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五章 國民黨南京政權獨裁統治的確立
第一節 政治上的獨裁統治
1924年「北京政變」之後，混亂的中國政治出現了一次好轉的兆頭。有進步傾向的從直系軍閥中分裂出來的馮玉祥軍事集團，推倒了名義上的中央政府——曹錕為總統的北京政府，而又沒有足夠的實力控制北方局勢，控制中央政權。馮在發動政變的時候就不能不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政變發動後又不得不請下台的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出山，同時還邀請革命領袖、在南方有一定實力、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都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組建新的中央政權，推進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於奉系、皖系反動勢力的阻撓和破壞，中國政治好轉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錕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帥海陸軍。」並決定解散國會，取消憲法，取消約法。這個政府只憑藉政治軍事力量掌權，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據。如果說曹錕上台的時候還演出了「賄選」一幕醜劇，那麼段祺瑞上台就連這塊遮羞布也不用了。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國軍政府，自封大元帥。安國軍政府發布命令，規定「大元帥統率中華民國陸海軍」，「行使統治權」。至此，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遺留下來的憲法和國會消失得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和張作霖成立軍事獨裁政權同時，國民黨在南京建立了「一黨專政」、「以黨治國」的獨裁政權。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以蔣介石、胡漢民等人為首的國民黨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南京政權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權。這個政權的專制獨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開始就確立起來的，它的獨裁地位的確立和相對牢固有一個過程。
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國民黨一面積極「清黨」反共，強化對人民的統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現，打著革命的旗幟，鼓吹三民主義為救國的唯一真理。
南京國民政府視共產黨為「反革命」、「惡化分子」，同時宣稱反對國民黨內部的「腐化分子」。當時它實行的「清黨」包括這兩個方面。它以此表示國民黨當權派的行為是為了「護黨救國」，是革命，而不是別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宣言說：「不利於三民主義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對於腐化之分子嚴加糾正，俾惡化分子甘為反革命者無所憑藉，而腐化分子流於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謬誤之傾向得以遏止。」這裡的「惡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共產黨人及其擁護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國民黨內的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兩者均為清除的對象。這在1928年7月南京國民黨中央清黨委員會規定的「清黨」標準中有明確的說明。其中對「惡化」、「腐化」分子作了這樣的解釋：「凡違背黨義黨章黨紀及黨、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顧本黨的國民革命的和民眾的利益，有意或無意以個人為前提懈怠黨的工作，如攙入本黨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機、腐敗、不忠實、不努力的分子，其行為將令本黨漸起腐化者，為腐化分子；凡違背本黨黨義、黨章、黨紀及一切議案者，不顧本黨的革命的和民眾的利益，自覺或半自覺以其私黨之利益為前提，受外人之意旨或金錢供其使用，實施篡奪、欺詐、破壞種種卑劣手段，致釀成恐怖者，如攙入本黨之共產分子及其勾結利用之一切惡劣分子，為惡化分子。」①南京國民政府宣稱「清黨」是為了國民革命和民眾利益，是為了「救國」，只有國民黨才是革命和進步力量的代表。而共產黨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官僚、政客等為「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惡化」與「腐化」分子，應在打倒、清除之列。
同時，南京國民政府仍高舉「打倒帝國主義」、「肅清軍閥」、「促進世界革命」等旗幟。並聲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共產黨的「階級獨裁」、「赤色恐怖」都不能救中國，只有國民黨所堅持的三民主義才是唯一的救國真理。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說：「唯三民主義為適合中國之革命主義，唯國民黨之主義能使革命趨於民眾化，亦唯國民黨之主義能使民眾歸於革命化。大任當前，義無反顧，務於最短期間肅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以促進世界革命。」蔣介石在《告全國民眾書》中說：「現在中國民族只有三條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治下，任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無辦法無目的，為爭個人權力而連年戰爭；一條是跟著共產黨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以實行赤色恐怖的專政，不按環境的情形，將中國全部破壞，人民痛苦不堪，以後還是沒有出路；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驟的政治，由中國民族依自己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願中國亡於軍閥，亡於帝國主義，亡於共產黨恐怖之下，現在正應該一致努力的參加和擁護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解放中華民族，由國民革命去達到世界革命。」南京國民政府的當權者自我標榜為「領導被壓迫民眾革命之先鋒」，鼓吹三民主義為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世界革命的唯一真理，號召民眾和國民黨一道，致力於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
①《腐化與惡化》，《大公報》1927年7月22日第三版。
第二節 對外政策
關於對外關係，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當權者仍打著「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旗幟，仍然把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作為國民革命的任務，並作出了一些維護國家尊嚴與民族利益的表示。但不久它便與帝國主義列強勾結在一起，完全放棄反帝的革命任務。
1927年5月10日，外交部長伍朝樞宣布國民政府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己任。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締結平等新約。1928年2、6月國民政府重申了上述原則，7月7日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改訂新約。這是南京政府企圖廢除不平等條約，與西方列強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的一次嘗試。這種努力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是有益的。
國民政府初期對於英、日帝國主義採取了較為強硬的態度，維護了民族的尊嚴和利益。1927年5月17日國民政府特派江蘇交涉員郭泰祺就英國士兵強姦華婦一案向英國駐滬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懲治兇手。對於日本不斷增兵山東的侵略行徑，南京國民政府於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兩次提出強烈抗議。濟南慘案發生後，5月13日南京政府派員赴英、法、美等國報告慘案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為，希望得到英、法、美等國的聲援與幫助。同月，國民政府拒絕了日本企圖干涉中國東三省內政的諜書。
國民政府對英、日的強硬態度順應了中國人民反對英、日帝國主義的革命形勢。1927年6月3日上海各婦女團體召集會議，組織了由21個團體參加的反對英兵強姦華婦案後援會，掀起抗暴鬥爭。後援會通電全國，提出撤退一切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海陸軍隊，收回外人在華掠奪之租借地等要求。針對日本增兵山東的侵略行為，上海、南京等地發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南京政府的這些舉措表明，這一政權成立之初，當權者並沒有立即放棄反帝的旗幟，而是順應人民高漲的反帝情緒，做了一些維護民族尊嚴與利益的事情。這說明南京政府與帝國主義列強達成諒解與妥協有一個過程。隨著這一過程的發展，它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不僅接受了列強無理的要求，而且開始阻撓並鎮壓人民的反帝鬥爭，公開放棄「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同時與真誠支援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南京政權逐步確立獨裁統治的過程與它向西方列強妥協並得到帝國主義國家支持的過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雖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發展趨向，這就是向西方列強的妥協。這是它贏得西方列強的承認與支持，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重要步驟。1927年6月13日南京國民政府的布告稱：「本府興師北伐，志在剷除軍閥，解北方同胞於倒懸，俾先總理之三民主義得以實施於中國，而非與各國為敵。凡我軍人當知愛護黨國，體諒斯意，嗣後對於各國之兵艦商船，不得擅施射擊，對外人之生命財產，軍行所至，尤須隨時加意保護，以重邦交。」這是南京政府向帝國主義列強妥協的最初表示。意謂北伐戰爭以剷除軍閥為目的，並非與列強為敵，並公開表示保護列強在華的利益。6月21日南京外交委員會的通告對「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作了新的解釋，其中說：「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之標語非係為引起對外人之憎惡與敵愾，望一般國民一掃對外人之誤會，以除對外人之敵意。」這實際上是放棄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
7月5日，南京政府訓令「反日出兵運動應有相當程度」；同月17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對外群眾運動。這是對帝國主義進一步妥協的表現。對寧案、濟案的處理則是南京政府對列強更加露骨的妥協。
1928年3月30日南京國民政府代表與美國政府代表在上海簽訂解決寧案的《中美協定》，協定將美軍炮轟南京，阻礙國民革命的暴行說成是共產黨人煽動而致，國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應懲辦肇事者，並向美方賠償損失。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蔣介石一面派員與日方交涉，同時命令所部退出濟南，繞道北伐。同月5日國民政府臨時會議決定對日本採取「容忍態度」。同月7日，蔣介石接受日軍提出的懲辦肇事者的條件，免去賀耀祖所兼各職。由於南京政府對美、日等帝國主義的妥協，它贏得了西方列強的承認與支持。
南京政府對於蘇聯的敵視態度與對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的妥協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據淞滬公安局長楊虎的告發，搜查並封鎖蘇聯遠東銀行。同月26日，南京國民黨中央通電取消用孫中山的名義命名的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命令不得繼續向該校派遣學生。1927年底，南京政府斷絕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公開放棄孫中山聯俄反帝的革命政策。12月13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表對於時局的談話稱，「各地有蘇俄領事署做共產黨的政治機關，又有蘇聯遠東銀行做共產黨的金融機關，我以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對俄絕交，待至革命成功後，再來設法恢復邦交」。12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對蘇絕交令。1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向蘇駐滬總領事館面交斷絕邦交通牒。隨即上海、南京、廣州、武漢等地開始驅逐蘇領事，封閉蘇營商業機關。從此，南京國民政府不僅反共，而且反俄，正式放棄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政策。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凡與聯俄容共政策有關之決議案，一律取消」。這樣，國民黨的外交政策由聯俄反帝逐步變為聯帝反俄。
第三節 農工政策
由於穩定政權的需要，南京國民政府的所謂農工政策有一個由安撫到嚴密控制和鎮壓的過程。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事變時，發布「清黨」令說：「此系阻止少數分子發生叛亂行為而已，並非變更國民黨任何政策。所有一切農工主要團體及各級黨部，皆照常進行，毫無更張。務望各方面皆應安堵如常。」①這裡沒有取消農工政策、農工運動、農工團體。
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時申明堅持農工政策、保護農工利益。定都南京宣言中說：「保障農工團體之利益，並扶助其發展」為國民革命的方略之一。吳稚暉在4月18日定都南京慶祝會的講演中也強調了孫中山農工政策的重要性，他說：「總理的農工政策是說農工能革命，中國即可達到完全成功之目的，所以認農工為革命中心。」
7月31日南京國民黨中執會發表《擁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民運動宣言》。
《宣言》說：「自今日始，本黨同志均應盡力之所能及，以從事本黨農民運動之工作。」「如有妨害農民運動，摧殘農民利益，為農民之仇敵者，即為本黨之仇敵。」②南京國民政府還實行了一些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1927年7月15日南京政府統轄的浙江省開始實行二五減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沒有下令取消工人運動。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群眾在五一勞動節、五卅慘案、沙基慘案（6月22日）兩周年紀念日分別進行了大規模的遊行、集會等活動。
隨著國民政府逐步走向獨裁，工農既得利益受到損害，工農運動遭到禁止和鎮壓，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很快被拋棄了。
1927年7月8日蔣介石在上海總商會上說：「絕對不許有階級鬥爭，數十萬及數百萬之家今皆應保護。」①蔣公開表示保護富有之家的利益，反對階級鬥爭。1928年2月3日國民黨湘鄂政委會議決廢止1926年10月中央聯席會議決定的二五減租政策。這是損害農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現。
1928年初，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廢止過去關於民眾運動、學生運動、青年運動的組織機構。1月18日蔣介石發表為二屆四中全會準備的提案。其中「整理黨務案」提議，「改正中央及各級黨部之組織，所有農民、工人、商民、青年、婦女等部，易釀紛爭者，一律裁撤，於組織宣傳兩部之外另設訓練部及民眾運動委員會」。關於民眾運動提議「糾正過去之民眾運動之錯誤，重新由中央制定民眾運動之理論與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壞運動」②。2月①《大公報》，1927年4月25日第二版。
②《大公報》，1927年8月8日第六版。
①《大公報》，1927年7月9日第二版。
②《大公報》，1928年1月20日。
3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陳果夫等提議的「中央黨部改組案」，廢除農民、工人、商民、青年、婦女等五部。2月7日通過的二屆四中全會宣言貫穿了取締學生運動、青年運動、民眾運動的精神。南京政府公開放棄了保護農工利益，促進民眾運動的主張，放棄了孫中山扶助農工的革命政策。
第四節 與各派反共勢力的妥協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一面對中共採取鎮壓、屠殺政策，一面加強了與國內反動勢力的相互勾結。
1927年4月26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通緝」共產黨首要分子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人。5月5日，國民黨中央決定組織中央清黨委員會，發動清黨運動。同月22日，國民黨中執委會頒布《清黨條例》。1928年2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反革命治罪暫行條例》；3月9日國民政府公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對於共產黨人及其他進步力量進行殘酷鎮壓。同時，南京的國民黨中央與西山會議派和解，並恢復了西山會議派的黨籍。1927年5月中旬，蔣介石在南京召集黃埔軍官學生代表時說：「我們現在不管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研究系、政學系、交通系、什麼系，我們還要審查他裡面分子。從前孔子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對於這種分子，我們不能因他黨派關係而不設法吸取進來。」①這是公開表示拉攏所有各種派系。
6、7月間，國民黨中央否定了右派分子的反動行為。6月15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審查標語時說：「國民黨本無左右派，從前共產黨引迎合之者為左派，反對之者為右派。吾人既已久覺悟共產黨之陰謀，故凡涉於左右派一類標語，皆不合用。」又說：「西山會議無所謂派，無可打倒；且列席西山會議之黨員，多為純正之同志，但為共產黨人所忌，遂中傷之，以達於其破壞本黨同志之目的。」所以「打倒西山會議派」的標語應取消。同時，將「打倒欺騙無產階級的反動派」改為「打倒欺騙無產階級的共產黨」②。1927年6月底，上海軍政機關以歡迎忠實同志為名，為張繼、鄒魯、居正等西山會議派成員召開歡迎大會。西山會議派從此公開活動。7月初，葉楚傖代表南京政府到上海與張繼等接洽。不久，張繼、林森被任命為浙江政治分會委員。1928年2月6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寧漢兩方決議審查案》，其中規定：「凡因反共關係開除黨籍者，一律無效。」①至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結束，早期反共的國民黨右派分子已聚集於南京國民政府這一反動陣營之中。南京國民政府與先期反共勢力的合流擴大了反革命陣營。
①《大公報》，1927年5月27日第二版。
②《大公報》，1927年6月15日第六版。
①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頁。
第五節 國民黨—黨專政理論的確立和政治體制的初步建立
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當權者們雖然在反共、反對階級鬥爭學說方面達成了共識，但同時國民黨內仍有不同政治觀點並存的情況，例如，分權論者與集權論者曾出現過尖銳的對立。分權論者的主張尤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與蔡元培的大學院制為代表。但隨著「二期北伐」的完成，國民黨的軍事獨裁傾向日趨明顯，「以黨治國」、「一黨專政」的理論逐步確立下來。至1928年10月《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頒布，國民黨統一的政治理論形成。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大力宣傳所謂「全民革命」，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學說。這是國民黨當權者的共識和合作的基礎。李石曾、胡漢民等人均發表過類似的主張。1927年5月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李石曾在《現今革命之意義》①一文中將「君主革命」、「民權革命」、「階級革命」、「民生革命」作為社會自然發展的四個層次，並認為武漢國民政府屬於第三層次的「階級革命」，蔣介石等在上海發動的「護黨運動」為第四層次的「民生革命」。他斷言上海的「民生革命」為高於「階級革命」的「全民革命」，必將「繼武漢而更替之」。提出以「全民革命」反對「階級革命」。
胡漢民在《國民黨民眾運動的理論》一文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階級革命的口號只是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實際上無產階級聯合又只是工人的聯合，而我們中國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階級分子聯合起來』，而各階級聯合且具有整個社會聯合在革命線上的趨向。..明白了這個要義，我們可以站在三民主義的民眾運動的立場，把階級鬥爭的民眾運動作一個較深刻的批評，」②胡漢民認為階級鬥爭或「階級革命」的理論與方法不適合於中國，應以各階級聯合起來的全民的革命代替階級之間的革命，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
除李石曾、胡漢民外，蔣介石、張靜江、蔡元培、吳稚暉等南京政府初期的要人都發表過反對階級鬥爭的言論。1928年2月7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李宗仁、陳果夫五委員提出的反共議案，其中說：「所有共產黨之理論、方法、機關、運動，均應積極剷除。」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當權者，雖然在反共、反對階級鬥爭學說等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但在國民黨未完成「二次北伐」前，他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指導理論。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主張與蔡元培的大學院、大學區制主張明顯帶有分權的傾向。
1927年底，李石曾提出以蒲魯東「分治合作」反對馬克思、列寧「專制獨裁」的主張，並認為中國應實行「分治合作」①。這一觀點雖然遭到南京①《革命周報》第1期，1927年5月出版。
②胡漢民：《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上海新民書店1928年7月版。
①《分治合作問題》，見《李石曾最新革命論著初刊》，革命周報社發行，1928年9月出版。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對，但吳稚暉、蔡元培等對此均表贊同。由於這一主張客觀上適應了當時軍閥割據的需要，也得到一些地方實力派人物的支持。因此「分治合作」思想在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具有一定的市場。由於李石曾是以地方政治分會作為「分治合作」的理想形式，所以對「分治合作」主張的態度直接影響到當權者對於地方政治分會存廢的態度。因此，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圍繞政治分會的存廢問題，當權者展開了一場關於集權與分權的激烈論爭。李石曾主張的「分治合作」與孫中山所主張的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南京政府多數當權者主張的中央集權有著明顯的不同。這說明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國民黨內並沒有統一的指導理論。1928年8月二屆五中全會通過的「統一革命理論案」，對當時當權者思想的混亂情況作了明確的說明。其中說：「自總理逝世迄至現在，黨的革命理論由同志各個對主義的認識，及革命實際變動的觀察，致革命理論，紛歧萬端，致理論中心不能確立。」②隨著「二次北伐」的完成，國民黨加強了對思想理論的控制，開始致力於「政治的統一」。二屆五中全會決定地方政治分會於1928年底取銷，雖延至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召開之時才取銷，但說明李石曾的分權思想與集權主義者作了一番較量後被否定了。這說明，南京國民政府在軍事上取得了絕對優勢之後，加強了政治的獨裁。
與此同時，蔡元培大學院制、大學區制實踐的失敗，也說明了國民黨在完成北伐後，加強了「政治的統一」的步伐。
大學院是法國的一種教育管理機構，1927年6月，國民黨中執會通過了蔡元培等人效仿法國實行大學院的提案。7月，國民政府規定大學院為全國最高教育管理機關，主管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宜。1927年10月，蔡就任大學院院長。同時，經國民黨中央批准，他還仿效法國在浙江、江蘇等省實行大學區制。按照法國的大學教育行政制度，各大學區都有一所大學，大學校長為該大學區教育行政首長，總理學區內一切教育事業。實行大學區制後，國立大學為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各省區教育廳被廢除。實行大學院制與大學區制後，教育有很大的獨立性，具有自治的意味。但隨著國民黨政權的穩固，南京政府加強了集權統治，這種具有分權性質的教育改革很快破產。早在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就有人提議設立教育部；8月，二屆五中全會又有人提出設立教育部廢止大學院案。五中全會決定，依據《建國大綱》，國民政府逐步實行五院制，行政院下設教育等八部，最終取消大學院制。
國民黨統一的政治理論是在「二次北伐」後確定的。國民黨占領京、津之際，尚在海外的胡漢民、孫科致電國民政府，提出國民黨今後應「以黨訓政」、實行「五權制度」等建議。①1928年8月8日，蔣介石在二屆五中全會開幕的當天發表《今後黨員與①《胡漢民、孫科條陳國政》，《大公報》1927年7月3日第六版。
政府軍隊及社會之組織唯一要素》一文，提出他的「四化論」，即「軍隊黨化」、「黨軍隊化」、「行政機關軍隊化」、「社會軍隊化」②，非常明顯地主張「以黨治國」、以軍治國的軍事獨裁。8月9日，蔣又發表《對時局意見書》，提出「既曰以黨治國，則政府與行政人員，斷不能離黨而獨立」；對於今日之言論「宜就其利害定一準則，有動搖主義，蠱惑人心，反背本黨之主張者，皆在絕對禁止之例（列）」。③1928年8月11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分別通過了「勵行以黨治政以黨治軍」及訓政時期實施五院制的議案。
9月15日，胡漢民對於五院制發表一個說明書，提出「褓母論」。他說：「黨為民眾奪政權，以政權褓母自任，以付諸國民為歸宿。」為達此目的，須「經由五權制度之三民主義」。④10月3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訓政綱領》規定：「中華民國於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託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中國國民黨「訓練國民逐漸推行」「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政權」，國民政府總攬執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這樣就確立了國民黨「以黨訓政」、一黨獨裁的理論和政權組織。
總之，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在以北伐戰爭為中心的革命大潮過去之後不久，國民黨還打著革命旗幟，以打倒軍閥為號召，繼續進行「北伐」。在所謂「北伐告成」之後，南京政府的統治範圍大為擴展，穩定程度也有所加強，它的反動性隨之大增。國民黨在對內殘酷鎮壓中共與進步勢力的同時，對外快步實現了與帝國主義的妥協。它放棄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確立了一黨專政、軍事獨裁的政治體制。
②《大公報》，1928年8月14日第二版。
③《大公報》，1928年8月10日第二版。
④《大公報》，1928年9月16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