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三十八章司馬光呂公著
第一節司馬光
孜孜求學，手不釋書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今屬山西）人。父司馬池，「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①。中第後，歷永寧縣主簿、建德、郫縣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後擢天章閣待制，歷知鳳翔、同、杭、及虢州、晉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②。兄司馬旦，比司馬光年長13歲，行事「清直敏強，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父任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祁縣尉。在宜興、常州任官期間，有政聲。元祐二年（1087）卒。司馬光兄弟友愛終始，史稱：司馬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③司馬光出生時，其父任光山令。因生於光州故名曰光。6歲始讀書，7歲時，「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飲渴寒暑」①。可見，司馬光的少年時代聰穎好學，深受父兄的影響。
始入仕途，維繫禮教仁宗寶元元年（1038），司馬光中進士甲科，時年20歲。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從20歲到45歲，在這一時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學思想初步形成。
中進士後，司馬光以奉禮部郎為華州推官，以父司馬池在蘇州，為事親求籤蘇州判官事。不久母親與父親相繼去世，從寶元二年（1039）至慶曆三年（1043）服喪五年。其間司馬光寫有《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服除後，又作《權機論》、《才德論》、《廉頗論》、《龔君實論》、《河間獻王·贊》、《不以卑臨尊議》、《史評十八首》等。這些文章，以後成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有關「臣光曰」的內容。
慶曆四年（1044），服除，授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皇祐元年（1049）被薦為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為貢院屬官。皇祐四年（1052）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殿校書。至和元年，知并州事龐籍辟司馬光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遷開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擢修起居注，同判禮部尚書。嘉祐八年（1063）立英宗有殊功，進知制誥，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
司馬光進入仕途後，表現出他是個為維繫名分禮教而敢於極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麥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禮用鹵簿儀仗，司馬光反對這一決定，認為近習之臣用此禮，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賜諡「文正」，司馬光認為①《宋史》卷298《司馬池傳》。
②蘇軾：《東坡集》卷36《司馬溫公行狀》。
③《宋史》卷298《司馬旦傳》。
①《宋史》卷336《司馬光傳》。
這種至美諡不能賜給夏竦這一類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司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對她施以此禮。鹵簿本用來賞軍功，更不能施於婦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無意於此，一時議論紛紛，「國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馬光多次陳述此事干係重大，最後英宗得立。他反對按陰陽書上一套，另外擇地葬仁宗，謂「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司馬光重名分，重禮教，以此作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則。嘉祐六年，司馬光在札子中說：「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①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關係到社稷的興衰存亡。司馬光後來的政論史論，一再重複這樣的觀點。司馬光的史學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編修《通鑑》，資鑒稽古宋英宗在位僅四年。這四年，司馬光相當活躍，他頻繁上書論政事、論備邊。在學術上重要的活動，最引人注目的是《資治通鑑》的編修。
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馬光知諫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
治平元年，他進《歷年圖》5卷，其書「采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舉其大要，集以為圖。每年為一行，六十年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其天下離析之時，則置一國之年於上，而以朱書諸國之君及其元年繫於其下，從而數諸國之年則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離為五卷，命曰《歷年圖》。」後又編撰《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066），司馬光上《進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覽而稱善，遂命司馬光設局於崇文院，自行選擇協修人員，編輯《歷代君臣事跡》。司馬光先後選擇的有劉恕、劉攽及范祖禹等為屬官。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馬光除翰林學士。十月，《歷代君臣事跡》成。因為這部書「鑒於往事，有資治道」，神宗賜名《資治通鑑》，並親為制《序》，面授司馬光，令候書成寫入；又賜潁邸舊書2402卷。神宗《序》說：..（司馬）光之志以為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托尊王為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矣。神宗即位後，司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進一步發揮人君有「三德」的觀點，說：「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臣為諫官時，即以此六言獻之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馬光上所纂修《類編》45卷。
英宗趙曙本為濮王之子，仁宗無嗣，死後以趙曙接位，是為英宗。治平①《司馬溫公文集》卷2，《陳三德上殿札子》。
二年，詔崇奉生父濮王典禮。大臣中有主張英宗當稱仁宗為皇考，生父為皇伯，持此意見的人是呂晦、呂大防、范純仁等；有謂當稱生父濮王為皇考，持此意見的人是歐陽修、韓琦等。朝中議論紛紛，史稱「濮王議」。司馬光主張當嚴名分，只能給濮王按照歷來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認為尊濮王為皇伯才合於萬世法。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馬光的言論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傾向。他特彆強調保持等級名分的禮教秩序，是關係國家興衰大事。
在邊事上，司馬光指斥生事的邊臣，如延州指揮使高宜押伴，對西夏的使者傲慢無禮，司馬光請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趙滋在雄州專以猛悍治邊，以對付契丹。司馬光批評朝廷的政策，指出：「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①他反對增加邊地義勇的人數，認為這不是長久之計，特別是朝中詔刺陝西義勇20萬，用虛張聲勢的辦法，使西夏震恐，認為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馬光邊事上的主張，受到遼、夏的尊重。「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據說司馬光復出為相時，遼、夏敕其邊吏：「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神宗在位時期，從熙寧元年（1068）到元豐八年（10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終在守舊勢力的反對下，新法流產。司馬光反對新法，在新法進入到高潮時，他退居洛陽。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編修《資治通鑑》，一面在靜觀時局變化。
熙寧元年，司馬光50歲，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熙寧四年，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後，居洛15年，「自是絕口不論事」。實際上他何嘗不論事，仍然有議論。熙寧七年，在所上《應詔言朝政闕失狀》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闕失，說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進言。此其一。其二，專心修《資治通鑑》，在史論中，寄寓自己的政見。其三，與一批反對新法人士聚集洛陽，氣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馬光在熙寧年間反對新法，總的信條是他在邇英殿進讀時說的：「祖宗之法不可變。」
熙寧元年（1068）八月，司馬光與王安石為爭論理財，同進呈《郊齎札子》於延和殿。王安石認為，國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財之人。司馬光說：「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王安石說：「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則認為「天地所生財物百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所以這不過是漢代桑弘羊欺漢武帝的言論。
熙寧二年，神宗以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實施變法。司馬光在《上體要疏》中全面批評王安石，說：「臣恐所改者，未必勝於舊，而徒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合則非宜。」熙寧三年，司馬光又發出多封《與介甫書》，使①《宋史》卷336《司馬光傳》。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辯論達到高潮。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指責，就是王安石在復書中所說的：「重蒙君實指教，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某則以為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馬光全面反對變法，從變法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選以及各種變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難。在《奏彈王安石表》中說：「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偽，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奸言，徒有嗇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或備近畿，或居重任，窺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這已經超過正常爭議的範圍了。
司馬光在洛15年，周圍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遊，以他們的政見來看，可以說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對者。洛陽的耆英會是這些人士的盛會，據《邵氏聞見錄》載：「公（司馬光）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弼）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司馬光與諸老徜徉在園林之中，但又何嘗忘懷政治。
在洛15年，司馬光畢竟有了更多的空閒，而從事修史。熙寧六年（1073），表授司馬光之子司馬康為檢閱《資治通鑑》文字。是年，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元豐四年（1081）十月，進所修《百官公卿表》10卷、《宗室世表》3卷。這是司馬光關於當代史的著述。元豐七年（1084）十二月進歷十九年而成的《資治通鑑》。司馬光在進表中說：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資治通鑑》是眾手修書，由司馬光與劉恕、劉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體現了司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司馬光與三位協修人觀點不盡一致，但《資治通鑑》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馬光的觀點。《資治通鑑》開篇的「臣光曰」說：「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維繫禮教紀綱名分，「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資治通鑑》卷一）。這是司馬光史學根本觀點，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觀點。他對現實的觀點，也是由此出發的。他的史論與政論融合在一起，寓志於修史之中。
復出為相，廢除新法元豐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僅10歲的哲宗即位，大權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舊，盡行復舊法，史稱「元祐復辟」。司馬光在政壇上再次活躍起來。三月十日，上《迄開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傷國者疏》。又上《乞罷保甲狀》、《乞罷將官狀》。四月，上《進修心治國之要札子》，再次重複他的為君當有三德論。五月復出為相，詔除門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請更張新法。從此直至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卒，為相時間很短，但盡廢新法。司馬光死後，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元祐元年，司馬光所進《稽古錄》20卷，寫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這是一部簡要的編年體通史。同樣這本書也貫穿司馬光的觀點。朱熹指出：「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又說：「小兒讀了『六經』了畢，即令接續讀去亦好。」
對易學等經學研究和在老子、揚雄等諸子研究方面，司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學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與二程的觀點有一些差異。司馬光重史亦重經，與理學家的經細史粗說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學案·涑水學案》評論說：「小程子曰：『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於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親政，改元紹聖，表示要紹述新政。紹聖年間，一反元祐年間所為，司馬光雖已離開人世，也逃不脫受懲罰，被奪諡、追貶。甚至有人主張毀《資治通鑑》板。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蔡京擅政。九月，將司馬光等120人的名字刻石，立為「元祐奸黨碑」。崇寧三年（1104），又擴大為309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兩宋政壇上風波迭起，司馬光受到牽連。論政見，司馬光是守舊型的歷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張，特別是關於邊事方面的意見，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豐，後人編為《溫國文正公文集》。
第二節呂公著
重臣家世
呂公著（1018—1089），字晦叔，壽州（今安徽鳳台）人。出身仕宦世家。先祖呂龜圖在仁宗朝為翰林學士，後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從祖呂蒙正（944—1011），歷事真宗、仁宗朝宰輔，三次拜相。祖父呂蒙亨，有政聲，官至大理寺丞。①父親呂夷簡（979—1044），字坦夫。真宗朝知濱州任上，在寬民力、發展農業諸方面，有政績。仁宗朝拜相，在穩定統治方面的所作所為，值得稱道。「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他與另一位相臣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猛，相臣預有力焉」。兄弟公綽、公弼、公孺等皆為朝中要臣。呂公弼（1007—1073），英宗朝拜為樞密副使，神宗朝拜樞密使。呂公著出生在一個有影響的仕宦世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①。
呂公著自幼受到傳統的教育，他酷愛讀書，以至廢寢忘食。父親呂夷簡①參見《宋史》卷265《呂蒙正傳》。
①參見《宋史》卷311《呂夷簡傳》。
目睹兒子如此好學，感慨地說：「他日必為公輔。」②他以恩蔭補奉禮郎，慶曆年間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後為潁州通判，時歐陽修知潁州，很器重比他小11歲的呂公著，結為講學之友。歐陽修推薦王安石、呂公著兩人為諫官，稱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說呂公著「心樂閒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③。歐陽修出使契丹，契丹主問及中國有學行之士，歐陽修第一個提到的是呂公著。這件事可以考定當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仁宗對呂公著的恬退精神很是稱讚，呂公著先是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後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繼位。呂公著於邇英閣為英宗講《論語》，論說君王要「返身修德」④。呂公著善於講經議論，言簡意賅。後來司馬光回憶說：「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為煩。」
涑水同調《宋元學案》把呂公著看作是廬陵（歐陽修）的講友，又是涑水（司馬光）的同調，在整體上把握住了呂公著的特點。
英宗即位後，呂公著為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在政治上與司馬光相為呼應。英宗要追崇生父濮王，呂公著與司馬光、呂晦等觀點不同於歐陽修，以為不能對濮王稱親，稱皇考。英宗沒有接受這一主張，且頒諱於天下。呂晦因不合皇帝的心愿，被趕出朝廷。呂公著很生氣，要求朝廷追回呂晦，但沒有被英宗接受。呂公著一氣之下，稱自己有病，要求補地方官，英宗不同意。呂公著在家百餘日不赴朝，英宗知道他的「勁直」秉性，派人去說服，也沒有效果。最後還是其兄呂公弼勸解，才就職。過了幾個月，呂公著還是乞外補，英宗只好同意，讓他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時，召呂公著知通進銀台司。呂公著封還皇帝的制命。呂公著認為神宗直接將詔書付閣門，制命不經過門下省，使得門下失去封駁之職。這實際上是對神宗的作法表示不滿。「公著請不已，竟解銀台司」。
熙寧初，呂公著知開封府。夏秋時節，淫雨成災，京師地震。呂公著藉機進言，說人君遇到災年要引起警戒，只有上下至誠，才可消除災害變異。作為人君不能偏聽獨斷，不以先入之語為主，如此才可遠佞人，不為邪說所亂。當時王安石變法進入高潮，朝中一些守舊臣僚，指變法人士為小人、佞人。呂公著所言當有其用意。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呂公著竭力反對。他指出：自古有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脅或言辭欺騙的辦法，是不能夠得到人心的。「昔日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生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者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神宗要用變法人士呂惠卿為御史，呂公著說：「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這些話與司馬光言詞如出一轍。為此，王安石很憤怒，貶呂公著出知潁州，提舉崇福宮。
熙寧八年（1075），彗星見，朝廷求直言。呂公著上疏要神宗注意輿論。起知河陽，召還，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他直言要神②《宋史》卷336《呂公著傳》。
③《歐陽修全集·奏議集》卷14，《薦王安石呂公著札子》。
④《續資治通鑑》卷61。
宗能屈己從諫。元豐五年（1082），呂公著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神宗立太子，對輔臣說，要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
元豐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卒，年僅10歲的趙煦即位，是為哲宗。
皇太后高氏聽政，守舊派再度執政。高太后遣使迎呂公著回朝。呂公著立即上十事疏，認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緊的也是首先要辦的是「學」。有十件事最為重要，這十件事是：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
元祐元年（1086），呂公著拜尚書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為宰相，輔佐哲宗，一時盡廢新法。司馬光死後，呂公著繼續採用司馬光的做法，並在科舉上要求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說，不得專以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取士，也不得出題涉及佛老內容，不得以申、韓和佛學為學；復賢良方正科。
呂公著與司馬光對於新法具體內容看法也有一些差別。呂公著對保甲法有保留，認為「止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眾庶稍得安業」。對此，司馬光有非議，說：「公著所論，與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家，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①元祐三年（1088），呂公著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在整個宋代歷史上，享此殊榮的只有四人，呂公著與他父親呂夷簡就占了兩位。次年二月，呂公著去世。哲宗親臨賜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同司馬光一樣，呂公著死後也受到政壇風波的影響。哲宗親政，紹聖初，呂公著被削諡、毀碑；徽宗朝蔡京擅政，呂公著被列入「元祐奸黨碑」。紹興初，悉還所贈諡號。開啟呂學在宋代學術史上，呂公著有一定的地位。全祖望說：「慶曆以後，尚有諸魁儒焉。於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於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國，一輩也。」特別是他開啟了呂學端緒。呂公著一門登在《宋元學案》者有七世17人。清人王梓材作了分析：呂公著之子希哲、希純為安定（胡瑗）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案》。滎陽（呂希哲）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別見《和靖（尹焞）學案》。滎陽（希哲）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紫微（本中）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17人，凡七世。①從呂公著到呂祖謙只是六世，另外，登學案者也遠不只是王梓材所說的17人。公著的次子呂希績即在《學案》中。如果要說七世，當從夷簡算起，因為夷簡也是「以儒學起家」的。
呂氏家族在北宋政壇具有顯赫的地位，「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與文靖（呂夷簡）居其二」②。這對呂學形成、發展是有利的。呂公著任哲宗朝宰相時，使長子呂希哲遍交當世學者。
呂公著重視教育，他在潁州時，歐陽修為知州事，焦千之客寓歐陽修處，呂公著招請焦氏為諸子之師。這個家族中，內有呂公著夫婦督導，外有焦千①《續資治通鑑》卷78。
①《宋元學案》卷19，《范呂諸儒學案》。
②《宋元學案》卷19，《范呂諸儒學案》。
之等人的嚴格教育。他還多方聘請名師，呂氏家教促成呂學學風的形成。清人黃百家說：「呂氏家教近石氏，故謹厚性成。又能網羅天下賢豪長者以為師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穢濁，惜其晚年更從高僧游，盡究其道，斟酌淺深而融通之」。全祖望評論希哲學說，說：滎陽（呂希哲）少年，不名一師。初學於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於安定（胡瑗），學於泰山（孫復），學於康節（邵雍），亦嘗學於王介甫（王安石），而歸宿於程氏（程頤）。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滎陽之可以為後世師者，終得力於儒。①50000528_1553_0呂學就在這樣氛圍中，一代一代傳續下來。呂學的基本特點是「不名一師」的學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重文獻之傳的傳統。但呂學中儒佛夾雜，也成了理學家批評的話題。朱熹指出：「呂家之學，大率在於儒禪之間。」②呂學至南宋呂祖謙而發揚光大，其流風所及，直至明清。
②《朱子語類》卷132《本朝六·中興至今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