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三卷） · 第三章　甲骨文和金文

第一節　甲骨文 甲骨文及其分期 我國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成文資料，始於商朝。商朝的文字資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幾種。其中以甲骨文最為重要，而且數量最為繁多。 甲是龜甲，有龜腹甲、龜背甲，腹甲較多，背甲較少。骨是獸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馬骨、豬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腫骨，間有肋骨和距骨。也有少量的牛頭骨、鹿頭骨和人頭骨刻辭。 《禮記·表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殷人尚鬼，遇事好占卜。占卜後便記錄下來。記錄有寫有刻，於甲骨之上或用朱書，亦有墨書；有的先寫後刻，有的不寫而直接刻寫；還有的將文字塗以硃砂或塗墨；也有的鑲嵌松綠石，這就是所謂卜辭。甲骨文絕大多數皆為卜辭，間或也有與占卜有關的一些記事文字。 甲骨學是以這種甲骨文字為研究對象未對甲骨文字本身，並進而對商代的社會歷史各方面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 甲骨文出上在河南安陽殷虛以及附近地區，其中以小屯村出土為最多。 在附近的侯家莊、大司空村、鐵路苗圃、後崗、四盤磨、高樓莊等地也出土過幾片乃至幾十片。 甲骨文是商代後半期，也就是盤庚遷殷至紂辛亡國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約公元前1395—1122年）間商朝後半期所謂殷代的遺物。甲骨文還可以細分為不同的時期。目前各家的分期方法還沒有達到統一的意見。普通仍以五期分期法為妥，即第一期包括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甲骨文中的卜辭《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簡也，典從冊，在艹上，象兩手供俸之形。《墨子·魯問》有「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甲骨文並非商代的典冊，亦非竹帛金石的文字，乃是占卜及與占卜有關或者偶然的記事文字。 商代占卜所用大龜為南海種。腹甲整用，背甲則中剖用之。還有的改造成長圓形，中間有孔可以穿起。用甲骨時切去骨臼的突頭，再將骨脊剖平、整治後的甲骨占卜時，即在其背面，個別胛骨在正面進行有規律的鑽鑿，先鑿一長槽，旁邊再鑽一略小的圓穴。然後火灼鑽鑿，正面即現「卜」形裂紋卜兆，以此來判斷吉凶。占卜後，將所卜之事項記在甲骨上。先在卜兆上面刻記上占卜次序，即一、二、三等，稱兆序。有時往往是一事多卜，有一次占卜多至二十餘次者。兆旁記有兆辭，如不玄冥、一告、二告等。或記吉凶，稱吉、大吉、弘吉。最後記刻下所卜之事項。一條完整的卜辭可分為四部分，即敘辭（前辭）——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某人占卜命辭——間占卜何事：占辭——占卜後商王、近臣觀察一下，以判斷吉凶；驗辭——占卜的事情是否靈驗。 甲骨寫刻卜辭，是有一定的規律的。大體說來，除一部分特殊情形者外，皆迎逆卜兆刻辭。如龜背甲從中間鋸開，右半者，其卜兆向左，卜辭則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辭則左行。龜腹甲以中縫為界，右半者，其卜匕向左，卜辭則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辭則左行。惟頭尾及左右兩橋邊緣上之卜辭，則常常由外向內，即在左者右行，在右者左行，與前例相反。獸腫骨，左骨其卜兆向右，卜辭則左行；右骨其卜兆向左，卜辭則右行。惟近骨臼之一端，則往往兩辭由中間為界，在左者左行，在右者右行，不拘前例。 甲骨卜辭往往由正反西方面問疑。刻在龜甲上相應位置的左右卜辭，稱對貞。由於兩段卜辭中間又刻有另一條內容不同的卜辭，稱相問卜辭。卜辭有在甲骨正面容納不下而轉刻於背面的，稱正反相接。義卜辭反覆卜問同一事項而分刻於數塊甲骨之上只是各自的卜序不同，稱同文卜辭。 甲骨文中除大量卜辭之外，還有少量其他的記事刻辭，如祭祀表、干支表、記晴雨、記往來和偶然的記事刻辭。還有包括刻在龜腹甲的甲橋反面的甲橋刻辭，刻在龜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辭，刻在龜腹甲右尾部的甲尾刻辭，刻在腫骨日處的骨臼刻辭和刻在腫骨骨面寬薄一端下的骨面刻辭，它們用於記錄甲骨的來源、數量及祭祀等事項。還有一些刻辭除用龜甲之外，也有刻於鹿角、鹿頭、兕牛頭、虎骨及人頭骨上的，它們多半是記載戰功和狩獵擒獲之辭。 甲骨文的結構我國的文字發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經是一種相當進步的文字了。從文字結構來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但這種象形已經定型化，如馬、牛、羊等許多字已和今天的寫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書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藝術化。又出現有大量合體形聲字，如鳳，從凡聲；酒，從酉聲；水名如洹，亦從亘聲。假借字亦普遍出現，如數字百、千、萬、十干、十二支、方位字東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為又、有、祐、侑。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經使用了後人所謂的「六書」的原則，但更多的還是象形、會意、形聲、假借四種造字方法。 雖然甲骨文基本上還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圖畫，而是將事物簡化成一種固定的文字了。 到目前為止，甲骨文中共發現單字約五千個左右，其中能認識且能隸定的只有大約一千多字。甲骨文的篇幅非常簡約，在一版龜骨上往往占卜多次，最多的在半塊龜背甲上可以卜一百六十三次。原則上每個卜兆各為一條卜辭或一組兆刻一辭。有的卜辭省到只一二字。儘管如此，仍有長文卜辭，可達五六十，甚至九十多字，記事卜辭中更有一百多字的長文。 甲骨文的內容甲骨文雖是商王占卜所用，但內容豐富，並不只是簡單地記載吉凶而已，其內容涉及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無論商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如關於商代的農業、畜牧、田獵、貨幣、交通、先公先王、諸婦諸子、家族宗法、平民奴隸、方國地理、刑罰牢獄、征伐戰爭、天文曆法、祭祀宗教、醫藥衛生等等。特別是關於商代歷史上的一些關鍵性的問題，象國家起源、社會形態、階級關係、土地制度等等，都可以從甲骨文里找到有關資料，以從各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 譬如在天文氣象方商，甲骨文里有日月食、各種星宿、風雲雷雨冰雹虹霓的記載。在曆法方面有干支紀日，以征伐祭祀紀年以及大小閏月等等。在地理方面，甲骨文里有許多森林、草原、河流與湖泊的記載，可以看出與今天的地貌不同。 在農業生產方面，從甲骨文里可以看出當時雨量豐富、氣候溫和，知道牛耕，知道施肥，並有管理農業的官吏，農業作物有稻、麥、黍、稷，收藏糧食的地方有廩倉，農業區域遍及中商及東南西北四方。 在畜牧業方面，包括六畜，即馬、牛、羊、雞、大、豕都有。飼養牲畜有牢■■圂，養牛可達一千頭之多。商人愛馬，馬有各種名稱並有各種裝飾。由甲骨文看來，當時日獵還很發達。有田有狩，有陷井、有逐射、有羅網、有焚燒。獵獸以糜鹿為最多，亦有虎狼及野豬，並有兕象。根據紀錄，田獵收穫最多一次可得糜鹿四百五十一頭。 捕魚方法有釣有網，有射扠。除捕魚之外，還捕有龜鱉等水產動物。 在交通方面，有騎有乘，有馬車、有牛車、有舟船及橋樑、驛傳及館舍。在貨幣方面，普通為貝玉。貝，稱朋；玉稱珏。十玉為一珏，十貝為一朋。 最高統治者稱王、稱朕、稱余，又稱一人和餘一人，儼然為至高無上獨裁專制之口吻。 王之左右有諸婦和諸子，又有近臣。 被統治階級，有平民，稱眾。有奴隸，奴隸有男有女，有臣有妾，有執有■，有僕有奚，有姬有婢，又總名之為羌。 社會組織方面有諸婦諸子，宗族姓氏和宗法。 地域方面有中商和東土、南土、西土、北土，東方、南方、西方、北方。有邑有鄙，有大邑、有西邑有二邑、三邑、四邑、廿邑、卅邑、乃至四十邑。邑之外曰鄙，有東鄙、西鄙。邑鄙之郊曰奠，有南奠，西奠。奠之外有封國，封國之爵有侯白男田，又稱多田與多白。 又有方國散布四方。武丁時方國有四十餘，主要的象土方、舌方、羌方、周方，多散布在殷之西北。帝乙帝辛時的方國主要的象夷方、盂方，則散布在殷之東南。殷人與方國的戰爭，規模相當大，一次出征可動員三千人至五千人，最多武丁時一次出征達一萬三千人。帝乙帝辛時，伐夷方往返達一年之久。 統治機構方面，國家的文官有多臣多尹，武官有多馬多射，史則先為武官後為文武。刑法有手帶鐐銬、割鼻鋸腿、直至砍頭。牢獄有圉、■、囹圄。軍隊有左、中、右三師、三牧和三戊，士兵則稱眾人和族人。 科技文化方面，在醫學上，甲骨文中有頭、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產、婦、小兒、傳染等疾病，治療上除用藥外，還有針刺、艾炙、按摩。又有醫官名小疒臣。 在紡織方面，甲骨文中有蠶、桑、絲、帛，又有蠶示乃蠶神。 在釀造方面，甲骨文中有酒、醴、鬯。這些釀造的酒類，除了供人飲用之外，又是祭祀祖先常用的禮品。 甲骨文中還有「金」字的偏旁和冶鑄的鑄字。商代除了精美的青銅器之外，還有精微的制玉業、制骨業和松綠石鑲嵌的製品。 在宗教方面，自然崇拜則祭祀山川和四方的風神。天神崇拜則祭祀上帝和日月星辰。另外大量的祭祀卜辭還表現了對於祖先的崇拜。 總之，甲骨文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成文資料，數量繁多，內容豐富。從文字學來看，它比許慎的《說文解字》早了一千五百多年；從古史學來看，甲骨文發現之前，有關商代的記載只有《尚書·商書》五篇和《詩經·商頌》五首，就連兩千年前的孔子都嘆稱商代文獻不足。甲骨文材料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還有流傳到今天的古典文獻，象《尚書》、《詩經》、《楚辭》、《山海經》和《史記·殷本紀》等書，到底哪些靠得住哪些靠不住，也必須由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證。把甲骨學結合古典文獻、考古學、民族學等，經過詳細地占有資料，加以科學分析，用以恢復商代的社會面貌，研究商代的歷史，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甲骨的保藏、出土和發掘甲骨用於占卜後，有些可能歸入檔案用窖藏起來，有些則廢棄扔掉。商末殷都歷經武王伐紂一場兵燙之災，遂成廢墟。以後又經歷代破壞。《呂氏春秋》說：自古無不亡之國，即無不掘之墓。秦漢之際殷墟便有古器物出土，《說文》說郡國山川得鼎彝。《緯書》上也有丹甲青文的記載。宋代隨古物出上而有了金石學，清末在河南安陽的田間即有甲骨出現，村人視為藥材售予藥店。1899年山東福山金石學家王懿榮首先辨認出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開始搜集，與王同時搜集的還有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甲骨文發現迄今已逾八十多年，八十多年甲骨文出土的歷史可劃分成四個時期：前三十來年為私掘私售時期。王懿榮發現甲骨後，不惜重金搜求、購買。其後劉鶚、羅振玉等人亦竭力收購，並探明被古董商隱而不宣的甲骨出土地是安陽而不是湯陰。於是麇集在小屯村的商人一天多似一天。早期甲骨文的收藏家有王懿榮、孟定生、王襄、劉鶚、端方、羅振玉。外國人有日本的林泰輔、美國的方法斂、英國的庫壽齡和加拿大的明義士。這批早期流傳的甲骨相繼被著錄在《鐵雲藏龜》（劉鶚，1903年）、《殷虛書契前編》（羅振玉，1913年）、《殷虛書契菁華》（羅振玉，1914年）、《殷虛書契後編》（羅振玉，1916年）、《殷虛卜辭》（明義士，1917年）、《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姬佛陀，1917年）、《龜甲獸骨文字》（林泰輔，1917年）、《籃室殷契徵文》（王襄，1925年）等書。至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織殷墟發掘團，此後九年，甲骨文出上進入了機關發掘時期。史語所共對殷墟進行了十五次科學考古發掘，其中十二次在小屯村，它不僅確定了這一帶乃是商代後半期的都城，同時出土大量甲骨，共計二萬四千九百一十八片。其中僅僅1936年C區一二七坑就出甲骨達一萬七千零九十六片之多，此乃自甲骨發現以來空前未有的重大發現。此外河南省博物院發掘了兩次，出土甲骨三千六百五十六片。合共出土了二萬八千五百七十四片。這批甲骨多已著錄在《殷虛文字甲編》（董作賓，1948年）、《殷虛文字乙編》（董作賓，1948年）、《殷虛文字丙編》（張秉權，1957年）、《殷虛文字存真》（關百益，1931年）及《甲骨文錄》（孫海波，1937年）中。其他著錄書還有《殷虛書契續編》（羅振玉，1933年）、《殷契佚存》（商承祚，1933年）、《殷契卜辭》（容庚，1933年）、《卜辭通纂》（郭沫若，1933年）、《庫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辭》（方法斂，1935年）、《殷契粹編》（郭沫若，1937年）等書。 發掘工作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於1937年停止。後來由於戰亂原因，十一年來甲骨的出土又恢復到私挖私售時期。大量甲骨流散市面，有的流到國外。這時期的甲骨著錄有《天壤閣甲骨文存》（唐蘭，1939年）、《金璋所藏甲骨卜辭》（方法斂，1939年）、《甲骨卜辭七集》（方法斂，1938年）、《殷契遺珠》（金祖同，1939年）、《鐵雲藏龜零拾》（李旦丘，1939年）、《河南安陽遺寶》（梅原末治，1940年）、《誠齋殷虛文字》（孫海波，1940年）、《鄴中片羽三集》（黃濬，1942年）、《甲骨六錄》（胡厚宣，1945年）等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甲骨文出上進入了人民考古、科學發掘的新時期。中國科學院（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陽小屯設立了工作站。考古所1950年在四盤磨發掘發現甲骨一片；1959年發掘大司空村發現二片，1959年、1961年和1974年在苗圃北地發掘發現甲骨共三片，1958年至1959年在小屯村西發掘發現甲骨二片，1971至1972年發掘又發現二十一片，有字的十三片。到1973年在小屯南地又有了重大的發現，共出土甲骨五千零四十一片，經過拼合整理髮表時共四千五百八十九片，是新中國成立後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另河南考古工作隊分別於1951、1955年各發掘甲骨一片。甲骨文著錄專書重要的有《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胡厚宣，1951年）、《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胡厚宣，1951年）、《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胡厚宣，1954年）、《甲骨續存》（胡厚宣，1955年）、《殷契拾掇》（郭若愚，1951年）、《殷契拾掇二編》（郭若愚，1953年）、《殷虛文字外編》（董作賓、嚴一萍，1956年）、《海外甲骨錄遺》（饒宗頤，1959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貝塚茂樹，1959年）、《甲骨文零拾》（陳邦懷，1959年）、《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饒宗頤，1970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明義士舊藏甲骨文字》（許進雄，1972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許進雄，1979年）、《殷虛卜辭後編》（許進雄，1972年）、（美國所藏甲骨錄》（周鴻翔，1976年）及《小屯南地甲骨》（考古所，1980年）等。甲骨文的收藏和著錄現今甲骨實物收藏，在我國國內有四十個城市，九十八個單位，共藏甲骨九萬五千八百八十片。私人收藏，計十四個城市，四十七個藏家，共藏甲骨一千七百三十一片。台灣省有五個單位，共藏甲骨三萬零一百九十一片；三個私人收藏家，共藏甲骨十三片。香港地區四個單位共藏甲骨八十九片。總上我國機關個人共藏甲骨一十二萬七千九百零四片。國外收藏情況是：日本藏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三片，加拿大藏七千八百零二片，英國藏三千三百五十五片，美國藏一千八百八十二片，西德藏七百一十五片，蘇聯藏一百九十九片，瑞典藏一百片，瑞士藏九十九片，法國藏六十四片，新加坡藏二十八片，比利時藏七片，南朝鮮藏六片，十二國共藏二萬六千七百片。總上國內外共藏甲骨一十五萬四千六百零四片。舉成數而言，我們就可以說，八十多年來殷墟出上的甲骨文材料總共約有十五萬片左右。 除殷墟之外，自五十年代起相繼在陝西扶風齊家、西安洋西、歧山鳳雛，山西洪趙坊堆及北京昌平等地發掘出西周時期的甲骨，其中以鳳雛出土最多。有字甲骨共二百八十九片。西周甲骨除保持商代甲骨的共同點外，其自身最重要的特徵是字體纖小且文字較少，一般需藉助於放大鏡方能辨認。就上所列十五萬片甲骨，其數量之豐富，已大有可觀，這對於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商代史、中國古文字學特別是甲骨學的研究確實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這些甲骨部分都已著錄，八十多年來共有專書八十一本，參考書五十八本，論文四十六篇，共計甲骨一十萬二千五百八十七片。此外，各單位還收藏有拓本，考古所藏肩甲骨拓本二十三宗四千零六百六十三片、歷史所一百一十二宗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三片、北京圖書館十二宗七萬零六百七十七片、北京大學二十八宗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六片、北京地區其他單位還藏有二十三宗一萬二千一百一十六片，北京以外地區藏有七十七宗三萬三千一百三十片。但是這些早年出版的著作有的印刷模糊，文字看不清楚；有的摹寫失真，字體多有錯誤；有的因將就類例而分條剪割；有的墨本不全只拓有字部分；有的拓本雖全但卻把無字部分剪掉；還有的正版與骨臼分開編排；至於前後著錄重見迭出，那就更是屢見不鮮。又因為有些著作出版較早，限於當時印數不多，今日已難以搜集。一些拓片各單位又常常列為善本，至於甲骨實物更是不便應用等等。為解決這些困難，《甲骨文合集》這一集八十多年來發現甲骨文之大成的著作，就於1979年至1983年陸繼出版了。《合集》在吸收了前人研究的重大成果基礎上，廣泛搜集材料，有些則重新墨拓以恢復原貌，加上校對重出，拼合斷片，同文類聚，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等多項科學處理之後，選出甲骨四萬一千九百五十六片合為一編，這可以說是對八十多年來甲骨文發現的總結，這對甲骨文的研究使用都是十分方便的。《合集》的出版，為今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學的資料，這是甲骨學史上一個有重大意義的事情。有了《合集》，再加上以後出的《小屯南地甲骨》等書，甲骨文的材料可以說基本上已經齊備了。所以，今日研究甲骨學首先在材料上是非常方便了。 甲骨文研究工作的發展自甲骨文發現以來，其研究工作也逐漸有了長足的進展。首先是從1899—1909年這第一個十年，王懿榮於1899年最先認識了甲骨文字並開始搜購。王去世後所藏甲骨一部分轉至劉鶚手中，劉繼續搜集，並於1903年選拓了其所藏的一千零五十八片編成《鐵雲藏龜》出版，這是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專書，它為甲骨學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次年，孫詒讓依據《鐵雲藏龜》的材料寫成《契文舉例》，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書中雖然也有謬誤，但他的確起到了開山的作用。這十年可以說是研究的開始階段。 從1910—1919年是第二個十年，這期間內有羅振玉和王國維兩人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礎。羅振玉於1906年開始搜集甲骨並親往安陽調查，又將其搜集之甲骨相繼印出，象他的《殷虛書契前編》（1913年）、《殷虛書契菁華》（1914年）、《殷虛書契後編》（1916年）等書，對於研究甲骨文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他在致力於資料的搜集和流傳的同時也致力於文字的考釋，先後著有《殷商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虛書契考釋》（1914年）、《殷虛書契待問編》等書。與羅振玉同時的還有王國維，他首先把甲骨文的研究與歷史學研究結合起來，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1917年）等文，證實了古代文獻的可靠，並訂正了古代文獻中某些地方的錯誤。王國維還發現甲骨可以綴合，其原則為「文字體勢，大小全同，又二片斷痕，合之若符節，蓋一片折而為二也。」從此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為舉世所重視。所以羅、王在甲骨文研究領域開拓時期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們確實起到了奠定基礎的作用。自1920—1949年這三十來年可以說是第三階段。隨著甲骨文資料的陸續發表，其著錄書已達四十餘種之多，甲骨文的研究遂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各項研究的成果也相繼刊行。首先是編纂了甲骨文的字典，如《簠室殷契類纂》（王襄，1920年）、《殷虛文字類編》（商承祚，1923年）、《甲骨文編》（孫海波，1934年）等書。考釋的著作有《甲骨學文字編》（朱芳圃，1933年）、《甲骨學商史編》（朱芳圃，1935年）、《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葉玉森，1933年）、《殷虛書契解詁》（吳其昌，1934年）等書。研究文法與文例的著作有《甲骨文中之先置賓辭》（楊樹達，1945年）、《甲骨文例》（胡光煒，1928年），《骨文例》（董作賓，1936年）、《卜辭同文例》（胡厚宣，1947年）等。研究宗教與祭典的著作有《商代的神話與巫術》（陳夢家，1936年）、《甲骨文所見殷代之天神》（胡厚宣，1941年）等。研究龜卜來源的著作有《河南安陽遺龜》（卞美年，1937年）、《『武丁大龜之腹甲』提要》（伍獻文，1943年）、《殷代卜龜之來源》（胡厚宣，1944年）。研究甲骨的塗飾的有《中國卜胃塗色之顯微分析》（皮其來，1937年）、《卜骨中之顏料》（白瑞華，1937年）等等。 其重點研究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斷代學——主要研究者有董作賓、郭沫若等。 年曆學——主要研究者有董作賓、劉朝陽、魯實先等。 文字學——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唐蘭、於省吾、楊樹達、商承祚、葉玉森、孫海波、陳夢家等。 歷史學——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徐中舒、丁山、吳其昌、朱芳圃、束世澂、陳夢家、胡厚宣等。 綴合學——主要研究者有董作賓、郭沫若、吳其昌、曾毅公等。 總計解放前甲骨文發現五十年來的甲骨文研究，共有論著八十六種，其中專書一百四十八種，論文七百二十八篇。研究者達二百八十九人，其中本國人二百三十人，外國人五十九人，可稱極一時之盛。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甲骨文的研究更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首先進行的工作就是將資料集中並整理，流散在私人手中的甲骨，先後集中到各級研究單位。如早先羅振玉、劉體智等所藏的甲骨分別歸於吉林大學、吉林博物館、遼寧博物館、旅順博物館、山東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北京圖書館及南京博物院。 對有關資料加以整理，包括拼合斷片等工作，主要著作有《甲骨綴合編》（曾毅公，1950年），綴合甲骨三百九十六版，《殷虛文字綴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1955年），綴合四百八十二版。《殷虛文字丙編》（張秉權，1957—1972年），綴合六百三十二版。《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屈萬里，1961年），綴合二百二十三版。《甲骨綴合新編》（嚴一萍，1975年）及《甲骨綴合新編補》（嚴一萍，1976年），共綴合七百零八版。《甲骨文合集》在這方面也作了相當多的細緻的工作，總計拼合不下兩千餘版。整理資料的同時還編寫出版大型的資料匯編，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19791983年）、《殷虛卜辭綜類》（島邦男，1967年）、《甲骨文字集釋》（李孝定，1965年）等。 還有一些總結性的著述出版，如《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胡厚宣，1951年）、《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胡厚宣，1952年）、《甲骨學五十年》（董作賓，1955年）、《甲骨學六十年》（董作賓，1965年）、《殷虛卜辭綜述》（陳夢家，1956年）、《甲骨學》（嚴一萍，1978年）、《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胡厚宣，1984年）。此外對一些過去重點問題則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象斷代、曆法、文字、歷史、地理、宗教、祭祀、文化、交通、文法等都發表有多篇論著。 解放後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從事研究工作，對商代的生產發展、生產技術，包括農業、墾田、肥料、穀類、水利、工業、蠶桑、紡織和冶煉，對生產者的身份，對商代的奴隸制度、土地制度、社會性質、社會形態、國家起源、圖騰遺蹟、刑罰人祭、階級鬥爭等課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甲骨文的研究從開始到現在，經眾多學者們的努力，雖已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且舉文字的考釋為例，現已確認的一千多字，只占全部單字的約四分之一，尚有許多待考釋隸定。當前集中的主要研究課題是：第一，國外資料的公布與整理。除大部分已發表的著錄外，尚在整理中的包括西德民俗博物館、英國劍橋大學、大英博物院、日本天理參考館、蘇聯冬宮博物館所藏的甲骨，這些國外資料，作為《合集》的叢刊正在編輯中，不久將陸續問世。 第二，新的斷代問題的討論。自董作賓於1933年提出甲骨斷代的十項標準——即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以劃定時期後，許多學者先後提出過一些關於分期斷代的標準及方法，至今還難以達到統一的意見，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斷代的新途徑，如依坑層、卜法、鑽鑿等。另外，對自組、子組、午組卜辭的歸屬問題，對歷組卜辭的時代問題，盤庚、小辛、小乙即武丁前的甲骨、帝辛時期的甲骨等問題的討論仍在繼續。 第三，各方面研究的深入，對商代的社會性質、奴隸的身份、軍隊、官制、對商代的地理、氣候、天文、曆法及農業等備學科的發展程度、狀況，甲骨的鑽鑿、刻寫等許多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解決。 第四，應用現代技術手段，與現代考古學的成果相結合來研究商代的歷史，探索利用先進技術如電子計算機來綴合甲骨的可行性。 今日的甲骨文研究是非常活躍的，已成為世界性的最繁榮的學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深入鑽研甲骨文以揭示三千年前商代的整個社會面貌，這是今後甲骨文研究的方向。 第二節　金文 金文和青銅器 商代的另一項重要的文字資料是金文。金文舊稱做鐘鼎文，即鑄刻在商及後來周代青銅器上的銘文。考古發現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間，我國已經產生了青銅器。商周時代則是中國青銅器的高度發展階段，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特點。青銅器銘文不僅是研究商周歷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國文字發展的重要資料。青銅器系指紅銅與錫的合金，較之紅銅，其優點在於熔點低、硬度高，易於鑄造，並可依不同要求而調劑不同的紅銅與錫的比例。春秋晚期的一部工程技術書《周禮·考工記》中記載有自鐘鼎以下六種不同含錫量的青銅器，稱為六劑。其鐘鼎之劑為「六分其金，而錫居一」，即銅占百分之八十五點七一，錫占百分之十四點二九。經對商代司母戊鼎的科學分析，結果表明，其比例，銅約占百分之八十五，錫約占百分之十二，另外約百分之三的鉛，這與《考工記》所記載的比例是基本相符的。 商周時期鑄造青銅器的方法主要是使用陶質塊范。先用泥土製成與要鑄青銅器同樣的模型，再做一底座，將模型倒置在上，按模型各部位特點分塊翻范。在泥模濕時颳去外層留出空隙，其厚度即為待鑄銅器之厚度。陶范製成後烤乾，對合，外塗泥封住，經預熱灌入青銅液，製作成各類青銅器。青銅器的時代校長，從商代早期一直延續到周代，差不多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青銅器的種類也很多，主要包括飲食器：鼎、鬲、甗、簋、簠、敦、豆、盨。酒器：爵、角、斝、觚、觶、觥、觶、尊、卣、盉、方彝、鈁、罍、壺、擊、■、瓿。水器：盤、匜、盂、盆等。樂器包括鐃鍾、鉦、鐸、句鑃、 於、鈴、鼓、鎛等。兵器，包括戈、鉞、矛、戟、劍、刀、鏃、弩機、胄等。車馬器，包括軎、轄、銜、鑣、軛、轂、鑾、當盧、馬冠等。生產工具，包括犁、燁、鋤、鐮、钁、鏟、錛、斧、錐、削、鑿、錯、鋸、鑽等。雜器，包括俎、禁、爐等。以及度量衡具、符節、貨幣等等。這中間數量最大的就是作為禮器的飲食器，即所謂「藏禮於器」。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器壁較薄，禮器的器型有的直接仿自陶器，花紋簡單質樸，多為單層。一般為饕餮紋、雲雷紋、圓圈紋、夔紋、龍紋、虎紋等。一般沒有銘文，或銘文字很少。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器壁較厚，種類也多，體形高大，出現有方形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鼎。花紋細密繁縟，線條更秀麗，出現多層花紋。鑄有銘文，從一二字到十幾字不等，多為族徽或其他圖形文字，筆道較為剛勁，一般不作波磔體。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酒器的比例減少而食器數量增加，花紋多為饕餮紋、夔紋，銘文字數增多，達數十字，甚至上百字或幾百字，筆道用肥筆，波磔明顯。西周中晚期及至東周的青銅器，器形輕薄簡陋，出現成組器物，如列鼎、編鐘等。花紋也變得日趨簡單，長篇銘文常見，已不常用肥筆，且書法嫻熟、行款排列較齊、文字奇落重複現象產生。東周時期的青銅器，製作輕薄精巧，花紋多作活躍的動物紋與複雜細密的幾何紋，也有用細線雕刻狩獵、戰爭、宴會等圖像的，也有用金銀、銅、玉等鑲嵌成圖案或圖像的。銘文則是多樣化，但長篇記事銘文減少，一般只記督造者、鑄工及器名，且為刻制而成，出現鳥篆等藝術字體，各國文字亦結構各異。 商代的金文字體與甲骨文相近，至周末逐漸與小篆接近，字數也和甲骨文差不多，認識的只不過一兩千字。 金文的內容雖多屬於與祀典、賜命、征伐、契約等有關的紀事，但從古文字學特別是商周歷史的角度來看，它卻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首先，我們可以依據一些銅器的銘文來確定其年代隸屬於哪一個王世，如西周武王時的利簋、成王時的小臣單觶，康王時的大盂鼎，昭王時的過伯簋，穆王時的班簋，恭王時的史牆盤，懿王時的大師虘簋，孝王時的大克鼎，厲王時的禹鼎，宣王時的虢季子白盤等等。其次，可以從金文的記載中了解到商周時期的重大事件，涉及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例如：小臣艅犀尊記載商末征伐人方。 利簋，是目前已知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銅器，銘文記載周武王伐商事。武王伐商，是我國上古史中一件大事，記載這件事的文獻資料很少，但在銅器銘文中還屬首次發現。銘文敘及武王克商的日子為「唯甲子朝」，可以證明《尚書·牧誓》的「時甲子昧爽」和《周書·世俘》的「甲子朝」的記載並非沒有根據。何尊銘文記載周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天，在京室對宗族小子的一次誥命，反映出武王滅商以後準備遷都洛陽一帶的設想和成王遷都成周的事實。成王之所以營建成周，是因為原來的國都豐鎬遠在黃河以西，不適應滅商以後的新形勢。要進一步鞏固中央政權，就必須將政治中心東移。正如銘文所引武王的話說：「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乄民」，也就是說要建都天下的中心，來統治廣大民眾。武王死後，管蔡聯合武庚叛亂，更說明營建成周洛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平叛之後，便營建成周，何尊銘就是這一事實的有力證據。 陝西岐山賀家村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的尹丞鼎、史跡方鼎、史跡角和史■簋，是很值得重視的。從出土物的組合、造型、紋飾和銘文分析，該墓的下限當在昭王時期。死者或許就是史■的後裔史跡。《史■簋》銘有「乙亥，王誥畢公」之語。《逸周書·和寤解》、《尚書序》、《史記·周本紀》和《史記·魏世家》都有畢公。《和寤解》和《魏世家》的畢公名高，和召公奭同時，武王伐紂後封於畢。此簋銘文中的畢公是畢公高的子輩，即《尚書序》和《周本紀》中的作冊畢公，是康王時期的重臣之一。史■是其屬官。「王誥畢公」和《尚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的記載相應。因此，「王誥畢公」可能是康王十二年六月九日的事情。旟鼎，是周昭王時期的重器之一：永孟，是共王十二年三月之物，兩件銅器的銘文為我們提供了西周社會土地占有形態的真實情況。旟鼎記載王姜把原來分封給師櫨的三田及待收穫的禾稻收回，轉賜給旗。旗受到王姜的賜田和師櫨的厚惠，故作鼎以為紀念，並揚王之美。永盂記述益公傳達王命，賜給師永洛河兩岸的土地，參與出命儀式的有邢伯、榮伯、尹氏、師俗父和遣仲等，益公命令鄭司徒等人勘界付田。這說明周王是全國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王和王后有權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勞動力賜給自己的臣下，所謂「授民授疆土」。他們又有權把所賜的土地收回，轉賜他人。 長由盉，是長安普渡村的一座西周墓出土的，銘有「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減■。穆王饗醴，即邢伯大祝射」，是說某年三月的一天，穆王在下減■舉行燕禮，又跟邢伯大祝舉行射禮，證實了《禮記·射義》關於在舉行射禮之前，必先舉行燕禮的記載是可靠的。《射義》說：「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射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射義》的記載和《長甶盉》銘文恰相吻合。《周禮》、《儀禮》和《禮記》儘管著作年代有早有晚，有的成書年代至今還沒有定論，但是它們都保存著豐富的上古史料。過去，有人懷疑和貶低「三禮」的史料價值，長由盉、■匜等許多重要銅器的發現，使「三禮」的史料價值進一步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扶風莊白或墓出土的伯■鑄器，是西周穆王時期的一組典型器物。其中■簋和兩件■方鼎鑄於徵伐淮夷之時，是金文中有關淮夷的最早記錄之一。■方鼎甲最早，記伯■接受任務，率領虎臣抵禦淮夷，其時戰鬥尚未開始；其次是■簋，作於初戰勝戎，銘文對戰爭的時間、地點、規模和經過敘述頗詳；最後是■方鼎乙，在戰役後三月，伯■又回駐堂自，王俎姜使人賞賜。伯■的銅器傳世的還有錄簋、伯■簋、錄伯■簋、錄■尊、錄■卣等八件，其銘文是研究西周社會的政治、軍事以及周王朝和少數民族關係的珍貴資料。 岐山董家村發現的衛盂記載著周共王三年裘衛用價值貝一百朋的一件瑾璋、兩件赤琥、兩件麂麂和一件賁韍，換取矩伯的土地十三田：五祀衛鼎記載共王五年裘衛用自己的五田土地對換了邦伯厲的四田土地；九年衛鼎記載裘衛在共王九年又用一輛車子及車馬器具等，換取矩的一片林地等有關土地占有形態變化的情況。和衛盉、衛鼎所載交易土地相似的還有過去出土的格白簋，其銘曰：「格白取良馬乘於倗生，厥賈（價）三十田，則析。」倗生用四匹馬換得格伯三十田土地，雙方分執券契，然後勘劃田界，辦理交付手續。衛盉、衛鼎的銘文表明所謂「田裡不鬻」（《禮記·王制》）的周禮原則開始被突破了。奴隸主貴族之間出於某種需要，就可以用實物換取土地和林地，或者用這塊土地對換那塊土地。由於當時土地在名義上還是國有的，因此土地轉讓時還得報告王廷，至少取得形式上的認可。從九年衛鼎可以看出，在西周中期林地的交易和田地不同，只要私下達成協議，不通過官府即可易主。看來，當時的土地國有制轉變為私有制，首先是從荒山野林開始的。值得重視的還有，衛盉銘文把貝這種貨幣作為衡量實物價值的尺度記載下來，這在周代金文中還屬首次發現。銘文為我們提供了當時土地的價格：對於價值八十朋的瑾璋，「厥賈，其舍田十田」，即每田值八朋；對於價值總和為二十朋的赤琥、蔽膝等物，「其舍田三田」，即每田值將近七朋。 這種土地單價的差異，可能與土地的肥瘠有關，這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的重要史料。在西周中期，象裘衛和矩伯、倗生和格伯之間的土地交易，雖然還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所有權的買賣，但卻足以說明當時社會經濟關係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貴族私有性質的土地已經出現。 ■匜是董家村青銅器群中重要器物之一，銘文中記述牧牛因上告他的上司師■，而受到刑罰的經過和結果。銘文里說的鞭刑、墨刑和贖刑，可與《尚書·舜典》記載的「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相印證，表明西周時期存在有成文的法律和刑罰、獄訟盟誓制度，反映了奴隸制國家的特徵和本質。 扶風莊白出土的微氏家族銅器群，是解放後西周青銅器最重要的一次發現。在這批青銅器中，七十五件鑄有銘文，其牆盤銘文長達二百八十四字，是解放後發現的字數最多的一件。這批銅器銘文，尤其是牆盤，對於研究西周的歷史、政治、經濟提供了許多重要資料。全文分前後兩段：前段記載周王朝的發展史，稱頌諸先王和當時的天子——共王的主要業績；後段記載器主的家族史，歷述史牆祖考和本人的事跡。銘文所述文王初步做到政事和諧，獲得有力的輔佐，奠定了滅商的基礎：武王征服周圍夷族小國，消滅了商紂；成王穩定了周王朝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康王治國守成；昭王南征荊楚等，都和史書記載是本相合。盤銘還為研究周王朝初期接納其他部族人才、中期農業經濟的變化、諡法起源以及驕文的發展等問題，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 扶風強家村出土的師翻鼎，形體雄偉，重一百零五公斤，銘近二百字，是研究西周奴隸社會國家制度難得的史料。文內多處提到「德」字，鼓吹以「德」為奴隸主階級行為的規範。周承商制，這種「德治」思想是從商朝奴隸主階級那裡沿襲下來的。他們認為維持奴隸制國家的統治，就要加強德治。師旟鼎銘正反映了西周奴隸社會中晚期的這種現象。 駒尊出土於陝西眉縣李村。同出的還有■方彝兩件，■方尊一件和另一件■駒尊的蓋。■器的造型設計和鑄造技術，充分顯示了西周中期青銅器工藝的高度水平。■器鑄於孝王時期，銘文記載周王在■地親自參加隆重的「執駒」典禮，接受馬官升新駒於王閒，並賜給■兩匹馬駒。這和《周禮》、《禮記·月令》、《大戴禮記·夏小正》等文獻記載的「執駒」、「錫駒」制度相互印證，說明當時對於馬的繁殖訓養十分重視。■方尊銘辭中的「六自」、「八自」等記載，與禹鼎、克鼎所言事同，是研究西周軍事組織的重要資料。駒父蓋是宣王時器，在陝西武功縣四龍村出土。銘文記載周宣王十八年，執政大臣南仲邦父派遣駒父等到南淮夷索取貢賦。淮夷諸國迎見了駒父，獻納了貢物。這在文獻資料里是沒有的。淮夷是我國古老的民族，分布在淮河流域，因在周的國都南面，所以又稱南淮夷。駒父銘告訴我們南淮夷不是一個國家，而是淮水地區若干國的總稱。西周王朝與淮夷的關係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當時統治者稱淮夷為「■賄人」、「■賄臣」，意思就是向王朝交納布帛貢賦的被統治者或奴隸。駒父銘所記南仲邦父派遣駒父向淮夷諸國索取貢物，就是這一關係的具體體現。兮甲盤銘說：「淮夷舊我■賄人，毋敢不出■，其積，其進人、其貯」，又說：「敢不用命，則刑撲伐」，就是說淮夷必須向周王朝按時交納布帛和其他貢物，還要提供勞動力，否則就要受到討伐。穆王時期的■甗、旟鼎、錄卣、■簋、■方鼎，厲王時期的禹鼎、虢仲，宣王時期的師■簋等，亦都反映了周王朝派兵防守淮夷和征伐淮夷的情狀。 ■盂，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銘文記載周王內宮后妃遴選宮人、宮婢之事。這是有關宮廷制度的一則新資料。 陝西寶雞縣楊家溝出的秦公鍾、秦公鑄，是歷來發現春秋時期秦國青銅器中最為重要的一批。秦公鍾、秦公鎛銘文完全一樣，秦公鎛銘文筆道纖細，勁秀雋美，是春秋時期秦國具有代表性的書體。這套秦公鐘的出土，可以解決自宋以來眾說紛壇、莫衷一是的秦公簋和秦公鐘的時代。同時，可以訂補史書對秦國歷史記載的錯誤和不足（參見《陝西出土商周青銅銅器·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概述》）。 商周青銅器，能夠說明問題的太多了，上面僅僅概括地介紹了一些。此外，小臣單觶記載周公東征平叛，莫鼎記載燕國輿宗周的關係，宜侯矢簋記載周初的分封制度，堇鼎記載厲王時奴隸與平民的暴動，齊侯匜、吳王光鑒記載諸侯間的政治聯姻，舀鼎記載奴隸的買賣，大克鼎記載西周的勝官世祿，小盂鼎記載征伐鬼方，過伯簋記載昭王伐楚，班簋記載伐東國，禹鼎記載征伐南方的鄂，不■簋、兮甲盤、虢季子白盤記載征伐ǎ狁。記載行祭典禮的有■其三卣、大豐簋、盠駒尊等器。大盂鼎記載賞賜奴隸。記載賞賜的還有■方鼎、大師虘簋、大克鼎、毛公鼎等。其中毛公鼎有銘文四百九十七字，為現存銘文最長的青銅器。 金文和青銅器研究的發展青銅器的分布很廣，北至東北、內蒙，南至湖南、江西，東至海濱，西至陝西、甘肅這一片，縱橫幾千里的廣大地區都發現有青銅器。而在商周王畿所在的河南、陝西為最多。其他邊遠地區的銅器往往帶有其地方特色。早在漢代的文獻中已有關於商周銅器出土的記載，東漢許慎被認為曾見過商周金文。北宋以來，青銅器等古代文物相繼出土，因而產生以此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有關著作就有十來種，如《考古圖》（呂大臨，1092年）、《宣和博古圖》（王黼，1123年）等。書中按比例描繪古器圖形、考釋文字、記錄古器物容量、出土地及藏家。清代，青銅器出土益多，其研究的成果亦遠遠超過宋代，出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阮元，1804年）、《■古錄金文》（吳式芬，1895年），《愙齋集古錄》（吳大濬，1896年）、《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方濬益，1899年）、《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劉體智，1935年）、《三代吉金文存》（羅振玉，1937年）等一批著作。只《西清古鑒》（梁詩正等）等四書，就收錄古器千餘種。隨著近代科學技術傳入我國，結合考古發掘工作，金文資料的積累與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特別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頒布了文物保護法令，杜絕了古物的外流，同時開始了一系列的科學發掘工作。金文材料的搜集、集中、整理工作進一步展開，有關研究著作陸續發表，大型的匯集工作亦著手進行，金文研究一步步深入。 金文研究時至今日，發表著作、專書和論文不下幾千種，只就專著來說，屬於目錄方面的有：《歷代著錄吉金目》（美國福開森，1939年）、《金文著錄簡目》（孫稚雛，1981年）、《新出金文分域簡目》（考古所，1983年）等。金文之屬於字典方面的有：《金文編》（容庚，1925年，1939年，1959年，1985年）、《古文字類編》（高明，1980年）、《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1981年，1985年）等。金文之屬於通論方面的有：《商周彝器通考》（容庚，1941年）、《殷周青銅器通論》（容庚、張維持，1958年）、《中國古代青銅器》（馬承源，1982年）等。金文之屬於資料方面的書籍甚多，除了前舉《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及《三代吉金文存》等書之外，主要的還有：《寶蘊樓彝器圖錄》（容庚，1929年）、《頌齋吉金圖錄及續錄》（容庚，1933年、1938年）、《武英殿彝器圖錄》（容庚，1934年）、《雙劍誃吉金圖錄》（於省吾，1934年）、《海外吉金圖錄》（容庚，1935年）、《十二家吉金圖錄》（商承祚，1935年）、《善齋彝器圖錄》（容庚，1936年）、《尊古齋所見吉金圖錄》（黃濬，1936年）、《痴■藏金及續集》（李泰棻，1940年、1941年）、《岩窟吉金圖錄》（梁士椿，1943年）、《商周金文錄遺》（於省吾，1957年）、《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考古所，1962年）、《扶風齊家村青銅器群》（陝西省博物館，1963年）、《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上海博物館，1964年）、《長安張家坡西周銅器群》（考古所，1965年）、《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陝西考古所等，1979年）、《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同編輯組，1981年）等。日本出版的金文之撰著有：《歐美搜儲支那古銅著華》（梅原末治，1933年）、《日本搜儲支那古銅青華》（梅原末治，1959—1962年）等。澳大利亞出版的有：《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匯編》（巴納、張光裕，1978年）。 關於金文資料總結的著作，台灣省有《金文總集》（嚴一萍）與《商周金文集成》（邱德修）。國內最近出版有《殷周金文集錄》（徐中舒，1984年）一書，收解放後新出土的銅器銘文九百七十三件。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輯的有銘銅器達一萬餘件的《殷周金文集成》亦將陸續出版，更是集金文之大成的著作。 至於有關金文的考釋方面，除前舉《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之外，主要的還有：《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郭沫若，1932年、1935年、1958年）、《吉金文錄》（吳闓生，1933年）、《雙劍誃吉金文選》（於省吾，1933年）、《積微居金文說》（楊樹達，1952年、1959年）、《西周銅器斷代》（陳夢家，1955年—1956年）等。而日本白川靜《金文通釋》（1962—1984年）已出五十六輯之多，在考釋方面亦可謂集大成之作。 目前在金文研究領域中爭論較多的問題主要是對西周曆譜與西周王年、銅器的絕對年代等解釋。這些問題雖經許多學者殫心研討，取得了許多重大進展，但也還存在著種種不同的理解，它的解決也還有待於更加深入地研究，以得出更明晰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