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三十章范仲淹

第一節先天下之憂而憂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父范墉，始仕吳越國。太平興國三年（918）吳越降宋，范墉隨錢鏐歸宋，曾任武寧軍（今徐州）等地的節度掌書記。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貧困，2歲喪父，母親帶著他改嫁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東）的朱文翰，從此他改姓朱，名說。長大後知道自己的身世，他發憤自強，赴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書院求學。他晝夜苦學，有的史書稱他「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①。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進士，出任廣德軍司理參軍。兩年後，改任毫州（今屬安徽）集慶軍節度推官，上表恢複姓范。 上書直諫范仲淹所生活的時代，正處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吏治腐敗，財政危機，農民與士兵不斷揭竿而起。邊境上，契丹與党項結成犄角之勢，不斷南擾東犯。 年輕的范仲淹深切了解當時官僚政治的腐敗和下層百姓的疾苦，多次上書議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國強兵。天聖三年（1025），范仲淹於泰州監西溪鹽倉，上書指出武備廢弛、官吏冗濫等時弊。天聖五年（1027），他又寫了洋洋萬言的《上執政書》，認為武備不堅，內外奢侈，國用不足，缺乏賢能官員，天下危機四伏，形勢十分嚴重，必須進行變革。范仲淹的意見雖未被採納，但給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後，范仲淹被調入京城任秘閣校理。他剛直不阿，幾次因忤逆權貴而被貶為地方官。仁宗登極後的前幾年，章獻太后（劉太后）垂簾聽政。天聖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還政於仁宗，被出為河中府通判，移陳州。明道二年（1033），劉太后死，仁宗親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諫。時仁宗與皇后不和，決意廢后，並得到宰相呂夷簡的極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諫官員至政事堂質問宰相，並準備與他廷爭，被出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蘇州知州。景祐二年（1035）十月因在蘇州興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為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隨後改任權知開封府。次年，因不滿呂夷簡擅權營私，他將京官晉升情況繪成《百官圖》進呈，又寫了《帝王好尚論》、《選任賢能論》、《近名論》、《推委臣下論》等四論①。呂夷簡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責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同年五月，出為饒州（今江西波陽）知州②。年輕官員余靖、尹洙、歐陽修憤而為范仲淹鳴不平，也被出為地方官。時人譽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人為「四賢」。①《宋史》卷314《范仲淹傳》。 ①《范文正公集》卷3。 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 興修水利范仲淹先後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蘇州、饒州、潤州（今江蘇鎮江）、越州（今浙江紹興）等處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養民為先，將發展生產放在首位。 在泰州任鹽官之時，他目睹這一帶海潮泛濫，吞沒大片良田廬舍，對百姓生命和生產構成嚴重威脅，遂上書朝廷，極力主張修築海堤。在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張綸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為興化縣（今屬江蘇）縣令，主持修築捍海堰。在范仲淹、張綸等人的努力下，在天聖六年（1028）修成一條總長150里的捍海堰。從此，瀉鹵之地化為良田。兩千多外逃戶陸續還鄉，農業、煮鹽業等穩步發展。濱海人民為表達感激之情，將捍海堰命名為「范公堤」。景祐元年（1034）九月，蘇州大水，農田積水難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書朝廷要求疏五河，導太湖之水入海。他親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蘇州絕大多數地區排除了積水，恢復了正常的生產。 抗擊西夏景祐五年（1038）十月，党項族首領元昊稱帝建立大夏國，史稱西夏。 此後，宋夏血戰數年，宋軍每戰必敗，處於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不久改命為陝西都轉運使。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和韓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延州（今陝西延安）北面三十六處堡寨全被西夏蕩平，形勢相當危急。 八月，范仲淹自請兼知延州。他首先淘汰老弱，將1.8萬名士兵分為6將，每將3000人，指定專人負責訓練，軍隊戰鬥力大為提高。又修復城寨，招還流民墾荒，募商賈貿易，將延州建成了戰備充實的軍事要塞。同時，他上書朝廷提出以防禦為主的戰略方針，認為宋軍「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①。西夏軍隊人數雖少，但戰鬥力較強，尤其是騎兵。范仲淹反對輕率冒進，主張堅壁清野，進行持久的防禦戰，但未被朝廷採納。康定二年（1041）二月，好水川（今寧夏隆德東）之戰，次年閏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戰，宋軍都戰敗，各有數千將士戰死。 慶曆二年（1042）十一月，宋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緣邊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由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的范仲淹與秦鳳路韓琦、鄜延路龐籍分任，以協力加強西北邊防。 范仲淹等人確定了以防守為主，攻守結合的正確戰略。一方面築寨，加固邊城，作為屏障，另一方面選將練兵，招募善於騎射的當地百姓以補充軍隊，又招還流民興墾營田，作好了長期作戰的準備。 宋夏交界處散居著不少驍勇強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雙方都在積極爭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親自巡視諸羌，與之約法三章以共同對付西夏。蕃部紛紛歸附宋朝，西夏逐步陷於孤立。 范仲淹居邊三年，與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禦力量大為加強。慶曆四年（1044）五月，宋夏達成和議，元昊削去帝號對宋稱臣，自號夏國主。由①《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此恢復貿易，宋每年賜夏銀7.2萬兩、絹帛15.3萬匹、茶3萬斤。 第二節慶曆新政 慶曆年間，內憂與外患交相侵迫。慶曆三年（1043），士兵王倫在沂州（今山東臨沂）發動起義，陝西商州張海、郭邈山領導饑民起義。有識之士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要求變革，以挽救統治危機。仁宗開放言路，擢用歐陽修、余靖為諫官；同年四月，名揚邊陲的范仲淹、韓琦任樞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改革。 條陳十事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變革方案。慶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為系統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①。仁宗悉用其說。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絕大多數以詔令的形式頒行全國，時稱「新政」，史稱「慶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蔭，懲辦貪官，嚴格按政績考核官員。改革科舉考試，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教育的內容除了經義外，應傳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術、醫藥、軍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須嚴格執行，取信於民。經濟上，減輕徭役、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以挽救財政危機。軍事上，在東京開封府地區招募民兵5萬人且耕且戰，既可省養兵費用，又可加強京師守衛力量。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從士兵中選拔人才。 改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頓吏治。范仲淹希望通過官僚政治體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機。 整頓吏治慶曆三年（1043）十月，詔中書、樞密院兩府選諸路轉運使，張昷之、王素、沈邈分別被任命為河北、淮南、京東都轉運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詔兩府同選提點刑獄官，兩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課新法。十一月，詔大臣不得為子弟、親戚陳乞館職，又詔限公田。慶曆四年，詔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詔降河南府（今洛陽）所屬潁陽（今伊川東）等5縣為鎮，以減少官員以及民戶負擔的差役。 擇官長是這次改革的重點，考核官吏，裁削倖濫。在罷黜了一批貪濁不才的地方官後，整個官僚集團受到很大震動，「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①。「新政」限制了權豪的特權，侵犯了官僚階層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擊。夏竦等人慾置范仲淹於死地。他令女奴臨摹石介的筆跡，仿造了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擬定的廢皇帝的詔書。夏竦的陰謀雖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勢險惡。恰好此時西北形勢緊張，范仲淹遂①《宋史》卷314《范仲淹傳》。 ①《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0，慶曆四年六月壬子。 以宣撫陝西、河東，離開朝廷。慶曆五年（1045）被罷參知政事職務，出為邠州（今陝西彬縣）知州，富弼、韓琦也被罷樞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敗。 第三節一世之師 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後在許多地方任地方官，業績斐然。所到之處，他興辦學校，培育人才，對宋代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興學育才通過教育培養經世濟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國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熱心於教育，足跡所至，廣為興學。他曾在興化、睦州、蘇州、饒州等許多地方建立學宮，多次聘請和薦舉著名學者孫復、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慶曆年間，他將之作為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推廣到全國，興學運動掀起了高潮。 作為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范仲淹十分愛惜人才，盡最大力量發現、培養和保護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軍事家狄青、教育家孫復、哲學家張載等都是他一手培養起來的。 孫復早先是一介窮儒，週遊求食。范仲淹發現他的才華後，一方面給他補一個學職以解決生活問題，另一方面親自指導其學習。孫復後來成為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理學家張載年輕時愛談兵事，希望在疆場上有所作為，身為陝西邊帥的范仲淹與之面談，認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學。張載從此發憤讀書，創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在御夏戰爭中，小將狄青作戰十分英勇，范仲淹大為讚嘆，親贈《春秋》、《漢書》，狄青後來成為一代名將。范仲淹先後向朝廷推薦許多出類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樹。 文以載道範仲淹不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華的文學家。他的詩文或寫湖光山色，優美而有情致；或敘事抒情，寄寓遠大抱負。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詩文革新的倡導者之一，主張詩文創作要「文以載道」，與社會現實密切聯繫。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但並無退隱之意，詩文中充滿了積極進取的奮鬥精神。在詞的創作上，他將邊塞風景引入詞的領域，描寫北疆的風光和將士的豪情，開闊了詞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傳世，其中多有寄寓深遠、膾炙人口的佳作傳世。慶曆六年（1046），他降知鄧州時，應友人滕宗諒之請，撰寫了一篇氣勢非凡的《岳陽樓記》，表達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寬闊胸懷。其中有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之語。這一思想，不僅反映了他對國家的高度責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范仲淹創之。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潁州（今安徽阜陽）赴任途中，病卒於徐州，享年64歲。宋仁宗親書其墓碑為「褒賢之碑」①，諡文正。范仲淹不僅一生清廉剛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終過著極儉樸的生活。但是，他們對寒士僚屬卻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積蓄在蘇州買了千畝良田，名為「義莊」，用來救濟同族中的窮人。范仲淹治家甚嚴，長子純祐隨同父親防禦西夏，屢立戰功；次子純仁，後任宰相；純禮、純粹為官也都以清正廉潔著稱。 ①《宋史》卷314《范仲淹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