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二章 周恩來
周恩來，字翔宇，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晨光、胡必成等。
祖籍浙江紹興，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3月5日出生在江蘇淮安的一個破落的官吏家庭。幼時在家鄉私塾就讀。12歲隨伯父到遼東，1913年在瀋陽師範附小畢業，同年進入天津南開學校。在校期間，與同學發起成立「敬業樂群會」，並創辦刊物《敬業》。1917年6月，以優良成績畢業。為探求真理，使中華民族「騰飛世界」，他於同年9月赴日本求學。臨行，寫下「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的詩篇，抒發他救國的抱負。周恩來在日本期間，積極參加中國留日學生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的鬥爭，觀察了日本社會，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開始接觸了馬克思主義。
1919年4月，周恩來離日本回國。5月，即全力參加領導天津的五四運動。他參與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寫下題為《革心！革新！》的發刊詞，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舊社會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為喚醒學生和民眾的覺悟，周恩來與鄧穎超、馬俊、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為基礎，組織了一個更嚴密的革命團體「覺悟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覺悟》，並為《覺悟》創刊號起草了《覺悟的宣言》，宣布「凡是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它為應該剷除應該改革的」。
1919年9月，周恩來進入剛創辦的南開大學求學。他邊學習，邊從事革命活動。1920年1月，周恩來作為學生代表到直隸省公署請願示威，被當局逮捕。在法庭上，他據理答辯，揭露反動當局的罪行。同年7月獲釋。在獄期間，他帶領被捕代表一面堅持鬥爭，一面開展讀書活動，為被捕代表講述馬克思學說。半年的獄中生活，成為他從愛國進步青年到職業革命家的重要轉折階段。
1920年11月，周恩來為實地考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真相，進一步了解國外各種改造社會的學說和主張，確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歐洲，12月到達法國。他以法國為基地，奔走於法、德、英三國之間。經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考察和對各種改造社會思潮的比較，即將共產主義確立為自己終生不變的信仰。就在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同時，1921年，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2年6月，周恩來與趙世炎等人在巴黎發起組織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先後擔任支部宣傳委員、書記，並參與旅歐黨組織的領導工作。1923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周恩來等又與旅歐國民黨達成協議，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加速了國外國共合作的步伐。1924年7月，周恩來離開法國回國，9月初到達廣州。當時正值國共合作，他相繼擔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並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長。周恩來在廣州的兩年多時間，工作的重點主要在軍事方面。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懂得武裝鬥爭的傑出軍事家之一，還在旅歐期間，他就明確地認識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①。到廣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孫中山同意，籌組了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以共產黨員為黨代表和正副隊長，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為後來組建葉挺獨立團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他在黃埔軍校內創建了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對學員實施革命的政治教育。這種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強了軍隊戰鬥力，而且為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積累了經驗。
1925年8月初，鄧穎超從天津到廣東，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此時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1926年12月，周恩來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擔任中央組織部秘書和中央軍委委員。為組織領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2月，周恩來又兼任上海區軍委書記和武裝起義總指揮。同年3月，在周恩來等領導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有利時機，發動了第三次武裝起義，擊敗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同年5月上旬，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屆一中全會上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當時周恩來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5月下旬到武漢後，秘書長一職由李維漢擔任，周恩來改任中央軍事部長，並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當時，國共合作即將全面破裂，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卻繼續實行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周恩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為了準備應付突然事變的到來，周恩來沉著果斷地指導黨的機關迅速完成了轉入地下的任務。
國共全面分裂後，為挽救革命，周恩來受中共中央的重託，以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於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新時期。起義軍攻占南昌後，周恩來等率軍南下廣東，準備舉行第二次北伐，後在潮汕失敗，保存下來的武裝在朱德、陳毅等率領下，轉移到農村繼續堅持鬥爭。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檢討過去的錯誤，確定新的鬥爭方針。周恩來在沒有出席會議的情況下，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部長。11月，周恩來從香港轉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又被增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擔任中央常委下設的組織局主任，分工領導中央組織、宣傳、軍事、調查、特務、交通、文書等部門的工作，擔當起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
1928年6月，周恩來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作了組織問題與軍事問題的報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會議上當選為常委，分工負責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併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和組織部長，稍後又兼任中央軍事部長。會後不久，周恩來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實際工作。在此期間，他著手整頓了黨的組織，恢復並發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區黨組織改變工作方式，實行機關群眾化和負責幹部職業化的正確主張，建立了地下無線電台和通往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①《周恩來早期文集》下卷，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頁。
中央與地方黨的聯繫和中央的安全。他還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導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幾個地區的武裝鬥爭和根據地建設，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九月來信」（即《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的論斷和在紅軍黨內「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的正確主張。周恩來為開好古田會議和三大主力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0年春夏周恩來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期間，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實際工作，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指令組織中心城市武裝暴動和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使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損失。同年8月，周恩來回國。9月，與瞿秋白一道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周恩來繼續擔任中央常委，併兼任中央軍委書記，分工負責軍事和蘇區工作。
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先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他依據實際情況，抵制了後方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的錯誤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大規模的大兵團伏擊殲滅戰法，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此時，臨時中央已由上海遷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蘇區推行「左」傾盲動主義，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省遵義縣城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著名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作了重要講話，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在革命危急關頭，挽救黨和紅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會後，他與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指揮小組，共同指揮了紅軍一系列重大的軍事行動，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率領中央紅軍北上，並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於同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
1936年12月，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拘禁了蔣介石。為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推動蔣介石轉向抗戰，周恩來與秦邦憲、葉劍英等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赴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此後，他又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同國民黨代表包括蔣介石本人進行了多次談判。談判中，周恩來正確地把握局勢，恰當地處理兩黨關係中許多長期積累下來的複雜問題，終於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中國歷史從此進入全民族抗戰的新時期。1937年9至11月，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達地處華北抗戰前線的山西，統一領導中共黨、政、軍各項工作。他曾參與策劃發動平型關戰役，協助國民黨軍隊組織忻口戰役，從而實現了抗戰以後國共兩黨的軍事合作。同年12月至抗戰勝利結束，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先後在武漢、重慶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做統一戰線工作，曾出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在此期間，他作為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還先後領導了長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復和加強了中國南方各地黨的組織，成功地貫徹和組織實施了中共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使共產黨的工作在當地群眾中生根立足。在統戰工作中，周恩來堅持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堅持國共合作，反對分裂。在廣大的國統區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領導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廣泛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為堅持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危險，爭取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對國民黨對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勢力的高壓政策，周恩來敢於鬥爭，善於鬥爭。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對國民黨當局的憤怒抗議的態度。
1943年7月周恩來回到延安。8月2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晚會上發表演說：「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①。
在參加黨內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中，他正確地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並嚴於解剖自己。1945年4月，他出席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長篇發言。這篇發言科學地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發展的歷程，從敵人、隊伍、領導者三個方面系統深刻地總結了黨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全面地發揮了毛澤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思想。在這次會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制止內戰，爭取通過和平途徑實行中國社會的政治改革，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於1945年8月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雙十協定》簽訂後，毛澤東返回延安，周恩來繼續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重慶和南京就懸而未決的問題和維護1946年1月通過的政協決議問題，同國民党進行艱苦的談判鬥爭。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11月，他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之後，他直接參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仍以很多精力繼續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運動。他依據形勢的發展，適時地提出正確的方針和鬥爭策略，使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鬥爭得到健康迅速的發展，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1947年3月，蔣介石軍隊大舉進攻陝甘寧邊區，占領延安。周恩來與毛澤東、任弼時率領中共中央機關留在陝北堅持工作和戰鬥。他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又兼任了代理總參謀長，協同毛澤東不僅直接指揮了西北戰場的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沙家店等戰役，挫敗了蔣介石軍隊對陝甘寧邊區的重點進攻，而且指揮了全國各個戰場的人民解放戰爭，有效地殲滅了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打亂了國民黨的戰略部署，使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此間，他還協助毛澤東指導了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制定推行新區的城市政策，糾正了工作中出現的「左」的偏向，保障了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健康進行。1948年3月，中共中央堅持在陝北的任務勝利完成，周恩來與毛澤東、任弼時率中央機關東渡黃河。4月，同任弼時率中央機關部分工作人員到達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5月，毛澤東亦到西柏坡。在這裡，周恩來協同毛澤東發動和指揮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殲滅了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基礎。1948年①《在延安歡迎會上的演說》，《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頁。9月和1949年3月，周恩來在西柏坡先後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二中全會後，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率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進入北平。
抵達北平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舉行和平談判。
由於國民黨方面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談判破裂，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此時，籌建新中國的工作正在進行，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託，負責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他通過多種渠道，熱情邀請和妥善安排在海內外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愛國民主人士到北平參加新政協，主持起草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會上，周恩來作了《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就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問題、新民主主義總綱問題、新民主主義政權制度問題、軍事制度問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問題、新民主主義文化政策問題、新民主主義民族政策問題、新民主主義外交政策問題作了說明。在這次會上，他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主要組織形式。人民政協的召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周恩來對此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曾兼任過外交部長，擔任過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主席，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八屆、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屆、十屆中央副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
周恩來一直在第一線領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建國初期，為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和順利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連續主持制定了發展國民經濟的幾個五年計劃，並領導組織實施工作。他主張經濟建設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堅持實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積極穩步地前進。1960年，他面對「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極大不平衡和困難，與李富春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這些主張對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和後來經濟調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在開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為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以個人所有制為補充等富有建樹的意見，為日後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拓了思路。
他十分重視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斷地加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根本任務。為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協調統一戰線中各階級、階層、各黨派、各民族和各界愛國人士之間的關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大量工作。在長期領導統一戰線工作的實踐中，他始終堅持團結多數、廣交朋友、坦誠相見、平等待人、民主協商、自我改造的原則，並且身體力行，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統一戰線工作的一面光輝旗幟。
他極端關心知識分子工作和科學文化工作，認為知識分子是國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力量。1956年他首先提出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正確論斷，認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在實際工作中，他不斷排除「左」的干擾，熱誠地關心、尊重、愛護知識分子，循循善誘，多方幫助，促進知識分子的改造和進步，引導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他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必須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質，努力發展社會主義文藝、體育、衛生事業，而其中教育是基礎，科學技術是關鍵。在科技工作中，他主張既要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又要重視尖端科技的開發。他成功地領導了我國原子彈、氫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試驗和發射工作，為改變我國科學文化的落後面貌作出了貢獻。
在國際事務中，他參與制定了中國長遠的外交戰略和政策，親自執行和領導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的實施。在外事活動中，他善於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有效地維護了新中國的獨立、主權和民族尊嚴，支持了被壓迫國家和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1953年底，他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關係的準則。1954年參加日內瓦會議，為恢複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努力。1955年在亞非29國舉行的萬隆會議上，堅持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促進了會議的成功。他先後訪問過歐、亞、非幾十個國家，接待過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增進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並為實現中美、中日關係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貢獻。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破壞活動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為儘量減少「文比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黨內外幹部、愛國民主人士，為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爭取全國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
1972年發現身患癌症後，他仍然堅持工作。1975年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申中國要在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來一生勤奮工作，嚴於律己，善於團結群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口皆碑，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周恩來書信選集》、《周恩來外交文選》、《周恩來經濟文選》等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