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五十四章陳亮葉適
第一節陳亮
「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
陳亮（1143—1194）原名汝能，後慕諸葛亮之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號龍川，婺州永康（今屬浙江）人。祖父陳益，少年以「志氣自豪」，從事科舉，不得意。晚年，「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①。父親陳次尹，默默無聞。教育陳亮的任務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學識與豪俠之風對陳亮產生了影響。
陳亮青少年時代，就不同凡響，「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②。十八九歲時，面對南北對峙、山河破碎的現實，讀史書，生出無限感觸，「餘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③。他寫出了《酌古論》，表達自己「經略四方之志」。紹興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陳亮的史論文字，頗為讚賞，就同他討論、商榷。陳亮直抒胸臆，闡發自己對歷史、對時局的見解。周葵稱道陳亮必為「他日之國士」，待為坐上賓①。
宋孝宗即位，周葵為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戶部侍郎。隆興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講遷左中大夫，除參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罷參政②。時陳亮在臨安，周葵極為器重。陳亮因為有周葵這一層關係，得以與一時名流俊彥結交，暢述自己的見解。周葵又親為陳亮講授《大學》、《中庸》，並說「讀此可精性命之說。」《宋史·陳亮傳》稱陳亮「遂受而盡心焉。」這不完全是事實。因為周葵在政治上「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就這點說，陳亮與他相左，「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陳）亮持不可」。就學術傾向上說，周葵「平生學問不泥傳注」，這與陳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參知政事被罷以後，陳亮也回鄉里。不久，母親去世。在服母喪期間，父親因家僮殺人，被捕入獄。接著，是祖父母相繼辭世。父親在丞相葉衡等人的幫助下，得以出獄。
乾道四年（1168），陳亮參加婺州的鄉試，列榜首，入太學。次年參加禮部試，未中。退而上《中興五論》，書入不報。於是，退而修學於家，「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③。陳亮在鄉里力學著書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陳亮至臨安，復詣闕上書，極論時事。又過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陳亮在考察京口、建業以後，又至臨安，第三次上書，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①《陳亮集（增訂本）》（鄧廣銘點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銘》。
②《宋史》卷436《陳亮傳》。
③《陳亮集》卷5《酌古論序桑維翰》。
①參《宋史》卷385《周葵傳》。
②參《宋史》卷385《周葵傳》及卷213《宰輔表四》。
③《陳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從作《酌古論》、作《中興五論》，到多次上孝宗皇帝書，以及其間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與朱熹往復辨「皇帝王霸」，這些標誌陳亮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走向成熟。
陳亮作《酌古論》，所論歷史人物有：漢光武帝、曹操、孫權、劉備以及諸葛亮、呂蒙、鄧艾、羊祜、苻堅、韓信、薛公等。他的史論以史為鑑，寄寓自己的興邦之志：「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①《中興五論》包括《中興論》、《論開誠之道》、《論執要之道》、《論勵臣之道》與《論正體之道》。這五論，言中興事之大端，明經略四方之志。如果說《酌古論》重在論史、論古；那麼《中興五論》則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興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書與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主要是論說南宋的中興與金的衰變，是必然；論說不可長久偏安，也是必然；論恢復大計與京口、金陵形勝險要，批評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說：「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他這樣分析：「陛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第二書》）。說太祖、太宗開創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通之道，則維持之具窮矣」（《第三書》）。又說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有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上書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話說，為的是復開數百年太平之基。據史載，第一次上書後，孝宗要授以官職，陳亮笑著說：「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①「皇帝王霸」之辨陳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歲時祖父母、母親相繼離世，父親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親也辭世，陳亮靠舉貸才把父親安葬。
陳亮從上《中興五論》、上孝宗一、二、三《書》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是五次上書，震動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壇上，一個不合時趨而鋒芒畢露的年輕人，要想實現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兩次參加禮部試，後一次是在紹熙四年（1193）中了狀元，時已51歲。他沒有來得及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個人經歷上，陳亮沒有什麼顯赫的仕宦履歷，但他一生卻三度入獄（關於陳亮一生入獄事，記載相當混亂，綜合各種材料，應當有三次）。第一次①《陳亮集》卷5《酌古論序》。
①參《宋史》本傳及《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入獄當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天時間內，連上孝宗皇帝三書後，回歸故里的途中，酒後放言，言語中有犯上言詞，為席間之人告發。刑部尚書何澹曾是禮部試的考試官，有意壓陳亮。陳亮對他言詞不恭，所以何澹利用這件事，誣告陳亮圖謀不軌，事下大理，被拷打得體無完膚。孝宗知道這事，為他開解，說「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陳亮得免一死（《宋史》本傳將陳亮父入獄事，繫於陳亮第一次入獄後，誤。陳亮父於乾道四年已出獄）。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時陳亮已42歲。在一次鄉裡間禮儀的宴會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於是懷疑食物異味是有毒，陳亮被捕入大理，後得友人辛棄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獄。
第三次在紹熙元年（1190）。家僮呂興、何念四毆打呂天濟，幾致死。
呂天濟誣告說這是陳亮指使的兇殺。台官諫司諭監司酷吏訊問，無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陳亮於死地。①幸有少卿鄭汝諧，了解案由，很是驚異，在孝宗面前力言，說：陳亮是「天下奇才也。國家若無罪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在皇帝過問下，陳亮才得以脫獄。這已是紹熙三年（1192）。
紹熙四年（1193），第二次應禮部試，禮部奏名第三，孝宗擢為第一。
他的策論為孝宗、光宗賞識，簽授建康府判官廳公事。陳亮未到任便去世；時為紹熙五年（1194），終年52歲。
陳亮提倡功利之學，力主抗金，在當時的理學界中，獨樹一幟，「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四君子皆談性命而辟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為不然。」①淳熙九年（1182），陳亮至衢州、婺州訪朱熹，相處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訪陳亮，兩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陳亮稱朱熹是「人中之龍」，說：「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唯秘書一人而已。」②是年夏，陳亮再致書朱熹，並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書中稱「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③但兩人在對天理功利等問題的看法上，黑白判別。陳朱爭論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陳亮第二次入獄，尚未脫獄之時，朱熹寫信給陳亮，希望陳亮「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這年五月二十五日，陳亮出獄，在陳一之處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寫了一封回信，這就是《又甲辰答書》。在信中，陳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須之禍。」他在信中慷慨陳辭，坦陳自己的心跡，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粗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談到王霸義利問題，陳亮說：①參《陳亮集》卷27《與章德茂侍郎又書》。
①《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龍川門人：簽判喻蘆隱先生偘》。②《陳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③《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陳同甫書》。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慾，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
關於醇儒問題，陳亮認為：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仁智勇之達德具於一身而無遺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
朱熹覆信再論王霸義利，認為三代以後，即或是漢高祖、唐太宗這些英主，也都是「無一念不出於私也」，所以，漢唐以後的歷史不同於三代，「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對於朱熹這些觀點，陳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復的回信中，不斷地對朱熹作出了批駁。陳亮說，不能把歷史斷成兩截，分成三代與秦漢以後的兩個不相聯繫的階段：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如果這樣認識歷史，那麼，「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書之一》）又說：「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又乙巳春書之二》）他又說：「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所謂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沒有利慾之心，也不是事實，「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乙巳秋書》）。
第三年，即丙午年，陳亮致信朱熹，說：「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偽而一至於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慾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為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①朱熹在答書中，說：「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為喜。」稱自己：「只今日用功養病之餘，卻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疏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場王霸義利之爭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陳兩人都保留自己的見解，但又相互諒解。
永康之學與龍川詩詞陳亮與呂祖謙、葉適、陳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學人，都有深厚的交誼。
他們在學術上相互切磋、相互辯難，推動了學術的發展。
①以上引文見《陳亮集》卷28。
陳亮創立龍川事功學派，這個學派受到不少批評。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更有慚德。」①歸結起來是兩點，在理學家看來，一是其學術上與二程學統沒有聯繫，專言事功，是不純。二是陳亮晚年急於求官，是晚節有虧。後一點是中傷，前一點也不準確。陳亮言事功，主張王霸雜用，在當時朝廷中，是一股新風。
陳亮強調道不離氣、道不離事，說「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如果把事物與理分離開來，即使是孔孟之學，也不是正大的學術。他說：「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②關於事物與道、理之間關係，他說：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③500005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脫離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間只有事。這是他的事功之學的哲理依據。因此，道在日用之間，包括禮儀都是與日用不能脫離的。「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陳亮指出，如果拋棄這一根本點，則只能是流於末學，他以《詩經》來說明：「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①朱熹等一些理學家，通過章句疏釋方法，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作為入德之門、進行天理綱常說教的教本。陳亮卻認為，孔子的《論語》只是「下學之事」的作品。他說：「《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自謂其有得也。」②這是陳亮對理學教條的批判。
陳亮認為天理與人慾是不能分開的。這是他與朱熹辯論的主要論題。陳亮說：「近世儒者，謂三代以天理行，漢唐專是人慾，公、私、義、利，以分數多少為治亂，其說亦不為無據矣；而不悟天理、人慾不可並用也。」③他認為按照這樣的辦法，君王沒法去治理國家。同樣，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開，互不為用，這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歷代帝王的成功經驗，也證明這一點。陳亮從道與氣、與事、與物的關係上，說明王霸雜用、義利雙行的根據。在朱熹看來，陳亮龍川事功之學，專是功利。朱熹說：「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可畏！可畏！」①陳亮在詩詞上也有很高的造詣。當時詞壇多的是吟風弄月，抒別恨愁腸，而陳亮的長短句「每一章成，輒自嘆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葉適語）。他同朱熹、同辛棄疾、葉適相互唱和，他詠唱道：「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①《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
②《陳亮集》卷9《論·勉強行道大有功》。
①《陳亮集》卷10《六經發題·詩》。
②《陳亮集》卷10《語孟發題·論語》。
③《陳亮集》卷15《問古今損益之道》。
①《朱子語類》卷123。
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念奴嬌·登多景樓》）。他與愛國詞人辛棄疾唱和的詞尤多，他說：「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看到南宋樂於偏安，他只能是：「壯士淚，肺肝裂。」②陳亮詞作感情激越，風格豪放，顯示了他的政治抱負。其著作後人編為《龍川文集》、《龍川詞》。
第二節葉適
讀書聰穎，遊學婺州
葉適（1150—1223），字正則，溫州永嘉（今屬浙江）人。生於瑞安，後居於永嘉水心村，世稱水心先生。
葉適的少年時代，家境貧困。「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蕢三世矣」③。父親性情開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親杜氏嫁到葉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災，家中器物被大水沖盡，自此更為艱難，居無定址，先後遷過二十一處，「窮居如是二十餘年」。11歲時，名儒陳傅良在縣城林元章家執教，葉適經常在林家嬉戲，他得到機會從陳傅良學習。據他自己的回憶，從此受教、請益於陳傅良的時間，前後有40年之久。少年時代從學的學人中，可以考定的還有劉朔、劉愈、劉夙等。
13歲時葉適隨父從瑞安遷到永嘉（今浙江溫州）；15歲，學詩、學時文，這些對他一生學術深有影響。《宋史》本傳稱他「為文藻思英發」①，而全祖望評論說：「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②16歲時，葉適在溫州樂清白石北山小學講舍講習，為稻粱謀，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間從學與結交的師友，除陳傅良外，還有王十朋的門人葉士寧與林鼐、林鼒兄弟等。
從19歲開始，一直到28歲，即淳熙四年（1177），葉適主要活動是在婺州地區遊學，曾從學於鄭伯熊，上書宰執葉衡，結識了陳亮、呂祖謙、周必大等。
這十年間，葉適到過臨安，時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葉適上書葉衡，葉衡時為簽書樞密院事。葉適在這封《上西府院書》中，縱論天下大勢，指出天下之患在於「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執能夠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具體地說，一是政治上的有為：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辟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重台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二是經濟上的措施：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三是軍事上的廣武舉之路，委諸路以擇材，鼓舞士卒之勇氣，不用增兵而加緊訓練，屯田耕種以代軍輸。四分上流之地，積極準備北伐。
葉適提出中興的「大略」，進一步指出關鍵在於為政要「誠」、「賞」
與「罰」。誠，是指發號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賞，②參《陳亮集》卷39《賀新郎·寄辛幼安，和見懷韻》及《賀新郎·懷辛幼安，用前韻》。③《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銘》。
①《宋史》卷434《葉適傳》。
②《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
是指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賤之丑。罰，是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貴近之厚。以後，葉適多次上書朝廷，其要點多是這些內容①。
這一年葉適才25歲，這次上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反響，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葉適26歲，赴武義招明山訪呂祖謙，與陳亮、呂祖謙相聚。
志存恢復，論政從政淳熙四年（1177），葉適得周必大的保薦，漕試合格，中舉人。次年春，中進士第二名。自此，葉適踏入仕途。
葉適在廷對中，對孝宗和宰執提出了批評。雖然孝宗也力圖精實求治，但十多年過去了，卻沒有尺寸之效。王業偏安於一隅，庶政積廢於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舊，要革去弊政，收復失地。
淳熙五年（1178），葉適授文林郎、鎮江府觀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喪。八年，服除，改武昌軍節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薦葉適等，葉適辭不就。淳熙九年，升兩浙西路提刑幹辦公事，居平江（今蘇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參知政事龔茂良薦，奉召赴臨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學正。次年，升太學博士。
葉適在奏對中，論說國事之中有四難、五不可。四難是：國是、議論、人才與法度方面的四難；現實是：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葉適向孝宗說：「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孝宗早年的銳意恢復的精神此時已沒有了，對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無可如何，說自己的眼病很重，這樣的志向已經沒有了。誰能擔當此任的，你就同他說去吧。葉適再次進言，孝宗「慘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葉適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他向丞相推薦陳傅良等34人。後來證明薦人正確，這34人被召，在朝政中發揮了大作用。這一年，林栗發起對朱熹的攻擊，葉適為朱熹伸張，說從鄭丙、陳賈到林栗，以道學之名指斥朱熹，是沒有道理的，是小人殘害忠良的慣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禪位，太子趙惇即位，是為光宗。五月，葉適除秘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官。乞外補，添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國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國勢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財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葉適說：「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而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可是仍然毫無反應。紹熙元年（1190）十月，葉適以秘書郎出知蘄州。
光宗是個有隱疾的皇帝，在請立嘉王趙擴為太子等問題上，與退位在重華宮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陳源等從中離間。自紹熙二年十一月後，父子之間隔閡很深，從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機加深，國事艱危，群臣為促請光宗朝重華宮的太上皇，可說是費盡心機，陳傅良痛哭於庭，趙①《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華宮；太學生也上書。紹熙三年十一月，葉適等上疏，請光宗朝重華宮，不從。紹熙四年（1193），葉適奉召赴臨安行在，十一月除尚書左選郎官。光宗很長時間以稱疾為由，不朝重華宮。宮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廢。葉適盡力上言，對光宗說，父子之間親愛出於自然，不能沒有事實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動心，曾兩赴重華宮，都城臨安人聽說後，都為之歡悅。後來葉適又有建言，未報。但光宗父子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群臣請光宗朝重華宮成了朝政的焦點。
紹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稱疾不執喪事，又引發出朝政危機。趙汝愚及葉適等人，通過韓侂胄請太皇太后吳氏垂簾，尊光宗為太上皇，立嘉王趙擴即帝位，是為寧宗。
寧宗即位後，朝中又展開新的鬥爭。趙汝愚為宰相，韓侂胄自恃立寧宗有功，為自己僅遷樞密院承旨，很不滿意。韓、趙的鬥爭不斷升級。韓侂胄及其周圍一批人，排斥打擊趙汝愚、朱熹、葉適等。趙汝愚被貶死於衡陽。葉適也受到牽連。韓侂胄與趙汝愚的鬥爭越演越烈，說朱熹提倡的學術是「偽學」。由「偽學」之禁，演變成反對「逆黨」所謂的「慶元黨禁」，「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①。
慶元元年（1195）葉適為御史胡紱所劾，降兩官。慶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慶元三年，朝廷立「偽學」之籍，名單上共有59人，葉適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葉適起為湖南轉運判官，嘉泰二年，弛禁，遷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應召入對，葉適對寧宗說：「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①這番話為寧宗所稱許。
韓侂胄發動開禧北伐，葉適說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慮周密，「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要考慮戰事給各方面帶來的後果。開禧二年（1206）葉適除工部侍郎，韓侂胄進行北伐，是要利用葉適的聲望。但如葉適所料的一樣，這次北伐條件不充分，也沒有周密的準備，加上用人的不當，吳曦的叛降，雖然戰爭初期，獲得一些勝利，但很快戰爭的形勢發生變化，金兵南下，形勢危急。葉適乞節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戰鬥中，他用劫砦等靈活的戰術，給金人以重創。兵退，葉適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葉適在長江以北屯田，設置堡塢，一面屯墾，一面積極備戰。這些做法很有成效。開禧北伐失敗，史彌遠及楊後謀殺韓侂胄，取其首級，以向金人求和。葉適於戰端未開之時，極力諫止，曉以利害。在戰爭中，特別是他節制江北的過程中，解和州之圍，實施以江北守江的戰略，收到了成效，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卻彈劾葉適，「罪名」是葉適曾「附（韓）侂胄用兵」。葉適因此被奪職，回永嘉水心村專心著述講學16年。嘉定四年，轉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獲祠祿，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辭世，終年74歲。
水心之學，卓然獨立①《宋史》卷434《葉適傳》。
①《宋史》卷434《葉適傳》。
在宋代學術史上，葉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經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有《葉適集》（《水心文集》與《別集》合編，1961年版）以及《習學記言序目》（上下冊，1967年版）。葉適在學術上的貢獻，全祖望評論說：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學，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①50000528_1829_0這段話說明了水心之學的幾個方面。一是水心之學在永嘉之學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學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許景衡等所謂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學派中實際包括兩個學系，一是二程的洛學，一是張載的關學。這就是全祖望說的：「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②傳洛學中尤以周行已為重要，「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③。南宋永嘉學人在傳洛學方面，應當提到鄭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陳傅良等。葉適與薛季宣、陳傅良的關係密切，特別是與陳傅良的關係。葉適14歲結識陳傅良並從學，此後交遊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學始是「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①。
所以永嘉之學到了水心，才「一洗之」，這句話可以商榷，但也點出葉適在永嘉學派上的地位。葉適提倡功利，但把講功利與講義理結合起來，反對空談性命，講求學統，說：「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水心文集·贈薛子長》）。葉適雖對理學家有所批判，但他並不是不重視學統，雖然他的道統與程朱的道統觀又有差異。葉適完成了薛季宣、陳傅良對永嘉學的構建。葉適寫《習學記言序目》時，已經是晚年，對歷代儒家經籍和道統都有批判。
葉適的經制之學重典章、重經濟、重致用，倡改革，又講義理。永康的事功之學專言事功，主張「義理之學不必深窮」。水心同這些有差異。
二是水心之學的學風。「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這是說葉適與永嘉諸子的不同之處。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反映了葉適在理論上的深度不足。《四庫全書總目》對《習學記言》有一段評論，說這本書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確能有所見，「足與其雄辯之才相副」；但指出葉適在論太極生兩儀的論述，是「文淺義陋」。《四庫全書總目》引陳振孫的話，說《習學記言》「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②。
至於說葉適的門人多流於辭章，那是學風的影響所及。但《宋元學案》又說水心門人也有差別：「水心之門，有為性命之學者，有為經制之學者，有為文字之學者。」還有王大受（拙齋）這樣「欲以事功見其門庭」的學者。三是水心之學的影響。南宋乾道、淳熙之際，宋代文化又出現了一個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以及陸九淵的陸學。所謂的朱學、呂學、陸學，鼎足而三。或謂是朱學與呂學和張栻的湖湘之學，是南宋的三大學派。而張栻死於淳熙七年（1180），次年呂祖謙也逝世了。從此是朱陸兩分天下，葉適的崛起，成為一大宗，遂與朱、陸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學無法②《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
③《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
①《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13《子部十·習學記言》。
與朱、陸相抗衡。南宋後期，朱學地位在提高，朱、陸合流、相互出入，成為一種文化潮流。朱熹指責陸學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學是大不成學問。①這種學術上黨同伐異，不足取。應該說，水心之學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辯理學家說《易》及解《中庸》、《大學》之非，以為「舍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諸多論斷顯現思想批判的光華，雖然仍是本《六經》之根本。
①參《朱子語類》卷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