，並在津浦路東半塔集地區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韓德勤部的進攻，開闢和發展了皖東抗日根據地。新四軍江北部隊和南下的八路軍部隊在蘇北勝利會師後，於11月間組建了華中新四軍和八路軍總指揮部，劉少奇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新四軍和八路軍。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劉少奇臨危受命，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同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等領導重建新的軍部，整編部隊，並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提出新四軍今後的任務是堅持華中敵後抗戰，阻止反共軍的進攻，迅速加強根據地各項建設，積聚力量，準備與敵偽軍和反共軍進行長期鬥爭，一俟條件成熟即向西向南發展。5月，中原局與東南局合併組成中共中央華中局，劉少奇任書記，併兼任中央軍委華中分會書記。他主持召開華中局高級幹部會議，總結皖南事變的經驗教訓，著重檢查了新四軍成立以來的建軍工作，提出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要求。同年夏，劉少奇和陳毅等指揮新四軍粉碎了日偽軍對蘇北、蘇中根據地的「掃蕩」，鞏固和發展了華中抗日根據地。 1942年3月，劉少奇奉調回延安。在從蘇北返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的委託，檢查指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年底回到延安。從1943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參與全黨整風運動的領導。1945年5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即《論黨》）。6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抗日戰爭時期，劉少奇用了很大精力研究黨的建設問題，先後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做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論黨內鬥爭》、《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和《論黨》等許多重要論著，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黨的建設的理論。他指出加強黨的建設的最主要的問題，是思想建設問題。黨的思想建設應從加強共產黨員的思想修養做起。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是黨員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他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統一的毛澤東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與系統的論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的指針。他闡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辯證關係，指出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黨的組織建設必須遵循的規律，是達到黨內團結和統一的重要保證。他系統地總結了黨內鬥爭的歷史經驗，提出了進行黨內鬥爭的正確原則和方法。他論述了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的關係，指出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並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1945年9月，他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起草了《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全國的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11月，國民黨軍隊占領山海關、錦州，對東北即將發動大規模進攻。劉少奇根據當時東北敵強我弱的形勢，明確提出當今在東北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作長久打算。要求東北部隊放棄爭取東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圖，「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分散部署，以主要力量迅速在各戰略要地放手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劉少奇堅持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正確方針，對於扭轉當時東北面臨的困難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5月，劉少奇主持起草《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指出解決解放區的土地問題是共產黨目前最基本的歷史任務，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環節。還規定了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各項指導原則。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攻占延安，毛澤東等留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劉少奇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和朱德等前往華北，負責中央委託的工作。7月至9月，在河北平山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了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次會議確定的方針，進一步推動了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發展。 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為加強華北解放區的建設，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劉少奇於1948年5月主持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戰略區及其領導機構合併，組建中共中央華北局、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和華北軍區，兼任華北局第一書記。9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關於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的講話。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參與制定奪取人民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的戰略決策及新中國的各項方針政策。劉少奇在會上發言，強調要以城市工作為重心來領導全黨工作，努力學習解決接收後的城市管理問題，依靠工人階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會後，隨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進入北平。4月，赴天津視察，同工人、幹部、職員、資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談，宣傳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被任命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在制定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方針政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深刻的思考和大膽的探索。建國前夕，他提出人民解放戰爭勝利以後，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和發展中國的經濟，並系統地闡述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主要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等五種經濟成分構成，在目前及戰後最初一個時期內，都應鼓勵其發展。但必須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扶助獨立的小生產者並使之逐漸地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組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範圍內發展，以便逐步地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1950年，他寫了《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提出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務；指出中國經濟建設的大體步驟，首先要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然後發展重工業，在重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再大力發展輕工業，並使農業機械化。同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由劉少奇負責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指導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劉少奇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劉少奇十分重視發展合作經濟。1950年7月在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上作報告，總結了解放區和建國初期合作社運動的經驗，指出當時主要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城市消費合作社和城鄉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並為引導合作社走上正軌提出了明確的方針。隨後，又撰寫《關於合作社的若干問題》、《論合作社問題（初稿）》等著作。 1951年2月，劉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講話，明確提出「民主化與工業化」的基本口號，論述了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的辯證關係，指出沒有國家的民主化，沒有人民民主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經濟事業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而經濟事業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又要大大地加強和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基礎。五六月間，劉少奇在《國營工廠內部的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一文中提出，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以後，國營工廠內部已經不存在工人同資本家之間的那種階級對抗和剝削關係，但是仍然存在著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一種在根本上非敵對的矛盾。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敵對的與非敵對的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1953年2月，劉少奇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領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工作。同時，參與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對新中國第一部根本大法作了完整系統的說明。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劉少奇十分重視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後的建設問題。他在1951年4月召開的中共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作《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鬥爭》的報告，強調要對共產黨員進行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教育，必須繼續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純潔性，提高黨的戰鬥力。他提出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作為對黨員的明確要求和教育內容。1954年2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的委託，在會上作《為增強黨的團結而鬥爭》的報告，指出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要求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提高維護黨的團結的自覺性，同一切破壞黨的團結的言論和行動作堅決的鬥爭。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間，劉少奇先後約請國務院所屬30多個部門負責人匯報工作，對我國各條戰線的實際情況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為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根據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提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歷史任務，要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這次大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4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以後，劉少奇針對當時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勞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了許多的改革設想，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靈活性；要利用價值規律，用價格指導生產；開放和利用自由市場；要增加地方和企業的自治權；允許個人有一定的經濟活動自由。他認為，在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按勞分配將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分配工作搞得好，就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否則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對於勞動者的分配，必須貫徹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他提出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的觀點。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流通是最敏感的，生產中的各種問題都會在流通中反映出來。因此，應當重視流通問題。強調按照等價交換原則進行交換是社會主義再生產正常進行的必要條件。不但工農之間、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之間需要等價交換，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各個地區之間也要等價交換。還提出改進工業管理體制，試辦托拉斯，打破地區限制，按行業組織各種形式的專業公司，促使專業化協作發展，把國民經濟組織起來，以便提高勞動生產率。他還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以及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勞動制度的觀點。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劉少奇敢於實事求是，深入調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和措施。1962年1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報告，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分析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及其產生的原因。報告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必須堅持群眾路線，從實際出發來擬定政策、計劃和措施，把工作放在切實可靠的基礎上。接著，劉少奇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大幅度地調整國民經濟的決策，並提出了克服經濟困難的具體措施，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受到錯誤的批判，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於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病逝。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決定「恢復劉少奇同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肯定了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建樹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劉少奇的主要著作，收入《劉少奇選集》、《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等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