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十七章　中間路線的破產和「南北朝」的幻滅

第一節　中間路線的主張及其破產 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接著向華東、晉冀魯豫、晉綏、東北、海南島等解放區發動進攻，全國規模的大內戰爆發了。 戰爭開始後的一年內，是國民黨軍進行戰略進攻、解放軍實行戰略防禦的階段。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解放軍挫敗了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1947年3月至6月，解放軍又挫敗了國民黨軍對陝北和山東兩個解放區的重點進攻。至此，戰爭轉入國民黨軍實行戰略防禦、解放軍進行戰略進攻的階段。 1947年6月底，劉鄧大軍突破黃河天險，開始進攻作戰。隨後，陳謝兵團渡過黃河，進入豫西；陳粟率領的解放軍越過隴海路，進入豫皖蘇平原。三路大軍經過一段時間的作戰，恢復和開闢了廣大的解放區，把國民黨軍和解放軍作戰的戰線由黃河南北推進到長江北岸，解放軍直接威脅著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和重鎮武漢。在此期間，其他各地的解放軍的作戰也取得了巨大勝利。這樣，戰局再發展下去就是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階段了。 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破壞政協協議，召開一黨控制的國民大會，關閉和談之門，這一系列行動，使政協期間一度高漲起來的民主黨派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但是國民黨的壓力又迫使他們不得不抗爭。由於對形勢估計的錯誤，由於舊民主主義對人民民主主義的排拒性，某些黨派和個人更竭力地宣傳中間路線和其他資產階級政治主張，為實現中間路線擴大中間派勢力而奔走呼號。 1946年11月25日，國民大會召開10天之後，民盟負責人羅隆基、章伯鈞、張申府等，在南京龍門酒家招待新聞記者，發表了書面談話，並由羅隆基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書面談話說：「中國民主同盟的目的是實現中國民主。但團結、統一、和平是國家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因此，民盟從成立的時候起，就決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努力調節國共的武力衝突。一個分裂的國家，一個繼續不斷從事內戰的國家，是不會有民主的。我們過去是這樣的看法，在今天還是這樣的看法。」「從今年2月政協閉幕後直到今天，民盟始終堅守兩個原則：第一擁護政協，第二反對內戰。」「中國當前有無數個問題待解決，但最緊要的問題是停止國共兩黨的武力戰爭。我們民盟認清了這個重大關鍵，因此我們願保持在內戰環境中超然獨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調節武力黨爭上繼續盡其最大的努力，以爭取國家的真和平，促成國家的真統一，建立中國的真憲政，實現中國的真民主。」以上書面發言的主要內容歸納起來就是：站在超然獨立的第三者地位，調節國共的「武力黨爭」，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這是民盟的基本立場和主張，也是其他許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基本立場和主張。 1946年6月出版的《再生》第118期上，發表了張東蓀的《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一文，這是這一時期正式提出中間路線的較早的一篇文章。張文說：「中國必須於內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治制度。」這個中間性的政治制度就是調和美蘇二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從消極方面來說，即採取民主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同時採取社會主義而不要無產專政的革命。我們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鬥爭。不要放任故不要資本家壟斷，不要鬥爭故不要階級鬥爭。」以上說的是「資本與共產兩主義之中間」。 接著他論述「國共兩黨之中間」。他說：「國民黨雖沒有明明白白主張資本主義，但現在的官僚資本的實況卻是國民黨一手造成，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至於共產黨用鬥爭的方法來平分土地，當然不能不說是過左的舉動。我們既不贊成官僚資本，亦不贊成這種報復性的土地政策。我們主張應當有一個全國適用的土地改革辦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和平法得以實現。我們同時主張根本剷除官僚資本，務使工商業依國家所定的全盤計劃得由個人努力以發展之。這便是中間性的政治路線。」「所謂中間性的路線乃是要各黨共同來走，並不是由我們國共以外的第三者單獨來走，須知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並無第二條道路。這真是康莊大道。」「這條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純粹英美式的，至於蘇聯式的，當然更不必說了。」總之，張東蓀的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就是一條介於美蘇之間、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之間、國共兩黨之間的路線。 「站在第三方面」，極力鼓吹「中間派的政治路線」的人，是施復亮。 他是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之一。他在中間派的政治地位趨向沒落的時候，連續發表文章，加緊進行中間路線的宣傳。綜觀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中間路線的輪廓和各個方面。他所闡述的中間路線主要內容如下：第一，中間派的社會基礎。 施復亮說，中國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占優勢的小生產制的社會，階級分化還不十分尖銳，中間階層還占著全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民族企業家、手工業者、工商業從業人員、知識分子（公教人員及自由職業者）、小地主、富農、中農（自耕農和一部分佃農）等，都是今天的中間階層。簡單說，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是今天中國的中間階層。這些中間階層，都是中間派的社會基礎。他認為中間派的政治基礎是很廣大的，也就是說中間派是廣大中間階層的政治代表。既然中間派代表中間階層，中間階層又很廣大，所以施復亮認為中間派的立場是大多數人民的立場，中間派的主張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中間派對於下層勞苦民眾——工人、貧農和一切失業者，採取同情和扶助的態度。①第二，中間派的政治理論和主張。 施復亮說：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在政治上必須實現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決不能為少數特權階級（在今日中國是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所操縱。在經濟上必須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中間派在政治上反對任何形式的一黨獨裁或階級獨裁，也不贊成依賴任何外國；在經濟上反對殖民地化，也不贊成在客觀條件尚未成熟的時候來實行社會主義。中間派在思想上是自由主義的（某些個人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反對任何思想上的統制和清一色，沒有教條主義的信仰。中間派在行動上「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贊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動」①。這就是一條「和平的改良道路」。他認為，目前大多數人民都願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所有的中間政治集團都想走這樣的道路。施復亮說：使中國成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新中國，達到「國際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經濟地位的平等」，是中國人民唯一的建國目標。要達到這一目標，在政治上必須民主化，在經濟上必須工業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經濟的工業化，是我們建國的兩大基本方針，也是我們當前奮鬥的兩大具體任務。②施復亮提出：「中國中間階層的歷史，是要建設一種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而其鬥爭的方法和態度又是和平的、漸進的，在本質上而且是改良的。」他又提出中間派政治路線的「三個基本原則」，它們是：「第一，中間派所要建設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決不許它成為少數特權階級所獨占的民主政治，必須把它變成為多數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進一步且須變成為全體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間派所要建設的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在發展生產力方面，主張儘量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優點以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工業化，在調整生產關係方面，主張儘量革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種種弊端，採用進步的社會政策以保障勞動大眾的職業和生活。同時，為著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和農民的購買力，主張立即實施進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階級關係上，主張跟工人貧農合作，共同反抗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壓迫；在黨派關係上，主張跟左翼黨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黨派的反動政策，但須保持自己的獨立的政治立場，不可無原則的附和左翼黨派的主張。」「只要中間派能夠始終堅持這三個基本原則，我相信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定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成為當前中國唯一正確的政治路線。」①施復亮主張擁護政協道路，呼籲回到政協路線。他說：「堅決擁護和平、①施復亮：《何謂中間派？》，上海《文匯報》1946年7月14日。 ①施復亮：《何謂中間派？》，上海《文匯報》1946年7月14日。 ②施復亮：《兩條道路，一個動力》，《周報》第48期，1946年8月3日出版。①施復亮：《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時與文》創刊號，1947年3月14日出版。民主、團結、統一的政協道路，努力促其實現。政協道路是符合全國多數人民的利益，特別符合於中間階層利益的走向民主的道路，應為『第三方面』的黨派和群眾所一致擁護。」中間派反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獨攬政權和偽裝民主，「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現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奮鬥的方法去喚醒並組織民眾，迫使國民黨當局，重新走回政協的道路」。②第三，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復亮十分強調中間派在中國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這種看法是同他對整個中國形勢的估計分不開的。據他估計，在最近的將來，國民黨不能用武力統一中國，共產黨也不能用武力統一中國。即使將來共產黨統一了中國，那時的中國必是一個「糜爛不堪的中國」。內戰有長期化的可能，「國民黨既不能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國民黨；而國際形勢也不許可有一個完全右傾的國民黨政權或完全左傾的共產黨政權。在這種客觀情勢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確道路，就是恢復中間性的政協路線，由國共兩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共同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種種改革。但要走回這條道路，首先必須造成一個強大的中間派，獨立於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之間，取得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認為中間派不只「在政治上保持獨立的地位，發揮決定的作用」，「而且應當做人民的發動機」，意思就是領導者。 施復亮也看到，「內戰對於中間派最為不利，如果長期繼續下去，可能使中間派歸於瓦解」。因此必須制止內戰。「但要制止內戰，尤其要在最短期內製止內戰，倘若有強大獨立的中間派，便可能發生決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復以後，推行民主政治的時候，中間派更是一個重要的決定的力量」。目前只有加強中間派的力量，才能使國共雙方不能不互讓，從而「獲致『調和』，達到『統一』，建立『民主主義的社會』」。①第四，在組織上建立強大的中間派。 施復亮認為，要實現中間性的改良路線，即實現政協路線，必須全國的中間階層在政治上形成一個強大的中間的政治力量，只有這樣才能在國共之間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以外的一切民主黨派（包括國民黨民主派）和民主人士，應當趕緊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獨立的中間派的政治力量，擔負起自己的神聖使命。 他說，除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及共產黨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間階層及中間黨派的政治力量都屬於「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以及許多以和平奮鬥的方法從事民主運動的人民團體，甚至那廣大無組織的反對內戰獨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屬於「第三方面」。這些力量必須在組織上形成強大的中間黨派，以便領導②施復亮：《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陣線》，上海《文匯報》1947年1月8日。①施復亮：《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時與文》第一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一切中間群眾積極參加當前的民主運動。 他主張「把民盟變成整個『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組織」。他說：民主同盟，無疑地是當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組織，自政協舉行以來，已成為第三方面的實際領導者。但在組織上它還沒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黨派和人士，既不夠廣大，也不夠健全。「民盟應當成為一切『第三方面』的黨派和人士協力推動民主運動的公共組織。」「在民盟旗幟之下，分別組織，聯合行動，這是中間階層和中間黨派最正確的組織路線。」①他積極推動第三方面的聯合行動和聯合組織，使它形成一個足以同國民黨和共產黨抗衡的力量，以實現中間路線的主張。 其他中間派的人，他們的主張同施復亮基本相同，但以施的論述最多和最為完整。他是鼓吹中間路線的主要代表人物。 誰知歷史竟是這樣的：當中間派奔走呼籲「調和國共」，努力實現中間派的大聯合，造成一個強大的中間派的時候；當中間派的理論綱領政策闡述得更完備的時候，竟是中間路線破產的時候。1947年10月21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登出南京衛戍司令和南京市長的布告，要「共產黨工作人員及關係人不論過去或現在概須辦理登記手續」，如不照辦，「一經查覺，立予逮捕法辦」。布告表面上是針對共產黨，實際上是針對民盟，因為這種辦法對共產黨是不起作用的。10月28日，國民政府內政部發表宣布民盟為非法的聲明。聲明稱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為非法團體」。今後對該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動「嚴加取締」。11月6日由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署名發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員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動，本盟總部同人即日起總辭職，總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後，其他民主黨派的活動都受到極大限制。 同一天（11月6日），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構新華社發表時事評論《蔣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蔣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須堅決用武力來打倒蔣介石，就必須堅決擁護人民解放軍的武裝革命鬥爭，而決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現在應該得到教訓：任何對美國侵略者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或其中某些派別的幻想，都是無益於自己與人民的，應當消除這種幻想，而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至此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已經基本上歸於破滅。 這樣，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單純的國共兩大集團武力對抗的局面。這樣，也就接近了中國政治上的統一。 ①施復亮：《「第三方面」的組織問題》，上海《文匯報》1946年12月23日。 第二節　「南北朝」議論的出現及幻滅 與中間派人士大力宣傳中間路線同時，中國輿論流行著關於「南北朝」的議論。這種議論的出現既有國際背景，又和當時中國軍事政治現狀分不開。內戰進行到1947年上半年，國民黨軍的進攻已被解放軍挫敗。6月至9月，解放軍三路大軍轉入外線作戰，並在黃河、長江之間實現了戰略展開。國民黨企圖以武力打垮共產黨、穩定自己的獨裁統治已經不可能了。同時國民黨政治腐敗、官吏貪贓枉法，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人心浮動，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不斷掀起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群眾運動。關心國民黨勝敗的人對此憂心忡忡。 但從另一方面看，中共的力量雖在日益增長，但在三大戰役結束前，國共兩黨誰將成為中國唯一的統治者，還未最後確定。雙方各自擁有強大的兵力，兩軍鏖戰正酣，一時看不出戰爭何時才能結束。在國共兩黨之外，關心中國前途和民生的人，也同樣憂心忡忡。 上述情況是決定因素，同時歷史也給人們以啟發。戰局政局的觀察家們在想：中國過去不是有過「南北朝」嗎？現在是否也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面呢？輿論界關於「南北朝」的議論就是這樣發生的。 最早提出「南北朝」一說的是王芸生。1946年9月1日他在《觀察》周刊第1卷第1期上發表《中國時局的三個去向》一文，認為當時中國時局的前途有三個去向：第一是「以江淮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協協議之路」。他認為第三「是中國時局前途最好的一個去向」。他的這種推測似乎沒有引起反響。 內戰打了一年之後，到了1947年夏天，「南北朝」的議論流行了起來。 1947年6月25日《大公報》登載一條「伍憲子擬和平方案」的消息，同時發表一篇社評，題為《政府先要堅定信心》。消息說：「伍氏頃針對當前時局擬就和平方案一篇，認為實現和平政府應首先表示誠意，如廢除統制政策、撤免苛捐重稅、釋放政治犯等。其所提出辦法中有召開和平大會，蔣主席辭去國民黨總裁職務，以超然地位做國家領袖，共黨現役軍人亦應脫離黨籍，達成軍隊國家化，完成聯合政府體制，達成政治民主化境地。此項辦法萬一不獲實現，則應畫地為界，修明政治以安民生。」「畫地為界」應是指的「南北朝」。 《大公報》社評首先指出國民黨政府面臨的危急形勢，它說：「近來的時局，正在加甚動盪之中。民窮財盡，戰亂不已，本來不是了局。」接著說：「現在的局面固然使人困愁」，但若政府「抱持信心，不亂步驟」，「盡其在我」，採取有效辦法，「國事前途絕對尚有可為」。採取什麼辦法呢？社評說：「國家的前途，依然此事此志（按：指所謂「結束訓政實施憲政」），政府仍要堅定信心，一片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之誠，掬示和平誠意，以求內戰得停。果然政府揭出誠懇合理的和平方案，不幸而為對方所拒絕，則曲在對方，政府還可獲諒於國人。這是一點。這一點，政府必須先做明白的表示，以待中共的反響。同時更基本的，政府必要嚴肅自己，不貳心志，努力向民主法制的路上走，嚴格整飭庶政，忠誠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則本身有為，民心不去，大局還不至糜亂。政府年來常說『盡其在我』，今日才正是盡其在我之時。」這裡沒有明確說出「南北朝」，但對時局的分析和解決國民黨危機的辦法與「南北朝」論是相同的，無非是停止軍事行動，恢復和談，穩定經濟，刷新庶政，整治貪污腐敗，實行民主等等。總之，是維持一個「南北朝」局面。這樣國民黨可以穩定大局，徐圖恢復實力，再與共產黨作鬥爭。不幾天之後，6月29日《大公報》發表一篇重要論文，即徐炳昶寫的《試為政府借箸以籌》。文章首先指出時局的嚴重性，它說：「抗戰勝利以來，轉瞬就要兩年。兩年之間，內亂不已，民生日艱，物價高漲，貪污遍地。今日不須遠慮之士而皆繞屋興嗟，憂喪亂之無日矣。」在軍事方面，國共「兩方均無辦法，而人民的痛苦遂致無限度的延長」。「我民族的奇災巨禍遂似有無法倖免的局勢」。那麼國家民族是否就絕望了呢？作者認為「不然」。作者設問道：「你是否寄大希望於近日各方面對和平的呼籲？」作者說：「否否，不然」。作者解決時局的辦法是什麼呢？也就是說他為政府怎樣籌謀呢？他的辦法概括起來就是：國民黨改變戰略，停攻為守，整頓自身。對此作者有大段論述。 文章說：「今日在政府統治下的地帶，不下全國四分之三，而且這些省份，比較富庶。雖說是瘡痍滿目，而地方既豐，恢復自易。所擁有的，是極端厭戰，急求小休的人民。靠著這樣的憑藉，除卻對方消滅，就沒有其他的辦法，那豈不是有點太奇怪了麼？錯誤的根源，就是太急著求統一，而低估了所要克服困難的確實把握，遂致欲急反緩，善後甚難。今日政府的軍隊，據政府在參政會所報告，尚有280萬。至共產黨之軍隊，則據政府所估計，共有七十七八萬人。這樣的估計，大約相差不會過遠，政府因為急著平亂，所以就是養到三倍余的兵力，仍感覺捉襟露肘，如果不急著平亂，改取守勢，則百萬左右，盡可敷用。不易防守的據點及境域，自動放棄；調整兵力，據守重要據點；各據點間的間隙，就訓練民眾，督其修築堡寨，以資防守；堡寨被攻，則軍隊加以救援；軍民密切合作，自不患共軍之流竄。軍額減少，不急進攻，財政赤字即可彌補，鈔票即可停發，物價即可穩定，公教人員的待遇即可合理調整，而貪污的風氣稍加努力，也就不難遏止。此時減租減息的溫和社會主義，也就不難實行。在政府方面，吏治已經清明，社會已經安定，共產黨再想在政府境域裡面伸手，即成了不可能的局面。這時期也不需要過長，三兩年內一定可以辦到。在這三兩年之間，共產黨一方面感覺到國民黨並不一定要消滅他，中心略平；另外一方面，感覺國民黨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已經有辦法，把他們打倒或拖倒取而代之的希望已經絕無實現的可能性，恐怕就會覺悟他們自身如果僵持下去，前途實在渺茫。那時候想商議，才容易商議。不等三兩年完畢，而已和平成功，絕非不可能者。如此不急著求和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從國民黨自己方面看，這樣的轉變，也可以說改變戰略，穩紮穩打，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立於萬全不敗的地位。較之張脈僨興，恃勇躁進，火藥散布遍地，卻宴然弄火於其上者，當不可以道里計。如果此時共產黨仍負固不服，則政治清明的政府，絕不難以實力制止。」 文章又說：「此外在軍略方面，必有疑改攻為守等著挨打為不智之舉動者。但弱方坐著挨打，固屬不智，強方不能急切消滅對方，以靜制動，乃屬良謀。共產黨雖有內線作戰優點，而交通工具缺乏，集中亦非容易。政府方面，有各種交通工具，只要建樹大據點數處，中等據點若干處，組織民眾守小據點。以大援中，以中援小，使共黨不能坐大，尚不甚難。他們不能坐大，如再不肯和解，必致坐困，政府不要急求統一，才能真正得到統一；社會不要急求和平，才能真正得到和平。目的點既非即在目前，所需要克服的困難又極複雜，既無法快刀斬亂麻，即不可治絲愈棼。既無法立時滅火，則事之最急，無過於掃除內部的導火線者。此情此理，願政府諸公及全國之賢士大夫均一細思。」徐炳昶這篇文章是闡述「南北朝」主張的比較詳盡的一篇。1947年至1948年間出版的《時與文》，是當時一個重要刊物，「南北朝」問題是它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在1947年7月4日出版的《時與文》第l卷第17期上，發表了《大局的現狀與前途》一文，討論的中心是「南北朝」問題。作者說：「依我的想法，政府或者有一天會改變它的政略和戰略。這才與它有利。」作者分析說：「在政府方面，前線後方互為累贅，兵力虧損了，經濟簡直到了絕路，因為它所採用的戰略是事倍功半的，是勞師傷財的。在共黨方面，前線後方凝為一體，兵力強大了，新的政治經濟體系建立而發展了，因為它的戰略正抓住政府的弱點，是事半功倍的，是以逸待勞的，是以戰養戰的。政府現在已動員的程度，實際上至少達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再加上剩下的二三十，如果仍是故步自封，墨守舊法，採用原來的政略和戰略，恐怕戰場上的形勢最初不會發生什麼大變化，仍然打不垮共軍，到後來卻會使自己的兵力加速度的損耗下去。」政略戰略究竟怎樣變呢？「政略上莫再妄想消滅共軍，戰略上改攻為守。」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南北朝」的局面。 關於「南北朝」的文章還有不少，這裡不多舉了。 關於「南北朝」的意見，在國民黨統治區一度十分流行，國民黨的軍界政界也有持這種主張的人，但沒有被最高決策者所接受。在「南北朝」論盛行的時候，1947年6月25日，南京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下令「通緝毛澤東」。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表示。1947年7月4日，國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交議的「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案」，並公布了「總動員令」。7月5日行政院長張群對中央社記者發表了「共匪叛國，逆跡昭彰，政府戡亂，弔民伐罪」的談話。7月6日蔣介石向全國發表「戡亂建國」的廣播詞。他對國民們說：「我們要毫無遲疑毫無保留的貢獻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於救國家救同胞戡亂定變的戰事。」「凡我愛國同胞，務必萬眾一心，團結一致，認清目標，積極努力，乃可以加強軍事力量，縮短戰禍日期，及早達成戡平叛亂的目的。」同日陳誠在「告全國官兵書」中說：政府已「下令動員全國力量，戡平叛亂」，全國官兵要「徹底奉行政府戡亂政策」。7月18日，國民政府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總動員令」發布後，國民黨在許多城市舉行戡亂救國運動大會。7月20日，在南京召開的戡亂救國運動大會上，喊出了「消滅共匪」、「槍斃毛澤東」等口號。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南昌、漢口、西安、太原、北平等也召開了戡亂救國運動大會。 國民黨的「戡亂總動員」，表明了它要把與共產黨的戰爭堅決打下去的決心，這也就是對「南北朝」論的回答。 至於共產黨方面則根本不理睬「南北朝」的說法。三路大軍南下作戰以後，仗打得非常順手，是更加不願意出現「南北朝」局面的。與國民黨政府發布「總動員令」、大搞「戡亂救國運動」同時，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為紀念「七七」抗戰發布的對時局口號的第1條說：「全解放區軍民團結起來，發展正義的愛國自衛戰爭，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蔣介石進犯軍。」1947年9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社論《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其中說：「蔣介石在以往還處於戰略攻勢地位，還能以進攻一地來鼓勵他的士氣，但是從今以後戰略攻勢既然屬於人民解放軍方面，蔣介石的崩潰必然加速。」「人民解放軍偉大的反攻已經開始，長江以北各省偉大的解放戰爭已經開始。爭取這個大反攻的勝利，把解放的旗幟插到全中國，把民主的聯合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1947年10月10日共產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逮捕、審判和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內戰罪犯」；「沒收官僚資本」等項政策。同一天發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口號有：「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打倒反革命的蔣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等。 從以上中國共產黨的有利形勢和政策來看，中國能出現「南北朝」嗎？ 不可能。 「南北朝」本來就是一種對時局的估計，當然持「南北朝」論者認為它是可能出現的，但是這種設想很快就在現實面前破滅了。 第三節　中間派政治地位的變化 中間政派的政治主張的大力宣傳和「南北朝」問題的提出與議論是同時出現的。前者是從中間集團的政治理論、路線、綱領、政策方面著眼提出問題，後者則是從當時的戰爭態勢、政局演變趨向提出問題的。二者著眼點不同，卻有著內在聯繫。 中間集團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比較容易界定，持「南北朝」論的人則比較複雜。國外的人姑且不說，國內的人持此論者固然有中間派，同時也有國民黨軍政人士，但因最高決策者不同意這種意見，這類人似乎沒有公開發表政見。有的人雖然是從國民黨面臨的不利局勢出發，提出「南北朝」的設想和倡議，但他們的用意還在於為整個中國前途謀出路，因此不能把他們的言論完全看成維護國民黨的統治。他們實際上是站在超黨派的立場觀察問題的，把他們歸入中間派中似乎更為恰當。 中間政派的存在是政治上的普遍現象。中國中間政派的產生、發展和歸趨，有其社會基礎和政治環境，有其時代性。現代中國的中間政派是存在於國共兩大政治集團之外的第三種政治力量。在中國政壇上，他們所起的作用有時相當大，特別是在政治思想的影響方面；有時又是軟弱無力的，眼看中國政局演變違背他們的意願而又無可奈何。但越是在這種時候，他們往往又深感宣傳自己的主張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爭取實現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局面。1946年和1947年這一段時間內，關於中間路線的宣傳和關於「南北朝」的議論，都可以作如是觀。 中國政治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形成了主要由國共兩黨左右的局面。中間政派的政治活動和發展前途不能不受兩黨的制約，受兩黨關係的制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政治體制是軍閥專政體制，戰爭是政治鬥爭的主要手段，軍事實力是決定哪一派政治勢力掌權的主要憑藉。中間政派是在軍事勢力之外的政治空間生存與活動的，當然它也是一種政治勢力。這種中間勢力既是國共兩大勢力反對的對象，又是兩大勢力爭取的對象。當兩大勢力進行你死我活的戰爭時，由於他們政治主張的中間性和政治活動的中立性，就成為雙方攻擊的對象，這時他們的活動空間就極小，以至於無。當兩大政治集團以和平方式為主進行鬥爭時，同樣由於他們的中間性和中立性，則成為兩派爭取以壯大己方聲勢的對象，這時他們的活動空間就比較大，他們的政治地位也比較重要。因此，他們希望中國政局長期處於後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即將消失的時候，他們為之奔走呼號就是當然的了。 這種狀況中間派觀察家是瞭然的，有人這樣說：「中間階層的『政治路線』，成為時下熱烈討論的一個題目，是一點也不古怪的。停止內戰，是中間階層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協，亦是中間階層所夢寐求之的。中間階層停戰談和的呼籲，此刻雖然不為掌握『中國之命運』的人物所重視，可是到了內戰打得雙方精疲力竭的時際，仍將發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後看，共產黨所提出的和談兩條件畢竟只能算作和談的基礎，而和談的本體則還是前文所說的『根本目標』①以及達成這些目標所必要的保證。試想國共猜忌若是之深，沒有一個中間人從事拉攏，兩方意見南轅北轍，又怎麼碰得了頭？總之，世間決無不和之戰，不是屈敵而和，便是妥協而和；在屈敵而和的局面下，勝方的意志貫徹到底，別人無話可說，但在妥協而和之情況下，中間階層卻大有一番事業可做。要創立民主政治，擬訂『根本目標』，中間階層首先就在先天上占了優勢，不是它去遷就左右兩方，而是左右各改調門，使『高調』和『低調』合拍而和諧，走中庸之途，來順從它的主張。目前國共兩黨磨拳擦掌，糾打一團，中間派人士插足不進，只怕中了『流彈』；可是到了和平時期，大家又做起君子來，動口不動手，那末，這仲裁人的首席，真是要『虛位以待』中間派的！所幸中間派對此也的確力能勝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當前這漆黑時期，中間黨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來，固屬勢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絕對不能因此氣餒，小視它未來的神聖使命，而目前這時機，也就應該力事團結，擴大基礎，加強準備工作。法國社會黨儘管在抗德時期少有貢獻，此刻在制憲會議中的席數，也遠落在左方共產黨和右方人民共和黨之後，可是三黨聯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卻遵循著社會黨的『中間路線』，而國務的重任也就落在社會黨的肩上。這是值得我們體會的。」①這些是中間派人士對局勢的分析和願望，至於願望能否實現就不是他們所能決定的了。 如果說抗戰期間和政治協商會議期間，他們是國共雙方爭取的對象，而在1947年時他們的中間立場和中立性言論就成為打擊的對象了。國民黨在大力推行「戡亂總動員」的同時，也嚴厲地抨擊了「『第三者』的騎牆論調」。1947年7月5日的《和平日報》上說：「今天，漢賊不兩立，順逆已判然，這其間，決無『中立』可言，更無『調和』可能，不愛國，即叛國，不為志士，即為漢奸，無所謂『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內亂，間接防禦外患的救國工作，是為保障民主憲政實施的先決要務，誰要假藉『民主』煙幕，誣政府的戡亂為『內戰』，誰要懷著『夸父死權』的私慾，妄倡『第三者』的騎牆論調，都是『漢奸』的動機與行為，應為全民所共棄。不從賊便殺賊，只問是非順逆，沒有瞻顧徘徊，玩弄花槍的餘地。」②7月21日的《中央日報》上說：「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於國家」。「那些自外於國家的人們，往往戴著一副假面具，裝出一種悲天憫人的樣子，呼籲停止『內戰』，以為只有停止『內戰』，國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實，這是抗戰期間漢奸理論的重演」。又說：「此時假如國內有自命中立反對戡亂剿匪的人，那這人①按：這裡說的「根本目標」是指「和平建設」。 ①程桯：《從民主政治的條件說到來日和談》，《時與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②《有共匪無中國、剿共匪救中國》，《和平日報》1947年7月5日。就縱令不是國際盜匪的第五縱隊，也必然是甘心自外於國家游離分子，如果是第五縱隊，我們固必須深切了解姑息養奸的非計，予以適當的制裁，如果是自外於國家的分子，我們也應該剝奪其為一國民的權利。」①在國民黨決心把戰爭進行下去的時候，它是不能允許中間派存在的。此後不久，它就下令取締了民主同盟。 中國共產黨和與共產黨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對此時的中間路線一直持否定抨擊態度，歷史事實早為史學界所熟悉，不必多說。這裡只說兩點：其一，1947年7月14日新華社社論中還提到「恢復政協路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②，在10月10日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則改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其二，國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後，1947年11月6日新華社發表一篇時評，它說民盟應該得到教訓，放棄對美蔣的幻想，「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道路是沒有的」③。這兩條是說中共不允許中間政治路線存在了。 在兩大政治集團的壓力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間政派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的政治生涯即將走到盡頭。 ①《漢奸理論的重演》，《中央日報》1947年7月21日。 ②新華社社論《總動員與總崩潰》，《人民日報》1947年7月16日。 ③新華社時評《蔣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報》1947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