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七章 國民革命失敗後中間政派對中國出路的探索
大革命的洪流，把許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卷了進來，有些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或社會主義青年團。當革命高漲時，他們對國家前途充滿了希望，並十分興奮。但當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全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時，有些人又陷入極度的失望之中。中國的現實迫使他們重新觀察革命的過去和國家的現狀，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動。他們積極投身的或曾經嚮往的革命驟然失敗了；國民黨當權者建立了自己的統治，實行一黨專政，實行專制獨裁；國內政局依然是動盪、混亂和不安。他們不滿足繼續受壓迫的地位，不滿意國民黨各派爭權奪地的爭鬥，他們要求國家的安定和社會的進步。同時，他們又從革命失敗中得出了共產黨的主張不適合中國的結論；對大革命失敗後中共搞武裝鬥爭、以暴力手段進行土地革命的做法也不贊同。特別是「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中共採取了許多偏激和盲動的政策，更增加了他們的誤解。
也有一些未直接參加大革命但關心中國命運的知識分子如胡適、梁漱溟等，在中國政局大變動的情況之下，也從剛剛逝去的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提出對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探索中國理想的出路。
這樣，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出現了一股政治勢力，一種政治思潮，他們對中國問題的解決辦法和所要走的路，既不同於國民黨也不同於共產黨，他們要在國共之間走一條自己的道路。
第一節 第三黨對中國出路的反思與探索
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是大革命失敗後出現的一個異於國共又介乎國共之間的政派。它對中國出路的探索主要體現在鄧演達發表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中國到哪裡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關於第三黨的具體政治主張，以下幾點應當注意：第一，第三黨的政治主張，是在總結、反思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及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形勢基礎上提出的。這從它對國民黨政府性質的分析及對中共革命活動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已經成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①，是「買辦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這是正確的。同時，它對中共也作了批評，認為：「共產黨以為中國現時的經濟組織已經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因此它要用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式去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反對用不對症的藥方——共產主義革命——去破壞一切現存的經濟組織。..共產黨只是想利用農民威劫農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獨裁政權，我們卻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權。」①它不同意共產黨主張的根本理由，是通過觀察大革命的實踐，認定「共產主義革命」不適合中國革命的情況。這些批評有正確的成分，也有錯誤的成分。
第二，第三黨對中國革命的許多根本問題都進行了探討，並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認為，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著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②。因此，中國革命「必然的要以農工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軍閥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成分都會圍繞在農工的周圍，構成廣大的革命群眾」，「對外負著對抗帝國主義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務」，「對內要掃清中古時代的遺骸，造成新社會秩序的任務」。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前兩者為生的高利盤剝的、反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是「平民群眾」；革命的直接目標是奪取政權，「建立以工農為基礎的平民政權」；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爭的形式展開出來」；中國革命應分兩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權，然後實現社會主義。
以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關於中國革命根本問題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鄧接受了馬列主義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學說，但又不照搬俄國革命經驗和模式，而是主張獨立自主地依照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形成了系統的「平民革命」理論。
①《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革命行動》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①鄧演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革命行動》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②鄧演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革命行動》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第三，第三黨的理論的確深刻、系統和精闢，但在實踐中卻遭到挫折，有兩個原因是不容忽視的：一是關於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鄧演達把「平民革命」的領導責任託付給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第三黨），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與新民主主義理論根本差異之所在。二是第三黨的探索成果還停留在理論（書面）上，尚未完全付諸實際行動，同時，在理論上也有許多缺陷。鄧演達充分認識到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但反對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把希望寄託於具有投機性質的「策反」上。這便決定了「建立平民革命軍」的落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土地問題，鄧演達也主張實行「耕者有其田」，但卻不同意中共用強力手段解決土地的辦法。
這樣，國民革命失敗後出現了十分奇特的現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極大的盲動性，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但由於堅決搞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第三黨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統的理論，並且很多是正確的；但由於沒有注重或沒有來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它進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隨著鄧演達的不幸遇難，第三黨受到極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確的理論和主張更難付諸行動。
第二節 改組派對中國出路的探索
改組派正式名稱為「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它的政治主張主要體現在陳公博發表的《今後的國民黨》、《黨的改組原則》以及《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
考察改組派的政治主張，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說中共和第三黨偏重於從革命勢力方面反思、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的話，那麼改組派偏重於從國民黨立場上思考、分析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它認為：（1）中國革命能否成功，決定於三民主義能否真正實行。由於「本黨的反動分子拋棄三民主義向反動勢力妥協」①，致使大革命失敗；（2）由於有了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中國革命才有空前的發展，國民黨才獲得革命的新生命」。（3）大革命時期，中共打著國民黨的旗號，「做那馬克思主張的那種共產的勾當」②，共產國際也「打擊中國的國民革命國民黨」，所以中共和共產國際應對大革命失敗負有責任。
第二，改組派看到了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分裂潰散的現實，他們探索中國國民黨新出路的意向是十分急迫的。陳公博說：「我們要走資本主義的路罷，依然受帝國主義的支配；我們要走非資本主義的路罷，然而抗不過帝國主義的壓迫。徘徊瞻顧，各路不通。」「目前這個形勢，就是這樣混亂、糅雜、牽扯、縱橫一個局面。」③革命已到了「最危險時期」，必須尋找新出路。
第三，改組派認為，中國「要繼續反抗帝國主義和走非資本主義的路」，打出了「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改組國民黨」的旗號。但汪精衛、陳公博所謂的「十三年改組精神」，並不是孫中山以革命的三民主義為核心的改組精神。汪精衛說：「本黨改組之精神，在於認定三民主義為救國不二法門。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於民眾。欲求三民主義普及於民眾，則不能不使黨員真能為主義而奮鬥。欲求黨員真能為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鵠。此實為改組之精神。」①這裡根本看不到三大政策，而實際上其核心是要「嚴密黨的組織，森嚴黨的紀律」，通過「改組國民黨」，提高黨權，重新恢復汪精衛等人在黨內的地位。所以它提出的「改組國民黨」的許多具體主張如提高黨權，反對個人獨裁，反對帝國主義等，矛頭直指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專制，雖反映了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本主義的要求，但更多的代表了①《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2輯第6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編。
②陳宋梅：《本黨的危險》，《革命評論》第16期。
③陳公博：《今後的國民黨》，《革命評論》第1期，1928年7月出版。①汪精衛：《一個根本觀念》，《汪精衛文集》之四，上海光明書局1929年11月版，第35頁。汪精衛、陳公博等改組派上層以抬高「黨權」來對付「軍權」，使自己一派掌握政權的願望。
第四，改組派的主張曾得到當時不滿蔣介石獨裁統治，又不願跟中共繼續革命的人們的支持，並掀起了較大的政治運動，但很快便失敗了。其原因主要不在於理論本身（當然有許多問題），而在於他們的實際政治活動與其政治主張的背離。他們的主張曾獲得人們的贊同和擁護，他們的活動卻表現為國民黨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對此，陳公博也有所表述：「同志會成立的時候，本注意於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和重新改組國民黨，無如成立之後，即有軍事行動，軍事是不擇手段的，初則和桂系合作，繼則和馮、閻合作..黨的改組本為同志會主要目的，後則專談方法，棄其目的，這也是失敗的一種原因。」①總之，改組派在國民革命失敗後探索中國出路的著眼點是：大革命失敗了，國民黨應該怎麼辦？如何重新依靠國民黨復興中國革命？他們把希望寄託於改組國民黨上，以此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繼續革命的前提。事實說明：此路不通。
①陳公博：《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181頁。
第三節 人權派對中國出路的探索
人權派是以胡適、羅隆基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鬆散聯合的政治派別。經集體討論，由胡適執筆的《我們走那條路》，較典型地體現了他們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見解。
胡適認為：（1）我們要剷除的是「五大仇敵」：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2）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3）我們要走的路是「演進的路」，即「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②。這是胡適為首的人權派的「根本態度和方法」。
胡適把貧、病、愚、貪、亂作為中國社會的病症，加以剷除，揭示了中國社會的現實，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把中國引向現代化的願望，是應當肯定的。但他公開宣稱：「這五大仇敵中，..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①這就背離了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題，是根本錯誤的。他所謂的「漸進的路」，是點滴改良思想在中國出路問題上的體現，這反映了中國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變現狀卻又反對暴力革命的心態。
羅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適激進，從他的主張中可以看出：（1）羅隆基探尋中國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國政治經濟環境，尋找中國目前促成共產黨「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中共缺乏人才和中國在國際上複雜的地位，得出中共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時消滅」的結論，這種狀況必然導致中國「經濟的破產」、「政治的亡國」的前途；為了根本解決中國的共產問題，國民黨要修正黨義，放棄一黨專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統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黨治」。②同時，他從分析「中國共產問題」入手，假借「根本解決中國的共產問題」，十分巧妙地把矛頭指向國民黨的獨裁專制統治。反共之態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卻在於主張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制，實行民主政治。（2）羅隆基以「剿共」的名義向國民黨提出了忠告：「最危險的思想，是想壓迫敵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險，是思想沒有人來壓迫。」③呼籲國民黨給予更多的「思想自由」。這種呼籲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制，實行民主政治。這就是主張在國共之外走第三條路，②胡適：《我們走那條路》，《新月》第2卷第10號，1930年4月版。①胡適：《我們走那條路》。《新月》第2卷第10號。
②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第3卷第10號，1930年12月版。③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第3卷第10號，1930年12月版。即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道路。他提出的34條「必爭的人權」和「專家政治」，都是把中國引向此路的具體主張。所謂人權運動，是他們為建立這種民治國家而作的一種嘗試。
人權派的政治主張與二十年代初資產階級社會改良思潮是一脈相承的。但就理論形態和針對性而言，又有明顯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頭指向北洋軍閥，此時人權派把矛頭直接對準國民黨獨裁統治（當然也反對共產黨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條道路的企圖更為明顯，並具有較完整的理論形態，具有探索中國出路的明顯傾向。人權派的主張當然為國民黨獨裁政權所反對，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極力抨擊。
第四節 鄉村建設派對中國出路的探索
「鄉村建設派」，從廣義上說，是三十年代的一個團體很多、叫得很響的社會改良派別。其中有一套鄉建理論而又付諸實施、產生較大影響的人物是梁漱溟。從狹義上說，也就是一般的說法，鄉村建設派指的是梁漱溟領導的一派。
梁漱溟雖未直接參加大革命，但卻密切關注著革命的進展。通過對大革命進程和失敗的反思和總結，他猝然「開悟」，「不獨認識了共產黨，更深刻地認識了西洋人」。面對國民革命失敗後人們「走投無路」，或「窮極思返」，或「窮極思異」的危機，他寫成《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7年又出版了《鄉村建設理論》，詳細闡發了他對中國出路的探索結果，即鄉村建設理論。
該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1）「文化失調」論。他認為：「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①（2）「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論。他說：「中國舊日之社會構造，與西洋中古及近代社會皆不同。假如我們說西洋近代社會為個人本位的社會、階級對立的社會，那末，中國舊社會可說為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②。所謂「倫理本位」，就是整個社會都受著「倫理關係」即「情誼關係」、「義務關係」的支配；所謂「職業分立」，就是中國「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職業，而沒有兩面對立的階級」③。（3）「舊轍已破，新軌未立」，是「文化失調」的表現，也是中國問題產生的根源。（4）中國的出路是「溝通調和」中西文化，建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鄉農學校，反對走蘇俄革命的路和歐美民主主義的路。（5）「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以農業引發工業是我們翻身之路」④；「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⑤。
考察上述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應注意：第一，梁漱溟反思、探索中國出路的視角是很獨特的。國民革命失敗後，各種政派都偏重於從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方面來立論，通過直接反思當時的具體環境來探索中國出路，決定本政派的方針政策。而梁卻不同，他是從反思整個中國文化特性的角度來展開自己的理論的。他探索中國出路的思路是：首先診斷中國文化的特性，揭示中國文化精神的特殊性；然後分析中國不能走「歐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的根本原因；①《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頁。②同上書，第166—167頁。
③同上書，第171頁。
④同上書，第508頁。
⑤《鄉村建設旨趣》，《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頁。最後，他依據對中國文化的診斷，提出了自以為合乎中國文化特性，切中中國問題關鍵的理想出路——鄉村建設之路。這種探索中國出路的思路，是值得推崇的。他對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的揭示，從側面提出了任何理論引用到中國都必須適合中國國情這一基本原則，也是應該肯定的。
第二，梁漱溟對中國文化的診斷以及對中國國情分析的總結論是以偏蓋全的。中國與西歐社會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就其整體而言、本質而言，並不能以「倫理本位、職業分立」來概括；而是中國社會長期是封建社會，近代以來又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近代以來中國最迫切的直接的問題，主要不是「文化失調」，而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和統治。他根本否認中國存在階級分別和階級鬥爭，否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導致中國社會混亂的「亂源」，顯然是錯誤的。
第三，梁漱溟摒棄了「歐美近代資本主義的路」，又反對走「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他理想的路是「鄉村建設」之路。從理論上說，這條路包含了太多的傳統思想內容，他的設計遠遠落後於時代對中國步入現代化的要求。從實踐上說，1931年到抗戰爆發前的7年間，他在山東鄒平進行了鄉村建設的試驗，結果收效甚微。說明這一條道路作為「中國民族自救」之路是不可靠的。
總之，在國民革命失敗、革命高潮暫時低落的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第三黨、改組派、人權派、鄉村建設派以及托陳取消派等，都站在本階級或政派的立場上，從各種角度反思剛剛逝去的那段歷史，審視當時的現實，探索中國的出路。在三十年代，中國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論戰和討論，如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文化的爭論、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等，都是關於中國出路問題的探索，都與中國的政治現實密切相關，有的就是政治鬥爭的直接延伸和表現。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了一種不同政治派別的思想和理論燦然紛呈的狀況。這種狀況雖然比不上五四時期思想界的活躍，但許多探討卻比過去深入了。這可算是一個小小的「百家爭鳴」局面。
這種情況是中國複雜、擾亂、困惑的現實而又要求改變這種現實的反映。總的來說，探討的目的在於尋找中國的正當出路。這種探討是中國前途希望之所在。當然不能否認各種主張和意見中有著個人和黨派的私利在內，或者伴有甚至是出於爭權奪利的企圖，但不能因此抹殺它們的實際意義和理論價值。
可惜的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地更廣闊深入地開展。所以如此，有四個原因：其一，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統治和文化專制主義的壓制和打擊。其二，是中國共產黨「左」傾教條主義的打擊。其三，是軍閥混戰和國共武裝鬥爭的現實，使思想上理論上的討論顯得十分軟弱無力和無補於實際。其四，是九一八事變後日益緊迫的國家危機強烈地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因此這種相當活躍的局面，很快就消沉了。
但是思想界活躍局面的消沉不是中國問題的消失和解決。討論中的那些基本問題，在另一種歷史情況下，在另外的人們關注點上會以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