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三卷） · 第二章魯、衛
魯衛是周王朝的兄弟之邦，在周初鎮撫叛亂、夾輔王室的活動中有重要的地位。長期以來，魯一直以守周禮見稱。孔子說：「魯衛之政，兄弟也。」在政治上，衛也有類似於魯的傳統。
第一節 魯周公和魯國
魯國是周公旦的兒子伯禽的封國。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時，旦為子孝，並且富於仁心，和一般兄弟不一樣。武王即位後，旦輔助成王，卓有功勳。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同行。十一年伐紂，在牧野，大敗殷商軍隊。紂知大勢已去，便自焚而死。周公拿著大鉞，召公拿著小鉞，一左一右，夾輔周王，釁社祭天，告紂之罪。這時，在黃河下游和東方沿海，還有殷商和東夷的勢力。因此，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繼續統治殷商王畿以內的一小塊地方，並使管叔、蔡叔監視他的行動。
武王已克商，但沿海東夷尚未安靜。武王有病，群臣都很擔憂。太公召為之卜。周公說：「不可使我先王擔憂！」願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證，替武王祈福。於是設三壇，向北站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和文王。史冊作祝辭說：「您們的元孫武王發，勤勞過度而生了病。三王在天之靈應該保護子孫。旦願意代替發。旦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發不如旦，所以不如讓我代他到上天去服務，而使發治理四方，安定子孫於下地；不要使四方人民胡作非為，無所敬畏，以致失掉天命。我現在用元龜占卜。您們三王如果應許我的要求，我以璧圭奉獻，等待您們的命令。您們如果不應許，我便撤走璧圭。」周公對天和祖先表示忠誠，甚至帶著威脅的語氣。史冊祝辭畢後，再行占卜。卜人說：「吉」。卜與史冊的祝辭完全一致，都是「吉」。周公心裡感到高興，把史冊的祝辭放置在金線編製成的柜子里（叫做「金縢」），並命令保管的人不對外言①。後來武王還是死了。那時武王的兒子成王涌，年齡還小，當時國家行政命令，都出自周公。因此引起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的猜疑，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指成王）」。周公於是對太公望、召公奭解釋：「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早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②但是管叔、蔡叔仍不諒解，居然參加了武庚和東夷的叛亂。周公和召公、太公毅然舉行東征。三年，東征勝利，實行封建，封召公奭於燕（包括今河北北部到遼河一帶）；封太公望於齊（包括今山東濰水到山東半島）；封周公於魯（包括山東的東南部），與齊以泰山為界。這是周東方諸侯中最重要的三個國家。
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親自就國。東征勝利後，他們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們的兒子去分別統治魯、燕和齊。當時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協力輔①見《尚書·金縢》及《史記·魯周公世家》。《金縢》可能傳自史官，不一定是原文，但可以知道周公的思想信仰。
②《史記·魯周公世家》。
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為冢宰，百官都聽命於他。據說，周公攝政只七年。成王長大了，他就還政於成王。周公攝政期間，他「制禮作樂」，奠定了周政治經濟制度的基礎。這在今《尚書》里，諸如《康誥》、《洛誥》、《酒誥》、《顧命》等篇中，還可以看出一二。孔子說得好：「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雖然很羨慕周文化，但他也認為，周文化也還有夏商文化的因素。
周公對於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勞，所以魯在諸侯國家中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史記·魯周公世家》說：「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至春秋禮崩樂壞時，當時人還說魯「猶秉周禮」。
魯的建國及國野制度周公初封原在今河南魯山。周公東征勝利後，占領了徐奄，才把魯由魯山遷徙於今山東曲阜，仍稱其國為魯。
曲阜原是徐奄的地方。周公東征勝利以後，徐奄人民被迫向江淮流域遷徙，留下來的就成為魯國的附庸。《左傳》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商奄也就是少皞的後人。《史記·魯周公世家》說「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奄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按《史記》這一記載，可能有誤。因為周公東征，伯禽隨行，則伯禽即位應在管蔡之亂以後。《肸誓》即今《尚書》的《費誓》，費亦作粊、鮮、獮，在曲阜之東郊。這都是同音通假之字，實即一地。伯禽為了鎮壓淮夷、徐戎，在費宣誓作戰，時間亦應在伯禽即位以前；或者是即位之後，仍有淮夷徐戎之亂。春秋以後，魯與淮夷徐戎也仍不斷發生戰爭。《費誓》說：「魯人三郊三遂」。孫星衍注云：「《左傳》說：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隧），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據此可知，在古代，國（城）以外就是郊（遂與國之交界，故曰郊），郊以外就是遂。這就是國野制度。國（城）中居統治階級，野（遂）居被統治階級。他們的階級地位和待遇也不同。《費誓》先對國人說：你們要把甲冑、干戈、弓矢都準備好。你們要把牛馬拉好，把井、穫（井、穫都是為捕獲野獸而設的陷井）杜塞起來，以防牛馬誤墮其中。如果傷害牛馬，就要受到常刑。你們的牛馬，臣妾（奴隸）逃跑了，不要離開軍隊去追趕。如果離開軍隊去追趕，就要受到常刑。你們不敢搶奪人家的東西。有敢逾越垣牆，盜竊人家的牛馬，引誘人家的臣妾，要受到常刑。甲戌那天，我要征伐徐戎，你們要準備好自己的乾糧。準備不及的話，要受到大刑。
原文比較難懂，其實卻是很樸質的語言。這裡主要說話的對象是戰士，是征服者。他們是軍隊中的骨幹。他們要自備弓矢、干戈以及糧食。他們還有在戰爭中所俘虜的牛馬、臣妾（男女奴隸）。周公伯禽告誡他們不要違犯命令。如果違犯，一般的處分是「常刑」，大刑就是斬首及其它肉刑了。下面接著又對被征服的野人說：你們要準備楨和榦。甲戌前，我在戰地上要用的，都要你們供應。
否則你們和你們妻子就要都沒為奴隸。你們還要準備芻茭（草和乾草）。如果準備不足，你們要受到大刑。
由於野人是被征服者，不但語氣極其嚴厲，而且一來就是「大刑」。你們和你們妻子都要沒為奴隸，原文是「汝則有無餘刑非殺」。一般來說，被征服者是只供應戰爭用的器材、草和乾草而不上前線。
關於國野的區別，這實在是最可信的史料。孟子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又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①。戰國時，國野制度隨著井田制的解體已解體了，但是孟子認為國野是兩個階級，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這是有根據的。國人什一使自賦，就是他們只當兵和出兵賦。而野人則是「九一而助」，還保留著殷人的井田制。君子與野人是兩個對立的階級。按古代的等級制說，野人中主要就是庶人。（工商居住於國中，但他們不是國人）他們比「皂隸」要高一個等級。按階級來說，他們是「沒有權利而只有義務」（恩格斯語）的平民。
古代山東境內，氏族部落林立雜居。齊魯對於它們的統治政策，是有差異的，《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著一個故事：魯公伯禽就封以後，三年才回京「報政」。周公問道：「何遲也？」伯禽問答說：「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但是以前太公封於齊，只五個月就回到周來「報政」了。周公說：「何疾也？」回答說：「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因此周公太息說：「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這顯然是根據春秋以後的情形說的，因為魯在西周並不太弱。但這一故事說明，齊魯對當地的被征服者在政策上確有不同。齊國因循舊俗，所以比較簡易。魯則積極改革舊俗，推行周政比較嚴格。如國野制度，齊國在春秋齊桓公時才實行，即其一例。
三桓的形成及季氏專政孔子概括春秋時期的歷史說：「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①「天下有道」，是孔子指西周時期說的。春秋時期是「天下無道」。魯國公室衰微，沒有爭霸，但三桓專政，陪臣執國命。
三桓是指桓公的三個兒子及其後裔。按嫡長子繼承法，他們只能享受采邑，另立小宗，應該聽從大宗（公室）的領導。在采邑內，他們是高級的統治者。在國內，他們又被公室所領導。但是他們世代享受卿祿，子孫繁衍，干預公室，因而造成私家強而公室卑弱，即孔子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這種局面不但魯國如此，其它諸侯國也差不多如此。孔子只是舉魯國為例而這樣說的。《左傳》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從這段記載看來，隱公是惠公的庶子。因為惠公嫡夫人沒有兒子，故隱公只是「攝政」。《史記·魯周公世家》補充說：「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這比《左傳》的記載更為清楚。①《孟子·滕文公上》。
①《論語·季氏》。
值得注意的是諸侯國家裡同樣有「攝政」制。息，即隱公。允，即桓公。隱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到杜圃祭祀鍾巫，為公子翬（揮）所弒，是為桓公即位。
春秋初年，齊、魯、宋、鄭關係密切。桓公夫人系齊襄公的妹妹。桓公十六年，他帶著夫人到齊國去。襄公因與妹妹間的私情，為桓公所察覺，派彭生與桓公同車，在車上勒死桓公。魯國責襄公，襄生殺死彭生，把屍體送給魯國以卸脫罪責。春秋時期貴族之間實行一夫多妻制，因此保存著許多群婚制的現象，而以齊國較著。襄公與其妹的關係，可以說是這種遺風的留傳。桓公死後，太子同即位，是為莊公。莊公死，莊公的兄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都是桓公的庶子。他們及其後裔，即所謂「三桓」，逐漸成為魯國的強宗。
莊公病危，照習慣要預立太子。他徵求弟叔牙的意見。叔牙說：「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意思是要莊公立庶兄慶父。莊公心裡不願意，退而問弟季友。季友堅決擁護莊公的兒子斑，表示寧願以死作保證。莊公說：「叔牙想立慶父，怎麼辦？」季友以莊公的命令要叔牙到鍼巫氏那裡去，使鍼季強迫叔牙飲毒酒自殺，而立其子為叔孫氏。這是叔孫氏的來歷。公元前662年莊公卒。季友立斑為君。慶父派國人犖殺了斑，而立莊公子開，是為閔公。季友因立斑失敗，逃到陳避難。
慶父非常兇橫。他的子孫以他為始祖，建立宗族，號孟孫氏，亦號仲孫氏。這是孟孫氏（仲孫氏）的由來。
慶父與莊公夫人哀姜私通。哀姜本來要立公子開。閔公即位後，她又與慶父合謀，想謀弒閔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襲殺閔公。季友聽到這一陰謀，與公子申奔邾。邾在曲阜之西數十里，原是魯的附庸。季友想由邾潛入魯國。魯人內應，要殺慶父。慶父害怕，逃到莒國。季友奉公子申入國，立為僖公，申也是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賄賂莒國，要他們遣送慶父。慶父被迫回來，季友使人殺死慶父。這時，齊國已是桓公在位，他要稱霸，不得不做點霸主的樣子。他召哀姜於邾，而後殺死了她，把她的屍體送歸魯國。僖公以禮葬之。
季友的母親是陳國之女，所以他逃到陳國避難。他和莊公少子申自陳到邾，擁申為僖公，有功於魯，成為季孫氏的始祖。
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三家之中，以季氏為最強，後人對它有種種傳說。魯桓公在生他前，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於兩社（周社與毫社），為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①這已經預示著季氏將來要繁榮發達。後來他生下來後，又有文在掌上如「友」字形。故名友，號為「成季」。
魯自僖公以後，至文公、宣公、成公期間（公元前626—前573年），公室卑於小侯，日益衰微。而季氏與公室和東門氏、叔孫氏不斷發生鬥爭。僖公是以季氏的擁立而即位的，因而奠定了季氏專政的基礎。僖公卒後，文公即位，另一貴族東門氏開始爭政。文公有三妃，長妃齊女為哀姜（與前哀姜不是一人），生子惡和視。次妃敬嬴，生子俀，得到文公的嬖愛。俀的保護人襄仲（仲遂）是東門氏貴族。他要立俀，叔仲（叔孫氏）反對。襄仲於是請求齊國為外援。齊惠公新立，要與魯親近，所以答應了襄仲。公元前①《史記·魯周公世家》。
609年，文公卒，襄仲殺了惡和視而立子俀，是為宣公。
宣公時，公孫歸父因其父襄仲有功，得到宣公的信用。季文子對此不滿，宣布說：「使我殺適（嫡）立庶，失大援者（指齊），襄仲！」這是季氏對東門氏的公開挑戰。這時公孫歸父也勸宣公「去三桓」，並聯晉為外援。成公即位，叔孫氏與季孫氏之間的鬥爭又發展起來。叔孫宣伯得到成公母穆姜的支持，宣伯反對季文子，「欲去季孟（季孫氏與孟孫氏）而取其室」（此室字不專指妻妾兒女，而是奴隸、財產）。這時成公將與季文子聘問晉國，穆姜硬逼著成公答應此事。成公一面敷衍，一面加強宮殿的守備，使宣伯、穆姜不能得逞。這時宣伯也趕到晉國，對晉國當權的大夫郤犨說：「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欒氏、范氏），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晉於是執季文子。成公回國後，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要子叔聲伯除去仲孫蔑，並扣留季文子。聲伯說：「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①範文子和欒武子商量，覺得季文子在魯國有崇高的地位，影響很大，決定放回季孫行父。這是叔孫氏與季孫氏之間的一次鬥爭。但季氏從此更加強大了。史稱季文子死後，「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指僖公、文公、宣公三君）」①，這可說是反映他在魯國所享有的信條。
初稅畝、作丘甲和舍中軍魯襄、昭時期（公元前572—前495年）是三桓，尤其是季氏最強盛的時期。季氏行父執政之後，仲叔蔑（仲孫氏）、公孫豹（叔孫氏）執政。後來又是季孫宿、叔孫舍執政。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一總結說：「魯之執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這可見季孫氏獨占優勢的地位。
在季氏專政時期，魯國出現了初稅畝、作丘甲和舍中軍等在經濟、軍事方面的幾件大事，反映了當時階級鬥爭和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特點。
《春秋經》，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稅畝」。《春秋經》只有這樣三個字。綜合三傳的解釋看來，是從此年起，魯國公室開始向私田徵稅。原來井田制的土地分為公田和私田兩部分。公社農民助耕公田以外，私田收入本屬農民所有，此即所謂「藉而不稅」。藉者，借也，即借民助耕公田（也即藉田）。「藉而不稅」就是助耕以外再沒有其它負擔。畝就是「八家皆私百畝」的私田。現在魯國公室向農民私田徵稅，這是不合舊制的，所以三傳對此都有嚴厲的批評。《左傳》宣公十五年說：初稅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意思是說，農民的負擔不超過公田以外，使他們過著比較富裕的生活。因此初稅畝，——向農民私田徵稅，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是不合理的。《公羊傳》說：「稅畝者，何也？履畝而稅也。」據《國語·齊語》，春秋初，齊桓公已經按土地面積大小徵稅了，時間上要比魯國更早，但是《國語·齊語》的記載混雜著戰國時的制度，不一定可靠。但初稅畝確是魯國向農民的私田征①《左傳》、成公十六年。
①《史記·魯周公世家》。
稅，這是可以肯定的。《穀梁傳》說得更為明白：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
這一段記載，雖然出於漢代人之手，但是它對於公田和私田的關係說得相當明白。春秋以後，井田中的公田已因「暴君污吏慢其經界」，絕大部分被掠奪而成為暴君污吏、貴族官僚的私有土地了，而農民卻仍按舊習慣「助耕公田」。這樣一來，助耕也就成為徭役勞動，土地的掠奪者也就成了地主。馬克思在談到波蘭、羅馬尼亞等國在中世紀時期還保留著公有土地制的殘餘時說，它們原來有公田和私田兩部分土地，前者由共同體成員共同耕種，後者則是分給共同體成員一家一戶耕種的。雖然有所謂公田和私田之分，但都是共同體的公共財產。這種共同體就是公社，其土地制亦即井田，所以有公田和私田之分。馬克思接著說：「在時間的進行中，這種公地被軍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奪了，自由農民在他們地上做的勞動變成了他們替公地盜占者的徭役勞動了。農奴關係就是這樣發生的。」①魯國的「初稅畝」，齊國的「履畝而稅」就是井田制被破壞和掠奪了以後，向農民徵收租稅的情形。我國古代本無「租」字，租稅之租正是反映「助耕公田」的助變為租的歷史進程。在「初稅畝」時，也許只限於私田徵稅——即「履畝十取一也」，而公田依然還是保留「助耕」，故《穀梁傳》說：「初稅畝者，非公（室）之去公田也。」當然，公田最後也被取消（被掠奪），這只是不久將來的事情。到春秋末年，不論公田私田，都採用租稅的剝削方式了。
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公社農民自然不是沒有反抗的。《詩經·齊風·甫田》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詩中說公田裡已長滿了莠草，正是公田被荒蕪不耕的現象。公田是由官吏們督責農民耕種的，故公田「稼不善」是農民不勤奮耕種的緣故；私田「稼不善」則是官吏過度剝削農民的緣故。
上文講田野制度時已說過，國人當兵並出兵賦，野人是不當兵的，只從事農業勞動。但是「初稅畝」以後的四年，公元前590年（成公元年）魯國又「作丘甲」。《穀梁傳》解釋說：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
甲是牛皮或犀牛皮製成的。國人當兵，所以是國人之事。春秋以後，戰爭頻繁，兵源愈來愈不足，國野的界限不得不取消了。丘原來是野外的地名，古人居住於丘，故曰「丘民」。丘甲就是開始要野人（丘民）也納兵賦。戰國時《司馬法》說：「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每丘出牛一頭，應為四頭），是曰匹馬丘牛。」馬牛既可為運輸之用，也可制皮甲。
公元前484年，哀公十一年，「用田賦」。田或作甸。甸從勹從田，意指城郊四周的土地。西周時所謂甸服，即此甸字。《司馬法》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可見甸在丘外。《左傳》於是年記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田賦亦即甸賦。按照孔子的意思，如果「斂從其薄」，「丘亦足矣」；不然①《資本論》第一卷，第368—369頁。
的話「雖以田（甸）賦，將又不足」。當然戰國以後如秦那樣，「用田賦」就是指所有的田畝了。甸賦則是魯統治者更進一步增加公社農民的負擔。至此國野的界限也不存在了。
用田賦，是季孫氏的意見，這是《左傳》和《國語》明白記載的。初稅畝，作丘甲，雖然沒有指明是季孫或三桓共同的意見，但是很可能是他們共同的意見。何以知之？《論語·顏淵》說：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這是宣公初稅畝以後一百餘年了，遇到年成欠收或饑荒之時，只徵收十分之一的稅（即徹）已顯然不夠支出。有若的話是要哀公不分公田私田都徵收賦稅。
古代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這是大概的規定。三軍分上、中、下三軍。中軍一般由國君率領，其他二軍由卿大夫率領，如齊楚都是這樣。公元前562年，襄公十一年，魯「作三軍」。可見在此以前，魯只二軍。據《左傳》記載：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
可知作三軍也是季孫氏（宿）的意見，叔孫氏是不太同意的，但是後來他還是同意了，於是「盟諸僖閎（地名），詛諸五父之衢（地名）」。三家約定：「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後人對此解釋不一，繹其大意如次：（1）從此把公室之軍分為三股，由三家各率領之。
（2）三家各自毀棄了私乘。這些私乘之人原來都對公室有服役的義務，現在季氏要求它們作為私邑，這樣可以不徵兵賦，否則，加倍征賦。
（3）古代士兵都是自己的族人，即所謂「士有隸子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就是採用子弟兵制。
（4）孟孫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即一半採用子弟兵制，一半如季氏那樣，徵收兵賦。
自此之後二十五年，昭公三年（公元前537年），三家又向公室進一步發動進攻。《左傳》於是年說：舍中軍，卑公室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以前作三軍是公室尚主中軍。「舍中軍」就是廢除中軍，這當然對公室是很不利的，實際上這已取消了公室的兵權。四分公室，就是季孫獨占四分之二，叔孫、孟孫各占一份。從此以後，三家都採取征賦的辦法。「公食於貢」，就是三家各出一份貢賦，給公室而已。公室從此喪失了全部兵權。
昭公出亡公元前541年，昭公繼襄公即位，叔孫穆叔（公孫豹）對此反對，認為昭公乃敬歸之娣齊歸所生，非嫡長子。穆叔說：「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長立，年鈞擇賢，義鈞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接著，穆叔又說了昭公的許多缺點。但季武子卻堅決擁護昭公終於使他即位①。由此可見季孫氏和叔孫氏之間的分歧。
魯國不斷發生內爭，對外更加衰弱。魯欲背晉從楚，因國人反對，未成事實。晉景公卒時，魯成公親自赴晉弔唁，晉國留成公，到送葬畢後才放回國。襄公初立，又赴晉朝聘。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引為國恥。楚靈王章華宮建成，昭公前去祝賀。靈王賜昭公寶器。後來靈王反悔了，又把它收回。以後，昭公又多次朝晉。
公元前487年，昭公二十五年，「鵒來巢」。據說這是從海外異國飛來的禽鳥，群眾視為不祥。當時歌謠說：「鵒來巢，公在乾侯；鵒入處，公在外野。」預言昭公將出居國外。
這一年，季氏與郈氏鬥雞。季氏預先在雞羽內撒下芥子，使雞相鬥時，芥子迷住對方雞的眼睛，以便取勝。郈氏也作了弊，在雞距上套了銅管。季平子得知後，大怒，要去攻打郈氏。這時臧昭伯之弟會，得罪了臧氏宗族，逃奔季氏。季氏把他藏匿起來。因此，臧氏也恨季氏，把不滿季氏的族人也窩藏起來，表示報復。季氏更怒，囚臧氏的宗老（族老），於是郈氏與臧氏聯合起來，訴於昭公。九月戊戌日，郈、臧和昭公一同代季氏政，進入季氏的邑。季平子慌慌忙忙登台，大聲說：「君（昭公）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迂沂上。」昭公勿許。「請囚於費」，又勿許。「請以五乘亡」，又勿許。子家駒（仲孫氏之族）說：「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昭公還是固執不聽。郈氏又從旁煽動：「必殺之！」起初，叔孫氏是傾向於昭公他們的，至此忽然變卦。叔孫氏的家臣鬷戾對他的族人說：「無季氏與有，孰利？」族人都說：「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說：「然！救季氏！」這樣，兩家合作，打敗了昭公。孟懿子（仲孫氏）聽到叔孫氏已戰勝，於是也起來殺死郈昭伯。三家共同作戰，昭公大敗，出奔國外，後來到了齊境。齊景公「請致千社待君（昭公）。」昭公拒不接受。子家駒勸昭公不如到晉國去。昭公不從。叔孫氏見平子，表示不如使昭公回來。平子沒有表態，實際是不同意。
次年春，齊伐魯，取鄆，要使昭公居於鄆。夏，齊景公將送昭公回國。
季氏家臣申豐、汝賈送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以賂。子將對齊侯說：「群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由魯赴晉，請晉幫助昭公入國，事未成。元公死於道中。叔孫昭子求入其君，無病而死。當時人們都認為是「天棄魯國」。這樣，齊景公也就停止了送歸昭公的念頭。
過了一年，昭公到了晉國，請求晉國幫助他入國。季平子跟晉六卿先已私下講通。他們接受了季氏之賂，諫晉君，晉君也不敢送昭公入國，而使昭公住在乾侯（晉境內邑）。又過了一年，昭公從乾侯到齊國的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稱「主君」，昭公感到侮辱。昭公這樣流浪在齊、晉之間，十分狼狽。晉召季平子商量。平子布衣跣行，通過晉六卿，表示謝罪。六卿因此對晉君說：「晉欲內（納）昭公，眾不從！」昭公終於死在乾侯。自公元前517年（昭公二十五年）至前510年（昭公三十二年）昭公流亡國外前後八年。公元前481年，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
定公立，趙簡子（鞅，即趙孟）問史墨說：「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他問，這是什麼緣故？史墨回答說：①《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後之姓（子孫）於今為庶，主所知也..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①這位史墨完全是站在卿大夫貴族的立場上說話的。他說公、卿貴族是君主之副貳，因而他們代替君位是合乎自然規律的。這不但在魯國是這樣，衛獻公被驅逐出同時，師曠與史墨一樣發表了類似的言論。
家臣叛亂及魯國衰亡春秋後期，魯國三桓專政。他們的「家」等於一個小國，不但有堅固的城堡，而且有自己的軍隊、臣僚和人民、奴隸。家臣就是卿大夫貴族「家」里的管家，如家宰，邑宰，屬司馬等等，和諸侯國內的官吏一樣。
家臣的叛亂也叫「陪臣執國命」。陪臣就是陪台之臣。《左傳》昭公七年，「人有十等」，其最末一等為「仆臣台」。仆，陪，古音相同，通用。下文說：「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陪台也」。這正是仆台可作陪台之證。家臣、陪臣，實即貴族「家」內的奴隸管家。
宰字，從宀從辛。辛是犯罪奴隸。宰是家內執役的奴隸，他們管理王宮和貴族「家」內的飲食、車服、衛生醫療以及一切雜役。商周時期，宰的地位高，王的親屬、貴族也有做宰的。因此，宰或大宰、冢宰成為「百官之長」，例如周公曾任冢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周禮》第一個官就是天官冢宰，其屬官有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都是卿、大夫為之。此外還有上士、中士、下士等等，已經看不出家內奴隸的痕跡了。春秋以後卿大夫專政，他的「家」已等於國，所以卿大夫、士都有甘願做宰的。
殷商時有一個著名的人物伊尹。說到底，他也是一個跟隨著有莘氏女兒陪嫁過來的奴隸，即媵臣，也即小臣。東方國家家內奴隸的特點是他（她）們得到主人的寵幸，往往可以作為家內成員的一分子，比如伊尹在卜辭里他受到隆重的祀典。還有師、保、傅，他（她）們實際只是太子的保育員。在太子未成人前負責保育教養太子。殷代的傳說，膠鬲等，從其字源看，還保留著奴隸或低賤平民的痕跡。而西周以後，師、保、傅和宰合稱四弼、四輔，或者把師、保、傅稱為「三公」。周公、召公、呂公（姜太公）都做過太師、太傅、太伯或太宰等官。
春秋末年，季氏家族實際上已代替了魯國的政權。直至魯國滅亡，魯君雖然存在，不象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那樣。但是魯國的「陪臣執國命」卻是華夏諸侯國家最突出的現象。孔子說：「陪臣執國命，蓋三世希不失矣。」這三世，可以說，就是昭公、定公、哀公之世。
季孫氏的費，孟孫氏的成，叔孫氏的郈，是三家的采邑。後來，三家各自擴展，占有土地愈來愈大，邑的城圈也愈來愈堅厚，等於或超過諸侯的城（國）。於是，季、孟、叔三家據城反抗諸侯，後來大夫的家臣也據城以反①《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抗其「主君」（家臣稱卿大夫為「主」，即主人之意）了。
公元前537年，豎牛反叛叔孫氏。開始了家臣叛亂的局面。
前魯國發生叔孫僑如之亂時，穆叔（僑如弟）逃奔齊國避難，路上和一個婦女姘居。到齊國後又和齊國的貴族姑娘結婚，生孟丙和仲壬。後來穆叔回國，在路上又會到了那個姘居的女人。她告訴他，在他走後生了個兒子，已長大了。穆叔一見大吃一驚。他忽然想起，好像在夢中見過其人。原來他在齊國時，曾經夢見天壓下來，壓得喘不過氣來。恰好有一個「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的東西過來。穆叔喊道：「牛，快來助我！」他這一喊，壓在身上的東西解除了。穆叔一見這位姘婦生的兒子，就認出他就是夢中所見的牛，於是就稱他為豎牛，豎字表示未成年的孩子或奴隸之意。
穆叔把這豎牛帶了回來，有寵，並使管理家政。當時齊女為穆叔所生的兒子孟丙回來，豎牛玩弄種種陰謀，使穆叔不喜歡他，後來又把穆叔氣死。他勾結季孫氏的家臣南遺，把穆叔的另一個家臣杜洩排擠出去。這樣，豎牛更進一步專制了叔孫氏的家政。仲壬自齊回來了，季孫氏想使仲壬即位，而豎牛反對。豎牛發動了叛亂。南遺對季孫氏說：「叔孫氏厚，則季孫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他要季孫氏不幫助叔孫氏，另方面卻與豎牛勾結，煽動國人幫助豎牛，戰於「大庫之庭」。豎牛因沒有貴族支持，很快失敗，結果，叔孫昭子（穆叔之庶子）即位。
南蒯是南遺的兒子。季平子即位時，不禮於南蒯，南蒯產生了反叛的念頭。他勾結子仲說：「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我以費為公臣」。子仲默許。南蒯又和叔仲穆子（叔孫氏）說明情況，希望獲得叔孫氏的支持。公元前530年，南蒯發動叛亂，叔仲小，公子慭（即前面所說的子仲）等也參加了叛亂。
南蒯將發動叛亂時，費人都譏笑他，編歌謠說：「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季平子的軍隊包圍了費而打不進去。平子因此怨恨費人，捉住費人就囚禁起來。叔弓建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①因此費人轉變態度，傾向於季氏。
公元前528年，昭公十四年，南蒯為了爭取費人的支持，欲與費人結盟。在會盟時，費人劫南蒯。後來他逃往齊國。齊景公對魯很有野心，因而魯國的叛臣往往到齊避難，齊幾乎成了「逋逃藪」。齊景公向南蒯說：「叛夫？」南蒯回答說：「臣欲張公室也。」齊大夫子韓晢說：「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這可見陪臣叛亂是貴族所反對的。
公元前505年，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囚季桓子。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的嫡長子，而更立庶子以代替嫡長子之位，以便控制三桓，進而專魯國之政。他探知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而與費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與二人商議：先殺季氏，然後驅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季孫斯，以叔孫輒代叔孫州仇，以己代孟孫無忌。陽虎計劃在噘祭時捉住季桓子。
孟孫無忌知道陽虎的陰謀，同情季氏。他暗暗地加固宗邑，並選勇士三百人做工，預為防備。到噘祭前，陽虎宴請季孫於蒲圃。無忌得到消息，使人趕緊告訴孟氏的邑宰公斂陽，伺機行動。噘祭的一天，季孫斯果然來到。陽虎請季孫斯登車，奔赴噘祭場所。陽虎在前面為導，虎之從弟陽越跟在後面，左右都是陽氏的黨羽。季孫斯覺察有變，但已經無法逃脫。幸而駕車者①《左傳》，昭公十二年。
林楚是季氏舊人，季孫斯目示林楚，求他幫助。車行到大衢，林楚忽然加鞭南向，馬怒而奔。陽越望見，大喊「收轡！收轡！」林楚不應，反更加快鞭，馬奔益急。陽越怒，從後彎弓射楚，不中。林楚趕著車已經進入孟孫氏的堡壘，孟孫出救季氏。陽越攻堡壘不下。無忌使做工的三百壯士射箭，陽越中箭而倒。
陽虎先到東門，回頭不見陽越、季孫，於是轉至大衢，得知陽越追趕季孫，已被孟孫氏家兵所殺，於是便急奔定公宮，劫定公出朝。路遇叔孫州仇，劫之同行，共攻孟氏於南門。三桓聯合起來共攻陽虎。陽虎見大勢已去，逃奔齊國，不久又奔晉，依靠趙氏。
公元前500年，定公十年，叔孫氏家臣侯犯以郈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郈，久而未克。侯犯將以郈與齊交換地方，郈民不肯，圍攻侯犯。侯犯懼而奔齊。
如上所述，家臣（陪臣）就是貴族管家，即使不是奴隸，也出身低賤，如南遺、南蒯以及陽虎當都不是貴族。因此，家臣的叛亂說明，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宗法封建制已經日益解體，從而發生政權的下降和轉移。當時孔子作魯司寇，他是主張「張公室」（擴大公室）的。在私家反抗公室時，他是站在公室方面反對私家的。當家臣們起來反抗私家時，他又是反對家臣的。因此，他曾經提出「墮三都」的政治口號。三家起初為了鎮壓家臣叛亂，也同意了。但是三都真的毀壞了，三家就失去了根據地，所以三家後來又都改變了主意，因此墮三都的計劃終於失敗，未曾實現。
春秋末年，魯國日益衰弱。當時吳越日益強大。魯君希望利用吳與魯國同姓的關係，借用吳、越的力量以牽制齊國和三桓，結果化為泡影。
公元前487年，哀公八年，吳為鄒（邾）伐魯，至城下，盟而去。同時齊又來伐，取三邑。十年，魯伐齊南疆。十一年，齊又伐魯。
公元前473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這時，哀公患三桓，三桓也患魯公作難。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街，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企圖以越伐三桓，三桓亦攻公，公奔於衛，於鄒，後來奔于越。國人迎哀公復歸。不久死於有山氏。
戰國時，魯更加衰弱。七國之間互相爭城奪地，沒有把它作為戰略上的據點，所以一直延續到戰國中期。當秦、趙正醞釀著長平大戰之際，公元前261年，楚乘虛攻取魯的徐州。公元前256年楚遂滅魯。這個和周一樣古老的「秉周禮」的國家終於滅亡。
第二節 衛
衛的建國康叔名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行九。衛是康叔的封國。
周克殷後，以殷墟及其周圍的土地封給康叔。《左傳》定公四年記載說：「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按「殷虛」在今河南安陽小屯。自本世紀末以來，已在這裡發現了殷商的都城、宮殿和陵墓遺址，並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青銅器、陶器、玉器、石器以及多達千具的作為人殉的屍骨等。殷虛的發現大大地推進了殷商歷史社會的研究。衛的始封地就在所謂「殷虛」及其周圍數百里的地方。
《呂氏春秋·慎大》篇說：「親■如夏」。高註：「■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據此可知殷、衣、■在古代都是同音字，周人習慣上稱商為衣、殷，但《呂氏春秋》所謂「親■如夏」看來，這一地區可能本來就是夏的同盟國韋之所在，即《詩》「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之「韋」。舊注，韋地在今滑縣，與牧野在今淇縣相距甚近。疑夏代之韋應在淇水一帶。周克殷後，封康叔於此，故稱其國號曰衛，衛，即韋也。衣、殷、韋（■）固然同音相通，而周所以用「衛」代之，當是一方面表示它是夏商的故國，另方面表示現在已是周的屬國諸侯之一了。
克殷之初，武王以東方沿海還保存著殷商及東夷的頑固勢力，便分置邶、鄘、衛三監。以紂子武庚祿父居邶，仍奉商祀；以管叔、蔡叔分別居於鄘、衛①。武王不久去世，周公攝政，管蔡叛亂。周公東征勝利，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三監遂廢。周公於是封康叔於衛。
周東征後，遵照武王的遺願，營建洛邑，分封衛國於其東面，駐紮重兵。可見衛國的重要作用。今《尚書》里還保存著《康誥》、《梓材》等篇，是周公諄諄勸告康叔封的訓辭。在誥辭中，反覆迴旋著「明德慎罰」的主要調子，意思是對本國人民要發揚恩德，要寬大些，對四方歸附的國家要謹慎地施用刑罰，必須適中。他還告誡康叔說：「你審理司法案件，要好好參考殷人的習慣風俗，處理得有條有理，即使是割鼻子，割耳朵那樣的輕刑，也要慎重，不可獨斷獨行。」
在《梓材》篇里，周公以建造房屋和耕作為例，說明在政治上也是一樣。造房，要先打好基礎，然後才能建造起房子來。基礎一定要打得堅實。又如種田，要勤於耕耘，把雜草除盡，才能長好莊稼。另外，還有一篇《酒誥》，這是一篇禁酒的訓辭。周公要康叔嚴禁殷人群飲鬧事，甚至可以格殺不論。周人有飲酒的，可以把他捉住，送回成周來處理。
康叔在衛的統治，大概是很有效果的。但是他沒有長期留在衛國。正如周公、召公和姜太公一樣，他們都回到宗國來了，把他們的封國交給了自己的兒子去管理。康叔到宗周做了司寇，管理刑罰的工作。大概後來康叔長期①自古對於三監，有不同的說法。如《逸周書·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以監殷臣。」《漢書·地理志》以邶武庚、鄘管叔、衛蔡叔為三監。留在宗周，沒有就國，所以就由其子庸伯統治整個衛國了①。
君位的爭奪衛國在西周時期的歷史，記載下來的很少。《史記·衛世家》但記其世系。自庸伯以後，傳至七世為釐侯，正當周厲王之時。厲王出奔於彘（今山西霍縣）。周在十四年中沒有立王，由「共和」行政。這「共和」終究是什麼意思呢？一說是周公和召公兩大家族執政，一說是衛釐侯的弟弟共伯和。共是地名（采邑），伯是爵位，和是人名，他是以諸侯的身份而到王室去執政的。《竹書紀年》和《莊子》、《呂氏春秋》都主後說。不論是前說或後說，都表明周代曾經是貴族民主專政。當時王室與諸侯雖然實行嫡長子繼承制，但並不是絕對的，因而常常引起君位的爭奪。
周宣王時，釐侯武公相繼為衛君。幽王時，犬戎叛亂，武公帶兵助周平戎，有功。武公卒，莊公即位。莊公時衛國日益衰落。
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貌美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弟也嫁給莊公。按娣媵制，姊妹同時嫁給一個丈夫，春秋時東方諸侯中尚很流行。其娣得莊公寵幸，生子完，立為太子。但莊公另一嬖妾，生子州吁，莊公也喜歡他，要他為將。大夫石碏感到憂慮，勸諫莊公說：「庶子好兵，使為將，亂自此起。」莊公不聽。莊公死，太子完即位，是為桓公。州吁叛亂，殺死了桓公。自立為君，但衛人並不擁護他。石碏的兒子石厚擁護他，給他出主意，想辦法。石碏本來勸諫莊公不要寵愛州吁，防他叛亂，現在他的兒子厚卻與州吁同夥，自然不能同意。石碏叫石厚到陳國去，說：「要穩定君位，必須要得到周天子的承認。陳侯有寵於王，可以請求他幫助說情。」石厚信以為真，到了陳國。石碏對陳桓公說：「此二人（州吁與石厚）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桓公聽了石碏的話，把州吁和石厚一齊捉住。於是衛人派右宰醜到陳殺死州吁，石碏也派家宰獳羊肩殺死石厚。當時人讚美石碏的行動說：「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參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①。這「大義滅親」的典故，流傳至今，它反映了父家長在宗族內的權力。
州吁被殺之後，衛人迎立桓公弟晉於邢（今河北邢台）而立之，是為宣公。他在位時同樣發生了君位的繼承問題。他起初寵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一作急子），以為太子。伋長大後，娶齊女為妻，尚未成婚。宣公聽說齊女長得很美，便自娶之。宣公這種行為，在春秋時其他諸侯里也有，並不奇怪。他與齊女生了兩個兒子，壽和朔。伋母一死，宣公便立齊女為夫人，因而太子伋的地位發生了動搖。但要公開廢除太子，這是與制度不合的。因而，宣公與齊女設計，要害死伋。宣公派太子伋拿著白旄（旗子）乘車出使他國，同時又派人在境界上等著，好乘機暗殺。此事被仁厚的庶弟壽知道了，他告訴伋以宣公的陰謀，要他不要前去。但是伋說「逆（違反）父命求生，不可。」②堅決不肯違返父親的命令。壽覺得勸阻無用，便自己乘車拿著白旄趕在伋前①《逸周書·作雒》說：「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即指此而言。中旄父之名，見於銅器銘文。孫詒讓考證，認為中旄父庸伯《史記·衛世家》作康伯，康為庸字之誤。①《左傳》，隱公四年。
②《史紀·衛世家》。
面。等候殺伋的人一看，以為就是他要暗殺的伋，便把壽殺死了。接著太子伋趕到，對謀殺者說：「你要殺的是我，你錯把我的弟弟殺死了！」謀殺者就又殺死了伋。伋、壽被殺之後，朔即位，是為惠公。
朔即位後，國人不擁護他。右公子與左公子原是太子伋與壽的保傅，即保護人。他們心懷不滿，便乘機作亂。惠公逃奔齊國，於是立太子伋的弟黔牟為君。他即位後八年，齊襄公興兵來伐衛國，把惠公護送入衛。左右公子被殺，黔牟逃奔於周。惠公立三年，出亡，在齊八年，復入國，與前通計凡十三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①。
北狄的侵擾及衛遷國春秋初期，北方的遊牧部落狄人甚為強大，不斷地侵犯晉、宋、衛、鄭等國。晉國在抗擊狄人的活動中，出力最多。狄人被迫，由西而東，衛首當其衝。公元前662年（魯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齊救之。公元前660年，狄又侵衛。衛懿公平日淫樂奢侈，愛好養鶴，讓鶴乘在軒車上，給它們祿位，招搖過市。國人很厭惡懿公。狄人侵衛，他命「國人受甲」者（即士）去抵抗狄人，國人都說：「讓鶴去抵抗吧。」狄人大舉直入，殺死懿公。
狄伐衛時，齊桓公稱霸。他號召諸侯「尊王攘夷」。宋、鄭等國都來幫助衛遷國，由河北渡過河南，在漕（今河南滑縣西南）安頓下來。這時衛的遺民，據《左傳》記載，男女一共只有七百三十人，加之共、滕兩地的人民也只有五千人。齊桓公派公子無虧帶領兵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幫助衛在曹戍守，另外還贈送車馬、衣服、牛、羊、雞以及建築用的木材。鄭這時也派高克帶兵駐在黃河邊上。
公元前659年（魯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今山東聊城縣西），同時遷衛於楚丘（今河南滑縣東）。邢衛遷國之後，當時人反映說：「邢遷如歸，衛國忘亡。」①懿公死後，國人還是懷念宣公時太子伋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於是他們又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死後，復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文公時，《左傳》說他「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文公時，衛國雖然無力抵抗狄人，但是它已由革車三十乘而增加到三百乘了，國力頗有增強。公元前629年，為了避免狄人的凶焰、衛又從楚丘遷於帝丘（今河南濮陽）。帝丘傳說是昆吾住過的地方。
孫氏、寧氏的廢立和莊公、出公的爭國齊桓公的霸業衰落以後，宋襄圖霸未成。晉文公繼齊桓公之後，稱霸中原。當晉文公流亡在外的時期，曾在狄十二年。他自狄經過衛、齊、魯、宋、曹、陳、鄭等國，然後由秦返回晉國即位。當他過衛時，衛成公接待無禮。晉文公回國後，晉衛關係頗為緊張。因而衛人責備成公。成公逃奔齊國，後來又由齊奔逃楚國，由楚逃奔宋國。晉國舉行諸侯會盟，他不敢去參加。衛人立成公弟叔武攝政。後來，晉國送成公回國。回國之後，成公不想辦法去①以上史事詳見《左傳》隱公三年、四年，桓公十六年及《史記·衛世家》。①《左傳》，閔公二年。
穩定人心，反而把攝政的叔武和大臣元垣殺死。成公卒，穆公即位。穆公卒，定公即位。定公時，孫氏和寧氏兩個大族專政，衛君形同傀儡，沒有實權。據《左傳》記載，衛定公臨死以前，命令孔成子和寧惠子立敬姒之子衎為太子。定公死後，太子衎果立，是為獻公，但是定姜卻堅決反對，要想立她的兒子鱄（子鮮）為君。敬姒是定公的妾，按嫡長子繼承法，敬姒之子是無權立為太子的。當初衛定公死後，定姜大喊大哭：「是夫（指太子衎）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自稱）！烏乎！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①獻公在位（公元前576—前558年）很不穩定，他和貴族大臣矛盾重重。
有一次，他約定時間請孫文子和寧惠子宴會。他們二人穿著朝服，準時前去，但從早晨等到中午，卻未召見。後來聽說獻公打鳥去了，他們忍著氣，到苑囿去找獻公。獻公不脫去獵裝和皮冠接見他們，這在當時是不合禮的。他們更加生氣了，便下決心要推翻獻公。
孫文子在他的采邑戚舉行叛亂。獻公派子、子伯、子皮前去談判。孫文子把他們都殺死了。獻公覺得談判無望，不得不逃到齊國。衛人於是立公孫剽（《史記》作狄）為君，而實際政權卻落在另一貴族寧氏的手裡。後來獻公到了夷儀，他希望諸侯能夠出來幫助他復國。他派子鮮去與國內當政的寧喜（寧惠子）商量「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願把政權交出，而只承擔祭祀，這實在是最低的條件了。獻公在外流亡了十二年（公元前558—前546年），後來在諸侯的幫助下，終於回國。
獻公對於寧氏的專權，漸漸發生不滿。他企圖利用孫氏的勢力驅除寧氏。晉齊等國也積極幫助衛獻公，大臣公孫免余等更加大膽，於是發動進攻寧氏。寧喜死於叛亂之中。從此，寧氏的勢力被消滅。
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有賤妾，她懷孕時，夢有人對她說：「我就是康叔，你生子必有衛國，我給它取名為元。」她感到奇怪，問孔成子。成子說：「康叔是衛的始祖。」後來她果然生子。孔成子把賤妾的夢和生子的事告訴襄公。襄公聽了很高興。恰好襄公夫人沒有兒子，襄公便立元為繼承人，是為靈公。孔氏家族由此逐漸得勢。
靈公夫人南子與太子蒯聵有惡。太子蒯聵與他的家臣合謀要殺死南子，未成功。靈公大怒。太子蒯聵奔宋，後來又投奔晉趙氏。
靈公想改易太子，使他的小兒子郢（子南）即位。他對郢說：「我將立你為繼承人。」郢說：「不可！我不夠擔承社稷的重任，請您另外物色人吧。」靈公死後，夫人南子又向郢說：「這是靈公的遺命！」郢仍堅持不可。他說：「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人以輒為君，是為出公。當時晉國想扶持蒯聵回國即位。同時，衛國內孔悝懷著野心，也盡力促成蒯聵回國。經過一段陰謀鬥爭，公元前480年（出公十三年），蒯聵終於入國為君，是為莊公。出公逃奔於魯。
莊公即位後，地位並不穩固。莊公三年，他在動亂中為戎州人所殺。衛人於是立公子斑師為君。齊伐衛，俘虜了斑師，另立公子起為衛君。但是不久衛君起又被大夫石圃所驅逐，起奔齊。出公自齊回國復位。
出公復位後，與貴族們很有矛盾。他想壓抑貴族的勢力，而終歸失敗。
出公因此又出奔越（今山東曹縣附近），最後死於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之①《左傳》，成公十四年。
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是公元前469年，已進入戰國時期。
衛國是春秋時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在莊公、出公時的兩次叛亂中，工匠都參加了。《左傳》定公八年說：「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可見工商業者在衛國有相當的力量，所以貴族不能不利用他們。
衛的衰亡及其文化衛國在戰國以後，跟宋魯一樣，顯得很衰弱，但奇怪的是，它苟延殘喘到公元前254年，才被魏所滅。春秋後期，鄭國大夫子寬曾預言「鄭先衛亡」。鄭亡於韓，是在前375年。看來這句預言是說中了。
衛的原封地，本來是黃河以北的殷墟。但春秋以後，北方的遊牧部落迅猛南侵，邢、衛首當其衝。幸而齊和其他諸侯的幫助，衛遷於漕，又遷於楚丘，再遷帝丘。戰國以後，衛遷於野王（今河南沁陽）。趙、魏、齊、楚為了爭奪土地，宋、衛成為主要對象。但是它們誰也不能把宋、衛獨吞。因此，在平衡或均勢的形勢下，宋、衛能延續很久。
公元前372年，趙伐衛，攻取了七十二個小邑。以後二十年中，趙更取衛的甄、漆、富邱等地。此時，衛已危在旦夕。但是魏遷大梁以後，國力尚強。衛成了趙的附庸，是魏所不能容忍的。故公元前354年魏為了救衛，圍趙邯鄲。次年，齊魏之間發生著名的桂陵和襄陵之戰。在襄陵之戰時，宋衛也來參戰。公元前351年，魏歸趙邯鄲，魏趙在漳水上結盟。衛從此就在趙魏兩國的均勢下維持著，直到公元前254年魏向東攻取孤立在東方的陶，才同時滅了衛。
魯、齊、衛、宋，地理上緊密相鄰。但是衛在社會文化上更接近魯宋，而與齊較遠。孔子曾數次到過衛國。魯衛的文化以春秋時的情形來看，無疑是以姬周文化為主流。但是它的地理環境，本是殷商以及虞夏、東夷等族的後人雜居的，因此，衛文化不能不融合著姬周以外的其他族的因素。根據《詩經》里的邶、鄘、衛三風看來，它們與鄭、曹、陳等風很近似。從大範圍說，它們反映了東方諸國文化的共同性、一致性。《詩經·鄘風·桑中》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雲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這首詩可以說是「桑間濮上」的代表。按《詩序》說：「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又如《詩經·衛風·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這首詩中的「氓」，可能是指小人或士。「我」是女子自稱。她責備男人失信，沒有按時使媒人來正式訂婚，而是先幽會而後挽媒向女的父母訂婚。這是我國少數地區中至解放前還流行的風俗。
自三十年代以來，河南濬縣、輝縣陸續發現衛國的墓葬，出土不少精美的青銅器、玉器和瑪瑙的首飾。在濬縣辛村發現的青銅鬲，上有銘文可讀為「衛夫人□姜作其行鬲用」。推其年代，可能是衛惠公或懿公之時。輝縣琉璃閣的墓地是衛國遷都於楚丘後的遺址，時間不一，晚的可至戰國。另外在這裡還有魏國的墓，戰國以後衛已成為魏的附庸了。
輝縣出土的銅器中，有一個有狩獵、採桑圖象的杕氏壺，最具特色，它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可以與《詩經》里的《桑中》等詩相對照。
魯衛是貴族執政的國家。由於貴族的爭權，常常發生君位繼承的鬥爭。
如衛，被逐出國的就有惠公、獻公、殤公（公子剽）、出公、莊公。莊公、出公本是父子，而竟發生君位的爭奪，一個出國，一個入國。這個現象並不只是「亂臣賊子」造成的，而應該是古代貴族民主權利的表現。衛獻公流亡在外的時候，晉侯對師曠說：「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以為不然，他回答說：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這一段言論，見於《左傳》襄公十四年，是後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根據。在師曠看來，「出君」之事固然是必不得已，但是君應該遵照神的意志，愛護人民，象父母一樣，使他們能順著性成長。如果暴虐其民，匱神乏祀的話，那麼出其君也就是應該的。師曠說「天生民而立之君」，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主，這是我國古代的民主思想。
第三節 蔡、曹
周公旦、衛康叔兄弟十人，都是文王元妃太姒所生。長兄伯邑考，早死。次日發，即周武王。次叔鮮，封於管（今鄭州附近），以參與武庚叛亂被誅。次即周公旦。次叔度，封於蔡。次叔振鐸，封於曹。次叔武，封於成（今山東省泰安市南）。次叔處，封於霍（今山西省霍縣）。次即康叔封於衛。次曰季載，封於，曾為周司空。在這十人中，武王、周公、康叔已分別在本編另有記述。其餘，事跡多無考。蔡曹兩國略有可記。因附於魯衛兩國傳記之後。
蔡西周初年，蔡叔度以參與武庚的叛亂，被流放。周公承成王命，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據《史記·管蔡世家》記載：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率德循善」，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後來周公又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蔡初封，是在今上蔡，繼遷至今新蔡。
蔡仲以後，經過七傳，至僖侯時，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室東遷。在這一段時間，《史記·管蔡世家》於其世系外，沒有別的記載。
春秋時，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也娶於陳。息夫人悼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假裝來代息，而自求救於蔡，當蔡兵來息時，楚乘機擊之。這時，楚國已經占領江漢流域，其勢力已逐漸向東發展至汝穎流域，陳蔡等國已日益受到威脅。楚文王聽了息侯的計謀，果然出兵，俘虜了蔡哀侯。哀侯因此被拘留於楚，過了九年，終於死在楚國。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繆侯。繆侯時，齊桓公稱霸。繆侯有投靠齊桓公的意思，故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桓公與夫人在船中遊戲，夫人蕩船，桓公不讓她盪，她不聽。桓公很不高興，送夫人歸蔡，但並未斷絕婚姻關係。蔡侯也發了脾氣，把他的女弟另嫁別人。桓公因此伐蔡。蔡潰敗，繆侯被虜。諸侯為蔡說情，齊桓公才饒了蔡侯。
齊桓公死後，宋襄公圖霸失敗，晉與楚繼續爭霸。在晉楚長期爭霸戰爭中，蔡和陳鄭等國都採取「兩親」的政策。蔡公子燮是主親晉派，但是國人反對。陳國的慶虎、慶寅對楚國說，蔡公子燮與陳公子黃都是親晉的，鼓動楚國伐蔡。因而蔡人殺了公子燮。
春秋後期，陳蔡等國已愈益衰弱，隨時都有被楚滅亡的危險。公元前531年，楚靈王在申，他召蔡靈侯來會。靈王伏兵殺死了來會的蔡靈侯，滅蔡，以楚公子棄疾為蔡公。
公元前529年，楚公子棄疾在蔡發動叛亂。這時，楚靈王正在前線乾谿（在今安徽毫縣）。隨從的官吏聽到公子棄疾叛亂的消息，都紛紛離散。當靈王和右尹子革及左史倚相快到郢郊的時候，子革勸靈王在郊外等候、以觀其變，他不聽；勸他出奔國外，他又不聽。後來靈王孤零零地在野外遊蕩，又飢又餓，終於被迫自殺。
楚國的變亂終於使公子棄疾奪得君位。這就是楚平王。為了緩和諸侯國家的猜疑和籠絡陳蔡人民，應許陳蔡復國。楚平王立蔡景侯的少子廬為君，是為蔡平侯。蔡平侯殺靈侯之子隱太子。平侯死，隱太子之子東國攻殺平侯子自立，是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國內不斷發生內亂。
公元前529年，蔡昭侯去朝見楚昭王時，他自己穿著一件美裘。還有一件，他送給了楚昭王。楚令尹子常看到他們的美裘，要蔡昭侯也送給他一件。蔡昭侯無法滿足子常的貪慾。令尹子常便把蔡昭侯拘留在楚，不讓蔡侯回國。後來蔡侯沒有辦法，只好把身上的美裘送給子常，這才得回國。這時，蔡國實際已名存實亡。
蔡昭侯到了晉國，想依靠晉國出來幫助。晉國正因大夫專政，也不願公開得罪楚國。公元前506年春，以晉為首，在召陵會盟。蔡很不知趣，要求自己的位次排在衛國之上，互相爭執。晉侯講到蔡國是周成王時因管蔡之亂而被流放在宋、陳等國之間的，不能夠與康叔之後的衛國相比，所以後來蔡終於讓衛在蔡的前列。這年，蔡因從晉國之意滅掉了沈（今河南平輿縣）。沈本屬楚，所以楚國立刻發兵去攻蔡。蔡求救於新興的吳國。就在這一年冬，吳王闔廬以蔡為先導，去攻伐楚國，發生柏舉之戰。楚與吳剛接觸就被打敗。吳軍進入楚國郢都，楚國幾乎滅亡。
蔡國越來越成為吳楚爭奪的對象。公元前493年，楚令尹子西率兵伐蔡。蔡侯害怕，一心一意投靠吳國，吳遷蔡於州來（今安徽鳳台）。公元前491年蔡昭侯將朝於吳，蔡國的貴族反對。他們擔心吳又將蔡遷徙，乃令賊利（人名）殺昭侯。昭侯被殺後，蔡又誅賊利，向吳國解說。蔡人以成侯繼位。公元前479年，楚滅陳。前447年，楚滅蔡。
曹曹，是叔振鐸所封國，在今山東省定陶。
春秋時期，曹國也是晉楚爭霸所爭奪的對象。它的外交，不是傾向於楚，就是傾向於晉。由於地近晉、宋，也就更多傾向於晉，而最後被宋所滅。齊桓公稱霸，正值曹共公在位。公元前637年，晉重耳由狄回國，經過曹、鄭等國。據說，重耳在曹時，這位曹共公偷看重耳的駢脅（一種生理缺陷）很無禮。信負羈勸諫，不聽。因此得罪了重耳。公元前632年，晉楚發生城濮之戰。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宋，虜曹共公以歸。城濮之戰，楚敗於晉，從此曹更親晉。但是宋國卻不放過對曹的侵擾。公元前645年和前640年，宋連續伐曹，並包圍了曹。前606年，宋又圍曹。以後，前492年、前489年和前488年，宋連續伐曹。
公元前499年，曹伯陽三年，國人有夢眾君子立於社宮（社宮，社地），謀欲亡曹。曹的始祖叔振鐸出來勸阻他們，說：「請等待公孫疆。」眾許之。天明以後，求公孫疆其人，卻遍索不得。那個做夢的人暗暗告戒其子說：「我亡，爾聞公孫疆為政，必離開曹，不要遭到曹禍。」這是曹國已將滅亡的前兆。曹伯陽好田弋之事。曹野人公孫疆亦好田弋，獲得一隻白雁去獻給伯陽，並且給他大講田弋之說，進而講國家政事。伯陽非常喜歡他，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疆以言霸，取悅於曹伯陽。曹伯陽於是背晉而干預宋國之政。宋景公伐曹，晉人不救。公元前487年，宋終於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疆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見《左傳》哀公六年七年及管蔡世家）。
戰國時期，定陶已成為宋國的工商業城市，是齊秦之間的交通樞紐，因而爭宋也就是爭定陶。齊滅宋前，秦國的范睢，齊國的孟嘗君都因爭奪定陶為封邑，因此展開了合縱連橫的鬥爭。齊一滅宋，占有定陶，形勢因此發生一大變化，各國由憎秦而憎齊，發動五國攻齊的戰爭，齊從此衰弱。
關於曹國的歷史，我們所知雖然很少，但是《詩》三百篇卻有曹風四篇，從反映的內容看來，其風土人情與宋、衛、鄭、陳實在差不多。
第四節 泗上附庸小國
周初，分封諸侯，同時也有附庸小國的出現。泗上是眾多小國所在地，而魯是附庸小國的主要宗主國之一。關於附庸小國的記載，流傳下來的很少。現在我們只能就眼下所見的僅有資料，略事整理，以見史事之概。
釋附庸《左傳》定公四年記載魯國初封的情形說：「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土田倍敦，在《魯頌·閟宮》作「土田附庸」，《召伯虎■》則作「仆庸土田」。孫詒讓、王國維認為陪敦即附庸，亦即仆庸，因倍、附、仆古音相同，故可通用，敦殆即庸字之誤。但是附庸究竟是什麼呢？他們卻沒有解釋。《孟子·萬章下》篇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禮記·王制》與《孟子》所說略同。這樣應以「附庸」一詞為正，陪、仆都是假借字。庸為城郭外牆，「附庸」就是城牆外圍從事農業耕作的勞動者。《孟子》與《王制》顯然系指國家，附庸國家的人民也自然是附庸人民了。自上古以來，今山東至河南的東南部，曾經散居著許多氏族部落。按照「興滅國，繼絕世」的習慣制度，它們雖然歷經改朝換代，換了幾個新的統治者，但仍舊被保留下一小塊土地，奉祀他們的祖先。例如，春秋時期山東境內還有黃帝、堯、舜及夏禹的後人，如姒姓、己姓、曹姓、任姓、風姓等等。它們不但有一小塊地方，而且仍舊在父家長或氏族長領導下，過著聚族而居的生活。由於地方太小，人口不多，不能上達於天子，而只能依附於某一諸侯。如果以「附庸」為正，那麼它們所在就是都城不太遠的地方。這樣的氏族、國家，大概就是孟子所謂「附庸」了。上引《左傳》「因商奄之民」云云，必定是原來居住在曲阜的土著人民，被征服以後，除了那不甘心做順民而逃亡者外，就只好做附庸了。由於他們原有的社會組織尚未破壞，人們還有一定的自由，所以他們不是奴隸。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五《爵姓存滅表》註明為「附庸」者，有邾、小邾、蕭、鄣、顓臾、牟、鄟、極等。但是鄣，姜姓；極，姬姓。他們與齊、魯同姓，不知何故也列為附庸。邾在春秋時期雖是附庸，但是它在齊國的支持下，國力相當強大，分為小邾、大邾兩部分，屢與魯國作戰，打敗魯國，與天子和諸侯都有往來，為什麼也是附庸呢？這說明，即使原是附庸，大國諸侯對它的統治並不嚴格，所以仍有恢復獨立的機會。
關於附庸的社會和歷史，我們至今所知很少。《論語·季氏》篇記載季氏將伐顓臾。孔子的學生冉有為季氏宰，因此向孔子徵求意見。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子路）與求（冉有）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肖牆之內也。
這段話很重要，可以幫助我們對附庸進一步的了解：（1）魯國初封時，其生產力還很低下，因此貧富比較平均，社會也比較安定。
（2）對於周圍的氏族、鄰國，征服以後，並未消滅，而只作為「附庸」，所以說「修文德以來之」。來是招徠歸附的意思，並不是強制性的。所以孔子認為，在他們歸附之後就應該好好地招撫它們，和平相處。
（3）顓臾是魯的附庸，它的地方就在曲阜附近，所謂「邦內」，和季孫氏的費邑相鄰。正因如此，季孫氏強大之後，就想把它並為己有。孔子預見到三家的陪臣已很猖狂，行將發生叛亂，所以說「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肖牆之內」。因此，「附庸」被解釋為「負郭之田」，住著從事農業的依附農民，是有理由的。
以上是說附庸在周初與分封諸侯同時出現的。周宣王時，繼續舉行分封和附庸制度。例如《大雅·崧高》記載分封申侯於謝（今河南南陽市）時說：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以《左傳》定公四年封魯「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因商奄之民」的記載為例，可知此「庸即附庸之省稱，就是說，被征服的謝人已成為申侯的附庸民了。又《詩經·大雅韓奕》詩記載韓侯分封的情形，非常生動。詩里說：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穢）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這「因時百蠻」與「因是謝人」和「因商奄之民」語例一致，可證百蠻（包括穢、貊）已成為韓侯的附庸國或附庸民了。韓的地點應在河北以北，直至遼河之間，似不應在今陝西韓城。故詩里說「以受北國」。庸作墉，是城郭的圍牆。壑是窖或護城河。藉是藉田，實畝是指私田。這大概是，百蠻被征服後已被組織於公社內，故有公田和私田的區別，並且在城牆外從事耕作。如上所說，附庸是處在被征服者的地位。由於他們還保留其原有的社會組織、土地、房屋等，因而它們雖淪為附庸，被迫在野外從事農業勞動，對征服者有一定的負擔和貢獻，但他們不是奴隸，而應該是依附農民。但是如果他們的民族、宗族或者國家已遭破壞，其田宅已遭沒收，那麼，他們的命運就必然更加悲慘，因而淪為奴隸。
泗上附庸小國自泰山以南至泗水一帶，曾經有許多附庸小國。儘管在文獻上並沒有一一記載它們是附庸，但其實就是附庸，如郯、鄫、莒等國之為附庸是文獻里明白記載的。春秋以後，它在齊國的支持下已經強盛起來，成為獨立國家了。此外滕和徐也可能原是附庸，而也成為相當強大的獨立國家。《戰國策·楚策五》說：「大王悉起兵以伐宋，不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有已。」戰國時泗上十二諸侯還包括宋魯。當時宋魯已是弱國，但是決不是附庸。
邾，金文作鼄。傳世邾國之器數件，製作精緻，韻文鏗鏘可誦，與華夏諸侯的器物無別，可見春秋時它的經濟文化已與華夏文化相等。由《邾公■鍾》銘文自稱為「陸終之孫」，曹姓，則它與徐楚等都是顓頊之族。《大戴禮·帝系》篇說：「陸終娶於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氏。」按女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則邾氏為曹姓之說，是可信的。邾與徐楚等可能都是從北方或東方沿海逐漸南遷，至西周時，邾已成為魯國的附庸了。春秋時期邾已成為獨立國家，並分裂為大邾和小邾兩部分，猶之大宗和小宗一樣。大邾原在今山東的魚台縣西南，小邾則是在今滕縣之東。同在滕縣南的薛城則是薛國，任姓。鄫在今山東峰縣，姒姓。莒，已姓，在山東海邊，春秋時也遷至莒縣。這些小國大都是古代留下來的氏族，土地微小，人口很少。
春秋以後，齊國稱霸，逐漸向東南發展，魯、宋、鄭、衛等國都常常遭到它的干擾，這些小國更不在話下。不過它也不能立刻明目張胆地滅亡它們，而是以它們為附庸，使它們成為衛星國和保護國，從而與魯為敵。如邾本是魯的附庸，春秋以後，齊國常常暗中支持它，與魯作戰。公元前639年（魯僖公二十一年），魯伐邾，次年又伐邾，從此關係日益惡化。公元前609年，邾又去攻伐鄫國而發生邾魯戰爭。公元前555年，晉會諸侯伐齊，並執親齊的邾悼公。但是以後「邾人驟至」，屢次擾亂魯國的邊境。國內部也有親魯的，如公元前552年邾庶其來投奔魯國，就是一例。
滕國是一個姬姓小國，在今山東滕縣西南。公元前716年，滕已見於《春秋經》，可見它與魯國的親密關係。公元前712年「滕侯薛侯來朝」，「滕薛爭長」，即爭行禮時位置的次序。薛侯說：「我先封」。薛之祖先薛仲為夏的車正，所以他說：「我先封」。滕侯反駁說：「我，周之卜正也（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魯公聽了他們的話，終於不得不請滕侯為長，薛姓為次。從這個故事看來，周初分封時，庶姓諸侯要低於姬姓諸侯，因而庶人也就必定要低於周人。
戰國時期，滕國是著名的。據說滕文公時曾要實行「仁政」，因而孟子也曾到過滕國。同時還有楚國許行之徒也到了滕國，他們「願受一廛而為之氓」，他們大概都是庶人，而孟子則是貴族，所以滕文公要在「國中授孟子室」，室包括奴隸和其它財產。許行之徒提出「君民同耕」，孟子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勞心勞力都是勞動。但是堅持「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提出國野的區分，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在春秋時期，這些泗上小國都衰弱了。但是它們仍苟延殘喘地延續到了戰國時期。後來它們不是被滅亡於齊，即滅亡於楚。
泗上小國，有的是古代遺留下來的氏族，有的是被征服的國家。它們在經濟文化上，有的落後，有的並不落後。華夏諸侯往往以勝利者自居，視它們為蠻夷。在它們這方面，確也或多或少地保留著自己的風俗習慣。例如《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郯子朝魯，魯公在宴會時問他說：「少昊氏以『鳥名官』，是什麼緣故？」郯子回答說：「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接著他列舉鳳鳥氏、玄鳥氏、伯趙氏、青鳥氏、祝鳩氏、鴡鳩氏、爽鳩氏等。孔子聽到郯子的談話後，去見郯子並向他請教，然後告訴人家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意思說，當時周人已經沒有「以鳥名官」的制度了，但是周人也可能實行過這個制度，或夏商實行過這個制度，而當時卻只有郯國還保留著這個制度，所以孔子說：「學在四夷」。
東方諸侯國家在君位繼承上往往「一繼一反」，同時並行，並且保留貴族民主制，以及野蠻的人殉人祭的習慣。這大概也是夏商和東夷人的習慣，有的已經周人改革，有的卻被保留著。」例如《左傳》文公十三年記郯文公準備由鄒遷都於繹，史官說：遷都於繹「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文公說：「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民也。民既利矣，孤之願也。」這種「天生民而樹之君」的思想是古代貴族的民主思想，後來為孔孟所繼承發揚。
清末以來，在泗上諸國遺址中發現許多青銅器，如鄫國的《曾伯■簠》，早有著錄。解放後，在今湖北隨縣發現了隨的墓葬、銅器等，銘文均稱為曾侯，因此有人認為隨就是曾。但隨是姬姓，而曾是姒姓，還是疑問。
莒國是己姓。解放以後，在莒縣發現了不少墓葬和文物。1963年，在莒縣天井汪出土一批銅器，有編鐘、鎛和列鼎等，其中壺蓋上有蛇形的鈕古文字「已」，作蛇形，己姓或是以蛇為圖騰。從器形、紋飾、製作技術看，它們實與華夏諸國文物無甚差別，但是《左傳》記載鄫、邾、莒、宋等國都還保留人殉人祭的野蠻習慣。莒縣大店2號墓，在花園村北有墓主棺槨和十具殉葬人棺，墓主為男性。南部為器物坑，有殘馬骨架四具，有青銅器、陶器。整個墓室底部中央有一腰坑，一狗，仍保持商代墓葬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