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九章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革命中心任務的變化及各政派的實際反應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革命中心任務的變化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占領中國東北四省，並逐步向關內進攻。這一事件，加深了中華民族的危機。列強過去分割中國土地，主要在邊遠地區。現在不同了，一個兇惡的帝國主義強盜打了進來，中國喪權之多、失地之廣，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在中國面臨的各種矛盾中，中日兩國矛盾開始向主要矛盾轉化，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的兩個主要矛盾，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成為中國人民的兩大敵人，而前者在一定歷史時期又成為最主要的矛盾。九一八事變，使中國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使近代中國兩大革命任務趨向集中化、確定化和明朗化，這主要體現在：第一，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大任務，一個屬於國際間的，一個屬於國內的。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反帝任務更為突出，並很快成為革命的首要任務。 第二，由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變成首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帝的目標集中於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這一最主要矛盾集中體現為中日矛盾。這就為團結全國民眾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條件，對中國人民完成反帝這一中心任務提供了更有利的形勢和可能性。 第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關係，即抗日與民主、抗日與反蔣的關係，成為現實問題。要抗日，就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給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權利，放鬆對人民的壓制。抗日與民主是密切相聯的。正是由於國民黨拒絕開放政權，在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浪潮，抗日與反對國民黨統治聯繫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隨著中日矛盾的上升，反帝任務的突出，又將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即國內階級矛盾降至次要地位，降低和減緩了反封建鬥爭的程度和進程。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歷史任務更趨於明朗化、集中化，由過去側重於反封建（土地革命）轉向反帝（民族革命），由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轉變為首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概括地說，中國歷史主要發展趨勢和中國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是：（1）集中國內各民族和階級力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2）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創造條件。 歷史和現實客觀上要求當時中國的各種政派（中共、國民黨、中間政派等）面向這個大趨勢，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但在九一八事變後較長時期內，中國各政派反應不一，認識各異，採取了不同的方針政策，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基本上有三種情況：背向、旁向和面向。 第二節　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背向中國歷史的中心任務。 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占中國這一重大行動，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怒潮。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的最初表示是「不抵抗」，要民眾保持「鎮靜」，壓制風起雲湧的抗日民主運動。這更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和反抗。在各種反蔣勢力威逼之下，蔣介石被迫下野，國民黨各派處於分裂狀態。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統治危機，使國民黨政府陷入極大的困難之中。它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擺脫困境，維持乃至強化自己一黨的專制獨裁統治。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及與之密不可分的對內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內」國策），就是立足於這個基點之上而制定出來的。 蔣介石正式確定「攘外必先安內」作為基本政策有一個過程。1931年夏，他從「剿共」前線撫州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和張學良說，若由此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恐被共產黨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糾紛，更有導入一層紛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他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不先消滅赤匪，..則不能禦侮」①。1931年11月，他在顧維鈞就任外交部長的儀式上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為功。」①1932年1月11日，他在奉化溪口發表《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的講話，其要點為：（1）不可「輕言絕交宣戰」，如果對日開戰，「三天就要亡國」。（2）中國只能做「外交之抗爭」、「經濟之抗爭」，但也「不訂喪權割地之條約」。（3）防止「不逞之徒」乘機「傾覆政府」。（4）國民要「信任政府」。這裡，蔣介石雖未明說「攘外必先安內」的話，但已基本確立了對日外交方針和處理內政外交的原則。 1932年1月下旬，蔣汪合流，上台執政。在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蔣介石正式確定「攘外必先安內」作為國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事後他說：「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②3月14日，他向「剿匪政治宣傳人員」下發了「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須安內」的指示。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發表談話，表示日本要排擠英美等國在華勢力，獨占中國。蔣介石認為，中日關係面臨僵局。為此，①蔣介石：《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3冊，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3125頁。 ①蔣介石：《外交為無形之戰爭》，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頁。 ②蔣介石：《蘇俄在中國》，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第300頁。他深思熟慮，由他口授，陳布雷執筆，寫成《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③一篇長文，用徐道鄰的名字於1934年12月在《外交評論》上公開發表。此文闡述了蔣對中日關係的基本態度及處理內外關係的基本原則。在醞釀此文的同時，1934年7月，他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發表長篇講話：《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闡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內」國策下對日作戰的戰略設想。這兩篇文章，尤其是前者，是考察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在九一八事變後對日政策和處理內政外交關係原則的最重要資料。下面分幾個方面加以論述：第一，對日政策的核心——「和」「合」原則與「四不」方針。 蔣介石說：「所謂革命外交之不同於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動而能自動，不固執而能因應，應剛則剛，應柔則柔，能伸則伸，當屈則屈，完全以變動不居的方略來實現不可變易的目的。史例俱在，豈不聞列寧力排眾意與德國言和的往事。」《外交評論》特在編後說明：「此文就中日兩國互存共榮之旨，反覆申論，精闢絕倫」，採用畫龍點睛的筆法，將文章的主旨——「和」，清楚地告訴人們。 蔣介石對日政策的另一個基點是「合」，即「中日合作」。他說，中日兩國「本為兄弟，無不可合作之理」。又說：日本「為徹底更新中日關係，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應吐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這個「合」字，作為他對日外交的又一主旨，是「和」的合乎邏輯的引申。 「和」與「合」是一般的外交原則，當時更現實的是如何處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所造成的中日間一系列具體問題。為此，他提出了「四不」方針，即「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和」「合」原則和「四不」方針是蔣介石《敵乎？友乎？》一文的主旨，也是蔣對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更是他力圖解決中日問題的根本著力點。蔣介石對「四不」方針的解釋有很大的伸縮性，這裡不細論。 第二，「四不」方針同「節節抵抗的消耗戰術」與「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的。 這個問題需要仔細分析。 《敵乎？友乎？》一文中有這樣一段：「但知國民黨之所謂對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貫的策略的。當濟南事件以後，曾聞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責問當時的軍事統帥蔣介石，『既要死守濟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棄濟南，何以又留一團兵力來死守濟南城，而最後又命其退出？』蔣氏稱：『這就是我們革命軍的戰略。第一當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並且表示濟南城是日本兵力強占的而不是中國自己放棄的。第二是要顧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牽制住北伐的進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國軍隊，不做無意義的犧③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3冊，第3133—3166頁。以下凡引該文處，均不再加注。牲，只是濟南抵抗到三天之後，日本強占行為暴露於世界，則目的已達，所以到後來仍命死守的一團冒險撤退，且使外間知我們要以一團人的力量，來抵抗福田整個的一師的兵力。』吾人觀察蔣氏對日本用兵，自上海、長城戰役，以至最後退出密雲之抗戰，可說都是濟南事件以來之一貫精神，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軍力量所在之地，不能無代價的放棄，日本欲以垂手而得瀋陽的先例，應用到全中國，到底為不可能。我們一再研究蔣氏對日本外交方針，回想到他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間所發表的意見書，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張對日本外交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他這個外交政策是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耗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始終不變的。」 對以上引文可作如下的分析：在軍事上面對日軍的進攻，可作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作了一定的抵抗之後就後撤，以免引起更大的戰爭。在抵抗的同時或後撤之後，就尋求妥協的機會和辦法，可以送出部分國家民族利益，同日本訂立地方性的局部的協定，但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不簽訂正式的割地條約。如日本帝國主義再次進攻，就再如法炮製。蔣的「革命戰略」概括起來就是：以軍事上的有限抵抗，求得「四不」方針的貫徹，達到對日妥協對內鎮壓的目的。這應當就是《敵乎？友乎？》所說蔣的外交政策「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耗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的問題。這個「革命戰略」主要是出於對內的考慮，同時也是對當時日本逐步推進的侵華方針的一種「因應」措施。 第三，關於讓步的限度。 「四不」方針包含兩個方面：「不絕交，不宣戰」，意在妥協，「不講和，不訂約」，是讓步的限度。他認為，打開中日間僵局的決定權在日本。「只要日本有誠意謀解決，中國只須要求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一掃國交上的障礙」。可見，蔣介石讓步的限度是「歸還東北四省」，「保持國家獨立與完整」，其他許多問題可以讓步。從事後看，中日間最大的問題「歸還東北四省」，他並沒有堅持。儘管他沒有簽訂承認「滿洲國」的條約，但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四省的占領，並對日本進一步的侵略擴張採取退讓態度，以訂立地方協定的方式承認日本對中國土地的占領和對中國權益的侵犯。但從根本上說蔣介石的讓步是有限度的，這是他以後轉向抗日的政策基礎。 第四，「三天亡國」和「復興民族」。 蔣介石不止一次地講「三天亡國」論。1934年7月在廬山軍官訓練團作的《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講話，著重談了這個問題。他說：「依現在的情形來看，他（指日本）只要發一個號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占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蔣的用意是告訴和嚇唬他的部下和國民，不要「侈言抗日」，不要「輕言絕交和宣戰」，只有採取對日妥協退讓，才是正確的。但在他大講「三天亡國」的同時，又大談「復興民族」。他認為要「復興民族」，應把握兩條：（1）「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攘外必先安內」。他說：「我們現在一定要求內部真正統一和安定，然後才能抵禦外侮。只要國內真能統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絕對的把握，一定可以消滅侵略我們的任何強敵。」「所以外能否攘，就看內能否安，民族能否復興，就看國家能否統一。」這是「禦侮圖強唯一重要之原則」。（2）「步步為營，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乃為禦侮圖強基本之要務。」我們把蔣的這個說法叫「營防取勝」論。他具體闡述說：「我們每一營、一連所駐紮的地方，一定將工事做好，我們的軍隊每到一個地方，必須步步為營，處處嚴防，我們的營防，就是我們的國防。」這樣的「營防」怎麼能「取勝」呢？他解釋道：「我們每營講營防，每團講團防，每師講師防，拿我們的血肉來代替我們的國防，拿我們的血肉來抵擋敵人的槍炮。如此，雖然緒戰失敗，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戰成功。因為用這種革命戰術，他要占領我們一省，至少時間就是一個月，如其統計起來，他們要占領我們十八省，至少要費十八月時間，那國際形勢的變化還了得？何況他一個月，必不能迅速占領我們一個省呢？所以我們各個人如果有覺悟，隨時隨地作防禦工作，隨時隨地準備犧牲抵抗」，日本是「不能滅亡中國」的，最後的勝利終歸中國①。實際上，蔣介石「營防取勝」論，是「以空間換時間」戰略方針的具體的說法。 「三天亡國」論與「復興民族」的說法，表面上互相牴觸，實際上是相互為用的，二者都是為他的政略和戰略服務的。「三天亡國」論是為「攘外必先安內」國策找理由尋根據的，也是為了說明「四不」方針是非此不可的唯一正確方針。中國雖存在「三天亡國」的危險，但只要遵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採用「營防取勝」論的戰術，仍可以達到戰勝日本，「復興民族」的最後目標。 第五，所謂「同歸於盡」問題。 蔣介石在闡述他的對日政策和內外政策的關係時，在多處講到國民黨政權與日本帝國主義「同歸於盡」的問題。他說：「吾人認為『同歸於盡』的辦法，決不是辦法。」「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哪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兩者所以會「合則兩利，敵則兩敗」，相互為敵就會「同歸於盡」，蔣介石的理由歸納起來為：如果日本無休止地用武力進攻中國，中國政府由於抗日浪潮的高昂，就不能不抵抗。而由於種種原因，日本滅亡不了中國，勢必長此相持下去。這便給「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的勢力以可乘之機。長此相持下去，日本會被拖垮，國民政府也會因「內外交侵」而傾覆，結局是①蔣介石：《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第881頁。雙方「同歸於盡」。 蔣介石苦口婆心以「和」「合」相勸，指出「同歸於盡」的危險性，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毫不理會，他們仍然進攻不止，日蔣矛盾加劇。事實證明，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是把少數統治者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把地主買辦官僚軍閥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把個人獨裁地位看得高於一切。他對外妥協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內的統治。他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違背了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歷史的中心任務，抗拒了抗日、團結、民主的歷史潮流。西安事變是蔣介石堅持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方針所受到的嚴厲懲罰，標誌著執行這個方針的失敗。 第三節　中共對歷史發展主流的旁向和對革命中心任務的偏離 九一八事變後，歷史發展的主流是抗日、團結、民主。國民黨拒絕開放政權，加緊強化專制統治，並接連發動「剿共」內戰，對日本帝國主義一味妥協退讓，背離了歷史的主流。對於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賦予它抗日救國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為首要任務，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但「左」傾路線控制的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關門主義錯誤，偏離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和革命的中心任務。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察：第一，關於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中國東北的錯誤看法。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制定《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對九一八事變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認為日本武裝占領東北的原因是：（1）擺脫經濟危機，「企圖在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之中來找得經濟危機的出路」。（2）加緊進行反蘇戰爭的「一個主要步驟」，是「反蘇聯戰爭的序幕」。（3）更能便利的「調動大量軍隊鎮壓中國的土地革命、蘇維埃運動和游擊戰爭」，「準備直接武裝干涉中國革命」。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的「偉大的歷史任務」是：（1）武裝保衛蘇聯；（2）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打倒一切帝國主義）；（3）消滅國民黨政府（包括在野的「反動派」）；（4）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5）求得「民族的與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徹底解放」。 這些主張，放過了真正的革命目標（日本帝國主義），而把非主要目標和可以聯合的政治力量作為主要的打倒對象。這就完全離開了當時的政治形勢，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 第二，把「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同「對日宣戰」對立起來，用前者反對後者。 《紅旗周報》第21期（1931年10月25日出版）有一篇題為《是對日宣戰？還是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文章說：「在此次反日運動一開展時，明顯地便有兩個根本不同的中心口號。一個口號，是由南京國民黨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別——從國家主義到托陳取消派、羅章龍右派——擁護的；另一個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國工農兵貧民及革命學生所擁護的。前一個是對日宣戰，後一個是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把這兩個口號對立起來、認定「對日宣戰」是反革命的口號，這是極端錯誤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當時國民黨政府是反對宣戰的。 第三，把國防政府與蘇維埃政府對立起來。認為國防政府是從買辦地主到小資產階級共同主張的反革命政權。 思美（洛甫）在《紅旗周報》第23期（1931年11月20日出版）發表《滿洲事變中各個反動派別怎樣擁護著國民黨的統治？》一文說，各反革命派別都把「『宣戰』與『國防政府』當做了他們的中心口號」。認為反革命勢力「要鎮壓革命，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政府的形式，來團結反革命力量，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革命派別所宣傳的國防政府」。他強調中國的政權只能是工農民主專政，即蘇維埃政權。 第四，所謂「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兩巨潮的匯合」的問題。 博古在《論民眾革命與民眾政權的口號》①一文中說：「中國革命目前階段的特點，是在兩個偉大的革命潮流的匯合，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要內容。這一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正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開展著。」 這段話包含有許多基本錯誤觀點：（1）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匯合（結合）問題，從革命整體上說兩者是不能分離、互相促進的，但在具體階段上，則可以有先後、輕重、主次之別。為了抗日可以暫緩土地革命，可以把反帝與土地革命分開解決。但「左」傾教條主義者機械地認為兩者只能同時進行。（2）「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問題。土地革命的直接目標是反封建，是反對國內的反動階級、反動制度，它只是間接地反對帝國主義，並沒有直接反帝的性質。「左」傾理論把土地革命說成是反帝的，強調了中國革命的反世界資本主義性質，這是「左」傾理論的基本觀點之一。（3）土地革命是「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土地革命」問題。土地革命是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不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左」傾理論將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同等看待，混淆了土地革命的對象和性質。 第五，「民眾革命推翻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 中共在《中央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1931年4月14日）中，對此有明確的表述：「號召組織與領導無產階級與農民來消滅出賣中國污辱中國的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消滅這個反革命的投降帝國主義的政權，建立民眾的蘇維埃政權，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打倒國民黨（包括其中的各個派別）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倒蔣」是抗日的前提。革命邏輯的發展正好相反，反帝（集中為抗日）是倒蔣的前提。 第六，實行「下層統一戰線」，打倒一切中間派別。 1931年5月1日，在《中央關於全國組織報告的決議》中說：「對於國民黨改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組織影響下的群眾，必須應用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分化和奪取他們到我們的領導下面。」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①《紅旗周報》第29期，1932年1月25日出版。 《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中說：「集中黨的注意力，在最受資本主義進攻威脅的企業中去進行艱苦的群眾工作，組織工人階級的反抗，採取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與增強我們與群眾的聯繫。必須具體的開始建立群眾的赤色工會與爭取國民黨工會工人的工作。」下層統一戰線的運用主要體現在三方面：（1）爭取黃色工會及落後的工人群眾，去消滅黃色工會，反對黃色工會的首領。（2）爭取中間派影響下的群眾，把這些派別打倒。（3）在軍隊中組織士兵反對軍官，把指揮權奪取過來。 1933年11月，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蔣抗日」的口號，並尋求與中共聯合。中共不僅拒絕合作，而且進行了揭露與批判。認為：「它不會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有什麼區別，那它的一切行動，將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要維持這一統治。」①「所以，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慘酷的失敗，而變為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②從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變後，「左」傾路線控制的中共中央不是正面地對著真正存在的革命任務，集中力量去反對、抗擊日本帝國主義，而是把從小資產階級到帝國主義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國民黨，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這就偏離了歷史發展的主流，偏離了現實的革命的中心任務。 ①《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頁。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569頁。 第四節　中間政派面向中國歷史的中心任務 中間政派面向中國歷史的中心任務，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主張團結、抗日、民主，但無力聯合各派政治力量結成抗日聯合戰線。 九一八事變後，各中間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紛紛主張抗日救國。1931年10月，青年黨領袖之一陳啟天在《民聲》上發表《對日作戰》一文，說：「自日本以武力占領東北以來，我們反對乞憐國際聯盟、乞憐美國。因為國聯已破產，中國不抵抗日本，美國也不會替我們乞憐。我們反對乞憐俄國，因俄國已與日本默契，平分滿洲和內外蒙古。值此國家危急存亡之時，只有自救，實行抵抗主義，積極對日作戰。擺在我們面前的對日方略只有兩條：一條是主和不抵抗，依靠國聯，出賣滿蒙，出賣中國；一條是主戰，可以保全國土和主權，改造國民精神，提高民族意識，也可以消除內戰，實行全國統一。主和不是賣國賊就是亡國奴的口號和法寶，主戰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寶。」青年黨在其《我們的主張》中明確提出：第一，對日應斷絕國交，立即宣戰。第二，廢除一黨專政，組織國防政府。只有這樣才能使四萬萬國民在精神上團結起來。 九一八事變剛一爆發，羅隆基就發表了題為《瀋陽事件》的小冊子，提出「在目前內憂外患的環境下，具體的救急辦法，是根本改組現在的政府」，仿照1870年的法國組織國防政府。10月，王造時發表名為《救亡兩大政策》的小冊子，其救亡兩大政策：一是「對外準備殊死戰爭，與日拚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當時的《社會與教育》雜誌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並出版了「反日專號」，在當時影響較大。1931年9月26日，陶希聖在「反日專號」上發表《我們應當覺悟的是什麼》一文說：「中國處金融資本主義的次殖民地地位。廣大民眾是民族的支持者。買辦階級是不會抗日的，只有工農大眾才能擔當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務。」又指出：「民眾要堅決反對所謂地方解決，即政府為本身利益而接受類似二十一條的行為。」此外，《社會與教育》上還發表了《五四、五卅的精神到哪裡去了》、《奇哉，所謂不抵抗主義》、《不抵抗主義就是亡國主義》等抗日文章。 1933年4月8日，章乃器在《申報》上發表《農村破產中之安內問題》，批評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指出：「自九一八以來，一般人主張抗日與『剿赤』並重，又說攘外必先安內，因循以至今日，..對外則三省淪亡之後，又失熱河，日寇所擊，冀察又告緊張。對內則駐贛大軍，屢折主將，迭失名城。事急矣，抗日剿赤能並重乎？攘外必先安內乎？..吾人認為安內非軍事進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於利用環境，順應大勢。農村破產是因長期剝削而使革命條件成熟，除領導民眾與日帝做殊死戰外別無出路。作戰雖有目標，犧牲需有意義，倘政府能夠移剿共之師以抗日，其意遠矣。」1933年10月20日，章乃器在《申報》上發表《民族前途如何，吾人將何以自處》，反對消極抗日，主張攘外先於安內。 總之，中間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變後積極主張抗日，實現民主團結，實現國內和平，並提出了國防政府的主張。他們面向了歷史發展的主流，順應了歷史的中心任務。客觀地看，中間政派是最早倡導團結抗日的，是抗日聯合戰線的始倡者。但是，由於中間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裝，所以其主張不為國共雙方所重視，反而因為他們的主張與國民黨當權派和中共都不合，成為雙方打擊的對象。 中國的歷史，在九一八事變後革命中心任務發生重大變化之時，出現了非常複雜的情形。作為執政者的國民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違背了歷史的中心任務。作為中國革命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的中國共產黨則堅持「倒蔣是抗日的前提」，也偏離了歷史發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務。中間政派堅決主張抗日、民主和團結，面向了歷史發展的趨勢；但由於它自身的軟弱性，很難產生太大的實際影響。中國歷史就是在這種複雜的矛盾中前進著。直到1935年下半年，中共和國民黨開始轉變各自的方針政策，這種狀況才發生了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