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六章　國民革命失敗後中共對中國出路問題的反思與探索

第一節　中共對中國出路問題反思的歷史背景 1924年開始的國民革命發展異常迅速，經過平定商團叛亂、兩次東征、平定劉楊叛亂、成立廣州國民政府，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統一；以五卅運動為起點的革命風暴席捲全國；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短短半年，便殲滅了吳佩孚、孫傳芳軍隊的主力，革命勢力由珠江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中國的國民革命達到高潮。短期內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國人民歡欣鼓舞。 正當革命形勢迅猛發展之際，革命陣營內部發生了劇烈分化。以蔣介石、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先後發動了四一二、七一五政變，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革命驟然失敗。革命形勢逆轉速度之快，令人震驚。 痛未定而思痛。中國政局為什麼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動？革命人民的行動對不對？今後中國向何處去？這些問題嚴肅地擺在中國人面前。一切革命的、要求進步的、主張民主的、要求改革的人們，都在反思、總結、探索。不同的階級、階層、政派的人們，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以自己的觀點和思維方式探尋著。 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共產黨成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共產黨人被屠殺，各級黨組織被打散，工農運動遭受鎮壓，革命由轟轟烈烈轉為冷落低沉。嚴峻的形勢迫使中共反思、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探索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此時，中共的反思、探索是在下列條件下進行的：（1）中共在大革命時期已在工人、農民、軍隊中作了大量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礎，也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2）大革命時期黨的許多領導人如李大釗、瞿秋白、陳獨秀、鄧中夏、毛澤東等對中國革命的許多根本問題如革命性質、動力、對象、領導權、同盟軍等都作過一定的理論探討，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3）大革命的失敗，使更多的共產黨人認識到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危害，體會到革命領導權、同盟軍問題的重要性。（4）大革命失敗前夕，農民土地問題已引起許多共產黨人的重視，兩湖地區的農村革命已經蓬勃開展，為中共進一步在農村進行革命鬥爭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工作基礎和經驗。（5）大革命後期，革命的武裝問題已引起了共產黨的注意，大革命慘敗的嚴峻現實，促發了他們對武裝鬥爭的重視，易於中共將工作重心和鬥爭方式轉向武裝鬥爭。 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當時的形勢下，中共要探尋出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解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確定符合實際的政策，又是十分困難的。這除了形勢複雜、環境險惡、鬥爭激烈等客觀因素外，還有主觀方面的原因。 1.中共自身對所要反思、總結和探索的許多重大問題認識模糊。瞿秋白在「八七會議」上曾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策略是獨立的工農階級鬥爭。老實不客氣地說，我們要包辦國民革命。一、在此時我們更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二、我們要糾正過去錯誤，要注意群眾，要由下而上，誰贊成我們就是左派..，我們要堅決地干，..我們必須努力做，這是我們的主要方針。」①關於中國革命性質這個根本問題，周恩來在1944年對當時大革命失敗後黨的情況回憶說：「講到中國革命的性質，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談了，..可是在『六大』時，這卻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什麼叫革命性質？革命性質是以什麼來決定的？這些在當時都是問題。..當時無論從莫斯科中山大學或從西歐回來的同志又都輕視理論，所以對革命的性質問題搞不清。」②周恩來還曾指出中共六大時的幾個「不認識」：（1）「不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是農民鬥爭與武裝割據，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土地問題。」（2）「不認識中國階級關係變化的複雜性。」（3）「不認識革命形勢發展的不平衡性。」（4）「沒有..認識武裝的重要。」③以上材料足以說明：當時中共只是朦朧地、直觀地意識到要採取與大革命時不同的方式去干，要走一條不同於以往的道路，但具體該怎麼幹，較長時間裡並沒有在理論上實踐上弄清楚。 2.俄國模式和教條主義對中共反思、探索中國革命問題產生了很大影響。大革命失敗前後，史達林逐步提出了中國革命「三階段」理論。認為第一階段是「廣州時期」，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民族資產階級退出統一戰線，革命轉入第二階段，即「武漢時期」，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於汪精衛叛變，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革命進入第三階段，即「蘇維埃革命」階段，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和城市貧民。史達林的這個理論，成為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基本依據。這個理論的基本傾向是：革命動力決定革命性質，而不是革命任務決定革命性質。革命的動力變化了，便認為革命的性質也改變了。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無論是瞿秋白的「無間斷革命」論，還是史達林強調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名稱雖不同，實質上卻都將革命的對象定為：帝國主義、國民黨新舊軍閥、地主、資產階級。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但卻又反對資產階級，這是不合邏輯的、根本錯誤的。共產國際雖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動主義、立三路線，但「左」傾錯誤卻越來越嚴重，其理論上的根源即在於此。 國民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①《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頁。 ②《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57—158頁。③《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80頁。 在批判中造成了這樣一種認識：中國革命的失敗，完全在於陳獨秀推行機會主義路線，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如果堅決按共產國際指示執行，國民革命決不會失敗。共產國際的決策是絕對正確的、不容置疑的。這樣，便樹立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絕對權威。所以，國民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的理論方針政策對中共反思、總結、探索的成敗得失，有巨大的關係。 第二節　中共反思和探索的主要問題 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圍繞下列問題展開：（1）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2）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3）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基本政策、策略問題；（4）現階段中國革命的道路、主要鬥爭方式問題。前兩個問題，主要是反思、總結剛剛過去的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後兩個問題是在反思、總結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反思總結的落腳點在於更好地探索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正確的總結，導致著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誤，也會影響到探索的偏差。 1.關於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從「八七會議」到中共「六大」，再到反對托陳取消派的鬥爭，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幾乎眾口一詞，將大革命失敗歸咎於陳獨秀及其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大體上說，這是正確的。然而卻出現了極大偏差。「八七會議」開始，中共在黨內鬥爭上出現了不良傾向：「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錯誤。」①這種錯誤後來發展為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2.關於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問題。從「八七會議」到中共「六大」，中共和共產國際反覆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認識到了革命領導權、同盟軍、革命武裝、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這些都是應該肯定的。但同時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卻同時發展了「左」傾盲動主義、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錯誤。 3.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和基本的政策、策略問題。中共「八七會議」認為：「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並沒有截然分為兩段的界線。」十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中國革命是「無間斷的性質」，民權革命「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就是瞿秋白的「無間斷革命」論。中共「六大」重新肯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農民主政權。但在對中國革命動力和階級關係的分析上，犯了錯誤，不僅表現在對小資產階級的認識模糊，更重要的是對民族資產階級估量的錯誤。它認為：「中國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徹底變更土地制度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只有反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方才能夠進行徹底。」這樣，不僅將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而且把反對資產階級作為爭取民權革命勝利的關鍵。這是根本的錯誤。它不是中共少數人一時的意見，而是中共在較長時間內多數人所持的帶有全局性的錯誤。 這樣便出現了非常奇特的理論上的悖論：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要反①《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72頁。 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這個矛盾，直到1935年瓦窯堡會議才得以解決。4.關於革命道路和鬥爭方式問題。由於有了大革命失敗的切身痛感，在革命鬥爭方式上，中共的轉變是很迅速的。面對國民黨的野蠻屠殺政策，中共「以牙還牙」，採取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但是武裝鬥爭應該怎麼搞，在具體的探索中顯得異常曲折和艱辛。「八七會議」要求全黨舉行城市武裝起義、農村暴動來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城市武裝起義很難搞起來，唯一取得短暫勝利的城市起義（廣州起義），在三天之後便被鎮壓下去了。農村暴動，在許多省都搞了起來，但起義的目標仍舊是進攻和奪取城市。從起義的直接目標來看，它們也遭到了挫折和失敗。 在城市武裝起義失敗之後，或在農村暴動進攻城市失敗後，保存下來的起義隊伍被迫轉移到農村，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入井岡山，建立了農村根據地，開闢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新道路。這條道路在當時具有極大的探索性質。 這種探索性質，可以從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發展、確立上得到反映。1928年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只是說「『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準備的一個重要思想」，而沒有展開論述。1930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動游擊方式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把紅軍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範圍的大革命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開始衝破俄國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論的束縛，認為：「朱德毛澤東式、方誌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這樣一套辦法等等的政策..無疑地是正確的。..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這裡，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已是堅定的和明確的。 但應當注意，「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並不等於農村包圍城市這樣一條革命道路。至少還需要加上兩個內容：一是認識到革命的長期性問題；二是徹底摒棄「城市中心論」，樹立以農村工作為重心，在農村長期「割據」，積聚力量，以便最後奪取城市的思想。這條道路的形成，要比「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形成晚一些。尤其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思想，只代表了一部分中國共產黨人艱難探索的成果。這種思想在黨內並不占主導地位。當時中共中央、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道路的認識，並不是這樣的。 當時，中共中央確定的通過暴動形式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鬥爭方式，實際上仍然是堅持俄國革命的模式，即：以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引發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奪取中心城市後，建立工農政權，把革命的勢力擴展到全國，取得全國的勝利。從「八七會議」到中共「六大」，再到立三路線，進而發展到王明路線，中共中央都始終堅持著城市中心論。 國民革命失敗後的客觀形勢，已向中共提出了將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以毛澤東為首的部分共產黨人，不自覺地開闢了這條道路，並不斷地進行探索，由不自覺逐步達到自覺。而此時，「左」傾思想控制的中共中央是否真正意識到這種歷史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這種工作重心的轉變，卻是值得考察的。鑒於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對中國革命總體戰略和局部政策並未做出正確決定的狀況，可以斷定：中國革命究竟應該怎麼搞，「左」傾思想控制的中共中央並沒有探尋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道路和辦法。 歷史是複雜的。國民革命失敗後中共的反思和探索的複雜性在於：儘管中共反思探索中出現了非常嚴重的錯誤，但從總體上看，中國革命的形勢卻是逐步高漲的，革命力量是逐步擴大的。革命力量的發展從主觀上說顯然是中共，尤其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些共產黨人積極反思、探索的正確方面在起作用。由於中共總結、反思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放手在農村搞土地革命，抓住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同時，採取了堅決的武裝鬥爭方式，組織、擴大了革命的軍隊，與國民党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對抗，適合了當時革命鬥爭形勢的需要和中國國情，從而很快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中共堅決進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這是十分正確的；但同時又採取了「左」的一套，按照俄國革命模式進行中國革命，又是極端錯誤的。前者推動著中國革命迅速向前發展，後者卻又一次次地使革命遭受挫折。國民革命失敗後，中共對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及道路的總結、反思和探索，就是在這樣十分複雜而又矛盾中艱難地進行的。但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