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五十八章鄭樵馬端臨

第一節鄭樵 勵志苦讀，通百家之學 鄭樵（1104—1162），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今屬福建）人。自號溪西遺民，學者稱為夾漈先生。父鄭國器是太學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於姑蘇（今江蘇蘇州），時鄭樵16歲。他護父喪回莆田。此後，鄭樵在家鄉夾漈山築室厲志自學。他家境貧寒，但在學習上卻是「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諷誦不絕」①。家中沒有書，便向當地藏書豐富的人家借書讀，立志「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在治學上他興趣廣泛，對經史之學、禮樂、文字、音韻、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以及方書、校讎、目錄等各個門類的學問都加以探索。與他在一起讀書的還有從兄鄭厚。 鄭樵注意把書本知識學習和實際觀察結合起來。他認為「農圃人」只能認識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詩書之旨；「儒生」通詩書之旨，卻是不認識田野里的東西，因此兩者必須結合起來。為學習天文知識，他是一面讀《步天歌》，一面觀察星象，「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矣」①。為了認識動植草木的狀況，了解草木蟲魚的情性，他向有實際知識的人學習，「與農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②。 在治學上，鄭樵主張要有獨斷之學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見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襲前人的說法而毫無創新，「胸無倫類」的儒生令人生厭。 鄭樵的「六書」說在文字學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寫的《爾雅注》保存下來，受到歷代學者的好評。在等韻學上，鄭氏的《韻圖》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韻圖。關於文獻校讎類例主張，一直受到學人的推崇。他在目錄學上的十五分類方法及其著錄書籍之豐富，在目錄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對於《春秋》的看法、對自然災異的現象的認識，含有科學的因素。在動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認識受到世界上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者的重視。鄭樵在這許多學術領域內取得相當大的成就，不但對這些學科作出了貢獻，而且為成就他的史學事業奠定了基礎。 山林三十年，著書千餘卷鄭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滅北宋，擄徽欽二帝，「天子蒙塵，蒼生鼎沸」，這對鄭樵、鄭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鄭是有血氣的青年人，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鄭上書給江常，申述報國之志，但是沒有結果。後又上書宇文樞密，也就是宇文虛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薦。其時朝政腐敗，宇文虛中落職奉祠，無法給二鄭以幫助。鄭樵結識當時的抗①《鄭樵文集》卷2《獻皇帝書》，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①《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②《通志·昆蟲草木略·序》。 金名將如李綱、韓世忠，《宋史》本傳說：「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①紹興十七年（1147）朝廷詔獻書。次年，鄭樵風塵僕僕千里，將自己所著的書獻上朝廷。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7，紹興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鄭樵以右迪功郎，但實際上，鄭樵並沒有接受。紹興二十七年，王綸薦鄭樵，還稱鄭樵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對，特補右迪功郎。鄭樵獻書，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為是「私修國史」而遭受迫害。當時秦檜當政，政治黑暗，不斷以「私修國史」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機會進入朝廷的館閣中，閱讀書籍，得到一點資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願望。 鄭樵在獻書以後，仍回莆田講學授徒。朝廷幾次引薦，均被鄭樵婉拒。 紹興二十八年，高宗召對後，差監潭州南嶽廟，給筆札資助鄭樵抄所著《通志》。 紹興三十一年（1161）冬，鄭樵再一次赴臨安獻書。此時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蘇南京），鄭樵未能見，留守臨安幹辦公事。次年，高宗返臨安，命鄭樵進所著《通志》。三月，鄭樵病逝，終年59歲。 鄭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藝文」類還保存著所著書目，雖大部分散佚，但多數內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現在的還有《爾雅注》，《夾漈遺稿》3卷（因遺漏錯訛較多，吳懷祺作了校勘，並增補一些佚文，是為《鄭樵文集》）。顧頡剛將鄭樵的辨《詩序》的文字收集起來，使鄭樵《詩辨妄》一書大部分內容得到恢復。 《通志》《通志》200卷，是我國現存繼司馬遷以後又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全書體例有：《本紀》、《列傳》、《年譜》（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載記》。上起三皇，大部分內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華在二十《略》，書前的《總序》以各略的《序》是鄭樵力作，是鄭樵史學思想精華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鄭樵的卓識。 鄭樵的史學思想多數通過史學批評表述出來。一是會通思想。《總序》開篇說：「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後九洲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①歷史是一個有因依相關的過程，因此寫史不能割斷歷史前後的聯繫。班固的《漢書》受到他的批評，就是因為斷漢為代，「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會通觀點另一點要求是寫史要收集儘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對用天命觀曲解歷史。他認為以天人感應的災異說解說人事歷史，是「欺天之學」、「妖學」。人間的禍福與天象的變化沒有必然的聯繫。三是反對以所謂的「春秋」筆法寫史。搞字字褒貶的春秋筆法，是「欺人之學」，是「妄學」。他認為不能在寫史中任情褒貶；只要史實寫清楚，後人通過對史事的了解，自然會作出評價。歷朝史書攻擊對方是「賊」、「寇」；南北朝時代南方的史書中稱北方是「索虜」；北方則稱南方是「島夷」。這些都是錯誤的。 ①《宋史》卷436《鄭樵傳》。 ①《通志·總序》。 四是實學主張。鄭樵認為寫史和治學要講求實用，否則就是一種空疏之學，是「從事語言之末，而非實學也」。史書應該記載「國之大典」的材料，他強調要重視寫譜（表）、圖以及注意應用金石資料，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五是類例主張。應當如同帶兵一樣，要以類例的辦法研究學問。所謂類例不是簡單的分類，而是要在弄清學術源流的基礎上確定類例。 鄭樵的史學思想在中國古代學術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說自己的批評是為了「開學者見識之門戶」，是要打破當時學術界中「經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鄭樵的學術批評凌厲，招致非議。《宋史》本傳說他「獨切切於仕進」，是誣詞。鄭樵在《總序》中對科舉的利祿之途加以批評，一生多次拒絕引薦。鄭樵在上書中請求入三館四庫中，是為搜求材料。對鄭樵的學術批評，有的說是「好為大言」，有的說是「賊經害道」，但這只能從另一角度說明鄭樵學術思想具有一種清新意識。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的《申鄭》、《釋通》諸篇中闡明鄭樵學術精神的意義。梁啓超稱他是我國古代三大史學思想家之一。這三大史學思想家是劉知幾、章學誠、鄭樵。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史界之有（鄭）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第二節馬端臨 學術淵源與時代變動 馬端臨（1245—？），字貴與，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饒州路刊刻《文獻通考》時，年69歲。 馬端臨家學淵源深厚。父馬廷鸞字翔仲。早年喪父，家境貧寒，「甘貧力學」①。後來他回憶說：「紹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歲，弟甫四歲，我生七年，亦未毀齒，母抱群雛，家徒四壁，畫荻而教。」②成年以後，馬廷鸞被鄉人聘為童子師。淳祐七年（1247）登進士第，調池州教授。寶祐年間，因試策中直言「強君臣，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由此得罪權臣厲文翁、內侍董宋臣等。賈似道當道，他也不趨附。咸淳三年（1267），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咸淳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視他為異己，咸淳八年，廷鸞「九疏乞罷政」。馬廷鸞對馬端臨的影響，一是在修史方面。馬廷鸞也講災異，但意圖是希望度宗實施好的政策，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豫防。」馬廷鸞著作頗多，其史學著作是《讀史旬編》，有38帙。據馬廷鸞說，此書是「始以備遺忘，授兒曹而已」。是給子輩講授之用的。宋亡以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式開筆寫作，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四年以後，馬廷鸞去世。馬端臨說受到父親的薰陶，「業紹箕裘」，「趨庭答問」，努力繼續父親的事業。《文獻通考》中保存了馬廷鸞對歷史的評論，即「先公曰」的內容。他對父親的評論又作了發展。二是在學風上，馬廷鸞表現出一種綜羅文獻的學術風格，讀經研史，①《宋史》卷414《馬廷鸞傳》。 ②《碧梧玩芳集》卷20《祭亡弟總干文》。 誦詩文，匯經史百氏嘉言善行①，這是南宋後期學術上的一種風尚，《文獻通考》明顯地帶上這樣的學術印記。 馬端臨的老師曹涇，對馬端臨同樣有重要的影響。曹涇為朱熹學脈的傳人，為「晦翁續傳」，「詣朱子學」②。因此，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對歷史問題如封建、井田等，很多看法同朱熹接近。所不同的是，馬端臨在議論中又有發展，有的地方夾雜了「心學」的痕跡。這正是南宋後期理學變化中朱陸門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南宋滅亡時，馬端臨年僅23歲。這位年輕人在歷史大變動之際，對時局震盪的感受是很深的。咸淳九年（1273），他雖曾漕試第一，但決心不仕，以變通的思想來總結歷史，總結兩宋滅亡的原因。父親死後，他作過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台州路儒學教授。 《文獻通考》史學巨著《文獻通考》348卷，計有24「考」。二十四考是：《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征榷考》、《市糴考》、《土貢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郊社考》、《宗廟考》、《王禮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輿地考》及《四裔考》。其書以杜佑《通典》為藍本，貫穿古今，會通曆代典章制度，博加考察。門類較杜佑《通典》詳細，多為《宋史》各志所未備。記載了自上古到宋寧宗時的典章制度沿革。其中有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的內容，有封建專制主義國家機構的內容，有關於禮、樂的材料，有關於歷代紀元和國家組織形式變遷的內容，也有關於天象、地理等方面以及民族、邊疆方面的內容。全書首列《田賦考》，體現出馬端臨的卓越見識。 《文獻通考》對宋以前的歷史作了全面的總結，而且形成了一個整體的看法。在事實上他把歷史劃分出不同階段。各《考》一以貫之地體現出這樣的觀點。第一階段是太古時期，即三代以前的階段。第二階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階段是秦漢以後的歷史，與前兩個階段有明顯的不同。前兩個時期的社會「有公天下心」，秦、漢以後，社會「無公天下之心」。「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皆視為已有。」①所以，秦漢以後，封建井田制度無法實行。關於封建井田的議論，明顯帶有心學的印痕。馬端臨認為歷史的發展受「勢」支配，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是「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②歷史發展的「勢」又為「利」所支配，能這樣認識歷史的人，才可以說是具有通變的思想。他指出：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強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於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之，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①50000528_1866_0①《碧梧玩芳集》卷15《書課歷序後》。 ②《宋元學案》卷8。 ①《文獻通考·自序》。 ②《文獻通考·自序》。 所以他認為對於封建井田一類的問題，要認識到「返古實難」，應當「知時適變」。後代不能照搬古代的「良法」，用恢復封建、井田的辦法，去解決社會危機。這是從歷史中得出的認識，也是他思考解決現實社會危機的結論。由於馬端臨身受亡宋之痛，所以他對南宋統治者，時有憤慨的批評。他揭露了宋代三百年的腐朽統治，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關於王安石變法，馬端臨既有肯定也有批評。從根本方面說，他贊成變革，但他認為「經邦稽古」應當「知時適變」。總的來說，這與王安石變法的精神相通。 《文獻通考》一書，在編纂學方面很有特色。全書有「文」，有「獻」，有「考」。「文」是文獻網羅與考訂。「獻」是指前人的議論、前人的評論。批評只要有可取的地方，都收錄下來。這些評論主要是論述歷史的得失，也有掌故的考訂。「考」主要是馬端臨的看法。就全書來看，「考」包括這幾部分，一是全書的《自序》，各考前的《序》，以及《考》中的《按》語。馬端臨對歷史的見解，通過材料編排和自己的議論而貫穿全書。所以《文獻通考》在內容與形式各個方面都可稱是完美的史學巨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