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一章　毛澤東

毛澤東，字潤之，1893年12月26日（清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南岸上屋場一個農民家庭。父親毛貽昌，為人精明，克勤克儉。母親文氏，樂善好施，篤信佛教。兄弟三人。大弟毛澤民，小弟毛澤覃，均在毛澤東影響下投身中國革命，並在革命鬥爭中壯烈捐軀。 毛澤東的幼年是在湘鄉外祖家度過的。6歲起在田裡幫助勞動，8歲起先後在韶山南岸等處私塾讀書。少年毛澤東深受《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隋唐演義》等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1910年秋，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開始接受新式學校教育，受維新思想影響。1911年春，他步行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辛亥革命爆發後，投筆從戎，在湖南新軍當了半年兵。退伍後，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不久退學。他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西方民主主義者關於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代表作，開闊了眼界。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1914年2月，第四師範學校併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湖南一師，他專心研修哲學、史地、文學等課程，勤學不倦。他還通過假期遊學、舉辦工人夜學，廣泛接觸社會，增強救國救民的意識。他酷愛登山、游泳、日光浴等體育鍛煉，並在《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長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1917年6月，在湖南一師為考查學生德、智、體優秀情況舉辦的「人物互選」活動中，他得票最多，獨得敦品、自治、膽識、文學、才具、言語六項優秀。在湖南一師期間，毛澤東受老師楊昌濟的影響最大。經楊昌濟介紹，成為《新青年》的熱心讀者。 1918年4月，毛澤東在湖南一師畢業前夕，同蔡和森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不久，又共同發起湖南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並於同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經已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介紹，他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並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他廣泛接觸各種進步思潮，讀到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前夕，毛澤東回到長沙。他以新民學會會員為核心，積極指導湖南學生聯合會的罷課鬥爭，成為湖南學生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積極推動成立湖南救國十人團聯合會等組織，使反帝愛國鬥爭迅速擴展為廣泛的群眾運動。同年7月14日，創辦《湘江評論》，該刊成為反帝愛國運動中的一面旗幟。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長文，稱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提出民眾的大聯合是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同年12月，為領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鬥爭，他第二次來到北京。1920年1月，經李大釗等介紹，加入進步團體少年中國學會。在此前後，他讀到《共產黨宣言》等著作，初步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同年5月到上海，會見正在這裡籌建共產黨組織的陳獨秀。陳獨秀關於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的談話，對處在思想轉變關鍵時期的毛澤東，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毛澤東回到長沙。不久，他創辦了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在湖南傳播馬克思主義。同年11月，在長沙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這年秋冬之間，他同何叔衡等組織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同年冬，毛澤東同楊開慧在長沙結婚。1921年7月，毛澤東作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擔任會議記錄。會後，著手籌建湖南黨組織，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先後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他還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指導粵漢鐵路、安源路礦等地工人運動。1923年6月，在廣州出席中共三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中共三屆一次執委會上，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和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據中共三大的方針積極參加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工作，並受國民黨本部委託，回湖南籌建國民黨地方組織。1924年1月，在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指定為大會章程審查委員，在會上多次發言，並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後根據國民黨一大的決定，參加國民黨中央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任執行部組織部秘書、文書科代主任。同年12月，因病回鄉休養。在韶山，他廣泛進行農村調查，組織秘密農民協會。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和國民黨區黨部。1925年9月，毛澤東來到廣州，參與國民黨二大的籌備工作。同年10月，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後創辦《政治周報》，積極參加同「西山會議派」和戴季陶主義的鬥爭，維護孫中山生前確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年12月1日，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革命的態度。1926年3月，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毛澤東同周恩來等力主反擊。隨後，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推動南方農民運動。1926年5月至9月，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延聘蕭楚女為教務主任，高語罕為政治訓練主任，並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等課程。他還指導學員從事農村調查，進行軍事訓練，為即將到來的南方農民運動高潮培養大批骨幹。同年10月，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各省區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在發言中提出「本黨最重要之政策為農民政策」。1926年11月，毛澤東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不久前往武漢，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等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支持湖南區委關於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主張，提醒中央注意國民黨左派沒有掌握武裝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會後，為回答黨內外對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1927年1至2月到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考察農民運動，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廣大農民群眾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乃是完成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貧農是農民運動的先鋒和中堅。同年3月，出席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同鄧演達等提出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獲全會通過。同年7月4日，大革命失敗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後，在8月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奪取政權的重要思想。被會議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7年8月，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前往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前委書記。起義發動並遭受挫折後不久，他果斷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向南轉移，於同年10月到達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在向井岡山地區轉移途中，領導實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在部隊建立民主制度，為建設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在領導井岡山鬥爭中，又為部隊規定了三大任務：（1）打仗消滅敵人；（2）打土豪籌款子；（3）做群眾工作；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928年4月，同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在井岡山地區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中共軍委書記。同年5月下旬，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初步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明確肯定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方針。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同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的指定，擔任重新組成的中共紅四軍前委書記。1928年10至11月，撰寫《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兩篇文章，總結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經驗，論述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存在、發展的原因和條件，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在堅持井岡山的鬥爭中，同朱德等總結游擊戰爭的經驗，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領導紅軍擊退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的多次「進剿」和「會剿」。1929年1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再次面臨湘贛兩省國民黨軍「會剿」的嚴重形勢。毛澤東同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主動出擊贛南、閩西，在當地中共組織和地方武裝的配合下，發展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同年6月，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舉行。會上，對紅軍的任務、政治工作同軍事工作的關係等問題發生爭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未被多數同志所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擔任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改選。毛澤東離開前委領導崗位後，到閩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幫助指導地方工作。同年12月，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紅四軍領導崗位，總結創建紅軍以來的經驗，起草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被大會通過。決議批評了紅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等非無產階級觀點，規定「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古田會議決議是指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1930年1月，毛澤東寫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進一步發揮「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指出要通過建立和發展紅軍、游擊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來促進全國革命的高潮。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後來進一步發展為完整的先占農村，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 在鞏固和發展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十分注意指導土地革命。1929年4月，主持制定江西興國《土地法》，根據中共六大決議，將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的規定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同年7月，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區別對待大地主、小地主與富農，「集中攻擊目標於地主」，並提出「抽多補少」的土地分配原則。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開地方黨和軍隊聯席會議，推動土地革命深入發展。在指導紅軍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調查研究，於1930年5月和9月寫了《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兩篇重要的調查報告。前者著重考察了城鎮商業、手工業、舊有土地關係等情況；後者著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後農村土地關係和階級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同年5月，為反對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撰寫《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指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篇文章包含著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雛型。 1930年6月，贛西南和閩西地區的紅軍第四、第六、第十二軍合編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同年8月，紅一軍團同紅三軍團合編成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總前委書記。同年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軍隊10萬餘人，對紅軍發動第一次「圍剿」。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全殲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所部近萬人。1931年4月，蔣介石又以20萬軍隊發動第二次「圍剿」，改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隱蔽待機，然後由西向東橫掃七百餘里，殲滅國民黨軍3萬餘人。同年6月，蔣介石親任總司令，調集30萬軍隊，發動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避敵銳氣，繞道千里，在敵軍背後取得三戰三捷的勝利。粉碎國民黨軍三次「圍剿」後，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原則基本形成。1931年間，毛澤東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33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王明等人反對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稱之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1932年10月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會後被免去紅軍領導職務，專做政府工作。他顧全大局，以極大的精力領導革命根據地建設。他在1933年8月所作《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中，以及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系統地論述了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政策。1933年10月，為糾正查田運動中的「左」傾偏向，撰寫《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主持制定《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闡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還深入調查農村的經濟狀況和政治狀況，撰寫著名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路上，毛澤東耐心說服王稼祥、張聞天等人，使他們從「左」傾錯誤中醒悟過來。同年12月，在中央通道會議和黎平政治局會議上，力主放棄原定同紅二軍團、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得到多數同志贊同。1935年1月15至17日，出席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重要發言，批判「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嚴重錯誤，闡明紅軍在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得到與會大多數同志的支持。會後，根據毛澤東發言的主要精神，由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不久，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負責指揮軍事行動。遵義會議標誌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開始形成，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決定意義的轉變。隨即，毛澤東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在川黔滇邊界地區實行高度靈活的運動戰，四渡赤水，聲東擊西，迂迴穿插於國民黨軍重兵集團之間。乘蔣介石對紅軍的戰略意圖迷惑不解之時，又威逼貴陽，疾進雲南，巧渡金沙江，將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甩在身後。這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成功範例。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毛澤東堅持中共中央關於北上創建新的根據地的方針，和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一起，同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行為作鬥爭，並拒絕張國燾企圖脅迫中央南下川康邊界地區的冒險主張，果斷地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同年10月到達陝甘根據地。同年11月中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到達陝北，不久恢復了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在毛澤東、朱德等的耐心說服和堅決鬥爭下，張國燾被迫於1936年6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會師，偉大的長征勝利結束。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新形勢，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舉行擴大會議，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毛澤東在會上作軍事報告，提出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要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會後，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了系統的闡述。1936年2月，同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一舉突破閻錫山軍隊的黃河封鎖線，準備東出河北同日軍直接作戰。5月初，由於晉、陝、甘的軍事形勢發生變化，東征紅軍主動回師河西，在回師通電中，向南京政府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採取逼蔣抗日的新方針。毛澤東親自主持同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的統戰工作，指導同國民黨政府方面的談判。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經過反覆研究，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派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換的樞紐。 1936年12月，毛澤東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7年1月，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由保安遷往延安。在此前後，他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認真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1936年12月，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全面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批判「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闡明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規律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1937年5月，毛澤東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報告，指出當前黨的基本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提出共產黨應當實現對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同年7月和8月，先後撰寫《實踐論》和《矛盾論》，闡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原理，揭露黨內教條主義錯誤，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最重要的哲學基礎。 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闡明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的方針。同年8月，出席在洛川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關於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會議通過《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實際稱主席）。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起草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宣傳提綱也在會上通過。會後，毛澤東指導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堅持敵後游擊戰爭，在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實行戰略展開。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敵我雙方的基本特點，闡明抗日戰爭「持久必勝」的基本規律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以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科學預測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同年9至1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指出要不斷地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抗戰；批評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錯誤，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號召全黨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努力完成「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歷史任務。全會批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戰區和敵後。 1938年10月後，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領導中國共產黨打退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並積極從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研究。1939年10月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提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的論斷。1940年1月寫成《新民主主義論》，闡明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必須屬於中國工人階級，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階段，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這兩篇著作表明他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和基本政策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後，毛澤東及時總結經驗，寫出《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在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方面有重大的發展。1940年12月，寫成《論政策》一文，指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闡述了抗日根據地內黨的各項具體政策。1941年1月，蔣介石集團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成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頂點。毛澤東起草《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的陰謀，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接著，又起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的時局》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兩個黨內指示，全面分析蔣介石集團抗日和反共的兩面政策，重申對頑固派鬥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1943年5月，國民黨頑固派乘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的機會，叫囂解散中國共產黨，並調動軍隊，密謀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題為《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頑固派的反共陰謀，要求撤退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國民黨軍隊，號召制止內戰危機。與此同時，毛澤東發起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制定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 從1942年春開始，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1941年5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反對主觀主義，力倡實事求是的、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風。同年9至10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其後期的歷史經驗，強調要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他先後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和《兩條路線》兩部重要的黨的歷史文獻集，對分辨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是非，統一全黨的認識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2月，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兩篇重要講演，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切實開展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明確提出整風運動有兩條宗旨，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任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領導整風運動。在同年12月開始的審查幹部工作中，一度發生「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錯誤。毛澤東及時糾正這一錯誤，保證了運動的健康發展。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毛澤東領導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對決議稿進行多次修改，加寫了一些重要的內容。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明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出現的各次「左」傾錯誤，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達到了一致認識，全黨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代表的路線的正確性。1945年4至6月，毛澤東在延安主持召開中共七大，致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和閉幕詞（《愚公移山》），並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綱領和政策。大會確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黨的史冊。 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提出針鋒相對，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爭取國內和平與民主的方針。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他親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國共雙方正式簽署了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將中國共產黨人實現和平民主的誠意昭示於全國。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並在同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指導全黨樹立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思想。在作戰原則上，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人民解放軍遵循這些原則，經過8個月的作戰，迫使國民黨軍放棄全面進攻，轉為集中在山東和陝北實施重點進攻。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在一年內共殲滅國民黨軍112萬人，打退了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毛澤東抓住敵我力量消長的關鍵時機，果斷作出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決策，並令陳（賡）謝（富治）大軍挺進豫西，陳（毅）粟（裕）大軍進入豫皖蘇，以「品」字形陣勢實施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使人民解放軍主力轉入戰略進攻。同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同年12月，毛澤東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在向會議提交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中，指出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總結人民解放軍長期作戰的經驗，提出十大軍事原則；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綱領，強調普遍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是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此後，毛澤東以相當大的精力研究解決黨的各項具體政策和策略，糾正「左」的偏向，先後起草《關於工商業政策》、《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等黨內指示。1948年4月，在由陝北東渡黃河前往華北的途中，發表《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和《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強調正確執行黨的政策的極端重要性，提出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1948年四五月間，毛澤東在河北阜平縣城南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粟裕等的匯報和意見後，決定暫不渡過長江作戰，儘可能多地殲敵主力在長江以北地區。毛澤東還向全黨發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的號召。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殲滅國民黨軍主力、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定性階段。這年9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建設五百萬人民解放軍和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任務，要求各戰略區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在長江以北殲滅國民黨軍重兵集團。毛澤東運籌帷幄，從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同周恩來、朱德等組織指揮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殲滅國民黨軍154萬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在戰略決戰的過程中，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他及時捕捉戰略決戰的時機，制定正確的作戰方針，把實行戰略包圍同實施戰役分割緊密結合，把大規模的陣地戰同大規模的運動戰緊密結合，把奪取大中城市同殲滅敵人重兵集團緊密結合，把軍事打擊同政治攻勢緊密結合，充分顯示出戰略家的膽略和高超的指揮藝術。 1949年3月，毛澤東在河北省建屏縣（今平山縣）的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了重要報告。提出全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他及時告誡全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會後不久，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繼續指揮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實施戰略追殲，同時領導創建新中國的各項準備工作。1949年9月21至30日，主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隨後，毛澤東又當選第一屆全國政協主席，並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年10月1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揭開中國歷史的嶄新的一頁。 新中國成立後的頭三年，毛澤東在指導全黨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同時，精心領導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鬥爭。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總任務，還提出不要四面出擊的策略思想。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徹底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醫治了戰爭創傷，恢復了國民經濟。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由於美帝國主義對朝鮮的武裝侵略嚴重地威脅了我國的安全和經濟建設，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果斷地作出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的決策，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三年時間的抗美援朝鬥爭，並取得偉大勝利。1951至1952年，他領導開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嚴厲懲治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腐化分子，向不法資產階級分子作鬥爭。1952年9月起，毛澤東逐步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得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確認和批准。在實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毛澤東領導實行對資本家的贖買政策，創造出以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引導資本主義工商業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的新經驗；他還創造出由初級到高級逐步過渡的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後期，毛澤東在指導上發生急躁冒進的失誤，特別是1955年夏季錯誤地批評鄧子恢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致使社會主義改造存在過急、過快，形式過於單一的問題。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前，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會上，毛澤東致了題為《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開幕詞。他在開幕詞中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滿懷信心地指出，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共和國第一任主席。 從1955年底起，毛澤東開始認真思考以蘇聯為鑑、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1956年4月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論述中國建設發展的十個問題（即十大關係），初步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若干新方針，並且指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指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確定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大會選舉產生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57年2月，毛澤東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但在隨後開展的反右派鬥爭，卻違背了正確處理兩類性質矛盾的學說，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也由此改變中共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但在他指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又發生以高指標、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很快便有所察覺，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他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察覺到的錯誤。在糾「左」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要尊重價值規律，大大發展商品生產，要區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性質的商品，批評了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入共產主義的空想。但在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又錯誤地發動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在黨內錯誤地開展所謂「反右傾」鬥爭，中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並嚴重損害了黨內民主生活。面對1959到1961年國民經濟發生的嚴重困難，在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後，他立即直接組織和指導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的農村進行調查。經過調查研究，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他批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1962年初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前幾年工作中的失誤主動承擔責任。國民經濟調整即將結束之時，毛澤東主持制定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提出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他還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頂住大國霸權主義的巨大壓力，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 1962年8月和9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同時，他也曾正確地提出要警惕和平演變的危險，表現出戰略家的遠見。1963年至1965年，他發動和領導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錯誤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觀點和實踐，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錯誤。 1965年11月，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這篇文章的發表和隨之而來的在文學藝術領域裡的批判運動，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毛澤東支持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發動後，運動愈演愈烈，遠遠超出毛澤東的預想，形成長達十年之久的動亂。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失誤，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毛澤東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的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讓鄧小平等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還親自領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始終不讓他們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 在這個時期，他仍然十分關心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對外關係，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構想，親自領導實現了中美、中日關係的正常化，推動了世界格局朝著有利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發展。 由於毛澤東的巨大作用和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艱辛努力，在十年動亂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雖然他在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的巨大貢獻仍然贏得中國人民的崇高敬意。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全面的評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的著作編有《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文集》、《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外交文選》、《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論文藝》、《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他的詩詞作品收入《毛澤東詩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