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十章 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在抗日問題上的匯流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迅速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形勢，中國出現了抗日民主的強勁潮流。
隨著日本侵略的加緊，民族危機的加深，抗日任務的更加迫切，中國歷史經過數年演變之後，共產黨逐步克服了「左」傾錯誤路線，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作為首要目標，國民黨的內外政策也有所改變，這樣，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和軍事集團逐漸匯入抗日大潮之中。
下面就敘述中國歷史的這種發展。
第一節 中間集團積極推動團結抗日民主進程
自九一八事變後，各中間政派便積極呼籲團結抗日；華北事變後，他們仍然堅持抗日民主立場，一方面抨擊國民黨內戰獨裁政策，另一方面響應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推進了抗日救亡運動高潮和抗日民族團結的進程。
中共《八一宣言》發表後，國社黨首腦張東蓀在《自由評論》上發表《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敏感地意識到中共政策的轉變，贊同並支持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他根據自己的理解，站在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立場上對中共的政策轉變作了評述。認定《八一宣言》是中共由階級鬥爭理論「轉向」民族革命的標誌。
他說：「一個向來主張廢除私產的黨現在居然說保護財產和營業的自由了。以一個向來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黨現在居然說實行民主自由了。以一個向來主張完成世界革命使命的黨現在居然說為國家獨立與祖國生命而戰了。以一個向來受命於第三國際的黨現在居然說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了。以一個向來主張用階級鬥爭為推動力對於一切不妥協的黨現在居然說願意與各黨派不問已往仇怨都合作起來，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於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其實這十年來我們就是為了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而呼籲。到了現在，我們不願帶些刺激感情的口調，說民族主義已征服國際主義，民主主義已征服了共產主義。但在事實上即此卻可作一個極大的證明，即證明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是對外為民族獨立與對內為民主自由。至於階級鬥爭與一黨專政都是一些治絲益棼的東西。」①這裡，張東蓀十分明確地斷定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是「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反對中共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他歡迎中共政策的轉變，贊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但中共政策的轉變，只是暫時的政策、策略的改變，並不是對革命性質、基本革命任務的理論的轉變，更不是放棄了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這一點是張東蓀沒有能夠認識到的。
1936年9月，《自由評論》上發表了題為《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統一》的文章，它贊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呼籲國民黨政府「反省」，改變自己的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點：第一，提出「攘外」是壓倒一切的目前中國的首要問題。它說：「我認為現在中國存亡的轉機，並不在於採取何種制度，實行何種主義，而在於如何攘外，如何圖存。..目前的問題，是中國人如何在中國境界之內，實行中國人自己的主張。如何排除一切直接或間接外來的障礙。換言之，就是攘外問題。我相信無論是在朝在野，何黨何派，『攘外』的主張，總是一致的。」①張東蓀：《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自由評論》第10期，1936年2月7日出版。第二，主張國內各政治力量在攘外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它說：「假如我們認為『攘外』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則大家應該能以『攘外』為中心，聯合成統一的陣容。」又說，國民黨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在攘外旗幟之下與其他黨派聯合。
第三，國民黨應當開放黨禁、容納異黨異派。它說：「開放黨禁，容納異黨異派，並無損於政府的威信和政府的『面子』。」它呼籲說：「總之，中國目前的問題，是保持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問題。凡是擁護這個大原則者，都應該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其他政見的不同，以及如何的調整，都是以後事，都可姑置不論。我們期望中央如此，期望其他各黨各派也是如此。」①如果說以張東蓀為代表的國社黨的言論體現了中間集團右翼的政治主張的話，那麼，以沈鈞儒等人為代表的救國會的言論，更多的是體現中間集團左翼力量的抗日民主主張。
1935年7月15日，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鄒韜奮四人，聯名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以救國會為代表的左翼中間勢力關於抗日民主問題的見解。在這一影響很大的綱領性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點：第一，對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既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又表明了誠懇的希望和擁護態度。他們在批評了國民黨的誤國政策以後說：「我們更希望蔣先生親率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二百餘萬常備軍，動員全國一切財力智力物力，發動神聖民族解放戰爭。這民族解放戰爭達到完全勝利之後，蔣先生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而且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這是我們十二分誠意盼望的。」同時又說：「我們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榮歷史的國民黨，握有中國統治權的國民黨，應該趕快促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而共同奮鬥。」第二，在響應中共《八一宣言》的同時，也對中共提出了希望和委婉的批評，促使中共徹底改變「左」傾方針，把主要矛頭集中到抗日民主上來。他們說：「我們所希望的，中國共產黨要在具體行動上，表現出他主張聯合各黨各派抗日救國的一片真誠。因此，在紅軍方面，應該立即停止攻擊中央軍，以謀和議進行的便利；在紅軍占領區域內，對富農、地主、商人，應該採取寬容態度；在各大城市內，應該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勞資衝突。這樣，救亡聯合戰線的展開，才不至受到阻礙。就我們個人參加救亡運動的經驗來說，救國會和其他群眾團體中間，往往發現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國的集會或遊行中間故意提出階級對階級的口號，以及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口號，以破壞聯合戰線。還有少數青年，在抗日運動中，依然採取宗派主義的包辦方式。這種行動，我們相信決不是出於中國共產黨①亦繩：《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統一》，《自由評論》第42期，1936年9月1日出版。的指示，因為這是違反中國共產黨最近的主張的。」
第三，極力倡導建立抗日救國的聯合戰線。他們認為：「抗日救國這一件大事業，決不是任何黨派任何個人所能包辦的。脫離了民眾，單是政府，抗日必然失敗；但是沒有一個政府的領導，單靠民眾自動作戰，也決不會有勝利的前途。」抗日救國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參加，所以各黨派有結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必要。「聯合戰線應該結合各黨各派的力量以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但不能為任何黨任何派所利用」。①這些議論，集中體現了中間政派在民族危機面前抗日救國的主張。從總體上看，他們反對內戰和獨裁，要求抗日和民主，與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是一致的；對中共「左」傾錯誤的批評是對的，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批評忠告和期望也是中肯的。
以上這些民主進步人士和中間政派的主張以及為實現他們的主張而進行的活動，大大推進了團結抗日的實現和中國政治的進步。
①沈鈞儒等：《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1936年7月出版。
第二節 中共政策的轉變
中共是一個偉大的政黨，其偉大之處的表現之一，就在於能夠自覺地修正錯誤。它曾犯過不少錯誤，甚至十分嚴重的錯誤，但一旦認識了以後，就會自覺地加以克服和糾正。九一八事變後，嚴重的「左」傾錯誤使中國革命陷於危機之中。嚴重的挫折迫使中共反省並改變自己的「左」傾政策及方針，逐步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稱《八一宣言》），呼籲全國各界「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提出了各種抗日力量聯合起來的方針。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提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雖然將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並列為主要敵人，但明顯地將日本帝國主義作為首先要打倒的對象，統一戰線也由「下層的」擴大為「最廣泛的」。
瓦窯堡會議確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會議後，中共逐步調整自己的方針政策，這主要表現在：（1）由「倒蔣」是抗日的前提，轉變為聯蔣以實現抗日；（2）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武裝保衛蘇聯，轉變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以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3）由打倒革命群眾（工農和部分小資產階級）以外的一切人，轉變為集中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4）由民族革命戰爭與土地革命絕對不可分離地進行，轉變為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調整國內階級關係；（5）由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再改為民主共和國；（6）由下層統一戰線，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種轉變是根本性的轉變。中共政策和方針的轉變，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逐步實現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這種轉變牽涉到深層的認識問題和中國革命基本理論問題，對它做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瓦窯堡會議的成績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錯誤的或基本錯誤的認識。這些錯誤認識，我們可以從根據瓦窯堡會議決議精神，於1937年1月27日發布的《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中看出來：第一，把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作為打倒的對象之一，並且沒有放棄「下層統一戰線」口號。文件說：「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展團結和組織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及其統治。」打倒的對象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正確的，是認識上的進步，但打倒的對象還有「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及其統治」，顯然是還沒有放棄「反蔣抗日」口號。它又說：「不管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只有最廣泛的下層的、各階層的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統治。」這裡，一方面說不管什麼人、派別、武裝隊伍、階級，「都應該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又說建立「下層的」統一戰線。這表明此時中共沒有完全放棄「下層統一戰線」政策。
第二，仍然堅持「匯合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兩巨潮、結合民族革命戰爭與國內階級戰爭」的理論觀點。文件說：「因此目前宣傳工作最中心、最緊急的任務，就在於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凶暴侵略行動，與蔣介石無恥的賣國政策及欺騙，去說明日本強盜與蔣介石是滅亡中國的當前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去煽動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聯合起來，去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匯合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兩大巨潮，結合民族革命戰爭與國內階級戰爭，去戰勝日本強盜及漢奸賣國賊蔣介石，爭取中國的獨立與解放。」這裡，又一次非常明確地闡述了兩個基本觀點，即中國革命是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匯合和民族革命戰爭與國內階級戰爭的結合。瓦窯堡會議後突出了「民族革命戰爭」，但它卻是「兩個結合」的民族革命戰爭。
第三，沒有再強調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加緊反對一切妥協的黨派和一切在野的反動派這種策略，但仍然說「在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中絲毫也不能一刻放鬆去揭穿那些動搖妥協以至叛變投降的傾向。我們一定要大大的以黨的主張去和一切改良主義傾向對立，要鮮明的去揭發一切其他派別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欺騙宣傳與代表敵對階級利益的主張，去奪取廣大群眾，去孤立那些改良主義者」。以前把主張國防政府的人，把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政派和主張，都說成是民族改良主義，把他們統統打倒，現在把他們放在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之中了，這是很大的策略改變。但對他們仍然採取「孤立」的政策，而不是團結合作的政策。
這些情況表明，瓦窯堡會議是中共改變自己方針政策的開端。中共對「左」傾錯誤理論的糾正，對方針政策的調整，經過了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1936年5月5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再次表示願與一切進攻紅軍的武裝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開始由「抗日反蔣」向聯蔣抗日轉變。8月25日，中共中央致書國民黨，一方面嚴厲批評了國民黨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妥協投降的反動政策，一方面對國民黨政策的變化表示歡迎，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的建議，指出：「只有國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表示：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和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呼籲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這標誌著中共對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國民黨政府態度的重大改變。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已不適應民族革命形勢的發展，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這個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蔣」為「逼蔣抗日」，無疑是中共政策上極為重要的轉變。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認為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有轉向抗日運動的可能，改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為民主共和國。同時強調了保障中共政治上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和內部團結一致的重要性。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囚禁了蔣介石。中共在對事變進行深入討論後，否定了殺蔣的意見，確立了和平解決的正確方針。12月19日，在《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中，中共中央確定自己的基本方針是：（1）反對新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基礎上和平解決；（2）用一切方法聯合南京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達到推動南京走向進一步抗日的立場；（3）同情西安的行動，給張、楊以積極的實際援助，使之徹底實現抗日主張；（4）切實準備「討伐軍」進攻時的防禦戰，促其反省，促成全國性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與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共「逼蔣抗日」的目標初步實現，為國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中共隨即進一步提出了「聯蔣抗日」的口號。1937年2月10日，中共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對自己的方針政策作了更大的改變，在作出重大讓步的條件下，力促第二次國共合作早日實現，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共提出的五項要求是：（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國民黨能夠實行這五項要求，中共為了全國一致抗日的目的，願意向國民黨作出四項保證：（1）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中共的抗日民主主張，表達了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並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反對親日派的鬥爭。
中共方針政策的轉變，是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保障。這樣的轉變，只是適應歷史發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調整，並沒有改變革命的根本性質和革命的基本任務。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要保持，中共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起中堅作用；革命的武裝力量（紅軍）雖然改變了名稱，蘇區政府也改為邊區政府，並接受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的指導，但中共並沒有放棄對它們的絕對領導，而是保持了獨立自主的權利，保持了共產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和統一性。這是共產黨實力大大發展的基本條件。
第三節 國民黨政策的轉變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對外一味妥協退讓，對內堅持獨裁內戰，與歷史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
全國民眾愛國救亡意識的日益覺醒，廣大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不斷掀起，各界聯合抗日呼聲的不斷高漲，構成了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巨大威脅。蔣介石採取的對日妥協政策，並沒有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諒解，也沒有換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的收斂。相反，它不斷擴大侵略，繼占領中國東北、熱河後，又向察北、綏東和河北擴張，並企圖占領華北。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的矛盾。
此外，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浪潮推動下，兩廣的地方實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號，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
國內這三方面勢力的壓迫，加上國際上英美勢力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這個因素，國民黨政府開始轉變政策。
1935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政治、軍事報告中，仍頑固堅持「剷除殘餘之赤匪」的反動方針。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蔣介石發表的對外關係演詞中，國民黨的政策開始發生某些微妙的變化。他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也不輕言犧牲。」「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絕望時期」，「犧牲到最後關頭」，便「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①。蔣介石的這個演說，表明國民政府開始改變一味妥協的外交政策。大會後國民政府進行了改組。此後，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逐漸強硬。
1936年7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會上，蔣介石對國民黨五全大會確定的對日外交方針做了如下解釋：「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又說：「從去年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做最後之犧牲。」①這裡，蔣介石明確表示了不能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的協定，並對「犧牲的最後關頭」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釋。此後，國民黨在對日談判中態度逐漸強硬，開始據理力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一味妥協退讓的外①《蔣介石對外關係演詞》，《國聞周報》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出版。①《國聞周報》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0日出版。
交方針。
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對日外交方針上作了某些調整的同時，也開始改變對中共鬥爭的策略。由過去單純的武力「剿共」改為「剿」「撫」並用。在武力圍剿的同時，又通過各種渠道與中共接觸，進行秘密談判，企圖兵不血刃地「收編」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儘管如此，蔣介石並沒有根本改變它的獨裁內戰政策，所改變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策略。
1936年10月，蔣介石平息兩廣事變後，便調集大軍集結在隴海鐵路沿線，並親赴西安，部署「剿共」軍事，壓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12月12日，張、楊發動「兵諫」，扣押蔣介石及隨行的軍政要員，發表了抗日救國八項主張。西安事變，是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產物，是他違背歷史潮流而遭受的嚴厲懲罰。在張、楊及中共代表團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答應中共提出的六項條件，加快轉變自己的內外方針。這六項條件是：（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6）其他救國的具體辦法。此後，國民黨被迫放棄了「剿共」的內戰政策，逐步確立了聯共抗日的方針。
第四節 各派政治力量匯流後新形勢下的政治鬥爭
如上所述，在滾滾向前的抗日大潮衝擊下，國民黨不得不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方針，採取聯合拒日政策；中國共產黨也改變「反蔣是抗日的前提」和消除中間政派的政策。本來就主張抗日的政派和人們也更加向前邁進。這樣各派政治勢力就匯合在抗日旗幟之下了。這是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這段歷史的巨大變化。在新的形勢之下，各派政治力量進行著新的活動，他們之間也展開了新的鬥爭。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改變了「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對共產黨和紅軍由「圍剿」政策改為「和平統一」政策。它一方面與中共聯合，與中共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準備抗日；另一方面並沒有放棄反共反人民的根本立場，企圖利用「和平統一」的方式瓦解共產黨，消滅紅軍。
1937年初，蔣介石集團的要員吳鐵城撰寫《中國統一運動之途徑》一文，闡述了國民黨的「和平統一」方針。吳在文章中說：第一，目前國民黨努力的方向是完成並鞏固國家的統一。他說：在當前，「最值得我們注意和努力的，就是要完成並鞏固我們國家的統一。我們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國內一切殘餘的惡勢力作最後的掙扎，破壞國家的統一；一方面還要加緊努力於根本上掃除一切的統一障礙」。蔣介石的「統一」就是消滅中共和其他異己勢力。
第二，國家的統一以「軍令政令的徹底統一」為最關鍵。他說：「從積極方面說，我們要鞏固國家的機構，要齊一全民的意志，要統一全民的行動，要推進國家的建設，要集中國家的力量，要加強對外的力量，那就更不能不需要軍令政令的徹底統一。」軍令政令的統一，是國民黨打著「復興民族」旗號推行國家統一的著力點，也成為此後國民黨「統一」、「溶化」共產黨政策的基本點。
第三，必須掃除中國統一的障礙。他認為，阻礙國家統一的有三種政治理論，即「聯省自治論」、「階級鬥爭論」和「人民陣線論」。除聯省自治論外，後兩種實際上是中共的主張。
第四，實現中國統一的具體辦法。它們是「啟發民族意識」；「確立中心思想」，信仰三民主義；「發展經濟建設」；「擁護最高領袖」。①他列舉的實現統一的四條辦法，雖然打擊的對象是中共及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但沒有再提出使用武力，而是採取「和平」方式。這便說明，一方面國民黨消滅共產黨的既定方針未變；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消滅共產黨的策略方式的確發生了變化，由武力「圍剿」轉變為「和平統一」，在「和平統一」旗號下，借推行「軍令政令的徹底統一」辦法來消滅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
與此同時，另一國民黨要員潘公展寫了《統一與和平》一文，對國民黨①吳鐵城：《中國統一運動之途徑》，載《救國論文集》，1937年4月出版。的「和平統一」政策作了進一步的闡發。該文說：第一，「統一」不同於「聯合」，國民黨的「統一」不同於中共的「聯合」。他說：「聯合之前，一定有許多單位，起碼有兩個以上的單位，才把他們聯起來合起來，但是無論怎樣聯合，內部的單位仍存在。這叫做聯合。所謂統一，是把原有的單位經過統一運動之後融化為一個整個的單位，原有的單位完全分不出來。這才是統一。」他所主張的「統一」，實際上就是把共產黨「統一」於國民黨之下。
第二，「達到統一的途徑」有兩條：和平與戰爭，但在必要時仍可使用武力來「勘亂」。他說：「要統一，須消滅割據勢力，那是毫無疑義的。用什麼方法消滅呢？須知不一定用戰爭，也不一定不用戰爭；需要戰爭的時候則戰爭，不需要戰爭的時候則和平。所以要求和平，就要統一，這是一定的，而要求統一則不一定專用和平或專用戰爭。..所以到了必要的時期，用盡和平的方法還不能得到統一的時候，不得不用武力來戡亂，來討逆，來懲治破壞統一的罪人，否則要武力有什麼用？」
第三，「先統一後抗敵」，統一的關鍵在於消除「軍隊系統」。他說：「敵人是要抗的。但是要抗敵，一定要全國一致的抗敵，要在統一命令之下的抗敵才可以有效。..我們始終承認：唯有統一才能真正抗敵，亦唯有統一，對外才能有真正的戰爭。」
第四，「保全軍隊」，「化除系統」。這是說軍隊可以保全，但非蔣系統的軍隊系統如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的系統必須消除。「說到這一點，先要明白統一之梗是在於軍隊系統，故如果能夠保全軍隊而同時化除系統，則割據勢力必於不動干戈之中消滅，而和平統一於焉實現。」為此，他提出了三條「化除軍隊系統」的辦法，即「地方政治與軍人完全脫離關係」、「軍隊應與駐在地脫離關係」、「軍隊應與統率的將領不發生絕對關係」。①以上是國民黨「和平統一」策略的主要內容。
1937年2月，國民黨為了商討如何在新形勢下對付中共，進一步調整自己的內外方針，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一方面，國民黨確定了與中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針，完成了其內外政策的重大調整；另一方面又確立了「和平統一」方針，作為此後對付中共的主要鬥爭方式。全會發表的宣言承認「和平統一」「為全國共守之信條」，表示「此後惟當根據和平統一之原則，以適應國防，且以奠長治久安之局」。在「和平統一」原則指導下通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該案提出的「根絕赤禍」的四項最低限度的辦法，明確地表現了國民黨「和平統一」政策的實質。
它說：「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①潘公展：《統一與和平》，載《救國論文集》，1937年4月出版。
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盪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由以上可見，三中全會後，國民黨對中共的政策和方針發生了明顯轉變，由武力「剿共」轉為「和平統一」。但這種改變僅是策略上的改變，是鬥爭方式和手段的改變。它的消滅中共的根本方針、反人民的本質並沒有改變。這樣，國民黨「根絕赤禍」的根本立場和它所採取的「和平統一」策略，決定了以後國共兩黨關係的複雜性，決定了以後國共兩黨鬥爭方式的特殊性。
面對國民黨「和平統一」的新策略，中共提出了爭取和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反對黨內的尾巴主義和無原則讓步的傾向。
1936年11月，劉少奇寫了題為《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的黨內教材，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進行了闡述，領導權問題是闡述的重點問題之一。他認為，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提出，是1927年以來中共在策略上的最大轉變，反對和懷疑這個轉變的思想是錯誤的；但這種轉變，並沒有改變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基本任務。在統一戰線中，中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獨立的，一方面聯合各黨派為民族獨立而鬥爭，但同時也不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他指出：「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當現在民族統一戰線還沒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絕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想是主要危險。但是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後，右傾思想就將逐漸地成為主要危險。」所以，在統一戰線實現後，一定要注意建立和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無產階級在目前階段中，不應充當資產階級的幫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獨立領導。」①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蘇區代表會議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尖銳地提出了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中共必須通過各種途徑來實現對統一戰線的政治領導。
總之，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改變了自己的內外政策，到1937年三中全會時，正式確立了聯共抗日的方針；但由於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沒有改變，因而採取了「和平統一」方針，就是用「和平統一」方式消滅中共。中共在西安事變後，由「逼蔣抗日」發展為「聯蔣抗日」，促成①《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7、49頁。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但馬上便面臨著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出現的可能性和國民黨「和平統一」策略的新問題。因此堅持和加強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便成為此後中共對付國民黨的「和平統一」的主要原則立場。中間勢力始終堅持主張抗日與民主，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內戰和對日妥協政策，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但在國民黨政策發生轉變、國共合作實現後，在他們中間產生了無條件擁護蔣介石的傾向。這又從另一個方面加強了中共堅持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的重要性。
這樣，一方面國共兩黨為主體包括各中間政派在內的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在抗日旗幟下匯合起來，向著實現武裝抗戰的方向發展，這是歷史發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由於中國革命的一些根本問題並未解決，國共兩黨的性質沒有改變，尤其是國民黨並沒有放棄消滅共產黨的根本方針，致使國共合作形成後，國共兩黨的鬥爭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政治鬥爭方式，便是國民黨的「和平統一」策略與中共「獨立自主」方針的鬥爭。抗日戰爭實現後，國共之間複雜而特殊的矛盾和鬥爭，帶到了抗日戰爭之中，並貫穿於抗日戰爭的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