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四章 外國對華投資
外國投資，是資本跨國界的一種運動形式。外國投資一般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即辦產業）和間接投資（主要指貸款）兩種基本方式。在近代中國（1840—1949年），外國對華投資是在資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從這種意義上說，一部外國對華投資史，就是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中國的歷史。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外國資本在資本追逐高額利潤和控制被投資國財政經濟命脈的同時，隨著商品社會化的發展即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的發展，又在客觀上對殖民地生產力的近代化與技術引進，對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外國對華投資，是影響中國近代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很早就引起各方的關注。本世紀三十年代，美國人雷麥的《外國在華投資論》一書，是最早對此作出闡述的專著。五十年代，吳承明《帝國主義在華投資》一書，是在這方面最有影響的專著。八十年代以來，財政部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責令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對近代中國的外債、外資史料進行整理研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檔案館等單位合作，對近代的外債史料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先後出版了《清代外債史資料》（上、中、下），《民國外債檔案史料》（1—12冊），《民國歷屆政府整理外債資料匯編》（1—2冊），《中國外債檔案史料選編》（1—3冊），《上海外商檔案史料匯編》（1—8冊）。所有這些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條件。儘管如此，對近代外國在華投資這一課題的研究，仍亟待加強。一是它涉及到近代政治、軍事、財政、經濟的方方面面，時間跨度長，國別變化快，企業興衰不定，資料殘缺不全，使總體上把握外國對華投資目前還是一塊空白，並且難度頗大。二是利用外資已是我國當前一項基本國策，如何趨利避害，再一次成為擺在國人面前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鑒於此，本章根據目前所能接觸到的材料，從總結歷史經驗入手，力圖通過對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的演變、結構的考察，從總體上把握外國對華投資在近代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以對當前的利用外資有所借鑑，有所警示，並期待拋磚引玉。
需要事先說明的是，近代中國貨幣制度是極度混亂的，這給外國對華投資的計量帶來很大的技術困難。近代中國以銀為本位，銀兩、銀元並用，銀兩又有庫平銀、規平銀、海關銀、京平銀、公砝銀等等，不一而足。同時，世界銀價漲跌不一，使中國貨幣對西方貨幣如美元、日元、英鎊、馬克、法郎等的匯價和匯率極不穩定。為了有所比較，本章在幣值的使用上，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採用美元折算，個別情況使用了日元或人民幣。在外國對華貸款上，清代都統一折算成庫平銀，北京民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統一使用銀元。這種換算使外國在華投資的數量估計只具有相對的性質。
第一節 近代中國外國投資的發展概況
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從無到有，經歷了從產生到發展、膨脹及至最後消亡的幾經變化過程，英國、日本和美國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先後領先，成為對華投資的主角。根據這種變化規律，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大體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即：1840—1914年為第一階段；1914—1931年為第二階段；1931—1945年為第三階段；1945—1949年為第四階段。
外資在華企業的產生和對華投資活動的開始（1840—1914）
從嚴格意義上說，近代中國的外國投資始於1840年鴉片戰爭後，但它的源頭則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前的中西貿易和外國在華洋行。
十八世紀初，英國產業革命後已進入到資本主義時代。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洋行，這是外國資本在華最早設立的企業。其後外商來華者日多，洋行逐漸增加，如美商廣東旗昌洋行（1818年），英商怡和洋行（1832年），英商仁記洋行（1835年）。由於清政府對西方商人實行嚴格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這些洋行都集中在廣州。至1836年鴉片戰爭前夕，廣州已有外商開設的洋行55家，其中英商占四分之三，都以鴉片貿易為主。
鴉片戰爭失敗後，清廷被迫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五口通商」口岸。外國在華投資中心即隨貿易中心一道從廣州移至上海。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西方列強擁有了對華實行經濟侵略的特權；鴉片貿易的公開化，不僅使外國資本掠奪了大量利潤，而且更嚴重的是腐蝕了中華民族。而「租界」和「租借地」的奪取，更成為洋商經濟侵華的橋頭堡。大規模的洋行，如德商禮和洋行（1846年），英商正廣和公司（1864年），太古洋行（1867年），美商茂生洋行（1875年），美孚火油公司（1886年），法商永興洋行（1872年）等，都是在這一時期來華設立的。
外商銀行或金融業也開始發展起來，英商麗如銀行（1845年）、有利銀行（1854年）、麥加利銀行（1857年）、滙豐銀行（1865年），德商德華銀行（1889年），日商橫濱銀行（1892年）就是其典型代表。同時，外商還非法在中國沿海一帶創建工廠。據統計，在甲午戰爭以前，外商在華工業企業共計191家，總投資額為2000萬（銀）元，其中船舶修造業和出口加工業兩項就有116個，占總數的60％，資本1500萬（銀）元，占總投資的75％①。
甲午戰爭失敗後，日本取得了在華設廠之權。西方列強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當然也得到了這個特權。從此，外國在華投資合法化，外資企業迅速①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283頁。發展起來。1898年，中國境內外國人開設的商行共773家，其中英商398家，日商114家，德商107家，美商43家，法商37家②。自二十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外國在華投資無論是總額、直接投資還是貸款，都增加了2倍。如1902年外國在華投資總額為81270萬美元，1914年即達到167240萬美元。其中，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從1902年的52840萬美元增加到1914年109670萬美元，外國貸款餘額則由1902年的28430萬美元增加到1914年的57600萬美元①。隨著外國在華的經濟侵略活動的加深和外國在華投資的擴大，一些大托拉斯企業開始來華投資。如英商英美煙公司（1902年）、亞細亞火油公司（1913年），美商通用電氣公司（1908年）等，都在此時來華設立機構。外商在華所辦的公用事業，如北京英商電燈公司（1903年），天津的比商電燈電車公司（1904年），上海的英商電車電燈公司（1905年），法商電車電燈公司（1906年）相繼成立。外資鐵路和礦山也開始出現。俄國修築的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德國修築的膠濟鐵路，法國修築的滇越鐵路等，都是在1900年以前由它們直接投資興建的。
在礦業方面，則焦作煤礦（1898年）、開平煤礦（1901年）、撫順煤礦和本溪湖煤鐵礦（1905年）、門頭溝煤礦（1908年）等，皆於此時淪入外商之手。在銀行業方面，除英商滙豐銀行、德商德華銀行，日商橫濱銀行在華業務十分火紅外，俄商華俄道勝銀行（1895年），法商東方匯理銀行（1899年），美商花旗銀行（1902年），比利時華比銀行（1902年）也參加了對華掠奪的角逐。據估計，到1914年，外國在華金融業（包括保險業）投資資本約為7575萬美元②。
外國洋行、銀行及各類公司企業除在華直接投資辦工廠以外，還對華進行高利貸式的貸款活動。這种放款活動從鴉片戰爭前對中國廣東「十三行」行商的貸款開始。十三行行商的大量破產，就與它們的高利貸盤剝有關。《南京條約》中的300萬元「行欠」規定由中國官府代為償還，就把這種正常的商業信用的私債變成了清政府的國債，從而以特殊方式開創了中國近代外債的先河。鴉片戰爭以後，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侵華及其巨額的戰爭賠款，使清政府的財政陷入危機中。清政府在財政空虛之際，無論是對內鎮壓人民的反抗，對外抵禦外侮，還是為滿足統治階級奢侈腐化生活以及各種軍政費用，都依賴外債。特別是興辦近代的新式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主要是鐵路），外債更是發揮了重大作用。
據初步統計，到1911年，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共舉借外債208次，債務總額（不是餘額、包括庚子賠款）達到1305888297兩（庫平銀）。1912—1914年，南京臨時政府、北京臨時政府、北京民國政府對外借款約114項，②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中國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7頁。①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②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頁。債務總額為593869857銀元①。
外國對華投資的發展及其投資權的爭奪（1914—1931）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列強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先後捲入戰爭，無暇東顧。日本利用這個時機，乘機大規模擴大對華投資。首先，日本企業大批來華設立工廠，直接投資。有資料表明，從1912年到1919年，外國在華商家數從2000多家增加到8000餘家。其中英商從1912年的592家增加到1919年的644家，美商從1912年的133家增加到1919年的314家，而日本在華商家數1912年為733家，1913年為1269家，1915年增加到2189家，1917年為2818家，1918年為4483家，1919年增加到4878家①。其次，日本大量插手北洋政府的軍政、鐵路借款。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就發生在這一時期。這期間，日本在華銀行的總、分、支行不下100家，住友銀行（1916年）、三菱銀行（1917年）、三井銀行（1917年）就是這一時期在華落戶的。據不完全統計，1915—1918年間，外國對華貸款約計139筆，總額為292652265銀元。其中日本對華貸款共68項，總計194160951銀元，占這一時期列強對華貸款的66％，在對華貸款中遙遙領先。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各國對華投資發生了一些新變化。
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宣布放棄沙皇俄國在華的一切特權，對華投資除中東鐵路外基本上不存在。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其在華特權喪失殆盡。於是在對華投資方面，就剩下英國、美國、法國與日本的競爭。英國、美國和法國對日本在華取得的經濟優勢深表不安，力圖維持均勢。
在借款問題上，美國指責日本「在財政上進行的西原借款和政治上要求的二十一條是同出一轍」，企圖由美、英、法、日四國組成新四國銀行團來控制，並要挾當時的北京政府：新銀行團「應得顧問」中國財政收支和官吏任免，擁有查帳之權。1920年9月，新四國銀行團成立，使日本獨霸中國的局面發生了一些變化。經過1922年華盛頓會議，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就由歷來的「互競侵略」變成為「協同的侵略」，但這種均勢只不過是新的對華爭奪的起點。由於北京政府內部親日派力量強大，因而日本的對華貸款儘管受美國的牽制，但增長速度仍是日本第一。北京政府這一時期借入的大量的無擔保外債（這種無擔保實際上是一種控制中國的手段，並非信譽）幾乎都是由日本銀行承擔的。從具體的數字上看，1919年到1928年，北京政府共舉借外債393筆，債務額為695188740銀元。其中，日本的貸款123筆，債務額為370607518銀元，占這一時期貸款額的53.3％。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後，其對外政策的重心更多地轉向①筆者根據檔案算出，以後關於外債的數字未註明出處者均同此。
①《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第607頁。
了美國和英國。由於北京政府濫借外債造成中國債信的下降，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幾乎借不到外債，僅有的幾次借款也是以美國和英國為多。據統計，從1928年到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共舉借外債14筆（包括對美、英、日三國的「寧案」、「漢案」賠款），借款額為53180861銀元。其中美國6筆，債務額為46412617銀元；英國4筆，債務額為4614474銀元，兩者占了這一時期國民政府債務的95.95％。
在直接投資方面，更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使外國對華直接投資進入了擴張最迅速的時期。1921年，外商在華的商行一度達到了9511家，成為外商在華辦廠個數最多的年份，而日本一國就有6141家。從增長速度上看，日本為11.2％，美國為9％，英國為4.3％，法國為4.2％。從年度投資上看，1920—1923年外國直接投資為16620萬美元，1928年為9660萬美元，1929年為17000萬美元，1930年為20200萬美元①。到1930年，外國投資總額達364880萬美元，為1914年的2.1倍，為1920年的1.8倍。其中直接投資為1914年的2.5倍，為1920年的1.9倍。從國別來看，英國增加了60％，美國增加了3.3倍，日本則增加了5.6倍，躍居為對華投資的首位。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外資企業資本的集中和大托拉斯的活躍。
外商大規模的工業企業，如瑞士汽巴公司（1919年），英商卜內門洋鹼公司（1923年），德商的德孚洋行（1924年），美商德士古公司（1929年）、上海電力公司（1929年）等，均在此時成立。1934年改組成立的英商頤中菸草公司就是在這一時期奠定基礎的。頤中菸草公司的前身——英美煙公司，是1902年由英國和美國的菸草公司合併而成的，1903年它吞併了在上海的英、美捲菸廠，又陸續在漢口、瀋陽、天津、青島等地設立捲菸廠，並收買了哈爾濱的俄商老巴奪煙廠。在這個基礎上改組後的頤中菸草公司，擁有資本25000萬元，成為一個完全操縱我國捲菸業的產供銷各個環節的巨大的托拉斯。據統計，到抗日戰爭以前，中國大約有2800家外商企業（不計分支機構），但處於統治地位的不過是十幾家公司和銀行。如英國的對華投資，集中在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遜洋行3大系統。怡和洋行在中國有7大企業，在香港有12家企業，其投資的「中英銀公司」，掌握了中國鐵路和礦業借款。沙遜洋行控制著25家公司，在地產業中尤具優勢。美國的對華公用事業投資，則由「美國電氣債券公司」、「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兩個托拉斯所掌握。美國杜邦化學公司、福特汽車公司、西屋電氣公司等十大托拉斯，也都在中國設有機構。1930年，美國在華17家大公司的投資額，幾乎占了美國在華投資總額的82％①。
日本對華投資的膨脹與消失（1931—1945）
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56、57、39頁。
①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597頁。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把中國東三省變成了它的殖民地，從此日本對華的半殖民地投資方式轉變為殖民地的獨占的投資方式。
在東北，日本的殖民地投資增長很快。除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外，日本又相繼成立了南滿礦業開發會社、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對東北的工礦運輸業進行全面控制和壟斷。據估計，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在東北的直接企業投資為55020萬美元；至1936年，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達145523萬美元，其中企業資本為132423萬美元。短短五年，企業直接投資增長了2.4倍。在華北，日本於1935年12月成立了一個「興中公司」，資本1000萬日元，這個壟斷資本以軍事力量為後盾，在華北迅速開展擴張活動。肆意吞併華北中國民族棉紡織業，到1936年就控制了天津「北洋六廠」——裕大、裕元、寶成、華新、北洋、恆源等紗廠中的4廠，占有天津紗錠總數的77％，布機總數的67.1％。唐山、青島、濟南等地的中國紡織業也大都落入日人之手。在電力工業方面，日本掌握了冀、察兩省的電網。在採礦工業方面，日本控制了山東大部分煤礦和鐵礦，以滿足其軍事上和工業上的需要。同時，日本還大量增加投資中德合辦的井陘煤礦，以排擠中國和德國的資本。日本的武力侵華及其經濟擴張，極大地損害了英美在華利益。為了與日本爭奪中國的市場、資源和經濟優勢，英、美試圖通過它們所掌握的國際聯盟進行對華「技術合作」。1933年，國際聯盟派拉西曼來華，提出了「拉西曼報告」，準備通過國際聯盟與中國政府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合作來給英美資本在中國找到投資出路，以牽制日本。日本對英、美與中國的「技術合作」，憑藉在華實力，堅持反對。拉西曼計劃未能實現。
在間接投資的借款上，由於日本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得手，日本的對關內的貸款基本停止。而德國在這一時期與南京國民政府政治、軍事等方面關係密切起來，在鐵路和航空方面也進行了較廣泛的合作，其對華貸款居於領先地位。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先後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孔祥熙赴英美接洽借款事宜，為抵禦日本尋求英美的財政支持。繼美麥借款之後，美國的對華棉麥借款也於1933年成立。美國對華貸款有明顯增加。英國則居於對華貸款的第三位。總計自1931—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南京國民政府共借款（包括欠款）53筆，總數達到267823111銀元（其中有一筆未詳）。其中德國99836786銀元，美國73275044銀元，英國48838033銀元。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戰爭的影響下，各國對華投資速度一度放慢。據估計，自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前，外商在華企業的投資額僅增長8％。從日本方面來說，儘管它在東北的投資有較快增長，1931年日本在東北的直接企業投資為55020萬美元，1936年則達到了132423萬美元。但日本在關內的投資由於借款餘額減少，基本上沒有增長。到1936年，日本對華投資總額達到181830萬美元，比1930年僅增長2.2％。美國對華投資總額為32820萬美元，比1930年增長24％。英國對華投資總額為102080萬美元，與1930年相比幾乎沒有增長①。
1937年，日本發動了七七事變，企圖以武力征服全中國。伴隨著日本法西斯的鐵蹄，日本對華的以戰養戰的投資激劇增加。1941年它在東北的投資達到75.49億日元，1945年6月更達到94.36億日元的高度。在關內，日本於1938年成立了華北開發會社和華中振興會社兩個機構，負責掠奪開發關內淪陷區的資源，尤以交通、礦業、電力、電信、鹽業五項為主。1941年底，日本對英美宣戰，沒收英美在華企業。總計日本在華投資，1945年達到445160萬美元，為日本在近代中國投資的頂峰。當然，這種投資是以赤裸裸的掠奪為前提的，因而這些投資隨日本的軍事失敗而被中國接收也是合情合理的。與日本這一階段急劇的投資膨脹形成鮮明對照，英美等國則相形見絀。
美國在華投資從1936年的32820萬美元，只增加到1940年的38290萬美元。英國則由1936年的102080萬美元降為94030萬美元②。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等在華財產被日本接管，大部分成為日資。美、英對華投資除借款餘額外，就剩下新增的幾次較大規模對國民政府貸款。據統計，在國統區，同盟國為支持國民党進行抗戰，對國民政府進行了貸款。從1937年7月31日捷克兵工廠軍械欠款開始，經蘇聯三次易貨貸款，到1945年美國進出口銀行對永利化學公司的貸款止，整個抗戰時期，同盟國實際給國民政府提供27筆貸款，債務總額達3473160419銀元。其中僅美國的貸款就達2620960662銀元。這些貸款對於中國的抗戰事業和大後方的建設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
美國對華投資的擴張和外國在華勢力的消亡（1945—1949）
抗日戰爭結束後，外國對華投資的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構成對華投資62％的日本投資被中國政府接收，日本在戰爭期間沒收的英美企業也由中國政府予以發還。由於歐洲各國失去擴大海外投資的能力，美國成為世界的霸主，對外投資隨「馬歇爾計劃」而膨脹。在對華投資上也是如此。1946年，美國在華的四家銀行全部復業，英國的戰前六家銀行則只有三家復業。美國在上海新設的企業有32家，英國則只有27家。美國的威斯汀豪斯、環球、美孚等大公司都曾與南京政府協議，準備設立電機、造船、水泥、石油等企業，美國財團還取得了煤礦、有色金屬礦的開採權和成渝鐵路、川滇鐵路的築路權。並通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中美航空條約》，幾乎形成了對中國的獨占。到1948年，美國對華投資達141010萬美元，占全部外商投資總額的44.1％。其中借款餘額為102510萬美元，占美國對華投資的72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39頁。
②《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39頁。
％。美國成為對華投資的霸主。英國的對華投資屈居第二，總數為111530萬美元，但對華投資以直接投資為主，達71500萬美元①。
就間接投資而論，這一時期向國民黨提供貸款的有美國和加拿大兩個國家，共14筆，債務總額達703386051銀元。其中美國方面12筆，債務額為479184002銀元，占68.1％，加拿大方面2筆，數額為224202049銀元，占31.9％。當然，在這一時期，美國還大量向國民黨政權提供各種剩餘物資供國民黨打內戰。這些物資中除前面所構成的貸款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用現金支付的，未構成債權債務關係，故未予計算在內。
同時，這一時期也是外國在華投資逐漸走向衰落的時期。由於全面內戰的爆發，1947年外國在上海的洋行由1946年冬的523家減少到370家，其中美商由256家減為182家。美國龐大的對華投資計劃也未能付諸實施。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順利推進和國民黨的失敗成為定局，外國在華投資更是日見衰落。歇業的歇業、回國的回國、撤資的撤資、逃離的逃離。就上海而言，擁有1800家外商投資企業的上海，到1950年7月只剩下684家，僅占總數的38％。其中185家屬於英商，占全部的27％。其次是蘇聯商人，占19％。美商以123家排名第三，占18％。第四名是法商，為41家，占6％。就資產而言，這684家外商企業的資產總值共10000餘億元人民幣（老幣），其中英商3700億元，占35％，美商31621億元，占30％，法商28640億元，占27％。英、美、法商合起來占了全部資產總值的92％。這些企業經過清理，大部分均允許繼續存在和經營。
由於美國對新中國採取敵視和封鎖政策，並下令凍結中國在美國的財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對外商在上海的美商企業採取了軍事管制以及沒收的政策，對其他國商人則分不同情況，經過清估採取了收買、租用等形式促使其產權轉讓，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主義物質基礎之一。這樣，帝國主義國家在近代中國的投資也就走到了它的盡頭。
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39頁。
第二節 外國在華投資的國別、地區及投向結構
外國在華投資的國別結構外國在華投資具有不平衡性，充分表現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圍繞強權政治這個主軸對對華投資權展開的激烈爭奪。
在直接投資方面，英國資本主義對華侵略最早，直接投資數額也最多。
甲午戰爭以前，外國在華投資的工業企業共有191個，英國就占144個，占對華直接投資的絕大多數。甲午戰爭以後，中東鐵路、膠濟鐵路的修築，使俄、德兩國對華投資開始上升，至二十世紀初，英、俄、德三國共占去了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90％。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乘西方各國忙於戰爭，加大對華投資，其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居各國之首，一躍而與俄國相抗衡。此時，英國仍居對華投資的首位，占外國在華企業投資的37％。至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投資額已與英國相當，兩國合計共占總投資的74％，美國也超過法國，而德國投資額則趨減少。七七事變前，日本在華直接投資（連東北投資）所占比重已達總額的48％，超過了英國，居外國在華投資的第一位，美、法兩國則勢力相當。在抗日戰爭時期，除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不斷增加外，美國所占的比重也漸見提高。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對華投資隨著其軍事擴張迅速膨脹，占據對華直接投資的絕對壟斷地位，比重高達80％。
總之，自二十世紀初至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直接投資，英國增加了5倍多，美國增加了13倍，法國增加了7倍，德國則趨向減少。至於日本，則由極少投資，躍進到占投資總額的80％以上，居於絕對優勢。抗日戰爭結束後，則是美國在華的投資的急劇膨脹，幾乎到了獨占的地步。
在貸款方面，情況也是這樣。清代，英國是中國的最大貸款國，貸款次數最多，數量也最大。特別在英商滙豐銀行，更是清政府借款的老顧客。甲午戰爭以前，英國幾乎包攬了清政府的對外借款。據不完全統計，甲午以前目前能肯定的英商借款額為80262939兩（庫平銀），占82.5％。德、美、法、俄四國商人借款12076946兩，占12.4％。不能肯定為哪國借的有4808562兩，占5％。其中滙豐銀行借款60067721兩，占62％。甲午戰爭後，英國的絕對壟斷地位被打破，德國、俄國、法國奮起齊追，後起的日本、美國也不甘落後。據初步統計，英國借款約為339553473兩，占28％；德國為265582368兩，占22％；俄國為200410767兩，占17％；法國161758851兩，占13％；日本為79551356兩，占7％；比利時為60075724兩，占5％；美國為56395745兩，占5％。
北京政府時期（包括南京臨時政府），日本成為對華貸款的主要承擔者。這一時期，外國對華貸款646筆，債務總額達1573960312銀元，其中日本貸款696268668銀元，占44.24％。其次是英國和法國，債務額為203645250銀元和188240594銀元，分別占12.94％和11.96％。比利時在鐵路貸款方面占有很大優勢，成為這一時期第四大貸款國，債務額為117284072銀元，占7.45％。其他如德國為106403251銀元，占6.76％，奧國為94777723銀元，占6.02％，美國為60823520銀元，占3.86％，其他國家為33834191銀元，占2.15％。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特別是抗日戰爭中，美國成了對華貸款的主要提供者。這一時期，外國對華貸款次數不多，初步統計為108筆，但數額卻十分龐大，總額為4497549442銀元。其中美國貸款3219832325銀元，占總額的71.59％。其次是英國，貸款額為449428714銀元，占9.99％。前蘇聯在抗日戰爭時期也給中國以貸款援助，總貸款389856000銀元，占8.68％，居對華貸款的第四位。加拿大、德國和法國，貸款額分別是224202049銀元、100030786銀元和61390208銀元，各占總額的4.99％、2.22％和1.36％。（詳見後表）
外國在華投資的地區結構近代中國的外國投資相對集中，東北和上海是兩個中心。這種情況是與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密切相關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廣州在對外貿易中占據主要地位，外商早期的洋行均集中在廣州。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上海恃其得天獨厚的條件迅速崛起，成為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擴張的中心，因而外國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據統計，甲午戰爭以前，外國在華投資的半數是在上海。
1840—1949年對華貸款前七位國家單位：1911年前為萬兩庫平銀、1911年後為萬銀元、％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第七位總數1840—1895英國德國美國法國俄國——數量％802682.59319.61811.9770.8180.2——97151895—1911英國德國俄國法國日本比利時美國數量％3395528.12655822.02004116.61617613.379556.660085.056404.71208741911—1927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奧國美國數量％6962744.22030512.91882412.0117287.5106406.894786.060823.91573961927—1937美國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捷克荷蘭數量％1196937.31000331.2534516.722317.09493.04141.33661.1321001937—1945美國英國蘇聯法國捷克荷蘭比利時數量％26209675.53959811.43898511.239081.12680.842—4—3473161945—1949美國加拿大數量％4791868.12242031.970339甲午戰爭以後，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加大了對中國的投資。俄國首先把魔爪伸向中國的東北，它夥同法國和德國強迫日本退出遼南，修築中東鐵路，使中國東北在外商對華投資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之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日本加入了對中國東北的爭奪，東北在外商對華投資中的地位變得更為重要。1904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得到了帝俄在南滿的權益。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及以後，日本勢力逐漸擴展到北滿。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統治東北時期，大部分重要礦產資源，都已由日商投資經營。到九一八事變前夕，英、美兩國在東北的投資總額不過4000萬美元，而日本在東北的直接企業投資則達55020萬美元，東北的鐵路、煤鐵礦、主要的工業部門如榨油、釀酒、麵粉、制鐵、繅絲、木材、火柴、皮革等行業也受日本控制，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遠遠超過英、美而居壟斷地位。到九一八事變（1931年）以前，外國在華投資中，有42.8％集中於上海，有33.9％集中於東北①。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3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對東北的經濟侵略就更加肆無忌憚了。軍事性的經濟統制迅速發展，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南滿礦業開發株式會社、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壟斷資本，它們實際上控制了東北的全部工礦業和運輸業。到抗日戰爭前，在東北的日本資本占各國對華投資總額的43.2％。而同一時期的上海，則集中了關內外國銀行業投資的79.2％，進出口和商業的81.2％，工業的67.1％，房地產的76.8％①。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了。當然與日本獨占東北相反，上海是各個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共享的國際資本家、冒險家投資的「樂園」。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在東北的投資仍在增長，到1945年達到303640萬美元，占外國在華投資總額的44.9％。上海在這一時期，曾有一度的「孤島」繁榮，不久完全落入日本之手，美英的在華財產也被日本接收。日本投降後，日本的在華投資理所當然被中國政府接收。因而外國在華投資的地區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東北的外國投資基本上不存在，上海成了外國在華投資的唯一的中心。
其他如天津、廣州、武漢等地也是外國在華投資的較重要地區。
外國在華投資的投向結構外國在華投資的投向結構，是指外國在華投資在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兩者之間的比例以及在各自投資領域內的具體分布。
外國在華投資基本上由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兩部分組成。大致說來，如①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頁。①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頁。把賠款除外，外國在華投資以直接投資為主，約占總投資的60—80％。當然，在這100多年中，這兩個部分的比例隨時間的變化而有所波動。據美國人雷麥在三十年代的估計，1902年，間接投資占36.1％，外國直接投資占63.9％。1914年，前者占32.7％，後者占67.3％。1931年，前者為21.9％，後者達78.1％①。吳承明先生對此作過估計，他認為：如果不計戰爭賠款的未付額，則1902年間接投資占34.9％，直接投資占65.1％，1914年兩者的比例分別為33.7％和66.3％；1930年直接投資的比重上升到72.9％，間接投資的比重下降到27.1％；1936年直接投資的比重升為80.5％，間接投資為19.5％；1941年，直接投資更上升到90.4％。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美國政府提供大量貸款供國民黨作內戰經費之用，間接投資的比例一下子跳躍到51.2％②。吳先生的估計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覺得，應該把賠款轉化為債務算進去。根據這一計算方式，外國在近代中國的間接投資的比例就會高出許多（詳見下表）。
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比例表單位：％19021914193019411948雷麥的估計：間接投資36.132.721.9直接投資63.967.378.1吳承明的估計：間接投資34.933.727.19.651.2直接投資65.166.372.990.448.8筆者的估算：間接投資65.649.630.610.252.0直接投資34.450.469.489.848.0就間接投資而言，很大一部分是用於非生產性的行政軍事經費。但無可否認，還有一部分是用於抵禦外國侵略的自衛戰爭借款，一部分是用於近代中國的經濟建設當中。中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和生產方式的形成，都與外債有直接的關係。
清政府130589萬兩庫平銀外債中，賠款借款或賠款轉化為外債（包括庚子賠款）79388萬兩，占總數的60.79％。海防、塞防與抵禦外侮借款7950萬兩，占總額的6.08％。各種行政經費借款占總額的4.45％。各種實業借款37456萬兩，占總額的28.68％。其中鐵路借款占24.36％，礦業借款占①雷麥：《外國在華投資論》，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76頁。
②《中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市場》，第31頁。
2.68％，電訊借款0.67％，其他借款占0.97％。
北京政府時期（包括南京臨時政府在內），舉借外債157396萬銀元，各種軍費和行政經費的借款68816萬銀元，占43.73％，實業借款45462萬銀元，占28.88％，借新債還舊債43118萬銀元，占27.39％。在實業借款中，鐵路借款占總借款的20.60％，礦業借款占0.62％，電訊借款占1.59％，工業借款占0.40％，航空航運借款占1.16％，金融借款占0.44％，教育事業借款占0.36％，其他實業借款占4％。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用於抗日的借款達325172萬銀元，占這一時期借款的72.3％。一般行政借款64922萬銀元，占14.43％。實業借款59661萬銀元，占13.27％，其中鐵路借款占4.83％，電訊借款占0.27％，航空借款占0.29％，金融借款占3.63％，教育借款占0.02％，其他實業借款占4.23％（詳見下表）。
近代中國外債投向情況表單位：清代為萬兩庫平銀，清代以後為萬銀元，％清政府時期北京政府時期南京政府時期軍政借款57944.46881643.76492214.3賠款借款7938860.8抵禦外侮借款79506.132517272.3（抗戰借款）
借新債還舊債4311827.4實業借款3745628.74546228.95966113.3其中：鐵路借款3181524.33242620.6217294.8電訊借款8740.726431.612100.3礦業借款35052.79840.6航空借款18311.212960.3金融借款6930.4163053.6教育借款5120.482其他實業借款12621.063734190394.2註：北京政府時期包括南京臨時政府在內。
就直接投資而言。外國在華投資，多集中於商業掠奪性企業，即用於貿易業以及與其相關的金融業、運輸業方面，至於對工礦企業的投資，除1947年外，始終占不到20％。而且在工業投資中，大都是進出口公司所附設的加工工廠、船舶修造廠等（詳見後表）。這說明這些投資是為其對華投資和掠奪服務的，並表明西方列強通過這些直接投資使中國永遠從屬於宗主國的險惡用心。
近代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比例表①單位：百分比年份金融業貿易業運輸業製造業礦業公用事業189431.2838.5312.2012.1100.9219147.8614.8334.9011.506.152.77193016.0028.1020.6015.807.606.00193640.7222.269.4815.763.917.41194720.5013.759.8223.337.9124.68①引自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第529頁；第三卷，第43、747頁。
第三節 外國對華投資的性質和作用
外國對華投資的性質
在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具有資本輸出的性質，具有很強的吸血性，完全符合列寧所說的要「從一頭牛身上剝下兩張皮來」這個資本輸出的一般規律。但這還不夠，在近代中國，由於外國在華侵略特權的存在，外國在華投資更具有赤裸裸的掠奪的性質。具體表現在：外國在華投資大多是「白手起家」，而利潤卻十分的豐厚。
從外國在華投資的資金來源方面來看，許多外資企業的所有者是「白手起家」的。也就是說他們在創辦企業時，根本就身無分文，而是在華投機冒險起家的。這裡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在中國以鴉片販賣、土地占有、戰爭勒索、投機欺詐等手段攫取非法利益，從而取得在華企業投資的資本。抗日戰爭以前，帝國主義諸國在華企業和不動產投資的總額，約值37億美元。但其資本，大部分並非自國外輸進，而是從中國掠奪得來的。其中價值4.4億多美元的地產，則是由特權強占和地價上漲而來的。有人估計，除日本外，英、美等國輸華的企業資本額，最高不會達到其投資額的1/3。就鴉片販賣而言，鴉片是西方列強踏上中國土地後所做的第一件傷天害理的禍事，當時來華的許多大洋行如怡和洋行、寶順洋行、旗昌洋行都是靠鴉片起家的。鴉片戰爭後，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走私販賣鴉片的洋行約有200家，到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沙遜洋行在中國操縱了70％的鴉片貿易市場，大發其財，逐漸形成為從事房地產的托拉斯集團。據有人估計，從1800—1894年的95年中，西方強盜共向中國輸入了372萬箱鴉片，價值在22億銀元以上①。再以工業為例，大規模的企業如開灤煤礦原為中國的企業，是英國人趁庚子事變僅以5萬英鎊騙得的，實際上等於由英國無代價地「收買」了。自1911年開平煤礦公司與中國的灤州煤礦公司合營時起，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為止，英國股東已坐享371萬英鎊紅利、96萬英鎊股息，同時其資本淨值增加了50％。可見英商以其5萬英鎊的投資，在26年時間裡，不僅賺取了371萬英鎊的利潤，而且在中國保有300萬英鎊的財產。從這些事例中，我們不難看出，近代中國的很大一部分外國在華企業，就是這樣憑藉侵略特權毫無代價地取得的。不僅如此，各大企業龐大的資產和歷年的增資，也大都來自在華攫取的利潤，很少有資本輸入。
一是外國在華直接投資企業所得的高額壟斷利潤，也是外國在華企業資本的重要來源。從外國在華投資的利潤上看，它們一般均能獲得高額壟斷利潤。據估計，自二十世紀初的1902年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止，帝國主義①許毅、隆武華等：《清代外債史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頁。國家所輸入中國的企業投資不過10億美元，而從中國匯回去的企業利潤卻高達20億美元。關於外國資本在華經營近代工業的利潤情況，我們可以從下表中看出一二（詳見後表）。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利潤率，只是賬面的純利對已繳本額的百分比，並沒有包括各種形式的變相利潤和隱蔽利潤。所以，實際利潤肯定要超過此數。許多外資廠礦企業，在三、五年內就從企業利潤中收回了原來投資的數額。如開平煤礦在1901年、1904—1913年間的平均利潤率達17.49％，則五六年就可收回原投資額。再如耶松船廠在1895—1913年這19年間，平均利潤率達16.12％，這意味著已經收回幾倍原始資本了。另外，外國在華工礦企業的利潤，除了提存準備金和折舊費外，都分股息紅利，並且相當高。這些剝削來的高額股息，穩穩噹噹地流入外國資本家手中。關於這一點，英商耶松船廠（1900年）對此供認不諱：「在過去八年間，我們付給股東的股息共計887500兩，或者說，比公司原始資本（800000兩）還要多77500兩；這就是說，各位先生，你們已經收回你們的資本和超過資本10％以上的收入了。」①從這裡我們不難發現，外國在華企業的投資的利潤率，遠遠超過他們本國的利潤率。據日本人的估計，在二十世紀初期，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的利潤率趨勢如下：1900年，日本9.31，英國3.66，法國3.13，德國4.59；1905年，日本7.69，英國2.58，德國2.48；1906年，日本7.12，英國4.00，法國2.69，德國4.04①。
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近代工業利潤表②①《北華捷報》1900年9月19日，第605頁。
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356頁。
②引自馬宇平、黃裕沖：《中國昨天與今天1840—1987國情手冊》，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00頁。
企業名稱年份資本「純利」「純利」比資本香港黃埔船塢公司18861562500元375049元24.0％香港黃埔船塢公司18931562500元322386元20.6％祥生船廠1891—1892800000兩139903兩17.5％祥生船廠1893—1894800000兩138964兩17.4％耶松船廠1892—1893750000兩101128兩13.5％耶松船廠1893—1894750000兩157259兩21.0％美食兄弟有限公司1889—1890275000兩32471兩11.8％美食兄弟有限公司1892—1893275000兩15796兩5.7％老德記藥房1892120000兩21422兩17.9％新上海製冰廠189336000兩5138兩14.3％上海大英自來火房1874150000兩23121兩15.4％上海大英自來火房1889200000兩43476兩21.7％上海大英自來火房1894200000兩49456兩24.7％上海自來水公司1884119639鎊4885鎊4.1％上海自來水公司1890610017兩55630兩9.1％上海自來水公司1894665711兩71355兩10.7％外國對華投資的作用如何評價近代中國外國在華投資，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史學界一直有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主要應把握以下兩點：第一，近代外國對華投資，是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中國的手段。
近代外國對華投資，是與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社會相始終的。在這個過程中，近代中國的外國對華投資，成為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中國的手段。具體表現在：1.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成了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重要工具。在近代中國，中國主要的經濟部門幾乎都被外國企業所控制。抗日戰爭以前，帝國主義在華工業，壟斷了中國的煤、鐵生產和公用事業：煤的76％，鐵的全部，電力的60％。中國民族資本唯一較有發展的棉紡工業，外資也占了50％左右（詳見後表）。這些部門，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一旦落入外國掌握之中，必然是受制於人。說中國近代是半殖民地社會，從經濟上來看，就是經濟命脈被別人控制。
2.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民族工業是一個沉重的壓迫。由於外國在華所設的工廠企業的生產，都是帶有壟斷性的大生產。如美商上海電力公司的發電量，超過所有華商發電廠發電量的總和；英商頤中菸草公司的產量，超過所有華商煙廠的產量；英商中國肥皂公司的生產，占華商生產的一半。在這些優勢的外資企業面前，中國的民族資本就顯得十分的單薄，往往成為外國資本對中國主要經濟部門的壟斷①單位：％年份全部船運業長江船運業紗錠煤鐵礦石生鐵電力布機189777—41————0.0190283—37——100—0.01903—7337——100—0.0190784—34——100—0.01914—774690100100—50.1191678——80100100——191877794377100100—43.9192076—4277100100—49.0192276—3778100100—46.1192479764076100100—41.7192680——789995——1928787743789996—49.21930837843769999—50.51932———77—956451.81933———83—926351.11934—77438099966252.11936—82466699975556.41936年華資與外資在近代工業中的比重（不包括東北地區）②單位：％製造業公用事業礦業運輸業鐵路公路航空航運總計中國資本36.80.033.518.613.4100.064.49.325.9外國資本63.2100.065.581.486.60.035.690.774.1外國在華投資企業排擠和兼併的對象。以棉紡工業為例，華商紗廠在清末就有4家被外資兼併，至民國元年以後，又有許多華商紗廠陸續被外資兼併，而且越來越激烈。在1936年一年中，被日本帝國主義企業兼併的中國紗廠，①引自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中國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124、127—129、134—136、221—222、248頁。
②引自谷春帆：《中國工業化通論》，上海1947年版，第169—171頁。竟達6家之多。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國在華企業的壟斷和壓迫。
3.外國對華貸款大多帶有政治性質，附有苛刻的政治經濟條款。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利用貸款，不僅把中國的關稅、鹽稅、厘金、田賦以及鐵路、森林、礦藏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而且據此干涉內政，操縱軍閥的混戰，影響中國的政局。如西原借款所達到的目的與「二十一條」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再如中國海關長期由外國人把持，海關總稅務司先是英國人赫德，後是美國人梅樂和。從他們的實際作用看，就是中國政府的太上皇。
第二、外國在華投資在客觀上對中國近代生產力的產生和發展，對於中國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
中國是人類四大文明古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走在世界前列。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早在唐宋時期，中國就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資本主義的嫩葉始終沒有突破封建主義的桎梏，在西方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後，中國仍處於封建專制的統治之下。隨著西方商人的東來，隨著中國的大門被打開，外商企業開始在中國沿海一帶建立，儘管是偷偷摸摸的，但它畢竟是中國大地上第一批資本主義近代企業，對當時仍處於封建專制下的中國在客觀上起到了示範作用。在洋槍洋炮的震撼聲中，在西方機器的轟鳴聲中，中國一部分人開始醒悟過來，一時之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成為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追求的目標。洋務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而要辦工業，要開礦山，就得籌款，這對於被賠款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近代中國歷屆政府來說，無疑是一件難事。於是向外舉債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從留下的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代的鐵路主要是靠借外資修起來的（詳見下表）。從這種意義上說，沒有外國投資也就沒有中國近代化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正是針對此而言，我把外債作為中國式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特殊方式，並且這種方式在發展中國家常常採用。
中國近代經濟建設借款及占外債總額的百分比借款次數總額經建借款數及占總額％鐵路借款數及占經建借款％晚清政府20813.1億兩（庫平銀）3.7億兩28.7％2.8億兩86％北京政府64615.7億元（銀元）4.5億元28.9％3.2億元71％南京政府10845.0億元（銀元）6.0億元13.3％2.2億元37％中國資本、外國資本占鐵路里程的百分比①①引自張仲禮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著選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頁。年份中國資本自建外國直接投資修建外國貸款修建18760.0100.00.01895100.00.00.019033.996.10.019113.545.950.619143.038.958.119206.232.761.1192615.226.358.5193422.823.853.4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指出：「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但是，有一點他們是一定能夠做到的，這就是為這兩者創造物質前提。難道資產階級做過更多的事情嗎？難道它不使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污穢、蒙受苦難與屈辱就實現過什麼進步嗎？」馬克思接著寫道：「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的果實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比較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得到重建。」①由此，馬克思得出這樣辯證的結論：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的形式。馬克思的這一段名言，對於我們研究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具有指導意義。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1—7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