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四章 革命鬥爭形式的演變和政治鬥爭規律的顯現
革命鬥爭形式和政治鬥爭規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特別是現代政治史上的重大問題。中國人常常這樣思考問題、提出問題：明治維新成功了，日本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了強國。但中國的戊戌變法卻失敗了。如果成功的話不是很好嗎？可是歷史的發展是客觀的，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而改變自己行程的。在中國近代史上，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國政治制度，以失敗告終或沒有任何成果的事實，豈止一個戊戌變法？這就不能不使人們從更深的程度上考慮問題。
經過17年革命鬥爭之後，毛澤東這樣總結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①這個原則在外國情況如何，我們不去討論，它在中國的確實性已被革命史證明了。下面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期的一些情況。
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在中國共產黨籌建時就確定了。但這只是理論上的說明和原則上的肯定。中共成立之後，進行了多種形式的鬥爭，並沒有把武裝鬥爭放在突出的地位。中共用主要力量領導工人運動，在發動罷工鬥爭的同時還發動勞動立法運動。中共成立後不久就出現了一次罷工運動高潮。同時中共領導了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開始進行農民運動工作。不久，發生了二七慘案，工人運動受到嚴重打擊，高潮低落下去。二七的失敗證明了兩點：（1）工人孤立地進行鬥爭是不行的；（2）只進行政治罷工是不行的。1925年爆發了五卅運動。這是一個包括工人、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的群眾運動，是一次全國性反帝鬥爭高潮。這次運動規模極大，動員起來的群眾非常之多，在中國革命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但從它的直接目標來看，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的目的完全沒有達到。在這裡暴露了城市群眾運動在完成革命任務上的局限性。
在進行城市和工礦區工人運動與城市群眾運動的同時，中共也開始了革命武裝方面的活動，它們是：（1）建立工人糾察隊。（2）組織農民自衛軍。（3）幫助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和革命軍隊。（4）搞城市武裝起義。但當時這些活動都有自己的特定局限，都不是作為主要革命手段進行的。這從下面的情況可見：1.關於工人糾察隊。
中國共產黨在組織工會、領導工人群眾進行罷工鬥爭中，就著手建立工人糾察隊。在省港罷工運動中，組織了兩千多人的糾察隊。「糾察隊的責任為維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糧食，扣緝仇貨。」①1926年12月湖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工人武①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頁。裝自衛之決議案》，其中說：在革命運動中，各地的軍閥餘孽、工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反動礦主等，或破壞工會組織，或阻撓工會發展，或搗毀工會，或密謀捕殺工人領袖，或勾結土匪組織暗殺隊危害工會等等，迭出不窮，為了「鞏固工會的組織，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目前武裝工人的糾察隊的組織，是刻不容緩的事業」。因此大會決定：全省總工會應從速組織各級武裝糾察隊；應設工人糾察隊幹部隊，經常輪流訓練各級工人糾察隊之幹部人材；各地工會應輪流派人來幹部隊，以受實際訓練。《湖南全省總工會糾察隊組織大綱》規定，「為鞏衛工會，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裝自衛之精神起見」，特組織「湖南全省總工會糾察隊」。1927年1月召開的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也作出了一個《對於糾察隊決議案》，其中規定「工人糾察隊為糾察工賊，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組織」①。1927年4、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職工運動議決案》中說：「工人糾察隊，不管公開或秘密的地方皆須有普遍的發展。工人有武裝在最初僅止自衛（對付工賊流氓等），維持秩序，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而認為工人糾察隊是保障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主政權的武裝之一。」②這種認識比過去前進了一步。中國共產黨在建立工會組織、進行工人運動的時候，就同時建立工人武裝，這是中國國情決定的。這已經突現了武裝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2.關於農民自衛軍。
中國共產黨在組織農會進行農民運動的同時，就組織農團或農民自衛軍。1923年1月海豐總農會成立，當時散發的《農會利益》傳單中有兩項條文，其一「防止盜賊」條說：「農產物成熟之際，四處常有盜賊。既有農會，即可設法防止。」其二「抵抗戰亂」條說：「中國政爭戰潮到處波及，農村鮮不被其禍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慘痛。既有農會，可用團體正當防衛。」此後成立的廣東農會，它的章程正式規定「辦理農團以防盜賊劫掠及保護農產品」。組織農民武裝完全出自農會利益的需要。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個《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其中寫道：「在連年軍閥戰爭中，地主階級利用農民以武裝自己而成立民團鄉團之組織，現在廣東這種組織，已成為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後我們應該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辦民團，主張農民收回自辦；別方面，宣傳並擴大農民自衛軍的組織，並鼓動充當民團鄉團之農民脫離土豪地主之關係，加入農民自衛軍，這種農民自衛軍，應在我們的政治指導之下。」「對於擁戴土豪專以魚肉農民為業的土匪，自然只有訓練農民自衛軍以防禦之。」①1925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發表了一個《告農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21頁。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頁。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364頁。民書》，其中提出的全國農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是「由農民協會組織自衛軍，並要求政府發給槍彈，以防土匪及兵災」①。1926年7月12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又一次重申「承認農民有自衛之武裝」②。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一個關於「農運策略的說明」的通告，其中說：「農民協會應當集中鄉村武裝奪取地主階級的武裝，並應在每個反軍閥的戰爭中利用各種時機號召農民參加戰鬥，奪取敵軍的武裝，使農民自衛軍成為鄉村中革命武裝，而此種奪取武裝的進行更應與本黨軍事策略相適應。」③中國共產黨在搞農民運動、組織農會的時候，建立農民自衛軍就是一項工作內容，這和搞工人運動的同時就建立工人糾察隊一樣，是中國國情決定的。
3.關於革命軍隊。
國共合作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人就在黃埔軍校中工作，同時也在國民革命軍中工作，隨後又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中國共產黨人在當時的革命軍隊中工作，有它具體的意義和限度，與以後的認識有所不同。
1926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關於北方區政治軍事工作問題的文件中說：「中國C.P.的軍事工作，目前已到要準備武裝群眾，要想利用由舊軍閥崩壞出來的左傾勢力、抵抗帝國主義反動軍閥軍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國C.P.應特別注意此項工作。」「現在正是帝國主義重新武裝已漸崩壞的奉系軍閥，並嗾使奉系軍閥與反動的直系軍閥吳佩孚聯合戰線進攻國民軍之時，所以在北方目前的軍事工作，唯一是幫助國民軍。所以須加緊在國民軍中的工作，幫國民軍成為民眾抵抗帝國主義與反動軍閥之有力的武裝，並須從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國民革命的武裝勢力。」「因此在國民軍中的工作須採用以下兩個原則：A.是幫助國民軍不應使之從新造成新的軍閥系統。B.幫助國民軍，須經過國民黨或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們，使國民黨或國民黨中之左派領袖，能多影響於國民軍，漸近於能指導國民軍。如此國民軍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動。」①1926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一個《軍事運動議決案》，文件首先指出：「中國目前是帶民族革命色彩的軍事勢力與反動軍閥武裝衝突的劇烈時期。」而中國共產黨是「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加強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同時此項工作就是使本黨獲得有條理的準備武裝暴動的經驗」。「對於國民革命軍和國民軍，如果我們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須取『少而好』的主義，如果有人去當軍官，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頁。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156頁。
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185頁。
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62頁。
其責任必須是使這個軍隊愈漸團結和愈漸革命化，極力避免革命軍隊的過早分化。」②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給在西北軍中工作的劉伯堅發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說：「黨（按指國民黨。在國共合作時期很多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擔任黨代表職務）在軍隊中也只是側重政治宣傳工作，而沒有可能指揮軍隊。廣東過去實行黨代表制的結果是黨代表在軍中名尊而無實權，或附屬於軍官，或與軍員衝突，一面破壞了軍中的統一，同時又弄出許多糾紛。所以此後西北軍可不再走此錯路，萬一此制因別的關係不能廢免，則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傳的事，而不可干涉到軍事行政上事。」①從以上引證的文件可以看出以下幾個問題：（1）中共認為「中國目前是帶民族革命色彩的軍事勢力與反動軍閥武裝衝突的劇烈時期」，因此應該重視軍事工作。（2）中共的軍事工作主要是幫助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和馮玉祥的西北軍，「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事勢力」，並「從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國民革命的武裝勢力」。（3）共產黨在軍隊中的工作，「只是側重政治宣傳」，而不是去指揮軍隊，或干涉軍事行政。這些說明了中共已經認識到軍事工作的重要性，並作出專門的決議，但當時的認識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4.關於城市武裝起義。
1925年11月28、29日，趁郭松齡舉兵反奉之機，北京的國民黨左派和中共北方區委決定在北京舉行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這次鬥爭沒有成功。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一次城市武裝起義的最早嘗試。
1926年10月，孫傳芳的軍隊在江西慘敗。10月16日孫部夏超在杭州宣布浙江獨立，歸順國民政府。國民黨駐滬代表鈕永建決定在上海組織暴動，幫助夏超。共產黨當時也準備在孫傳芳敗退的時候，組織工人起義幫助北伐軍占領上海。這次起義因為夏超被孫軍擊敗而沒發動起來。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1927年2月18日，北伐軍先頭部隊進到嘉興，上海陷入混亂。19日上海總工會下令舉行總同盟罷工，響應北伐軍，消滅軍閥勢力，建立民眾政權。罷工總人數超過36萬人。2月21日罷工工人襲擊軍警，奪取武器，發展為武裝起義。但因北伐軍沒有向上海開進，工人力量不夠，24日總工會下令復工。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沒有成功。
第二次起義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就準備舉行第三次起義。1927年3月20日北伐軍已進抵上海近郊龍華。張作霖派駐上海的魯軍畢庶澄部剛剛到達，十分混亂。這是起義的好機會。3月21日，上海總工會下令舉行總同盟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參加罷工者有80萬人。經過30個小時的戰鬥，起義群②同上書，第227、228頁。
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455頁。
眾占領了上海。
對這次勝利的武裝起義，共產黨極為重視，起義領導者之一趙世炎在事後不久寫文章說：「自俄國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績，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的一段新的歷史記錄，在中國的革命史中，工人階級的血戰功績，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動，確定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動在世界革命史中的價值，是寫在十月革命後的一頁。三月暴動在中國革命中的位置，是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保障中國革命的勝利，劃分中國革命歷史的一頁新篇幅。」①事隔多年之後，中共重要領導人張聞天對這次起義作了這樣的結論：這次起義「是一種武裝起義與革命軍進兵的結合，成了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義，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是輝煌的一頁，但在革命鬥爭全局上說，畢竟是正規戰爭的一種配合。這是客觀事實的表現，雖然當時共產黨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對上述情況，如果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可以發現近代中國革命發展史上的基本問題。在近代中國，驅除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消除地方割據實現政治統一，被壓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權，是三個最重要的問題。它們是中國實現整體現代化的前提，是中國社會大步前進必須首先克服的問題。而這三大問題的解決，除了採取武裝鬥爭方式以外，別的辦法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在現實的條件之下，從開始為奪取政權而鬥爭（上述三大問題之一）的時候起，就不能不面對武裝鬥爭問題。但因客觀、主觀條件的限制，對革命武裝問題的認識當時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證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辦法奪取政權，成為中共的中心工作目標。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是勝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國革命的特點：其一，這次起義從當時的全局上說，是正規戰爭的配合。其二，起義勝利了並成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實際上工人階級沒有得到什麼成果，臨時市政府沒有維持下去。這其中的原因，在很長時間內，中共領導人都把它歸結為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例如李立三說：如果不犯「深重的機會主義錯誤，暴動的勝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時間，甚至使中國革命轉成另一樣的局勢，決不是不可能的」①。張聞天也說：「可是中國共產黨當時領導機關的機會主義錯誤，不但沒有使勝利能夠鞏固與發展，而且反把暴動的果實奉送給了資產階級，使勝利的暴動變成了失敗。」②暴動勝利後的失敗究竟是由於主觀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呢？①施英：《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紀實》，《嚮導》第193期，1927年版。①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蘇南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146頁。①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教訓》，《中共黨史報告選編》，1982年版，第299頁。
②張聞天：《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中共黨史報告選編》，1982年版，第431頁。還是由於違反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呢？從以後的事實來看當然是後者。
用武裝鬥爭手段奪取國家政權，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來自列寧主義，但同時又具有中國國情所決定的特點。在中共關於武裝鬥爭、革命軍隊的認識深化過程中，瞿秋白的《中國革命之武裝鬥爭問題——革命戰爭的意義和種種革命鬥爭的方式》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篇論文的要點如下：（1）當前中國革命的總形勢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最近幾年來的發展，到了現在，已經有由深入擴大而深入，由漸進潛變而猛發突變的趨勢。」「因此，現時革命運動的中心問題，已經是實行準備革命戰爭，求於最短期間推翻中國現在的統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統治——軍閥制度。」（2）由於革命形勢已經到了推翻軍閥制度的時候，革命鬥爭方式的探討便成為重要問題。他說：「我們應當指出各種方式的必要和應用，尤其在這一時期，革命戰爭是主要的方式，其它方式都應當應用，直接的或間接的做革命戰爭的準備。」準備革命戰爭「應當認為現時主要的革命職任」。（3）在中國，需要進行「革命的正式軍隊之革命戰爭」。他說：「武裝平民的工作急須進行，要在日帝的示威抵制運動里，造成武裝在政治上的基礎，鄉村之中可以進行罷租與義軍作戰相連的局部鬥爭，城市之中秘密武裝訓練，以備革命高潮時隨著各地方的總罷業而奮起作戰；但是草創的民間武力，既然只能在內地得到局部的勝利，城市裡又無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國條件之下必須有規模擴大的武裝暴力——革命的正式軍隊之革命戰爭。」「中國民間的武裝暴動，如果沒有革命軍隊的援助和革命政黨的指導，始終難以戰勝。」（4）「革命軍隊是主體。」「政治上以革命民眾的政黨為主體，軍事上以正式的革命軍隊為主體。」廣東的國民革命軍能夠做革命戰爭的「主體」。（5）「中國現時的革命時機，正是一切革命鬥爭的方式都要善於運用，以適應革命戰爭的主要職任。」「中國革命的過去經驗和現時形勢，正從示威抵制的鬥爭之中，要再造成總罷業的革命高潮，各方面準備武裝暴動，以實行革命戰爭。」
上述瞿秋白關於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論述，代表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最高認識水平。它的不足之處也是當時的共識，這主要是：沒有認識到共產黨需要自己直接掌握正式軍隊，創造正式軍隊。但是在以後的革命鬥爭中，共產黨正一步一步地接近這一點。
1926年11月30日，史達林在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上發表題為《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關於中國革命軍隊他是這樣說的：「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裡。」史達林指出武裝的革命反③此文發表於《新青年》（季刊）第4號，1926年5月25日出版。
對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說的革命軍隊也是指的廣東國民革命軍。共產黨人在這種軍隊中的工作是要加強政治工作，使它「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體現者。」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中國革命發生了重大變化。嚴重的形勢迫使史達林和中國共產黨人對革命軍隊問題的認識大大前進了一步。1927年5月13日，史達林發表《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他指出：「現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現有軍隊，用一切可行的辦法使軍隊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過土地革命鍛煉的革命農民和革命工人所組成的新的革命的團和師的基礎，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擁有可靠的指揮人員的軍團，使它們成為武漢革命政府的柱石。這些軍團也就是以後要發展成為紅軍的新的軍隊的核心。」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下達了兩項指示，關於革命軍隊問題，其一說：「必須立即開始建立由革命工農組成的、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八個師或十個師。這將是武漢用來在前方或後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隊的武裝的近衛軍，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其二說：「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揮人員，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否則就不能保證不失敗。這個工作是困難的，但是沒有別的辦法。」到了這時，史達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才明確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自己掌握軍隊的重要性。這時距汪精衛七一五「分共」已經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了。
在中共歷史的研究中，有人認為，如果不是陳獨秀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積極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革命形勢還會蓬蓬勃勃。這種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政治鬥爭規律的顯示，對武裝鬥爭和革命軍隊重要性的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正是在中國革命鬥爭規律顯現的基礎上，在中國共產黨人達到的新認識水平的基礎上，中國現代革命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從以上的史實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它成立以後一段時間之內，並沒有把直接掌握軍隊並用它去奪取政權作為自己的任務。共產黨人的思想是按照馬克思、列寧的主張，用以工人為主體的群眾武裝暴動方式奪取政權。那時共產黨內還有一種見解、一種議論，認為共產黨人掌握軍隊就會成為軍閥。是嚴峻的歷史現實把中國共產黨推上了組織正規軍隊去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道路。由此引出了中國現代歷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
清朝滅亡之後，中國失去了長期形成的人所公認的權威——皇權。袁世凱死後權力中樞解體了，從此中國陷入各派軍閥官僚之間的政治紛爭和戰爭之中。近代中國，戰亂的頻繁是一大特點。在這種狀況之下，誰有兵誰就有權，誰兵多誰就權大。無情的現狀使孫中山和中共不能不走上組建軍隊進行戰爭的道路。
中共走上武裝鬥爭道路之後，中國出現了一種新性質的人民革命戰爭。
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付出無數的流血犧牲，中共用人民戰爭手段統一了中國，結束了戰亂不已的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