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一章　農業和農業科技

第一節　近代農業科技的起步 近代農業科技的策源地 1919年以後，中國各大學開始設立農學院，如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都設有農學院，此外，還出現了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後改北京農業大學）這樣的專科學校。在這些院校中，集中了我國一批最早從海外學成歸來的農科專家。當時，在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中就有許璇和梁希。許璇（1876—1934）於1913年獲東京帝國大學農學士學位，歸國後任農專教授，講授農政學、土壤學、畜產學等課程，後曾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在中國農業學科的創建上曾作出過重要貢獻。梁希（1883—1958），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林科，1916年回國後被聘為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教授兼林科主任，1923—1927年又赴德國薩克森林學院研究林產化學，為中國森林開發、林產化學學科建設做了開創性的工作。曾任過浙江農校校長的陳嶸（1888—1971），1913年從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農科畢業後回國在金陵大學林學系任教。從教數年後又去美、德再攻林學。1917年中華農學會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他被推選為第一屆會長。他曾編寫了中國樹木分類學專著。丁穎（1888—1964），1924年從日本帝大農學院畢業歸國後，曾在中山大學農學院、華南農學院任教授、院長。他於1926年在廣州石牌中山大學農學院創辦稻作試驗場。同年，在廣州東郊犀牛尾沼澤地發現野生稻，用它與農家品種竹粘雜交，育成「中山1號」水稻品種。這是在世界上進行的將野生稻的種質成功地轉移給栽培稻種的首例科學試驗。曾任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的鄒秉文（1893—1985），1915年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畢業後，繼續在該校研究院攻讀植物病理學1年。1916年回國後在金陵大學擔任植物學、植物病理學、植物育種學教授。1917年轉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籌建農科並擔任主任。1918年該校改為東南大學，1921年又改為中央大學，他繼續任教授兼農科主任、農學院院長。他曾撰寫了中國農科大學的第一部植物學教材，並指明「此書具改制之志，凡舊日因襲日本而不合學理之名稱，概予改定」。他還曾撰著《中國農業教育問題》一書，力陳教學、科研、推廣三結合的重要。那一時期的農科大學、學院，曾是當時全國農學發展的重要策源地。 棉花品種的選育改良由於工業原料需求和對外貿易的推動，棉花品種選育原理及選育方法的研究得到較快發展，且得到實業界和國外的支持資助。最早從事棉花品種選育改良研究的是1913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學農科。他們與早期來華的美國棉花改良專家O.F.柯克（Cook，O.F.）、J.B.郭仁風（Griffing，J.B.）等人建立了合作關係，以金大農科為研究中心。他們的研究在十數年間曾影響著中國棉花主栽品種的選用方向。 1917年，穆藕初（1876—1943）等人在上海組織植棉改良社，刊印《植棉淺說》，購備、推廣美棉種子，優價採收各地改良新棉。1919年，上海組織紗廠聯合會，其中設植棉改良會，穆藕初被舉為委員長。同年，穆代聘過探先（1886—1929）教授主持植棉推廣事業，在江蘇、浙江、湖北、河南、湖南、河北設場16處。從1921至1924年，改由紗廠聯合會每年捐洋2萬銀元資助東南大學農科，由鄒秉文教授和過探先教授主持植棉推廣項目。這是由中國企業界資助農科大學從事棉業研究的開端。東南大學、金陵大學兩農學院合作，曾在植棉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稱：「我國植棉事業，迄今尚有可觀者，皆賴鄒、過二君及東大各農學專家熱誠任事之結果，與紗廠聯合會諸會員熱心贊助之賜也。」①而穆藕初等人資助植棉研究，有其振興棉紡業的深遠目的。 糧食作物品種的改良1922年以後，華北連年大旱，長江流域又患大水，在水旱頻仍，糧食缺乏，大量輸入洋米、洋面的背景下，農業領域曾突出抓小麥、大麥、高粱、粟、大豆等的品種改良。1925年，金陵大學與美國康乃爾大學建立合作改良華北糧食作物，訓練遺傳育種人才的項目，後又與紐約洛氏基金世界教育會（InternationalEducationBoard）及康乃爾大學建立中國作物改良合作項目。每年由康大派育種教授至金大協助指導作物改良。金大供給試驗場與研究室設備，世界教育會則津貼康大教授旅費。隨之，H.H.洛夫（Love，H.H.）、C.H.馬耶思（Myers，C.H.等教授相繼來華指導作物育種。此一時期，中國育種、栽培、病理諸學科有著迅速的進展。這是我國國際農業技術合作的創舉，對中國農學發展有重大影響，並取得了糧食作物增產的顯著效果。如自1931年起，由純系方法陸續育成多個小麥新品種，每畝產量較普通品種約增產15—30％。 從1919年起，我國開始採用科學方法進行水稻品種選育的試驗。試驗由南京高等師範農科（後改稱東南大學農科）農事試驗場原頌周主持。由各省徵集多個優良水稻品種，經過嚴格比較選育，得出「江寧洋秈」、「東莞①李靖主編：《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頁。 白」兩個純系優良品種，並在生產上得到推廣。這一時期，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還先後自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吉林、湖北、福建、廣東等省和日本、義大利等國收集47個水稻品種進行品種比較試驗，曾選出數個畝產250公斤以上品種。1924年，周拾祿（1897—1979）教授提出：中國稻麥育種以採用穗行純系育種法為宜。 第二節　農業分支學科研究的開展和近代農業科技體系的形成 中央農業實驗所等單位的建立1931年，國民政府實業部設立中央農業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派實業部副部長、1914年獲美國農科碩士學位的棉業專家穆藕初為主任，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錢天鶴（1892—1972）為副主任，鄒秉文、沈宗瀚等共16人為委員，擬設植物生產、動物生產及農業經濟三科。該會選定南京孝陵衛所址，草擬工作規程，確定中央農業研究所（後改稱中央農業實驗所）主管全國農業技術改進。中央農業實驗所占地面積2400餘畝，規模宏大，實驗設備完善。這一時期，全國經濟委員會設立中央棉產改進所，行政院設立全國稻麥改進所，實業部設立全國稻米檢驗監理處與全國小麥檢驗監理處，均設在孝陵衛中央農業實驗所內，人員互相兼職，工作密切配合，稻麥棉改良工作日臻完善。農業科學實驗和技術推廣逐漸由中央農業研究機構領導起來。 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中央棉產改進所等廣延中外專家，改良全國農業，同時各省均設農事試驗場，各大學多設農學院，對於稻、麥、雜糧、棉花、園藝、土壤、肥料、昆蟲、病害、獸醫、蠶桑、森林樹木、農情報告、土地利用、農場經營、倉儲、農產運銷、稻麥棉的分級檢驗等，多方面研究改良，理論與應用並重。這一時期已能運用溫室、細胞室等條件設備，進行誘致棉花突變與雜交小麥細胞遺傳的研究。各大學農學院亦多參照中央大學與金陵大學農學院的組織、教學、研究及小規模推廣結合方式，作物育種、土壤、肥料、植物病蟲害、園藝、獸醫、造林、農業經濟等教學與研究工作，在此時期進展明顯。 徵集作物品種資源，倡行農業科技交流1.徵集作物品種資源。 1931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為充實過去農業院校研究單位徵集作物品種的工作，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各省採集小麥單穗3959種份，又徵集當時蘇聯小麥202種份，美國小麥207種份。1932年秋，中央農業實驗所與中央大學、金陵大學農學院合作，購得英國里丁大學J.潘希維爾（Persival，John）教授徵集的全套世界小麥品種1700種份。匯集較多的育種原始材料，為小麥育種技術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1933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組織專家分赴蘇、浙、皖、贛、湘、鄂6省農田中採選秈、粳、糯稻單穗4萬餘，並向國內外徵集水陸稻優良品種664個，進行稻作育種、生態、生理、細胞、遺傳、田間技術以及分類等項試驗研究。1935年底，全國稻麥改進所成立，趙連芳（1894—1968）博士任稻作組主任，內則充實人才設備，並與中央農業實驗所土壤肥料、病蟲害、農業經濟各系聯繫合作，外則在蘇、浙、皖、贛、湘、鄂、川、粵、桂、閩、豫、陝等12省合作改良水稻。這一時期，我國品種資源的徵集、整理、分析、利用達到了較高水平。 2.倡行農業科技交流。 1931年，金陵大學農學院舉辦農作物討論會，聘請中央農業實驗所總技師、美國作物育種學博士H.H.洛夫主講生物統計方法，將運用生物統計分析的田間試驗新技術傳播給中國作物育種界。1934年，中央農業實驗所邀請英國生物統計專家J.韋適博士（Wisharf，John）來華主講田間技術及生物統計。1936年又邀請美國作物育種專家H.K.海斯（Hayes，H.K.）博士講授作物育種方法。這些，對提高我國稻麥育種技術和方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國外農學一些新進展也更引起人們關注。 1934年，由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沈宗瀚等負責籌備，中央大學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共同協作，全國作物改良研究會議於11月17—19日在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大學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河北、河南、廣西、廣東、陝西、浙江、湖南、湖北、山西、山東、江蘇、安徽等地代表83人，其中教授、技正級20人。會上演講的論文28篇，內容多為研究各種作物（小麥、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粟、高粱、蔬菜、果樹、甘蔗、茶及華南特種作物）育種，涉及育種與病害、抗蟲育種、試驗標準及統計分析、細胞遺傳與育種的關係等方面。 這次會議可以視作中國作物改良研究邁向新階段的起點。會上沈宗瀚發表題為《中國作物育種事業之過去、現在及將來》①的演講。就作物育種方法而言，他將1915—1924年劃為第一期，這時以棉作為主，稻麥為副；育種方法以選種及引種為主；比較試驗以田間觀察及室內考種為主，「產量計算及生理遺傳等問題，則非所注意」。這是育種事業的「幼年時代」。將1925—1934年劃為第二期，這時試驗以稻、麥、棉、豆、高粱、粟為主，改向來注重觀察以選種的舊法，一變而為應用統計及利用遺傳以改良品種的方法。沈氏稱第二期為「少年時代」。隨著金陵大學農學院與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合作項目期滿，1934年洛夫教授離華返國，「故今茲之育種事業，全在國人之努力」。沈宗瀚認為以育種事業之年齡而言，到了1934年，「亦達成人時代，獨立奮鬥，為中華育種前途創造一新紀元，責在吾兆」。他提出當時育種事業的要務為：（1）集合國內研究人員，分工合作。（2）協助優秀農業機關，經費缺乏時，予以相當補助，俾內部充實，而得儘量發展。（3）聘請世界育種專家來華講學，以介紹新學識而訓練人才。（4）促進種子推廣事業，使優良之種子為農民所樂用，故主持育種事業者，選種務極精當，推①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編印：《中國作物改良研究會議演講集》第3—6頁。1934年11月。廣務極普遍，以增社會對於育種事業的信仰。沈宗瀚的文章反映了當時中國對農業科學技術內外交流已達較深的認識程度。 農業技術改進從多種分支領域呈現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中央棉產改進所、稻米檢驗及小麥檢驗監理處等單位在農業技術改進上作出許多貢獻。在土壤肥料方面，中央地質調查所自1930年起調查全國土壤，於1936年由T.梭頗（Thorp，T.）撰寫成《中國土壤》專著，並製成全國土壤分類圖。廣東土壤調查所1930年成立，鄧植儀（1888—1957）所長於1934年曾匯總該所歷年調查所得編著《廣東土壤提要》一書。1935年，中央農業實驗所土壤肥料系張乃鳳（1904—）等在江蘇、安徽、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雲南、貴州、四川、廣西、陝西等14個省68個地點進行156個氮磷鉀三要素肥效試驗，1942年發表了《地力之測定》論著。在作物方面，中央棉產改進所孫恩麟（1893—1961）所長根據氣候、水利及運輸等條件，提出將棉花增產重心放在陝豫魯冀等省，推廣美棉品種。中央農業實驗所總顧問美國育種學家洛夫於1933年提出徵集中美棉31個品種，在蘇、浙、鄂、陝、魯、豫、冀等省舉行區域試驗，以資選種。1935年，馮澤芳（1899—1959）繼之主持此項試驗，確認「斯字4號棉」（Stoneville）宜於黃河流域各省種植。「德字531棉」（Dolfose）在長江流域種植產量甚豐。金善寶1936年指出：斯字棉和德字棉是中央農業實驗所和中央棉產改進所最近對於棉作育種的極大貢獻。①金善寶（1895—1997）搜集全國小麥900餘品種，經過精密觀察，1926年曾作出檢定與分類。沈宗瀚從1932年至1935年，以徵集到的100個農家小麥品種，根據氣候的差異及改良時應注意的條件，在冀、晉、豫、魯、浙、鄂、陝等省區進行試驗，劃分出冬小麥幾個不同適應區域和春麥區域，為我國作物區域劃分的最早研究，並開始按區域協調全國小麥改良工作。在病蟲害防治方面，俞大紱（1901—1993）、陳鴻逵等選出小麥、大麥、粟、高粱、蠶豆等抗病品系多種並研究植病生理小種。戴芳瀾繼續中國真菌的調查工作，寫成了《中國真菌名錄》。中央大學鄧叔群（1902—1976）發表《中國真菌志》，開展水稻、棉花病害研究。吳福禎（1898—1996）研製藥劑防治棉花、蔬菜蚜蟲的藥劑藥械，於1935年取得成功，投入生產，開始了大規模藥劑治蟲，華北美棉由此得以大量推廣。在林業方面，陳嶸教授於1934年寫成《中國樹木分類學》專著。在蠶桑方面，孫本忠（1897—1968）以諸桂蠶與黃皮土種雜交而育成黃皮諸桂種。黃皮為顯性，將其自交多代，成為黃皮自交種，再與任何優良品種交配而得第一代優勢黃皮雜種，在蠶區推廣飼育。①金善寶：《中國近年來作物育種和作物栽培的進步概況》，《金善寶文選》，中國農業出版社1994年版，第78—81頁。 在畜牧獸醫方面，1921年南京東南大學農科畜牧系開始引入乳牛、豬、雞並進行飼養試驗及牧草栽培研究。1925年，陳宰均（1897—1934）在山東青島李村農場對不同豬種進行甘薯葉、谷豆、青粗飼料的飼餵試驗。1926年，在他主持下，北京農業大學興建動物營養研究室，進行動物營養及維生素的研究，為中國農業院校最早建立的動物營養科研機構。1934年，國民政府軍政部於江蘇句容建立種馬牧場，遴選、購進國內外優種馬，進行中外種馬雜交至第五代，再與國外純血種公馬交配，將其後代橫交固定，培育新型良馬，肇始了我國軍馬採用近代家畜育種方法和人工授精的技術。1920年，上海龍懷皋從美國引進低溫巴氏殺菌設備，生產消毒牛奶。1924年北京中央防疫處和青島商品檢驗局的血清製造所生產了獸用血清、疫苗及馬鼻疽診斷液。農副產品檢驗和動植物檢疫也是在這一時期興起的。1928年工商部籌建上海商品檢驗局，鄒秉文任局長。該局主要檢驗出口的生絲、畜產品、桐油、茶葉、蜂蜜、蠶種等。該局的設立，結束了中國農副產品檢驗長期由外籍人員把持的局面。實業部鑒於許多國家很重視牲畜入口檢疫，為避免進口牲畜帶進疫病，1929年決定由中央農業實驗所和上海商品檢驗局聯合建立獸疫檢驗所，由程紹迥為主任。1935年8月，上海商檢局正式對進口牲畜進行檢疫，由此，中國誕生了進口家畜檢疫制度與技術。 這一時期由農學各分支學科專家發起建立的農科許多分支學會先後建立並開展了一定範圍的學術交流。從1917年6月，陳嶸等在南京發起建立中華農學會起，至1947年，已有中華林學會、中國園藝學會、中華昆蟲學會、植物病理學會、中國作物改良學會、中國土壤學會、中國畜牧獸醫學會、中國農業經濟建設協會、中國水土保持學會等17個農業學術團體參加農學聯合年會。各學會在出版學術刊物、叢書、審定農業科學名詞和農業學校課程、組織科學試驗、調查研究、技術推廣、諮詢建議方面發揮了不小的作用。①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農業、農業科技出現順暢前進的形勢。 ①參見華恕：《我國農業學術團體之沿革與現狀》，中國農學會，1985年。 第三節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農業 農業機構的調整 1931年日軍侵占我國東北，1937年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東部糧棉產區淪為戰區。中央農業實驗所、主要的大學農學院、農業科技推廣機構、農業領導機構隨政府西遷。為了實施戰時後方農業政策，增加生產，支援抗戰，國民政府對農事機構進行了多次調整，農業工作被迫納入戰時軌道。1937年在軍事委員會下設立了農產調整委員會。1938年1月，國民政府實業部改為經濟部，農產調整委員會改組為農產調整處並隸屬於經濟部農本局，並在經濟部中設置了主管農、林、蠶、墾、漁、牧等業的農林司。稻麥改進所、棉業統制委員會、蠶絲改良委員會合併歸入中央農業實驗所，由經濟部領導。1939年國民政府設立農產促進委員會，1940年又成立農林部，直屬行政院，管理全國農林事業。各省的農業行政則集中於省政府建設廳，縣則由建設科主管。中央農業實驗所劃歸農林部，並進行擴充，作為全國農業技術的中樞，在後方各省設立工作站，協助各省進行農業改進工作。後方各省設立農業推廣繁殖站，各省將農業實驗機構集中於省農業改進所，各縣設農業推廣所，以實地指導扶助農民改善耕地技術和經營方法。1941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獸醫系單建為中央畜牧獸醫所。不久，林業系也分出建為中央林業實驗所。1945年初，在農業促進委員會等單位的基礎上，成立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國民政府中央和後方各省地方農業機構的調整、建立、健全，對於農業科技工作一向薄弱的西南、西北地區有相當的組織、示範和督導作用。 西南、西北地區的開墾與農業的發展西南、西北各省的農業，1937年以前曾長期處於封閉和落後的狀態。這些區域，在東南沿海農業主產區相繼淪陷後，成了後方軍民衣食所寄和易貨償債物資所出的根據地。國民政府頒布「九省荒地開墾計劃」、「非常時期難民移墾規則」，組織大片開荒，促進省營、縣營及民營墾殖，鼓勵回國華僑從事墾殖。同時還竭力提倡擴種冬作物和夏季雜糧，推廣雙季稻、再生稻的種植，限種菸草等。這些措施以法令的形式強制推行。如在「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中規定：「土地之使用，應受國家之限制，政府並得依國計民生之需要，限定私有農地之耕作種類。」農林部1940年訂出的推廣冬耕辦法，曾以通令的方式加以貫徹。戰時強制性推行農業技術措施對提高後方農村的土地利用率，改變沿襲已久的耕作習慣，增加糧食產量有直接的效益。1941年，西南5省推廣冬耕面積為847萬餘畝，利用荒隙地243萬餘畝，利用夏閒田315萬畝，減糯改粳139萬畝，推廣再生稻306萬畝，總計相當於擴大耕地面積1548萬畝左右①。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統計，戰前全國人均擁有糧食為250.5公斤，除去牲畜、種子和其他用途外，人年均食用糧為193公斤；戰時後方年人均擁有糧食為322公斤，人平均食用糧為236公斤，均不低於戰前。②抗戰時期後方生產的糧食，不但維持本地區民眾的口糧，還為軍隊及內遷工廠、機關等提供所需的糧秣。這是中國人民艱苦奮鬥同心抗戰創造的奇蹟，其中農業科技改進起著巨大作用。 陝甘寧等邊區大力發展農業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及其他邊區為打破封鎖、支援前線，農民群眾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發展農業技術。1940年2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創立延安光華農場，該場在作物栽培、培育推廣優良品種、防治病蟲害方面作出顯著成績，並取得了馬鈴薯、青貯玉米輪作複種一年兩收等試驗的成功。同年，陝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團提出《陝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報告》，其中有開墾南泥灣以增產糧食的建議。後八路軍總司令部調120師359旅進駐南泥灣，一面墾荒種糧，一面進行軍訓。當時，南泥灣曾是陝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基地。1941年春，延安自然科學院設立生物系，1943年上半年改為農業系。該系與光華農場合作，就當地重要害蟲粟灰螟進行研究，曾選育出抗螟品種「狼尾谷」加以推廣。還曾努力提倡種植棉花和栽桑養蠶。1943年秋，由樂天宇（1907—1984）、李世俊、陳凌風、方悴農等發起，成立了延安中國農學會。晉冀魯豫和晉察冀等邊區在發展農業技術，引進、推廣金皇后玉米等優良作物品種方面，也曾作出過可貴的努力。 日軍占領區的農業科技1931年日軍侵占東北，1937年進而侵入華北華南，他們給中國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日軍在侵占的一些地方，也曾建起了若干農事試驗場。早在1913年，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就在吉林公主嶺設立農事試驗場。1931年後，在黑龍江克山、哈爾濱、佳木斯，遼寧熊岳等地建立農事試驗場。據1933年《克山農事試驗場概要》載，其試驗場對具有特產意義的大豆的品種改良、小麥栽培育種、農業機械化等進行試驗研究。出於進一步侵華的目的，1936年春日本外務省便決定修正「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將每年600萬元預算，增加到700萬元，著重在華北數處成立農事試驗場，重點試驗日本最缺乏的棉花和羊毛。1936年7月，日本外務省文①參見吳偉榮：《論抗戰期間後方農業的發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頁。②參見吳偉榮：《論抗戰期間後方農業的發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頁。化事業部正式在青島成立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後遷北京，1938年在北京西郊白祥庵村建立中央農事試驗場①，1940年6月改名華北農事試驗場。經過不斷的接管和擴充，華北農事試驗場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包括我國河北、山東、河南、山西、北京、天津、江蘇7個省市、擁有5個支場、1個分場、2個試驗地、13個原種圃，共有600多名職員的龐大的農事試驗網絡，主要從事華北農林畜產的改良。其項目涉及小麥、水稻、玉米、粟、高粱、大豆、甘薯、棉花、菸草、麻類等農作物的育種和栽培法，蔬菜、果樹試驗，土壤研究，施肥，農作物病蟲害防治，農田水利改良，育苗造林，家畜家禽育種和繁育，家畜傳染病調查，獸疫血清類的製造和應用等。當然，日本在華設置農業科研機構和進行農業科學試驗，是為了進一步實現經濟掠奪、侵占中國人民的權益。但作為生產力因素，其在農業技術改良方面，亦曾起到一定作用。 ①郭金如：《北京近代農業史話》，《農林辯證法》，1987年第4期，第54—59頁。 第四節　抗戰勝利後農業逐漸 恢復農業教學、科研管理機構的復員抗日戰爭勝利後，農林部、教育部復員，分別接收淪陷區的農學院和農事試驗場。華北農事試驗場分別由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林業實驗所、中央畜牧實驗所接管，成立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中央林業實驗所華北林業試驗場，中央畜牧實驗所華北工作站，以後又另外成立農林部華北獸醫防治處。這些機構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和進行農林牧獸藥各方面的科學試驗。如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在農業科學實驗方面增加了「抗病育種」、「蔬菜品種整理」等項目。又如，充分應用田間試驗的新技術，重視應用生物統計原理，糾正了日占時期那種試驗項目過於複雜而設計又過於簡單、試驗重複太少以及小區排列不合理的缺點。在小麥育種、小麥耐寒性、抗病性檢定、大麥育種、棉花雜交育種、美棉栽培試驗、美棉病蟲害防治試驗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績。此外，植物保護全國性機構和幾所大學農學院遷回南京、北平，恢復了全國蝗患旬報制度，刊行全國蝗患調查報告。1947年，農林部在上海新設中央水產實驗所，在南京設中央農業經濟研究所、全國煙產改進處，並恢復中央棉產改進所。在這種形勢下，我國的農業科學技術研究有了一定的開展。 一些地區、領域引進開發農業新技術取得成績1933至1940年間，歐美殺蟲藥劑已有重要發展。戰爭結束後，曾被視為軍事秘密的藥劑合成公式逐漸解密，提供農用，使害蟲防治進入一個新時代。1946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等在666粉劑與毒餌誘殺蝗蟲方面的試驗取得成功，完成了滴滴涕的合成與魚藤精乳劑研製。同時還致力於引進最新藥劑防治害蟲，如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得到大量D.D.T，666等農藥供應，在防治蝗蟲及水稻、棉花、蔬菜等害蟲方面，收效甚為顯著。1945—1946年間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與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合作辦理戰區善後救濟事宜，曾為發展華北乳業，引進大批乳牛，為適應黃泛區及鹽墾區墾荒的需要，輸入各式農業機械等。美國W.韓丁（Hinton，W.）等曾為我國農墾系統培養了農機技術骨幹和不少農用拖拉機駕駛人員。 發展農業國際合作，培養技術人才1945至1946年間，鄒秉文多次與美國康乃爾、密西根、愛渥華等大學，以及萬國農具公司聯繫，募得獎學金名額，由中華農學會分批選派學生前往留學。這些人勤奮攻讀，熱愛祖國，後來多成為我國農業科技各部門的學術業務帶頭人和新領域的開拓者。戰後，中國農業雖有一定恢復，由於當時政府的腐敗，搜刮人民，通貨膨脹，物價飛騰，農業科技尚不具備順暢發展的條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農業科技才邁向現代型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