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四十章蘇洵蘇軾蘇轍
第一節蘇洵
「守道安貧，不營仕進」
蘇洵（1009—1066），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年少不學，他自己說：「少不喜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①歐陽修也說他「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但因他不擅時文，舉進士不第。慶曆五年（1045），37歲，因舉制策入京。正值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諸人多被貶逐。他很失望，在後來寫的《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
由於目擊時艱，再加上制舉不中，蘇洵對於國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頗灰心，於是且不求仕，「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①。後為知益州張方平所賞識。嘉祐元年（1056），蘇洵攜子蘇軾、蘇轍，帶著張方平的推薦書信，入京謁見韓琦、歐陽修。這時又值歐陽修等慶曆新政時期的人物用事，歐陽修立即向朝廷推薦蘇洵，在《薦布衣蘇洵狀》中說：「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於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此後不久，蘇洵即因妻喪而回鄉，復萌守道安貧之念。
嘉祐三年（1058），朝廷命蘇洵赴闕應試，他上書皇帝，表示謝絕。與此同時，他寫了《答雷簡夫書》、《與梅聖俞書》、《上歐陽內翰第四書》等，發泄自己不肯應試的情緒。在《答雷簡夫書》中說：「向者《權書》、《衡論》、《幾策》，皆仆閒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迫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與梅聖俞書》中說：「且以永叔之言與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詔仆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這就是說，自己的識見水平，具見於《權書》、《衡論》、《幾策》三書之中，沒有必要再加策試；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試，等於不被信任。對此，蘇洵是頗為憤慨的。
儘管蘇洵如此憤慨，而作為一介書生，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頭，他雖然拒絕了應試，卻又寫了《上皇帝書》。說是「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實際上也是以此作為「應試」之文。在這篇上書中，蘇洵比較系統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其中有些觀點，等於重申慶曆新政的主張。而且總結了慶曆時期的經驗教訓。
可是，此書上後，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視。直到嘉祐五年（1060），蘇洵才被任命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的卑職。治平三年（1066），蘇洵以霸州文安縣主簿而終，時年58歲。著作有《嘉祐集》。
①蘇洵：《嘉祐集》卷11《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①歐陽修：《歐陽文忠全集》卷34《蘇明允墓志銘》。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蘇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過縣主簿，級不過八品。居官期間，只參與修纂了《太常因革禮》100卷。他的業績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論兵見長的，縱論古今，指切時弊，極有深度。其中《權書·六國》，早為世人傳誦。如文中有云：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也？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這是從「古人以往成敗之跡」講起，也即是他所謂「施之於今，無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講古人的成敗之跡，今人未必深曉，於是最後又點明道：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這就更明確地說到當代了。這樣的筆墨正是邵博《聞見後錄》所謂「譏時之弊」的文章。
蘇洵是以論兵自負的，其論兵之文也確有成就，但蘇洵文章的成就卻不僅在於論兵。論兵之文也只是論政之文的一個部分。蘇洵論政，亦如論兵，不為空談，常有獨到之見。關於朝廷用人問題，蘇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關於「任相」，言之最詳。在《衡論·遠慮》中，他說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則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洎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舉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治之於下，而天子恂恂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太祖用趙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宋時宰相之權，同歷代相比，可以說是夠重的了。但蘇洵還以為不夠，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作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他認為只有這樣才「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文章最後舉趙普、寇準為例，以為寇準雖然得用，而失之「權輕」。結論是任用宰相，不僅要「尊其爵，厚其祿」，而且要「重其權」。
要求重宰相之權，等於分天子之權。這是唐宋兩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種新的政治要求。儘管主觀上是要「盡心以安社稷」，而客觀上則是庶族文人爭政治權力。歐陽修曾經主張「不為宰相，必為諫官」，說宰相、諫官能在天子面前爭是非云云，實質上也是憑藉言權來左右天子的權力。蘇洵為了發揮這樣的思想，還寫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別指出「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必須「接之以禮」。對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至為不滿。此文可與《衡書·遠慮》同看。
其次，關於用人問題，「任相」之外，還談到取士。關於取士，蘇洵也有專論。《廣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眾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趨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善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途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
這是一篇對於取士、用人制度的嚴厲的批評。其中主張任用盜賊胥史，與韓愈三上宰相書中的意見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廣開才路。
蘇洵對於朝廷用「聲病剽竊之文」取士尤為不滿，所以最後又說：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胥吏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詩文取士，對於前代之僅以門第用人來說，已是一大進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進者越來越多了；但蘇洵以為這樣取士，仍未作到人盡其才，還有「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未免遺憾。
蘇洵這樣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賤吏的政治要求。曾鞏在《蘇明允哀辭》中對於蘇洵的文章有過全面的評論。他說蘇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這是對蘇洵文章具體的評價。蘇洵為文，確是善於「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謂「煩能不亂，肆能不流」，也確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蘇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論和史論，不僅善於「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溫淳」、「雄剛」和「簡切」的特點。尤其是和宋初以來柳開、石介、尹洙等人的同類文章比較，顯然達到了更高的成就。
當然，蘇洵在《禮論》、《樂論》、《詩論》一類文章中，有時未免迂闊，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說過「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的話。但從全部文章看來，其「指事析理」，仍是精闢的。即使是迂闊之言，也仍然不失其個性特點。
還有，蘇洵為文，常有獨到之見，但有時也不免於偏。《辨奸論》一文，雖然未必盡出蘇洵筆下，但這樣的筆調，卻也符合蘇洵的性格。心有所激，發為過激之言，有時也是難免的。
在政論、史論等篇之外，蘇洵還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點。曾鞏在《蘇明允哀辭》中說：「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嘆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就是說，蘇洵為文，隨遇而發，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記》、《名二子說》等篇，茅坤、姚鼐諸家多有評論，此不多說。這裡且舉《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見其特點。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
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
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
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大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這樣的文章，可以說是寫得「溫厚」、「簡切」而自然。娓娓而談，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謂「有感慨，有態度」的文字。
蘇洵為文也是推尊韓愈的。像這樣的敘述，其「感慨」、「態度」，與韓愈行文亦頗相似。在這段敘述文字之後，文章轉入送序的主題：「谷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葉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這一段話，是蘇洵評論鳧繹先生詩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辭。蘇洵贈給石昌言的這段文章，也是「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的。所發議論，皆非「游談」，更無「枝葉」，簡當老練，如其為人。
蘇洵為文，雖然主張「精悍確苦」，「療飢」，「伐病」，卻也並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講虛飾，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說》一文中既具體地體現了這樣的文風，又明確地說明了這樣的主張。如講「風水之極觀」有云：「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將「風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這是標榜文章的一種境界。蘇洵自己可能有意為之，但達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節蘇軾
生平與政事
蘇軾（1037—1101），字子瞻，一字仲和，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長子。嘉祐元年（1056），隨父及弟轍出蜀入京，翌年進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又應制科考試，名列三等。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等職。
熙寧四年（1071），蘇軾官至太常博士，攝開封府推官。值王安石執政，推行新法。蘇軾持不同政見，上書力言新法之弊，認為宋神宗「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希望神宗「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由於政見不同，蘇軾此後數年便出任地方官職。始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豐二年（1079），改知湖州。這時因作詩被誣以「訕謗朝政」之罪而下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元豐七年，又改汝州。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臨朝，司馬光當政。蘇軾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為起居舍人。其後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元祐二年（1087）兼侍讀。這時司馬光盡廢熙寧之法，蘇軾對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見不同，請求外調。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此後再入再出，歷任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等職。元祐八年，哲宗親政，章惇、蔡卞當權。蘇軾又以「譏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職，一貶再貶而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紹聖四年（1097），復貶為瓊州別駕。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遇赦，蘇軾官復朝奉郎，渡海北歸。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國元年（1101）卒，終年66歲。著作傳本有《東坡七集》、《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等。
蘇軾一生從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這樣的人物，在黨派鬥爭中，一貶再貶，也就不足為怪。正因此之故，他對人生世態，才漸有所悟。所寫文章，也更有特色。
蘇軾的文章，首先是見賞於歐陽修的。嘉祐二年，歐陽修《與梅聖俞書》云：「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嘉祐五年，歐陽修又在《舉蘇軾應制科狀》中稱他「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蜂出」。
論事之文蘇軾的文章成就主要在兩方面。一是論事之文，上承賈誼陸贄，論證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體雜文，涉筆成趣，「姿態橫生」。賦體之文，也別具特色。
蘇軾的論事之文，包括甚廣。首先是策論之文，在兩次朝政改革期間，針對時弊，敢放狂言，最有時代特點。例如所對《御試製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以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複列之於末。
這篇策論，首先提出朝廷用人問題。這是唐宋兩代朝政改革的一個主要問題。其次，蘇軾應制之時，還曾撰有《策略》、《策別》和《策斷》等，雖屬準備應試之作，卻也都是有為之言。其《策別》之一《課百官》中《厲法禁》有云：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藉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他主張行賞「自下而上」，用罰「自上而下」，特別是先罰「貴戚大臣」，而後才「及於疏賤」，而且說商鞅、韓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術」，這是突破儒家傳統的看法。這在當時是相當大膽的觀點。
《策別》之《課百官》中還有「決壅蔽」之論，對於當時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
宋時弊政之最顯然者，是因循苟且。這在歐陽修的論事之文中說得十分透闢。蘇軾在此則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務為留滯」者，乃是「以待請屬」，也就是等待賄賂。「賄賂先至」，則「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則「終年而不獲」。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錢」不辦。看得何等深刻！
蘇軾的一篇傳誦的名文《教戰守》，也是《策別》之《安萬民》中的文字。此文從提出論點，列出論據，到得出結論，層次之分明，論證之嚴密，可以代表蘇軾論事之文的行文特點，文章首先提出「當今生民之患」，「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論點提得相當明確。明確了論點之後，隨即列出論據，加以論證。經過充分論證之後，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戰爭不可避免。關於戰爭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闢的。文章說：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這一分析，已為爾後的歷史事實所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既然戰爭不可避免，其後果自可擔憂。文章繼續說：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不測。
寫到這裡，關於「生民之患」，已說得淋漓盡致。在這樣的危機面前，如果再不採取挽救的對策，實在危險。於是文章自然引出結論，就是要對平民百姓教以戰守之術。文章說：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
蘇軾是個文人，對於兵法，他懂得不多。這一方面他還不及其父蘇洵。上面這段話，不免紙上談兵。不過，他的論述是針對時弊的，他的論斷也是從實際出發的。
從宋朝當時的實際情況看，上至最高統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講武備，則是事實。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師魯、歐陽修、范仲淹、蘇舜欽、梅堯臣以及蘇洵等，都是重視軍事的。蘇軾這些見解和上述諸人比較一致。
到了熙寧變法初期，蘇軾的一篇《上皇帝書》也是重要文章。
熙寧四年，蘇軾官至太常博士，攝開封府推官，針對新法，上書論事。
此書行文，相當激切，與前此諸策比較，有所不同。文章開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下面便分別言之。關於「結人心」，他說：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蘇軾於此時突出地提出這個問題，是有針對性的。在他看來，熙寧變法，不免「剛果自用」，而未能「深結人心」。關於「厚風俗」，蘇軾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談，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顧炎武《日知錄·宋世風俗》有評論：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蘇軾此論「深切」，顧炎武看得不錯。
關於「存紀綱」，蘇軾特彆強調的，是宋初以來廣開言路的傳統。他說：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
「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論紀綱而特言此者，這在當時，似亦有激而發。王安石變法，立意甚善，但不聽諫言，是一大缺失。蘇軾進言，也不無顧慮。蘇軾最後還有如下一段言語：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可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
這樣出言之激切，不僅如賈誼、陸贄，而且有如鍾惺所云：「東坡之文似戰國。」不過，說「東坡之文似戰國」，也並非如羅大經所謂「以無為有」，「以曲作直」①。
蘇軾早年的進策之文，以及熙寧新法時期的進奏之言，都是針對時政、有為而發。其他論政論史諸作，也大抵如此。
各體雜文蘇軾的各體雜文，寫得更加自由隨便。蘇軾《答謝民師書》稱其「詩賦雜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這樣的評語，謝民師似不足以當之，卻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蘇軾自己所追求的一種詩文境界。從其所著各體雜文看來，有些作品是達到了這樣的高度的。這類作品包括一些記、序和書信雜文，在蘇軾全部作品中，數量不少。這裡且以《篔簹谷偃竹記》為例。此文題目是給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記，但一開始卻先介紹了文同的畫論。說：①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3。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蘇軾說這是文同教他的話。
文同，字與可，是宋代名畫家，也兼擅詩文，著有《丹淵集》，和蘇軾有親友關係。蘇軾引他的這幾句話，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畫論。文同在藝術上是有實踐有理論的。他的理論當然不止於上述這幾句話，但蘇軾為什麼特意拈出這幾句來著於一篇之首呢？蘇軾是懂得藝術的，在他看來，文同這幾句話，乃其畫論精華，也是蘇軾認為最可寶貴的藝術理論。平居之日，時誦於心，故臨文之際，也就脫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說：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瞭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
這是蘇軾對於文同這一理論的發揮。他的發揮是深有體會的。他對於文同的話能夠「心識其所以然」，也就是所謂「心知其意」。不過，儘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讓他自己動筆，還是不能得心應手，即「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蘇軾認為，這是「不學之過」。他在這裡強調的是「學」。他還進一步說：「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都是由於工夫不夠，不僅畫竹如此，別的事情無不如此。
在蘇軾看來，文同這一理論，乃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道理。下面他又舉出其弟蘇轍在其所作《墨竹賦》中稱讚文同的話，說文同之「托於斯竹」，是「有道者」。就是說，文同畫的是竹，而寄託則在於道。
文同曾以所畫篔簹谷偃竹一幅贈給蘇軾，說：「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陝西洋縣），文同曾請蘇軾作《洋州三十詠》，其詩有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這詩曾寄給文同。文同得詩之日，正「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蘇軾此詩是有些開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噴飯」。
文章寫到這裡，文同畫竹的理論和實踐都談到了，兩人的交往也敘述了。但蘇軾究竟懷著怎樣的心情來寫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實上，蘇軾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乃是正當文同逝世半年之後，他是懷著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回憶文同的言談笑貌的。文章最後才說：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
文同生前，見到蘇軾的詩時，曾經「失笑噴飯滿案」，文同死後，蘇軾再見文同的畫時，「廢卷而哭失聲」，一喜一悲，兩相對照，平生交誼可見。至此可以看出，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但全篇的思想意義，都遠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給一幅繪畫作記的，但全篇的藝術構思，也和一般的「畫記」不同。
蘇軾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這一篇，但這一篇則寫出了文同這個畫家最精彩的藝術見解和最突出的藝術成就：「先得成竹於胸」，「振筆直遂」，「畫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所有這些，都是文同藝術遺產的精華所在。蘇軾對此可謂深有領會。這在別人未必能夠作到。因為蘇軾不只是個文學家，而且是個藝術家；不僅是個藝術家，而且是個藝術的收藏家、鑑賞家。這方面他是受過其父蘇洵的影響的。蘇洵為人，無所嗜好，卻曾嗜畫，而且曾是繪畫的收藏者。蘇軾在《四菩薩閣記》里說：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常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
在蘇洵嗜畫的影響下，蘇軾自幼也就篤好書畫。他在《王君寶繪堂記》里說：凡物之可喜，足以說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書與畫。..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與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見當時篤好之深。但蘇軾為人，和某些收藏家畢竟不同，他雖好之甚篤，卻曾視為「雲煙過眼」，不以收藏為止境，而以鑑賞為能事。古人說：「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蘇軾於繪畫，雖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觀千劍」，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見多識廣，而且有過實踐的。因此，他對於文同的繪畫及其畫論便能心領神會、探賾發微。當然，這篇文章的主要特點，還不僅在於藝術理論的發揮，而在於文章寫法的新穎。其中幾乎沒有舊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筆就打破了常規：作為紀念文字，而不介紹文同的爵里生平；作為畫論，也不先講畫的內容來歷。再寫下去，也是隨意所之，無所拘束，真像是「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這樣的寫法，是與蘇軾平日論文的主張一致的。蘇軾平日論文，曾經反對「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①。主張行文「閒暇自得」②。不贊成「作文」，說文章「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說自己「未嘗敢有作文之意」③。主張「辭達」④，說「辭至於達，至矣」⑤。《篔簹谷偃竹記》一文可以說是實踐了他這一系列的主張的。
事實上，蘇軾論文，雖不講「作」，卻是講「學」的，是講「讀書」的。他講讀書有所謂「八面受敵」法，即：「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又答王庠書》）。由此可知，蘇軾之文，雖是自然、平易到令人認為「似不讀書」的程度，其實是很下工夫的。讀書而使人感覺「似不讀書」，這正是蘇軾文章工夫之所在。
蘇軾文章寫得自由、隨便者，還有雜記之文。其中《記承天寺夜遊》最有特色。此文甚短，全文如下：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
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此文寫作年、月、日、時皆具，頗似一則日記。元豐六年正是貶居黃州四年之際。當時窮極無聊，無可自遣，為此月夜之游，等於苦中作樂。
蘇軾在黃州，曾有《答畢仲舉書》，其中說道：「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①蘇軾：《東坡後集》卷14《答王庠書》。
②蘇軾：《東坡集》卷20《答毛滂書》。
③蘇軾：《東坡後集》卷14《答虔倅俞括奉議書》。
④蘇軾：《江行唱和集敘》。
⑤蘇軾：《東坡後集》卷14《答王庠書》。
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
蘇軾此時苦中作樂，也可以說是「巧於居貧」。從他當時的處境看，本來應是沒有這樣的閒情雅興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自他那本來放達的個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時開始有所覺悟：「任意直行」，是必然得罪的。因此，得罪之後，就不必淒楚，而要處之泰然。歐陽修貶官之後，不作「淒淒之文」，而大講山水之樂，也是這個意思。從這一點看，蘇軾的雜記諸文，其思想情調，是與歐陽修一脈相承的。當然，蘇軾之放達，亦得之佛乘和《莊子》，其思想境界與歐陽修也不盡同。
賦體之文蘇軾寫得自由隨便的作品，還有賦體之文。兩篇《赤壁賦》都打破了賦之常體，而成為一種新的文體。可以說是遊記，也可以說是雜文。其中有敘事，有抒情，有問答，有議論，而且或韻，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於騷體，也不同於俳體。例如其中一段有云：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賦之為體，從漢代開始，即可稱為「賦體之文」。發展到宋代，到蘇軾筆下，則更成為文之新體了。前人稱宋人之賦為「文賦」，至於蘇軾之賦，有人更斷言曰：「直文耳。」
此賦不僅是「文」，而且近於雜文小品。羅大經《鶴林玉露》甲集卷6曾以此賦同司馬遷的《伯夷傳》比較，他說：「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羅大經對於兩篇作品的詮釋，並不準確，但他看到「機軸略同」，都是「文章絕唱」，則指出了此賦特點。文章與性情蘇軾文章各體兼備，名篇不少，為世傳誦的作品尤多。除上面講到的幾篇之外，政論如《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史論如《留侯論》、《賈誼論》，記敘如《喜雨亭記》、《超然台記》、《放鶴亭記》、《石鐘山記》，傳記碑頌如《方山子傳》、《潮州韓文公廟碑》，書信如《答謝民師書》，雜說如《日喻》等，都是歷代傳誦的作品。此外，有些雜著如《志林》之論《湯武之事》、《戰國任俠》，還有些銘、贊、題跋之論文藝等等，都是對於後代很有影響的文章。
蘇軾一生，極少銘墓之作。他說過：「軾於天下，未嘗銘墓。」所銘五人，如《司馬溫公神道碑》等，都是頗有深情的文字，不同於尋常諛墓之文①。蘇軾文章總的特色是明快、真實。這同他的為人大有關係。他在《思堂記》中曾說：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及，已發而思之則無及，①洪邁：《容齋四筆》卷6《東坡作碑銘》。
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沖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
可以看出，蘇軾為文，是以一吐為快的。因此，文章也就寫得明快、真實。這樣的話，蘇軾說過不止一次。蘇軾為人如此，也同歐陽修有些相似。當然這樣的個性，一生之中，也是有變化的。當他閱世漸深之時，又曾說過自己早年為文，「誦說古今，考論是非」，「妄論利害，讒說得失」，乃是「制科人習氣」，譬如「候蟲時鳥」，只是「自鳴自已」，不足「為損益」②。又說：「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③凡此，都是有激而言，有為而發；但也確是有悟之言。
詩詞成就蘇軾在文學上的成就，散文為最突出，但他的詩、詞也都有極高的成就。以詩而言，蘇詩不僅具有宋詩長於理趣的特點，而且具有他個人獨特的品格。寫於不同時期的作品，都能突現其人的真情實感。例如《和子由澠池懷舊》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此詩作於嘉祐六年（1061），蘇軾時為鳳翔簽判，其弟子由曾寄他《懷澠池寄子瞻兄》一詩，故有此作。蘇軾與弟二人友於情深，對於人生聚散無常，感觸亦深。詩中有達語，亦有情語。
又如《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之二：水光瀲灩睛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是熙寧四年（1071）為杭州通判時所作。當時新法初行，蘇軾不合時宜，轉任外職。隨物自適，順口成吟。雖有友人規以「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語，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此詩尤為絕調。王文誥稱此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①，並不為過。
又如《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郭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云：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此詩作於元豐五年（1082），蘇軾貶在黃州。身在貶所，苦中作樂。「人似秋鴻」，「事如春夢」，「白酒三杯」，「蒼顏一笑」，這些詞語，道出了自己貶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調，非他人所能道。
又如《題西林壁》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此詩為元豐七年（1084）由黃州改遷汝州，途經高安，因游廬山所作。《東坡志林》亦有記載。自謂「仆廬山詩盡於此矣」，當是有得之言。蘇軾經過黃州之貶，閱世漸深，看山也漸識其真。論者或謂詩中蘊有哲理，其實在作者自己，仍是直抒感受，並非有意於推理的。
②蘇軾：《東坡集》卷29《答李端叔書》。
③蘇軾：《東坡後集》卷14《答王庠書》。
①《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
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睛。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自從哲宗紹聖以來，蔡京、章惇等新黨執政，貶竄元祐黨人。蘇軾又遭再貶。最後貶到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00），始遇赦而還。此詩即作於赦還的途中。從「苦雨終風」到「雲散月明」已經度過了多少歲月。「九死南荒」，而竟生還，軾雖達人，也不能不發浩嘆。
蘇軾之詞，尤有特色，為世傳誦者亦多。有些作品，也更體現性格。
例如《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和《念奴嬌·赤壁懷古》二首，都是古今傳誦的名篇。其豪情逸興，並世罕有其匹，可不列舉。在這樣的名篇之外，有些作品，特色也是很突出的。這裡且以《定風波》為例：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此詞作於元豐五年（1082）三月七日，蘇軾時在黃州。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這是一首十分瀟灑的詞。不管風裡雨里，而能行若無事，苟非脫屣世事，很難放達若此。「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是興到之言，也是有悟之言。
第三節蘇轍
潁濱遺老
蘇轍（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號潁濱遺老，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子，蘇軾弟。嘉祐初，隨父兄到京師，與兄同登進士第。嘉祐六年（1061），應制舉，「極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為切至」①。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竟被置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這時正值蘇洵被命修禮書，而蘇軾出簽鳳翔判官，蘇轍乃請求養親京師。
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蘇轍與軾丁父憂後復至京師。次年，上書論事。時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蘇轍熟議，檢校文字。蘇轍指出：「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則恐鞭棰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這番話講得相當透闢，王安石聽後，說：「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以後青苗法推行起來，蘇轍又上書王安石，力陳不可。於是出為河南留守推官。此後隨張方平歷任陳州教授、南京判官等職。
①《宋史》卷339《蘇轍傳》。
元豐二年（1079），蘇軾下御史台獄，貶黃州。蘇轍亦坐貶監筠州鹽酒稅。元豐八年，司馬光為門下侍郎，以蘇轍為秘書省校書郎，復為右司諫。哲宗元祐初，轍在京師，多所論議。這時司馬光改革熙寧之法，改雇役，復差役，蘇轍極言不可。蘇轍的這類政治主張，與蘇軾基本相同。元祐四年，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同年，為賀遼國生辰國信使，出使契丹。紹聖初，哲宗起用李清臣為中書舍人，蘇轍上書諫，哲宗不悅，落職知汝州。此後連貶數處。徽宗即位，蔡京當國，蘇轍又被降職，居許州，於是致仕，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政和二年（1112）卒。有《欒城集》，自撰《潁濱遺老傳》。
政論與史論蘇轍一生學問，深受父兄影響。他在《歷代論引》中說：「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現在看來，蘇轍之學，也是「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的。他雖自稱「其學出於孟子」，而實則「遍觀乎百家」（見《上兩制諸公書》）。在《歷代論》中多論古今得失成敗，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於此。
蘇轍對於前輩學人，亦尊韓、歐，政治思想，亦近於歐。但韓、歐闢佛道，而蘇轍不然。
蘇轍的文章，與父兄並稱當代大家。與父兄相比，雖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點。文章存者不少，最見功力者是政論和史論。《新論》三篇，縱談天下大事，論斷相當確切。《宋史》本傳稱他「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於此可見。其上篇有云：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具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這幾句話是說得切中時弊的。這是總的論斷，對於具體問題，他也有具體分析。其中篇有云：故嘗以為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偷情苟且，不治其事，事日以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
「冗吏」、「冗兵」、「冗費」，是當時朝政的三大弊端，北宋一代，政治得失，集中表現於此。自王禹偁、歐陽修以來，多有這樣的觀感。蘇轍所言，自然不算創見。但他將這樣的時局形容得恰如其分，所謂「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則確可說是「精確」而「簡嚴」。所謂「三不立」，也寫得言簡意賅，「簡嚴」之至。
蘇轍史論的代表作品是《歷代論》，有些篇章是寫得很有特點的。論漢光武、唐太宗，分析相當全面，和蘇軾相比，特點確在於「穩」。但有時也作翻案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論馮道一篇。此文有云：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
馮道被人譏為「反君事讎」，蘇轍以為不然，所謂「求之古人」，即以管仲晏嬰為例。齊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孔子許之。崔杼弒齊莊公而立景公，晏嬰不亡不死，君子亦以名臣許之。蘇轍認為馮道雖不及管、晏，但未可厚非，文章繼續寫道：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王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卻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為伍，棄之而去，食蔽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對馮道的為人處世，從薛居正到范質、胡瑗、富弼、王安石等，都曾有所肯定，到歐陽修才大加貶抑。蘇轍所謂「少恕」，可能即指歐著《新五代史》而言。馮道在《新五代史》中是列入雜傳的。歐陽修在《雜傳》的序中曾說：「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歐陽修說馮道「可謂無廉恥」，而蘇轍認為「議者誠少恕哉」。
這樣的文章，議論不同於歐陽修，可謂敢於立異；不過，蘇轍一介書生，涉世可能尚淺，像馮道這樣老於官場的「長樂老」，其「成敗得失」，恐亦難於如此論定。
《歷代論》也論到了佛老問題。例如論梁武帝，便涉及佛老。他的看法既不同於韓愈，也不同於歐陽修。其文有云：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
說「老佛之道與吾道同」，這和柳宗元的見解有些相似。蘇轍和柳宗元都不是佞佛的，只是當他們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後，才尋找寄託。蘇轍在《逍遙聰禪師塔碑》一文中說：「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為歸也。」這和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也是相似的。
梁武帝佞佛，曾受世人許多非議，認為他以佞佛亡國，但蘇轍以為不然，他最後還指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這是對老佛之道極高的稱讚。這樣的文章，寫於韓、歐大力闢佛之後，可以說是勇於獨立思考、敢於獨抒己見、寫得比較自由隨便的。
書信雜文蘇轍致力最勤的文章，在於政論和史論，史論之文，尤所盡心；但他寫得更為自由隨便的文章，還是書信雜文。例如十九歲時寫的《上樞密韓太尉書》，講自己初到京師，「非有求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而所願者，只是「一睹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初生之犢，年少氣豪，既不同於韓愈《上宰相書》那樣卑躬屈節，也不像李白《上韓荊州書》那樣縱橫使氣。當文人仕途廣於唐代的宋代，這樣的文章是有時代特點的。
與此書相類者，還有《上昭文富丞相書》、《上曾參政書》，都是年少氣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為書札，出語雖有所收斂，但依舊灑脫自然，例如《答黃庭堅書》云：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疏，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殷勤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
這樣的筆墨，很似蘇軾。二蘇早年之文，氣象雖不盡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觀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語。二蘇相比，蘇轍之文，未可以一「衰」字盡之①。蘇轍的記敘雜文為人所稱者，有《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武昌九曲亭記》、《黃州快哉亭記》等。其中《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以「造語奇特」見稱。其文有云：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棹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檐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茜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王士禛《香祖筆記》卷12云：「潁濱《棲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於語言，亦不能過之。」並引其中「入棲賢谷」一段文字而後云：「予游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蘇轍之文，本來不是以「奇」見稱的。《黃樓賦》「稍自振厲」，即被疑為蘇軾所作，則此文之「造語奇特」，也就自然為人所稱了。
蘇轍還有一篇《東軒記》，造語雖不甚奇，卻是寫得更加「如其為人」
的文章。其文有云：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辟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個，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傍，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這一篇「記」也是寫得有些特色的。作「東軒」以為「宴休之所」，卻不得一日「安於其中」，而日日忙於「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此情此景，是和歷來文人雅士作軒亭以自適者大異其趣的。文章最後還說：希望有那麼①朱熹：《朱子語類》卷139《論文上》。
一天，「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裡」，「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這樣的筆墨，也是「如其為人」的。
蘇轍為文的特點，蘇軾曾有評論，他在《答張文潛書》里說：「子由之文實勝仆，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仆代作，此尤可笑。」茅坤在《蘇文定公文鈔引》中也有評論，他說：「蘇文定公之文，其鑱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如兄；然而沖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西漢以來別調也。」茅坤所言，承襲蘇軾之說，而更為客觀。至於蘇轍自己則說：「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①從二人相異之點看來，自然不錯；但蘇轍只言其異，未言所同。從其相同之點看來，茅坤所論，是比較全面的。
蘇轍之詩蘇轍之詩，無甚可稱者，但有些作品，沖淡質樸，也有特色。例如《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之一云：怪我辭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學從社稷非源本，近讀詩書識短長。東舍久居如舊宅，春蔬新種似吾鄉。閉門已學龜頭縮，避謗仍兼雉尾藏。
嘉祐六年（1061），蘇轍與兄軾同試製科，他在《制科策》中對於宮廷奢靡、吏治敗壞等等現象，直言不諱，因而不得高第，除為商州軍事推官。蘇轍辭不赴任。嘉祐七年十月，蘇軾作《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詩三首，於是轍乃有此次韻之作。
辭官不赴，自謂「才疏」，自是有激之言。「閉門」、「避謗」，亦皆有為而發。這是早年的作品，寫得灑脫自然，頗見個性特點。
又如《游西湖》云：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杯？歸去無言掩屏臥，古人時向夢中來。
這是蘇轍晚年的作品，時當新黨蔡京等人執政，元祐黨人累遭迫害，蘇轍築室於許州，閉門不出，與早年之「閉門」遙相對應。從他一生的經歷看來，始終皆以直言而不見容。故以「閉門」始，以「閉門」終。這樣的作品，亦頗見性情。
①見蘇籀：《欒城先生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