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二章 工業工程技術
第一節 土木工程建築
各種建築形式與建築思潮的流行從五四運動到抗日戰爭爆發的這段時期，中國近代建築已進入了它的繁榮時期，但是它的發展又是曲折複雜的，除了一些偏僻地區仍然保持著傳統的做法外，一般城市的建築都在探求著新的發展道路。尤其是在大型建築中，既可以看到西方古典與折衷主義建築形式的移植，也湧現了一批建築師在致力於發展西方現代建築風格；既可以看到應用現代建築技術繼續發展中國宮殿式與傳統建築形式，也出現了一批中國傑出的建築師對創造新民族形式建築的探討。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時，中國近代建築曾在繼承與革新方面作過大膽的嘗試，中西建築文化趨於交融，形成一些新的特點，無疑對後來建築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抗日戰爭時期，建築活動幾乎瀕於停頓，少數新建房屋規模都不大，且多為臨時性的建設，建築質量也比較低劣。抗戰後，少數大城市雖然也搞過一些長遠的建設規劃，但都是紙上談兵，根本沒有付諸實踐。如「上海都市計劃草案」，「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等均是。只有南京，為恢復首都面貌，作過一些官方的建設。在建築設計思想與建築教育方面，總的來說，則已普遍流行現代建築思潮，但許多建築師崇美思想甚為嚴重，甚至盲目追求美國建築方式，而對中國建築特點的考慮則趨於淡漠。
1.西方古典與折衷主義建築。
真正的西方古典建築形式與折衷主義建築思潮在我國的流行主要是在二三十年代。這一方面是由於外國建築師在華大量開展設計活動，直接輸入了西方國家當時的建築風格，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國留學歸來的近代建築師主動引進了西方建築形式與設計方法的緣故。這類例子當時在全國各地均可見到，其中尤以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廣州、漢口、瀋陽、長春、大連等大城市更為明顯。
1921—1923年建造的上海滙豐銀行大樓可算是這類建築的傑出代表。該建築位於福州路外灘，規模龐大，造型宏偉，是外灘一帶最引人注目的建築之一。大樓主體高六層，底下有一層半地下室，樓頂中部還突出一個二層帶穹頂的塔樓。建築造型採用西方古典復興式，比例嚴謹，外牆表面用石砌，上下分為三段處理，下面兩層用粗獷的花崗石砌築，中間三層應用了羅馬科林新柱式與平整的石砌牆面，再上面為檐部和處理成女兒牆似的頂層。銀行正立面朝東，有三個圓券形大門，門前設有一對青銅臥獅。建築物內部用鋼骨架結構外包混凝土，牆體也很厚實，最厚處達1.40米。底層室內有兩個營業大廳，大廳內部柱子、牆面與地面均採用義大利雲石裝修，尤其是科林新柱頭部分還特別用了銅質裝飾，給人以富麗堂皇、資產雄厚與安全可靠之感。滙豐銀行是英國在華的金融中心，是其在遠東的據點，大樓的建築充分表達了當時的建築思潮和建築水平。
1924—1930年建造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校園內的中心建築群是當時另一組傑出的西方古典建築。其中較早的兩座為1924年由帕斯卡爾（J.Pascal）設計的孟芳圖書館和由上海東南建築公司設計的科學館（現名江南院）。圖書館建築高二層，外觀系採用標準的羅馬愛奧尼柱式構圖，入口有突出的宏偉柱廊，外牆全用水刷石粉面，內部結構採用鋼筋混疑土梁板結構，整個建築造型十分嚴謹，酷似歐洲學院派的手法。科學館建築為四層，外觀只在柱式與檐口、基座部分用水刷石粉面，其餘外牆則用青磚砌築。1929年由李宗侃設計的生物館（現名中大院）高三層，外觀也採用西方古典建築手法，但造型處理已較圖書館略遜一籌。1930年大禮堂的建成，則為校園內這組西方古典建築群確立了中心。大禮堂系由英國公和洋行設計，造型宏偉，外牆用水刷石粉面，內部全是鋼筋混凝土結構，上部正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八角穹窿頂，屬典型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建築形式，整座建築從基座、線腳、柱式到穹頂都表現出建築師具有西方古典建築手法的高度素養，是我國近代建築中非常可貴的傑作。
當時由中國建築師自己設計的西方古典建築也已達到很高水平，例如由沈理源設計的天津前鹽業銀行（1925年）和前浙江興業銀行（1925年），由貝壽同和關頌聲設計的北京大陸銀行（1924年）以及1923年在上海香港路建成的舊銀行公會大廈等，都是很好的實例。
這時期採用西方折衷主義手法的建築在各地比比皆是，較為著名的例子如公和洋行設計的上海沙遜大廈（1925—1928年，今和平飯店），由哈沙得和飛力柏斯二建築師聯合設計的上海永安公司（1916—1918年）、上海先施公司（1915—1917年），上海前正廣和汽水廠大門（1937年），以及上海舊法國學堂等等。在北京清華大學校園內，除了大禮堂與清華學堂等少數幾座建築具有較嚴謹的古典手法以外，這時期的其餘建築基本上都是採用折衷主義建築手法。
2.西方現代派建築。
三十年代初，有一部分在華開業的外國建築師和剛從國外留學歸來的中國近代建築師，他們受到西方現代建築思潮的影響，不滿於在建築上進行繁雜的復古裝飾，也開始在我國一些大城市中作過不少現代建築的嘗試，其中尤以上海最為突出，比較著名的例子有國際飯店（1931—1933年，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設計）、大光明電影院（1932年）、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1933年）、畢卡第公寓（今衡山公寓，1934年）、百樂門舞廳（1933年）等等，其中不少建築已基本達到了國際水準。
國際飯店是這一批現代建築中的佼佼者，代表了三十年代我國建築技術的最高水平。它於1933年正式落成，造型仿美國早期摩天樓形式，外觀高聳，並逐漸向上收縮，形成塔狀。建築號稱24層，實際是地面以上為22層，地下室2層，總高86米，是五十年代前我國最高建築。樓內有快速乘客電梯三部，另有為服務用的電梯三部。建築結構為工字鋼骨架外包混凝土，是西方摩天樓常用的方法。大廈地基為了堅實和減少沉降，由丹麥人開的康益公司承包打樁工程，梅花樁深達36.6米。建築平面布置甚為緊湊而實用，樓內設備完善，裝修精美，立面造型簡潔，基座部分為黑色花崗石貼面磨光，上部牆身全用褐色泰山面磚貼面，整座建築富有高層建築和垂直線條韻律，成為上海標誌性建築之一。
南京曾是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我國不少近代建築師也曾在這裡作過一些現代建築風格的嘗試，如由李錦沛設計的原最高法院大樓（1933年），現為江蘇省商業廳，其外觀就帶有歐洲新藝術運動的特點，立面上運用了許多粉刷的豎線條裝飾，中部還有意地做成塔狀，這種立面處理手法在南京近代建築中也能見於其他實例。在建築物的內部則為磚木結構，木樓梯木樓板。在這座建築落成後不久，1935年由華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建造了實業部地質礦產博物館，它是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造的早期現代建築造型。立面仍保持對稱布置，設有踏步直通二樓，紅磚外牆，不加粉刷，但磚工精細，並在入口兩側牆上做有一排凸出的磚塊裝飾，整座建築既簡潔大方，又有豐富的細部點綴，頗為耐人尋味。在三十年代建造西方現代建築風格的典型實例還有李錦沛設計的新都大戲院（1935年），今勝利電影院；楊廷寶設計的大華大戲院（1935年）；梁衍設計的國際聯歡社（1936年），今南京飯店前樓；華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首都飯店（1932—1933年）以及福昌飯店（1932年）等。這幾座建築大多是既造型簡潔，又同時保持豎線條或橫線條的裝飾，只有首都飯店已基本將造型加以淨化，而且平面根據功能與基地的特點做成不對稱形式，是同期建築中手法較新穎的一座。由於這種形式的建築符合現代建築功能的需要，又便於應用新的材料與結構，而且工程造價經濟，建築造型新穎，因此在商業性和公共性建築中很快得到發展，而且逐步形成一種潮流。除南京之外，在廣州、武漢、天津、北京等地的現代建築也方興未艾，尤其是廣州成為南方新思潮的先驅，1936年建造的愛群大廈高18層，平面成熨斗形，內部能適應多功能需要，立面造型簡潔新穎，並以豎線條強調高聳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是近代南方建築的一朵新秀。
本時期各城市的居住建築也普遍有所改進，里弄住宅、花園新村、集體宿舍樓、單元式公寓樓、花園洋房等已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院落式或天井式的民居，在平面布置上比較緊湊、實用和舒適，結構上是用磚木混合結構，以磚牆代替過去的立帖式木樑架承重，設備也已現代化，一般都有水電設備和衛生間，建築造型比較簡潔。三十年代以前多為清水外牆，三十年代中期開始已有不少居住建築在外部使用各種粉刷飾面，這些做法都為後來住宅建設開闢了現代設計的道路。
3.近代宮殿式建築。
五四運動後，逐漸出現了一批「宮殿式」建築形式的公共建築，這類建築應用新技術建造仿傳統宮殿式的屋頂，內部用磚牆與鋼筋混凝土結構；平面完全按功能需要布置，不拘傳統舊制；立面多為二、三層，經常做有裝飾性的壁柱，柱間布置著一個個長方形的窗戶。這種形式的建築當時一般通稱為「宮殿式」建築。
上海聖約翰大學懷施堂是現存這類建築中最早的實例之一，建於1879年，內部用磚木結構，平面為四合院式，入口處有高聳的鐘樓，頂部為中國傳統的重檐翹角，外牆用西式券廊，顯然是中西混合手法，造型比較生硬，表現了早期不成熟的特徵。
由美國基督教創辦的南京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大學的建築，是應用新技術建造這種「宮殿式」建築較為典型的例子。美國芝加哥的珀金斯與漢密爾頓建築師事務所（PerkinsFellowsandHamiltonArchitects）於1917年曾應用這種方法建造了金陵大學的禮拜堂，外牆用城磚砌築，不施粉刷，內部用木結構，屋頂為傳統飛檐與灰色筒瓦，造型樸素無華，平面則按禮拜堂功能布置。1919年美國建築師司馬（Small）又為金陵大學設計建造了北大樓，也是應用同樣方法。同時北大樓在外觀上突出中部五層塔樓，可能是受歐洲中世紀市政廳構圖的影響。此後，由司馬在1925年設計的西大樓以及1926年齊兆昌設計的東大樓（1956年被燒後已按原樣重建）、科學館等建築雖仍用傳統形式，但內部已改用鋼筋混凝土結構了。
金陵女子大學略晚於金陵大學，該校籌建於1918年，1921—1923年先後落成七幢主要建築，形成一組完整的宮殿式建築群，其中包括會客廳與健身房、科學館、教學樓、宿舍等。1932年，又增建圖書館（樓下為教室）及大禮堂（樓下為音樂室）。此後又陸續建有許多附屬建築。金陵女大建築群的主要設計人為美國著名建築師茂菲（HenryK.Murphy，1877—1954），中國建築師呂彥直（1894—1929）為助理。這組建築的總平面仿照了中國建築的傳統布置，對稱嚴謹，並且還考慮到採用中國廊廡的聯繫方法，建築物的形體不大，均為二層，平面依照功能需要進行設計，材料完全現代化，並全用鋼筋混凝土結構，而立面則為中國宮殿形式，柱子、斗拱、梁枋、獸吻等一應俱全。由於門窗受立面限制，故光線與通風較差。另外，某些細部也處理不當，例如教學樓檐下斗拱不置於柱頂之上而放在柱頭兩邊，既不合傳統習慣，也不能形成象徵主要支撐構件的作用。但它應用現代建築技術來發展中國傳統建築形式，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大膽的嘗試，同時也為呂彥直後來設計中山陵與廣州中山紀念堂奠定了基礎。
此外，茂菲又於1925年在北京開始設計建造了燕京大學校舍，同年美國建築師安那（C.W.Anner）也設計建造了協和醫學院，1926年德國建築師格里斯尼特（DomAdelbertGresnigtO.S.B.）設計建造了北京的輔仁大學，其他還有廣州的嶺南大學、成都華西協和大學等也都作了類似的探索。
中山陵是近代宮殿式建築最傑出的代表，也是中國近代建築史上最重要的建築之一。陵墓位於紫金山中部茅山南坡。1925年9月，呂彥直的應徵中山陵墓設計圖案獲頭獎，被定為陵墓實施方案，呂彥直也被聘為建築師。中山陵於1926年3月12日舉行盛大的奠基典禮，至1929年初步建成。陵墓建築群所用的材料大部分為蘇州金山之花崗石，或為香港之花崗石。當時全部建築造價共為150萬元。
陵墓共占地8萬餘平方米，總平面範圍「略呈一大鐘形」，象徵著孫中山先生畢生致力於喚醒民眾，反抗壓迫，為拯救國家、民族奮鬥不息的偉大精神。中山陵的創作思想是把建築與環境融為一體，總體規劃吸取中國古代陵墓總體布局特點，採用了軸線對稱的平面，陵墓建有牌坊、甬道、陵門、碑亭、祭堂和墓室，所不同的就是甬道兩旁沒有石象生，並打破了傳統神秘、壓抑的基調，代之以嚴肅開朗又平易近人的氣氛，反映了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性。
陵墓甬道長375米，寬40米，墓室位於海拔158米高處，由陵園入口至墓室距離700米，高差70米，連續的空間序列與軸線上一系列的重點建築，創造出了莊嚴雄偉的氣魄。
陵墓的單體建築造型亦基本上採用傳統帝王陵寢的形式，但不同的是，不用紅牆黃瓦而用藍色琉璃瓦屋頂，花崗石的牆身，內部用鋼筋混凝土結構。主要建築造型嚴謹，尺度、體型、材料、表現和細部傳統花紋的應用均較成功，具有穩重、純樸的莊嚴氣氛，比傳統帝陵更顯得清高肅穆。入口的「博愛」牌坊完全是傳統的三間石牌坊形式；陵門為清式歇山頂三拱門石建築；後面的碑亭則為典型的重檐歇山頂石建築。而主體建築祭堂的平面為方形，並將四個角墩突出，以適應功能需要，使建築形式突破傳統舊制，但仍不失傳統建築風格。外觀用重檐歇山藍琉璃瓦頂，檐下施以石斗拱，祭堂內部的黑色花崗石立柱和黑大理石護牆襯托著中間孫中山的漢白玉坐像，構成寧靜肅穆的效果。而其不足之處是建築群的組合較分散，台階坡度遮擋祭堂下部視線。但總的來說，中山陵的落成，仍不愧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的傑作。除陵墓主體建築之外，在周圍尚有一系列傳統形式的紀念建築，這是當時各界人士和海外僑胞緬懷孫中山先生而捐資修建的。其中仰止亭、光化亭（1935—1936）為劉敦楨設計，行健亭為趙深設計。
4.新民族形式建築。
三十年代初期，中國近代建築師中的一些有識之士看到傳統建築形式與現代技術、現代功能結合的矛盾，並且也考慮到宮殿式建築造價昂貴，於是大膽探索了「新民族形式的建築」。這類建築一般採用現代建築的平面組合與體形構圖，並多半用鋼筋混凝土平屋頂，或用現代屋架的兩坡屋頂，但在檐口、牆面、門窗及入口部分則重點施以中國傳統構件裝飾，並輔以適當的傳統花紋圖案。在室內也採用類似的傳統裝飾，有時還應用傳統的平棋天花做法和彩畫等等。這種設計實際上是希望兼顧新的建築功能需要與現代技術特點，又能帶有民族風格的一種嘗試。因此，也有人稱之為「現代化民族形式建築」或「混合式建築」。它為中國建築的現代化與民族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並對解放後民族形式建築的設計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三十年代，南京對這類建築的探索在全國範圍內處於領先地位，它已突破了單純對傳統形式的模仿而進入了創造的領域，其中有不少建築不失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的重要範例。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趙深、陳植、童寯合作設計的前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1932—1933，今江蘇省人大常委會辦公樓）；由奚福泉、李宗侃合作設計的國民大會堂（1935年，今南京人民大會堂）、國立美術館（1935年，今江蘇美術館）；新街口的中國國貨銀行（1936年，今新街口郵局）；由基泰工程司楊廷寶設計的中央醫院主樓（1933年，今南京軍區總醫院）、中央體育場一組建築（1930—1933年）、中山陵音樂台（1932年）、紫金山天文台（1931—1934年）等等，其中尤以外交部大樓與中央醫院主樓最為典型。
1932年，以「趙深建築師事務所」名義提出的外交部大樓方案，當時是以所謂「經濟、實用又具有中國國有形式」的特點，擊敗「基泰建築工程司」設計的中國宮殿式屋頂方案而奪標的。當然，這也與當時外交部經費的限制有關。
外交部大樓於1933年落成，平面呈「T」字形，入口有個突出的門廊，主體建築為四層，另有一個半地下室。整座建築的平面設計與立面構圖基本採用西方現代建築手法，但卻結合中國傳統建築的特點與細部，因而體現了新民族形式的精神。立面上下劃分為三段，即勒腳、牆身和檐部。牆面用褐色面磚貼面，平屋頂檐口下部用同色玻璃磚做成簡化斗拱裝飾，底層半地下室部分的外牆用水泥粉刷，象徵基座。內部大廳天花飾有清式彩畫，室內牆面亦做有傳統牆板細部。該幢建築具體方案的設計指導思想是既不完全抄襲西方樣式，也不是一成不變地照搬中國宮殿式傳統做法，而是根據現代技術與功能的需要安排平面布局與造型，同時又具有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以達到新民族形式的目的和反映建築的時代性。
位於南京中山東路的原中央醫院也是新民族形式建築的一個重要傑作，1931年由楊廷寶設計，1933年建成。醫院主樓平面按現代功能布置，立面在西方現代建築構圖的基礎上裝飾有傳統的細部與花紋，並在入口部分重點加以傳統處理手法，簡化了傳統建築形式，又能獲得新穎穩重的民族風格。立面構圖仍為三段式，左右對稱，細部還做有仿傳統構件的裝飾，如花紋、梁枋、霸王拳、線腳、滴水等等。
除南京之外，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效仿，比較著名的有上海江灣體育場，董大酉建築師設計，1934年建；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廈，建於1936年，英國公和洋行（Palmer＆TurnerArchitect’s）與中國建築師陸謙受合作設計；北京交通銀行，建於1931年，楊廷寶設計。其中上海中國銀行大廈是應用新民族形式手法探討高層建築的先例，但造型比例欠妥，在建築藝術上並不成功。
5.西方現代建築思潮。
1937至1949年，西方現代建築思潮對我國有很大影響，西方的建築理論，建築設計方法，建築表現技巧，建築教育制度，建築雜誌，建築書籍都在中國建築界占據了統治地位。這時期建造的房屋，除少數例外，如南京中央研究院內繼續興建的社會科學研究所（1947年建，楊廷寶設計），為了與環境協調仍採用宮殿式建築，其他新造建築大都採用西方現代建築手法，已很少有人再去考慮「中國固有的建築形式」了，對於創造結合中國特點的新建築思潮已逐漸淡薄。
這一時期，比較典型的建築有：重慶國民政府大廈（建於1938年），重慶美國顧問團招待所（建於1942年前後，李惠伯設計），重慶嘉陵賓館（建於1942年前後，基泰工程司設計），重慶的孫科住宅，南京傅厚崗前公路總局大廈（建於1946年，華蓋建築事務所設計），南京中山東路前中央通訊社大樓（建於1948年，楊廷寶設計），南京下關火車站（建於1946年，楊廷寶設計），南京中山陵5號孫科的別墅「延暉館」（建於1946—1948年，楊廷寶設計），南京北極閣的宋子文寓所（建於1946年，楊廷寶設計），南京中山北路馥記大廈（建於1946年，李惠伯設計）等。
馥記大廈高三層，平面為一長條形，建築正立面由於偏西，外表應用了連續的豎向混凝土遮陽板，並有橫線條間隔，在兩個主入口處將體形加高，並將豎板貫通，造成有強烈的重點和節奏感，是典型的西方現代派手法，也是四十年代有代表性的新建築造型。整體造型簡潔，立面以橫線條為主，窗戶也拉成長條狀，形成牆與窗的虛實對比效果。中山陵園區的延暉館，是高級別墅比較典型的例子，四周有圍牆，占地約40餘畝，建築面積約1000平方米。住宅前院空地設有警衛室、車庫和等候室等附屬用房，住宅東南面是大片綠地和樹叢，環境幽深恬靜。住宅平面略呈不規則的十字形，高二層，主體為鋼筋混凝土結構。住宅主入口朝北，用玻璃磚作牆面，使過廳光線明亮而柔和。室內各種房間及公共服務部分的空間均較一般私人住宅高大，用材比較考究，鋼窗與木結構做工精細。
在租界區內這時期興造的建築，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為上海的美琪電影院，由范文照建築師設計，建於1940至1941年。入口設在街道的轉角處，因地制宜做成弧形，進門有一圓形門廳，與兩邊的售票處和內部休息廳相連，交通路線與平面功能布置均較合理。在休息廳內有一寬敞明亮的曲線樓梯直通樓層，不僅滿足使用要求，而且起到很好的裝飾效果。建築主體用鋼筋混凝土結構，沿街立面用金山石及斬假石飾面，造型簡潔活潑，內部裝修淡雅，是西方現代建築思潮在上海的典型作品之一。
（二）建築技術近代建築技術的發展是近代建築發展的物質基礎，它為近代建築出現的新類型與新形式提供了必要條件。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西方建築的新材料、新結構、新的施工技術，新的建築設備陸續傳入我國，二十世紀初隨著西方建築師來我國開業以及我國留學歸來的建築師登上歷史舞台，近代的科學設計方法也已在許多大城市的建築中普遍應用。
1.建築材料。
鋼材是近代建築中最重要的新材料之一。二十世紀以前由於我國鋼鐵工業落後，大部分建築鋼材都要依靠從國外進口，本世紀初已有少數工廠能製造部分建築型鋼，例如山海關橋樑廠、唐山橋樑廠、上海新興和鋼鐵廠都能為橋樑、工廠生產型鋼構架，並能供應大型建築的建築鋼材。到三十年代時，鞍山鋼鐵廠有了較大的發展，逐漸形成為我國的鋼鐵基地，生產多種建築型鋼。至於一般建築上用的鋼筋，以及瓦楞鐵、鋼絲圍籬和小型鋼軌等，大部分已能由一般鋼鐵廠供應；鋼門、鋼窗也已能自行製造，當時許多產品都是由上海的勝利、東方、標準等鋼窗廠生產的。水暖器材方面，到三十年代許多大城市也能夠自行製造。
水泥是近代新建築的重要標誌。1876年由英商創辦的開平礦務局附設的唐山細棉土廠在中國最先生產水泥，1907年轉給中國商人，改名為啟新洋灰廠，以後又合併了湖北大冶水泥廠，每年可產水泥250萬桶（每桶170公斤），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水泥企業。1920年上海開設了華商水泥公司，1923年投產，年產量為64萬桶；1921年在南京創立了中國水泥公司，1924年正式投產，年產量90萬桶。當時啟新、華商、中國三家是國內最大的水泥生產企業，它們都設有比較完整的軋石、磨碎、運輸、燒窯、裝桶等設備。1932年在廣東又成立了西村士敏土廠，1934年在太原建立西北水泥廠，1935年在南京棲霞山開始建設江南水泥廠。此後，在廣西、雲南、四川等地均陸續有所興建，為我國近代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以及各種水泥砂漿外粉刷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近代的玻璃工業在國內始於十九世紀末葉，當時少數城市已有手工玻璃作坊。1904年最先正式成立了山東博山玻璃公司，此後在江蘇的宿遷、上海、香港、漢口、重慶等地均陸續有玻璃工廠建立，生產各種平板玻璃及燈罩、器皿等。1912年以後，上海的玻璃工業發展較快，在二十年代前已有20家左右廠家可以生產平板玻璃、花紋玻璃、燈罩等。到二十年代時，廠家增到100多個。至於建築上所用的屋頂玻璃磚、玻璃地板磚、天窗鋁絲玻璃、各種門窗花玻璃等都已能在某些工廠生產。與此同時，國內各大城市均有玻璃工廠建立，其中以天津躍華機器玻璃公司規模最大，該廠設於秦皇島，建於1922，每年可產平板玻璃15萬箱（每箱100平方英尺）。
機制磚、瓦業在本世紀初開始興起，天津的意商義品公司及漢口的德商德隆磚瓦廠是最早的兩個廠家。1906年以後，在南京、南昌、嘉興、蕪湖、北京、吉林等地已陸續開設有自辦的機制磚瓦廠，1910年前後，全國各大城市幾乎都已能生產，其中以上海最為發達。1935年前後，國內絕大部分建築用磚瓦已全部為國產，種類與規格很多。此外，各種石料的開採與加工也都已開始機械化，至於人造大理石、水磨石許多廠家也能夠進行預製生產，為近代許多大型工程的內外裝修工程創造了條件。
2.建築結構與施工。
近代新建築的主體結構已完全脫離了中國傳統的木樑架體系。十九世紀後期，新建築一般均採用磚牆承重，木樑板結構，在一些早期「殖民式」與西方古典式建築中，還較多地在外觀上應用了券廊結構形式。立面多為青磚砌築，有的在重點部位用紅磚帶裝飾，外部一般不加粉刷。這類例子如1852年建的上海英國領事館，十九世紀末建的北京各公使館，1888年建的南京匯文書院，1908年建的江蘇省咨議局大廈（外表已重新粉面）均屬此類。由於這種結構方式取材容易，施工方便，造價經濟，後來逐漸得到普及，一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還廣泛應用。
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出現了磚牆和鋼樑、混凝土相結合的做法。樓層結構中通常用工字鋼作密肋小梁，或用三四根工字鋼並列外包混凝土作大梁，樑上再放工字鋼密肋，密肋上鋪地板。這種結構耗鋼量大，造價也較高，只有在少數外國人建造的大型建築中採用，如1901年建的上海俄華道勝銀行，1905年建的青島德國總督公署等都是這種做法。
自本世紀初開始，也已有許多新建築用磚牆和鋼筋混凝土梁板的混合結構，包括樓梯、大梁、過梁、樓板全用鋼筋混凝土，使建築的內部空間布置比較自由。同時，還有少數高層建築應用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1908年建的上海電話公司大樓就是我國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此後，1920年建的上海卜內門公司7層大樓，1921年建的字林報社8層大樓等也是早期現澆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實例。1930年建的中央大學大禮堂則是應用鋼筋混凝土整體結構的典型，建築高3層，內部容有3000座位，而頂部為鋼結構。另外在本世紀初建的上海阜豐麵粉廠已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做到8層。
鋼框架結構最早見於1916年建的上海天祥洋行。此後大多數高層建築均應用這種結構，1921—1923年建的上海滙豐銀行，鋼框架已做到8層。1925年始建的上海華懋飯店用鋼框架做到14層，高57米。1926—1928年建的上海沙遜大廈用鋼框架做到13層。1930—1934年建的上海百老匯大廈高20層，1931—1934年建的上海國際飯店共有24層，高達86米，也都是應用高層鋼框架結構。鋼框架結構，一般常在樑柱外包混凝土，樓板與樓梯用鋼筋混凝土結構，這不僅可以增加建築的剛度，而且有利於防火。內部隔牆常用空心磚或煤碴磚砌築，以減少荷載。從本世紀初開始，工業廠房也有許多應用鋼結構的例子。如1904年建的青島四方機車廠廠房即已採用鋼架結構。近代新建築的屋頂結構是區別於中國傳統屋頂最明顯的部分。十九世紀後半葉新建造的建築屋頂多用三角形木桁架結構，這種結構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其中有些工業廠房和大空間的公共建築，則常用鋼木組合屋架，如南京的前金陵機器局機器大廠（1886年）、南京前中央大學體育館（1922年）都是在木桁架中應用鋼拉杆，使得受力與施工都比較合理。二十世紀初有一部分仿法國孟薩式屋頂的建築應用了兩折形的木屋架，由於這種屋架坡度較高，故常在屋架間作閣樓層，屋頂上開老虎窗。如青島原總督公署、原清華學堂、上海舊法國學堂的屋頂均是二折形的例子。另外有些高坡屋頂，雖不做成二折形，也有在屋頂上開老虎窗的，這樣不僅可以充分利用屋頂空間，而且也可使屋頂構圖增加變化。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已有不少新建築應用了鋼筋混凝土平屋頂結構，例如上海的百老匯大廈、國際飯店、南京前外交部大樓等均是如此。從本世紀初到三十年代期間，還有不少建築應用木構架或鋼結構仿西方穹窿頂做法，外包銅皮、鍍鋅鐵皮或掛瓦，以取得異國建築情調。1930年建造的南京原中央大學大禮堂就是應用鋼結構做成穹窿頂外包銅皮的典型例子。1928—1931年建的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屋頂則用四個三角形桁架成45°角相交，組成八角形錐尖頂，跨度約30米，內部容納6000座，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會堂建築。另外，在許多仿西方古典形式或殖民式的建築中，還常常用瓦楞白鐵作屋頂的鋪蓋材料，並且可以根據建築需要漆成紅色、灰色或綠色，以取得豐富的藝術效果。
近代新建築的基礎也逐漸進行了科學設計。二十世紀初期以前的建築基礎，大多應用磚石砌築的大方腳與墊層相結合的帶形基礎。本世紀以後逐漸在高層建築與大型建築中發展了樁基與鋼筋混凝土基礎，早在1900年建造的北京飯店舊樓高達7層，就已應用了這種樁基的做法。當時一般採用進口松木樁，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後也有少數高層建築應用鋼筋混凝土樁基。鋼筋混凝土滿堂紅基礎最早應用於1908年建的上海電話公司大樓中，1925年建的上海華懋飯店14層高樓也是應用整體的鋼筋混凝土滿堂紅基礎，雖地基已下沉2米，但卻無任何裂縫情況。這種基礎適用於土質鬆軟的地基，可以防止建築的不均勻下沉，因此在沿海許多城市中也常被採用。三四十年代時在地基基礎與上層結構方面均已有進一步的發展。
（三）建築教育與學術機構、刊物建築教育是培養建築師的搖籃。本世紀初我國近代的建築師大多是從國外學習歸來的，並設計建造了一批著名建築，如1908年建的江蘇咨議局等。二三十年代時更是人數激增。他們成為我國第一批近代建築師，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呂彥直、莊俊、李惠伯、楊廷寶、梁思成、劉敦楨、趙深、童寯、陳植、奚福泉、李錦沛、陸謙受、徐敬直等人。1923年，蘇州工業專門學校正式設立了建築科，1927年併入國立中央大學，改名為建築系。1928年在瀋陽的東北大學、北平的藝術學院也設置了建築系，但不久均因戰爭關係而停辦。此後陸續設置建築系的高等學校有中山大學、廣東襄勤大學、重慶大學、之江大學、聖約翰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工商學院等（解放後已有幾所學校合併）。這些新設立的建築係為我國培養第二代建築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為新中國輸送建築專門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1912年成立了中國工程師學會，1927年成立了中國建築師學會，形成為我國建築學術的主要機構。同時還出版了《中國建築》雜誌、《建築月刊》及《土木工程》、《市政建設》等雜誌。1928年還在北京創立了中國營造學社，經過十餘年的工作，對中國古建築的調查研究與史料考證方面曾作過不少貢獻，同時還出版了《中國營造學社彙刊》7卷及《清式營造則例》、《古建築參考圖集》等著作，對活躍學術思想與提高建築設計理論水平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水利1919至1949年間，水利科學在我國不斷進步，內容也日趨豐富，主要表現在測量學、水文學、水力學、泥沙科學、灌溉、治河等方面。
（一）測量技術的進步二十年代，精密水準測量逐漸應用於水利，在測量的精度上有很大的提高。1922年，揚子江水利委員會設立測量處，聘請美國人史篤培為總工程師，首次對揚子江漢口至江陰段航道實施精密水準測量，施測了向前、向後的精密水準並做了精密水準與普通水準的比較測量，還在湖口、漢口等地設立測站。此次測量的範圍包括流速、流量、泥沙含量，江、岸、堤的縱、橫斷面，河底縱坡等，並繪製了漢口至海的揚子江圖，註明重點修治的河段。此後，1927年太湖上也實施了精密水準測量。
海拔標高的使用，在測量上是一個重要進步。1916年，江淮水利測量局正式以廢黃河口平均水位為假定海平面零點，至1946年，淮河流域基本實現以廢黃河口零點為準的統一標高。
長江上，清末已有吳淞零點水尺的設定，1922年起才用於水利測量的統一標高。海河和黃河流域多採用天津海河大沽口零點。民國年間的水準零點還有鎮江海關水尺零點、京滬鐵路水尺零點、上海海關水尺零點、膠濟鐵路水尺零點等。1930年，已有各種水準零點的高差比較。
航測是二十世紀興起的用於大地測量的新技術。我國於1928年開始引進這一技術，首先在水利、鐵道等部門運用。1930年浙江水利局航攝錢塘江圖片失敗。1931年航攝浦陽江至錢塘江段，面積約60平方公里。這是我國最早的水利航測圖。同年江漢水災，1933年黃河長垣、東明潰決，均派飛機航攝圖片。1937年在南京成立水利航空測量隊，購置飛機及航空測量儀器。七七事變後航測隊遷往長沙。
（二）水文測驗技術的發展這一時期，流量、流速的測量受到重視，測量儀器設備等也有了很大的改進。1922年，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對長江進行有組織的大規模觀測，測驗設備有專用的機器測量船二隻，測驗的內容包括水位、流速、橫斷面、流量、泥沙等。這次測量，考慮了不同深度的流速分布，根據測驗成果，繪製成各測站的流速曲線圖、流量曲線圖、流速同速線圖等，這些都是長江上寶貴的早期水文資料。1923年，太湖流域的水文測量採用美國潑來司電氣流速計，在水深十分之二至十分之八處施測。降雨量觀測則採用仿製美國測量局的測雨器。1932年，又改用美國標準式雨量計，並制定出雨量測量細則。水深測量技術的進步也很明顯。早期測水深主要用竹竿，以後開始用鉛錘法。1933年記載的測深法就有壓力管測深法、反響測深法、鋼絲浮子測深法等。對於水深的位置測定，則有用岸上經緯儀測角法、行列式測量法、六分儀測量法、無線電傳音測量法等，以適應野外各種條件下的測量要求。1943年，長江上的測深採用了較為先進的回聲測深儀。
在水文理論方面，1932年開始研究降雨量與流量的關係。三十年代初，機率論中的最小二乘法用於雨量的研究。四十年代後期，引入水庫洪水演算及圖解法。
水文站的設置，表明水文測驗事業的逐步發展。民國初期水文站的布點仍然很少。二十年代初，各河流域機構相繼建立，水文站的設立有了較大增加。1941年，在流經一省以上的河流上設水文總站，為整理水文資料、提高資料精度發揮了較大作用。1948年據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水文測驗》的資料統計，全國有水文總站18處，水文站191處，水位站245處。1928年，開始編制水文測驗規範，1945年，中央水利實驗處刊行了《水文測驗規範》一書。
（三）河道查勘及規劃設計水利規劃是實施江河治理的一個重要步驟，在古代，一般只是憑經驗進行定性估計，近現代，由於有了定量的測量和水文測驗，規劃工作逐漸科學化。
水利規劃較早是在淮河上。1913年，張謇督辦導淮局期間，就一面搞測量，一面積極進行導淮計劃。1917至1921年，張謇三次發表治淮計劃書。1920年，美國工程師費禮門撰《治淮計劃書》。但是，當時對於這樣大規模的江河治理還缺少經驗和實踐，還需經過一定時間的醞釀和準備。1929年，導淮委員會成立，對基礎測量資料補測、抽測。1931年在水利專家李儀祉主持下「導淮工程計劃」得以公布，第一期分五年施工。1933年又公布導淮入海水道計劃。至1937年，導淮工程初步建成，但經過1938年花園口決口，導淮工程大部分被破壞。
長江的開發，經過二十年代一段較長時間的測量和勘測工作，1929年提出了初步的「揚子江整理意見」，至1937年，制定的工程規劃有「淞漢間揚子江水道整理計劃」、「太湖流域水利初步整理計劃」、「湖北金水流域整理計劃」等10項。三十年代，還開展了對長江流域的水電開發計劃。1932年，組織了對長江上游的水力勘測，擬定了水利開發初步計劃，並擬定黃陵廟和葛洲壩兩個壩址。規劃中的葛洲壩高於宜昌海關水尺零點42英尺（12.8米），壩高105英尺，設計水頭42英尺，洪水流量65000立方米每秒，滾水壩寬1670英尺，裝機容量32萬千瓦。黃陵廟方案，設計水頭也是42英尺，洪水流量與裝機容量均與葛洲壩同。三峽的開發，孫中山先生在《實業計劃》中曾提出過設想，1944年美國工程師薩凡奇來華考察水利，提出了《揚子江三峽初步報告》，擬定由南津關至石碑18公裡間的5個開發方案。抗戰勝利後，長江上又分別制定了岷江、嘉陵江、金沙江等河道整治計劃，並積極進行長江治本研究。1948年，發布了「長江治本計劃大綱」。此外，海河流域、運河流域、東北各河、珠江流域等都有河道整治計劃。但是，由於國家的貧弱，社會的動盪不安，科學還不夠進步，缺乏必要的物資和技術基礎，也由於政府的腐敗，人才的匱乏，以致大部分工程都停留在勘測和規劃、設計階段。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配合水利規劃，主要在西南地區開展了水道查勘工作。1939年，出版了《水道查勘報告匯編》第一集，包括川黔、川滇、湘桂、黔湘、粵桂、贛粵、川江、漢江、嘉陵江9個水道查勘報告。1941年，水利委員會又出版了《匯編》第二集，包括岷江、大渡河、馬邊河、金沙江、沱江、赤水河、紅水河等20個水道查勘報告，查勘的主要內容有：水道情況、物產流量、河道比降、水文記錄、水力蘊藏、灌溉狀況、堤防狀況等。（四）基礎水利科學的引進和進步近代，隨著西方水利科學的進步，科學研究的內容逐漸豐富，分支越來越細。這一時期，我國基礎水利科學如水力學、土力學、水文學、泥沙運動力學等作為獨立的研究項目，越來越受到重視。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些學科的形成已漸趨明顯。
1.水力學。二十年代，關於水力學的各種條件計算方法已經引進。1926年，汪胡楨介紹美國水力學的研究項目，有29項之多。其中一些題目的計算方法已經介紹進來。1929年，李儀祉發表《水力學之大革命》一文，介紹了更新後的堰上水流算式，包括滾流、自由跌流及出流算式。最遲在1933年，計算河槽流速的滿寧公式已經引進。
在消能防沖方面，1935年，介紹了德國人雷濮克的水躍及齒形坎消能防沖辦法，包括閘底出流和滾壩下游的消能防沖，並給出了發生水躍的尾水深度計算公式。
在河工模型理論方面，1935年，關於模型與原型的相似理論已有相當研究。
1936年，李儀祉先生翻譯的德國人彭胄氏的《實用水力學》一書出版，標誌著水力學這一學科在我國基本形成。四十年代，又有譯著《流體力學概論》發表，把水力學研究推向深入。
2.水工模型實驗。水工模型實驗的創始及發展是近代水利科學的又一次重要進步，為應用水力學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景。1932年和1934年，受我國委託，創辦世界上第一個專業水工實驗室的德國人恩格斯在慕尼黑的奧貝那赫試驗場兩次進行了黃河治導實驗。但是得出的結論與我國傳統的理論及李儀祉等人的觀點大相徑庭。雖然如此，這兩次試驗使對高含沙水流的研究進入新的階段，並促使我國水工試驗的誕生。
1935年11月12日，中國第一水工實驗所在天津成立，主要的儀器都從德國進口。1937年七七事變後，試驗所毀於戰火。1935年2月，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借用中央大學「臨時水工試驗室」創辦了中央水工試驗所。1937年後，中央水工試驗所遷往重慶。1946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水利實驗處」。3.泥沙研究。泥沙研究在我國早已有之，但多屬於簡單的描述，清末民初，泥沙研究才進入科學的軌道。二十年代後期，關於泥沙運動的力學特性的描述和泥沙顆粒狀況的分析已有相當的研究。1931年徐世大發表《永定河之泥沙》一文，比較了中國的多沙河流與世界上多沙河流的含沙量，認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為黃河與永定河。
對於黃河泥沙的研究也在積極進行，在這方面的研究論文有：美國人斐禮門的《黃河含沙量之研究》以及《黃河含沙量特性之研究》、《黃河下游之泥沙》等。至1947年，泥沙研究已有相當成果，主要在三個方面：（1）沖刷問題：清水與不含凝聚性砂礫之沖刷問題，對各種組合、比重、形狀之砂礫的臨界推移力，及推移量與水流因子之關係均由實驗予以確定，可以定量地計算沖刷及推移情形。關於清水與含凝聚性泥土之沖刷問題，即水流推移力與泥沙之凝聚力、顆粒組合、密度等準確關係，已有研究但尚未有系統成果。（2）懸移問題：其成果有二元水流之垂直線上含沙分布定律、二元水流在平衡狀態下水流底層含沙量與河床組合關係。對於水庫淤積中的異重流問題，當時已提出，亦尚未有研究成果。（3）沉澱問題：在平衡狀態下，水流各層向下沉澱之泥沙量與向上擴散之泥沙量相等，如平衡受擾動，則發生沖刷或沉澱。
4.土力學。自1917年德國工程師沙太基首創土工實驗室後，土工實驗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我國於三十年代開始把土力學應用於實際工程。1935年導淮委員會勘定三河壩壩址，隨即進行土壤載重力試驗，作為設計依據，當時採用了直接載重力試驗和蘭金公式計算土壓力兩種方法。直接載重力試驗是在實驗地點挖一方形坑，往坑內增加一定壓力，觀測其沉陷度，結果，兩種方法所得結果大體相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還大量引進和介紹國外的土力學理論及研究試驗狀況，如滲透係數的試驗、滲透模型試驗、應力與強度的關係、基礎上應力的測定等。1942年，我國第一個土工試驗室在石門誕生，儀器大多仿製國外產品，有土壤剪切儀、土壤流限儀等。1945年，翻譯了《土力學理論及原理》一文，土力學作為一門學科已初步形成。
5.灌溉水量的研究。二十年代，廣州中山大學農科院首先對東莞白、竹粘兩類水稻進行試驗，灌溉水量的研究內容日趨豐富，包括灌溉水量與天時（即雨量、雪量、溫度、風速）等的關係，灌溉水量與土地（即土壤情形、作物種類）的關係，灌溉水量與人事（即耕作、灌溉方法、農民素質及智能等）的關係。
此後不久，我國北方、東南太湖流域相繼建立本地區的農田水利試驗場。1934年，在河北寧河縣渤海邊建成崔興沽試驗場，後毀於戰火。另外，1931年太湖流域水利委員會主持興辦了「模範灌溉試驗場」。試驗場建立了完整的灌排系統，配備了當時先進的抽水機，建立了戽水站，推廣電力排灌，也開展灌溉定額、水稻栽培、良種選育等工作。
（五）水力發電這一新興的水利行業，也在這一時期緩慢發展起來，雖然水電建設的規模很小，但它是一個重要的開端。1925年開始籌辦，1928年建成的西藏奪底溝水電站，水頭落差達210米，在當時世界引水式電站中也屬先進。它也是當時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電站。隨著電力事業的發展，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建成一批水電站，多是徑流引水式電站，裝機容量100千瓦左右，較大的有四川長壽縣的桃花溪水電站、下峒水電站、重慶高坑岩水電站、貴州桐梓境內的天門河水電站、四川江津白沙鎮高洞水電站等。這一時期興建的規模較大的水電站為吉林省境內的豐滿水電站，1943年第一台機組發電。該電站設計規模約56.3萬千瓦，在當時世界上屬大型電站，但由於戰爭影響沒有全部完工。據統計至1949年全國水電裝機容量為36萬千瓦，年發電量12億度，居當時世界第21位。
（六）新型水利工程的興建民國時期，隨著新建築材料水泥鋼材的應用和施工技術的進步，新的施工機械的引進，興建了一些新型的水利工程。這些工程雖然為數不多，但標誌著我國水利建設的一個重要飛躍，即由傳統的工程向現代水利工程的邁進。
民國年間修建的水利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水閘，包括泄水閘、船閘、節制閘等。較著名的有潮白河上的蘇莊節制閘和泄水閘，北運河節制閘和泄水閘、捷地閘、土門樓閘、馬廠新閘、蘆河新閘、金鐘河閘等。導淮委員會在抗戰開始的前幾年，興建了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代表了當時的工程建設水平。如導淮的樞紐工程三河活動壩，最大泄水量可達9000立方米/秒。淮揚運河上修建的邵伯、淮陰、劉老澗船閘，是當時新式船閘的代表。這些船閘淨長都超過100米、淨寬10米，以木樁鋼板為基礎，上下游均設鋼閘門。在引水工程中，涇惠渠是成功的典範，此後開工興建的洛惠渠、渭惠渠等，所謂關中八惠，均以新法興建，但有些沒有完工。另外的重要工程還有：綏遠民生渠、甘肅兆惠渠、寧夏雲亭渠、雲南甸惠渠、福建長樂連柄港工程、滹沱河黃壁莊引水工程、台灣嘉南大圳和桃園大圳等以及甘肅境內的鴛鴦池水庫。
（七）學術活動與水利教育的興起1917年9月，為統一規劃及測量工作，促進水利進步，「江蘇水利協會」成立。1931年4月22日，「中國水利工程學會」宣告成立，它是水利界第一個具有學術權威性的群眾組織，在國內水利界具有很大影響。李儀祉、李書田、沈百先、張含英、須愷、孫輔世等水利界前輩都是學會的創始人及學會的積極組織者。中國水利學會成立後，召開了11次年會，就中國的水利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水利期刊的創辦和發行對促進水利學術的繁榮起了重要作用。《水利》月刊共出版十五卷八十三期，刊登各種文章近500篇。
1924年，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改名為河海工科大學，此後一些綜合性大學也開始設立水利工程系和水利組。1934年，北洋工學院、清華大學土木系分設水利工程組。1938年，北洋工學院和中央大學分別設置水利工程系。四十年代遷往西南的大學如同濟、武漢、湖南、中正、中山、浙江、西南聯大等相繼設立水利系或水利組。1943年，教育部要求已設土木系的20所高等院校一律增設水利組，可見當時對水利教育的重視和對水利人才的需求。
民國年間開創的水利科研的風氣和一批新型水利工程的興建在中國水利發展史上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雖然由於各種原因這一時期的水利事業未能有大規模發展，但它畢竟為後來的水利事業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 能源電力
1919至1949年，國家長期處於戰爭動亂中，電力事業未能正常發展。
由於世界大戰的影響，帝國主義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民族資本電業有了一定進展；可是到了七七事變後，被日軍侵占的淪陷區電力設施受到嚴重破壞；唯有工商經濟重心由沿海轉移到西南地區的電力和電器工業有一點建樹；而被日軍作為後方的東北，日本為了加快掠奪豐富資源，大力開發水電和興建火電，有了獨特的發展。從1945年到1949年全國解放，中國電力事業和電器製造業，又經歷了艱難歲月，雖有一些恢復和發展，但更多的是遭破壞，尤其是全國發電設備與電力生產，呈現出負增長局面。
（一）電力工業的發展中國電力事業，自世界大戰結束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的這段時間，有較快發展，據國民政府全國電氣事業指導委員會統計：1925年，全國發電廠已有456座，其中公營23座，民營414座，官商合辦5座，中外合資4座，外資10座。總發電設備容量585424千瓦，其中公營61343千瓦，民營210676千瓦，官商合辦6150千瓦，中外合資31500千瓦，外資275755千瓦。外資經營占總容量的47.1％。另據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1929年11月統計資料，不到4年時間，全國發電廠已從1925年的456座猛增到724座（其中企業自備電廠149座，占20.6％），發電設備容量達835366千瓦（其中企業自備電廠308126千瓦，占36.9％）。到1936年，中國發電設備容量增加到1365792千瓦，年發電量44.5億千瓦時，如果不計及日本侵占的東北地區，則為872813千瓦和31億千瓦時，其中外資經營的275295千瓦（占31.5％），企業自備電廠241648千瓦（占27.7％）。當時中國發電設備容量占世界第14位①。
1937年，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大片國土淪陷，大量發電設備遭破壞。其時西南的川、雲、貴三省電力工業雖有一定發展，但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全國（東北三省除外）發電總容量僅71萬千瓦，比1936年還少16萬千瓦，可見破壞的嚴重性。而此時日本卻在東北開發水電，興建火電，不遺餘力。1937年，日本侵略者同時開工興建水豐、鏡泊湖、豐滿3座大中型水電站和建設阜新、撫順等大型火電廠。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東北發電設備容量增到179萬千瓦，占全國裝機總容量（包括台灣省43萬千瓦）293萬千瓦的61％。至1949年，全國年發電量為43.1億千瓦時，發電設備容量為184.86萬千瓦，退居世界23位。
1.火力發電。
①1936年美國和蘇聯發電設備容量分別為4358萬千瓦和753萬千瓦。
這一時期，中國的電力發展還是建設燃煤的火電廠為主。
外資經營的上海楊樹浦電廠，幾經擴建，到1923年，已安裝了12台機組，總容量達12.1萬千瓦。1929年8月8日，美國國際電氣債券股份有限公司（EBASCO）所屬美國和國外電力公司（AFPC）出資8100萬兩白銀，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買下全部電力資產和營業權，成立美商上海電力公司（ShangshaiPowerCompany）。至此，公共租界工部局結束了36年經營電氣事業的歷史。1929年和1934年，楊樹浦電廠相繼新裝2台2萬千瓦和1台2.25萬千瓦中壓汽輪發電機組，其中2.25萬千瓦機組是當時中國容量最大的火電機組，發電煤耗每千瓦小時1.37磅。1947年，該廠還安裝了中國首台高壓高溫鍋爐，汽壓86.1公斤/平方厘米，汽溫496℃；配裝1台1.5萬千瓦背壓式汽輪發電機組，這是舊中國僅有的1台高壓高溫汽輪機。1949年，楊樹浦電廠共有16台機組，總容量19.85萬千瓦，占上海總裝機容量259631千瓦的76.5％，占上海公用電廠裝機容量244900千瓦的81.1％，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火電廠。1949年，上海全市共有8座發電廠，分別歸7個電力公司和工業企業所有。
1920年，江蘇民族資本家施肇曾等前往德國考察西門子公司等電工製造企業，回國後籌建震華發電廠。該廠於1921年開工興建，1924年2月13日正式發電，初期安裝2台德國進口的3200千瓦汽輪發電機組，由4台10.5噸/時鍋爐供給蒸汽。1928年10月，震華發電廠由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接收，更名戚墅堰發電廠。1949年，該廠裝機容量達17100千瓦。
1919年，北京京師華商電燈公司在西郊石景山另建新廠，1922年2月建成發電，安裝一台1000千瓦汽輪發電機組。隨後又相繼增裝330①、5000、1萬和1.5萬千瓦機組各一台。1936年，該公司擁有發電設備35035千瓦，是當時中國自行經營的第二大電燈公司，僅次於青島膠澳電氣公司（38800千瓦）。1949年前，石景山電廠總容量5.5萬千瓦，成為華北最大的火電廠。1949年前，中國東北最大的火電廠是遼寧撫順電廠。該廠為日本帝國主義所建，早在1930年已裝有1台5000千瓦、2台1.25萬千瓦和1台2.5萬千瓦機組，總容量5.5萬千瓦。九一八事變後，再多次擴建。1941年投入運行的第一台5.3萬千瓦中溫中壓汽輪發電機組，是日本製造的技術最先進、容量最大的火電機組（撫順電廠連續安裝了3台），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全廠裝機容量已達28.5萬千瓦，一度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火電廠。但是後來，東北的電力設備相當大的一部分被進駐的蘇軍拆往蘇聯，因此，到1949年，該廠裝機容量僅為9.5萬千瓦。
據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統計，1949年初，全國發電設備容量達184.86萬千瓦，其中火電168.52萬千瓦（占總容量的91.2％）。從地區分布看，火電廠主要集中在華東的沿海省市和東北三省，廣大西北地區僅占全國總容量①由前門順城街電廠拆裝於該廠。
的0.8％，分布極不平衡。
2.水力發電。
1919年後，中國出現自行設計、施工的第一座水電站——洞窩水電站。
該電站位於四川省瀘縣龍溪河上，於1925年建成發電。
1926年，雲南昆明市郊石龍壩水電站新建的二廠竣工發電，1943年又建成三廠。直到1949年，石龍壩水電站共裝機組7台，總容量2920千瓦。1926年，四川成都市郊南洗面橋建成一座10千瓦小型水電站。1927年，福建南平建成夏道水電站。1928年，福建古田縣古田溪上的平湖水電站建成發電。同年，西藏拉薩市郊的奪底溝水電站建成發電。1930年，成都市猛追灣建成興業水電站。同年，福建順昌縣富屯溪上建成順昌水電站。1933年，四川金堂縣岷江上建成玉虹水電站。至1937年，全國建成的上述9座水電站，總容量僅約3000千瓦。
1938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成立龍溪河水力發電工程處，負責開發四川長壽附近的龍溪河和桃花溪的水力資源。同年11月，桃花溪水電站開工，1941年建成發電，安裝了3台292千瓦機組（水輪機英國古柏公司製造，發電機美國西屋公司製造），總容量876千瓦。1939年10月，龍溪河最下游的一級下硐水電站開工興建，第一台1550千瓦機組於1944年1月投入運行。1948年3月2台720千瓦機組建成發電，總容量2990千瓦。這是國民政府投資興建水電站中規模最大的一座。1949年11月底，國民政府潰逃前夕，將上述兩座水電站炸毀。
四十年代，西南、西北以及國民政府管轄的福建、浙江等地區，相繼開工建成40餘座小型水電站，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941年建成的福建永安水電站（2×132千瓦）；1942年建成的雲南天生橋水電站（2×150千瓦）；1943年建成的貴州桐梓水電站（2×288千瓦）；1945年建成的雲南南橋水電站（2×289千瓦）；1948年建成的四川仙女洞水電站（1×160千瓦和1×360千瓦）以及康定水電站（1×500千瓦）等。總容量約4000千瓦。四十年代，在解放區晉察冀和冀魯豫邊區興建了4座水電站：1942年2月，建成裝機容量為10千瓦的河北涉縣赤岸水電站；1944年7月，在河北涉縣西達村建成西達水電站，裝機容量28千瓦；1945年3月，在山西遼縣（1942年已改名左權縣）建成茅嶺底水電站，裝機容量10千瓦；1948年1月河北平山縣沕沕水電站建成，由朱德總司令剪彩，親自開閘發電。這座水電站安裝1台155千瓦水輪發電機組，水輪機是自行設計的臥式單噴嘴衝擊式，由中國人民解放軍33兵工廠製造，發電機是戰利品。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地區以後，1937年同時動工興建中朝界河鴨綠江上的水豐水電站，牡丹江上游的鏡泊湖水電站和第二松花江上的豐滿水電站。這3座電站分別於1941、1942和1943年開始發電。3座水電站投入運行的總容量63.4萬千瓦，使當時的東北水電裝機容量比重達到35.4％，水電年發電量比重達到59％。
日本侵占海南島後，於1943年建成東方水電站，安裝了1台5000千瓦機組。1948年8月洪水入侵廠房，機電設備被淹損壞，停止發電。
日本侵占台灣期間，1905年建成第一座龜山水電站，直到1934年，第二座水電站——日月潭一級水電站建成發電，裝機容量10萬千瓦；1937年日月潭二級水電站投入運行，裝機容量4.35萬千瓦。四十年代還陸續建成小型水電站26座。台灣在1945年前，水電裝機容量曾達38萬千瓦，占總裝機容量的88％。1945年我國收復台灣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接收台灣電業，成立電力公司，對戰爭空襲和颱風破壞的水電站進行修復。1948年水電容量恢復到22.1萬千瓦，占台灣總發電容量的80％。
3.輸電線路。
中國的輸電線路，最早出現在上海。1897年，上海建成供路燈用的5條輸電線路，1900年全長已達18公里，輸電電壓最高2500伏（每條線路實際電壓視串接電弧燈盞數有所不同），用鉛包橡膠絕緣電纜架空敷設。1912年，雲南省石龍壩水電站到昆明市萬鍾街水塘子變電所的23千伏輸電線路，是中國第一條遠距離輸電線路，全長34公里。隨著電力工業的發展，陸續出現各種不同電壓的首條輸電線路。1921年，石景山電廠至北京城區33千伏線路建成，長20公里。1933年，遼寧撫順電廠至楊柏堡，楊柏堡至石油一廠的44千伏線路同時建成，長18.5公里。1934年，吉林延邊至老頭溝的66千伏線路建成，長34公里。1935年，撫順電廠至鞍山的154千伏線路建成，長79.9公里。1941年，天津至塘沽的77千伏線路建成，長45公里。1943年，鏡泊湖水電站至延邊（192公里），水豐水電站至鞍山（205公里）的110千伏線路建成。同年，水豐水電站至遼寧丹東（73公里），丹東至大連（274公里）的220千伏線路建成。1945年日本投降時，東北地區110千伏及以上輸電線路有2500餘公里；33—66千伏輸電線路有3800餘公里。
1949年，全國35千伏及以上的輸電線路共有6475公里。
4.電力網。
中國雖然是世界上最早創建發電廠的國家之一，但在漫長的68年（1882—1949）時間裡，電力網的形成和發展非常緩慢，只有在工業較發達的上海形成一個城市電網，在日本侵占的華北地區出現京津唐電網和東北地區電網。
上海市自從1882年創建發電廠初期，以100伏直流電供電弧燈照明用電，隨後以100伏交流電供白熾燈照明用電。到1903年，供電電壓從100伏上升到200伏、220伏（交流），通向市中心的5條輸電線相繼投入運行，最高電壓2500伏。1904年向工廠動力供電，全市建有12個配電站，線路大部分分布在現在的虹口區及黃浦區外灘一帶，最遠的延伸到靜安寺路，形成中國最早的一個城市電網。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到1949年，上海電網的最高電壓為33千伏，次為5.2—6.6—13.2—23千伏。輸電線路全長551公里，其中23—33千伏線路130餘公里，全網共有公營和自備電廠8座，發電設備容量19.85萬千瓦。
京津唐電網形成於日本侵占華北地區時期的四十年代初。1941年12月，天津到塘沽的77千伏輸電線路建成。1942年2月，天津第一發電廠到北京南苑變電所的77千伏線路建成，天津向北京送電；接著石景山發電廠至南苑變電所兩條77千伏線路也建成投入運行。1944年11月，塘沽變電所到唐山線路改造升壓為77千伏運行。至此，京津唐電網形成。1949年，全網共有公營和自備電廠16座，發電設備容量25.9萬千瓦，其中石景山電廠、天津第一發電廠和唐山電廠裝機容量分別為5.5萬、3萬和2.5萬千瓦。
東北電網是1949年前唯一跨省的大區電網。它也是在日本侵占時期形成的。1935年，撫順火電廠至鞍山之間架設了154千伏輸電線。隨後，水豐、豐滿大型水電站和撫順、阜新大型火電廠的陸續建成以及220千伏高壓輸電線路的架設，電網迅速發展擴大，以水豐水電站為中心的南部電網和以豐滿水電站為中心的中部電網，在撫順火電廠互聯，實現並列運行，形成中國跨省電網。日本投降前，電網裝機容量達120萬千瓦。但由於進駐的蘇軍把相當多的發電設備拆運蘇聯，1949年，東北電網的發電設備容量驟降到64.6萬千瓦。
（二）電器工業的發展從1919年到1949年，民族資本電工企業主要集中在上海。日軍入侵，有的電工廠內遷，恢復生產；勝利後返滬，重新開業。這些廠家克服重重困難和險阻，頑強奮鬥，為戰時提供電工產品作出貢獻。國家資本電工企業，主要是1936年籌建，1937年以後才發展起來的資源委員會中央電工器材廠所屬各廠，在抗戰後方生產軍用民用電工產品，占有較大比重。抗戰勝利後大部分廠遷往沿海地區。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電工企業，先後在延安、東北和華東3個地區建立為戰爭服務的電工廠，這些廠雖然設備陳舊簡陋，但對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1.民族資本電工企業。
1916年創建的上海華生電器廠進入三十年代後，在製造電機、變壓器方面取得成果。三十年代初，該廠製成2台75千伏安三相同步發電機，與1925年創建的新中工程公司製造的柴油機配套，安裝在南翔電廠發電。1936年，為漢口恆順機器廠製造1台500千伏安交流三相發電機，這是當時國產最大的發電機。不久，又製成2台33/3.3千伏電力變壓器，安裝在南翔鎮變電所使用。1937年，華生電器厂部分遷重慶，成為重慶最大的私營電器製造廠。抗戰勝利後遷回上海，與原來未遷部分合併。1948年後，受外國產品的傾銷影響，營業日趨衰退。
另外，1919年創辦的上海華通電器機械廠，主要生產開關和變壓器。1932年創辦的上海華成電器製造廠主要生產蒸汽機和電動機。這兩個廠在抗戰時期都受到很大損失。抗戰後，生產有所恢復。
1940年，留美歸國的胡汝鼎工程師等與金融界人士，集資在上海租界創建公用電機廠。1942年開始製造20馬力以下電動機。1945年曾銷售大小電動機2000台，並製成1949年前國產容量最大的300馬力、4極滑環防滴式電動機。
1946年，工程師何其義集資在上海創建了大成電機廠，擁有一些精密儀器設備，生產全封閉布機電動機（500瓦）、細紗機電動機（7500瓦）等專用電工產品。同年，工程師孫鼎在上海組建新安電機廠，翌年以測繪仿製一台英國B.T.H.40馬力多速電動機而贏得信譽，該廠還在天津設立了分廠。2.國家資本電工企業。
1936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籌設中央電工器材廠，總管理處下設4個工廠，其中電工四廠生產電力機械，原選廠址在湖南湘潭，抗日戰爭開始後遷往桂林，兼併了遷往桂林的上海電機製造廠。1939年，又分別在桂林、昆明建成兩廠，規模基本相同，僅能生產100千瓦以下的電機和3000千伏安以下的變壓器等產品。1941年，昆明電工四廠將一台變頻機改制成1940千伏安（1550千瓦）發電機，與民生機器廠生產的2台1000馬力水輪機配套，安裝在四川下硐（下清淵）水電站投入運行。這是新中國成立前的最大容量水電機組。1944年，桂林電工四廠遷重慶。1945年，昆明電工四廠與電工一廠（電線電纜廠）合併，改組成昆明電工廠；重慶電工四廠與二廠（生產電子管和白熾燈）合併為重慶電工廠。
抗戰勝利後，中央電工器材廠接收了上海、天津、東北等地的敵偽工廠和其他地區國家資本的電工企業。1948年，中央電工器材廠改組為公司，下屬9個電工廠，其中生產電機產品的有湘潭製造廠、上海製造廠、天津製造廠、瀋陽製造廠。
3.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電工企業。
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電器工業，是從製造軍事通訊器材開始的。1938年在延安建成通訊材料廠，1944年試製成小型短波報話機，1946年開始生產手搖發電機。1948年，該廠在東北發展成東北軍區軍工部直屬二廠。1949年5月，直屬二廠遷瀋陽，併入1949年3月成立的東北電工局，統管東北地區電工企業，編成13個電工廠，其中電工二廠即大連電機廠，生產小型電機；電工四廠，是後來籌建的哈爾濱電機廠，生產大型電機。1948年，華東軍區由膠東軍區電器廠等3個廠合併成立華東軍區總廠，下設3個分廠，其中二分廠修造手搖發電機。1949年，總廠撤銷，改為3個廠：山東電機廠、山東電器修造廠和山東電池廠。
煤炭二十世紀以後，隨著中國和世界煤炭市場的迅速擴大，中外資本大量投入中國煤礦業，中國煤炭工業發展相當迅速，先進的煤炭技術在各大煤礦普遍得到應用。但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煤炭技術發展的不平衡性和畸形性。
（一）煤業的發展與技術的更新近代中國自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國勢日衰，採礦權逐漸被列強所攫取，外國資本以獨資方式或中外合資名義，開採中國煤礦，中國大型煤礦差不多都控制在外資手中。所謂「中外合資」不過是當時外資為攫得開礦權的一種手段。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外資煤礦的產量占全國煤炭產量一半以上，其比重是逐年增加的，1913年外資煤礦產量為704萬噸，占全國煤炭產量1280萬噸的55％，1942年（日帝侵華期間）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煤炭產量最高年份，外資煤礦產量高達5961萬噸，占全國煤炭產量6568萬噸的90％。外資為在中國開採更多的煤炭，獲取更多的利潤，煤炭生產的關鍵環節都儘量採用最新的機器設備，而對一些使用人畜力不致影響產量的生產環節則儘量不使用新的機器設備。所以，在某些外資開辦的大型煤礦，生產技術的發展表現畸形，一方面某些生產環節採用當時最新的技術設備，另一方面有的生產環節又保留乃至擴大最古老的生產方式。例如，中英合資（實由英國人經營）的開灤煤礦，礦井提升機器是當時最新最好的，而礦井大巷運輸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都採用人力推車和騾子拉車。在西方，二十世紀初礦井巷道運輸已普遍採用電機車，即便在中國，萍鄉煤礦（民族資本經營）1907年也已大量使用電機車運輸。又如，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華北煤礦期間，一方面建設特大型礦井，採用最新最大的提升機提煤（1936年日本經營的撫順龍鳳礦安裝了一台5395馬力的電力提升機，日提煤能力5000噸，其設備之先進，當時堪稱世界之最），另一方面，採取普遍挖小斜井、小立井的方式，用人力絞車提煤，或用人力背煤。據統計，東北淪陷區小斜井就有252個，華北淪陷區，僅淄川礦區就有小斜井、小立井20餘處。外資煤礦的這種技術反差，是由帝國主義的掠奪本性造成的。從總體上來看，中國近代煤礦，無論是外資經營的煤礦，還是中國民族資本經營的煤礦，技術裝備水平都比古代煤礦有很大提高，有了質的飛躍，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1.採煤方法得到改進。
由單一的殘柱式採煤法發展成多種採煤法，有厚煤層切塊陷落法、急傾斜引柱採煤法、急傾斜厚煤層上向梯段採煤法、厚煤層分層水砂充填採煤法，以及走向長壁採煤法。回採、掘進工具也有了明顯的改進。1905年前後萍鄉煤礦開始使用風鑽掘進岩石巷道；1914年前後中興煤礦在沙岩巷道掘進中，開始應用400磅大型電鑽打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東北一些煤礦中開始應用電鑽打眼放炮；1931年中興公司棗莊煤礦開始應用電動割煤機採煤，這是中國煤礦最早使用割煤機採煤，它標誌回採工作面開始步入機械採煤的新階段。此外，露天採煤也由手工開採進入機械開採，1915年撫順古城子露天礦正式用蒸汽鏟進行剝離並開始使用穿孔機打眼。
2.礦井提升運輸工具有巨大發展。
大中型煤礦都安裝了提升機，並逐步向大型化、電力化方向發展，大大提高了提煤效率。近代煤礦誕生時，開平煤礦1881年安裝投產的蒸汽絞車只有150馬力，日提煤能力500噸。1908年開平公司林西煤礦開始安裝1000馬力蒸汽絞車，提煤能力增加數倍。二十世紀初，西方開始出現電力絞車，使蒸汽絞車相形見拙。而中國煤礦很快也用上了電絞車。1920年，開灤趙各莊礦四號井首先安裝了1台75馬力的電絞車，日提煤能力可達1000噸。此後，開灤唐山礦、林西礦、撫順煤礦、中興煤礦、六河溝煤礦等大型煤礦都安裝了電絞車。有些煤礦的電絞車能力之大，當時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的。1922年，趙各莊礦安裝了1台1175馬力的電絞車，1936年撫順龍鳳礦安裝了1台5395馬力的電絞車，日提煤能力高達5000噸。
相對於礦井提升而言，近代煤礦井下巷道運輸要落後得多。多數礦井仍然是人力或畜力運煤。唯萍鄉煤礦在1907年投產時在總平巷用架線式電機車運煤。撫順煤礦和中興煤礦則在二三十年代開始在井下巷道中使用無極繩運輸。
礦井井口地面運輸有些礦比較先進，如撫順煤礦在1914年即開始用電機車（此前為蒸汽機車）運輸，陽泉五礦和京西房山礦分別於1919年和1925年開始使用架空索道運輸。
井下回採工作面的運輸，相對而言最為落後，普遍延用古代人力拖、背的方法，唯中興煤礦在1931年開始在回採工作面使用簸運機，隨後，東北地區部分大礦中也見使用。
3.礦井通風、排水效能顯著提高。
舊式手工煤窯難於形成規模生產能力，不能滿足近代工業發展需要，主要是受制於提升、通風、排水能力，不能深采。近代煤礦的發展，離不開提升、通風、排水機械的應用和能力的提高。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通風機、排水機逐漸由蒸汽動力改為電力，通風機的風量高達每分鐘10000多立方米。撫順煤礦是近代煤礦中擁有大型風機最多的礦，通風能力為全國之冠。如撫順老虎台礦裝有風量為每分鐘13000立方米的扇風機1台；龍鳳礦安裝風量分別為每分鐘15000和3000立方米的通風機各1台，1500立方米的通風機2台。礦井排水能力的提高也很迅速。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近代煤礦誕生之初，從國外引進的第1台蒸汽動力水泵，排水能力為揚程200米，排水量每分鐘3.5噸（781加侖），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電動水泵逐漸取代了蒸汽泵，排水效能幾乎提高1倍。
4.煤炭加工技術的提高。
舊式煤窯全用手工選煤，近代煤礦誕生之初，開平煤礦雖有選煤機，也僅是帶式手選機。到了二十世紀初，萍鄉煤礦投產時（1907年），從德國購進3台洗煤機（振動篩），先後投產，洗煤機總功率為645馬力，日洗煤能力4000噸。繼萍鄉煤礦之後，1914—1917年間，開灤林西礦先後安裝2台跳汰洗煤機，總功率650馬力。1927年林西礦又安裝1台泡沫浮選機，用以洗選末煤，效果良好。1915年，本溪湖煤礦安裝1台振動式洗煤機，每小時洗煤能力85噸。此外，井陘煤礦也安裝了2台洗煤機，日洗煤能力百餘噸。近代煉焦多採取傳統的方法，中興公司、開灤、六河溝、井陘、本溪湖、魯大公司等煤礦都設有圓形煉焦爐。唯萍鄉煤礦採用西法蜂房爐與土法長方爐兩種方法煉焦。長方爐煉焦是萍鄉人俞燮堃（又名俞彤甫）所創造。長方爐比圓形爐煉焦時間縮短、出焦率增加，煉出的焦炭質量比用洋法煉的質量還高，曾名揚中外，冠絕一時。但傳統煉焦法（包括圓形爐和長方爐）最大的缺點是不能搜集副產品。撫順煤礦在1915年左右建造了可搜集副產品的煉焦爐，對煤加以綜合利用，煉焦時搜集的氨氣用於製造硫酸氨化肥，搜集的焦油用於製取化工原料，搜集的煤氣用於鍋爐發電。
近代用機械加工煤磚始於二十世紀初。1901年，山東坊子煤礦從德國購進1台煤磚機，每小時可出煤磚15噸。1909年，萍鄉煤礦建造了煤磚製造廠，用機器壓制煤磚，年產量5萬噸。
5.煤田地質勘探工作的普遍展開。
中國煤炭儲量到底有多少，到二十世紀初仍是一個謎，外國學者雖有不少推測，但彼此相差甚遠，直到1913年北平地質調查所建立之後，隨著地質普查工作的逐步展開，中國煤炭儲量才算有比較確切的數字。1921年，丁文江、翁文灝首先在第一次《中國礦業紀要》一書上公布了中國大部分省（約23個省）的煤炭儲量，深度在1000米以內為234億噸。1926年地質調查所謝家榮根據地質調查工作的新進展，在第二次《中國礦業紀要》上公布全國煤炭儲量為2176億噸。到1935年，除西藏、新疆、青海未作普查外，25個省已查明煤炭儲量2436億噸。到1949年為止，中國地質工作者查明的煤炭儲量為4500億噸（隨著普查工作的深入和勘探手段的改進，後來查明中國煤炭儲量遠遠超出這一數字）。
上述幾方面的變化發展，說明中國近代煤炭工業體系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初步形成。從地質勘探到煤炭生產與加工利用，都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並形成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但技術基礎薄弱，機械化水平低，生產效率不高。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煤礦生產效率平均每工只有0.3噸；煤礦掘進速度，立井平均月進10米左右，岩石平巷平均月進15—25米左右；煤礦生產輔助環節（提升、通風、排水）基本實現了機械化，但煤礦主要生產環節（回採、掘進工作面）仍然是手工操作。回採工作面幾乎全部使用人力，僅在中興公司棗莊煤礦使用了割煤機。掘進工作面幾乎全部使用人力，風鑽、電鑽打眼還不普遍。
（二）日本對近代煤礦的壟斷與掠奪1937年蘆溝橋事變之後，日本逐步占領了華北、華中廣大地區，華北、華中地區的煤礦和東北煤礦一樣，完全落入日本手中，由日本獨資經營或假名中日合資經營，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為止。從1937年（東北從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採用掠奪式開採方法，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煤炭。由於日本的大肆掠奪，中國煤炭產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1942年全國煤產量達到6568萬噸，為近代最高峰。
在日本壟斷和掠奪東北、華北、華中淪陷區煤礦的同時，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把煤炭開採轉向西南、華南和西北地區。1937—1945年，在國民黨政府管轄的西南等區域中，先後新建或擴建了一批煤礦，其中日產量50噸以上的煤礦有59個，規模最大的四川天府煤礦年產30多萬噸，其他煤礦年產量一般在2萬噸以內。這些小型煤礦，設備簡單，管理落後，仍保留著舊式煤窯的色彩。1943年，西南、西北等地區煤炭總產量達到600萬噸，1938—1945年，國民黨政府管轄區累計產煤4562萬噸。
（三）戰後的煤炭生產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收復區煤礦（東北、華北、華中）多數由國民黨政府接收，少數為解放區人民政府接收。由於日本掠奪性開採所造成的採掘失衡、機械失修以及日軍撤退時的蓄意破壞，造成煤礦生產急劇下降，煤炭技術設備遭受很大損失。日本投降後不久，國民政府再次挑起內戰，不少礦區再度成為戰場，許多煤礦幾度易手，破壞嚴重。在國民政府管轄區，煤炭工業陷於極度衰落。
1946年，全國煤炭產量下降至1800餘萬噸，比抗日戰爭前1936年的產量減少52％，比歷史上最高年產量減少72％。
與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的情況相反，解放區民主政府接管的煤礦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日本投降後，人民政府首批接管了峰峰、潞安、房山、六河溝、鶴崗、雞西、蛟河、通化、賽馬、陽泉等煤礦。1947—1948年，人民政府又相繼接管了東北區的撫順、阜新、西安、本溪湖、煙臺、營城子等煤礦及華北區的絕大部分煤礦。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絕大多數煤礦均由人民政府接收。
近代煤礦由人民政府接收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截至1949年10月，東北煤礦恢復礦井174個，占全部礦井數的82％；華北煤礦恢復礦井212個，占全部礦井數的50％；華東煤礦恢復礦井44個，占全部礦井數的80.2％。1949年，全國原煤產量為3243萬噸。
（四）近代記述中國煤炭工業技術的主要論著記載近代煤炭生產與技術發展狀況的代表性論著有：《煤說》、《中國十大礦廠調查記》、《中國煤礦》、《中國礦業紀要》與《中外合辦煤鐵礦業史話》等。
其中，《中國礦業紀要》由中央地質調查所印行，共7卷。先後於1921年、1926年、1929年、1932年、1935年、1941年、1945年出版發行。它著重記述了全國煤炭儲量、煤層狀況、煤質種類、產銷狀況、各大礦沿革，對其他金屬與非金屬礦產也有所記述。書中的各種統計數字取自地質調查所的實地調查報告、中華礦學社主編的《礦業周報》以及同時期海關報告等。各卷編撰人分別是：第一次紀要為丁文江、翁文灝，第二次紀要為謝家榮，第三、四、五次紀要為侯德封，第六次紀要為金耀華，第七次紀要為白家駒。石油（一）石油工業發展概況十九世紀末，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在中國大肆傾銷石油產品，競相壟斷中國石油市場，以獲取高額利潤。他們在沿海口岸、內地城市設立「油棧」、「經理處」和「代理店」，銷售網點遍及中國城鄉，「洋油」銷售量不斷增加，石油及其產品的輸入量也迅速增長。如1923年，煤油進口值已占全部進口貨值的6.31％，僅次於鴉片和棉紗而居第三位。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煤油、汽油等石油產品的進口值一直占很大比例。中國的民族石油工業則發展遲緩，舉步維艱。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實業部下設礦政局，礦政局下設地質科，這是中國第一個地質行政部門。地質科長為章鴻釗。北洋政府成立後，實業部分成農業、工商兩個部，地質科屬工商部，科長由丁文江擔任。1913年1月，地質科改為地質調查所，主要從事地質科研和地質調查。1913年10月工商部成立地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後改為章鴻釗。地質研究所是我國第一個地質教育部門，它不僅培養了我國數十位著名的地質人才，而且為中國的地質調查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如翁文灝、謝家榮等在石油地質研究和石油開發等方面都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陝北勘探石油失敗後，中國的地質學家並沒有氣餒。地質學家李四光於1923年在《現代評論》上著文指出：「美孚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無石油可辦。」地質家謝家榮1934年在所著《石油》一書中亦說：「中國未曾鑽探之處尚多，倘能依據地質原理，作更精密之探查，未必無獲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敗，殊不能定全局之命運耳。」李四光在英國伯明罕、劍橋等大學講授《中國地質學》時又提出，在中國華北平原「通過深鑽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價值的沉積物」。
1935年，國民黨成立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為翁文灝、副委員長為錢昌照，該委員會隸屬經濟部領導。鑒於抗日戰爭的急需，翁文灝急切想開發我國石油，於1932年派地質調查所地質師王竹泉、潘鍾祥到陝北進行地質調查。兩位中國地質家更正了美孚石油公司地質人員對該地層的錯誤劃分，並發現了永坪、延長的儲油構造，在延長、永坪確定了20個井位。於1934年春成立了陝北油礦探勘處，孫越崎任處長。從德國、美國購進鍋爐、鑽鋌、鑽具等器材，在上海裝配成了三套200米汽動頓鑽鑽機，從上海用火車運抵太原。陝北山路崎嶇，只能用人抬、驢馱，一路艱難跋涉，將鑽機分別運到延長和永坪。在延長鑽了4口井，其中101井在井深100多米處鑽遇旺油，初期日產1.5噸，後減為150公斤。其他井平均日產20—50公斤不等。在永坪鑽了3口井，其中203井日產油50餘公斤，從此發現了永坪油田。這是有史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自己定的井位，也是第一次自己打出了石油。在此同時建立了中國第一支鑽井隊，人數為100人。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在邊區政府的領導下，成立了延長石油廠，廠長為陳振夏。軍工局派來第一科科長兼工程師汪鵬，他在資料缺少的情況下進行了細緻的調查，發現了七里村油田，當時在七里村確定了5個井位，後共鑽生產井13口，獲旺油井6口。其中，七1井井深87米，初期日產原油高達96噸，被職工稱為「起家井」。1943年，延長石油廠創造了原油年產1200多噸的新紀錄，相當於1935年前延長油礦14年原油產量的總和。延長石油廠的原油和石油產品解決了陝甘寧邊區各機關、團體的照明用油和八路軍後方運輸用油，為抗日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10月成立四川油礦勘探處，處長王檠。並首次使用購自德國的旋轉式鑽機。但德國造魚尾鑽頭不適用，後改用美國硬岩鑽頭，在潘鍾祥確定的四川巴縣石油溝一號井（簡稱巴1井）開鑽，於1939年11月獲得天然氣流。後來開始鑽巴2井，用巴1井的天然氣作為內燃機動力燃料，第一次試驗即獲得成功。此井鑽至1002米深時，因鑽機調往玉門而停鑽。
抗日戰爭爆發後，海運被封鎖，「洋油」斷絕了來源。國民黨政府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開發了玉門油礦。這是舊中國最大的油礦，它不僅規模大、產量高，而且也是工藝技術比較先進的一個油礦，被稱為「中國石油工業的搖籃」。
玉門油礦於1938年開始勘探，1939年8月鑽遇第一個油層（被稱為K層）。接著又鑽了幾口深井，鑽遇第二個油層（L層），這是老君廟油田的主力油層，壓力較大，三口井都發生了井噴，後來得到控制，開採成功。自1939年到1949年，共鑽井48口，鑽井進尺26.174米，累計生產原油524.353噸。1949年，玉門油礦天然原油產量達69159噸，占同年全國總產量的95％以上。
1936年，新疆省政府與蘇聯政府商定，聯合開採獨山子油礦，後協定期限為25年。雙方各設一套班子，中方廠名為獨山子煉油廠，蘇方廠名為獨山子石油康賓納（即聯合企業）。蘇聯派鑽井技術人員運來旋轉式鑽機，從1936年到1942年共鑽井33口，這些井初產原油較旺，日產原油40—80噸，最高日產曾達110噸。1942年原油年產量達6900多噸。1942年盛世才投靠國民黨，推行反蘇反共政策之後，蘇方於次年撤走鑽機和人員，封閉油井，致使生產陷於停頓。1944年甘肅油礦局接辦獨山子油礦，修復部分油井，但不到一年又停產。當時還從玉門老君廟油礦調來美制艾迪爾—30型鑽機一部，但未鑽新井。此後一直到1949年新疆解放，獨山子油礦大多處於土法開採的狀態。
中國近代石油加工能力也是很薄弱的。1949年前，僅有玉門、大連、錦西、高雄等4座煉油廠。而抗戰期間，除玉門煉油廠外，其他三座都在日本占領區內。1938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為解決石油產品匱乏，曾先後在四川、雲南的產糖地區，以糖為原料設立酒精廠62個，生產酒精以代替汽油。後因糖料不足，又以桐油、菜籽為原料，裂解製取燃料油。如新建的重慶動力油料廠，在1939年到1944年期間共生產汽油20.09萬加侖，柴油75.8萬加侖，機油8.75萬加侖。但是由於原料缺、成本高、產量少，對解決抗日戰爭時期的缺油問題，只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
日本侵占中國台灣後，進行了掠奪性的開採。在台灣開採了出磺坑、錦水、竹東、牛山、竹頭崎等地的石油與天然氣。從1895年到1945年共采出原油16萬噸，最高產量為1927年的19500多噸。後來，台灣油氣日產量急劇下降，1937年產量下降為4300噸，1944年又下降到2700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又大規模開採東北的煤炭和油頁岩資源，發展人造石油工業。在撫順、錦西、樺甸、四平、錦州、吉林等地建立了7個人造石油廠，生產能力達22.7萬噸/年。從1931年到1945年，共生產人造石油279萬噸。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收大員盜賣東北各石油廠設備，以致解放後除錦西廠經修復能生產外，其他各廠幾乎都成為廢墟。
中國近代石油工業，從1878年在台灣出磺坑用新式機器鑽鑿的油井算起，到1949年，整整經歷70年。70年中，鑽井134口，總進尺63973米，生產天然石油67.71萬噸，人造石油232.41萬噸，生產天然氣約117000萬立方米。據統計，1948年，我國原油生產能力為17.5萬噸（其中天然石油8.8萬噸，人造石油8.7萬噸），原油加工能力140萬噸，汽、煤、柴油產量29000餘噸。石油職工有16000人，其中工程技術和管理人員1700多人，而石油地質勘探技術人員僅48人。毫無疑問，這種狀況同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資源豐富的國家是極不相稱的。
（二）石油勘探、開採、集輸工藝的發展1.勘探方法及成果。
中國最早的勘探方法是踏勘。中外地質工作者根據古籍的記載和某些地方名稱有石油含義的信息，去查看油苗和地層的露頭。他們根據地層的露頭分析油層的地質年代，用簡單的平板儀器測出等高線，再製作出地質圖和構造圖。
1939年，玉門老君廟油田始用鑽井方法勘探。同年，由英回國的翁文波首先採用地球物理方法勘探了四川巴縣石油溝1號井。
1945年7月，甘肅油礦局在礦物地質室組建了我國第一個野外重力、磁力測量隊，翁文波任隊長。後來發展成兩個隊。他們在外國公司協作下，進行過航空測量。從1939年到1949年共11年間，翁文波和他的同事們共找到了9個適宜於儲油的構造。1947年，中國石油有限公司與美、英3個石油公司組成聯合調查團，曾對青海柴達木盆地及玉門地區進行過航空攝影，以勘探石油。
中國人調查陝北石油地質，最早的當推地質調查所的王竹泉和潘鍾祥。
他們曾數次前往陝北調查，對該油田的地質、構造、油層及油頁岩等，都有重要的發現。
王竹泉和潘鍾祥幾次調查陝北油田之後，寫成《陝北油田地質》①一文。1934年7月陝北油礦勘探處成立，根據他們的資料定出7口井。4口在延長，其中有一口深井打出高產油流。3口井在永坪，其中也有一口打出旺油。從此發現了永坪油田。
1942、1943年，黃汲清在新疆獨山子、南疆進行實地調查，1943年10月寫出《新疆油田地質報告》②。在這個報告中，他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論點：一是「陸相生油論」，即陸相地層也可以形成有工業開採價值的生油層。他認為陸相侏羅紀地層是新疆重要的生油層之一。另一個是「多期多層含油論」，即大型含油盆地一般總具有好幾個不同時代的含油地層。這是「多旋迴成礦論」的雛形。這兩個論點的正確性，都已在解放後的石油地質普查和勘探工作中得到驗證。
1938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設置甘肅油礦籌備處，並派地質學家孫健初到玉門進行石油地質勘查工作。孫健初一行查明該地區的生油層、儲油層及地質構造後，認為玉門「油田生油之地層屬於白堊紀」。孫健初認為白堊紀地層除窯街係為海相外，其他均為陸相。窯街系是主要生油層，儲油層則以梨園口系、白楊河係為主。
為了進一步了解玉門油田的地質情況，他們除做地面地質調查外，還依靠陝甘寧邊區延長油礦支援的頓鑽鑽機，開始鑽鑿深井。第一口井於1939年8月鑽到88米深時遇到油層，產油量每天達10噸左右。接著按孫健初所定井位又鑽了7口井，鑽遇L層，打出高產自噴井，其中4井和8井發生強烈井噴，證明孫健初的地質判斷是正確的。
2.近代鑽井工藝技術的運用。
（1）選用鑽頭和合理的鑽井參數。
四十年代後期，玉門老君廟油礦在鑽井工作中，總結出要根據不同的地層選擇不同的鑽頭。一般鑽鑿軟地層用刮刀鑽頭，鑽鑿硬地層用相應的牙輪鑽頭。
在使用旋轉鑽機鑽井中，還注意到鑽井時加在鑽頭上的壓力和轉盤的轉速等參數。如玉門老君廟油礦規定，轉盤轉速應根據鑽頭種類及地層情況，分別採用每分鐘70轉、120轉和200轉三種不同的轉速，通常為120轉左右。鑽頭壓力應根據地層、鑽頭尺寸和型式，鑽杆尺寸、鑽鋌重量、泥漿質量和所要求的井身垂直度而定。
（2）對泥漿的認識與改進。
泥漿，被人們稱為鑽井的血液。它對鑽井、採油的重要影響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①《陝北油田地質》刊於《地質匯報》第20號（1933年出版）。
②此報告於1947年由地質調查所編為《地質專報》甲種第21號出版。
1941年，玉門老君廟油田在鑽井時已懂得使用重泥漿制服井噴，他們用重晶石、坩子土磨製石粉，用以配成泥漿，制服了井噴。但因泥漿比重大，污染並堵塞了油層，給以後採油工作帶來較大影響。
為了改進泥漿的質量，1946年老君廟礦場工程室內設立了泥漿室，這是我國第一個泥漿研究機構，負責人是黃先馴。1947年，黃先馴試用五倍子熬制單寧酸作為泥漿稀釋劑。1948年他又配製成澱粉泥漿，後在鑽23井時使用性能良好，改善了對油層的損害。
台灣油礦勘探處為了提高鑽井泥漿質量，曾以當地的相思樹皮和番石榴樹葉煮液，經濃縮後作為泥漿稀釋劑使用，代替單寧酸。又利用海藻煮液加入苛性鈉成為藻酸鈉後摻進泥漿中代替膠質物質，以調整粘度、穩定泥漿。台灣嘉義溶劑廠，在1947年已能生產單寧酸，但產量有限，價格昂貴。
玉門鑽井泥漿室又進一步對泥漿中的幾個複雜問題如失水量和泥餅對油層出油的影響等進行過深入研究，並對含砂量、pH值、粘度等泥漿指標作出了具體規定。當時還懂得了根據不同地層靈活掌握泥漿的比重。
1943年，玉門老君廟油礦開始使用泥漿攪拌機，增添了泥漿儲罐、泥漿槍、泥漿篩等設施。
（3）測試及取岩心。
玉門油礦在鑽井過程中十分重視地質資料的收集工作。除了由值班員每鑽一米取一次砂樣和記錄油氣顯示之外，還十分注意測井和取岩心，以獲得地層性質、油層厚度、油層上下有無氣層和水層等比較齊全的資料，用來決定完井的方法，規定套管應下的深度。
人們稱測試（亦稱電測）是「地下的眼睛」，在玉門油礦的鑽井、完井過程中，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夏天，中國石油有限公司探勘室在玉門油礦成立了我國第一個電測站，站長劉永年。這個站當時只有四五個人，器材也非常缺乏。他們就自己動手焊了1部手搖絞車。把3根較粗的電工皮線用麻繩、膠布捆起來當做電纜使用，每隔1米捆一下，當作深度記號。再用一些普通的電工儀表和1個自製的電流換向器，連成1個簡單的電位計。後來，他們找到了1台照相示波儀和1隻精密度較高的「0」位檢流儀，做成了1台半自動電測儀，這算是當時比較先進的測井儀器了。
1949年春天，玉門油礦電測站王曰才等留學生和大家一道，終於製成了我國第一個同軸直流放大機，並用它同原來的照相示波儀配套，製成了我國第一台自動電測儀的雛形。並用它在老君廟油田的1—22井和l—15井進行電測，下井一次同時測出兩條電阻曲線和一條自然電位曲線。在新中國成立後，玉門電測站仍然使用那套半自動的電測儀來擔負測井工作。
取岩心始於四川的巴1井，但未獲成功。玉門油礦1941年從高炕、萍鄉、湘潭等煤礦調來3台旋轉式鑽機後，就有了取岩心的技術手段。而從德國、美國購置的鑽機均附有取心鑽具。1945年，在老君廟油礦，一次取出岩心最長為2.49米。
運用電測測試地層，取岩心和岩屑直觀資料，進行綜合分析，對地層判斷是比較準確的，對確定一口井有無開採價值，下套管與否以及確定完井，具有良好的效果。
3.油田開發與採油工藝技術。
從1945年起，油田地質研究陸續展開，於1946年在老君廟礦場工程室內設置了研究室，這是我國最早的一個採油研究機構。當時主要研究課題及成果有：（l）油田的地上應服從地下，研究老君廟地下構造，各產油層彼此關係。後來在鑽井過程中取岩心、岩屑，從岩心中觀察岩心的孔隙度、滲透率及飽和度，並用來推算總的儲量，定出各井的產量。
（2）油田的動態，是氣驅動還是水驅動，以及油層壓力、溫度發生的變化及其影響。要求採油工每天量油、測氣壓和溫度，並定期化驗油的成分。1949年2月，一張化驗抽樣單上顯示老君廟油田原油含水。這是一個重要發現，並由此確定油田的動態是水驅動類型，從而為後來油田補充壓力，進行注水開發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改變了過去認為是氣驅動油田的認識。
（3）各井的性能及增產措施的研究。
老君廟油田的原油含蠟百分比較高，在生產過程中油管經常結蠟，影響原油流出。解決辦法是利用絞車將鋼絲繩連著刮蠟片下入油管中清蠟。每天都要清一次。此外還加強了修井作業。油井由於出現砂子蠟堵塞，必要時採用熱油沖洗井。為了加強修井工作，油礦還專門成立了一個修井隊。
由於當時國外技術信息不暢通，因此這些工藝技術只是在實踐中通過不斷摸索而尋找出一些比較科學的方法，且為以後採油工藝技術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4.油氣集輸工程。
油氣集輸是油田開發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隨著油氣開發的發展以及為滿足提高煉油質量的需要，中國近代的油氣集輸工程也逐步形成並完善起來。關於最早的陝北油礦集輸狀況，1931年出版的《礦業周報》記述道：「汲出之水及油，均流入分油槽，該槽上下三洞，水由下洞流入分水池，油由上洞流入油槽。分水池中積之日久，表面分出原油，亦導入儲油槽，而儲油槽之底部，日久亦有若干水量，必須汲出。官廠儲油槽五座，可儲原油五萬餘斤。」儲油槽系用鐵板製成，每座容油百擔。「用手搬唧油機，以二十英尺鐵管導入煉廠，直接流入一號煉釜。」由此可見該油池雖「土」，但卻起到了分離油水的重要作用。
玉門的油池開始極為簡陋。1939年油井出油後，才從遠處運來5000塊磚修了個露天「土」油池。上面覆蓋著蘆葦，冬天嚴寒油凝固，夏天烈日油散發，並且有發生火災的危險。1942年8月，玉門山洪爆發，洪水流到油池，造成原油橫溢，流到山下的子弟小學、家屋住宅，又流到了伙房。油觸火即燃，釀成火災，損失慘重。
經此慘痛的教訓，玉門放棄了明溝和露天油池，改用管道和油罐。但原油出井還攜帶天然氣、砂和水分。這樣一來，雖然減少了原油的蒸發，保障了油區的安全，但殘留在管線中的砂子及殘油卻要經常清洗，且容易引起管線的熱脹冷縮，同時也沒有解決煉廠用原油的質量問題。1944年翁文灝之子翁心源從美國學習儲運管道工程歸來。在他的指導下，玉門修建了第一條從油田8井到四台煉廠的輸油管線，並建成了兩個選油站。選油站裝置儲油罐3個，沉砂器和分離器各兩個。其中一個選油站的分離器是從美國進口的，另外一個選油站的分離器是自己用木頭製造的。為解決冬季保溫問題，他們在輸油管線旁另設一條蒸汽管線。選油站投產後，不但提高了原油的質量，而且分離出的天然氣可供生活取暖和做飯。
到了1948年，玉門老君廟油田的輸油管線，由地上改為埋藏在地下，建成了更趨合理的環形輸油管線，集輸流程逐步完善。
第三節 冶金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經濟侵略又大規模捲土重來，致使原來發展較快的民族金屬冶煉業又落入緩慢發展的階段。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由於日軍侵占了我國大片土地，大部分冶金企業落入日軍之手，使我國的冶金業受到很大打擊，更加舉步維艱。抗戰勝利後，大量美國物資傾銷，加之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又很快發動內戰，使我國的冶金業陷入萎縮甚而幾乎崩潰的境地。
鋼鐵冶煉在1911至1937年期間，華資鋼鐵廠和日資鋼鐵廠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勢。華資鋼鐵廠經不起外國鋼鐵的傾銷和市場不景氣的衝擊，產量逐步下降，1926年後更是急劇衰退。1937年生鐵產量僅為1.95萬噸，鋼產量僅為4萬噸。這一時期，漢冶萍公司由於生產成本高於外國企業，公司又先後向日本財團貸款5000多萬日元，企業為日本財團所控制，加上經營不善等原因，至二十年代漢冶萍公司的煉鋼廠不得不全部停產。上海的和興化鐵廠和大鑫鐵廠則主要從事軋制廢鋼業務。上海鋼鐵廠在留美博士周志宏擔任廠長後，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技術改造，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生產了不少軍工用鋼。這一時期還曾積極籌建中央鋼鐵廠（廠址設在湖南湘潭）、廣東鋼鐵廠（廠址廣州）、西北煉鋼廠（山西）等，但有的未能建成，有的雖然建成，如閻錫山以山西煤鐵為基礎興辦的西北煉鋼廠，建成後尚未正式投產即因抗戰爆發而落入日本人手中。此外還有不少重大發現及研製了一些新的鋼鐵品種，如丁道衡發現白雲鄂博鐵礦主礦體，在周仁、嚴恩棫、周行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研製成功各種碳素鋼、錳鋼、鎳鉻鋼、鉻鋼、不鏽鋼、高速鋼等。
日資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曾一度困難，但此後通過某些技術改造並在擴軍備戰刺激下，又有所發展，1931年東北淪為日本殖民地後，鋼鐵產量更是大增，1937年生鐵產量達81萬噸，鋼產量增為51.6萬噸。如1933年由滿鐵和關東軍在鞍山組建的昭和制鋼廠，經過不斷擴建，發展成為中國近代最大的鋼鐵企業，1937年其貧礦處理量即達15233萬噸。其他如鞍山制鐵所在大戰後因嚴重虧損僅留1爐出鐵，隨後，他們大力解決技術問題，即貧礦處理問題，於1921年由梅根常三郎等研究成功「還原焙燒法」；又從德國獲得有關資料，由久留島秀三郎發明液氧爆炸法，提高了採礦效率。通過這些措施，降低成本，增加產量，如1926年前其生鐵產量在7—8萬噸，1926年2號高爐投產，產量上升至20萬噸，成本下降50％。本溪湖制鐵所也通過改建和重建而不斷擴大生產。
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繼東北之後，華北、華東、華南廣大地區相繼成為淪陷區。日本為實現其「以戰養戰」的方針，對淪陷區資源，特別是鋼鐵資源進行更為野蠻的掠奪。如在我國東北，成立滿洲重工業株式會社（簡稱「滿業」），對鋼鐵、輕金屬、機械、煤炭進行支配性投資和經營。不斷擴充原有的鋼鐵企業，同時又建立一批新的鋼鐵研製和生產單位，特種鋼生產也有一定發展。由於實行「日滿一體化」方針，偽滿時期，向日本運送大量生鐵與鋼坯，致使偽滿末期的鋼鐵生產結構成為倒寶塔狀，即在設備能力方面，可生產生鐵252.4萬噸，鋼錠144萬噸，鋼材48萬噸；而在產量方面，生鐵170.2萬噸，鋼錠86.9萬噸，鋼材51.9萬噸。①在華北，日本占領了石景山鐵廠、陽泉鐵廠、西北煉鋼廠（改稱太原制鐵所），先後修復生產；在天津日本成立了10家鋼鐵企業及其配套工廠；在唐山，開始興建「唐山制鋼株式會社」；在華東，日軍占領馬鞍山鐵礦區，1938年成立「華中鐵礦股份有限公司」（後改稱華中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馬鞍山，成立了馬鞍山制鐵所。日本占領這些礦冶企業後，大肆掠奪我國的鐵礦資源，將各廠所開採、冶煉的鋼鐵製品大量運往日本。
抗戰期間，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封鎖和運輸的困難，洋鐵很少進口，但因抗戰和民生的需要，使抗戰後方及抗日根據地的鋼鐵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1938年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上海、武漢及沿海地區的數以百計的官辦和民營工廠紛紛入川，國內大部分冶金工程技術專家、學者也雲集重慶。這一時期，後方的鋼鐵企業，以其隸屬關係及經營方式可以分為四類：（1）以兵工署為主的，由兵工署獨辦的官辦企業，如鋼鐵廠遷建委員會（又稱兵工署第二十九廠及大渡口鋼鐵廠）、第二十四廠、第二十八廠等；（2）資源委員會主辦的企業，如電化冶煉廠、威遠鐵廠、陵江鋼鐵廠、資和鋼鐵廠、資蜀鋼鐵廠、資渝鋼鐵廠、雲南鋼鐵廠等；（3）官商合辦和獨資經營的企業，如官僚資本控制的中國興業公司，民族資本家經營的渝鑫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等；（4）民營小鐵廠，如蜀江煉鐵廠、協和煉鐵廠、清平煉鐵廠、東源實業公司、福昌煉鐵公司、大昌煉鐵公司、渠江礦冶公司、榮昌鐵廠、永興鐵廠、上川鋼鐵公司、永和實業公司、中華工業社綦江鐵廠等。1944年上述地區共有鐵廠100家，鋼廠5家，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控制的有16家，占全部資金總和及全部動力設備的80％。後方冶金工業，雖因戰爭需要而較抗戰前夕有所發展，但由於海岸封鎖，技術設備落後，原材料基地為日本人所占，其產量增加緩慢。如1943年新法冶金的生鐵產量僅為7萬噸，鋼只有0.68萬噸。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因地制宜發展鋼鐵冶煉，以滿足根據地對鋼鐵製品的需求。在陝甘寧邊區，利用邊區僅有的煤鐵資源和薄弱的設備製造能力，由徐馳等人主持工作，建成陝甘寧邊區第一座高爐（在延安）。1943年冬，該座高爐開始出鐵，由於技術準備充分，高爐由試煉到正常生產，①解學詩、張先良著：《鞍鋼史》，冶金工業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頁。很快達到設計要求，日產鑄造生鐵1噸以上，完全滿足了邊區對鑄造生鐵的需要。在晉冀魯豫邊區的太行山根據地，陸達針對當地只有土法生產的白口生鐵，但不能車削加工做成炮彈殼體的現實，採取措施對白口生鐵進行韌性處理，使之轉化為可鍛性鑄鐵。經過處理，陸達所在的柳溝鐵廠的炮彈殼月產量由4000發提高到3萬發。在1939年末皖南事變後建立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先後建立不少修械所，利用坩堝、三節爐等工具煉鐵和鑄造地雷外殼、手榴彈外殼、迫擊炮彈殼、槍炮彈外殼等，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敵鬥爭。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我國的鋼鐵工業在總體上陷入萎縮和崩潰的境地。後方的冶金工業，特別是重慶地區興辦的各類冶金企業，當抗戰一結束，就面臨破產的命運。由於戰時封鎖的解除，美國鋼鐵大量進口，致使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因而重慶地區的大量鋼鐵製品銷售不出去，不少鋼鐵廠，包括規模較大的渝鑫鋼鐵廠、中國制鐵公司、中國興業公司等都先後停工、減產或倒閉①。據統計，1945年10月，重慶等地鋼鐵工業煉爐繼續開工生產者僅為1944年的10％②。原來淪陷區日本軍部和商人經營的一些鋼鐵廠，因遭日軍撤退時的破壞和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洗劫，遲遲不能復工。1945年後，資源委員會擔負了對日偽工業的接收和全國工業的調整任務，組織了鞍山鋼鐵有限公司、本溪煤鐵有限公司、撫順特殊鋼鐵廠、東北金屬礦業有限公司、華北鋼鐵有限公司籌備處、華中鋼鐵有限公司籌備處、上海鋼鐵公司等。資源委員會下屬的鋼鐵企業，其鋼鐵產量占全國的80％。雖然有如此龐大的系統，但卻抵擋不住國民黨經濟總崩潰態勢的衝擊，美國剩餘物資又大量湧入，占領市場。據統計，資源委員會系統的鋼鐵廠及民營鋼鐵廠，1945年產生鐵48495噸，鋼63000噸；1948年上半年產生鐵22056噸，鋼932噸③。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鋼鐵工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晉冀魯豫邊區在這時由陸達領導建立了故縣鐵廠。1947年陽泉解放，為了建設故縣鐵廠，根據軍工部的指示，陸達、陳志堅等人，將陽泉榮華鐵廠日產20噸生鐵的2號高爐全套設備搬遷到故縣。1948年1月故縣鐵廠高爐（20噸）開爐，隨後，10孔焦爐棘臻焦爐也投產。高爐出鐵後，迫擊炮彈的生產量成倍增長，以60、82、120、150四種炮彈為例，1947年高爐投產前總產量僅為20.88萬發；1948年激增至102.8萬發；1949年增至175.63萬發。在晉察冀邊區，1947年成立了井陘、陽泉辦事處，著手規劃恢復這個礦區的煤鐵生產。由於陽泉鐵廠的設備遭到嚴重破壞，2號高爐又已拆遷到故縣，因此只能對殘缺不全的1號高爐進行修復，同時還要進行人員培訓。1948年初，高①施復亮：《論當前的經濟危機》，《四川經濟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②《重慶工商界控拆美帝摧殘我民族工商業》，《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7日。③黃逸平：《中國近代鋼鐵工業史》，《中國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第1頁。爐按計劃裝料、點火，順利出鐵，很快達到這座高爐的設計要求，日產鑄鐵80噸，當年年產7228噸。①有色金屬由於整個民族工礦業發展緩慢，所以自1921至1927年，全國較大的有色金屬礦雖增加到31個，但資本增加不多，且利潤下降，甚至虧損。1928年，國民黨全國政權建立後，基本壟斷了有色金屬礦冶業的生產、運輸和出口，排斥、壓制、打擊民族礦冶業，結果更使有色金屬的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在1942年前一段時間，由於戰爭對軍工生產的刺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擴大軍工生產，增加戰略物資的儲備，使有色金屬在世界市場上銷路擴大，價格上升，因而促使有色金屬生產有所發展。1931年，日本侵占我國東北，為了侵略戰爭和掠奪我國礦產資源的需要，而力圖把我國東北建成為其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基地，並在其侵占期間掠奪了大量的有色金屬礦產。七七事變特別是珍珠港事變後，日本為適應其侵略戰爭的需要又積極在台灣發展金屬工業，使台灣的鋁鎂金銅等有色金屬產量有較大的增長。
這一時期有色金屬的採礦技術與前一時期相比，雖然仍舊較多採用原始、手工的落後方法，但在機械開採方面也有一些進步。如日本侵占我國東北時在華銅、楊家杖子、青城子、天寶山等礦山採用了乾式填充法和留礦採礦法，還使用了風動鑿岩機和黃色炸藥。1909年官商合資成立箇舊錫務有限公司，從德國訂購新式設備，從1913年開始機械化采錫。1930年，廣西賀富鍾地區商礦公司，開始用水輪、水泵、砂泵等水力機械開採。1936年，國民政府開辦茶盤源公司，引姑婆山槽河的自然高壓水源，用水力提升機、水輪開採望高砂錫礦，1938年建成投產，成本比電力開採降低30—50％①。1947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第二特種礦產管理處在錫礦山建立示範銻礦，實行「探采結合，貧富兼采」。豎井掘進用手持風鑽，運輸用礦車和卷揚機，主巷用電燈，工人攜充電礦燈照明，電泵排水，從而改善了工人勞動條件，提高了生產效率。
在選礦技術方面，直到三十年代開始採用近代的選礦技術。1931至1945年，日本在我國東北建成楊家杖子、青城子等十多座有色金屬選礦廠，使用浮選法選礦。1936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從德國進口旋轉磁選機，對湖南和江西的鎢砂進行集中精選，脫除錫、硫等雜質。1941年，錫業管理處建立桂林選礦廠，使用汀氏磁選機，精選廣西、湖南、廣東所產鎢、錫毛砂。1942年，在湖南零陵興建反射焙燒爐，進行焙燒除砷，所產鎢精礦達到了德國鑑定的「漢堡標準」（氧化鎢含量大於65％，含錫小於1.5％，含砷小於0.2①徐馳：《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鋼鐵工業》，《中國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第33頁。①見莫友怡：《我國錫礦砂的水力開採今昔》，載《有色今昔》，1992年第4期，第20頁。％）。
在冶煉技術方面，這一時期除採用土法冶煉技術外，還出現了較多採用西方近代冶煉技術的廠礦。如：鋅冶煉技術，1931年工程師饒湜試驗西法煉鋅。他吸取1919年湖南黑鉛煉廠德國工程師在長沙進行橫罐煉鋅試驗失敗的教訓（爐溫未達1200℃時煉罐軟化），著重煉罐的研製，經過八個月的試驗，煉罐耐火度達到1200℃，符合煉鋅要求。1934年於湖南長沙建成煉鋅廠，採用橫煉法生產蒸餾鋅。1942年，日偽在葫蘆島建成有8座豎罐蒸餾爐的煉鋅廠。該廠是根據美國新澤西州鋅業公司豎罐煉鋅專利，由美國工程師設計，年產鋅1萬噸，投產後16個月共生產鋅84.6噸。由於罐體破裂致使生產被迫中斷。
煉錫技術，1910年，雲錫公司開始採用水箱鼓風爐和煤氣反射爐煉錫，後由於效率低而繼續使用土爐冶煉。1933年改造煤氣反射爐，同時增建熔析反射爐提純，從此開始新式煉錫。1943年創調溫結晶法成功。該法先結晶出較純的錫，經幾層階梯式的鍋，可獲得純度達99.5％的純錫。
煉銅技術，1937年冶金專家葉渚沛在長沙試驗成功電銅生產，並建成精銅煉廠。1938年又在重慶建成電解銅廠，產品含銅99.93％。1939年，日偽「奉天制煉所」的煉銅車間，其工藝是用燒結鍋燒結焙燒、熔煉、真吹爐吹煉、電解槽精煉。
鋁冶煉技術，1929年日本理化研究所鈴木取得了用煙臺礦電熱熔融分離矽鐵後，再進一步氯化以製造氧化鋁的專利。經過試驗，1938年建成的日偽撫順鋁廠，用此法生產氧化鋁，再通過電解法生產金屬鋁。
黃金提取技術，土法一般用木盆反覆淘洗留金於盤。淘出的細碎砂金經熔煉純化，即成赤金。若金中含銀較高，則需將金銀分離。1939年建成並投產的「奉天制煉所」則從銅鉛陽極泥中回收金銀產品。
鍊汞技術，1938年王子佑提出改良土灶意見，指出原爐有底鍋易壞、取汞不便、汞回收率不高等缺點，並進行改良試驗。1941年《湖南建設廳地質調查報告》中說，汞業管理處試用的鐵管爐成績甚佳。擬行於各廠。這種改良灶有圓鍋和長方形鍋兩種，都用鐵管導入水箱，加強了冷凝系統，使回收率約提高10％。改良灶沿用到1953年。
煉銻技術，四十年代後，趙天從進行提高銻質量問題的研究，經過試驗，成功地取得了用純鹼去砷的工藝，使含銻成分由99％提高到99.8％。此外，他和劉樹人、鄧傳似等提出銻提純除砷、除鉛的新工藝和試驗數據。試驗結束後，又組建純銻精煉廠和銻產品廠。
其他如鎢、鉬等稀有金屬的冶煉和加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僅有少量的作坊式的生產，使得我國在鎢精礦的產量和出口量上雖居世界第一位，但鎢製品卻全部依靠進口。至於對另外一些新發現的稀有金屬，則僅僅做了部分勘探、調查的工作，其開採、冶煉及應用尚未提上日程。
第四節 交通鐵路（一）
1919—1949年鐵路建設概況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中國的鐵路建設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北洋政府只是將鐵路修築權作為抵押品，以出賣築路權來換取帝國主義列強的貸款，以貸款來購買武器增強自己的實力。在此期間，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雖然獲得了在中國十多個省的築路權，但卻無力東顧。1928至1949年，國民政府統治期間，共修築了13000公里的鐵路。1928至1937年，國民政府主要採取「中外合作」的方式投資建造鐵路，在關內修建了3600公里的鐵路。東北地區則利用省商合營的方式，在1928至1931年期間修建了900公里鐵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區共修建了1900公里的鐵路。1931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國東北地區修建了5700公里鐵路，在華北、華中、華南地區修建了900公里鐵路。到1949年，全國鐵路有22000多公里，而實際通車的線路則只有11000多公里，至於機廠、機車、車輛更是破爛不堪。
（二）舊中國鐵路建設的特點由於舊中國修建鐵路的資金、技術和設備都要依賴進口，依賴外國，我國鐵路實際上是受外國控制的。外國人不僅控制修路權，而且直接經營他們所修的鐵路，不僅控制路權、路政，而且沿鐵路線兩邊的開礦權、稅收權、森林開採權也為他們所占有，甚至駐有軍警，控制了司法治安權。
舊中國鐵路線的布局極不合理。在東北和沿海地區，由於他們統治和剝削的需要，鐵路較密，在有些地區甚至成了網。而在內陸地區，特別是西北和西南的廣大地區，沒有或很少有鐵路。東三省及熱河地區的鐵路，占全國鐵路總數的45.1％，而關內廣大地區只占有54.9％，西北、西南兩大地區，僅占全國鐵路總數的6％。
舊中國鐵路工程標準低劣，運營設備落後陳舊，機車車輛型號龐雜。我國鐵路由於是由不同列強國家修建、經營和管理，他們要推銷本國的設備和產品，所以，所修的鐵路、用的設備，一般都採用其本國或其殖民地的鐵路標準和設備。舊中國留下來的准軌客貨車、窄軌客貨車，大都來自英、美、法、日、俄、德、比等國。客車型號達130多種，車型複雜，技術落後，車體短，載客少，設備簡陋，車窗狹小，供水不足，通風照明不良，運行速度低。貨車型號達560多種，車型小，載重噸位低，主型車才30噸，還有10噸，15噸的車，40噸的已算大型車。車鉤緩衝裝置也有近20種。1949年接收留下的4069台蒸汽機車，大部來自不同的國家，少數是進口外國配件由中國組裝的，其型號達到了198種之多，所以，我國鐵路素有「萬國鐵路博覽」之稱。
舊中國鐵路管理是分線設局，分線管理，效率低下，混亂不堪。列強各自修自己的路，各管自己的線，各自定價，自成體系，互不配合。如北京有3個互不聯繫的客運站——前門車站、前門西站、西直門車站，它們分屬於平漢線、北寧線和平綏線三個鐵路局分管。客貨列車不能直通。
舊中國留下了35個破敗的機廠，如大連機廠，長辛店機廠，唐山機廠等。這些機廠不是分專業的製造廠，而是機、客、貨車綜合修理廠。由於內政腐敗、列強掠奪，這些機廠廠房簡陋，設備陳舊，技術落後，所以只能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而且主要的部件、材料還都要從國外進口，名為機廠，實際上不如正常的機務段。
舊中國的鐵路建設史同近代中國社會一樣深深地烙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這一切，只是在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建立以後，才得到徹底改變。造船發端于洋務運動的中國近代造船業，其發展道路坎坷而曲折。洋務運動雖然以「自強」、「禦侮」為標榜，但是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加上封建統治者的反動腐朽性，洋務派官僚的買辦性，最終也沒能達到「禦侮」的目的，更沒能自強。中國近代造船業的發展，既缺少近代科學技術作先導，又缺少近代工業作基礎，因而無法達到先進的水平。有的造船企業逐步走向衰敗，有的即使取得一些進展，也只能是局部性的。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繼侵占我國東北三省之後，又向華北、上海等地大舉進攻，沿海各省市相繼被日本侵略者占領，日軍旋即進占各地船廠。造船企業遭到嚴重破壞，即使能繼續進行生產的，也被迫為日本侵略者所利用。茲針對不同的發展情況分述如下。
1.江南造船所及其所造萬噸級遠洋運輸船。
191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持續進行，美國急需一批遠洋運輸船，乃與我國簽訂了為美國承造「官府」（Mandarin）號等4艘萬噸級遠洋貨船的合同。儘管大戰已於1918年末結束，但4艘船仍如期交貨。這4艘船是全遮蔽甲板型蒸汽機貨船，總長135米，型寬16.76米，型深11.57米，指示功率3670馬力，安裝的是該所製造的三缸蒸汽機。第一艘「官府」號於1919年1月開工，1920年6月3日下水，1921年2月17日交船後開往美國。《東方雜誌》報道說：「江南造船所承造的一萬噸汽船，除日本不計外，為遠東從來所造最大之船..從前中國所需軍艦及商船，多在美、英、日三國訂造，今則情形一變，向之需求於人者，今能供人之需求，中國產業史上乃開一新紀元。」①由之可見當時輿論界是何等歡欣！第二艘「天朝」（Gelestial）號於1920年8月下水；第三艘「東方」（Oriental）號於1921年3月下水；①《東方雜誌》第16卷，第2期。
第四艘「震旦」（Cathey）號於1921年5月下水。到1922年4艘萬噸級貨船全部交船完畢。②這批遠洋貨船的建造質量甚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仍在營運。誠然，當時造船所的總工程師是英國人毛根（R.B.Mauchan），而有關器材也多是從國外購置的。
1925年，江南造船所建成二號船塢，長153米。1930年，海軍部代部長陳紹寬兼任江南造船所所長，十分重視艦艇的更新和船廠的發展。1931年建成護航艦「逸仙」號，總長82.4米，排水量1545噸，主機功率4296馬力，最高航速19節。裝有150和140毫米大炮各1門，高射炮、機關炮等10餘門。1931年開工並於1937年建成巡洋艦「平海」號，長109.8米，寬11.9米，型深6.7米，吃水4米，排水量2400噸，雙機共7427馬力，航速25節。裝有140毫米雙聯炮塔3座，魚雷發射管4具，80毫米高射炮6門，60毫米炮4門。「平海」和「逸仙」是江南造船所建造的兩艘最大的軍艦，代表了中國近代艦艇工業的最新水平。
1932年又建三號船塢，1936年擴建後塢長197米，寬30.48米，深8米，成為當時全國各船廠中最大的干船塢。與此同時，造船、輪機、銅工、木工、鑄鍛等車間及碼頭、倉庫、動力設施都進行了擴建，由電力代替了原來的蒸汽動力，從而使生產能力大為提高。
自1905年局塢分立之後到1937年，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種船艦716艘，總排水量219047噸。1922至1937年，共修理各種艦船3862艘次。江南造船所從而成為我國生產能力最強、技術水平也較高的近代船舶工業的主要基地。①1937年11月，日軍進駐江南造船所，旋即委三菱重工株式會社經管，1938年1月竟改稱三菱重工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日軍還強征附近的民房及空地，擴大廠區面積。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還接管上海地區的所有外資船廠和許多民營船廠，組成三菱重工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的浦東工場、楊樹浦工場和淑浦工場。1938至1945年8月，該所共建造大小船舶360艘，修理船隻約萬餘艘次。
1945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海軍接收江南造船所。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新建大小船舶只有34艘，其中30米以上機動船僅7艘。這一段時期共修理艦艇616艘次，總排水量75萬噸，其中修理美國艦艇占一定比例。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對該所進行了破壞，造成重大損失。
2.福州船政局設立飛機製造工程處。
進入民國時期以後，福建船政局由於資金不足，造船業務受到極大限制，逐步走向困窘和衰落。1926年，福州船政局改為海軍馬尾造船所，但一②參見劉大鈞、曹海紅：《我國第一批出口萬噸輪，究竟在哪一年？》，《艦船知識》1985年第9期，第21頁。
①《中國近代艦艇工業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頁。直未能向企業化方向轉變，這當是與江南造船所的重要差別，也是福州船政不景氣的重要原因。
1918年，北洋政府利用這裡的技術條件，設立飛機製造工程處，由我國早期著名的飛機設計師巴玉藻任主任。到1931年，共試造了16架水上飛機。1931年初，該處遷至江南造船所後，製造水上偵察機和教練機共6架。抗日戰爭勝利後，該處併入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航空委員會。①福州船政局歷史地成為中國航空工業的搖籃，當為人們所始料未及者。
馬尾造船所的艦船生產雖然不景氣，但其教育事業仍堅持不懈，成績卓著。福州船政局的前學堂後來改稱福州海軍製造學校，後學堂改稱福州海軍學校。在1917年又成立海軍飛潛學校，設有飛機製造、潛艇製造和機器製造3個專業，為中國近代造船工業培養了一批技術中堅。
3.黃埔船廠與廣南船廠。
黃埔船局1916年由廣東實業廳接管，改稱黃埔船廠。1931年，黃埔船厂部分設備拆遷到海軍廣南造船所。
廣南造船所的前身是航商譚毓秀、譚禮庭創建於1914年的廣南船塢，該船塢於1923年曾為海軍建造過1艘運輸艦和4艘船殼。1924年秋為廣州軍政府收購後，改名為海軍廣南造船所，以修理海軍艦艇為主。1931年，又改稱廣南造船廠。1932年建造「海維」號淺水炮艦1艘。後因經營不善於1936年7月停工。1937年將船塢租給商家修船。1940年，日本侵略軍利用該廠留存設備，製造淺水輪船。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接管原黃埔船廠，1946年改稱黃埔海軍造船所。1949年將8500噸水泥浮船塢和其他重要機具一併拖往台灣。①4.大沽造船所。
1913年，原大沽船塢劃歸海軍部領導，改名為海軍大沽造船所。在1915到1925年間，曾建造「安瀾」、「靜瀾」、「河利」、「海達」等多艘船舶，還造有「靖海」、「鎮海」、「海鶴」、「海燕」等軍用炮艦。1919年時職工達1600人。
北洋政府及隨後期間，政局動盪，軍閥混戰，海軍大沽造船所10餘年間所長易人達15次之多，每次更迭，器材物資均遭劫奪。1929年2月終因經費困難而停工。1930年張學良易幟，奉軍進駐平津，工廠復工。1935年宋哲元主政華北，工廠以修造槍炮為主要產品，是時職工又達1400人。
1937年日軍入侵後將制槍炮的機具拆卸運走，利用所余設備招集職工復工，專事修造日軍統制船隻，歸塘沽運輸株式會社管理，1941年又改稱天津浮船株式會社。該廠之船塢、碼頭、場房、宿舍及倉庫等，日人多未及時修理，致坍塌一半。時職工約400人。
①參見《中國近代艦艇工業史料集》，第18—19頁。
①參見《廣東省志·船舶工業志》，廣東省船舶工業聯合公司，1996年6月，第40—42頁。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南京政府海軍部派人接管，竟將器材盜賣一空。1946年5月海軍部又改派邱某接管，到1946年10月始復工，時職工約350人。1948年解放前夕，經所長邱某督催技工，由軍艦將各重要工具機、工具、材料等1000噸運往長山島，另行建築海軍修船廠，還擄去各廠技工數十名。大沽造船所，至此損失殆盡。①5.旅順船塢及大連船渠。
自1905年即被日本占據的旅順、大連兩處廠塢，一直用來大量修造日軍艦船。
大連船場於1937年改稱大連船渠，先後經過3次擴建，已擁有3座4000噸級以下船台、5000噸級和8000噸級船塢各1座，工人約5000人。1942至1945年，建造3000噸、3850噸、4500噸和8100噸4種型號的軍用運輸船12艘。1944年，大連船渠的年造船能力為17000噸。旅順船塢於1936年末重歸日本海軍要港司令部管轄，1937年易名為日本海軍工作部，1942年又改為日本鎮海海軍工作部。該塢工場共有13個車間，除擁有萬噸級和1000噸級大小船塢外，還有一座3000噸級船台。日軍占領期間除修、造船外，還製造過迫擊炮彈。
根據1945年初美、英、蘇三國《雅爾達協定》及中蘇兩國政府有關協議，旅順船塢及大連船渠由蘇聯接管。1945年8月，蘇軍接管旅順船塢後，易名為蘇聯太平洋艦隊海軍一○二工廠，主要任務是修理蘇聯商船及其太平洋艦隊的艦艇，可擔任萬噸級艦船的大修工作。1945年8月，蘇軍接管大連船渠後，易名為大連船渠修船造船機械工廠，主要修理蘇聯商船。1951年起，中國正式收回大連船渠主權，1952年改為中蘇造船公司。①6.海軍青島造船所。
東北易幟後，東北海軍副總司令沈鴻烈於1931年兼任青島市長，倡議建立海軍工廠和海軍船塢。工廠的前身是1898年德國在青島小港建立的水雷槍械修理廠，1927年曾改建為海軍鐵工廠。
1931年，由東北海軍副總司令兼青島市長沈鴻烈倡建，1932年12月動工開挖船塢，1934年竣工投產。船塢堅實，可容納萬噸級以下船舶入塢修理，它是中國北方又一修造船基地。首次進塢修理的是「永翔」號軍艦。次年，政記公司的7000噸「花甲」號也曾進塢檢修。1935年，該廠又建500噸級船台1座，水工設施也較為完善。
1937年青島陷落前，國民政府海軍就將該廠的一部分設備拆運到四川萬縣，余者就地毀壞。1937年12月底，日軍登陸青島並占據該廠。1938年3月，日本浦賀船渠株式會社將青島海軍工廠在內的四處船廠兼併，改名為青島工廠。主要業務是修理商船和軍艦，也建造過一些挖泥船、破冰船及小型①參見《中國近代艦船工業史料集》，第567—568頁。
①《中國近代艦艇工業史料集》，第22頁。
近海貨船，後來還造過一些自殺艇。
從科學技術的發展進程看，發端于洋務運動的近代造船技術，是中國人最早引進的一種先進的生產力。它對於發展中國的造船業不僅是必要條件，而且是必經之路。事實上，它甚至已經超出造船業自身的範圍，不僅是中國近代工業的先導，而且在傳播西方自然科學和發展中國近代科技教育事業方面也產生了積極作用。
汽車在近代，汽車雖較早就輸入了中國，並逐步成為交通運輸的重要工具。
但汽車業的發展由於受到綜合國力、機械製造能力以及與汽車相關的學科水平的限制，長期以來，只是建立了一些以修配為主的汽車修理廠。此外，中國的科技人員和技工通過仿製外國的汽車發動機等汽車零部件也逐步掌握了一些汽車的製造技術。而總的說來，中國的汽車工業則還處於其發展的初始階段。
1886年，德國人C.本茨（CarlBenz）製造的汽油機三輪汽車取得了世界上第一輛汽車的專利。至二十世紀初年，汽車開始由外商輸入中國。
最早出現在中國大陸的汽車，是1901年由匈牙利人黎恩斯（Leinz）輸入並於次年在上海租界行駛的兩輛轎車。這兩輛轎車的外形與當時西方的敞蓬馬車相似，一輛裝有涼蓬式車頂，另一輛裝有摺疊式軟蓬。車的前排為單人駕駛座，後排為雙人客座；車輪用木製輪輻、橡膠輪胎。1903年，上海的汽車已有5輛，兩年後則增至31輛。這些汽車多為外國官員、商人和中國豪紳所有①。
此外，還有一輛專供慈禧太后在頤和園遊玩時乘坐的汽車。該車約於1902年進口，系德國奔馳汽車公司1898年的奔馳牌第二代產品，現保存在北京頤和園內①。
在轎車輸入後不久，汽車在中國也開始成為客貨運輸的工具，汽車運輸隨之成為一個新興的行業。1907年，德商經營的費理察號商行在山東青島開辦了由市區到嶗山柳村台的短途汽車客運；次年，美商環球供應公司則在上海市內開始了汽車出租業務。天津、上海還在光緒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相繼開通了電車。清末，汽車運輸行業已引起了中國商人的注意。1911年，新疆羊毛公司商人沙懿德（木夫提阿洪）從波蘭購進兩輛客車，在惠遠和寧遠（伊寧）間經營起短途汽車客運業務②。
①中國公路交通史編審委員會：《中國公路運輸史》（第一冊），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5頁。
①黃余平：《百年汽車圖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第9頁。
②中國公路交通史編審委員會：《中國公路運輸史》（第一冊），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5民國以後，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各地相繼開發公路客貨運輸，汽車進口的數量增加很快，汽車修理行業也相應出現。外商最先設立了汽車修理洋行。1935年建立的南昌機械修理廠後改為專門的配件製造廠，生產的產品有汽缸蓋、活塞、活塞環，並試製汽缸體等。
三十年代起，中國的科技人員開始試製汽車，力圖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
1929年，瀋陽的民生廠用一輛萬國牌載重汽車為樣本，進行測繪，並對某些零部件作了重新設計，首先試製了75型汽車，並於1931年5月製成了第一輛民生牌載貨汽車。這輛汽車的發動機、後軸、電氣附件、輪胎等是進口的，其餘零件為自製。發動機為6缸汽油發動機，功率65馬力，最高時速64公里。這是中國生產的第一輛汽車。工廠原計劃依據此車成批生產，並預定首批生產45輛，後因日軍占領瀋陽，已在運輸途中的40餘輛車的進口機件只得改運天津。其中有兩套機件後交至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由原民生廠技師毛韶青主持，配製零部件，於1935年夏組裝成一輛2噸載貨汽車。①裝配工作後來中斷了。
山西省汽車修理廠也於1933年生產出了3輛載貨汽車。對第一輛車所做的長途行車試驗表明，該車性能良好。後來，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改進，所製造的兩輛車，除一些電氣設備、輪胎及滾動軸承等部件外，大部分零部件系自行生產。1934年，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會曾為此函請實業部通令全國兵工廠及各省建設廳派技師前往山西考察，以便仿製。終因整體工業基礎薄弱，未獲成果②。
當時的中央工業試驗所還在1933年進行了汽車的試製。所制為一輛小型三輪汽車，採用單缸汽油發動機，鏈條傳動，化油器、活塞環、傳動鏈條等為外購件。經試車，該車可用，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中國汽車柴油發動機的仿製始於1935年。當時上海新中工程公司的經理支秉淵購買了一輛英國的Commer牌載貨汽車，委託陸景雲主持仿製該車的Perkins牌4缸35馬力狄塞爾高速柴油發動機。新中工程公司仿製的2200轉/分的汽車用高速柴油發動機於1937年春製成，缸體、曲柄、連杆等系自製，油泵、油嘴活塞等為從市場上購買的德國和英國貨。其後，將仿製的發動機安裝在那輛Commer牌車上作行車試驗。短途試車未發生故障，但長途試車時燒壞了曲軸瓦，這可能是由於在曲軸潤滑系統結構的仿製上有些誤差及濾油材料不合要求。①三十年代在進行汽車的單車仿製之外，完全利用進口汽車零部件和總成頁。
①張柏春：《中國近代機械簡史》，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0—71頁。②中國公路交通史編審委員會：《中國公路運輸史》（第一冊），第491—492頁。①張柏春：《中國近代機械簡史》，第71頁。
組裝整車的工廠也在進行批量生產。1937年，以中國銀行為主籌資160萬元，組建了官商合辦的中國汽車製造公司，計劃先進口國外的汽車零部件、總成組裝，再逐步從部分自製過渡到整車自製。上海裝配廠在半年多的時間內就組裝了100輛奔馳牌2.5噸OM59型載貨柴油汽車。後來因戰爭停產，該廠的機器設備運往桂林良豐，建成了中國汽車製造公司華南分廠。總公司也由上海遷至香港，成立了華運行和南華鐵工廠。南華鐵工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除油泵、油嘴、起動機、發電機進口外，已能按德國圖紙自製其餘零部件，來製造奔馳牌55馬力4缸汽車柴油發動機。另外，香港土瓜灣裝配廠也利用德國的零部件和總成，組裝了近2000輛奔馳牌55馬力載貨汽車。②抗戰時期，為了滿足戰時的軍工和民生的需要，國民政府制定了一些計劃來發展工業，其中包括建立汽車廠。1939年9月，資源委員會所屬的中央機器廠在昆明正式成立，下設包括汽車廠在內的5個分廠和4個處。汽車廠廠長史久榮在6月已代表資源委員會買下了美國司蒂瓦特（Stewart）汽車裝配廠的全部舊設備，並設計了4噸載貨汽車，以便在國內生產。1941年5月，運至越南海防的1600餘噸美國汽車廠的部分設備和其他器材遭日軍劫奪；7月，部分設備運到了雲南畹町鎮，因難以繼續運往昆明，故將汽車分廠改設在龍陵縣。龍陵汽車分廠在組裝了2輛「資源牌」4噸載貨汽車後，便於1942年落入日軍手中。中央機器廠設立汽車分廠的計劃也就被破壞了。在抗戰時期的淪陷區，1939年，日本成立了裝備美式機器設備的滿洲自動車株式會社，統制偽滿的汽車製造業。滿洲自動車株式會社後來又併入同和自動車工業株式會社，資本增至1億日元。至日本投降前，日本人在東北地區經營的汽車製造廠每年已能組裝汽車2萬輛，修車1萬輛（戰後，該廠設備90％被蘇聯軍隊拆走）。日本人在關內也開辦了一些規模較小的汽車企業，如天津的豐田自動車北支株式會社等。
1945年10月，交通部將日本人經營的華北自動車株式會社及17個汽車修配單位合併改組為平津區汽車修配總廠，下設天津汽車制配廠、天津汽車修理廠、北平汽車修理廠、青島汽車修理廠、濟南汽車修理廠、石家莊汽車修理廠等。除承擔整修外，平津區汽車修配總廠還仿製進口配件和日本大發牌三輪汽車。三輪汽車分客、貨兩種，先後共生產了60輛。1946年國民黨軍隊發動全面內戰，和平建設已無可能。中國汽車工業體系的建立則有待於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了。
航空中國的航空工業起步並不算晚，1918年建立的馬尾海軍製造飛機廠是我國的第一家飛機製造廠，以後又相繼建立了廣東飛機製造廠、中央杭州飛機②張柏春：《中國近代機械簡史》，第72—73頁製造公司、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成都飛機製造廠。中國也擁有世界一流的航空科技人才，如巴玉藻和王助。他們於191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學位。1919年，巴玉藻在中國設計製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飛機。王助畢業後則到美國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該公司研製的第一架飛機就是由王助總設計並監製的。他於1918年回國後，便致力于飛機研製工作。然而，由於中國支持航空工業的基礎工業的落後、航空教育和科研的薄弱，由於政府的腐敗和戰亂不斷，中國始終沒有建立起可以稱為獨立產業部門的航空工業。
（一）飛機研製工作航空技術是現代高技術。設計製造飛機不是簡單的工匠手工藝所能勝任的。早期的先驅者沒有取得很大成就的關鍵原因之一是他們缺乏航空工程技術教育。他們對航空有一些認識和了解，但技術上所知不多。選派航空留學生則開始改變了這種局面，也使中國航空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最早派出學習航空工程的有巴玉藻、王助、曾詒經和王孝豐等。巴玉藻和王助則是成就非凡的代表人物，他們為中國近代航空工業的開創作出了重大貢獻。
1.海軍製造飛機廠。
1918年，巴玉藻和王助回國後，即籌備成立了海軍飛機工程處（即馬尾海軍製造飛機廠），巴玉藻任主任。這是中國第一個正規的飛機工廠。馬尾海軍製造飛機廠在巴玉藻主持下設計的第一架飛機於1919年8月完成，取名甲型一號，這是一架水上飛機。這種飛機共造了三架，性能不亞於歐美的同類產品。巴玉藻在飛機研製成功後，提出了一個擴建工廠的計劃，「以圖多制教練機，養成多數人才，逐漸試造軍用飛機，自製發動機，以期達到建設空軍增強國防之目的」。①他提出撥款60萬元建廠研製飛機的計劃雖獲得批准，但未能實現。在他和王助的努力下，設計製造飛機的工作在艱難中進行。到1929年共製造出6種型號的飛機12架，以水上飛機為主。在1922年，巴玉藻和王助共同設計建造了世界第一個水上飛機浮塢。
海軍製造飛機廠在生產飛機過程中，所用的金屬材料均從國外進口，發動機也全部依賴進口，其他木質材料、蒙皮材料和油漆則使用本國貨。自1919年完成甲一教練機後，到1922年又完成了甲二、甲三、乙一等初級教練機。1924到1925年又設計製造了丙一、丙二水上轟炸機，它們的重量已達2.95噸，最大速度已達每小時170千米。
二十年代後期，海軍製造飛機廠在繼續設計生產教練機的同時，也研製了幾種偵察機和魚雷轟炸機。如1927年研製的戊一「江鳧號」、戊二「江鷺號」、丁一「海鷹號」、丁二「海雕號」。這些飛機雖都是雙翼木製水上飛機，但外形都相當簡潔美觀，性能也不錯，可以同外國同類飛機相媲美。①巴吟軒、巴鍾奇：《先父巴玉藻生平事跡簡介》，《航空史研究》總第19期，1988年；杭依特、石林：《中國航空工業奠基人——巴玉藻》，《航空史研究》第20期，1988年。①1931年，海軍製造飛機廠遷到上海。這個時期，飛機設計和製造技術也有了一些進步，如改善飛機機身流線形、翼剖面也更加科學，支架採用了焊接技術。除繼續研製水上飛機外，也開始生產陸上飛機和仿製外國飛機。抗戰前，海軍製造飛機廠先後研製和仿製了教練機和偵察機7種，其中1934年研製的「寧海號」
艦載偵察機是相當出色的，它的機翼可以摺疊。由於當時的政府不重視自己的飛機，因而沒有通過大量採購等手段扶持自己的研製工作。這些飛機幾乎都沒有投入批量生產。1936年，海軍製造飛機廠以很快的速度為軍方仿製了18架美式飛機。抗戰爆發後，海軍製造飛機廠被迫遷到成都改組為第八修理廠。從此，這個中國最早的飛機製造廠再也沒有在飛機研製上取得多大成就。
2.廣東飛機製造廠。
廣東飛機製造廠是中國第二個正規的飛機製造廠，1920年在廣州建立。
1923年楊仙逸從美國運回四架寇蒂斯「珍尼」式飛機。楊仙逸以這種飛機為基礎，與美國工程師一道，研製成雙翼教練機。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親自主持了試飛典禮。首次試飛由黃光銳駕駛，據說宋慶齡也一同乘機上天。孫中山以宋慶齡的英文名為這架飛機命名「樂士文」。為了鼓勵中國人自己研製飛機，孫中山特別題寫了「航空救國」四個字。②從1928年起，廣東飛機製造廠開始研製飛機，並將所有的飛機都定名為「羊城號」。由於廣東地方政府不迷信外國飛機，也敢於使用本國飛機，這使廣東飛機製造廠的飛機研製工作相當出色。1928年廣東的梅龍安設計製造了第一架飛機「羊城51號」，並親自駕駛飛行成功。接著又設計製造了「羊城52號」，時速128千米。1929年又造出時速超過160千米的「羊城54號」、「羊城55號」、「羊城56號」等飛機。1933年又造出了「羊城57號」，它的速度達到220多千米。據統計，廣東飛機製造廠在1936年前共研製生產了「羊城」系列的教練機、驅逐機、轟炸機達60多架，成為中國當時在飛機研製方面成就最大的航空工廠。①1934年，廣東飛機製造廠改為韶關飛機製造廠，與美國寇蒂斯—萊特公司合作生產飛機。這時，該廠的主要任務轉為修理和仿製外國飛機，但也自行研製出「復興」式教練機。到1939年，該廠共仿製成美國「霍克」Ⅲ式飛機44架，生產「復興」式飛機4架。1939年，韶關飛機製造廠又遷到昆明，改為空軍第一飛機製造廠，1941年再遷到貴陽。工廠除了繼續製造外國飛機外，還自行研製了「研驅一」飛機，這是中國最早的下單翼式布局飛機之一。雖然它的機身相當笨重，但也達到了每小時547千米的高速度。它只①參見姜長英：《中國航空史》，中國之翼出版社（台灣）1993年版，第52頁。①參見季文美：《舊中國飛機製造工業回憶片斷》，《航空史研究》總第4期，1984年。製造了兩架。該廠還計劃研製性能更好的研驅二，但未能實現。另外，自行設計的「復興」式也進行了改進，其中「新復興」丙的飛行速度達到每小時292千米，「新復興」甲的速度為每小時285千米。不過它們的製造數量都很小。
隨著戰爭的進行，計劃研製的幾種飛機都未能堅持下去。擔任工廠廠長的朱家仁後來在自己家裡繼續研製飛機，取得了很大成績。①朱家仁在1936年就自己設計製造了「蘇州號」雙翼教練機，相當成功。從1943年起，他又在自己家的後院裡設計製造了「研驅零」驅逐機。1945—1948年，在國際上直升機剛剛開始發展之時，他就開始研究、設計直升機。他先後設計製造成功了兩架共軸式「蜂鳥」號甲型和乙型直升機。其中「蜂鳥」乙型直升機的典型技術數據為：發動機功率91.7千瓦，旋翼直徑7.62米，機高2.63米，總重725.5千克，最大飛行速度每小時136千米，航程219千米。②這架直升機看起來也十分漂亮，採用封閉式坐艙，可以說超過了國際上同類直升機。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3.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公司。
1934年，國民政府和美國合作在杭州建立了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公司。這個飛機製造廠先是修理外國飛機，後逐步過渡到組裝、仿製美國飛機，包括全金屬飛機。後來製造的美國諾斯羅普式轟炸機為全金屬應力蒙皮結構，共製造了25架。這是中國首次製造帶有應力蒙皮結構的大型飛機。這也表明了中國具備了水平較高的技術人員和飛機製造技術。在將美國的偵察機改制為轟炸機的過程中，任務完成得也相當出色。
抗戰後，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公司遷到雲南壘允，在杭州和壘允期間的8年里，共裝配和生產了各式飛機約二三百架，成就相當突出。從生產的飛機性能上看，說明這個工廠也具備了設計新飛機的能力。但由於戰時主要目的是多出飛機，因此自行研製飛機的工作一直沒有開展。1942年日軍侵入昆明後，工廠關閉。
4.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
1935年，義大利人來中國與國民政府在南昌合辦了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
1936年，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首先修理了「美齡」號飛機和兩架意制菲亞特式飛機。1937年開始，該廠按計劃製造20架教練機和6架大型S—18雙發轟炸機。儘管中國只承擔了約20％的生產工作，但設計製造這種雙發動機大型飛機在中國還是第一次。①抗戰後，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遷到四川的南川，改組為空軍第二飛機製造廠，朱霖任廠長。
①參見姜長英：《朱家仁》，《航空史研究》總第5期，1984年。
②參見姜長英：《中國航空史》，中國之翼出版社（台灣）1993年版，第61頁。①參見姜長英：《中國航空史》，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頁。從1939到1947年，這個廠研製了6種飛機。忠28甲下單翼驅逐機是仿製蘇制伊—16飛機。但由於沒有圖紙，自己設計的比例很高。它的重量為1556千克，最大速度每小時455千米。先後造了3架。空軍第二飛機製造廠後來又將這架飛機改成教練機，共製造了30架。這個數量在當時是很高的。1940到1942年，第二飛機製造廠試製了兩種滑翔機，生產量有30多架。該廠還曾在緬甸裝配過當時最先進的戰鬥機之一—美國的P—40「戰鷹」式99架。這個廠在抗戰期間成就最大的工作是自行研製了中國第一種中型運輸機「中運一號」以及它的改進型「中運二號」。「中運一號」總重4540千克，最大飛行速度每小時342千米，航程1600千米，乘員數11人。「中運二號」與「中運一號」相似，但在起落架、尾輪、襟翼和內設計方面有許多改進。它的最大速度為每小時345千米。於1946年試飛成功。「中運三號」的設計速度則達到353千米。由於金屬材料缺乏，飛機均採用木製結構，但設計與製造都十分精良。「中運一號」和「中運二號」從設計到製造都堪稱傑作，飛機性能優良且外表美觀，外國人看了都不相信是中國自製的。①5.成都飛機製造廠。
1941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封鎖，外國軍用物資進入中國十分困難。由於對飛機的需要十分迫切，於是，航空委員會又籌建了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地點設在成都，目的是訓練設計和製造飛機的技術人員，利用國內材料，自己設計製造飛機。這個廠逐步發展為成都飛機製造廠。
1942到1943年，成都飛機製造廠仿製了15架美國教練機、15架「研教一」雙翼教練機和30架「大公報」號滑翔機。1942到1944年，成都飛機製造廠根據蘇聯的SB—3轟炸機資料，設計製造了研轟三式轟炸機。除功率達600千瓦的發動機、金屬螺旋槳和可收放起落架是原蘇聯的外，其他部件和材料都是國產的。全機總重量達13200千克，可謂是中國當時生產的最大的飛機。此後，成都飛機製造廠的成就不那麼突出了。計劃研製運輸滑翔機的工作也沒有完成。
據統計，在1949年以前的40年間，中國人自己生產的各種飛機大約在600—700架，而大部分是組裝或仿製的。自己設計製造的雖然很少，但這些個人的或飛機工廠設計製造活動是很難能可貴的，有些飛機可與國外的同類飛機相媲美，有的還超過了國外飛機，顯示了中國設計師的水平和天才。（二）航空教育與航空研究1.早期的航空學校。
武昌起義時，中國只有兩個飛行隊，一是南京飛行隊，一是武昌航空隊。北洋政府時期，袁世凱將南京的航空隊調至北京南苑，組成航空傳習所，1913年又籌建了中國第一個飛行學校——南苑航空學校，並建成了一個飛機修理廠。當時南苑航空學校共有各式飛機12架，1914年畢業第一批學生41人，①參見姜長英：《中國航空史》，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頁。1917年畢業第二批學生42人。1919年底，南苑航空學校歸屬新成立的航空事務處，並改名為航空教練所，1923年又改為國立北京航空學校。北洋政府原計劃建立空軍，但最終未能建成。到1926年，這個航空學校終於停辦了。十幾年間，共計培養飛行人員100多名。
民國成立後，廣東地方當局也計劃籌建航空學校。但直到1924年，廣東航空局才在大沙頭建立了航空學校。到1936年廣東航空學校歸併南京空軍時，共計畢業學生約500人。
東北軍閥張作霖在直皖戰爭後，從北京搶走飛機十幾架，於1922年在瀋陽創辦航空學校。1924年畢業第一批學員41人，籌建了東北空軍。此後，東北航空處先後向法國、日本派出許多學生學習航空。東北空軍在九一八事變前，共計購買外國飛機達500多架。
除北京、廣東、瀋陽三處規模較大，辦得較好的航空學校外，其他地方政府也紛紛建立航校，設立飛機修理廠。如雲南政府於1923年建立了雲南航空學校，山西軍閥閻錫山於1925年建立了航空學校和飛機修理廠。湖南省政府於1930年成立了航空處，並成立了航空訓練班。其他如山東、湖北、四川、廣西、江蘇以及福建等省也都曾建過小型航空學校和航空隊。由於當時的混亂局面，這些飛行學校的運行極不穩定，經費不足，技術不規範，因此也未對中國的航空事業產生很大影響。
2.航空留學教育。
清朝末年，已經開始選派學生去國外學習航空工程，最早的一批是巴玉藻、王助等4人。他們於1917年回國後，對中國航空工業的開創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後，清華大學在1933年前派出留學生10人學航空工程。1933年，民國政府航空署選派了3位學生赴美國留學，其中有林同驊等。1934年航空委員會又考選了25名理工畢業生赴義大利學習航空工程。以後派出的人逐年增多。據一些粗略統計資料，1937年以前僅在美國學習航空工程的就有60人。抗戰時期，日本空中力量的優勢使政府和莘莘學子更加意識到中國航空技術的落後，因此出國學航空的人更多。通過政府選派、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等幾個渠道派出的航空工程留學生每年都達數十名。據估計，抗戰期間派出的航空工程留學生人數在200人左右。1949年以前，中國派出學習航空工程的留學生總數高達300人以上。①中國航空工程留學生抱定強烈的科學救國、航空救國的信念，負笈海外、發奮圖強，加上他們都是在國內層層考選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因此在歐美求學和工作期間，大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並且湧現出具有世界水平的航空科學家和工程師。在三十年代後期和四十年代派出的留學生中，有許多回國後為新中國航空航天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專家學者，如錢學森、郭永懷、錢偉長、沈元、吳仲華、陸士嘉、徐舜壽、任新民、屠守鍔、梁守磐、①參見姜長英：《中國航空史》，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2頁。莊逢甘、黃緯祿、黃玉珊等等。①3.航空工程教育。
九一八事變後，興辦航空教育成了政府和教育界的共識。一些大學開始設立航空類課程。1934年的航空技術會議作出了協助各大學設立航空工程系以培養航空技術人材的決議，中國的航空教育從此進入大發展階段。
清華大學在1934年首先開設了航空講座。在馮·卡門的介紹下，1935年從美國聘請華敦德教授前來講學，另外還聘了幾位中國教授。1936年畢業了第一屆航空組學生。1938年在西南聯大時，清華大學正式設立航空工程系。1939年，清華航空系又開始招收航空工程的研究生。在國內各大學中，清華航空系規模最大，條件也最好，取得的成績也最大。②1935年，由航空委員會提供經費，南京中央大學創設了航空系。1937年畢業了第一批學生共21人。從1937年開始招收航空本科學生。到1940年，航空機械特別班共畢業三批。抗戰時，中央大學遷到重慶。1940年秋，中央大學航空系已有學生125人。到返回南京時，中央大學航空系有風洞、發動機、儀表和結構四個實驗室。
上海交通大學早在1933年就開設了航空課程，1935年在航空委員會的支持下設立航空門，後擴大成航空系。①到1942年夏，交大航空系共畢業航空專業學生7批72人。
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航空系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
三個學校到1949年時已畢業航空工程學生達500人。
其他學校也紛紛建立航空系。天津北洋大學於1935年開辦航空系，浙江大學於1944年開辦航空系，廈門大學於1944年開辦航空系，成都四川大學於1945年開辦航空系。還有一些學校開辦了較小的航空工程系，如雲南大學、西北工學院、中國工業專科學校等。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也積極籌辦軍事航空，1941年成立了延安航空學校，1943年軍委成立了航空研究組，1945年又在東北成立了航空學校。這些工作為建國後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打下了基礎。
從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末短短的十幾年間，據統計共計畢業航空系科的學生近千人。他們逐漸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航空科技人員群體，為新中國發展航空科技積蓄了力量。此外，航空學術團體也開始建立。1934年，中國第一個航空學術團體——中國航空工程學會在杭州成立。錢昌祚任會長。4.航空科學研究。
1949年以前，航空工業基本上處於草創階段，人才、資金、設備都極端①王渝生主編：《中國科學家群體的崛起》，山東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9頁；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航空航天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
②參見姜長英：《中國航空史》，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頁。①許錫纘：《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在國難中建立》，《航空工業史料》第2輯，1983年。缺乏，航空科學研究幾乎沒有開展。當時曾有兩個研究機構，一是清華航空研究所，一是航空委員會的航空研究院。
清華航空研究所成立於1936年，由航空委員會給予補助，顧毓秀和莊前鼎分任正副所長。該所的主要研究工作與成績為：設計並建造了一個風洞，開展了空氣動力學研究，進行了高空氣象方面的研究工作，進行了飛機結構和材料方面的研究。另外，研究所還研究了直升機，設計、製造了滑翔機。
航空委員會的航空研究所是1939年7月7日在成都建立的，後改為航空研究院，黃光銳和王助擔任正副院長。這個研究院人數最多時有100餘人。在抗戰期間，研究院開展了空氣動力學、發動機、飛機設計以及結構和材料方面的研究。研究院在王助的領導下，還研製了研教一、研教二式教練機和研滑一式滑翔運輸機。另外還研製了一些飛機和發動機的零部件，其中飛機副油箱達上萬個。①由於種種原因，在國內的航空科研工作並沒有取得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但當時許多在國外的留學生在參加科研工作中，取得了大量突出的成就。在高亞音速、跨音速、超音速空氣動力學以及固體力學等若干領域，中國學者取得的成果獲得廣泛承認。錢學森、郭永懷、林家翹、柏士義、錢偉長都是當時國際知名的專家學者。
通信（一）郵政的發展和經營自從清末開辦「大清郵政」以來，由於政府的腐敗無能，我國郵政的領導權，一直掌握在洋人手中。辛亥革命以後，雖經改名為「中華郵政」，但郵政大權仍被外國人所把持。各級郵局的領導人物也均為外國人。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當時尚無暇顧及收回郵政主權的議題。因此在軍閥混戰的年月里，由於洋人在我國享有種種特權，各地軍閥及其大小官吏也不敢隨便侵犯洋人所管的郵局業務。「中華郵政」在混亂的局勢下，仍得以保持正常的經營，並有相當的發展，逐步實現扭虧為盈。在此期間，中華郵政的業務範圍不斷擴展，除普通郵件外，還分別開辦了各種業務，如：1912年開辦了收寄商務傳單、保險信函業務；1913年開辦了代售印花稅票業務；1914年創設了火車行動郵局；1918年開辦兌換國際回信郵票券業務；1919年開辦郵政儲金和郵轉電報業務；1920年開辦國際保險信函和箱匣業務；1921年開辦航空郵務；1922年開辦郵政認知證；1927年在瀋陽、北京間開辦攝影電報業務；1934年開辦代訂刊物、代購書籍、平快郵件等業務；1935年開辦簡易人壽保險和小包郵件業務等等。中華郵政開辦上述業務，不但增加①參見姜長英：《中國航空史》，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頁。了郵政的收入，而且對擴大國內外經濟、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①中華郵政的郵路分為郵差線、航船線、鐵路線、汽車線及航空線等。郵運工具除利用其他部門的交通工具外，還自備了獸車、手車、冰車以及現代的自行車、汽車、摩托車、輪船等設施。
中華郵政在管理上有統一的規章制度，責任明確、網點設置比較合理，並有經常的監察制度，財務管理有嚴格的稽核，因此在杜絕營私舞弊方面卓有成效。
在中華郵政內部，洋人壟斷一切重要職位，洋人工資比國人要高出十數倍以至數十倍。郵政員工的升、降、獎、罰均由洋人裁決。並設立了嚴密的考核和密報制度。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接管了淪陷區的郵政，使中華郵政不得不頻繁地調整郵路，此後，由於物價上漲，郵政運輸成本不斷增加，造成入不敷出，從1940年6月起，中華郵政就無月不虧，僅1941到1944年虧損即近10億元。中華郵政從此就由盈餘而陷入了虧損的局面。
與此相反，郵政儲金業務在抗戰期間卻有了畸形發展。主要原因在於國民政府看中了郵局機構遍及各地，且極有信譽，可以為其廣泛吸收遊資的特點，責成郵政總局下屬的郵政系統各級郵局一直到代辦所都開辦儲匯業務。舉凡節約儲蓄、國內外匯兌、簡易人壽保險，公私調撥款項、代收貨價、代收印花稅票、代換破鈔、代收所得稅、代理國庫等等，都交給儲匯局負責辦。至1945年8月，由儲匯局吸收的資金總額已達法幣160億元，超過戰前250倍。
抗戰結束，由於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致使物價暴漲、金融失控、財政經濟面臨崩潰的境地，使郵政經營處於極度混亂之中，如1949年6月從重慶寄發一封平信，貼有金元券郵票2160萬元，還欠資100萬元。到國民政府垮台時，郵資已不可能有統一標準。這種混亂的局面，使郵政經營無以為繼。
（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中國電政北洋軍閥統治的年代，由於各地軍閥的封建割據，各自為政，加上連年混戰，破壞了電信的統一，致使電政長期處於四分五裂狀態，只能慘澹經營而每況愈下。當年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葉恭綽在一份報告中就曾提到：「各省掌兵長官每誤解交通事業為完全軍用，置諸自己管轄之下。..軍營商運、軍辦通信，以致士農怨嗟，商賈裹足，營業大受損失。..甚至訂購兵艦、飛機、軍需用品亦勒令路電兩局預出期票抵償，或以軍事長官名義，指定交通某項收入為抵押品，借貸於商家。」①由此可見電政經營已極不正常。①《中國近代郵電史》，人民郵電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頁。
①交通部：《交通行政權統一案》，1925.2，《遐庵匯稿》上，第137頁。各地軍閥對電信的利用與摧殘主要表現在：一是截留報費收入，據統計在北洋軍閥時期累計截留2000萬元以上。二是戰爭對電信線路和設備造成嚴重破壞。三是官、軍電報充斥電路，報文常達千數百字，甚至非緊要之私事亦以軍電代郵，濫發一等電報，使尋常與加急的商報在繳納數倍於官、軍電報之代價下，仍被延擱。大量用戶改由洋人開辦的水線公司轉遞電報，嚴重影響電政的收入。
1922年9月，北洋政府下令大幅度提高電報資費，企圖把官、軍拖欠的報費負擔轉嫁於商民頭上，激起了各地民眾、團體的強烈抗議，在商界、出版界、新聞界的聯合抗議下，北洋政府被迫恢復電報原價。
由於連年戰事，有線電常被阻斷，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海軍部、陸軍部各自搶著與外國訂立修建無線電台的借款合同。1912年，交通部向德國定購火花式長波無線電台5部，分別於1913年在張家口，1914年在吳淞、廣州、武昌，1915年在福州等地裝設開通無線電報。1918年，陸軍部與英商馬可尼無線電公司訂立軍用無線電借款合同60萬英鎊，這筆借款只有半數用於購買無線電機，半數挪作軍用。同年，交通部也向該公司借款17萬英鎊，安裝蘭州、烏魯木齊、喀什噶爾三處的長波無線電台。海軍部也不甘落後，與日本三井洋行訂立了北京東郊雙橋無線電台的借款合同。①北洋軍閥統治期間，中國的電政雖有所發展，但債台高築，瀕於破產。
（三）南京政府對電信的發展和管理南京政府成立之後，國民黨為了鞏固其統治，比較重視電信的建設，整修了大部分電報舊線路，新架電報線路5000餘公里，使全國電報局及營業處達到約1500所。②在電話通信方面，首先抓緊了江浙地區的長途電話建設，先後修通了滬寧線、滬杭線。1931年開始運用報話雙用技術，利用已有電報線路兼作通話，使長途電話加快了發展。③除交通部辦理長途電話外，也委託各省政府開辦長話。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河北、湖南等省先後開辦省內長途電話業務，其中，浙江省辦的長話不僅溝通了省內各縣，還能越出省界與上海通話。廣東省在廣州香港間，敷設地下電纜，內有30餘對線路，使用了可以延長通信距離的負載線圈，全線長達160餘公里，傳音清晰，為當時我國唯一使用地下電纜的長途電話系統。到1934年6月以前，天津、南京、上海、青島、廣州、杭州、汕頭、武漢等城市的市內電話設備也由早期的磁石式、共電式人工交換機逐步改為步進式和旋轉式自動電話，全國電政也逐漸走向統一。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挪用英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中的導淮經費，用於建設蘇、浙、皖、贛、鄂、湘、豫、魯、冀九省的長途電話，計劃共3000餘①《中國近代郵電史》，第117頁。
②《中國郵電百科全書》綜合卷，人民郵電出版社1995年版，第708頁。③《中國近代郵電史》，第185頁。
公里。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蔣介石為了圍追堵截紅軍，臨時又增建成都至巴縣、成都至峨嵋、巴縣至貴陽等長途線路。到1936年6月，全國長途電話線路已達47000餘杆公里，通話設備也有所擴充。業務方面也有一定改進，如長途業務分普通、加急、傳呼及預先等4種。通話計費時間單位分3分鐘、5分鐘兩種，收費標準按距離計算。並逐步把省辦長話納入統一的長話網之中。
長途電話在適應軍政需要和加強指揮調度方面的顯著作用，引起南京政府的重視，因而在短期內有了迅速發展。
1936年浙江省電話局在杭州、溫州間首先安裝德式單路載波電話機以便在原有線路上增開電話，隨後交通部也籌備引進英美通用的載波電話機。1937年後，在重要長途線路上採用載波交叉技術，以提高通話質量並增加載波電路數，相應採用單路載波和三路載波等提高話線利用率、增加通話容量的新技術。①真空電子管的發明促進了無線電的發展，1919年北京設立遠程收報處，利用新型真空管的無線電收信機抄收歐洲的新聞廣播。五四運動中，當北京無線電台的收報員收聽到巴黎電台關於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消息後，立即通知正在新華門總統府前靜坐的學生，極大地鼓舞了學生們繼續鬥爭的熱情。①為對抗日本對東北的干預和侵犯，東北地區採取了加快發展無線電通信的措施。1923年在張學良的支持下，一批留學生和無線電工程技術人員來到東北，開始在瀋陽籌建大型短波無線電國際電台。1927年6月，瀋陽國際電台竣工，先後安裝了德式10千瓦和20千瓦電子管短波發報機和美式20千瓦短波發報機各一部，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無線電台。瀋陽國際電台的建成，使原來由外國人承辦的三個水線公司的國際電報業務，有50％轉到瀋陽台。此後，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漢口、福州、廈門、青島、濟南、宜昌、寧波、安慶、杭州、吳淞、蕪湖、蚌埠、屯溪、汕頭、廣州等地先後建立27個短波電台，無線電通信得到很大發展，進一步打破外商對我國國際通信的壟斷。1930年在上海建成規模更大的國際無線電台，採用了一系列新技術，安裝了15千瓦、20千瓦的大型電子管短波發射機多部，並在我國第一次採用新的遙控制度，即將中央控制室設於市內，而發報台收報台則分設郊區兩地。電台天線採用定向集射天線，發報用鑿孔快機，收報用波紋快機，先後開通了馬尼拉、爪哇、香港、舊金山、柏林、巴黎、日內瓦、莫斯科、倫敦、東京、羅馬等直達無線電報電路，通報質量良好。在愛國民眾的支持下，國際電台的業務收入大幅度增加，外國水線公司和電台的業務一落千丈，徹底打破了大北、大東、太平洋三個水線公司對我國國際電報的壟斷，也迫使在我國擅自設立的外國電台作出「不再收①《中國近代郵電史》，第186頁。
①《中國近代郵電史》，第136頁。
發商電」的承諾。①（四）抗日戰爭期間的電信早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前，日本帝國主義早就利用所謂「滿洲國」的名義在1933年9月成立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簡稱「滿洲電電」），壟斷了東北地區的電信，作為侵華戰爭的重要工具。七七事變後日本對華北、華中的電信事業進行武力劫奪，1938年8月，設立華北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簡稱「華北電電」），同樣由日本政府和其軍部所控制，並為支持侵華軍事的需要，相應建設了一些地下電纜和自動電話。隨著侵略戰爭的不斷深入，又成立了華中電氣通信株式會社（簡稱「華中電通」），其高中級人員均為日本人，連電信資費也以日本軍用票為單位，完全為軍事侵略而服務。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又接收了美商在上海的電話公司等企業，從而使所有淪陷區的電信均成為日本侵華的工具。抗日戰爭使我國電信事業蒙受極大損失，據國民黨政府交通部統計，戰前全國共有電報線路95000餘公里，抗戰中被破壞和被日軍占用達45000公里；戰前共有長途電話線路53000餘公里，戰後被毀及淪陷被占用達23000餘公里。②至於電信設備和器材被毀或被占用更是不計其數。
為解決大後方國際通信和軍事通信的緊迫需要，國民政府以成都為中心，分別建立了直通倫敦、柏林、日內瓦、莫斯科、舊金山、馬尼拉、萬隆、西貢以及香港等地的無線電路，通過昆明建立了直達仰光、河內和香港的無線電路。交通部還向美英兩國借款，在重慶開鑿山洞建設國際電台，於1944年開始與國外通報。在技術方面，除了引進三路載波外，從1943年開始創辦中心制長途電話網，以重慶、衡陽、西安為中心，設立直達線路，經過增設和調整載波機線，形成輻射式通信電路，使大後方通信有了一定的發展。但電政經濟仍是連年虧損，除由政府貼補一部分外，只有不斷提高電報價格，並向儲匯局透支，或舉借外債，勉強度日。
（五）抗戰勝利後的電信1945年8月，國民黨政府的接收人員在接收通信業時，你搶我奪，一片混亂。例如安徽、山西、上海、蘇州的地方當局與交通部之間，為市內電話的所有權爭吵不休，上海顧家宅電台竟被市政府公用局與交通部兩家瓜分。再如上海的市內電話在美國壓力下，經蔣介石親自批示交還原主，但實際上不僅交還了原美商的上海電話公司產業，還一併把原屬交通部產權的南市、閘北電話設施也一併交給了美方。①緊接著，國民黨又悍然發動了全面內戰，致使生產凋敝，物價飛漲。以電報資費為例，1945年日本投降後，電報每字資費為法幣20元，1948年7①《中國郵電百科全書》綜合卷，第709頁。
②《中國近代郵電史》，第199頁。
①《中國近代郵電史》，第206頁。
月21日增為每字法幣4萬元。在這樣的形勢之下，電信業的發展難以為繼。到1949年底，由新中國接管的電信局有600餘處，長途電信線路145000餘對公里，市內電話交換機總容量31萬餘門。②（六）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電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和廣大解放區十分重視電信的發展。電信把被分割的各個革命根據地以及國民黨統治區和日偽淪陷區用無線電波連接起來，成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黨政工作和革命戰爭的重要手段。毛澤東曾把人民電信譽為「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
1928年中共中央決定創建無線電通信，抽調人員赴蘇學習，並在上海秘密舉辦無線電訓練班。1930年1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設於香港的南方局實現通報。1931年初，中央蘇區利用繳獲的電台創建了紅軍無線電大隊和無線電訓練班，王諍任隊長，實現了蘇區內以及與上海中央的無線電聯繫。各革命根據地的主力紅軍也相繼建立了無線電台。抗日戰爭爆發後，八路軍、新四軍的無線電台陸續設至團一級。在敵後則建立了一些地下電台，陝甘寧邊區的黨政、財經和新聞部門也裝備了無線電台。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正式開始播音。與此同時，延安通信材料廠製造了各種無線電台和通信器材。1946年後人民解放軍利用繳獲的美式軍用通信設備改善通信條件和裝備水平，並陸續把新解放的地區所接管的載波電報、大功率電台等設備移交給人民政府，向民眾開放。
在有線電話通信方面，1930年中央蘇區成立工農紅軍第一個電話隊，開始以江西瑞金為中心，設立長途電話網。中央分局和軍委與紅軍各師、蘇區各縣以及作戰前沿都能接通電話。雖然設備均為人工接通的搖把子式電話，但在戰役指揮、部隊調動、後勤保障、政權建設等各方面，電話網均發揮了重要作用。電話通信在其他各根據地也有較大發展，如鄂豫皖蘇區在安徽境內的線路就有400公里，晉冀魯豫邊區擁有2000餘部電話機和5000公里的長途電話線路。1948年以後，由於大城市相繼解放，並由人民解放軍接管，電話設備迅速改善，由全部是人工磁石式電話逐漸增加共電式人工電話及步進制、旋轉制等自動電話設備，電話開始由軍用轉為軍民分用並陸續向民眾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郵政電信的困難和混亂的局面，徹底收回了我國的通信主權，郵電通信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②《中國郵電百科全書》綜合卷，第709頁。
第五節 其他重工業兵器
在北伐戰爭前，我國的兵器工業又有一定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新的武器及彈藥品種，使軍隊的裝備得到不斷改進。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軍政部設立兵工署統管全國兵工事宜，對所接管的兵工廠按專業化原則進行調整和擴充，並組織人員研製新兵器和改良兵器的戰術技術性能。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兵器工業，較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時期有明顯的發展。兵器製造方面，注重統一制式，改良兵器結構，提高兵器威力；科學技術方面，重視培養專門人才，建立科研機構，加強對新兵器的研究；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等輕兵器和彈藥，其數量和質量都是近代歷史最高水平；軍用望遠鏡、測遠鏡、瞄準鏡等光學器材和防化器材也由試製轉入成批生產。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在發展輕武器的同時，對重型武器、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的研製及生產不夠。
（一）槍械北洋政府時期，除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前名山西機器局）1924年開始仿製、1928年正式出品日本大正38年式6.5毫米步槍外，所有生產步槍的工廠，均統一生產7.9毫米步槍。從1928至1937年，生產步槍的工廠所產以7.9毫米步槍為主，略加改良。1934年，軍政部向德國訂購1萬支1924年式毛瑟槍，兵工署將其圖紙交由鞏縣兵工廠進行仿製，1935年正式投入生產，命名為24年式步槍。後又命名為中正式步槍，取代了原先生產的7.9毫米毛瑟步槍。此後其他各廠也生產中正式步槍，成為1937至1949年間的主要步槍品種。1940年，第二十一工廠奉令轉產中正式步槍。該廠重新設計，改進加工方法，所產新中正式步槍性能優於原中正式步槍及該廠原產的漢陽式步槍。在我國步槍發展史上，漢陽式和中正式兩種步槍是較為成功的，其生產時間最長、產量也最大。據不完全統計，1928至1949年間，國民政府統治區的兵工廠共生產步槍181萬餘支。
這一時期重機槍主要生產馬克沁重機槍和三十節重機槍。1924年，金陵製造局按照德國最新的1908年式馬克沁重機槍產品圖進行製造。金陵兵工廠於1934和1935年對此槍加以改進，使其性能有所提高，並命名為24年式馬克沁重機槍，定為制式。另一種是三十節重機槍，該槍是漢陽兵工廠據美國勃郎寧M1917式重機槍仿製而成。該槍試製成功時間是民國十年十月十日，故命名為三十節重機槍，定為制式。其他各廠也先後生產並加以改進。這一時期輕機槍主要是捷克ZB26式輕機槍，由天津大沽造船廠於1927年仿製成功，以後其他廠也進行生產，並不斷改進，因性能良好，被定為制式。中國先後生產的手槍有比利時1900年式勃郎寧半自動手槍、德國1896年式毛瑟半自動手槍和1932年式毛瑟自動手槍、美國0.32英寸史密司威爾遜左輪手槍。1896式7.63毫米毛瑟半自動手槍，亦稱自來得手槍，我國北方稱盒子炮，南方稱駁殼槍，是中國的制式手槍，1920年大沽造船所最先仿造。
衝鋒鎗又名手提式機關槍，中國製造過的有美國1921年式湯姆生衝鋒鎗、德國1918年式柏克門衝鋒鎗、美國M3A1式衝鋒鎗等。其中M3A1式衝鋒鎗被定為制式衝鋒鎗。
信號槍即信號手槍，分單管和雙管兩種，1934年金陵兵工廠最早開始生產，此後其他工廠也組織生產。
槍榴彈發射筒是專為步槍發射槍榴彈時配在槍口上的一種裝置。1928年重慶武器修理所開始製造槍榴彈和發射筒。1939年，航空兵器技術研究所技師拉力果夫設計出新型槍榴彈和發射筒，命名為28年式槍榴彈和28年式槍榴彈發射筒，與中正式步槍配合使用。
（二）火炮辛亥革命成功後，中國的火炮仿製及生產有一定的發展。生產山火炮的工廠主要有上海兵工廠、金陵兵工廠、漢陽兵工廠、東三省兵工廠（1931年前）、太原兵工廠、山西軍人實習廠、廣東第二兵工廠等。所產火炮品種較多，有山炮、野炮、榴彈炮、平射炮、迫擊炮等。抗戰爆發後，大部分兵工廠淪陷，少數內遷，生產火炮的工廠有第十兵工廠、第二十一工廠（原金陵兵工廠）、第四十四兵工廠、第五十工廠、第九十兵工廠、重慶武器修理所、鞏縣兵工廠、華陰兵工廠等。這時主要是生產迫擊炮，同時試製了部分戰車防禦炮。抗戰勝利後，除生產其前所產各種火炮外，還試製過無坐力炮、高射炮和火箭發射筒等。
這一時期所產山炮品種有滬造克式75毫米山炮、晉造75毫米山炮、漢造10年式75毫米山炮，太原兵工廠1927年還仿製過德國蘇洛通式105毫米山炮。其中晉造75毫米山炮的威力最大，而且增加了高低和方向射界。所產野炮主要是仿製德國克虜伯式75毫米野炮，也有77、88、105毫米的。山西軍人實習廠1929年仿蘇洛通式88毫米野炮試製成功晉18年式88毫米野炮。生產榴彈炮的工廠主要是東三省兵工廠，在1931年前，該廠仿製的榴彈炮品種包括奧式21倍100毫米榴彈炮、日式105毫米榴彈炮。日本38式150毫米榴彈炮、日本18式29倍105毫米加農炮，其他一些工廠也生產過部分榴彈炮。東三省兵工廠還仿製過日本大正11年式37毫米平射炮。至1931年共生產370門。漢陽兵工廠1929年也試製成功37毫米平射炮，但未正式生產。
1922年張作霖在瀋陽建立工廠仿製英國斯托克斯式150、80毫米迫擊炮，1926年該廠定名為奉天迫擊炮廠，這是我國最早生產迫擊炮的工廠。由於迫擊炮結構簡單，重量較輕，運動靈便，操作方便，故其他各廠紛紛組織生產，抗戰時期，迫擊炮更是各廠所產火炮的主要品種。所產迫擊炮的品種以英國斯托克斯式、法國布郎德式為主，包括60、80、82、105、120、150毫米等多種型號。在生產過程中，各廠不斷進行改進，使迫擊炮的性能大為提高。1944年兵工署將德國軍隊使用的新式迫擊炮照片送交第十工廠，令其按照片進行仿製，該廠在做了一定改進後，於1945年試製成功，命名為37年式53毫米迫擊炮。
抗戰時期，日軍的裝甲車和戰車對中國軍隊構成很大威脅，其裝甲厚度為16至25毫米，是平射炮所難以抵禦的，只有戰防炮才具有對戰車的防禦能力。1938年第五十工廠仿製德國蘇洛通50倍37毫米戰防炮，1941年試製成功，命名為30年式50倍37毫米戰車防禦炮，是當時最為優良的戰車防禦火炮。
此外，這一時期還試製過高射炮、無坐力炮、火箭發射筒等火炮。我國近代的高射炮完全依靠進口，雖有部分工廠仿製和改制過57、20毫米高射炮，但是數量甚微。1944年第二十一工廠試造麥特森20毫米高射炮，當年10月試製成功，但只生產了4門便停造。1946年，第二十一工廠仿製美國2.36英寸（60毫米）M6A3式火箭發射筒，1947年仿製成功，命名為36年式2.36英寸火箭發射筒。1946年第五十工廠仿製美國T18式57毫米無坐力炮，1947年11月試製成功，命名為36年式57毫米無坐力炮。
（三）彈藥彈藥，包括槍彈、炮彈、手榴彈、槍榴彈、擲榴彈、航空炸彈及水雷、地雷等爆破器械，品種繁多，消耗量大。
在槍彈方面，根據步機槍的口徑和其對槍彈性能的要求，我國近代先後生產的步機槍彈有7.9、6.5、7.62、7.7毫米等種類。其中7.9毫米槍彈是近代生產的主要步機槍彈，它用於漢陽造1898年式毛瑟步槍、中正式步槍、馬克沁重機槍、三十節重機槍、捷克式輕機槍和啟拉利輕機槍等。品種有圓彈、尖彈、重尖彈和鋼芯彈。生產的工廠有第二十、二十五、四十、四十一工廠，其中第二十工廠生產的時間最長（1930—1949年），產量最多（11.0805億發），是國內的槍彈生產基地。其他各種槍彈也有不少工廠生產過，主要用於日式、俄式、美式步機槍。
手槍槍彈在其口徑與衝鋒鎗口徑相同時也使用於衝鋒鎗，同樣，衝鋒鎗彈也適用於手槍。在近代眾多手槍槍彈生產工廠中，第二十工廠的產量最多，僅1940至1948年該廠就生產了992萬發。
中國近代的手槍信號彈生產1935年始於金陵兵工廠（後改稱第二十一工廠），截止1940年共生產40.9萬發，西北化學廠、應用化學研究所、第十、四十四、六十工廠也曾大量生產，口徑為26.8毫米，分發光、發煙兩種。
1941年第二十五工廠首先生產美式0.45英寸（11.43毫米）衝鋒鎗彈。1947年第九十五工廠也開始生產，至1948年共生產2080萬發。
在炮彈方面，中國近代生產山炮彈的工廠有上海兵工廠、漢陽兵工廠、第一、十一、五十、九十工廠和西北實業公司的西北修造廠等，生產的品種有克式、漢10年式、晉36年式、日94式、卜福斯式、斯乃德23年式75毫米山炮彈。
生產野炮彈的工廠主要有鞏縣兵工廠（後改稱第十一工廠）、第一工廠、東三省兵工廠、第五十工廠、山西軍人實習廠（後改稱西北製造廠）等，品種有克式75毫米、日38年式75毫米、遼14年式77毫米、晉18年式88毫米等幾種。
東三省兵工廠自1925年開始仿製日38年式150毫米榴彈炮榴彈，抗戰爆發後另外一些工廠生產過德式榴彈。抗戰勝利後，西北化學廠仿製過日38年式150毫米榴彈。
生產平射炮炮彈的主要是東三省兵工廠和漢陽兵工廠，前者生產的稱遼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彈，後者自1928年開始生產37毫米平射炮彈。
1928年後，由於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的爆發，火炮生產的品種大為減少，炮彈產量也相應減少，只有迫擊炮彈的品種和數量有大幅度的增加，生產的工廠也多，1928至1949年共生產各種迫擊炮彈1635.58萬發。
中國近代生產的手榴彈以仿製為主，品種有德式、俄式、法式和麻尾式等，一般分為木柄手榴彈、無柄手榴彈、特種手榴彈三種。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開始試製手榴彈，因其是步兵的主要裝備之一，消耗量大，先後從事生產的工廠甚多，並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和實踐經驗的豐富而不斷發展。
中國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便開始製造地雷，抗戰爆發前，汕尾制彈廠、廣東兵器製造廠、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和新疆兵工廠等先後生產地雷。抗戰爆發後，地雷耗用量很大，生產的工廠增多。第二十、二十四、三十一、四十、四十三工廠和第二十一工廠的安寧分廠都大量生產。
此外，這一時期，隨著戰防炮、無坐力炮、火箭炮、高射炮、槍榴彈發射筒的試製，也有部分工廠生產與之匹配的彈藥，同時還有一些工廠生產過不同種類的航空炸彈。
（四）火炸藥在火藥方面，我國近代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生產栗色火藥和無煙藥後，黑火藥的產量大為減少。抗戰期間，由於梯恩梯不能進口，第二工廠復建黑火藥廠，1940至1942年便生產黑火藥840噸，用作手榴彈等的彈體炸藥。而栗色火藥在無煙藥大量生產後也逐漸被淘汰，1928年以後便停止生產。我國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開始大量生產無煙藥，這一時期生產無煙藥的工廠主要有上海兵工廠、金陵兵工廠、漢陽兵工廠、梧州永安無煙藥廠、山西無煙藥廠、東三省兵工廠、第二十三工廠、西北化學廠等。至1949年，中國僅有第二十三工廠和西北化學廠生產無煙藥。
在炸藥方面，我國起步較晚，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才正式研製和生產苦味酸、梯恩梯和硝銨炸藥，先後生產的工廠有漢陽火藥廠、梧州永安無煙藥廠、山西軍人實習廠、東三省兵工廠、第二十六、二十三工廠和第九十工廠二分廠等。
（五）防化器械和化學戰劑在防化器材方面，我國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相繼在各地建立了以製造防毒面具為主，兼造地下掩體用的濾毒裝置及消毒器材的製造工廠或工場。其中有地方政府辦的，而大多數是兵工署所轄的企事業辦的。自1931年起先後建立防毒面具研製、生產的單位有：東三省兵工廠、廣東科學研究所（1937年併入廣西兵工廠籌備處）、南京中央工業試驗所、金陵兵工廠、鞏縣兵工分廠、西北製造廠、廣州面具廠、廣東第一兵器製造廠以及上海強華實業公司、保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捷和鋼鐵製造廠等。防毒面具的製造經歷了仿製、改進的過程，先仿製義大利的23年式，後轉為仿製德國的24年式。對德國24年式防毒面具的口部裝置進行改進，改稱為民國27年式，第四十二工廠生產時又改稱42年式。抗戰時期，第二十三工廠（即鞏縣兵工分廠）生產各種簡易的防毒口罩、手套、襪、衣褲和馬匹蔽復物，均採用紗布或棉布經過處理縫製而成。
化學戰劑根據其性質和用途，分為化學毒劑、縱火劑、煙霧劑、照明劑和信號劑5類。對裝填此類戰劑的彈體或容器通稱為特種彈。中國化學戰劑的生產始於1936年。1932年由美國人設計、1935年建成的鞏縣兵工分廠於1936年正式投產，生產兩種化工原料（硫酸、燒鹼）和三種毒劑（催淚劑、噴嚏劑、泡腫劑）。1937年11月該廠遷四川瀘縣，改名第二十三工廠。1943年建成化學毒劑工場，因進口原料中斷而未生產。1948年曾生產催淚手榴彈、催淚噴嚏手榴彈和催淚拋射彈。
（六）軍用光學器械1936年前，中國軍用光學工業還是一片空白，所適用的軍用光學儀器完全依賴進口。為解決中國自製軍用光學器材問題，1936年南京建立了軍用光學器材工廠籌備處，抗戰爆發後，籌備處先遷往重慶，後再遷往昆明。1939年1月正式成立第二十二工廠。1942年1月該廠與第五十一工廠合併，組成第五十三工廠。第二十二工廠自成立至合併組成五十三工廠後，主要是生產軍用觀測儀器和火炮的瞄準具。
觀測儀器包括望遠鏡、測遠鏡、象限儀和指南針。1939年1月，第二十二工廠開始試製並生產6×30倍雙筒望遠鏡。1940年初，該廠開始試製80厘米倒影測遠鏡，此鏡共1135個零件，由外管、內管、五稜鏡、物鏡和目鏡等部件組成，是一種精度高、加工難度大、集觀察與測距於一體的精密儀器。象限儀用於校正炮管位置和測量火炮的俯仰角，1943年第五十三工廠試製生產了100具後未再生產。1942年第五十三工廠仿製德國式軍用指南針，至1949年共生產95410具。
瞄準鏡是火炮必配的裝置，它用於提高火炮發射的命中率。1940年第二十二工廠開始仿製奧式迫擊炮瞄準鏡和法國布郎式迫擊炮瞄準鏡，前者生產很少，後者產量較大。1944年第五十三工廠試製美式迫擊炮瞄準鏡，因只能用於60毫米迫擊炮，故未正式生產。同年，該廠根據生產奧式、法式、美式三種迫擊炮瞄準鏡的經驗，設計出一種適合各種口徑迫擊炮且性能優良的瞄準鏡，1947年正式投入生產，至1949年共生產1.6萬具。1947年第五十三工廠開始試製37毫米戰車防禦炮瞄準鏡，用於美式37毫米戰車防禦炮，1948年生產了540具。1947年該廠將日96式瞄準鏡改裝為57毫米無坐力炮瞄準鏡，至1948年共改裝了351具。同年該廠還參照美式57毫米無坐力炮瞄準鏡資料，試製成功57毫米無坐力炮瞄準鏡。
化工二十世紀初期，隨著世界化學工業的發展，中國基礎化學工業進入了創立時期，以「北范南吳」為代表的民族工業開始生產純鹼、燒鹼、合成氨、硫酸、硝酸、鹽酸、漂白粉等化工原料。同時，國營兵工廠也生產硫酸、硝酸、炸藥等產品，在玉門還建立了石油基地。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在中國的東北、華北地區也建立了一些化工廠和煉油廠，陝甘寧等根據地興建了一批小型化工企業。由於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時期化學工業發展緩慢，化工科學技術基礎十分薄弱。
（一）范旭東的永利系統1.中國制鹼工業的興起。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輕重工業有了初步發展，純鹼的用量不斷增加，當時國產的天然鹼和一些小作坊廠用路布蘭法生產的鹼，不僅質量低成本高，而且產量小，滿足不了需要，因此市場完全被進口「洋鹼」占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交通梗阻，進口純鹼數量減少，鹼價上揚七八倍，致使國內以鹼為原料的工廠紛紛倒閉，設廠制鹼已成為當時迫切的需要。
1919年，范旭東在天津塘沽興建永利鹼廠，邀請當時在美國留學並獲得博士學位的侯德榜回國主持永利廠的技術工作。永利鹼廠在沒有專利的情況下，探索蘇爾維法制鹼，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努力，於1924年8月13日生產出第一批純鹼，但產品含鐵量較高，顏色發紅，銷售困難，生產也常出事故。侯德榜帶領技術人員改進了設計，更換了許多設備，而且設法往碳化塔中放入少量硫化鈉，使之與鐵塔內層作用，在表面結成一層硫化鐵保護膜，終於在1926年6月生產出雪白的純鹼。1926年8月該廠生產的「紅三角牌」純鹼在美國費城的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金質獎章，被譽為中國近代工業進步的象徵。此時永利鹼廠日產量為30噸，後來達到180噸，成為亞洲最早的一個制鹼工廠。1930年，該產品又獲比利時工商博覽會獎章。此時，永利鹼廠又擴大再生產，興建了燒鹼車間，產品更趨完善。
1931年侯德榜撰寫了《純鹼製造》專著，第二年以英文在紐約出版。此書被公認為是世界上關於蘇爾維法制鹼技術的權威科學著作，在不少國家一版再版，轟動了國際化工界。
2.從蘇爾維法到侯氏鹼法。
1937年，日本進一步入侵中國，天津淪陷後，永利鹼廠被迫關閉，范旭東在樂山的五通橋籌建永利川廠。但用四川的低濃度地下鹽滷為原料，採用蘇爾維法制鹼面臨成本高、廢液無處排放等困難。這時德國新發明一種制鹼法叫察安法，原鹽的利用率可以提高到90—95％，同時可以利用制鹼廢液生產副產品氯化銨。永利川廠決定購買察安法制鹼專利。但因德方技術封鎖和附加條件苛刻而未能實現。侯德榜回國後決心自己開發制鹼新工藝。1938至1941年，他先後在香港、上海和紐約等地領導新法試驗，在艱苦的條件下分析了2000多個樣品，做了500多次循環試驗，終於使新工藝初步獲得成功。1941年3月15日，經范旭東提議，將這一新工藝命名為「侯氏鹼法」（Hou’sProcess）。1943年試驗取得了滿意的結果，食鹽利用率達98％。一個與察安法截然不同、有自己特色的氨鹼聯合流程——侯氏鹼法試驗成功①。它簡化了生產流程，降低了產品成本，使純鹼成本僅為蘇爾維法的40％，並且可連續性大規模生產。1943年底在五通橋召開的中國化學會第11屆年會上公布了這一成果。同年12月侯德榜被選為英國皇家化學工業學會名譽會員。侯氏鹼法使我國制鹼技術跨入世界先進行列。此法曾向國民黨政府申請專利獲得批准。但限於當時四川的條件，未能投入工業化生產。侯氏鹼法的工業化生產直到解放後的1964年才實現，並正式定名為「聯合制鹼法」。
3.從制鹼到制酸。
三十年代初我國農村利用硫酸銨作肥料的風氣很盛，而硫酸銨又全賴進口，每年進口量達20萬噸。為此，范旭東決定承辦硫酸銨廠。1934年他改組永利制鹼公司為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在南京籌建永利硫酸錏廠②。由侯德榜率領6名技術人員赴美國考察，負責設計、購置設備等工作。在合成氨的工藝設計上，引進美國氮氣工程公司的先進技術，採用哈伯—波時法。1937年2月工廠建成投產，日產硫酸112噸，硫酸銨160噸，硝酸10噸，合成氨39噸，為當時遠東第一流的大型化工廠。
永利鹼廠和硫酸錏廠的建設為中國自力生產酸鹼兩大基本化工原料打下了工業基礎，正如范旭東所說：「中國基本化工的兩翼——酸和鹼已經成長，聽憑中國化工翱翔，不再怕基本原料缺乏的恐慌了。」①（二）吳蘊初的天原系統1921年，吳蘊初與上海張崇新醬園的老闆張逸雲合夥辦廠，由吳蘊初提供技術，生產味精，商標為「佛手」，廠名叫「天廚」。1923年8月正式成立公司，由張逸雲任總經理，吳蘊初任經理兼技師，建立了粗製工廠和精製工廠，正式定名為上海天廚味精廠。產量由1923年的3000公斤逐年增加到①侯氏鹼法的主要反應是：②硫酸錏廠即硫酸銨廠。1945年范旭東建議改「硫酸錏」為「硫酸銨」。①知峰：《范旭東——我國化學工業的拓荒者》，《中國科技史料》，1980，2—2。1928年的5100公斤。吳蘊初不斷改革生產工藝，提高產品質量，使味精在國內外賽會上連續獲獎，迫使日本「味四素」退出中國市場。1926—1927年先後向美、英、法等國申請了專利，1928年又增設澱粉廠，生產澱粉、糊精、葡萄糖、醬色飴糖等產品。
由於生產味精的主要原料鹽酸完全依靠從日本進口，而且用陶罐盛裝，笨重易碎，運費奇高。為擺脫受人牽制的局面，吳蘊初又於1929年在上海周橋開辦了天原電化廠（上海天原化工廠的前身）。1930年10月，中國最早的氯鹼廠天原電化廠正式開工投產，日產燒鹼2噸、鹽酸、漂白粉各3—4噸。由於天原廠的「太極」牌氯鹼產品在國內市場暢銷，1931—1937年工廠進行了擴建，燒鹼日產能力已達10噸。1937年七七事變後，天原廠被迫停產。
1934年，吳蘊初為解決耐酸陶器的自給，在上海籌建「天盛陶器廠」。
同年，建成「天利氮氣廠」，生產液氨和硝酸。1938年，上海天原廠遷到重慶設廠重建，1940年開工投產。1943年，建立天原宜賓分廠。抗戰期間，吳蘊初還在香港設天廚味精分廠，在重慶創辦天廚川廠。
「北范南吳」為建立中國基礎化學工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外資和官辦化工企業1.日本在華化工企業。
近代帝國主義的入侵，取得了在中國設廠的許多特殊權利。帝國主義侵華留下的化工企業，以日本在華北和東北所辦的企業最多。
1933年日本在大連甘井子成立滿洲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即大連化學廠的前身）。1935年正式投產，生產硫酸、硝酸、合成氨、硫酸銨、硝酸銨等化工產品。合成氨能力為年產5萬噸，硫酸銨為18萬噸。硫酸工場有5套共牆式九塔法硫酸裝置和濃接觸法硫酸裝置，塔式法硫酸裝置生產能力為12萬噸，接觸法為2萬噸。1936年日本又在甘井子創建滿洲曹達株式會社（即大連鹼廠前身），利用東北原鹽生產純鹼和苛化燒鹼，生產能力為年產純鹼7.2萬噸，燒鹼為3000噸。1938年在瀋陽建立奉天曹達株式氯鹼廠（即瀋陽化工廠前身），製造燒鹼、鹽酸和漂白粉。1945年建成了滿洲礦山公司葫蘆島硫酸廠，利用楊家杖子鉛鋅礦冶煉副產的二氧化硫生產硫酸。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在東北投資建設的橡膠廠有30家，主要是東洋輪胎公司和太陽、亞細亞橡膠公司。在青島、天津、上海等地也建有橡膠廠30多個，其中青島橡皮工廠有一定規模。
1938年日偽華北鹽業公司在漢沽設廠，次年投產，產品為燒鹼、溴素、氯化鎂、氯化鉀等。1939年東洋化學株式會社在漢沽建立氯鹼工廠，1942年投產，生產燒鹼、鹽酸、溴素、氯化鉀、氯化鎂、氯酸鉀。同年，日偽華北鹽業公司在大沽辦了氯鹼廠（大沽化工廠前身），次年投產，產品為液鹼、漂白粉、氯化鉀、氯化鎂、溴素等。以上三個氯鹼廠都採用西門子式水平隔膜電解槽，生產漂白粉用磚室法裝置。
2.官辦化工企業。
解放前國民黨政府僅建有為數不多的化學兵工廠、硫酸廠、燒鹼廠、純鹼廠、酒精廠和煉油廠等，產品在基本化工原料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河南鞏縣兵工廠是國民黨政府最大的化學兵工廠，1932年建立氯鹼分廠，採用圓筒型伏斯式（Vorce）電解槽，共80台，單槽負荷電流為1000安培，所有設備都自美國引進，氯產品有鹽酸、液氯、燒鹼。1934年我國第一座接觸法生產硫酸裝置在鞏縣兵工廠分廠投產。抗戰時期，該廠內遷至四川滬州，改稱第二十三兵工廠。國民黨政府還辦了江西硫酸廠、昆明化工材料廠，產量都很少。抗戰勝利後，接收了日軍侵華留下的化工企業，但廠房、設備和器材遭到嚴重盜買和破壞，生產大都停頓。1947年資源委員會在南京籌備中央化工廠，到1949年解放時才建成一幢廠房。
（四）抗日根據地的化學工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個革命根據地，為適應戰爭需要，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化工技術，創辦了一些小型化工企業，主要是醫藥和軍事化學工業。
1940年在晉察冀邊區的唐縣大安溝，用陶瓷大缸作設備建了一個硫酸廠，土法生產少量硫酸、硝酸，用於製造火藥。
1940年在太行根據地麻田鎮附近的白布礁建立了塔式法硫酸工廠和小瀑式硫酸濃縮設備。1942年在陝甘寧邊區延安北面的紫芳溝建立了鉛室法硫酸廠，以硫磺為原料，產品經濃縮製成濃度為94％的硫酸。1939年陝甘寧邊區創辦了衛生材料廠，又稱延安八路軍製藥廠。1943年成立山東新華製藥廠，生產黃碘、酒精、葡萄糖等。1943年在張家口建起了新華製藥廠。
根據地的化學工業在極惡劣的環境中經過十多年的艱苦創業，自力更生解決技術問題，成為中國近代化工的組成部分。
（五）化工科技成果1.有機合成研究。
這一時期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開展少量的天然有機和有機合成研究。在天然有機方面特別是中藥有效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麻黃素的藥理作用、鉤吻和漢防己生物鹼等的分離及結構分析工作。合成方面有雌性甾族激素的全合成等。在當時條件下，能取得這樣的成果確實極為可貴。
在烴類、鹵代物、醇、脂肪酸、醚、胺基酸、金屬有機化合物、雜環化合物等合成方面，許多人做過研究工作，對中國有機合成化學的發展起了先驅作用。
1932年張錦等人曾以γ-二酮和苯胺合成了類似聯苯的吡咯衍生物，並研究了它的立體化學。1933年紀育灃和田遇霖以β—醛酸酯或β—酮酸合成嘧啶的羥基、氨基或硫氫基衍生物。1936年薩本鐵、劉達夫找到了乙內醯脲及其衍生物的兩種製備方法。
1941年莊長恭成功地應用了Diels-Alder反應、Dieck-mann反應環化多環化合物，合成了具有甾族碳架的菲族類似物，在該領域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績，可惜研究工作因日本侵華而中斷。1947年薩本鐵和紀育灃等人合成了α—氨基噻唑和氯代噻唑。
在胺基酸合成方面，1938—1948年，林國鎬、黃耀曾等人利用Hoffmann反應原理，改善了合成反應條件，製備了19種胺基酸。1934年程有慶等用玉米粉、豆餅及不同的金屬催化劑合成了d—型麩氨酸，以銅與三氯化鐵為催化劑時，得率提高。
另外，在中藥成分研究方面、合成汽油方面、合成醋酸方面，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2.有機合成反應的研究。
這一時期，一些有機化學家對Friedel-Crafts反應所用的試劑、應用範圍以及反應條件曾作過一些研究。
在甾體化學合成反應方面，黃鳴龍等人首次發現了甾體中的雙烯酮酚反應，該反應可以用於合成雌性激素。在應用雙烯酮酚反應研究山道年及其一類物的主體結構時，發現變質山道年的4個主體異構體在酸、鹼作用下可以「成圈」地轉變。這一發現在當時天然有機化學領域有重大理論意義，由此推斷出山道年及其一類的絕對構型，並為合成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氧化還原反應方面，1946年黃鳴龍改進了Wolff-Kishner還原法，被稱為「伏爾夫—基希納—黃鳴龍法」，該改良法不僅是一個經濟、簡單、可靠的還原法，而且使用範圍廣，在有機合成上被廣泛採用，並已編入各國有機化學教科書中。
3.高分子材料的研究。
1941年徐名材接辦重慶動力油料廠時，用植物油裂解煉成燃料油與潤滑油，並進行燃料、合成樹脂與酚醛塑料的研究，曾先後獲國家經濟部專利10餘項。1945年他在上海化工廠工作時，組織生產硫化元（硫化黑）、硫化草綠、直接藍、橡膠製品、黃蠟布、酚醛塑料及軟水劑等，為上海化工廠發展塑料加工奠定了基礎。
4.化學工程的研究。
1931年杜長明研究碳球形顆粒在氣流中的燃燒，首先提出了外擴散對於燃燒反應的影響，其論文《碳的燃燒速度》迄今被列為對化學反應工程學科早期發展有影響的論文之一。
1928年張克忠研究精餾過程機理的博士論文，得到美國化工界高度評價。
蘇元復等人在四十年代共同研究液—液萃取設備和有關基礎理論。他本人曾用溶劑萃取法從麻黃草浸漬液提取麻黃素和從獨居石砂提取鈾和釷，並用於工業生產。1932年顧毓珍發表論文《關於流體在管內流動時的摩擦因素及流體的速度分布》，在理論分析和實驗的基礎上，分別得出新的計算式，被廣泛採用。
5.其他輕化工研究。
三十年代初，李潤田研製出各種不同香型和不同用途的混合香精，使「鷹牌」香精的質量不斷提高。1935年李潤田創辦了我國最早的香精配造廠——鑒臣香精廠，自製緊缺的香原料供生產混合香精之用，從此開了我國香料工業之先河。
在感光化學材料方面，1938年，曾所儀試製成功照相底片，質量達到了國外同類產品的水平，經各大照相館試用後受到歡迎。1941年，曾所儀利用自己設計製造的設備，首次成批生產了國產照相底片和幻燈片，同時還製成了印相紙。經專家鑑定，他製造的幻燈片和照相底片，質量已接近國外乾片製作法的產品。他所用的方法可大大縮短照相紙的製造工藝流程，而且還能大量節省原材料。
在釀造學研究中，1935年遠東最大的酒精廠——中國酒精廠正式投產後，任該廠總化學師的陳騊聲根據長期的實踐經驗和專門研究，出版了中國酒精製造的第一本專著《酒精》（1936年），而後又出版了《釀造學總論》（上下卷，1937年）和《釀造學分論》（上下卷，1941年）。
總之，近代中國的化學工業在動盪中艱難起步，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生產了必要的化工原料，但並未形成工業體系，生產品種少，產量低，化工科技成果很少，技術水平落後。據統計，近代中國主要化工產品的最高年產量僅為：硫酸18萬噸，硫酸銨22.6萬噸，純鹼10.3萬噸，燒鹼1.2萬噸，輪胎4萬條。1949年全國化工總產值僅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6％。化學工業真正健康快速發展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開始的。
第六節 輕工業紡織
從1919年以後，到1949年末，我國的紡織工業已經形成包括原料工業、加工工業和裝備工業的系統雛形。加工工業中有棉紡織及棉印染、毛紡織、麻紡織、絲絹紡織、針織、複製、服裝等行業。其中毛紡織、絲絹紡織及針織行業內部均包含染色整理部分。服裝行業還帶有很大的手工生產成分。化纖行業和裝備行業尚在萌芽狀態。生產規模計棉紡織516萬錠，6.39萬台織機，毛紡織15萬錠，0.2萬台織機，麻紡織3萬錠，近千台織機，繅絲8.9萬緒，絹紡3萬錠，絲織機4.07萬台。職工71.2萬人，內技術人員0.8萬人，年耗用各種原料60萬噸。
（一）紡紗技術的進步1.二三十年代的紡織技術水平。
二十世紀初，西方先進國家對紡紗的牽伸機構進行了幾次革新，1906年發明的三羅拉雙區牽伸只有7—8倍，1911年出現的皮圈式便提高到18—20倍。1923年卡氏（casablancas）皮圈式更有改進，使牽伸可達25倍。這些新技術由英人和日人逐步傳入中國。日本人在仿造中還有創新，如「日東式」、「大阪機工式」等在日資在華工廠中廣泛使用，不久為中國人所掌握。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紡紗支數也有所提高。16英支成了標準產品，用於織12磅細布。工人當車能力也提高到梳棉每人12台，粗紗每2台3人，細紗每台3人，搖紗每台1人。此外，輔助工大多數被取消。每萬錠紗廠用工減至600人。①中國技術人員在掌握了引進的新型紡紗機器技術之後，不斷作出改進和革新。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因美國造清棉機除塵效率差，中國技術人員就自行添置補充。英國造細紗機用圓的錠繩傳動，打滑較多，中國技術人員就改造成美國式用扁的錠帶傳動。並條、粗紗、細紗各機的下羅拉都進行淬火，以減少磨損。其上面的皮輥均改為活套，使其轉動靈活。
到三十年代，歐美各國在紡紗設備上多有改進。如造出單程清棉機，即把松包、給棉、開棉、清棉聯合成一部機器。又造出並卷機、單程粗紗機、大牽伸與超大牽伸細紗機等。這些新型機器設備使工藝流程得到簡化，生產效率得到提高。1932年，41家華商棉紡廠已不同程度地引進這些新型設備。①我國自行仿造紡紗機器的鐵工廠、機修廠也紛紛出現。在這種技術基礎①參見朱仙舫：《三十年來中國之紡織工業》，《三十年來中國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頁。
①參見《25年來我國棉紡織業之回顧與前瞻》，《杼聲》1937年第1期。上，紡紗支數更有提高：20英支成了標準商品。在華日資紗廠則以紡32英支為多。在引進精梳機的工廠，有紡到60、80英支的，可用於織造府綢、直貢呢、玻璃紗、麻紗（細薄棉織物）、洋標、雨衣布等。工人擋車能力更有提高，清棉每人2台，梳棉每人16—20台，並條每人18—21尾，頭道粗紗每人1台，2道粗紗每人2台，單程粗紗每人2—4台，細紗每台1—2人。每萬錠紗廠用工減到200人以下。但據1932年國際勞工局資料，每萬錠需工人數日本61人，英國40人，美國34人②。中國紗廠與它們相比，還有不小差距。
2.抗日戰爭期間小型紡紗機的創製。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技術人員因地制宜，創造並推廣了一些適於戰時使用的短流程、輕小型紡紗成套設備。其中比較成熟的有新農式和三步法。新農式成套紡紗機在抗日戰爭初期由企業家榮爾仁和紡織專家張方佐等創議由上海申新二廠技術人員創製①。在大西南後方推廣使用，頗受歡迎。這套設備包括臥式錐形開棉機、末道清棉機、梳棉機、頭二道兼用並條機、超大牽伸細紗機、搖紗機和打包機。每套128錠，占地面積只75平方米，動力10匹馬力。全套設備可用2輛卡車載運，所以極便於偏僻山區使用。這套機器是參照當時通用的動力機器加以簡化、縮小，重新設計製造的。全部採用鋼鐵材料。每台機器配小電動機單獨傳動（當時大廠的機器大都用天軸集體傳動）。開棉、清棉、梳棉機機幅只有750毫米。並條機採用5羅拉大牽伸，每台配有頭道、二道各3眼並列。省去了粗紗機，二道棉條直接上超大牽伸細紗機。細紗牽伸改為4羅拉雙皮圈式，牽伸可達40倍。搖紗、打包也相應簡化。
三步法成套紡紗機同時由紡織專家鄒春座等在無錫和嘉定創製②，並投入生產。這套機器把原來棉紡的清棉、梳棉、並條、粗紗、細紗、搖紗和成包等7道工序縮成彈棉、並條、細紗3道成紗，配上搖紗和成包即成紡紗全過程。彈棉機用刺輥開松，出機淨棉做成小條以小卷餵入。細紗機用3羅拉雙區雙皮圈超大牽伸，由棉條直接成紗，牽伸可達50—100倍。這套機器結構簡化。如牽伸機構設計成可以無須調節羅拉隔距；細紗卷繞成形改為花籃螺栓式，由後羅拉尾部凸輪、撥針撥動齒輪，使其迴轉形成級升。每台細紗機初造48錠，後改為84錠。全套機器均用鐵木結構，除了最必要的關鍵零件如軸、軸承、齒輪、羅拉、錠子、錠座，鋼領等用鋼鐵材料外，其餘如機②參見朱仙舫：《三十年來中國之紡織工業》，《三十年來中國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頁。
①參見張坤興：《新農式紡紗機》，《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資料匯編》第2輯，1988年，第33頁；李向云：《新農式超大牽伸小型紡紗機》，《染織紡》，1940年第3期，第2519頁。②參見鄒春座：《三步法鐵木紡紗機說明書》，《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資料匯編》第1輯，1988年，第53頁，架等全部採用木條由對銷螺栓交叉連接，不用接榫。這樣，加工製造和安裝極為方便。成紗質量可與大型機器所產相匹敵。
新農式、三步法以及其他類似的簡化紡紗機系列是為適應戰爭環境而發明創製的，在戰爭結束後，發達國家更新下來的「二手（舊）設備」廉價大量輸入我國，需要花大力氣的簡易系列定型工作就不可能有人關心，終於成為曇花一現，銷聲匿跡了。
3.戰後紡紗技術的改進。
抗日戰爭結束後，技術人員對大廠所用的細紗牽伸機構也進行過改革。
主要有紡建式和雷炳林式等。
紡建式大牽伸由中紡公司上海第二紡織機械廠於1947年設計製造①。主要是把原來日本仿造的改進型卡氏大牽伸的皮圈架改為上下分開，並把前、中、後彈簧加壓改為可調。改後牽伸可達30倍。
雷炳林大牽伸以創製人名命名②。主要把原來固定皮圈銷改為上銷用彈簧控制的活動式。這樣，無論紗條粗細如何變化，上下皮圈銷口始終能起夾持作用。
在引進新型紡紗設備的使用方面，我國技術人員摸索出了一套針對原料特性的不同工藝。如清棉工程，對27毫米以下的棉花（印度棉和低級美棉）須加強大的衝擊力，採用單道餵棉和3翼斬刀打手，且讓打手在給棉板嘴邊直接把棉花打下。對28毫米以上的長絨棉等原料，則採用3根餵棉輥及豪豬式打手，其作用較柔和。對於染色棉花，則採用梳針打手，可使棉卷光潔。在除塵方面，採用了布袋濾塵器，大大改善了清棉、梳棉車間的勞動條件。（二）機織技術的進步1.二三十年代機織技術水平。
近代動力織機有許多進步。西方先進國家1895年發明了自動換紆。接著，日本人仿造並加以改進，成為廣泛使用於在華日資廠的「阪本式」自動換紆織機。1926年日本人發明了自動換梭的「豐田式」織機，隨後也逐漸推廣於在華日資廠，並且不久慢慢把阪本式壓倒。①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中國技術人員逐漸增多。回國留學生也紛紛把國外先進的機織技術和生產管理方法介紹到了國內。我國織布工廠逐步推行合理化操作法，如保全之平車、揩車、定位、水平；運轉之分段、接頭、加油、掃除等等都有了一定的規範。熟練工人漸多，看台能力提高。普通棉織機2人3台，整經機3人2台，輔助工人也有所減少。100台棉織機的車間用工減至230人。每24小時每台可織14磅布2匹（每匹42碼）。②①參見朱洪建：《紡建式大牽伸》，《紡織建設月刊》，1948年第2期。②參見歐陽威廉：《雷炳林大牽伸》，《紡織建設月刊》，1948年第6期。①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紡織》，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②參見周啟澄等：《中國近代紡織史》，中國紡織出版社1997年版。
2.抗日戰爭前後機織技術的進步。
抗日戰爭前後，我國各廠都推廣自動織機，即在普通力織機上添加2個裝置：經紗斷頭自停裝置和緯紗自動補給裝置。這樣，在紆管上緯紗用完時可不停車而自動換入新的紆管或是新的梭子，經紗斷頭也容易發現，及時接上，從而大大提高織機運轉效率，也減少了缺經疵布，提高產品質量。為了增長機器連續運轉時間，又推行了大卷裝，如加大梭子，加長紆管，增大絡紗筒子等。對於自動織機，看台能力提到每人20台，同一時期歐美、日本看台數還要高些。但這不是因為當時中國工人不如外國工人，而是因為中國紡紗設備陳舊的居多，成紗強力偏低，不勻率偏大；而且織造準備工程的設備也較落後，以致織機上經、緯紗斷頭率比外國高。①機器的傳動已逐步由天軸或地軸集體傳動改為車頭小電動機單獨傳動。這樣，車間裡阻礙光線、沾附飛花的長皮帶沒有了，既減少皮帶打滑，又較為安全，運轉效率和車間環境也有所改善。②有少數工廠已開始採用改進了的「高速整經機」。此機對筒子架作了改進，使經紗引出清晰，接頭方便。③織物的品種，棉布漸以12磅細布為主，平布幅寬增至90厘米，斜紋布75厘米，還生產出府綢、嗶嘰、直貢呢、雨衣布、玻璃紗、麻紗等特色棉織品。產量每24小時每台織機可產12磅細布82米，或16磅粗布101米。④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我國各廠在織造準備工程方面有了不少進步。如絡經由豎錠式錠子迴轉，改為槽筒式由摩擦傳動迴轉，使絡紗張力不問卷繞直徑多大，均可保持穩定不變，而且可以絡成圓柱形或寶塔形（截頭圓錐形）筒子。整經機筒子架過去在使用圓柱形筒子時，經紗放出要通過筒子的迴轉，限制了速度的提高。後來先是在筒子錠軸加裝滾珠軸承，減小筒子迴轉時的阻力；後來又改用寶塔形經紗筒子，使經紗放出可以通過自寶塔尖方向的軸向退繞，筒子可以固定不動。這樣，整經時張力會大大降低，整經速度可大大提高。在操作上把工作筒子的紗尾和預備筒子的紗頭接起來，這樣就免去了停車成批換筒子的操作，大大提高了整經機的效率。漿紗機的張力和上漿率與回潮率控制方面，也有了改進。在上海還探索過用雙槽、分漿、分烘技術在棉紗上漿時同時進行紗線染色。穿經方面，在大批量穩定品種，採用了結經機，可利用「了機」余紗連綜筘與新的織軸上的紗由機器自動對應接結。在織機上織格子布的工廠，採用了多梭箱自動緯紗換色的織機。①①參見《25年來我國棉紡織業之回顧與前瞻》，《杼聲》，1937年第1期。②參見《25年來我國棉紡織業之回顧與前瞻》，《杼聲》，1937年第1期。③參見《25年來我國棉紡織業之回顧與前瞻》，《杼聲》，1937年第1期。④參見《25年來我國棉紡織業之回顧與前瞻》，《杼聲》，1937年第1期。①參見《紡織周刊》，1946年第7期，第168頁；《近數十年來棉紡織技術進步綜述》，《紡織周刊》第6期。
在織坯整理方面，配備了驗布機、刮布台、壓光機、疊布機、印表機、成包機等，可以依次對織坯檢驗定等、刮布壓光、疊布印商標、打包，成為成品入庫，以供銷售，或供印染。②造紙1919至1949年，中國的造紙業有了新的發展。其中1919至1937年是機器造紙業發展較快的時期，興建了數十個機器造紙廠，已能生產各種品類的紙張，一批從海外歸來的學習西方造紙技術的留學生則為中國造紙業和造紙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戰爭的破壞和影響，中國的機器造紙廠或倒閉或西遷，而同時洋紙的進口也大受限制。雖然這期間在西南地區新建了9家機器造紙廠，但是，其生產能力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在這種形勢下，無論在國民黨統治區，還是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傳統的手工造紙業均得到了充分發展的機會。解放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在東北地區和台灣省接收了日本侵略者遺留下來的一批規模較大的紙漿廠和造紙廠，但由於國民黨統治的腐敗以及內戰爆發，造紙業並未得到應有的發展。
（一）造紙業的發展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機器造紙工業中又出現了一批新的工廠，總計在抗戰前夕，全國（東北除外）共有機器造紙廠32個，資本合計為1340.02萬元，年生產能力共為65447噸，在當時紙張消費總量中只占10％左右，比重還是比較小的。①這一時期造紙業的特點是出現了一批用稻草生產紙板的造紙廠。最早的一家是1920年成立的江蘇省蘇州的華盛造紙廠，用多烘缸圓網造紙機生產黃板紙（俗稱馬糞紙），全年產量為4500噸。以後又出現了浙江杭州的武林造紙廠（1921年）、天津的振華造紙廠（1923年）、蘇州的華章造紙廠（1924年）和上海的竟成造紙廠（1924年）四家專業生產黃板紙的造紙廠。由於我國的機器造紙工業自誕生以來，先後成立的12家造紙廠都是生產薄紙的，這些板紙廠的出現填補了紙張品種中的空白，適應了國內工業發展的需要，並打破了過去國內黃板紙市場幾乎由日本獨占的局面。
1930年，上海勤業文具公司在浙江省桐廬縣的桐君山麓建立了我國第一家生產謄寫蠟紙原紙的手工紙廠，用國產雁皮生產出抄造技術難度大的薄型皮紙——謄寫蠟紙原紙，彌補了國內手工紙產品的空白，也有力地抵制了日本產品的壟斷。
②參見《棉布的整理工作》，《紡織染工程》，1950年第7期。
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輕工業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1936年浙江省嘉興的民豐造紙廠依靠本國技術專家的力量，試製成功生產工藝複雜的捲菸盤紙，在市場上取代了外國的進口貨，並獲得當時國民政府實業部的專利。①以上所述我國造紙工業的成就均反映出在這個時期我國造紙工業的技術水平已有了顯著的提高。
抗日戰爭時期，沿海地區及長江中下游的許多造紙廠開始西遷。國民政府遷至重慶後，四川省一時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由於抗戰前四川只有嘉樂造紙廠一家，紙張供不應求。在此形勢下，國民黨統治區內的機器造紙工業有所發展，總共建設了9家新的造紙廠。其中1937年開始由上海輾轉內遷至四川省重慶貓兒石的原龍章造紙廠建成投產，廠名為中央造紙廠，年產機製紙能力為1200噸，工人470餘人，是當時後方規模最大的造紙廠。該廠為現在重慶造紙廠的前身。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進口紙張的來源瀕於斷絕，形成了各地紙張奇缺的局面。在此形勢下，手工造紙業出現了復興的景象，產量有所增加，特別是在抗戰後方國民黨統治地區尤為顯著。許多原來生產迷信紙等粗紙為大宗的手工造紙業紛紛改產文化用紙，並在紙漿中加入松香膠來適應鋼筆書寫和兩面印刷的需要，稱為「改良紙」或「土報紙」，其色澤和質量雖較差，但在當時填補了紙張的短缺，適應了戰時的需要。
1941至1942年著名國畫家張大千先生因戰時宣紙供應困難，曾兩次親自到四川著名手工紙產地夾江縣指導槽戶在原有漂白竹紙生產技術的基礎上，配入少量漂白麻漿，成功地製造出仿宣紙，即現在有名的「大千書畫紙」①。
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為了解決因國民黨封鎖帶來的用紙困難，也組織了手工紙的生產。1939年在陝北延安縣甘谷驛由李雙全等人組織成立了振華造紙廠，利用當地出產的馬蘭草為原料生產可供書寫和印刷用的「馬蘭紙」，這是根據地內最早成立的一家造紙廠。②1942年5月，為解決中共南方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需要的印刷用紙，在四川省華瑩山下的廣安縣古橋鄉丁家坪建設手工造紙廠，定名為中心紙廠，共有職工400餘人。
1942年在蘇北阜寧縣徐家油坊創辦了手工抄造鈔票紙的鹽阜造紙廠，以桑皮為原料並摻配少量羊毛，抄造出具有良好防偽性能的鈔票紙，曾用以印製「抗幣」，在根據地內流通使用。①1945年中共蘇中行署在江蘇省寶應縣射陽湖區李家溝建立了蘇中造紙①殷舒飛、范欽爍：《浙江造紙工業史》，《浙江造紙》1993年第1期，第44—45頁。①參見馬曉俊：《大千書畫紙》，《紙和造紙》1984年第4期，第37—38頁。②中國造紙學會：《中國造紙年鑑》（1993）第397頁，輕工業出版社。①參見江蘇省造紙學會：《江蘇省造紙史》，《江蘇造紙》1995年第3期，第58—60頁。廠，利用當地麥秸為原料生產出耐水性好、拉力強、紙面帶有布紋、不易偽造的鈔票紙，印成的鈔票在華中和山東敵後根據地內流通使用。②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政府接收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期間在我國東北和台灣以掠奪我國造紙原料資源為目的興建的一批紙漿廠和造紙廠。從1918年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東北地區達到年生產紙漿能力9萬噸與紙張能力13萬噸左右。③其中日本侵略者在東北三省掠奪東北的森林、蘆葦、大豆稈等資源建設的紙漿廠（包括人造絲漿廠）共有8個，造紙廠共有34個，國人創辦的造紙廠有17個。這批接收的紙漿廠和造紙廠中的一部分屬大型企業，具有當時比較先進的技術，如吉林汪清的東洋木漿株式會社即今石峴造紙廠的前身，以生產亞硫酸鈣法化學木漿和新聞紙為主；吉林開山屯的東滿人造絲木漿株式會社，即今開山屯化學纖維漿廠的前身；遼寧營口的康德葦漿株式會社，即令營口造紙廠的前身；遼寧錦州紙漿株式會社即今錦州造紙廠的前身。以上兩個葦漿造紙廠以生產亞硫酸鎂法葦漿和印刷紙為主。新中國成立後，通過一系列的恢復改造工作後，使東北地區成為我國現代造紙工業的重要基地之一。
祖國寶島台灣省自1895年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統治長達50年之久，也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得到光復。在日本侵占台灣期間，日本人利用當地的甘蔗渣、木材等資源興建的各種規模的造紙廠總計約20家，產量最高的1941年曾生產紙漿31600噸，紙23550噸。①這批紙漿廠和造紙廠也為後來台灣發展現代化造紙工業奠定了初步基礎。
解放戰爭時期，由於內戰爆發，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美國紙張大量傾銷，各造紙廠一般生產均不正常，開工不足，產量下降。民族資本的機器造紙工業在這一時期只是掙扎圖存，到全國解放前夕，已處於癱瘓狀態。（二）造紙技術及科教的發展1919至1937年，我國到日本和歐美學習西方造紙技術的留學生相繼回國，開始在我國造紙生產技術、科研、教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4年留日造紙專家方漢城撰寫的《造紙概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本較全面介紹機製紙生產技術的專著。②1929年上海江南製紙公司的留法造紙專家陳彭年在江蘇鎮江高資鎮附近的增課洲，利用當地出產的蘆葦製成紙漿運往上海造紙，獲得當時國民政府工商部的專利和免稅五年的獎勵。
②參見陶厚卿：《戰火紛飛的蘇中——華中造紙廠》，《紙史研究》第4期，第45—49頁。③參見韋承興：《日本軍國主義掠奪我國東北地區造紙資源及其造紙工業史略》，《紙史研究》第11期，第62—69頁。
①參見韋承興：《日本軍國主義統治時期的台灣造紙工業史略》，《紙史研究》第13期，第30—37頁。②參見紀力：《方漢城及其著作〈造紙概論〉》，《紙和造紙》1990年第2期，第52頁。這是國內最早自營原料基地的製漿工廠。①1931年在德國學習造紙的留學生髮起成立中國造紙研究會，同年移回國內，並約集留學英、美、日等國的學友以及在國內從事造紙技術工作者參加，擴大組織，將研究會改名為中國造紙協會，這是中國最早的造紙學術團體。②1933年留德造紙專家錢子寧等在蘇州滸墅關，開辦中元造紙試驗所，以造紙試驗為主，兼生產各種新型薄紙；同時廣招全國各省學員，教授製漿造紙技能。該所既是小型機器造紙廠，又集科研、教育於一體，培養機器造紙人才，在全國屬首創。該所生產的蠶種紙取代了進口產品，滿足了當時江浙一帶養蠶業的需要。③抗日戰爭期間，國內大批的造紙專家雲集四川，對推動後方造紙工業的技術進步創建了許多重要的業績，並培養出一批技術骨幹，為我國造紙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1939年4月國民黨政府開辦的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在四川樂山創建，該校設有造紙科，學制3年，招收高中畢業生，是中國最早的設有造紙專業的高等學校，教師中許多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造紙技術專家。該校培養的造紙技術專業人才在新中國成立後，大多數成為全國各地的造紙技術骨幹①。抗日戰爭初期，由南京內遷重慶的中央工業試驗所分出來的纖維實驗室，在留德造紙專家張永惠博士的主持下對我國29種造紙原料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研究②，為充分利用國產纖維原料，發展中國造紙工業提供了科學依據，其研究成果至今仍經常為造紙界所引用。
1945年在四川宜賓新建的中國造紙廠，在留美造紙專家金瀚③的主持下成功地利用當地的馬尾松木材為原料生產出機械木漿和化學木漿，供製造新聞紙和牛皮紙之用，年產各種紙1500噸。這是我國最早大量利用馬尾松木材製漿造紙的廠家。該廠即為現在的我國十大新聞紙廠之一的宜賓造紙廠的前身。
印刷一、1919至1937年中國近代印刷業的崛起自1919到1937年抗戰前夕，經過國人數十年之努力，中國近代印刷業①參見江蘇省造紙學會：《江蘇省造紙史》，《江蘇造紙》1995年第3期，第48—49頁。②參見紀力：《中國最早的造紙學術團體》，《紙和造紙》1990年第1期，第22頁。③參見江蘇省造紙學會：《江蘇省造紙史》，《江蘇造紙》1995年第3期，第49—50頁。①參見姜錦春：《憶中央技藝專科學校造紙專業》，《紙和造紙》1983年第1期，第51頁。②參見張永惠：《中國造紙原料之研究》（一）（二），《工業中心》第Ⅷ卷3/4期，第Ⅹ卷3/4期。③參見江淮、舟濤：《金瀚與新聞紙》，《福建造紙》1985年第4期，第57—59頁。在工藝技術、設備器材、科研教育、印刷出版諸方面，都得到長足進展，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和勢頭。
（一）中國傳統印刷業的更替辛亥革命前後，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劇、中國革新運動的開展和民族近代印刷工業的崛起，以鉛印、石印以至照相平印為業的印刷機構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原有從事傳統的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的印刷機構也先後改用新傳入的近代印刷術。中國的傳統印刷逐漸讓位於鉛與火，退出了中心舞台。
另一方面，中國的傳統印刷，尤其是雕版印刷，經過千餘年的發展，自有其西方近代印刷術難以比擬的特長和優點。因此，即使在中國民族近代印刷業崛起之時，傳統的雕版印刷仍在應用中。尤其是佛教經典和木版年畫的刻印，迄今仍在進行。被北京榮寶齋稱作木版水印的餖版印刷，更以近現代印刷無法取代、幾可亂真的高超技藝，在現代印刷百花園中依然獨放異彩，為世人所稱頌。
（二）印刷學術團體的創建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與出版事業的發展1.上海——中國近代印刷中心地位的形成。
民國初年，包括墨海書館、美華書館、申報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大型、有影響的近代印刷企業在內的、全國80％的新型印刷企業都設於上海，足見上海在全國印刷行業的中心地位業已形成。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圖書出版的90％、報刊出版的80％，均出自上海。上海在中國民族近代印刷業崛起方面，發揮著歷史性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2.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印刷學術團體的創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印刷業發展的極盛時期。在當時的印刷中心上海，集中了一批印刷行業的先進分子。他們在民族危亡之際，為振興中國的印刷工業，嘔心瀝血，艱苦創業，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致力於培養中國的技術人才；他們發起成立印刷學術團體，開辦印刷技術學校，研究新的印刷機械和技術，在推動近代印刷事業的發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可貴的貢獻。
1933年5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印刷學術團體——「中國印刷學會」在上海光裕里58號成立。最初，根據學會章程，設立了由五至七人組成的「全體會員大會執行委員會」。下設總務、教育、研究三個系。次年12月改設理事會，由郁仲華（主席）、唐鏡元（副主席）、糜文溶（書記）、柳溥慶（會計）、沈蓮芳5人組成。共有會員26人。理事會下設雜誌編輯委員會，由柳溥慶任主任，委員有糜文溶、高元宰、沈勵吾和顧秋水。
中國印刷學會的成立，是中國印刷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中國印刷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在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出版和技術交流諸方面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工作並取得豐碩成果的歷史新時期。
3.印刷科研工作的開展及成果。
遠在中國印刷學會成立之前，國人已對西方傳入的近代印刷技術進行研究、吸收和利用。例如：1900年，上海文明書局的趙鴻雪先生根據西文圖書資料介紹的照相製版法，成功地進行了照相銅鋅版的研製；1902年，上海文明書局研製珂羅版印刷又獲得成功並付諸實施；1933年，柳溥慶在上海三一印刷廠採用平凹版製版工藝，成功地印製了《美術生活畫報》，更於1936年採用四色平凹版新工藝，印製了《中國印刷》第一期插圖。插圖畫面層次豐富、網點光潔，至今仍色彩鮮艷，為中國三十年代印刷水平之實物見證。1935年，柳溥慶、陳宏閣研究中文照相排字機獲得成功。1935年9月29日的上海《申報》和1936年第一期《中國印刷》對此作了類似的報道。上海《申報》在「留法學生柳溥慶發明照相排字機」大字標題下報道云：「近國人美術照相製版專家柳溥慶君，費數年之心血，應用照相原理設計製造排字機。其構造極為精巧，所占地位僅一小間，即能排制各種大小字號之文字，且備有隸體字及其他美術體之字模，可以排印各種書報雜誌。聞該機現已製成，正向實業部請求專利。」據圖樣分析，柳氏研製的這台照相排字機，與五十年代開始生產使用的第一代手動式照相排字機原理相同，結構相似。在三十年代社會、技術條件下能研製出這樣水平的照相排字機，實在是難能可貴的。遺憾的是，這一成果因發生在八一三事變日軍侵占上海時期而未能付諸應用。
4.印刷教育事業的開端。
歷史上，中國在印刷技術的傳授和繼承方面，一向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進行。直到本世紀初方有學校教育之出現。1904年清朝軍咨府所屬京師測繪學堂開設製版印刷班，為中國以學校進行印刷教育之開端。中國印刷學會成立後，有計劃地加強了印刷學校教育。計有1933年成舍我先生創辦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李石曾先生創辦的上海圖書學校以及上海斯高學校，蘇州美術專科學校，鎮江中華三育研究所印刷部，上海中國美術製版印刷函授學校等。以上海圖書學校為例，該校以「即工即學生產自給」為宗旨，設圖書、出版、印製、組織四科，補習、訓練二班。其中印製科設有印刷工場，名為「工讀印製社」，下分印製、排字、澆鑄、制模四股。印製科的學生修業三年，設中文排字、西文排字、鉛印、石印、鑄字、澆膠、澆版、裝訂、製版、鐵工等課程。
5.印刷書刊的出版。
本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曾出版賀聖鼐、賴彥予著《近代中國印刷術》和印刷專業雜誌數種。其中：《近代中國印刷術》詳細介紹了近代印刷術的傳入和發展情況，它的出版，為後人了解和研究近代印刷的發展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出版印刷雜誌，計有《中華印刷》、《中國印刷》、《藝文印刷月刊》、《神州印刷》四種。其中：《中華印刷》創刊於1935年，高元宰主編；《中國印刷》創刊於1936年，系中國印刷學會主編之季刊；《藝文印刷月刊》1937年創刊，劉龍光主編；《神州印刷》僅見於《藝文印刷月刊》之收購書名廣告，未見實物流傳。這四種印刷專業雜誌，以《藝文印刷月刊》影響最大、發行最久，共出版25期。內容多為介紹國內外印刷新技術、新設備、新材料，以及國內外印刷發展情況。
中國印刷學術團體的創立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專業書刊的出版等印刷事業中新興領域的肇始和發展，是中國近代民族印刷業崛起的重要標誌之一，為中國印刷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印刷設備器材工業的萌芽和發展近代印刷採用機械設備和相應器材進行生產，離不開印刷設備及器材工業的支持和配合。早期的印刷設備、器材，均由國外進口。後來隨著中國近代印刷工業的崛起，國人自辦的由維修、仿製到自行設計和製造近代印刷機械設備的機器製造廠和造紙、制墨等相關企業應運而生並得到初步的發展。1895年，中國第一家印刷機械廠——李涌昌機器廠在上海創立。隨後，公義昌機器廠、貽來牟鐵工廠等七家印刷機器廠相繼建立。這八家印刷機器廠建廠初期均以印刷機修理為主要業務。辛亥革命後，上海、北京、青島、廣州、長沙、長春等地紛紛建立印刷機器廠。這些印刷機器廠除修配印刷機外，開始生產石印機、鉛印機、圓盤機、切紙機、照相機等當時亟需的印刷機械設備，為中國印刷機器製造業之先驅。此後，除魏聚成、順昌、姚公記、明精等一些規模較大的印刷機器廠陸續創建外，商務印書館等大型出版印刷企業也自建印刷機械修配和生產機構。其中商務印書館自1903年起即開始生產石印機、鉛印機、鑄字機等多種印刷機械設備，到1926年，已擴建成有相當規模的華東機器製造廠。
（四）近代印刷工藝技術的演進近代印刷術雖來自歐美，但其由印刷數十個字母組成的西文轉向印刷數以萬計的中文，為我所用，則非國人參與不可，故其在中國有著一個吸收、演進過程。即使在傳入初期西方傳教士對中文活字的研製中，也同樣離不開國人的參與和配合。1807年馬禮遜來華僱人刻中文字模，受僱者自然是中國人。1832年前石印術傳入中國，這手書中文上版者，也必是中國人。此後，無論凸版印刷、平版印刷，還是凹版印刷，在其傳入、發展進程中，國人都作出了重要貢獻。譬如：190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乃倩字學家，將姜氏排字架悉心釐正，..從此排印報章時文困難減矣」①。1922年，張菊生先生從排字架、鉛字分類法和鉛字檢查法三者同時入手革新，又創新式排字架。
1909年，商務印書館創製二號楷書鉛字，由徐錫祥鐫刻字模。1916年，①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群聯出版社1953年版，第261頁。錢塘丁氏仿宋代精刻歐體活字，倡制「聚珍仿宋活字」。1918年，海陵韓佑子先生創製「仿古活字」。
1925年，王寵佑先生創製華文排鑄機。
1902年，趙鴻雪先生研製銅鋅版製版法，歷時數月而告成。同年，又試製珂羅版，亦告成功。
1888年，元和王肇鋐在日本習得雕刻銅凹版之法，並著有《銅刻小記》詳記之。
1935年，柳溥慶先生費數年心血，研製成功手動照相排字機。
從以上數例，可見國人在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與發展中作為之一斑。正如賀聖鼐先生在《近代中國印刷術》一書的「結論」中所說的：「綜觀此過去數十年吾國印刷術，誠不可謂之無進步。歷年派人至東西各國學習考察，同時不惜巨金，延選高等印刷技師，教授藝徒，故數十年間，印刷人才輩出，凡外國印刷之能事，國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餘，其技術之精者，直可與外來技師抗衡。」①二、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印刷業的破壞和摧殘1937年，日本的侵華戰爭，給正在崛起中的中國近代印刷業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和摧殘，使崛起並高速發展著的近代印刷業迅即從停滯走向衰退。日寇的鐵蹄踏向哪裡，哪裡的印刷企業則不明不白地為日人所據有，不少設備器材甚至工人被劫往日本。剩下來的，要麼為日人占有，要麼被迫停業。當時全國最大的兩家印刷企業——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都沒有逃脫這一悲慘的命運。不少從上海等大城市向大後方轉移的印刷設備器材，在轉移途中被日軍飛機炸毀。譬如，商務印書館從上海運往重慶的印刷設備就被日寇的飛機炸沉在洞庭湖中。
對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的中國印刷業，可根據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從國統區、解放區和淪陷區三個方面加以記述。
（一）國統區的印刷業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漢等印刷工業比較發達的大城市先後為日軍侵占。這些城市的印刷企業遂向內地轉移。轉移後最集中的地方是重慶和桂林。
重慶在抗日戰爭期間，有許多文化、出版界知名人士雲集於此。為喚起民眾，抗日救國，創辦了一些新的印刷廠，並由上海、武漢等地遷來很多印刷廠，出版了《新華日報》、《全民抗戰》等多種報刊和書籍。據不完全統計，1945年前，重慶計有印刷所、店500多家。原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均在此設廠。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中心印書局，有資金700萬元；職工人數最多的是中央印製廠的重慶印刷廠，有1500多人。
桂林地處邊陲，交通落後，戰前印刷業十分落後。抗戰爆發，上海、武①賀聖鼐：《近代中國印刷術》，參見《裝訂源流和補遺》，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年版。漢、廣州等地的出版印刷企業撤退到桂林，加上文化名人云集，使桂林印刷廠、出版社、書店林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計有包括生活書店、新華日報、三戶圖書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正中書局等著名出版社和書店在內的出版企業220餘家；包括三戶印刷廠、秦記西南印刷廠、廣西印刷廠等著名印刷廠在內的印刷廠100多家。擁有對開印刷機50餘台，四開印刷機60餘台，設備先進，技術進步。為抗戰時期全國出版印刷業集中地之一。被譽為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化城」。
除重慶、桂林外，四川的成都、雲南的昆明、貴州的貴陽，以及廣西的南寧、湖南的邵陽和衡陽、江西的贛州等一些邊遠城市的印刷業也相對集中，但規模遠遜於重慶和桂林。
（二）解放區的印刷業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創建了許多印刷廠。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工農紅軍主力長徵到達陝北，延安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隨後在陝甘寧邊區建立了中央印刷廠（1937）、八路軍印刷廠（1938）、光華印刷廠，並在綏德建立了抗敵印刷廠。此後，在其他根據地陸續建立印刷廠多處。基本情況是：晉察冀邊區建有晉察冀日報印刷廠、冀中新華印刷廠、冀中導報印刷廠等；晉綏抗日根據地建有呂梁印刷廠、晉西美術工廠、太岳日報印刷廠等；山東抗日根據地建有大眾日報印刷廠、泰山時報印刷廠、渤海書局等；華中抗日根據地建有新四軍皖南軍部印刷所、拂曉報印刷廠、淮北印鈔廠、七七報印刷廠、鄂豫地區建設銀行印鈔廠、中原印刷廠等；浙東抗日根據地建有四明山戰鬥報印刷所；江蘇抗日根據地建有江南印刷廠、東進報印刷所、蘇南報印刷所、茅山地委印刷所、前進報印刷所、蘇中報印刷所、蘇北印刷廠等。
（三）淪陷區的印刷業在淪陷區，出於侵略的需要，日軍到處建立由漢奸支撐的偽政權，並組建由日人經營的出版印刷機構，以便在新聞出版文教宣傳諸方面加強控制，為侵華戰爭和最終滅亡中國服務。譬如：日人控制下的東北偽滿時期，重要刊物多達100多種，報紙約40家，負責人多是日本人，文字多用日文、滿文。在中國辦報刊，不用中文而用日文，狼子亡我之心，昭然若揭。與之相比，國人私人資本印刷業則日益蕭條和萎縮。
1939年，日本在北平建立了華北淪陷後的最大的新民印書館，從侵華日軍中挑選懂得印刷的日本人擔任各部門負責人，職工多達2000人。到1940年，日人在北平開辦的印刷廠已多達29家。與此同時，中國人開辦的印刷廠則日漸衰落。就連一度興盛的京華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的北平印刷廠），在日本友利洋行控制下，也難以繼續經營，職工僅剩40人左右。
全國印刷中心上海，抗戰前印刷廠已多達近千家。設備齊全，技術先進。抗日戰爭爆發，不少印刷廠向大後方遷移。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被稱作「孤島」的租界，還保留一些印刷廠。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租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被搶劫一空，不少印刷廠被查封，報社印刷廠則為日軍掠占，改印日偽報紙。上海印刷業每況愈下，處在蕭條中。在淪陷區，一方面是中國印刷業遭受嚴重破壞而致蕭條；而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卻大力發展自己控制的印刷廠。如北平日偽政權主持的《新民報》印刷廠，於1938年從日本購進一台84英寸高速輪轉機，為各報社設備最新者，這些廠在設備、技術相對先進條件下，為日偽印刷侵略中國所需的教科書、報刊和宣傳品。
三、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印刷業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出版印刷企業紛紛回遷，上海再次成為中國出版印刷業中心。
上海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各類印刷廠近千家；淪陷後陡減至約200家；抗戰勝利後，大批廠家回遷。據1946年《上海市年鑑》載：「勝利後，內地出版社遷滬者多至數十家，加上本市原有出版家之努力，發行單行本數，據今夏統計已有4000餘種，數量在50萬冊。」這一年，出版各種報紙數十種，雜誌430種；造紙廠34家；鉛印廠316家，彩印廠107家。可見抗戰勝利後的恢復是相當迅速的。北平、南京、天津等其他以往印刷業較發達的城市，情況相同，不再贅述。
遺憾的是，不久，國民黨又挑起內戰。解放戰爭期間，隨著軍事形勢的發展，國統區的印刷業於抗戰勝利後出現的繁榮和生機逐漸消失，而解放區的印刷業卻呈現出一片生機。
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委派許多幹部到東北、華北等解放區開闢工作，重新調整、組建了許多印刷廠。例如：1946年4月成立江海印刷公司，下屬江海導報印刷廠、韜奮印刷廠、東台民報印刷廠三個廠。11月，又將江海導報、韜奮二廠改組成蘇中韜奮印刷廠。1947年10月，蘇中韜奮印刷廠又與鹽阜印刷廠、黃海印刷廠合併調整為華中日報印刷廠、華中新華書店印刷廠、華中指揮部政治部印刷廠。
1946年起，在東北建有佳木斯印刷廠、東安印刷廠、東北日報印刷廠、東北鐵路印刷廠、哈爾濱新華印刷廠等多家印刷廠。
1947年，魯中印鈔廠併入渤海印鈔廠，1948年遷至濟南，改稱中國人民銀行第三印製局。
1948年，山東新華書店成立印刷部，下轄9個印刷廠。同年，建立中南新華書店（建有規模較大的印刷廠）。該店1949年遷至武漢，改稱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下轄12個印刷廠。
其中，與解放後印刷業發展有著直接關係的是抗戰勝利後各地區新華書店的組建。當時，各解放區統一設立了集中編、印、發的新華書店，各地新華書店下都設有印刷廠。這些新華書店的建立，也為解放後印刷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