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三十一章韓琦富弼文彥博

第一節韓琦① 讜議諫諍，西陲御夏 韓琦（1008—1075），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 出身世宦之家，父韓國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3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②。天聖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景祐元年（1034）九月，遷開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於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①，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名聞京華。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託」的社會風氣和「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②。名相王曾稱讚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後，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後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救活饑民多達190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③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夏國主元昊稱帝，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陝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陝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陝西安撫使。到了陝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范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①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為拖延時日，①本節材料主要據《宋史》卷312《韓琦傳》，下引不另作注。 ②韓琦：《安陽集》卷1《韓琦家傳》。 ①《韓魏公集》卷14。 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3。 ③王稱：《東都事略》卷69。 ①《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6。 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並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禦，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於是決定採用韓琦攻策，並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於慶曆元年（1041）正月進攻，後從范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慶曆元年春，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1.8萬人，桑懌為先鋒，前往抵禦，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後，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並再三叮囑：「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於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裡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裡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只見一百多隻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雖英勇戰鬥，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6000餘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於難。韓琦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幾千人，號泣於馬首前，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說：「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①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好水川之戰，元昊得勝，十分猖狂，使人作詩，投擲宋境，諷刺說：「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②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後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陝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陝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並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閏九月，宋軍又大敗於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採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范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敗後，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於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為長城，故天下人稱為「韓、范」。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①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於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曆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曆三年（1043）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樞密使為杜衍）。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范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①羅大經：《鶴林玉露》卷8。 ②周煇：《清波雜誌》卷2。 ①《五朝名臣言行錄》卷7。 歷聖德詩》，其中稱讚韓琦說：「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②襄助新政，保國利民宋夏轉入和議後，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雲集，士大夫交口稱譽，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並催促他們儘快拿出救世方案。當時元昊以契丹為後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③，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慶曆三年七月，他上《論備御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 是年，陝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陝西。韓琦調集西北善於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於災情嚴重，還採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1萬餘人，以減少用度。四年春，韓琦宣撫陝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曆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尤其是夏竦施展詭計，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於慶曆四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到了五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直，對於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了解他，說「韓琦性直」。對於范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韓琦在地方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①。慶曆七年（1047）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一月，王則在貝州（今河北清②《宋史》卷432《石介傳》。 ③吳廣成：《西夏書事》卷16。 ①《東都事略》卷69。 河）發動兵變，後被文彥博、明鎬鎮壓。十二月，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鬆弛，韓琦到任後首先大力整頓軍隊，採取恩威並行辦法，對那些品行惡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後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仁宗只好令廖回京，並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轄地區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並立石為界。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曆四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十餘年後，韓琦於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9600頃。 至和二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在家鄉，建造晝錦堂於州署後園。嘉祐元年（1056）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三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定策安邦，力詆變法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當中尤以包拯、范鎮言辭懇切，但仁宗並不放在心上。五六年過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韓琦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於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七年九月，韓琦封儀國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簾聽政。皇太后思想守舊，一些宦官不斷向太后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係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太后，太后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並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後，兩宮關係漸漸緩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癒，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后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韓琦進右僕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陝西等路「籍民為兵」①，以為「義勇」，三丁選一，於手背刺字，農閒練兵，戰時防禦，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問題表面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於是確立潁王趙頊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誣告，罷了他的官職，但韓琦仍堅決辭職。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後改為淮南節度使。正在這時，宋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占綏州（今陝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經略陝西。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堅決反對。一個月後，西夏國主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寧元年（1068）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並被准許便宜從事。大名之任長達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他堅決抵制。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併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併、濟睏乏」①。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他對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布於天下。後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後，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韓琦最終從慶曆年間一個倡言新政的激進改革者變成了因循守舊的保守派代表，這是十分可悲的。同樣，在對外關係上，韓琦一改從前的強硬立場而日趨軟弱妥協。當時宋和契丹在「劃界」河東問題上爭得不可開交，韓琦上疏神宗，認為宋在邊防策略上主動進攻，積極防禦，有七事致「契丹之疑」，籲請神宗去掉各項新法，並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換取邊境安寧，求得暫時苟安。 熙寧六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第三次為官家鄉，終於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願望。熙寧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歲。神宗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諡忠獻，贈尚書令。 韓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政十年，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①。 韓琦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陝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等。一生寫了大量①《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03。 ①《東都事略》卷69。 ①《居士集》卷40《晝錦堂記》。 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 第二節富弼② 司職諫院，再盟契丹 富弼（1004—1083），字彥國，洛陽（今屬河南）人。年輕時勤奮好學，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賞識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薦給王曾、晏殊，晏殊後來還把女兒嫁給他。天聖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異等科及第，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今河南孟縣）判官。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諫仁宗廢皇后之事被貶出朝，富弼這時正服畢父喪，回到汴京，便上書皇帝，以為「廢嫡後，逐諫臣」，一舉兩失，不是太平盛世應當做的事。又說范仲淹「忠直不撓」，「聞過遂諫」③，是履責盡職，決不應當黜棄。後通判絳州（今山西新絳），遷直集賢院。寶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認夏國，冊封帝號。仁宗與朝中大臣久議未決，直到六月，才決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備兵征討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論西夏八事奏》，說西夏來使部從儀物隆盛，言辭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請求朝廷立斬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禦決心。詔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 富弼擔任諫官，忠於職守，大膽抨擊時政，屢次極言進諫。當時朝廷禁止大臣越職言事，富弼借發生日食一事，懇請朝廷廣開言路，認為「應天變莫若通下情」，於是解除了這項禁令。康定元年（1040）宋夏三川口之戰，由於內侍監軍黃德和臨陣脫逃，致使宋軍大敗，大將劉平被俘，不食而死。黃德和為逃避罪責，誣告劉平投降，富弼力辯劉平冤屈，請朝廷立案審查。仁宗命文彥博主持審理，終於給劉平昭雪。後來仁宗任命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任命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以行牽制，富弼立即疏諫，以三川口之戰，監軍掣肘，將權不專以致遭敗教訓，力請罷免王守忠。為了加強對西夏防務，富弼還建議擴大宰相事權，兼領樞密職，並厚賞西夏來降者，這些建議都被仁宗採納。 慶曆二年（1042），富弼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當時契丹有人用「偽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侶，刺探情報，後被發覺，此案牽扯到政事堂官員，開封府緝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員因有人庇護仍逍遙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呂夷簡，要他即刻交出官員，予以法辦，並說此案不查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呂夷簡從此對富弼懷恨在心。 澶淵之盟以後，遼宋雙方互派使節，禮尚往來，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於宋夏好水川之戰，宋軍再一次大敗，西邊戰事吃緊，北部邊防空虛。於是契丹決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挾，於慶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蕭英、劉六符作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們遞上國書，一面責備宋朝不該討伐西夏，更不該違背澶淵之盟，如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說後周世宗所攻取的關南，本是後晉割給契丹之地，若要維持和約，就必須將關南地歸還給契丹。當時大兵壓境，宋廷上下一片②本節材料主要據《宋史》卷313《富弼傳》，下引不另作注。 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3。 驚惶失措。仁宗在預選誰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國信使」時，舉朝大臣以前途莫測，怕出意外，不敢應命。宰相呂夷簡和富弼有私怨，乘機向仁宗推薦富弼。當此危難之際，年屆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舉薦，慷慨奔赴國難，他被任命為接伴使，向仁宗辭行說：「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縣）迎接契丹使，蕭英藉口腳有毛病拒絕行拜見禮，富弼說：「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說得蕭英肅然起敬，只好在別人攙扶下行了禮。富弼和蕭英談得很坦率，蕭英也毫不掩飾他南行的真正目的。 四月，富弼帶著仁宗拒絕割地，允許「增幣」或「和親」的兩套方案出使契丹。臨行前仁宗要任命他為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富弼不受官職，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富弼到契丹，遼興宗接見了他，雙方展開了一場唇槍舌戰。富弼說：兩朝皇上，父子繼好達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為什麼？興宗說：南朝違約，堵塞雁門關，增設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徵集民兵，這是何意？群臣都請求用兵，而寡人以為不如遣使求關南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富弼說：北朝忘記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難逃一人。且北朝與南朝通好，則皇帝專得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皇上受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這全是為自己打算，而非為國家著想。遼興宗大吃一驚，問：什麼意思？富弼說：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於北朝，石重貴昏亂腐朽，神人共棄。那時中國（即中原政權）狹小，上下離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雖然擄獲金帛充斥於諸臣之家，但壯士健馬大多犧牲，最終說來誰當其禍？今中國封疆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證必勝嗎？遼興宗說：不能。富弼說：勝負尚未可知，即使勝了，也是損兵折將，如此則是群臣吃虧呢？還是皇帝吃虧？若繼續通好，歲幣盡歸皇上，臣下得到好處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個人，其他人何利之有？遼興宗覺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說：堵塞雁門關是為了防備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於何承矩，發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處流，非人力所為。城隍是整修破損的，民兵是補充缺額的，並未違約。遼興宗說：非卿如此一說，寡人不知其詳，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罷了。富弼說：石敬瑭拿盧龍一道之地賄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關南，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興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舊地，豈是北朝之利？遼興宗一時無言以對，好半晌才慢慢地說：元昊是寡人的藩屬親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麼道理？富弼說：北朝過去伐高麗、黑水，告訴南朝了嗎？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與弟（即遼興宗）結親，因他擾邊而伐之，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以為怎樣合適？遼興宗扭頭用契丹話和旁邊大臣嘀咕了一陣，又說：元昊為寇，豈能使南朝不擊呢？ 第二天，遼興宗邀請富弼一同打獵，仍然堅持得地則歡好可久。富弼說：南朝皇帝曾令我轉達：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豈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就不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朕沒忘燕薊故地，卻也沒求得此地，正是基於這種考慮。遼興宗沒再說什麼。 打完獵，富弼回到驛館，劉六符對他說：皇上聽了你關於榮辱的話，很是讚賞。然而我們不想要金帛，只有結婚還可商量。富弼認為「和親」有失體面，估計遼興宗求婚不過是想多得陪嫁，就對劉六符說：結婚容易生事，況且南朝出嫁長公主，陪嫁也不過是十萬緡而已。遼興宗要富弼回朝復命，並將「增幣」和「和親」誓書拿來，準備作一選擇。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遼願意接受「增幣」或「和親」的條件，非常滿意。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帶去了二封國書、三封誓書，內容分別是：若議婚則無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納款，則增歲幣20萬，否則10萬。遼興宗在帳篷里接見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幣，說：南朝給我的歲幣，在誓書中須加上一個「獻」字才行。富弼說：「獻」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於平等的兩國，何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之理？遼興宗又說：改名「納」字如何？富弼還是嚴詞拒絕。遼興宗仍不死心，說：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給我了，一個「納」字有何可惜的？況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駁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時，才向它稱臣，當時的饋送，或許稱作「獻」、「納」，其後頡利被唐太宗擒獲，還會有此事嗎？遼興宗沉默不語。富弼退出帳外，指著帳前的高山對劉六符說：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獻」、「納」，就像不能登天一樣。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答應！①九月，遼興宗派遣耶律仁先、劉六符再度使宋，交換「增幣」二十萬誓書時，宋廷卻不敢過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後書詞中稱「納」條件。 富弼兩次出使於危難之中，表現出一定的膽識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女兒，不顧而行；第二次生了個男孩，也來不及看一眼。每得家書拆也不拆，說：拆了，徒亂人意。回國後，受到仁宗嘉獎，任命為樞密副使，他力辭不受，並上書仁宗說：現在既然與契丹再結盟好，大臣們便以為太平無事，萬一契丹敗盟毀約，我是死有餘辜。但願陛下要切記契丹輕蔑侮辱我朝的國恥，臥薪嘗膽，不忘治理國政。過了一個月，仁宗再次任命，並派宰相章得象去勸說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別有用意，並非是出於你使契丹的緣故。富弼這才接受了樞密副使的職務。 輔佐新政，守成賢相慶曆三年（1043），富弼與范仲淹等人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臣，一時朝中名士雲集，人才濟濟，士大夫們寄以厚望。面對內憂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興致太平，因而特別禮遇富弼、范仲淹、韓琦等人，親賜手詔，讓他們條奏當世急務。 九月，仁宗在天章閣親自召見富弼、范仲淹諸大臣，賜坐，給筆札，讓他們疏奏革新政事，同時任命富弼主持對北邊交涉，范仲淹則負責對西邊防務。 不久，富弼與范仲淹聯名上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後來富弼等人還多次單獨上奏，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陸續頒布幾道詔令。這樣，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新政」開始實施。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採納富弼嚴明法制的建議，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余靖、歐陽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諸司所行可用的條例文字彙編成冊，以為法典綱紀，最後成書《祖宗故實》20卷。 十月十二日，採納范仲淹、富弼通選轉運使的建議。范仲淹在提名時，①《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7。 對庸碌無才者一筆勾去，富弼有些猶豫，對他說：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說：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啊！①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陸續頒行。 慶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發生戰爭。契丹主興宗親率10萬大軍西征，駐兵雲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縣），並遣使至宋，要求與西夏斷絕往來。范仲淹面對契丹西征，擔心意在宋朝，請朝廷增派幾萬兵以備河東。富弼堅決不同意，認為契丹這回絕不會與西夏聯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歲幣，與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兒族屢次殺戍塞役兵，契丹以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東守邊，殊為失計。後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 隨著「新政」的實施，改革初見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舊勢力的激烈反對。他們詆毀謗訕，說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擅權。夏辣更是施展詭計，令其女奴偽造石介為富弼撰廢立草詔，誣衊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進行陷害。事情傳出後，仁宗以陝西備邊為藉口，命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富弼繼范仲淹之後，宣撫河北。慶曆五年三月，韓琦上疏為富弼辯護，後來自己也被貶知揚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貶出朝。 富弼後知鄆州、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當時河北發生嚴重水災，數以萬計的人民流離失所，尤以京東路為嚴重，流民有六七十萬之多。富弼到任後，極力動員所轄地方官員百姓出粟救災，又徵得公私房舍十餘萬間供流民居住，還把流民經過所拋下的屍體埋葬，建起一個個大墳墓，稱為「叢冢」。此外，富弼還准許流民生產自救，轄內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為生；又募數萬流民為兵。富弼日夜操勞，有人勸說他，你自己尚被飛語中傷，禍福難保，何必如此勤政愛民。富弼傲然不顧地說：「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富弼冒禍救災民的舉動，仁宗聽說後十分感動，特地遣使褒獎，拜禮部尚書。富弼堅辭不受。後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大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當相慶於朝。仁宗知道後，對歐陽修說：「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發風眩之疾，被內侍扶入宮中診治，朝中大臣十分驚恐，議論紛紛，富弼和文彥博擔心會發生不測風雲，便以在大慶殿設醮為仁宗祈福為名，留宿宮中，隨時詢問仁宗病情。由於富弼、文彥博遇事沉著冷靜，「宮內肅然」。後來富弼還與朝中大臣一道，勸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次年，首相文彥博遭人彈劾，罷判河南府，富弼又與韓琦為相，共主朝政。富弼為相時，歐陽修為翰林學士、包拯為御史中丞、胡瑗為侍講，四人天下眾望所歸，士大夫稱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學士、真中丞、真學士。富弼為相六年，不務興革，謹「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百官各守其職。嘉祐六年（1061），富弼以母喪罷相。宋英宗即位後，召為樞密使。兩年後，因腿有病，行走酸軟無力，力請罷去所職，領一閒郡養疾，後被恩准，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①《五朝名臣言行錄》卷7。 鄭國公。 阻撓變法，稱疾引退宋神宗即位後，銳意進取，很想通過變法，達到富國強兵目的，以改變長期形成的積貧積弱局面。熙寧元年（1068），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臨汝）。詔入覲，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扶掖進見，毋拜，坐語。神宗覺得富弼老成練達，久經政務，就向他請教致國強盛的辦法。富弼說：「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神宗又以邊事相問，富弼說：「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聽後十分失望。在一片守舊的政治氣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並把革新重任寄託於他。熙寧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也就在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 王安石銳意變法，神宗對他很信任，唐介死後，同列中沒有人敢與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稱病不問政事，趙抃能力不濟，遇到事情只會叫苦。所以當時人們說，現在朝中的五個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面對王安石變法，富弼認為不能違背祖制，議論與王安石多不和；又見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與之爭，於是稱病求退，上章幾十次才被准許。他上疏神宗，說現在人情未安，新近進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災，國家很需要安定。神宗問他去了之後，誰可代替他。他推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反問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樣沉默不語。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縣）。 青苗法頒行後，遭到元老重臣韓琦、文彥博等人極力反對，富弼也認為這樣的法令推廣，勢必會造成「財聚於上，人散於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執行。提舉官趙濟上奏彈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鄧綰更是請求予以嚴辦，結果富弼被貶，以僕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認為處分太輕，「止奪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說：「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仁宗同意了，以韓國公致仕。 富弼雖退居洛陽，與文彥博、司馬光等十三人組織「洛陽耆英會」，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賦詩相樂，但仍關心朝政，每遇國家大事，必暢所欲言，如「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 元豐六年（1083）八月，富弼在洛陽病逝，享年80歲。死前給神宗上書，說他左右多小人，非國家之福。又陳時政之失，封押後交給他的兒子紹庭，還期許神宗以時事見問。司馬光、范純仁去弔喪，紹庭把這事對他們說了，他們都認為那是遺表，叫紹庭馬上送給神宗。神宗讀後十分哀痛，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文忠。元祐（1086—1094）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御製碑首「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鐫刻。紹聖（1094—1098）年間，章惇執政，說富弼曾反對變法，得罪神宗，罷去配享資格，靖康（1126—1127）初年才恢復舊典。 富弼有奏議12卷、札子16卷等，著作今存《富鄭公詩集》1卷。 第三節文彥博① 建功西陲，平息兵變 文彥博（1006—1097），字寬夫，汾州介休（今屬山西）人。祖先出於春秋齊國公子完，卒諡敬仲，後世以諡為氏；五代時，避後晉高祖石敬瑭諱，改其氏為「文」；後漢高祖劉知遠又復其舊氏「敬」；宋太宗時，以避宋翼祖趙敬廟諱，又改為「文」。文彥博小時聰穎過人，民間就流傳他幼時「灌水取球」故事：他與諸童子在大樹旁玩球，不慎將球滾入穴洞，伸手無法取到。他提水注入洞中，水滿球即浮出。天聖五年（1027）進士及第，先後任知縣、通判，後由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宋夏戰爭爆發後，西邊戰事不斷，而宋軍常有將官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而大將懲治卻要申報具聞，下法寺詳案定刑的情況發生。文彥博上疏，極論其弊，要求改革，說：「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竣，將何以濟？」宋仁宗採納了他的建議。 寶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使沿邊蕃部詐降宋軍，襲取宋、夏間的重要軍事要塞金明寨，兵鋒直犯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將范雍見夏軍兵臨城下，恐懼異常，急忙檄令屯駐於慶州（今甘肅慶陽）的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及將領石元孫等率兵赴援，共約萬餘人，在延州之三川口與10萬夏軍發生遭遇戰。鏖戰中，由於宦官監軍黃德和臨陣脫逃，宋軍陣腳大亂，一潰而不可止，主帥劉平被俘，不食而死。朝廷追究敗軍之罪，黃德和為了逃避懲治，竟誣告劉平降敵，並用金帶賄賂劉平家奴出具偽證，致使劉家二百餘口被關進監獄。仁宗詔令文彥博就河中府（今山西永濟西蒲州鎮）主審此案，通過調查取證，文彥博終於弄清了真相。這時黃德和的黨羽大肆鼓譟，陰謀翻案，以至朝廷又派了一位御史前來重審，文彥博拒不接納，對他說：朝廷擔心此案難辦才派你來，現在案子已結，你快回去，如果出了問題，我全部承擔責任。結果黃德和及家奴都被處斬，終於昭雪了劉平之冤。 不久，文彥博以直史館任河東轉運副使。河東路所轄麟州（今陝西神木北），與西夏相鄰，依山建城，最為險固，是抗禦西夏進攻的戰略橋頭堡，然而內地轉運糧餉道路迂迴繞遠難走，附近則有唐朝時所修故道，長久廢棄又無人治理。文彥博上任後，親自帶人修復故道，使運餉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證了軍餉供應，在麟州城囤積了大量糧草。後來元昊乘好水川戰役之勝，舉兵攻打麟州，圍城十天，看到城中早有準備，只好解圍而去。文彥博遷都轉運使，又知秦州。防守邊境二年，「有威名，敵不敢犯」①。後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益州任上，為了求得進身之階，命令工匠織金絲燈籠，載蓮花為錦，通過宦官帶入宮中，獻給仁宗寵愛的張貴妃。果然由於張貴妃內助，文彥博自成都返回汴京，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進入權力中樞機關。 慶曆七年（1047）十一月，王則在貝州（今河北清河）發動兵變，建立政權。朝廷急派權知開封府明鎬前往鎮壓，夏竦時為樞密使，與明鎬不和，處處牽制他，明鎬久攻貝州城不下。文彥博從張貴妃那裡得知仁宗有誰鎮壓①本節材料主要據《宋史》卷313《文彥博傳》，下引不另作注。 ①《東都事略》卷67。 起義就擢誰為首相的意思，於是自請前往。次年正月，仁宗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為副，加緊攻打貝州城。文彥博採納軍校劉遵的建議，一面以大軍佯攻北城，另一面在南城暗挖地道，選精銳士卒潛入城內，打開城門，宋軍蜂擁入城。王則先用火牛衝擊宋軍，欲乘機突圍，怎奈寡不敵眾，兵敗被俘，押解京城被殺，兵變平息。 兩任宰相，安穩政局王則兵變平息後，文彥博以功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第一次拜相。此間他曾薦舉王安石、韓維、張環等人「恬退守道」，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他又曾與樞密使龐籍討論淘汰冗兵以減省軍費開支。當時朝中大臣議論紛紛，認為此法不易行得通，因為朝廷過去採取荒年募兵政策，招募災民入伍，供其衣食，藉此防止災民犯上作亂；現在如果減省冗兵，恐怕被減之人會聚為盜賊，危害社會安定。仁宗遲疑未決，文彥博決然地說：「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被減冗兵歸農者有6萬人，減去廩給一半的也有2萬，事後沒有任何意外發生。皇祐元年（1049）八月，文彥博為昭文館大學士。皇祐三年（1051），御史唐介揭發文彥博贈送燈籠錦交結張貴妃，並當面與文彥博對質，說：彥博應該自問反省，假如有這種事，不應該隱瞞！①文彥博無言以答，只是連連作揖，拜謝不已。仁宗大怒，把唐介送御史台劾罪，文彥博被罷去宰相職務，知許州（今屬河南）。當時有人寫詩譏刺他：「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出佞臣。」後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至和二年（1055）六月，文彥博與富弼同日受命，再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第二次拜相。次年正月初，仁宗上朝時突發風眩之疾，急忙被扶入宮中診治，二府大臣在宮外守候，焦慮萬分。文彥博詢問皇上病情如何，內侍以禁中事得保密，不敢泄漏為由，拒絕回答。文彥博怒斥他說：皇上病重，事關國家安危，只有你們能出入宮中，卻不讓宰相知道皇上病情，你們究竟想幹什麼？文彥博和富弼擔心會發生不測風雲，便以在大慶殿設醮為仁宗祈福為名，留宿禁中，隨時詢問仁宗病情。直到二月，仁宗的病始見好轉，逐漸康復，才回自己府第休息。當時仁宗病重，京師人心恐慌，好在文彥博與富弼二人遇事沉著冷靜，處理事情果斷，才使大家心安，宮內也沒出什麼變故。 以前御史唐介彈劾文彥博以致罷相，自己也因此坐罪被貶嶺外。文彥博復相後，御史吳中復上奏仁宗，請求召回唐介，重新任用，文彥博頗有風度，不以私害公，從旁勸說：唐介為御史時彈劾我，所說大多是實情，當然其中也有道聽途說的誤解，但當時對他的處罰也太重了些，請准吳中復所請。仁宗同意了，當時人都說文彥博有「厚德」之風。 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這成為當時朝廷內外最關注的大事之一。而從至和三年（1056）病後，仁宗居深宮，服丹藥，更少問政事，因此朝臣百官中，請仁宗早立皇嗣的呼聲越來越高。嘉祐初年（1056），文彥博就勸說仁宗早立繼嗣，仁宗含糊答應，尋因其患病而中輟。嘉祐三年，文彥博又被彈劾罷相，出判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封潞國公。宋英宗①《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71。 即位後，提及當年建儲立嗣之事，特別感謝文彥博「首議建儲」，任命他為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 詆毀新法，元祐復出宋神宗即位，正風華年少，血氣方剛，想有所作為，干一番事業，決定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但遭到以文彥博為首的元老重臣的極力反對。在同宋神宗一次談話中，文彥博表達了他對改革的看法：彥博又言：「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張，以失人心。」 上（宋神宗）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處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①文彥博打著「祖宗法制」旗號，極力詆毀變法之各項內容，如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農田水利法，成為當時朝廷中守舊派的領袖。熙寧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遭到了韓琦、范鎮、曾公亮等人的堅決抵制，文彥博也向神宗陳說青苗法的害處。神宗說：我派了兩個太監親往民間察問，都說很方便於民。文彥博爭辯道：韓琦是三朝宰相，說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兩個宦官嗎？①熙寧三年四月，西夏發兵圍攻邊城重鎮綏德城，戰事又起。八月，西夏又大舉興師，圍大順、柔遠、荔原、淮安、東谷、西谷、業樂等城寨，「眾多者號三十萬，少者二十萬，圍或六、七日，或一、二日」②。游騎直抵慶州，九天後才退去，一度造成「陝右大震」，神宗十分震驚。文彥博上疏說：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眾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由於更張變革過當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實行，只是有偏而不舉之弊罷了。言辭中責怪神宗，影射王安石變法不當。王安石聽到後勃然大怒，氣憤地說：為民除害，什麼事不能做？如果萬事毀脞，那是西晉作風，於治理國家有什麼益處？ 熙寧六年（1073）正月，文彥博強烈反對市易司差官監賣果實，認為是「徒損大國之體，只斂小民之怨」③；又說華山坍壞就是天意不贊成變法的表示，引起神宗極大恐慌。因反對變法，文彥博和王安石關係惡化，終被排擠出朝，出判河陽、大名府等地。元豐三年（1080），再判河南，幾年後以太師身份致仕。據說當年文彥博致仕準備回洛陽安度晚年時，已年近八十，神宗見他仍然身體健壯，精神矍鑠，就請教他的養生之道，他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為至理名言。 宋哲宗即位，年僅10歲，由高太后掌權，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陣清算新法之風，史稱「元祐更化」。元祐初年（1086），司馬光當政。當時文彥博退居洛陽已幾年了，雖年逾八十，但精力甚健，司馬光對他非常敬重，力薦這位元老重臣復出。文彥博到京後，便以平章軍國重事為名，五日或六日一朝，到政事堂和左、右相及執政商量重事，參與廢除新法，打擊變法派。在①《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21。 ①《續資治通鑑》卷67。 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14。 ③《文潞公集》卷20。 宋夏邊界爭地鬥爭中，支持司馬光「棄地」之議，主張對夏屈服妥協，以保證西北邊境「三數年間，當且保無事」①。當時文彥博八十幾歲，遼國使者望見他，不禁詫異，對蘇軾說：還這麼年輕！蘇軾告訴遼使，文彥博處理日常事務，幹練的年輕人不一定比得上；貫穿古今，議論風發，即使專門名家也有所不如。五年以後，文彥博再次致仕。 紹聖元年（1094）四月，哲宗實行「紹述」之政，正式打出了繼承神宗事業的旗號，重新起用變法分子，國是從根本上改變了。當時章惇秉政，說文彥博與司馬光曾經反對王安石變法，降為太子太保。紹聖四年（1097）五月，文彥博去世，時年92歲。宋徽宗崇寧（1102—1106）年間，蔡京為右相，將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等120人稱為「元祐黨人」，刻元祐黨人碑，禁止元祐學術。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彥博才又被追復太師，諡忠烈。 文彥博三守洛陽，再為宰相，致仕之後，洛陽人圖繪其像於資聖侍寺中，名曰竚瞻堂。司馬光為作記，發了一番議論，說人臣「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像文彥博這樣「事君以忠，養民以仁」，「逃寵而寵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隨」①，千百年來也沒有幾個。文彥博雖出將入相，窮極富貴，但平時待人謙和，尊德樂善，特別禮遇鴻學碩儒。他推崇邵雍、程顥、程頤的道學，並和他們結成布衣之交。 在退居洛陽的日子裡，文彥博與富弼、司馬光及其他「老成而有賢德」 的共十三人（除司馬光外均年七十以上），仰慕白居易在洛陽和高年者為會的志趣，「尚齒不尚官」②，在富弼府第置酒賦詩相樂，時人稱之為「洛陽耆英會」。文彥博要司馬光作了一篇《洛陽耆英會序》。那時，王拱辰留守北都（大名府），寫信給文彥博，對這個聚會十分嘉羨。 文彥博著作有《大饗明堂紀要》2卷，《藥准》1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0卷。文彥博在詩、詞創作方面也有一定造詣，但作品存世很少，且大多與政治有關，如《雙泉》：長劍並彈霜氣豪，白虹半折秋雲高。 濯纓洗耳更何處，世人回看輕鴻毛。 文彥博還工書法，黃庭堅稱讚他「潞公書極似蘇靈芝公」，「今觀《到洛為兒子赴許昌》帖，筆執清勁，真不愧古人！」③①《文潞公集》卷26。 ①《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66。 ②王稱：《東都事略》卷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