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五十三章朱熹陸九淵呂祖謙

第一節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年號晦翁、雲谷老人、遁翁、滄州病叟，別號紫陽；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因長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學術被稱為「閩學」；又因他於建陽建考亭精舍講學，所以也稱為考亭之學。 父朱松（1097—1143），字喬年，號韋齋。政和八年（1118），同上捨出身，授建州政和縣尉。後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1134），除秘書省正字。歷官著作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司勛、吏部郎等。朱松為人剛直，因反對和議忤秦檜，被排擠出知饒州，未上任。紹興十三年（1143），病死於建甌。時朱熹年僅14歲。朱松早年從學於理學大師楊龜山（時）的弟子羅豫章（從彥），其學術與操行對朱熹的成長有一定的影響。從師事三先生到從學李延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朱熹出生在南劍州尤溪縣，在社會動盪不安中渡過他的青少年時代。14歲以前，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早年讀《四書》是很辛苦的。但他在讀書中找到興味，說讀書要有一種沉潛的功夫，要專一，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少年的朱熹，在讀儒家經籍中，立下成「聖人」之志，說：「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①後來他在訓門人中，要他的弟子為學須立志，涵養氣質，就事上、在日用間理會出道理。這也是他早年讀書的經驗和體會。 朱熹10歲前所受的是啟蒙教育，11歲「受學於家庭」②，從父親朱松學。這一年朱松罷官來建陽寓居，也有了空閒教育自己的兒子。朱松師從羅從彥，羅從彥為楊時的學生。楊時受學於理學創立者程頤。朱松早年拜見程頤，學《周易程氏傳》。朱熹自幼在這樣的家學的氛圍中成長起來，受到理學的薰陶。《朱子行狀》說：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 朱熹14歲，父親辭世。受父命從學於胡憲（字原仲，籍溪先生）、劉子翬（字彥沖，屏山先生）及劉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三先生都與理學有著不同的淵源關係；但三先生所傳又都夾雜著釋老之學。二劉過世後，朱熹獨事胡籍溪。另外，有幾個僧人如道謙等，對朱熹的影響也相當大。在李侗（延平先生）前，朱熹所學相當博雜，出入佛老。他自己說：「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①朱子青少年時所學博雜，不僅要看到其負面的作用，也應看到，理學的完備，需要一個廣闊的知識基礎。融會釋老儒是理學發展的需要。 朱熹18歲，建州鄉貢高中。次年，禮部試，賜同進士出身。22歲，入①《朱子語類》卷104《自論為學工夫》。 ②王懋竑：《朱子年譜》卷之1上。 ①《朱子語類》卷104。 都銓試，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紹興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任，途中拜見李侗。李侗強調「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但初次相見，李侗強調儒佛區別的觀點，沒有被朱熹接受。紹興二十六年，秩滿。二十八年，差監潭州南嶽廟。 紹興二十八年正月，朱熹徒步走了一百多里，再次見李侗。紹興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見李侗。紹興三十二年，迎謁李侗於建安。數見李侗，經過指點與自己的探索，朱熹終於體會出李侗思想的意義，從而完成「逃禪歸儒」的轉變。朱熹說：「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卻是這邊味長。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②李侗稱讚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③。朱熹因李侗而得二程理學的正傳，而二程理學也因朱熹的發展而臻於完備。 朱熹中舉後，在同安任內主縣學，開始了講學活動。 集理學之大成從朱熹一生的學術生涯上看，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一、從隆興元年（1163）到淳熙四年（1177），即34歲到48歲，是朱熹學術體系初步形成時期。他一方面繼續闢佛，一方面系統編輯理學家的言論、文字，把理學精神糅進儒家的經籍，基本完成《四書》的纂修。 宋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講帝王之學，早定修攘之計。隆興元年（1163）復召，入對，奏事垂拱殿，除武學博士。此前，在紹興二十九年（1159）朱熹編《上蔡語錄》。隆興元年編成《延平答問》，寫出《論語要義》，編《論語訓蒙口義》。乾道八年（1172）作《語孟精義》；再刻時，改名《語孟要義》；後又改為《語孟集義》。隆興二年（1164）有《困學恐聞編》。 孝宗乾道元年（1165），朱熹請祠，差監南嶽廟。乾道年間編寫的有《程氏遺書》、《程氏外書》；《太極圖說解》、《通書解》及《西銘解義》等。乾道八年，編成《資治通鑑綱目》59卷。這是朱熹要使史學「會歸理之純粹」的工程。朱熹說：「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而不正名。漢丞相（諸葛）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尋檢。」①他認為司馬光所撰《資治通鑑》存在兩個方面的缺憾，一是沒有以天理的教條，對歷史進行褒貶評論。二是編排形式上，由於眉目不清而難以檢尋。他以綱目體改編《資治通鑑》，使「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然有感於斯」。同年又完成《八朝名臣言行錄》的編纂。 乾道九年（1173），編寫成《伊洛淵源錄》一書。這是一部學術史著作。淳熙二年（1175）朱熹與呂祖謙共同編《近思錄》。淳熙四年（1177） 完成的作品有《論語集注》、《孟子集注》、《論語或問》、《孟子或問》；又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這是朱熹理學體系初步建立的標誌。②《朱子語類》卷104。 ③《李延平集》卷1。 ①《朱文公文集》卷22《貼黃》。 朱熹同呂祖謙以及湖湘學派的張栻及陸九淵商榷、辯論；特別是淳熙二年（1175）鵝湖之會，朱熹與陸九淵辯論，對促進朱子理學體系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二、淳熙五年（1178）至紹熙五年（1194），朱熹49歲至65歲，為進一步發展時期。朱熹的主要活動，是通過講學和同其他學派的辯論，擴大朱學學派的勢力與學術影響。另一個方面是繼續使學術的各個方面理學化。對「四書」及其他儒家經籍以理學的教條重新解說，構建出理學的體系。 朱熹一向重視教育和親自講學。早在同安任上，他主縣學，「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①。乾道六年丁母憂期間，於建陽建寒泉精舍，有蔡元定等執弟子禮來從學。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軍。次年，於任上復建白鹿洞書院，親自為諸生講《中庸章句首章或問》，擬定《白鹿洞書院學規》。 淳熙八年（1181），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後由於浙東發生饑荒，改為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於任上「鉤訪民隱，按行境內」，釐革弊政，頗有成效。因彈劾有劣跡的唐仲友，由此得罪輔臣王淮。朱熹請祠。淳熙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武夷五曲建武夷精舍。武夷講學時期是朱學發展至關重要的時期。福建、浙江、江西及皖南等地士子紛紛前來就學。朱學得以大規模地傳播。 朱熹一生的學術活動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即同其他學派爭辯，他確實想通過辯論，以排斥其他學派。在武夷精舍講「正心誠意」時，賦詩明志：「明年定對白虎殿，更誦《大學》《中庸》篇。」①他期望在一代人君的支持下，使朱學成為欽定的一統學術，但在他生前卻沒有這樣的好運。 呂祖謙去世後，各個學派也展開更為激烈的爭辯，形成「議論蜂起」的局面。朱熹也全面開展對其他學派的鬥爭。湖湘學派主帥張栻倒向朱學，亂了自家陣營。呂學一部分門人投入到朱熹門下。陸學還是一大宗，但陸子壽向朱熹表示悔意。所以，朱熹接著把論辯的矛頭主要對著「浙學」。 呂祖謙病逝於婺州，朱熹對交遊甚密老友的學術責難並沒有減輕，進而對呂祖謙之弟呂祖儉大張撻伐，說：「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說金華派「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②。罵永嘉學派「卑污」，永嘉學者「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個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個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③。朱熹與永康派陳亮展開了王霸義利之爭。早在淳熙九年，陳亮訪朱熹，朱熹就批評了陳亮。從淳熙十一年（甲辰年）到十三年（丙午年），雙方書函往返，關於王霸義利問題展開大爭論，表達對道德功利的看法，反映出各自的歷史觀點。這在學術史上，是一件大事。 朱熹知道自己的批評過分，「刻畫太精」，但在學理的是非上，是不會放過的，「若孟子之辟楊墨，也只得恁地辟」。於諸家中，對陳亮的學說攻擊尤力，但效果不大，朱熹說：「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①《宋史》卷429《朱熹傳》。 ①《朱文公文集》卷4《讀通鑑紀事本末》。 ②《朱文公文集》卷35《答劉子澄》。 ③《朱子語類》卷123。 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①把浙學作為主要靶子來批判，甚至把浙學放在禪學之上，來攻擊，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實質。 此外，還繼續與陸九淵辯「太極」、「無極」諸問題等。 在這一階段，朱熹寫成《易學啟蒙》、《周易本義》；修訂刊刻《詩集傳》。特別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書集注》，次年，刊刻於漳州，這標誌著朱學思想體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歲，除江南西路提提點刑獄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說，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務」者六：即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朱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以疾辭，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紹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無名之賦700萬，減經總制錢400萬。他欲方量土地，行經界法，為土豪及在朝權勢者所沮。後以子喪，請祠。紹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紹熙五年四月，去長沙上任。在任數月用鎮壓安撫手段，平息少數民族起義。重建嶽麓書院，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在抑豪民，嚴武備諸多方面有政績。三、從寧宗慶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學進一步完善，同時朱學內又孕育嬗變的因素。 寧宗即位，除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但朱熹在朝不過46日，即被排擠出朝。朱熹回建陽，建竹林精舍，後改名滄州精舍，繼續他的講學與著述事業。 慶元二年，韓侂胄禁理學，沈繼祖指控朱熹十罪。慶元黨禁，立《偽學逆黨籍），籍「偽學」趙汝愚、朱熹、呂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門人「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朱）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譴生徒者，笑而不答」①。在學術上他寫成《楚辭集注》、《儀禮經傳通解》、《韓文考異》以及《周易參同契考異》；修改整理《資治通鑑綱目》等。所有這些，都標誌朱熹學術進一步深化，但朱學在文獻學上注意訓詁章句以及博採的特點也顯示出來了。 慶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這位一代學術大師在淒涼中辭世。臨終前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儘管朝中禁道學很嚴厲，但一些門人學者，還是不顧禁忌，奔赴建陽。十一月，蔡沈、黃榦主喪葬事，參加會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圖使經學、史學、子學及文學融入理學中去，而且他也確實建立了一個宏大的學術體系，縷析理學的淵源及傳授學脈。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後人編纂的有《朱子語類》、《朱文公文集》。慶元黨禁解除後，朱學地位不斷上升。經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學終於上升到統治的地位。陳淳、黃榦、蔡元定等門人，護師門，在一些方面發展了朱熹的學術。由黃榦①《朱子語類》卷123。 ①《宋史》卷429《朱熹傳》。 而金華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及黃震，在閩、浙、贛一帶，傳播朱學、修正朱學、發展朱學。到了南宋末期，朱陸水火，朱陸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則是陸學流於禪，而朱學流於訓詁。 朱熹的天理論朱熹繼承、發展了程頤的天理論，並且構成一個完整的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朱子語類》卷一開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對理的看法，他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 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 有人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朱熹回答說：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是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裡。 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治。①50000528_1793_0從上面幾段語錄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論、理氣論的要點：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萬物，包括社會上的人，都是「理」的體現。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氣先。理是不生不滅而氣有生有滅。三，社會的變動，是一種氣運循環，而且是盛衰的循環。這就建立理本論的哲學體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別肯定程頤的觀點，也吸收周敦頤、張載的說法。在《論語集注》中，朱熹說：至誠無息者，道之全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這是論說全體與個別、一般與特殊的關係。另外，朱熹吸收了張載《正蒙》的觀點與邵雍的《皇極經世》中的思想，進而論說五行陰陽之理，說：「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為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觀、運動觀、社會歷史觀、倫理觀都統一在理學的體系中。 不僅繼承、發展了程頤的思想，同時也融合理學各家的思想。朱熹認為，認識理，是要「即物窮理」，與「格物致知」。他說：只是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理會。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①50000528_1794_0人能認識「理」，是「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通過格物，而豁然貫通，用事物去印證出心中具有的天理。這是先驗的認識論。 朱熹的歷史觀是理氣論的歷史觀。他以「理」作為劃分歷史階段、評論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標準。三代是天理流行，漢唐以後是人慾橫流。天理存在，但不過是暗合。這種觀點為陳亮所批駁。此外，在社會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學說等各個方面，朱熹都貫穿了他的理氣說。 第二節陸九淵 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靜，為南宋心學理論體系的創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難至撫州金溪（今屬江西）居延福鄉之青田。陸氏為一方宗族大姓，遷至江西後二百年間，合族數千人聚居，族規嚴密。父陸賀，字道鄉，究心典籍，重踐履躬行，在州里頗有聲望。時家道中衰，沒有田產，一門之衣食，皆仰仗藥肆供給。 九淵兄弟六人，九淵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強；二哥九敘，字子儀。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學成名，是為庸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與朱熹論學，辯《太極圖說》，這是理學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與學者講學，稱為梭山先生。五哥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因齋名為「復」，稱為復齋先生。 九淵在應山講學，改應山為象山，自號象山翁，稱為象山先生。他同子壽齊名，時人稱為「二陸」先生。也有的將梭山列入，稱為江西「三陸」。他們兄弟自相師友，講學授徒，及門受業者數千，在東南有相當大的影響。三陸對心學的形成都有貢獻，「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①。其中陸九淵成就最大。 讀書有覺陸九淵在紹興三十二年（1164）23歲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學時期。 陸九淵5歲入學讀書，這是啟蒙學習。他自己說：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才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雲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②50000528_1795_1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線條的介紹。7歲讀書，9歲能屬文。所謂13歲志古人之學，是這一年，他思考出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進而體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認識。 陸九淵自小不愛嬉戲，靜重如成人，他的求學一個重要特點是「讀書有覺」。首先，這是一種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問個原委究竟。4歲時，就詢問天地何所窮際，因為沒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於忘寢食。他提倡讀書不能滿足記誦，「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①。又說：「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為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②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體察出一種道理來。三哥陸九韶說：「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窗欞，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③其次，這又是一種批判的精神。陸九淵讀書很刻苦，在「實勤考索」的基礎上，又主張讀書要有疑，認為有疑方有覺，有疑方有進。他五哥陸九齡讀《論語》，問九淵對其中《有子》一章有什麼看法。九淵認為這一章是有子的話，不是孔子的言論。陸九齡說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門人，不可輕議。但陸九淵卻不以為然，對這位賢人進行批評，說：「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①《宋元學案序錄》。 ①《陸九淵集》卷36《年譜》。 ②《陸九淵集》卷35《語錄下》。 ③《年譜》。 他對前人的學術和對社會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認識。關於宇宙的認識，關於二程的評價，關於對王安石新法的意義的估定以及對荊公新學的認識等，有他自己的見解。在理學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與朱熹的認識分歧更是明顯。 陸九淵主張為學當先發明本心，但不應當脫離社會現實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說到陸氏家學時有一句話，說：「真所謂本諸心而見之躬行之實者」。所以，重踐履也是九淵「讀書有覺」的一個落腳點。16歲時，象山讀三國、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間北宋社稷覆亡的歷史，「乃剪去指爪，學弓馬」。他並不看重科舉，只是把作場屋之文，當成是「直寫胸襟」、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方式。 陸九淵作為心學的代表人物，與朱學相對立，但陸九淵在學術上主張不要「護門戶」，說：「後世言學者須要立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①朱、陸辯異同，他們相互對立又相互吸收，學術上相互服膺。這與後來朱陸門人相互水火不一樣。 聚徒講學陸九淵從24至54歲的近30年中，主要活動是建立心學體系、傳播心學理論，從而形成有自身特點的學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過地方官，也有政績，但與他在學術上的建樹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荊門小壘而已」②紹興三十二年（1162）秋試以《周禮》鄉舉，陸九淵應試，開始進入仕途的奮鬥。是年丁父憂。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經》再次鄉舉。次年，陸九淵34歲春試南宮，賜同進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淳熙四年，丁繼母憂。六年，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九年，除國子正，是年秋赴國學。冬，遷敕令所刪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廟，為獻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張。淳熙十三年（1186）除將作監丞，不久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這是一個閒職。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繼位，朝廷詔陸九淵知荊門軍。光宗紹熙二年（1191），去荊門赴任。陸九淵在荊門軍任上，頗有一番作為。在軍事上，嚴邊防，築城池，整頓軍隊，增強戰鬥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經濟上，採取措施，救災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學，親為諸生講學。荊門一方經他一番整頓，風俗一變。周必大稱「荊門之政，如古循吏」。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陸九淵病卒。 在這30年中，陸九淵聚徒講學，對陸氏心學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乾道八年，在試進士時，他所作《天地之性人為貴》，為考官呂祖謙、趙汝愚賞識。呂祖謙說：「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中進士後聲名大振，都中諸賢從游，學者絡繹前來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經浙江富陽回江西時，楊簡等一批學人從游問學。回鄉在槐堂授徒論道，論涵養德性，誨人為學當「辨志」；先後得朱桴、傅夢泉一批學者，傅氏也是陸九淵最欣賞的門人。淳熙十年，陸九淵在國學講《春秋》，如居家①《陸九淵集》卷34《語錄上》②《陸九淵集》卷33《覆諡》。 教授，諸生感發良多。後來，江西與浙東成為陸學門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夢泉、鄧約禮與傅子云為主要人物，是為「槐堂諸儒」；浙東以楊簡、袁燮、舒磷與沈渙為代表，這四個人被稱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陸九淵在貴溪應天山講學。他嫌應天山與佛教徒有瓜葛，根據山形，改名為「象山」。自稱為「象山居士」，又稱「象山翁」。①這在陸九淵心學的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數千人」①。陸九淵講論，終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講學的盛況：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蕎至。會揖，升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嘩。首誨以收斂精神..間舉經語為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起興起。..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晦，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閒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②50000528_1799_1講學的盛況、講學的方法、風格及特點，在這一段文字中說得很清楚。 通過陸九淵的講學，在他的周圍聚集人數眾多的信仰者，形成一個學派。他不重視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勸陸九淵著書。他回答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說：「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③（他的大兒子編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數是陸氏的書信與講學的言論。經過後人不斷的增益，又收進《年譜》等材料，1980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點校本《陸九淵集》，計36卷。）因此，講學在陸氏的學術體系形成與傳播過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陸學作為一個學派，又是在同其他學派相互鬥爭相互吸收的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陸九淵與朱熹爭論，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學術文化的發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陸之爭，一次是淳熙二年鵝湖之會的為學之方的爭議，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無極」「太極」之辯。 在鵝湖之會之前，朱陸矛盾已經出現。呂祖謙於淳熙二年去武夷訪朱熹，住一個多月，朱熹送呂祖謙到江西信州鵝湖。為調和朱陸分歧，祖謙約朱熹與陸九壽、九淵兄弟相會。陸九齡子壽、陸九淵子靜自金溪來。除二陸外，還有劉子澄及「江浙諸友」。①呂祖謙知道陸與朱議論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鵝湖之會的情況，據陸九淵的回憶，朱陸相會，展開辯論「至晚方罷」。次日，九淵請他哥哥先說，陸子壽將準備好的一首詩朗誦出來：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 子壽才讀了四句，朱熹對祖謙說：子壽早已上子靜的船了。誦完詩，陸九淵說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詩：①《陸九淵集》卷13《與朱子淵二》。 ①《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 ③《宋史》卷434《陸九淵傳》。 ①《呂東萊文集·本傳》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詩還沒有讀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當讀完後兩句：「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①朱熹老大不愉快，於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陸再辯，論難往復持續數日。呂祖謙虛心相聽。三年以後，當陸子壽來訪，朱熹和詩：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為學應當泛觀博覽，而後歸之於約。二陸的意思是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陸九淵在詩中譏朱熹的為學之方是繁瑣，是「支離」；朱熹認為陸九淵是不信古今的「無言」空疏之學。 還有朱陸的「道問學」與「尊德性」之爭。關於這兩者的差別，朱熹說：「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兩人也都意識到兩者不能去其一，但側重點與進德的次序不一樣，按黃宗羲的話來說，是陸以「尊德性為宗」，朱以「道問學為主」。陸主張發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認為「格物窮理」，則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後，又有無極、太極之辯。開始是梭山先生陸九韶（子美）與朱氏辯「無極而太極」這一句，認為「太極」上面又加「無極」二字，與周敦頤的《通書》不一樣；二程也沒有說過「無極」。《太極圖說》的「無極而太極」來自陳摶（希夷），是老氏之學。朱熹「大謂不然」。陸九淵站在他哥哥陸九韶一邊，支持梭山把這場辯論進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對「極」、「中」、「一」等概念、範疇的辯論。 朱陸之爭一方面使道學與心學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劃清界限形成學派。 同時二人在相互論難中，又促進思考，推動自身學派的發展。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後，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陸九淵去南康拜訪朱熹，時朱熹為南康守，他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為諸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九淵的闡發，為朱熹大加讚賞。太極無極之辯以後，朱熹要門人同志「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 程頤理學到了南宋，雖然沒有成為學術上的宗主，但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影響，朱熹成了理學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學也有其自身的弱點，沒有脫離傳注章句的路數，其正心誠意一套說教在南宋社稷面臨覆亡時，很難奏效。朱學在當時的命運並不好。陸學把理又歸之於心，以它的「簡易」心學，在講學與爭論中，發展了自己。朱學、陸學再加上呂學，成為南宋學術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學術流派。 心學理論陸九淵的心學理論，沒有脫離「理」的教條，他認為「理」充塞於天地中，說：「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①又說：「塞①鵝湖之會事，各種記載略有不同，詩句文字個別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陸九淵集》卷34、卷36《年譜》。①《陸九淵集》卷11《與吳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②他由「理」論說「勢」，但理是根本，勢是從屬，這就是他的「理主勢賓」的觀點：「竊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①陸九淵也說「道」，認為「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就這些方面來說，陸九淵與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陸九淵認為心是宇宙的本體，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②50000528_1803_1陸九淵認定「心」與「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這就是他的心學的實質。陸九淵說：「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③明朝王陽明說得直截明白：「聖人之學，心學也。」「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陸九淵的心學與孟子的心學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傳」的傳人。④在認識論上，陸九淵的發明本心與他的心本體說論一致。朱陸的一系列分歧諸如為學之方上的爭論；「尊德心」與「道問學」的辯論；無極、太極之辯也都反映出他們在哲學根本觀點上的差別。但兩人學術的實質、學術的意義，在維繫封建等級統治的作用上，沒有根本的差別。這就是黃宗羲說的：「二先生同植綱，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①陸九淵的學術思想，為明代王守仁所繼承發展，成為陸王學派。 第三節呂祖謙 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曾祖呂好問，（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東萊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華（今屬浙江）。當時，學人多稱其伯祖呂本中（1084—1145，字居仁）為「東萊先生」，呂祖謙則稱為「小東萊先生」。到了後世，一般均稱呂祖謙為「東萊先生」了。 家世顯赫，家學深厚呂祖謙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呂蒙正，字聖功，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進士第一；七世祖呂夷簡（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進士；六世祖呂公弼（1007—1073），字寶臣、呂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蔭入仕，分別賜進士出身和登進士第。以上諸呂皆曾入朝為宰相。②《陸九淵集》卷12《與趙詠道四》。 ①《陸九淵集》卷12《與劉伯協》。 ③《陸九淵集》卷1《與曾宅之》。 ④《陸九淵集·附錄》。 ①《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 ②《宋史》卷362《呂好問傳》。 五世祖呂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呂好問、伯祖呂本中、祖父呂弸中、父親呂大器等，皆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連續不斷地在朝為官，在宋以前和以後的歷朝中不多見。 呂氏家族除官位顯赫外，學業上也頗有建樹，清人王梓材在校訂《宋元學案·范呂諸儒學案》所加按語說：謝山《札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為安定（按指胡瑗）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別見《和靖（按指尹焞）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游，以啟紫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足見呂氏家學之深厚。全祖望（謝山）的計算尚不準確，呂氏家族當入學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呂祖謙傳說：「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①少時科試，壯齒隱憂呂祖謙在《除館職謝政府啟》中，對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及乎壯齒，又堙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憐初志。」②這是頗合實際情況的。 呂祖謙兒時，隨父親在福建任所，他先從師於林之奇，後隨父至臨安，又從師於汪應辰和胡憲。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學者稱三山先生，是呂祖謙伯祖呂本中的門弟子。據《宋元學案》稱，呂本中「教之以廣大為心，以踐履為實，稱高弟」①。從這個意義上說，呂祖謙又成了他伯祖呂本中的再傳弟子，足見其在學業上，受其伯祖影響最深。汪應辰，本名汪洋，18歲成進士，因高宗覽其應對，頗為賞識，賜名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學者稱玉山先生。他受知於趙鼎，也頗得胡安國、呂本中的賞識。據《宋元學案》稱：「先生於學，博綜諸家。」②這對呂祖謙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胡憲字原仲，是著名學者胡安國的侄子，從胡安國學，因居住在籍溪，故自號籍溪先生。「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③這些個人修養，亦對呂祖謙有很大影響。 呂祖謙早年因祖父呂弸中的致仕恩，補為將仕郎，紹興二十七年（1157），改為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紹興三十一年（1161），為右迪功郎，授嚴州桐廬縣尉，主管學事。這時，他才25歲。但呂祖謙並未看重這些官職，他甚至並沒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舉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興元年（1163），呂祖謙終於實現了他的願望。這年四月，先考①《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②《東萊呂太史集》卷4。 ①《宋元學案》卷36《紫微門人》。 ②《宋元學案》卷46《玉山學案》。 ③《宋元學案》卷43《劉胡諸儒學案》。 ④見《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呂祖儉《壙記》：「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 中博學宏詞科，接著又中進士。孝宗特下詔「減二年磨勘，堂除差遣」①。史臣在這裡還特別註明：「祖謙既中選，賜同進士出身，相繼放進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呂祖謙由此而特授左從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其制詞說：「爾兩科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資敘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③看來仕宦的生涯已向呂祖謙展開了坦途，但他的命運不濟，實際上，他所謂的「隱憂」也隨之到來了。 就在呂祖謙連中兩科的前一年，即紹興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韓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親去世，歸葬婺州。由於為母親守喪，他只得以教授學子為業。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韓氏（為原配之妹），併到嚴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學博士，併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韓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給呂祖謙帶來了極大痛苦。接著，乾道八年（1172），父親因病告歸，並以這年二月去世。在守喪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學子和著述為事。淳熙三年（1176），守喪期滿，因李燾的推薦，升任秘書省秘書郎，併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這一年，正40歲。這時，他已疾病纏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這一年他42歲。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歲。 兼收並蓄，獨樹一幟儘管呂祖謙一生屢遭不幸，但在學業上體現的那種寬宏函容和兼收並蓄的精神，仍使他獨樹一幟，成為南宋一位重要學者和思想家。 清代學者全祖望在校補《宋元學案》的過程中，很能發現呂祖謙為學的特點，他說：「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①他還說：「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紀其偏，宰相之量也。」②這確是呂祖謙的風格和為學特點，而表現這一風格和為學特點的，莫過於他促成了朱、陸的「鵝湖之會」。 所謂「鵝湖之會」，是指以朱熹為首和以陸九淵為首的兩個針鋒相對的學派，於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鵝湖寺舉行的一次辯論會，這是我國哲學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會，為時三天，於當年六月八日結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譜》，引有陸九淵門人朱亨道的一段話：「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③呂祖謙自己亦曾回憶此事說：「某留建寧凡兩月余，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①《宋會要輯稿》選舉12之15。 ②《宋會要輯稿》選舉12之15。 ③《東萊呂太史集》附錄《年譜》。 ①《宋元學案》卷51《東萊學案》。 ②同上。 ③《象山全集》卷36《年譜》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④一個「就實入細」，一個「欠開闊耳」，一褒一貶，判然分明。足見就總體來說，呂祖謙是傾向於朱熹，而對陸九淵是有所批評的。呂祖謙十分注意讀史。朱熹對呂學有所評述。一次，門人黃義剛向老師「問東萊之學」。朱熹便回答他：「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①又一次，朱熹問他的門弟子吳必大：「向見伯恭，有何說？」必大回答：「呂丈勸令看史。」朱熹對此很不滿意，發議論說：「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這裡朱熹的意見顯然十分偏頗，既不勸學者讀史，也不勸學者看經，甚至連《論語》、《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學》」一種，也不過是自己的一己之見，並沒有什麼十足的道理可言。 呂祖謙既重視讀史，他勸人看《左傳》、讀《史記》便是理所當然的了。呂祖謙十分重視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記》12卷（通釋3卷，解題12卷），就是一部本擬「起春秋，後訖於五代」的編年體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寫到漢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過，從他留下的這部分書看，這是一部嚴謹的史著，連對呂祖謙教人讀史頗有微詞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④。這部書，每個事目都註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註明：「以魯史、《左傳》修。」每條都如此，一絲不苟。本書另附通釋3卷，解題12卷。呂祖謙說：「《大事記》者，列其事之目而已，無所褒貶抑揚也。熟復乎通釋之所載，則其統紀可考矣。解題蓋為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雜博、求新奇，出於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記大事無待箋注者，更不解題。」①可見解題就是箋注讀這一條應當掌握的知識。仍以上條「孔子卒」為例，解題說：「魯史、《左傳》皆書己丑。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這的確都是「職分之所當知」的事。而通釋，則正如陳振孫所說，是「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②。「學者考通釋之綱，玩解題之旨，斯得先生次輯之意雲」③。 呂祖謙於讀史極下功夫，有《十七史詳節》273卷傳世。誠如清代四庫館臣所說：其書「所錄大抵隨時節鈔，不必盡出精要」④。看來這是呂祖謙讀史時隨手抄出的，具有選本性質，故得流傳。 另一較有影響的史著是《東萊博議》，又稱《左氏博議》，雖是「為諸④《東萊太史別集》卷10《尺牘四·與陳同甫》。 ①《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②《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③引文見呂祖謙《大事記原序》。 ④《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①《大事記解題》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條。 ②《直齋書錄解題》卷4。 ③李大存：《大事記後序》。 ④《四庫總目》卷65《史部·史鈔類存目》生課試之作」⑤，卻多有呂祖謙的真知灼見。全書共4卷，選《左傳》文66篇，分析透徹，議論明達，不少地方，闡發了他卓越的史學思想。如在《曹劌諫觀社》一文，呂祖謙便盛讚了史官的直筆。他說：「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直也。其後管仲之戒齊桓也，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也。又其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弒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敝，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又說：「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這種對古代史官的高度評論，在理學大盛的南宋，可謂不同凡響，反映了呂祖謙重視史學、重視文獻有徵的求實精神。 呂祖謙在任史官時，曾參與編修《徽宗皇帝實錄》200卷，又曾奉旨校正《聖宋文海》，這就是由他重新編選的《宋文鑒》。這部書共150卷，所涉詩文集800餘家。其書「斷自中興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詩文。呂祖謙曾對他的侄子呂喬年說：「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於朝，不為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③都可見呂祖謙在選文時的良苦用心。此書初成，朱熹並無讚辭，但晚年經過仔細研讀，卻說：「此書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皆系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著眼便見。」①足見本書的編選是極有功力的。呂祖謙還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書說》35卷、《呂氏家塾讀詩記》32卷、《春秋左氏傳說》20卷、《春秋左氏續說》12卷、《東漢精華》14卷、《麗澤論說集錄》10卷、《歷代制度詳說》12卷、《古文關鍵》2卷等，皆已收入《四庫全書》，另還有《東萊集》40卷傳世。 呂祖謙關心朝中大事，極力主張抗金。他曾上書說：「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先孰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②他對南渡之後50年，「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的情況極為擔憂③，希望能從根本上予以改變，其用意顯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呂祖謙在從政的18年間，屢被他所說的「隱憂」所困，未能充分發揮他的⑤《東萊博議·自序》。 ①《東萊博議》卷2。 ②周必大：《皇朝文鑒序》。 ③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見中華書局版《宋文鑒》附錄一。①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見中華書局版《宋文鑒》附錄一。②《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③《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才幹，實在令人嘆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