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五十九章李燾李心傳徐夢莘
第一節李燾長於吏治，關心民情
李燾（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號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屬四川）人。《宋史·李燾傳》謂：「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秦）檜尚當路，檜死，始聞於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這一評價概括了李燾的志趣人品。紹興八年（1138），李燾24歲，中進士，調成都府華陽縣主簿，擬嘉州軍事推官。他沒有赴任，而是在龍鶴山巽岩讀書。紹興十二年，赴華陽主簿任，李燾仕途不暢。李心傳談到李燾仕途遭遇時，說出其中的原因：秦檜當權，「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李）燾惡其誤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三十年」①。紹興十七年，丁父憂；紹興二十年（1150），他36歲，服除，再注雅州軍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對郡守一類用私情背公法的人；總領財賦，反對加重百姓的負擔，張浚稱他有台諫之風。紹興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他勤於政事，及時審理案件，頗有政績。知榮州，治水有成效。隆興二年（1164），他任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彈劾有劣跡的守令四人。當地的州縣橫徵暴斂，李燾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為準，遍示官吏，更定名為《科約》。後來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約》規定的辦法，整理一路財賦。乾道三年（1167）李燾53歲，召赴行在，八月入對，陳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並請求增置諫官，允許六察言事。又說，軍興三十年來，四川賦稅一錢，折變百之，希望從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張嚴格簡汰蜀兵，禁大將毋張虛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李燾62歲，進《四系錄》，記女真、契丹起滅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記邊患。孝宗讀後說：「朕可一日忘此虜哉！」淳熙十年（1183），召對延和殿，讀《陸贄奏議》，李燾又摘錄唐朝李贄言論中適合南宋情況的數十事，勸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謂的天應，說：「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自至。」
李燾長於吏治，關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屢薦，終未獲大用。後以敷文閣學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在臨終前，李燾還口授遺言，上表說：「臣年七十，死不為夭，所恨報國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樣來治國，振興朝廷。
仿《資治通鑑》纂修《長編》李燾一生著述弘富，《續資治通鑑長編》是他的代表作。這部著作的正式寫作時間，應為紹興二十四年（1154），時年40歲。他在知成都府雙流縣任上，在公務之外，「日翻史冊，匯次國朝事實。謂司馬光修史，先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佚。乃遍求正史、實錄，傍采家集、野史，增廣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83，紹興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於此」①。實際上這部著作纂修時間，應該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他說為修此書，「網羅收拾垂四十年」②。以此上推，當在讀書龍鶴山以後不久。
李燾自隆興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先後四次上進此書。隆興元年李燾在知榮州任上，進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開寶九年，計17年，為書17卷。時，李燾49歲。乾道四年（1168）又進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08卷，寫成175冊和《目錄》冊。在《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中他說：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悉用（司馬）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然而統會眾說，掊擊偽辨，使奸欺訛訕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便可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爾。
可知此書在編纂方法上是仿司馬光《資治通鑑》體例。這一年，李燾54歲。淳熙元年（1174），李燾年60歲，他又進神宗朝《長編》，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計417卷。
淳熙三年（1176）李燾擢為秘書監，權同修國史，兼權實錄院同修撰。
朝廷意在專付李燾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欽宗二朝《長編》編成，孝宗稱讚他「無愧司馬光」①。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燾仍在不斷地修訂重編。完成修訂工作一說是在淳熙七年，一說是在淳熙十年，《文獻通考·經籍考》以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這樣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據孝宗的要求，進行增損的內容達4400餘條，絕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應該是開始修訂為淳熙七年，九年「重別寫進」，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編的《長編》為980卷，記北宋168年史事，另有《修換事目》10卷，《舉要》68卷，《總目》5卷。共計1063卷。凡實錄、國史、會要、野史、家乘、墓志銘、行狀等有關資料，無不廣收博採。其中分注考異，詳引他書，保存了大量史料。
原書世鮮傳本。由於原書卷帙繁博，刻寫有困難，流行諸本，也是節錄本，詳略互異。明代修《永樂大典》曾把《續資治通鑑長編》絕大部分內容收入。清人開四庫館，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該書，厘定為520卷；原書全貌雖未恢復，但主要內容已經收入。中華書局1976年開始整理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1986年整理完畢。1993年全書34冊（520卷及目錄）全部出齊。
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的最初動機，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說：「臣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岐、魏之遷歿，景德、慶曆之盟誓，曩霄、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於一。」①可見李燾修史，最初興趣在文獻的網羅整理及考訂。
①《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載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卷26。②《文獻通考·經籍考》。
①《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
①《文獻通考》卷193。
《續資治通鑑長編》選材上是「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編纂過程也是按長編法進行，先以年月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李燾對史料進行考訂，也是遵司馬光的考異法，所以時人評說李氏之書是「仿司馬氏《通鑑》，踵為之」（李心傳語）。「大略皆溫公舊規」（陳振孫語）。
李燾從形式上繼承了司馬光史學，但與司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異，司馬光是「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戒者，為編年一書」。李燾說他寫《續資治通鑑長編》是「統會眾說，掊擊偽辨，使奸欺訛訕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因此，李燾認為他的書不敢稱作《續資治通鑑》，只能稱作是《續資治通鑑長編》。但李燾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當代史，為治宋史之要籍。《長編》行文簡潔，頗有章法，雖無「史臣曰」之類文字，但敘事中有識斷；材料增刪，見其用心。此書為史林中之精品，足以傳世。李燾著述還有多種：如《易學》5卷、《春秋學》10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各1卷；《文集》50卷，《奏議》30卷，《四朝史稿》50卷，《通論》10卷，《南北攻守錄》30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並《詩譜》各3卷，《歷代宰相年表》23卷，《唐宰相譜》1卷，《江左方鎮年表》6卷，《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三衙將帥年表》各1卷，《本朝事始》2卷，《建隆事辨》、《趙普別傳》、《科場沿革》、《集賢學士》並《賜帶典故》各1卷；范、韓、文、富、王、歐陽、司馬、三蘇及六君子年譜各3卷。另有文字音韻等方面的著作。近人輯出李燾八十餘篇文字。
第二節李心傳推跡興廢，有志修史
李心傳（1166—1243），字微之，一字伯微，號秀岩，隆州井研（今屬四川）人。
父李舜臣，字子思，8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跡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著作《江東勝後之鑑》10篇，不僅體現他的史識，也反映了「恢復之志」。治《易》頗有心得，以所著《本傳》33篇為朱熹稱道。①李心傳出生的那一年，即乾道二年（1166），李舜臣中進士，在對策中「論金人世仇，無可和之義」。因此得罪了考官，絀下第，調安仁縣主簿。後知德興縣，尚風化，常詣縣學講學，邑人皆稱「蜀先生」。李心傳受到父親很深影響，十四五歲時，就立下修史之志，後來他回憶說：心傳年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官行都，頗得竊窺玉牒所藏金匱石室之秘，退而過庭，則獲剽聞名卿士大夫之議論。每念渡江以來，記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之行事，猶郁而未彰。至於七十年間，兵戎財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習，往往失墜，甚可惜也。①50000528_1873_0李心傳少年的經歷和見聞，為他日後修史提供了條件。而關心天下，輯錄文獻掌故為他修史準備了資料，諸多方面使李心傳成為「有史才，通故實」的學者。②
①《宋元學案》卷30。
②《宋史》卷438《李心傳傳》。
慶元二年（1196），弟弟李道傳中進士，而李心傳在科場上卻不得意，早一年，他也薦於鄉，然未中，「於是絕不復應舉，閉戶著書」。嘉泰二年（1202），寫成《建炎以來朝野要記甲集》20卷。嘉定元年（1208），時年43歲，進《高宗要錄》（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00卷（原書佚，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嘉定九年，《建炎以來朝野要記乙集》20捲成書。另外，有《舊聞證誤》15卷（原書佚，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僅4卷）。紹定四年（1231），他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人的推薦，入史館，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端平元年（1234）遷著作佐郎，詔無入議幕，許辟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1236）成書，召為工部侍郎。嘉熙二年（1238），遷秘書少監，國史館修撰，修《實錄》。次年，《中興四朝帝紀》成書，因與丞相史嵩之不合，出官，奉祠居湖州。淳祐三年（1243）病卒，終年78歲。
在此期間，李心傳完成另一些學術著作，重要的有：52歲時寫的《丁丑三禮辨》23卷；56歲時著的《西陲泰定錄》，「通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並記國家大政令，邊防大節目」；60歲時著的《道命錄》，「載程子、朱子進退始末」，「參取百四十年間興廢之故，萃為一書」。還有《丙子易學編》、《誦詩訓》、《春秋考義》、《讀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李心傳的史學成就，主要體現在他寫的三部著作上。這三部書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舊聞證誤》。這三部書相互關聯、相互補充。《要錄》是編年體史書，《朝野雜記》的體例「實同會要」，兩者關係「互相經緯者也」①。《要錄》為「經」是主線，《雜記》為緯。《證誤》是掌故文獻決疑定舛，「所論北宋之事為多，或及於南宋之事，則《要錄》之所未及，此補其遺也。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制度，下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互，皆一一詳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②，因此此書可以看作為《要錄》的補遺。當然這三部書中，《要錄》又是李心傳的史學代表作。這三部著作作為一個整體，可以看出李心傳史學的規模，也體現出他的治史的特點。一是注重當代史的研究，重輯錄當代文獻掌故，成為「蜀中掌故之學」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學上的淹博貫通。所謂「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為也」。三是重視材料的考辨。
李心傳的著史是對當時文化專制主義的抗爭。他修史是冒著風險的。有一段文字說明他這種情況。
客有謂心傳曰：自昔權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孫盛作《晉陽秋》，而玄溫謂其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關卿門戶之事。近世李莊簡作小史，秦丞相聞之為興大獄。李公一家盡就流竄，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傳矍然而止。
未幾權臣殛死，始欲次比其書。會有旨給札上心傳所著《高廟系年》（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鉛槧紛然，事遂中輟，既而自念曰：此非為己之學也。..粹而次之，謂之《乙集》。①《四庫全書總目》卷81。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88。
①50000528_1875_0李心傳以修史為「非為己之學」，心憂天下，閉戶著書，完成一代史著。《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00卷，記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傳》、《漢紀》、《後漢紀》與《資治通鑑》在編纂學上的優良傳統，編年系事，但又不為例所限。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傳說：「編年之體，不當追錄前書已載之事。今以金人和戰，帥府建立，皆中興以後事跡張本，故詳著之，以備其始末。」②這裡提出突破編年體裁的前提和要求：「詳著」材料，「備其始末」，為「中興事跡」張本。《要錄》在「備本末」上有幾種形式，一是詳載史事來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時間上跨度很大，《要錄》記載其關鍵性活動，首尾之事「牽連書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結局。在編纂體例上，既有一定成規，又不為成例所拘。《要錄》中的自注，都經過他精心安排，使史文與注文融為一體，成為史書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複、輕重不當和不達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傳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書名可據的，近200種。有《日曆》、《會要》、《實錄》、《國史》、奏狀、詔旨、賀表、札子、墓誌、家傳、年譜、文集以及大量雜史、筆記等。有學者評論說：「宋自南渡後，史學盛行，紀述之事，最稱該備，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駁亦復不少，獨李心傳以國家、日曆為主，而參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狀，案牘奏報，百司題名，無不臚采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且其於一切是非得失之跡，皆據實銓敘，絕無軒輊緣飾於其間，尤為史家所僅見。」①李心傳自注補史的內容有幾種情況：一是詳載史事經過的；一是補錄各種重要的奏疏、章表、詔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詔諭；三是輯錄各種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資治通鑑》一樣，李心傳主要是輯錄與軍國大事有關的材料。
李心傳考史是參考眾書，求真去偽，擇善而從。在考史上他有幾條原則：傳聞不取；諱飾、私意不取；來源不確不取。後人稱他的考史是「辨駁詳明，根據鑿鑿」②。《四庫全書總目》作者說李心傳寫史「宏博而有典要」③。心傳考史有失誤處，有辨而不當辨者，後人多有訂正。至於《宋史》本傳謂李心傳「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亦是不實之詞。《四庫》館臣為之辨白，稱心傳是「據實直書」，「《宋史》病是書者，殆有不盡然矣」④。此外，李心傳的《道命錄》是學術史著作，對後來的學案體史書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道命錄》反映了李心傳的歷史觀點，《道命錄·序》說：「故今參取百四十年間道學興廢之故，萃為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為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實為之，而非（章）惇、（秦）檜、（韓）侂（胄）之徒所能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系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系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之興廢，系乎趙忠定之去留。」他又說：「道學之興廢，乃天下國家安危之所關係。」在天意、奸相賢相與學術三者之間，究竟是什麼決定天下的興衰，李心傳的回答是混亂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
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②《舊聞證誤·李調元刻序》。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47。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47。
的，但他的真實用心是要說，只有學術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國家興盛。
李心傳評諸家學術，說：「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①他肯定呂學又有批評，不滿陸學之偏卻有肯定，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後學術思想發展的趨向。
第三節徐夢莘恬於榮進升遷
徐夢莘（1126—1207），字商老，臨江軍清江（今屬江西）人。曾祖、祖父俱不仕，父親徐世亨，累贈通議大夫。幼年聰穎，「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寓目成誦。」後來，更是通貫經史百家，尤其熟悉晉、南北朝及五代時事。
靖康之變，宋室南渡，高宗在位的36年中，戰火不斷，南宋與金交爭，經歷紹興和議及孝宗隆興和議，南宋才算在風雨飄搖中穩定下來。徐夢莘前半生是在這樣的年月中度過的。特別是他4歲時，即建炎三年（1129），金軍攻下臨江軍，屠殺百姓，徐夢莘「母襁負亡去，得免」。時局動亂，社稷危亡，在青年徐夢莘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記，這也成了他日後修史的緣由：「思究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稡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紹興二十四年（1154），徐夢莘29歲，中進士，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因父喪未赴任。後調廣西鬱林州司戶參軍，不久因母離世而回歸鄉里。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歷官南安軍教授，由於參政龔茂良之薦，改知湘陰縣。在湘陰縣任上，值得提出的，一是他大力提倡儒學；二是反對增加耕稅。「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其他縣邑唯命是從，只有徐夢莘「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徐夢莘此舉使湖南帥很生氣，「欲從簿書間捃摭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①。後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論更改兩廣的鹽法，朝廷派遣廣西安撫司干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到地方上討論鹽法一事。徐夢莘等人認為原先的由朝廷專賣的「官般法」雖有弊端，但對於廣西這樣山高交通不便的地區，還是適用，不必隨意更改，「廣西山阻，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胡廷直等人則主張行「客鈔法」，由客商購鹽鈔，至鹽場支鹽，轉銷給百姓。徐夢莘的意見被否定，遭受打擊，後移知賓州，仍堅持自己看法。胡廷直怕徐夢莘阻撓鹽法的推行，到任不久便被罷官。但事實證明徐夢莘等人的意見是正確的。兩廣行客鈔法，「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
徐夢莘從賓州回鄉後，年事已高，但仍勤於治學，手不釋卷。紹熙元年（1190）因楊萬里推薦一度出任荊湖北路安撫參議官，在任五年之久。他恬於榮進，無意升遷，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史上。同僚稱他「廉靜樂道，好學不衰」。紹熙五年（1194），完成了《三朝北盟會編》的編撰。為避免官場上鬥爭，慶元元年（1195）他帶著書稿回歸故里。
徐夢莘卒於宋寧宗開禧三年（1207），終年82歲。
①《宋元學案》卷30《劉李諸儒學案》。
①以上引文見《宋史》卷438《徐夢莘傳》。
發憤編修《三朝北盟會編》徐夢莘編修《三朝北盟會編》，志在總結兩宋之際大震盪的歷史中，思考北宋覆亡的教訓。徐夢莘的民族意識，體現在對兩宋之際歷史大變動的總結上，也是對歷史上民族和戰歷史的反思。「靖康之變」暴露了北宋的腐敗無能，文吏武將懦弱，雖有一二節義之士，但朝野上下多的是「偷生嗜利之徒」，這就是靖康之變留下的教訓。
徐夢莘在「自序」中說：縉紳草茅傷時感事，忠憤所激，據所聞見，筆而為記錄者，無慮數百家。然各說有同異，事有疑信，深懼日月寖久，是非混淆；臣子大節，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沒不傳。於是取諸家所說及詔、敕、誥、書、疏、奏議、記傳、行實、碑誌、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銓次。①50000528_1879_0此書專記宋金和戰之事，起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迄紹興三十二年（1162）完顏亮伐宋敗盟。共46年，分上中下三帙，上為政和、宣和25卷，中為靖康75卷，下為建炎、紹興150卷。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日，詮次本末。
《三朝北盟會編》在編修上的特點，首先是取材廣泛，其中「親聞見筆而為記錄者」的材料尤有價值。據《四庫全書總目》統計：「所引書一百二種，雜考私書八十四種，金國諸錄十種，共一百九十六種；而文集之類尚不數焉。」樓鑰說：「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上下四十五載間，具列事實，制敕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搜掇無遺。」①其次《會編》詳略有要，突出修史大旨。靖康之變與宋金和戰的記載是重點。全書記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紹興三十二年250卷。書中突出記靖康之變的內容，起欽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盡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不過一年多時間，就占75卷。「事涉北盟者，悉取銓次」，更反映出徐夢莘作史的立意所在。據樓鑰說，「又有綱目一冊，並藏於家」。
平實修史，是這部書的又一個特點。徐夢莘說「不敢私為去取，不敢妄立褒貶」，表明他無論在取材上還是在議論上，都本著求實的原則。同時，在書中他表彰抗金將士、人民，抨擊奸相佞臣，抨擊腐敗朝政。取材有法度，反映出他的修史之旨；敘事行《春秋》褒貶筆法，有作史義例，用意在：「使忠臣義士亂臣賊子善惡之跡，萬世之下不得而掩沒也」。
此書的優點體現在「會編」兩字上，其缺點也可從「會編」兩字上得到說明，這就是一些地方表現出來的「雜博」以及由此帶來的記事上的失實。重視本朝史的編修，是宋代史學史的一個特點，各家又自有特色。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既不同於王稱的《東都事略》，也不同於編年體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及稍後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編年系事有條理，又注意事件的完整性，「會編」兩字也反映出體裁上的特點。《四庫全書總目》將此書列入「紀事本末體」中。
徐夢莘的著作，還有《北盟集補》50卷、《會錄》及《讀書記志》等。
徐夢莘之弟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進士，「安貧樂分，不貪不躁」。①樓鑰：《攻媿集》卷108《直秘閣徐公墓志銘》。
著有《左氏國紀》、《史記年紀》等。從子徐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1205）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干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士等。「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①。撰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及《漢兵本末》、《西漢地理疏》等。①樓鑰：《攻媿集》卷108《直秘閣徐公墓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