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二章考古資料
第一節城址與界壕
五代、遼、宋、夏、金時期的城市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各類城市星羅棋布，城市布局也與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封閉式的坊市首次被開放式的街巷所取代，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變革，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後期階段。以宮城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是皇權至上思想在都城規劃中的反映。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對地方城市的發展及其規划起了促進作用。至於遼金兩朝前後期都城布局的變化，則反映了契丹和女真族接受漢文化的過程。
都城開封后梁、後晉、後漢、後周、北宋都城開封城遺址位於今河南開封市。由於黃河泛濫，故城已深埋地下，使考古工作十分困難。初步探明整個外城的輪廓和部分城門，並進行了部分解剖試掘①。故城為三套城牆，東西略短，南北稍長，平面形狀為不十分方正的矩形。
中心為皇城，即宮殿所在地，原為唐宣武節度使衙，後梁建為宮城，北宋初擴建，形制略作東西短、南北長的長方形，周長約2500米。皇城為磚砌城牆，四面開6門，其中南牆開3門。這與宮城居中的布局有關，與唐長安城不同。這種方式也影響了金中都及元大都的規劃。南面正門宣德門是城市中軸線的起點。考古勘探已發現南牆的兩處門址。
第二重為里城，主要用作商業和居民區，也是官署、寺觀等的集中區。
原唐汴州城，後梁建都，升為開封府。遺址相當於今開封市區，形制略呈正方形，周長約25華里。文獻載有12門，每壁各有3門，城門的舊名表示它聯繫的地區，如宋門通宋州（商丘）、曹門通曹州、鄭門通鄭州。這也說明當時城市與周圍地區在交通及經濟上的聯繫較密切。各城門皆有瓮城，通御路的4個門，有門3重，各城門正對，其他城門有門4重，各門不正對。現有各城門位置與文獻記載的相對位置基本上相同。
最外一重為外城，也稱羅城，始建於後周顯德年間（954—960）。北宋定都開封后，曾多次在後周外城的基礎上重修和擴築。外城經考古勘探試掘，已發表了平面實測圖，共有水旱門20個，其中水門7個。除北壁為4個城門外，余均為3門，城垣平面形狀並不十分規則。城門位置與里城城門相對。勘探實測表明，外城與今開封保存的明清城壁基本平行，東牆距今牆最近為1.4公里，最遠的西牆距今牆2公里。實測東牆長7660米，西牆7590米，南牆6990米，北牆6940米，全城周圍長29公里余（合29120米），與文獻所記元豐年間擴修後的長度基本相符（據宋太府尺計算應為28250.21米）。城牆夯築，現均深埋在地下，一般距地表3米左右，其中保存較好的西牆，寬度為10—20米。已探出旱水門缺口10處，疑為6處旱門和4處水門的遺①開封宋城考古隊：《北宋東京外城的初步勘探與試掘》，《文物》1992年第12期；丘剛：《北宋東京三城的營建和發展》，《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址，其中南牆的南薰門為一瓮城門，略呈長方形。遺址東西長130米、南北寬80米，瓮門在瓮圈中部，寬達70餘米，與城內探出古州橋遺址及宋皇宮遺址所在——龍亭呈一南北直線，從而證明今開封市區縱貫南北的中軸線——中山路，即是宋東京開封城內的中心大道——御街。西牆的新鄭門規模較南薰門還大，門址面積約2萬平方米，城門缺口寬達30米，是已發現諸門中保存最好的一處，試掘發現瓮門和門道間的路土和幾條明顯的車轍印。外城裡外都是版築的夯土牆，西城牆經解剖現存高度為8.7米，頂部殘寬4米，底部寬34.2米。城牆夯土層次分明，多採用梅花夯築法。夯土中雜有「天聖」、「治平」年號的宋錢，並有多次修補痕跡。另外，城牆外側發現了專為減緩水的下衝力設置的泄水槽，這說明築城技法到宋代又有了新的發展。
里城及外城牆外均有寬城壕，城內河道較多，號稱「四水貫都」，汴河兩岸是繁盛的街市所在。城內御街橫跨汴河的重要橋樑之一——州橋遺址也已被發掘，橋面寬度達30米，河流對城市布局及其發展有一定影響。
城市幹道系統以宮城為中心，正對各城門，形成縱橫有序的方格網。其他一般道路及巷道也多呈方格形，或有丁字形相交的，但不見坊里劃分。在里城和外城間尚有數條斜街，這顯然與唐代兩京嚴整的方格型道路網不同。住宅和店鋪、作坊等都面臨街道建造，有些街道已成為各行各業集中的地段。臨安五代吳越國都城杭州和南宋臨安城與現代浙江杭州城基本重合，調查發掘困難很大。文獻載杭州城為隋楊素所築，周36華里。南宋都城臨安的城垣是在五代吳越城的基礎上增修而成的，由宮城和大城兩重，旱門13、水門5座，成不規則形。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對臨安城的考察。1983年吳越捍海塘的發掘，不僅查明了海塘的走向及構築技術，也為南宋宮城方位的界定勘察做了必要的準備①。
宮城在城南鳳凰山東，原為吳越時王府所在的子城。周圍9里，南北各開1門，規模較小，宮殿和官署分布其內。考古探明了宮城的北城牆、東城牆和城內若干夯土基址，同時配合基建發掘了與德壽宮及六部遺址有關的道路或建築基址。
全城市肆密布，據載多達440個，主要街道與商業大街結合在一起。大運河在城市北門外，為主要運輸線。城市中河道很多，商業點主要依據河道而列。
遼上京遺址位於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為遼代五京之一。遼太祖神策三年（918）開始築城，天顯元年（926）擴建，天顯十三年改稱上京，並設立臨潢府。抗戰期間日本人曾在此挖掘。1962年重新進行了勘測，基本上搞清了皇城內的平面布局和部分漢城內的遺蹟分布狀況②。
遼上京由皇城和漢城兩大部分組成，城牆由黃土版築而成，周圍約6400米。皇城在北，是契丹族居住的區域，殘牆最高達9米，現存有南、西、北3座門址。門外都加築瓮城，東、西、北三面牆上還保留有「馬面」遺蹟。城內東、南一帶建築遺蹟很多，有的還殘存院牆痕跡，應為官署、府第、廟宇和作坊。自皇城南牆正中向北，有一條大道直通「大內」，各組建築物間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等：《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亦有不規則的道路相連接。城內西部的小山上有寺廟和窯址，窯址出土匣缽、支釘等窯具及大量的白瓷片，器型以碗、盤等食具為主，盆、罐等容具次之。城內北部為空曠地帶，不見建築遺址，應是搭設氈帳的地區。大內位於皇城的中部，是宮廷所在，四周有圍牆，殘牆高僅1米多，南牆遺蹟已很不明顯。主殿基址在城中部最高處，原是天然石丘，經平整後興建宮殿，殿後有排列整齊的小型建築台基。
漢城在南面，是漢、渤海、回鶻等族居住的地方，其北牆即皇城的南牆，現存有4座門址。城內除少數官署廟宇外，多為民用住宅和工匠作坊，並有少量市樓建築遺蹟。由於白音戈洛河河床逐漸北移到皇城南牆附近，城內遺蹟受洪水沖刷，僅保存了北部中央的部分。
遼中京遺址在今內蒙古寧城西大明（名）城，1959—1960年間進行了全面勘測和重點發掘①。全城有外城、內城和皇城三重城，城牆全用黃土版築，殘跡最高約4米。
外城南北長約3500米，東西寬約4200米，周長共約15400米。內城在外城中央稍偏北，南北長約1500米，東西寬約2000米，與外城構成回字形平面，牆上有「馬面」無角樓。皇城在內城的正中偏北，僅築有東、南、西三牆，其北牆即內城北牆，每面長約1000米，四角有角樓基址。外城的朱夏門、內城的陽德門和皇城的閶闔門、左右掖門的遺址已被發現。皇城正門閶闔門有3個門道，自朱夏門經陽德門至閶闔門以內的中軸大道也已鑽探清楚。外城部分路寬約64米，內城部分路寬約40米，用黃土、灰土及砂子鋪墊。路面中央略凸起，剖面呈弧形，路兩側有排水溝，溝上蓋木板或石板。中軸大路兩旁各有南北縱街3條，東西橫街5條，寬者達15米，窄者約4米，東西兩側對稱布局，次序井然。外城南部為坊市所在，北部還發掘了官署、廟宇及廊舍遺址。廊舍在中軸大道之西，為一南北向的長方形建築，柱礎和夯土台基尚存。在外城西南隅土山頂上發掘了寺院遺址中的一座佛殿基址，平面呈正方形，面闊進深皆為5間，殿內用方磚鋪地，中央有佛壇。內城陽德門至閶闔門之間的大路寬約40米，兩旁無建築遺蹟。皇城閶闔門內的大路寬約8米，東西掖門也有道路通往武功、文華兩門。武功、文華兩個殿址也已被發現，布局上均屬漢式傳統木構架建築。遼中京城比遼代初期所建的上京城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度。
金上京遺址位於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子，為金代初期的都城遺址。金太宗時稱會寧府，熙宗天眷元年（1138）稱上京。貞元元年（1153）海陵王遷都中都，削上京之號。正隆二年（1157）毀上京宮殿、宗廟及諸大族邸第等建築，夷為耕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復稱上京，為陪都。大定二十一年（1181）陸續修復宮殿、城垣。
金上京分為南北二城，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南北長1828米，東西寬1553米；南城東西長2148米，南北寬1528米，兩城之間築隔牆，有門相通。全城現有9個可能是城門址的豁口。夯土城牆和角樓、馬面、瓮城等遺蹟尚存。南城西北部有皇城，南北長645米，東西寬500米。皇城午門外有土闕，午門內的中軸線上有5個宮殿台基，兩側有左右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近年在上京遺址內外常發現金代遺物，如上京路的官印、腰牌，打有「上①遼中京發掘委員會：《遼中京遺址發掘的重要收穫》，《文物》1961年第9期；李作智：《論遼上京城的形制》，《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京翟家記」戳子的銀鐲、銀錠，鑿有「上京警巡院」等驗記的銅鏡，還發現窖藏的銅錢、銀器等①。
金中都位於今北京舊城外城的西南部，為金代都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在遼燕京城（又稱南京城，即唐幽州城）的基礎上擴建，並重建宮城。貞元元年（1153）新宮告成，從上京遷都於此，改名為中都。1959年曾對城垣遺址作過調查，1965—1966年又對外城城垣、宮殿和街道等遺址進行了重新勘測②。
金中都外郭城的東南角在今永定門火車站西南的四路通，東北角在今宣武門內翠花街，西北角在今軍事博物館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豐臺區鳳凰嘴村。鳳凰嘴村南和馬連道附近的地面上，尚保存有南垣和西垣的夯土殘壁。外郭城東、西、南各開3個城門，北城垣據《金史》記載有4個城門，總計13個城門。宮城位於全城的中央，平面呈長方形。前朝是大安殿，遺址在今廣安門外濱河南路西側，經鑽探得知面闊為11間，與文獻記載相符。宮城正南門應天門、皇城正南門宣陽門和外郭城正南門豐宜門在同一條軸線上。豐宜門內大街、端禮門內大街、會城門內大街，以及豐宜門和端禮門之間東西向橫排的街巷，都已被勘查出來。已發掘的一處夯土遺蹟，南北長60米，東西殘長60米，夯土厚近5米，參照文獻記載，該遺址很可能就是金中都大安殿遺址，是在遼代宮殿的基礎上加以擴建的。水關遺址位於今右安門西南，距現地表5.1米，呈南北向，入水口東南兩「擺手」呈倒「八」字排列，石板構築，並以鐵錠固定。擺手殘高1.5米，擺手前排有密集的、起保護作用的圓柏木樁。水關主體呈長方形，流水面平鋪石板，石板下襯有粗大的方形橫木，即襯石枋；地面上靠近入水口的石板，還用大鐵釘固定在襯石枋上。襯石枋之下是成排的地釘，兩者用榫卯結構垂直相接。水關遺址是目前所知金中都城址內保存最大的一處遺址①。
據考古復原研究，金中都原屬於遼南京城範圍內的街道，仍保存著唐代街坊的形式，而金代新擴展的部分，則改為沿大街兩側平行排列。兩種不同形式的城市街道共處於一個城市之中，是金中都規劃的特點。
地方城市這一時期地方城市發展很快，在數量和規模上都超越了前代，特別是工商業的發達，對地方城市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根據考古調查和分析，這一時期地方城市布局有明顯的地方特色，中原北方地區流行方形十字街式，南方地區則流行長方形縱街橫巷式，一些典型的商業城市則自發形成不規則狹長形城市。
揚州宋城位於今江蘇揚州，為現代城所疊壓。宋代揚州城是由三個互不相屬而又關係密切的城圈組成，自南而北分別為大城、夾城和堡城，分布範圍大體與唐代揚州城相同。南北全長5600米，總體平面布局略呈「呂」字形①。
①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從出土文物看黑龍江地區的金代社會》，《文物》1977年第4期。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①《中國考古學年鑑》，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①揚州城考古隊：《揚州城考古工作簡報》，《江蘇揚州宋三城的勘探與試掘《考古》1990年第1期、第宋大城即州城，約當唐代羅城東南部分，為南北向長方形，建於五代，南北長2900米、東西寬2200米，今四周城壕猶存。城牆以黃粘土夯築，外包砌青磚，大量城磚有「武鋒軍」戳記。其四垣城門經發掘或鑽探已得確定，其中南門門址直接疊壓在唐城門址上。城內主要大街、河道都沿襲了唐城的規劃。宋大城實測周長10110米，與《宋會要輯稿》記載相近。
堡城是由唐代的子城改築而成，西、南城牆和北城牆的大部分都沿用了唐代城牆，實測周長5000米。四垣各設一門，其中南門沿用了唐代子城南門。夾城位於堡城和大城之間，為南北向長方形，周長2700米。四面城壕依然存在，夾城東牆和北牆中部各發現城門遺址一處。
宋揚州三城城內均開十字形大道並與四面城門相連。宋大城南北大街西側並行一條市河，與南北水門通。大城內的東西向街皆互相平行，間距300—350米，其間又平行分布三條東西小巷，巷口通往南北街道上。探明東西向主幹大道共有三條。南北大街兩側為開放式的街巷。這種縱街橫巷式的布局常見於我國南方宋城。大街傍臨河道則是揚州宋城的特點。揚州宋三城的出現和歷次增築，均與當時的軍事形勢密切相關。
平江城位於今江蘇蘇州的宋代平江城，考古工作雖然做得不多，但南宋紹定二年（1229）刻成的現存宋代城市圖中最詳密的圖碑——平江圖碑，翔實地記錄了宋代平江城的平面布局。
平江城有外城、子城兩重城牆。外城呈南北長的矩形，城內外均有壕，北、南、西三面各一城門，東面二門。每門均水門、旱門並列，除南門外均無城樓。各城門均不相對，無穿城直街。街道均取南北或東西正方向，呈丁字或十字相交。北半部為居民區，採取南北街和東西巷的布置。街巷多與河並行，組成水陸交通網。住宅多面街背河。城的南半部官署、學校、寺觀較多。全城共有357座橋，65座跨街而建的牌坊。
子城在城內中部，平面呈長方形，內為府衙，僅南、西兩面有城門。南門以內於軸線上建府衙，前設廳，後為「王」字形平面的宅堂。兩側為府屬各廳。
平江城不同於古代北方城市平面那樣的規則方正，這與水網地區河道縱橫的自然地形有關。平江城居民區小巷橫列、跨街建坊等布局為後代城市所仿效，為坊市制度廢除後宋代城市規劃發展的新形式。
遼金地方城市東北地區的遼代城址發現很多，周長在4公里以上的都屬府城或節度使州州城，刺史州州城一般不足3公里，比較小的城址則應為當時的縣城。吉林省境內的城址保存較好，有清楚的城垣，夯土版築，形制整齊，均有瓮城、角樓、馬面等設施。城內出土有遼地生產的鐵器、陶瓷器，也有中原地區製作的瓷器、錢幣等。
遼代在東北地區興築的五國部之一奧里米故城，經考古勘查，在今黑龍江綏濱。該城南牆被河流沖毀，北牆保存完整，全長912米，夯築，高3—4米，附有馬面18個，牆外有壕。城正南北向，近方形，全城周長約2200餘米。城內土丘起伏，排列有序，其上遍布瓦礫、陶瓷片，應為建築遺址①。位於今黑龍江克東的金代蒲峪路故城，1975—1979年曾兩次被發掘，發現的遺蹟有瓮門、官衙址等，這是我國首次進行的金代城市考古。城為橢圓7期。
①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松花江下游奧里米故城及其周圍的金代墓群》，《考古》1977年第4期。形，實測周長2892米，南北瓮門各一，該城城牆外表的磚砌技術，官署區與手工業居民區分設的城市布局，以及室內外先進建築技術的應用，都是難得的研究金代城市史的資料②。
西夏地方城市西夏建國前，1024年李德明在定州建省嵬城。遺址在今寧夏石嘴山市東廟，1964—1965年曾調查和小規模發掘。城略作方形，城牆夯築，未用磚包砌。東門遺址保存有兩壁下部的基礎條石和排叉柱洞的痕跡③。
黑水城遺址，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治達賴湖波鎮東南，遺址為早、晚兩座城址壓在一起，外圍大城為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小城位於大城東北隅，為西夏黑水鎮燕監軍司治所。小城呈正方形，邊長約238米，正南設城門，有瓮城、馬面、角台等設施，20世紀初以來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書④。
金代界壕遺蹟金代北部邊界遺蹟——界壕，東北起嫩江右岸，西南抵大青山之北，全長約2500公里，界壕在金初由泰州都統婆盧火開始建築，代有增修，至金章宗承安一年至二年（1196—1197）全部告竣。20世紀50年代以來曾作過多次調查，已基本搞清楚了它的分布和形制①，全線除東西兩端為單線外，中間地段還分為內、中、外線和一些支線。東北的起點在今內蒙古莫力達瓦旗治尼爾基鎮北8公里的七家子附近，沿大興安嶺東南麓，經扎蘭屯、扎賚特旗等地，至科右前旗西南分為南北兩線：北線經突泉北部，在科右中旗北部穿越興安嶺，進入錫林郭勒草原，經東烏珠穆沁旗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又於阿巴嘎旗北部進入我國內蒙古境內，再經蘇尼特左旗、蘇尼特右旗至四子王旗；南線從科右前旗西南經突泉、科右中旗、扎魯特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克什克騰旗，在達爾泊西南入錫林郭勒草原，然後再經正藍旗、正鑲白旗、鑲黃旗，向西南經過商都縣和蘇尼特右旗境內，再經察右後旗，在四子王旗的查干腦包與北線會合。會合後的界壕，自四子王旗西以東北—西南方向經達茂旗境內至武川境內，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
界壕遺址以東北路北段保存最好，一般都有主牆和副牆。主牆基寬10米，牆外即為壕溝，壕寬2.5米，自壕底至牆頂高約4—5米。主牆上每隔80—100米設一墩台。主牆外側20—30米外築與主牆平行的副牆，個別地方設兩道副牆。在主牆之內約數百米處設150米見方的邊堡，邊堡之間相距約10公里。在約200公里長的界壕上設有19個邊堡和3座城堡。邊堡中出土有鐵鏃、鐵馬具、鐵鏟、鍘刀、石磨和陶器等遺物，反映了金代屯駐在邊堡上戍卒的生活情況。界壕西部和中部南線的形制與東北路的形制相同，但中部分叉處南北兩線大不相同，北線無副牆，南線不僅有副牆，且每隔數十米築有一馬面。界壕和邊堡工程浩大，它不僅反映了當時這一帶蒙金對峙的激②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省克東縣金代蒲峪路故城發掘》，《考古》1987年第2期。③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況》，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④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內蒙古黑水城考古發掘紀要》，《文物》1987年第7期。①黑龍江省博物館：《金東北路界壕邊堡調查》，《考古》1961年第5期；《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烈形勢，也顯示了金代北部地區的經濟水平①。
①哲里木盟博物館：《內蒙古霍林河礦區金代界壕邊堡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第2期；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省考古工作近十年的主要收穫》，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第二節手工業遺蹟和遺物
這一時期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民營手工業蓬勃興起。
全國範圍內的手工業遺蹟和遺物發現很多，經考古發掘或系統調查的手工業遺蹟和遺物主要是瓷窯遺址。此外，也發現了一些冶鑄、煤礦遺蹟等。手工業遺物除各地遺址、墓葬中大量出土外，還有作為財富或遇戰事埋藏地下的各類窖藏出土的精品。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手工業產品已不再僅僅是生活用品，更是當時商品交流的產物，因而其分布範圍更廣，品種更為多樣，甚至出現了宣傳產品及其產銷者的商標銘記等，其豐富的內涵是研究這一時期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第一手資料。
礦冶遺址包括冶鐵鑄造遺址和煤礦遺蹟。冶鐵鑄造遺址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黑龍江阿城和河南滎陽、林縣、安陽，福建同安，山東萊蕪等地均有發現。林縣鐵牛溝冶鐵遺址有煉鐵爐11座，均依山坡建爐以使爐體堅固。火膛內徑0.9—2.6米，在坡上平台裝料便於運輸，下面平台鼓風、出鐵、出渣、操作。這種利用地形建爐的方法，節省人力，就地取材，因地制宜①。
邢台朱莊至綦村一帶，在北宋以前即有冶鐵，皇祐五年（1053）開始置官，所鑄造的鐵斧上印有「豐明」二字。繁昌的冶鐵作坊就設立在礦山附近，範圍甚廣，煉爐作圓形，用栗樹柴作燃料，石灰岩作熔劑，只煉鐵塊，不造成品，是單純的採礦冶煉作坊②。
1960年在河南鶴壁礦區發現的宋代煤礦遺蹟，是一處重要的採礦史跡③。根據遺蹟內出土的鶴壁集窯瓷器，推測礦井的年代屬於北宋晚期。豎井礦口直徑2.5米，深6米。依煤層伸延開掘長達500餘米的巷道4條。從煤礦區的分布看，當時已動用了先內後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採煤方法。巷道通向採煤區，採煤區與礦口的距離自10—100米不等。在遺址中部有排除地下水的排水井和棄置的木製轆轤。巷道西壁和採掘區的壁面，有密布的燈龕和燈盞，還有礦工休憩之所及其日用器皿。
河南禹縣神垕鎮梨園煤礦發現的北宋煤礦遺址，由管理區和礦井兩部分組成，面積約6萬平方米。已查明井口11個，其中2個豎井的深度分別為54米和66米。由今煤礦巷道中可以看到古巷道的遺蹟①。
瓷窯遺址和瓷器這一時期制瓷手工業有很大的發展，根據考古發現，窯址遍布全國大部分地區，占全部古窯址數量的75％。經發掘的有定窯、磁州窯、耀州窯、鈞窯、越窯、汝窯、南宋官窯、龍泉窯、建窯、德化窯、靈武窯等遺址。瓷器①北京鋼鐵學院等：《中國冶金簡史》，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
②唐雲明：《河北邢台發現宋墓和冶鐵遺址》，《考古》1959年第7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鶴壁市古煤礦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60年第3期。①安廷瑞：《河南禹縣神垕鎮北宋煤礦遺址的發現》，《考古》1989年第8期。已深入社會各個階層，並且成為國內外貿易的大宗商品，因而不僅出現了制瓷手工業作坊和城鎮，各地窯業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許多名窯在燒造技術、裝飾技法、釉色變化上，都形成各自的獨特風格並為其他民窯所效仿，從而形成不同的瓷窯體系。一般可分為定窯系、耀州窯系、磁州窯系、鈞窯系、龍泉青瓷系、景德鎮青白瓷系等六大窯系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遼瓷、西夏瓷等。
就布局而言，多以大規模的窯群形式出現，採用分工協作的方式，專業化程度較高。宋代的定窯，僅澗磁村窯址範圍即達117萬平方米；陝西銅川的耀州窯號稱十里窯場；浙江的龍泉窯址在龍泉大窯地區就發現宋代窯址24處，每個窯址包括許多瓷窯。在瓷器生產的布局上也比以前更均勻合理。其次，瓷窯設置不僅注意瓷土、燃料、水源，更注重交通運輸。特別是大作坊都建在河流或陸路交通幹線附近，窯場向交通幹道、商業集鎮靠近。一個瓷窯的產品在社會上贏得聲譽，很快便有小作坊在其附近星羅棋布地建立起來，逐漸形成藝術風格相近的窯系，甚至在地域上跨越州的範圍。
再次，為適應海外貿易的需要，沿海地區瓷業發展特別迅速。通往海外的海港城市已不僅僅是瓷器的集散地，更是窯群林立的瓷器生產中心。如以廣州為中心的潮州窯、西村窯、廣西的永福窯等，以泉州為中心的德化窯、同安窯、建陽窯等。沿海地區瓷業發展已遠遠超過內陸地區，表明瓷器生產對市場的依賴性和瓷器本身的商品性已明顯增強。從海外考古發現看，當時瓷器遠銷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東海岸乃至地中海和歐洲。
從紀年資料看，中原地區的定窯白瓷和南方地區的景德鎮影青瓷明顯壟斷了當時的國內市場，以淮河為界的中原和南方始終有其獨立的市場。晉冀豫地區是定窯白瓷的產銷中心，而長江下游則是影青瓷的勢力範圍。中原產品偶有進入南方市場，而南方生產的各種瓷器則幾乎不見於中原地區。定窯白瓷、景德鎮影青瓷及越窯精品在長城以北的大量存在，反映了當時密切的宋遼關係。其他窯系產品分布範圍相對較小，大都集中在產地附近，在紀年墓葬、塔基中出土較少。遼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當地產品不見於宋朝版圖內①。西夏瓷器則主要分布於今寧夏、甘肅、內蒙古和青海部分地區。
定窯是中原地區最著名的窯場①。北宋時期是定窯的最盛期，不僅產量大，而且已形成自己的特點。窯址中的宋代地層內普遍發現煤渣，說明已用煤作燃料。在作坊遺蹟中有攪拌瓷泥的磚砌長方形槽，有印花用模子、匣缽和大量專為覆燒用的支圈。北宋中期創造了覆燒的方法，提高了產量，是裝燒工藝上的一次重大改革，與此相應的是大量採用印花裝飾，器型趨於單一。窯址中出土的瓷器，以碗盤居多，都是白瓷，胎土細膩，釉色潤澤，白中略閃青黃或灰黃，口沿因覆燒而不掛釉，即所謂的「芒口」。流行器內壁印花、刻花和劃花，花紋圖案布局繁複而嚴謹，層次分明，並以各種花卉圖案和各種動物形象為主。當時還為宮廷和官府燒造瓷器，遺址中發現有刻劃「官」、「尚食局」、「尚藥局」和「五王府」等款的瓷片，為宮廷燒造的瓷器上的花紋多為龍鳳圖案。另外，在窯址中還發現有少量的黑釉、醬釉和綠釉瓷片，即文獻中所稱的「黑定」、「紫定」、「綠定」。河北定縣北宋塔基中出土了百餘件定窯白瓷，其中有20件刻有「官」字款。河南鞏縣宋太宗元德李後①俞永炳：《宋遼金紀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1991年第1期。①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設想與試掘》，《考古》1965年第8期。陵出土的37件定瓷中，「官」款器多達16件。這些瓷器胎薄釉潤，造型優美，是定窯的上乘之作。
磁州窯是宋金時期北方著名的民窯，在今河北磁縣觀台鎮②。產品以碗盤為主，也燒造大型罐盆之類的日用器皿，印有「張家造」戳記的瓷枕就是觀台的產品。磁州窯瓷器用繪花、劃花和剔花等技法，繪製黑、褐兩彩的花卉禽魚等圖案，以明快流暢充滿生活氣息的構圖著稱。屬於磁州窯系的窯場很多，分布於今河北、河南、山西一帶。除觀台以外，河南修武當陽峪窯址和湯陰鶴壁集窯址也很重要。
耀州窯是宋代北方專燒青瓷的民窯①，產品種類很多，釉色沉穩，裝飾花紋與定窯相似。
鈞窯鈞窯瓷器也屬於青瓷但其釉色卻是一種藍色的乳光釉，深的作天藍色，淺的如天青色，最淡的似月白色。在藍色釉中利用還原銅的呈色作用燒出了紅色，紅藍釉互相融合又出現了紫色。北宋鈞窯有各式花盆、盆托，以及洗、爐、尊、缽等器，有些是專為宮廷燒造的②。
北宋末年，中原戰亂，制瓷業停頓，北方的制瓷工匠南遷，促進了南方諸窯的發展。南方諸窯中最重要的是景德鎮窯和龍泉窯。
景德鎮窯在宋代燒造青白釉瓷器，以湖田窯的產品質量最高。由於採用並改進了定窯的覆燒工藝，景德鎮窯青白釉瓷器的產量有很大提高，器型以碗、盤、洗、盒為最多。裝飾手法早期以刻花為主，北宋晚期以後流行印花裝飾。
龍泉窯是繼越窯而起的南方燒造青瓷的窯場，分布於今浙江南部諸縣中，而以龍泉縣為中心。經過多年對龍泉窯址大規模的發掘，對窯床結構、工場作坊的規模、燒制原料、燃料、水源、製作工藝等都有了較清楚的認識。窯床都是依山而建的長達數十米的「龍窯」，工作間、晾坯間和淘洗池等均在龍窯附近的開闊平地上。龍泉窯在北宋尚處於初期階段，受越窯影響較深。到南宋中期以後有較大的進步，燒成了代表龍泉特色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並成功地仿燒南宋官窯「紫口鐵足」產品。
建窯窯址在福建建陽，以燒造黑瓷著稱，產品以碗盞為主，在漆黑色的釉上有閃銀光的細條紋，狀如「兔毫」；也有閃銀光的圓點紋，狀如「油滴」。考古發掘表明，宋代建窯窯爐結構先進，有的龍窯長達百餘米，為其他窯系所罕見。
吉州窯也是南宋時期才發展起來的窯場，窯址位於江西吉安永和鎮。
它多仿其他名窯，但又有創意，如仿建窯黑瓷時，能燒出黑、黃色混合如海龜殼似的釉色，稱為玳瑁；又將民間剪紙的花樣作為紋飾移植到瓷器上，成為吉州窯的獨特風格。
廣東、福建窯廣東廣州、福建德化及晉江、廈門等地，在宋代興起了大批窯群，以生產外銷瓷為主。德化窯採用分室龍窯①，更易控制窯內溫度和氣氛，燒制的產品質量更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產品專供外銷，國內出土不多。西村窯產品分粗、細兩類，一個窯場生產多達40多種產品，每種又有多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觀台窯址發掘報告》，《文物》1959年第6期。①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黃堡耀州窯》，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②趙青云：《河南禹縣鈞台窯址的發掘》，《文物》1975年第6期。
①福建省博物館：《德化窯》，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樣的型款和釉色，這在宋窯中是較為突出的。西村窯產品在國內很少流傳，在東南亞地區屢有出土。
官窯宋代名窯中的官窯專門生產宮廷用瓷，其產品並非商品，但官窯的工匠卻來自民窯，汝州官窯的前身可能是民窯。南宋官窯是宋室南遷後在杭州燒制仿照北宋官窯產品的窯場，窯址位於今杭州市南郊，已被全部揭露，發現龍窯兩座以及作坊遺址和大量遺物。官窯產品素麵無紋，以紫胎、粉青或灰青釉、開片為特徵，有支燒和墊燒兩類產品，後者具「紫口鐵足」特徵，胎薄釉厚，是官窯產品的代表作，曾為龍泉窯所仿效。
遼代制瓷業是在唐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窯場和產品分布主要在今遼西、內蒙古東部和北京一帶。已發現的赤峰缸瓦窯址，出有「官」字款窯具，是比較重要的遼代窯址。其產品受北宋中原地區瓷窯的影響。如白瓷印花裝飾明顯受定窯的影響，剔刻花紋受磁州窯系同類裝飾的影響。
遼代瓷器有獨特的造型和釉色，如雞冠壺、黃釉瓷壺和造型別致的三彩盤碟。但因窯溫較低，釉層燒結不佳，較易脫落。
西夏靈武窯位於今寧夏靈武，1984—1986年對窯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①，揭示了西夏窯址的特點以及西夏瓷器的工藝水平。三次發掘共發現窯爐4座、作坊遺址7處。出土遺物有日常生活用品、雕塑品、娛樂品、建築材料、窯具等。窯作南北向馬蹄形，窯址出土的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四類，青釉瓷有素麵和刻花兩種，其他三類均有素麵、刻花、剔花和點花4種。器類以日用碗、盤為主，以剔花瓷和白瓷最為精緻。西夏瓷受到定窯和磁州窯的強烈影響，但也有自身的特點，其產品主要分布於今甘肅、寧夏、內蒙古和青海等地。
金代制瓷業是在大定（1161—1189）以後恢復起來的，北宋以來的定窯、磁州窯、鈞窯和耀州窯都仍在燒造。耀州窯的發現主要是金代的遺蹟，發現馬蹄形的窯爐、晾坯場和工作間等手工業作坊遺蹟。徐淮地區的蕭窯，風格近似定窯，是北方制瓷工匠南遷後新開闢的窯場。
金銀器這一時期金銀器發展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民間金銀作坊的大發展，富庶人家日常生活用品也較為常見。器物的製作一是更加華麗、精細，一是趨於素樸、簡潔，適應了社會不同階層的需求。北宋以後，出現了可能是批量生產的、形制和紋樣雷同的作品，有些器物的形制、紋樣等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而產地和店鋪卻不同；出土於各地的小口銀瓶、心形銀飾、銀絲盒等十分相像，表明這時金銀製造行業的產品已有一些固定樣式，各地工匠的作品基本相同。不少器物胎體輕薄、製作簡潔、小巧玲瓏，是商品化後的必然結果。器形和紋樣多為各階層人士所喜聞樂見，民間格調濃厚，還出現了金銀與漆、木、瓷器合璧的產品。
宋代金銀器主要出土於窖藏、墓葬和塔基中，特別是窖藏中常有大批發現，多是遇戰亂時作為財寶埋藏起來的。
已發現的地點多在南方地區，除江蘇等傳統的金銀器生產地區外，江西、四川、福建等以往少有金銀器出土的地區也有大量的發現。主要地點有：江①馬文寬：《寧夏靈武窯》，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
西的遂川、彭澤、波陽、樂安，江蘇的南京、江浦、吳縣、溧陽、鎮江，四川的德陽、崇慶，福建的邵武故縣，湖北的黃石、蘄春，浙江的寧波、永嘉、衢州，河北的定縣，安徽的無為、六安等。福建邵武故縣窖藏中出土的140餘件、江蘇溧陽平橋窖藏中出土的36件、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的50餘件、江西樂安窖藏中出土的100件、四川德陽窖藏中出土的117件、湖北黃石窖藏出土的292件等，為較重要的發現。
宋代金銀器物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
(1)造型富於變化，器物出現了許多新的種類。器皿流行端莊秀美的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如福建邵武故縣窖藏銀器中的蓮花杯、菊花碗、菊花盤、梅花杯、梅花盤和鎏金八角碗、雙魚盅、八角碟等①，大都不見於唐代金銀器中。江蘇溧陽平橋窖藏中僅銀盞一類，器體及口沿便分為四曲、五曲、六曲、十二曲等，許多器物成套使用②。唐代的銀盤有圓形、菱花形、葵花形和少量不規則形，但入宋以後出現的八角和六角形盤，稜角分明，莊重沉穩，多角形金銀器應是唐以後新流行的器物形制。浙江寧波天封塔南宋地宮中出土的渾銀地宮殿模型和造型各異的銀牌③，是以前沒有的器形。
(2)構圖別致、題材廣泛。以寓意繁榮幸福和美好吉祥的紋樣內容最為盛行，如瑞果、魚藻、牡丹、童子戲球等。紋樣不再是圖案化的裝飾，更具寫實性，包括飛鳥、菊花、纏枝牡丹、荷蓮、團花等等，有的裝飾花紋生活情趣濃厚。當時流行的魚藻圖，主要飾於盆、盤上，因多採用浮雕、高浮雕的作法，器物盛水後，水波蕩漾，游魚追逐，生動逼真。雙獅跳躍戲球圖案等也與唐代同類題材有較大的區別。有的還帶有具體的內容，有特定的故事情節。
(3)器類大眾化、日常用品增多。宋代金銀器多是成套用具，而且同類器物大量重複。山東莒南南宋窖藏出土的22件銀器中有荷葉盞10件、蓮蓬盞6件。江西樂安南宋窖藏一百多件銀器中①，有雙魚盤38件、匙22件、箸23雙、杯20件，可以看出這時金銀器已有批量生產，以滿足更大的日常生活需求。婦女的梳妝用具、首飾類出土很多，安徽六安宋末元初墓葬中出土的銀奩，內裝銀制的粉盒、胭脂碟、粉盂、粉缸、胭脂罐等。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鎏金銀釵28件、鎏金銀簪16件、雙箍面銀釧2件、麒麟形鎏金銀飾1件、蝴蝶形鎏金銀飾3件、花形鎏金銀飾1件、銀釵杆8件②。這些物品的形制和裝飾內容反映了當時市民生活情趣和社會風俗。
(4)工藝製作有新成就。器物採用雙層（即帶夾層）、重瓣、高浮雕等新穎的工藝，充分顯示了當時工匠的精湛技藝。器皿做成雙層是兩宋時期比較流行的工藝，福建邵武故縣窖藏中的鎏金八角碗，江蘇溧陽平橋窖藏中的乳釘紋鎏金銀盞、雙獸耳乳釘紋鎏金銀盞等，都是有內、外壁的夾層器物。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銀絲盒，內外兩層是在薄銀片外焊以銀絲編成的網紋③。重瓣的作法別具一格，溧陽窖藏中的各種銀盞，整體如花形，盞心有一層或①王振鏞、何聖庠：《邵武故縣發現一批宋代銀器》，《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②肖夢龍、汪青青：《江蘇溧陽平橋出土宋代銀器窖藏》，《文物》1986年第5期。③林士民：《浙江寧波天封塔地宮發掘報告》，《文物》1991年第6期。①楊後禮：《江西省樂安縣發現宋代窖藏銀器》，《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1983年。②金柏東、林鞍鋼：《浙江永嘉發現宋代窖藏銀器》，《文物》1984年第5期。③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衢州市發現南宋窖藏》，《考古》1983年第9期。多層花瓣；邵武故縣窖藏銀器的主要裝飾特徵即為重瓣作品。高浮雕是北宋以後，特別是南宋時期頗具特色的裝飾技法，溧陽窖藏中的瑞果圖鎏金銀盤、獅子戲球圖鎏金銀盤和邵武故縣窖藏中的鎏金八角杯、鎏金八角盤都是這種高浮雕裝飾技法的代表作。鏤空技術更加精緻，並與其他技法結合使用，如江蘇南京幕府山北宋墓出土的心形金飾①，由兩個橢圓形的金片合成，鏤空的紋樣再施以鏨刻、掐絲，使飾物玲瓏剔透；浙江永嘉發現的葉形龍紋銀簪，在鏤空的纏枝細花上壓印一條高凸的蛟龍，龍的頸、腹、尾部又分別鏨刻一朵菊花，邊緣線刻細珠紋，精美絕倫。
(5)仿古製品出現。江蘇溧陽平橋窖藏出土的一件乳釘紋鎏金銀盞，造型如同商周時期青銅器中的簋，所飾的乳釘、雷紋也類似青銅器的裝飾紋樣。江西樂安窖藏銀器中的乳釘紋凸花杯，外觀具有青銅禮器的渾厚凝重感，古色古香，具有獨特的時代特色，是當時社會上下崇古仿古風習的反映。
(6)佛教用品較多。唐代一些塔基如法門寺塔地宮中也出有放置舍利的金銀棺槨、金銀器，但純屬寺院用具的不多。兩宋時期不僅塔基中出土的金銀棺槨較多，還出現了銀制的塔、佛、僧人及寺院建築模型、舍利瓶、葫蘆瓶、淨瓶等。山東長清舍利塔地宮出土的9件銀羅漢和1件銀供養人，是佛教信徒所施的供養物，也是北宋時期銀器的精品。
(7)流行文字刻銘。兩宋金銀器物流行文字刻銘，內容與唐代不同，紀年款識很少，而列印或鏨刻店鋪、產地、工匠名字增多，顯示出當時商品經濟已十分繁榮，以文字刻銘維護商品信譽。如江西彭澤易氏八娘墓中的銀梳刻有「江州打作」銘，安徽六安南宋墓出土的銀勺、銀胭脂碟上壓印「顧玉郎」款。四川德陽孝泉鎮窖藏和福建邵武故縣窖藏出土的器物中也有類似的刻銘。浙江永嘉窖藏銀器的「京溪供鋪記」、「京溪供鋪工夫」、「馮將士工夫」等刻銘中，至少可以看出有三個店鋪和九個工匠的名字。湖北黃石窖藏銀錠上刻鑄有解銀者的官職姓名、銀錠重量和鑄銀工匠的姓名，也有刻記銀錠來源和用途的①。而江蘇溧陽平橋南宋窖藏出土的銀錠上的「真花銀」、「京銷銀」等字樣，則帶有宣傳產品的意味。湖北蘄春羅州城出土的窖藏金首飾中，有精雕細刻的花紋和大量的戳記或砸記，是研究宋代金飾加工業的重要資料②。此外，還有精心刻出的文學作品，福建邵武故縣窖藏中的一件鎏金八角銀碗，內底刻《踏莎行》詞一首，10行共61字，外壁飾人物、建築和卷草等，融詞、書、畫為一體，極富觀賞性。江西樂安南宋窖藏中的兩塊銀牌，分別刻有宋代文學名作《黃州竹樓記》和《醉翁亭記》兩文，是罕見的文學遺物。
遼代金銀器契丹民族日常生活喜用金銀製品，死後也常以金銀製品隨葬，因此考古發現的遼代金銀物品較多，大都出土於墓葬中。主要有內蒙古赤峰遼駙馬墓、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敖漢旗李家營子兩座遼代早期墓、哲盟遼陳國公主墓，遼寧建平張家營子遼墓等③，在內蒙古巴林右旗泡子營還①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幕府山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2年第3期。①程欣人：《湖北黃石市西塞山發現大批宋代銀錠》，《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9期。②蘄春縣李時珍墓文物保管所：《湖北蘄春縣羅州城村發現宋代金首飾》，《考古》1987年第11期。③前熱河省博物館籌備組：《赤峰縣大營子遼墓發掘簡報》，《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馮永謙：《遼寧省建平、新民的三座遼墓》，《考古》1960年第2期；翁牛特旗文化館等：《內蒙古解放營子遼墓發掘簡報》，《考古》1979年第4期。
發現了遼代的銀器窖藏④。李家營子遼墓出土的金銀器中有一件鎏金銀盤，盤心錘揲出一猞猁狀獸；還有一件銀執壺，口部有流，壺柄和口沿相接處飾一鎏金胡人頭像，底部外緣飾一周聯珠紋，這些都具有波斯薩珊式銀壺的特徵①。
遼代金銀器主要包括葬具、首飾、生活用品和服飾件幾大類。其與唐、宋金銀器最大的區別是有較多的面具、屍體網絡等葬具和馬具（包括鎏金器物）。遼代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按死者體形、性別製成的金、銀面具和裹在屍身上的銀絲網絡，是契丹族特有的葬具。而銀冠、枕、鞋等也是具有民族和地區特色的遺物。遼代器皿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原金銀器物的影響，如巴林右旗出土的柳斗形銀杯、荷葉形敞口銀杯、覆瓣仰蓮紋銀杯、海棠形鏨花銀盤和赤峰洞後村窖藏中出土的提梁魚形銀壺都與唐代銀器的形制、紋樣有相似之處②。遼代後期的金銀器物則受到北宋的影響，部分器皿的造型採用多角形做法，轉折清晰，稜角分明。
另一部分如銀雞冠壺等是北方遊牧民族有代表性的器形，巴林右旗出土的八角鏨花銀壺、八角銀碗也是獨具特色的器物。金銀器中裝飾品也很發達，遼寧朝陽遼墓出土的鎏金銀大帶，由數件方形銀片組成，每片以纏枝紋為地，飾高浮雕的童子遊樂圖，構圖生動，製作精細。
陳國公主墓出土的金銀器是已知遼代金銀器中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批，該墓共出土金器31件、銀器147件③。主要有金面具、八曲金盒、鏤雕金荷包、鏨花金針筒、雙龍紋金鐲、纏枝花紋金鐲、金戒指、金球飾、鎏金銀冠、高翅鎏金銀冠、金花銀枕、金花銀靴、金花銀盒、金花銀缽、銀長盤、銀唾盂、銀托盞、銀壺、小銀罐、銀粉盒、銀器蓋、銀刀、銀錐、銀勺、銀絲網絡、銀馬具和金銀帶等。所有金銀器共用金約1700餘克，用銀約1萬餘克。金器經鑑定，含金量達95—98％。
這批金銀器種類繁多，製作精美，是遼代金銀器中罕見的發現。器物的內容十分豐富，金面具兩件、銀絲網絡兩套，是完整的殯葬服飾，體現了契丹大貴族的喪葬習俗和等級制度。金銀帶飾保留了原狀也極為難得，銀冠、枕、鞋等在中原地區比較少見。
赤峰大營子遼駙馬墓中出土的銀高足杯、鎏金龍紋銀碗、銀壺、銀托盞、銀筷子、銀匙、銀鎖、銀馬具、金帶飾和各種金銀飾件，皆出自當地工匠之手，器物按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設計，為遼代所特有的器物形制，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
葉茂台7號墓所出銀鎏金鏤花捍腰①，錘鏨五個塔式建築，塔身嵌琥珀、琉璃珠，地鏨鸞鳳紋。這種多層鏨刻技術是唐代金銀細工的發展。
西夏金銀器寧夏靈武石壩出土一批包括碗、盒、髮飾等的西夏銀器，有的碗在內底以淺線鏨刻臥牛圖案，有的器物墨書意為「三兩」、「三兩半」的西夏文字，是有關西夏衡制的重要發現②。位於銀川以西賀蘭山東麓的西夏④巴右文、成順：《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發現遼代銀器窖藏》，《文物》1980年第5期。①敖漢旗文化館：《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的金銀器》，《考古》1978年第2期。②項春松：《赤峰發現的契丹鎏金銀器》，《文物》1985年第2期。
③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①遼寧省博物館等：《法庫葉茂台遼墓記略》，《文物》1975年第12期。②董居安：《寧夏石壩發現墨書西夏文銀器》，《文物》1978年第12期。八號帝陵，出土有金帶飾、花瓣形鏤空金飾、金扣邊、金鞍飾、鑲嵌綠松石鎏金銀飾、鎏金獸面形銀飾、銀片飾、圓形帶釘銀片飾等。金帶飾正面為高浮雕式凸起的葡萄紋；鎏金銀飾作花朵形，花蕊鑲嵌綠松石①。內蒙古臨河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除碗、盞托和大量飾件外，甚至還有一件純金坐佛像②。金代金銀器實物發現不多，已知的少量器物，工藝與遼、宋金銀工藝有密切的關係，但製造較為簡潔粗糙。黑龍江阿城金齊國王墓出土的各種金、銀飾件多達20件（套），其中的金絲瑪瑙管項飾用12件金絲管和16件瑪瑙管分為3組交錯相串而成。該地還曾出土過「翟家記」銀錠等金代遺物③。北京通縣金墓出土有銀簪、鑲寶石金墜飾、金箔片等④。
玻璃器宋代玻璃器在數量、品種上較前增加，形制多樣，工藝技術全面，用途更廣泛。中國自產玻璃器已成為主流產品，輸入的主要為伊斯蘭玻璃器。發現與分布出土地點幾乎遍布全國各地，保存完好的多發現於寺院的塔基中。說明玻璃器仍作為珍寶供奉於佛教寺院中，或是為佛教寺院特製的器物。保存較好的宋代玻璃器，主要有河北定州北宋靜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碗、葫蘆瓶等10件，北宋淨眾院塔基出土的四聯瓶、細頸瓶、碗、葫蘆瓶等30餘件，江蘇連雲港海清寺出土的北宋葫蘆瓶3件，甘肅靈台北宋舍利石函內出土的葫蘆瓶3件，浙江寧波南宋天封塔出土瓶2件，河北正定天寧寺凌霄塔北宋地宮出土瓶2件，河南鄧州福勝寺地宮出土的北宋瓶、紫紅色葫蘆瓶、葫蘆瓶4件，以及河南密縣北宋塔基出土的50餘件等。遼代玻璃器出土數量不多，絕大部分是伊斯蘭生產的外來玻璃器皿。
靜志寺塔基和淨眾院塔基出土兩批玻璃器共達70餘件，是這一時期玻璃器考古的重大發現①。經部分測試可分兩類：一類是中國自產的高鉛玻璃，另一類為產於伊斯蘭的鈉鈣玻璃。其中數量最多的葫蘆瓶經X熒光分析者均為自產高鉛玻璃，是迄今出土最多的北宋玻璃器，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玻璃製造業的發展狀況。河南密縣北宋塔基出土的50餘件玻璃器，從造型和個別測試標本看，多是中國自產的玻璃製品②，數量多，形制多樣，展現了當時玻璃製造業的發展水平。
器類與器形宋代玻璃器造型多樣，種類繁多，每類器物還有不同的樣式。以玻璃瓶數量最多，式樣最繁複。瓶的尺寸較小，有葫蘆瓶、長頸瓶、四聯瓶、膽形瓶等多種造型，而尤以葫蘆瓶的數量最多，如靜志寺塔基出土8件，淨眾院塔基則多達33件，其他塔基出土的玻璃器亦以葫蘆瓶為主。由於這種瓶中有不少內裝小沙粒狀的舍利子，可能是佛教寺院中專門用來供奉舍利的器皿；也有的開蓋後散發出香氣，原為裝香料之用。除碗、壺、玻璃①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西夏八號陵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②陸思賢、鄭隆：《內蒙古臨河縣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③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從出土文物看黑龍江地區的金代社會》、《黑龍江阿城巨源金代齊國王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4期、1989年第10期。
④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1期。①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②金戈：《密縣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珠、蛋形器等外，還新出現玻璃簪、壺形鼎、鳥形器等。靜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珠，與戰國、西漢、東漢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相同，更接近隋、唐時期的玻璃果，但製作更為精緻，酷似葡萄粒，其充分利用玻璃半透明的質感和色彩變幻的特性，使珠飾光彩奪目，晶瑩可愛。
製作工藝大都是無模吹制而成，器壁較薄。經X熒光分析、化學定量分析者，都屬鉛玻璃，為中國自己生產。密縣塔基出土的鼎形壺，先吹制出短頸圓球形的器體，再拉出玻璃條加熱粘貼於器腹下部為足。鳥形器的製法與鼎形壺相同，但工藝更為複雜，包括吹制、拉玻璃條、粘貼等多種技法，是北宋玻璃工藝中難得的精品。宋代文獻中有許多關於玻璃及其製造工藝的描述，出土實物使我們對當時的玻璃工藝有了形象的了解。新疆若羌瓦石峽遺址發現的大量玻璃殘片，經拼對多為長頸瓶，種類較單一，還有一些似為玻璃廢料，顯然是一處玻璃作坊，屬於宋元時期，為中國已知最早的玻璃作坊遺址①。
紡織品宋代是我國紡織技術發展的重要時期，紡織業已發展到全國的43個州，重心南移江、浙。宋代紡織品遺留至今的，主要有福建福州黃昇墓的紡織品和衣物300餘件、江蘇金壇周瑀墓衣物50餘件、江蘇武進宋墓衣物殘片、湖南衡陽宋墓和寧夏西夏陵區108號墓絲麻織品、浙江蘭溪棉毯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絲織衣裙等。以羅居多，尤以花羅最有特色，此外還有綾、緞、印花及彩繪絲織品等。
絲麻織品湖南衡陽縣北宋墓中出土的大量絲麻織物①，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飾殘片200餘件（塊），有袍、襖、衣、裙、鞋、帽、被子等，質地有綾、羅、絹、紗、麻等。紋樣豐富，在花紗、花羅、花綾的紋樣裝飾上，有大、小兩種提花織物，小提花織物紋樣主要由回紋、菱形紋、鋸齒紋、連錢紋、幾何紋組成，花紋單位較小，還遺留著漢唐提花織物以細小規矩紋為圖案的裝飾風格。大提花織物紋樣構圖複雜，生動流暢，多以動、植物（獅子、仙鶴、菊花、牡丹）為主題，用纏枝藤花、童子為陪襯，並點綴吉祥文字，與宋代建築、瓷器和銅鏡上的裝飾作風極為相似，在紗、羅衣襟殘片上，還發現圓扣和麻花形扣眼。這豐富了對北宋時期裝飾工藝的認識，為研究北宋時期紡織技術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
福建福州出土南宋黃昇墓中的遺物多達480件②，有長袍短衣64件，褲23件，裙子20件，鞋6雙，襪16雙，被衾5條等，還有大量的絲織品衣物，另有成幅織物134件。集中反映了南宋紡織工業水平和優秀的傳統紡織技藝，有平紋組織的紗、縐紗、絹，平紋地起斜紋花的綺，絞經組織的花羅，異向斜紋或變化斜紋組織的花綾和六枚花緞等7個品種，以羅居多，近200件。絹和綾次之，紗和縐紗數量較少。羅和綾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①黃小江：《若羌縣文物調查簡況》，《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①湖南省博物館、衡陽市博物館：《衡陽縣何家皂北宋墓》，陳國安：《淺談衡陽縣何家皂北宋墓紡織品》，《文物》1984年第12期。
②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南宋黃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丹或芙蓉為主體，伴以其他花卉組成繁簇花卉圖案。這種寫實題材的表現形式，富有生活氣息。絹和紗則為素織。出土的褐黃色梅花瓔珞綾，長1104厘米，幅寬56厘米，匹端墨書「宗正紡染金絲絹官記」，可能是官營手工業作坊的產品。該墓還首次出土了六枚紋緯松竹梅提花緞。
江南地區南宋墓中，絲織品多成批出土，江蘇金壇南宋末年周瑀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絲織品①，質料包括紗、羅、絹、綢、綺、綾等6種，反映出宋代鎮江織造業的發展水平，還出土一軸絹本牒文。福州北郊南宋墓中出土的絲織品多達100多件。江西德安發現的南宋咸淳十年（1274）周氏墓中，也出土了絲織衣裙百餘件②。
印染品宋代已發展成泥金、描金、印金、貼金、加敷彩等多種印花支柱。黃昇墓中出土的印花與彩繪絲織品，花色品種十分齊全。如服飾的對襟和緣邊，多鑲上一條有印花與彩繪相結合或彩繪的花邊。印出的花紋底紋或金色輪廓再描繪敷彩，最後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葉緣。紋飾變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鸞鳳、鹿壽、獅球、蝶戀芍藥、飛鶴彩雲等動物紋，有印花人物花邊。在敷彩的大葉子上，工筆繪就人物、樓閣、鸞鳥、花卉等圖案。葉的間隙還繪有手執折枝花或荷葉的童子，站立於几凳上。出土時為灰綠、灰藍、褐、桔紅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紋的花邊，紋飾除常見的花卉外，還有香串流蘇、綬珠飄帶、魚藻、獅子戲球等。貼金印花者，有的在貼金的紋廓內再敷彩而成貼金印花敷彩的紋飾。花紋上的金箔連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顯出金光燦爛的裝飾效果。印花絲織品採用了鏤空版印花的四種工藝，即植物染料印花、塗料印花、膠印描金和灑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藝，前者是將鏤空版紋飾塗上色膠，在織物上印出花紋，配以描金勾邊，印花效果更佳；後者則是將鏤空花版上塗上有色彩的膠粘劑印到織物上，待色膠未乾時在紋樣上灑以金粉，干後抖去多餘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紋相比，花紋線條較粗獷，色彩較濃，有較強的立體感。宋代的緙絲以朱克柔的《蓮壙乳鴨圖》最為精美，是聞名中外的傳世珍品。
棉織品宋代的棉織業得到迅速發展，已取代麻織品而成為大眾衣料。
浙江蘭溪南宋墓內除絲織的單衣袷衣外，還出土一條完整的白色棉毯①。棉毯兩面拉毛，細密厚暖。毯長2.51米，寬1.15米，經鑑定由木棉紗織成。棉毯是獨幅的，從而證明歷史上曾存在「廣幅布」和闊幅織機。
遼代絲織品近年來遼墓中出土有大量絲織品。遼寧法庫葉茂台7號墓出土的絲織品包括絹、紗、羅、綾、錦和緙絲共六類90多個品種規格。其中有首次發現的遼、宋時期絲織品用金的標本多件，有片金緙絲、描金、捻金等數種。該墓出土的一件長約2米的緙絲袷被，以金為主色，織出升龍、火珠、山、水、海怪組成的複雜圖案，是早期緙絲的典型標本。解放營子遼墓出土的一批織錦、綾、羅、刺繡中，有用「夾纈」和「蠟纈」法印染的各種花紋。這兩批織物，一部分屬於契丹人特有的服飾樣式，可確認為遼地產品。內蒙古烏盟察右前旗豪欠營第6號墓女屍面具下襯墊的絲綿、棉紙、中絮絲綿的粗羅、花色絹；網絡內穿的絲綿長袍、短襖、短衫、裙、背心、手套等①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江蘇金壇南宋周瑀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7期。②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簡報》，《文物》1990年第9期。①汪濟英：《蘭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年第6期。多層絲織品葬服，以及裹屍用的深褐色粗羅，是研究契丹絲織業的重要資料①。
西夏絲織品史籍記載西夏每年從宋朝得到大量的絲織品，自己也有織絹院織作絲綢等物，可能多仿自宋朝。西夏帝陵出土的織物中，有素羅、紋羅，纖細輕柔，透明飄逸；工字綾、異向綾，工字套疊合榫，富有民族風格，是在傳統的唐綾織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穎別致緯線顯花法，其表面還殘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跡，可見原來應有斑斕絢麗的色彩；特別是茂花閃色錦，色調層次豐富，閃色效果好，又是我國首次出土，尤為珍貴②。
金代絲織品黑龍江阿城市金齊國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精美的絲織品服飾和棺蓋板上的團龍捲草紋織金絲織品，是金代服飾的重大發現。絲織物主要是男女服飾，分為綿、夾、單類共計30餘件，有袍、衫、裙、腰帶、鞋、襪、冠帽等。服飾原料有絹、綢、羅、錦、綾、紗等，經緯線排列細密，彈性、韌性良好。織工精湛，大量採用挖梭技術，織金品占有相當數量，有織金綢（綾）、織金絹、織金錦等。此外還採用印、繪、繡等技法，特別是繡法，針法靈巧多變，可分為辮繡、打籽繡、貼補繡、盤香繡、平針、接針、套針、釘線、鋪線、圈金等10餘種。顏色有駝、絳、棕、煙、醬、綠、青等色。花紋圖案有團龍、夔龍、雲鶴、飛鳥、鴛鴦、朵梅、團花、卷草、璧桃、蝴蝶、捲雲等紋。袍、衫多為盤領、開裾，具有濃厚的北方民族特點。為研究宋、金時期的繅絲技術、紡織技法、印染工藝、織機種類等方面的課題提供了珍貴資料。
漆器兩宋時期小商品生產很發達，其中制漆業是發展較早的重要行業之一，當時的制漆作坊多設在城市，產品往往帶有產地等商標銘記。考古發現的宋代漆器絕大部分在江南地區，它們主要是溫州、四明、杭州（臨安）、蘇州、江寧、襄州等地製造的，其中溫州漆器最負盛名。
江蘇淮安北宋楊氏墓群中發現的75件漆器，大部分為木胎，以黑漆為主，也有醬紅色和外黑內紅的，都屬飲食用器，其中數件題有銘記，如「戊申溫州孔三叔上牢」、「江寧府燒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吳□上牢」①。在無錫宋墓、杭州老和山的南宋墓中都曾發現帶銘記的漆器②，都標明了製造者的姓氏或商鋪的字號。武進南宋墓中出土的溫州漆器最為精美，有溫州新河金念五郎造戧金花卉人物奩、五馬鍾念二郎造戧金長方盒、丁字橋巷廨七叔造戧金細鉤填漆長方盒，以及滿雕雲紋的剔犀牛鏡盒等。戧金朱漆蓮瓣式奩蓋面戧劃園林仕女，奩壁為折枝花卉；朱漆地長方盒戧劃沽酒老人；黑地長方盒蓋面戧劃池塘水景，花紋之外，密布用鑽眼做成的斑紋地，在一幅畫面上有兩種髹飾技法，說明有紋飾的漆器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為研究宋代①烏蘭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營第六號遼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第9期。②上海市紡織科學研究院紡織史組：《西夏陵區108號墓出土的絲織品》，《文物》1978年第8期。①羅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1963年第5期。
②朱江：《無錫宋墓清理紀要》、蔣贊初：《談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4期、1957年第7期。
溫州的制漆工藝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①。浙江杭州北大橋發現的單磚室宋墓，棺內出土碗、盒、唾壺等漆器10餘件，其中曲木圈疊胎製作的唾壺，是宋代漆器的佳作。按朱書銘文，可知它們也是溫州產品②。這些日用小商品的突出發展，是這個時期民營手工業的特色。
無錫北宋墓中發現的漆尺，保存完整，刻度清晰，長度與鞏縣、石家莊宋墓出土的鐵尺相同。以往宋尺實物較少，僅見木尺、鐵尺兩種質地，此漆尺為宋尺增添了新品類。常州宋墓出土的蘇州產金銀胎漆器夾羅漆片等，證實了蘇州與杭州、溫州等地一樣是當時漆器的重要產地③。武進前南村宋墓也出土有漆器。
武漢市郊十里舖北宋墓出土漆器19件，全為木胎，旋制，容器一般為內髹赭漆，外髹黑漆，有的底有朱書文字，分別為「丙戌邢家上□（牢）」、「丁亥邢家上□（牢）」、「戊子襄州駘馬巷謝家上□（牢）□□」、「己丑襄州邢家造其上□（牢）」等字樣④。根據同出遺物，上述干支紀年當是北宋崇寧五年到大觀三年，可見襄陽為漆器生產中心之一。
蘇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層塔心窖穴中瘞埋著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珍珠舍利寶幢，幢全高122.6厘米，分別以木胎和夾苧胎的描漆雕漆而成，底座上的狻猊、寶相花、供養人則是用稠漆堆塑的①。福州南宋末年（1235）墓中出土的漆器中，有4件犀皮漆盒，非常珍貴②。
①陳晶：《記江蘇武進新出土的南宋珍貴漆器》，《文物》1979年第3期。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橋宋墓》，《文物》1988年第11期。③陳晶：《常州北環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考古》1984年第8期。④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武漢市十里舖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①蘇州市文管會等：《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年第11期。②福建省博物館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穫》，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第三節陵墓
這一時期的陵墓，規模、氣勢都不如前代；各種類型的墓葬，等級制度比較鬆弛，隨葬品較少，但墓室結構比較複雜，更多地模仿了當時的地面建築。遼金墓葬一方面具有濃厚的民族和區域特色，另一方面反映了其接受漢族文化和典章制度的過程。
「十國」、宋代帝王陵「十國」帝王陵五代時期五代十國帝王陵中前蜀王建的永陵、後蜀孟知祥的和陵、南漢劉晟的昭陵和南唐李昇、李璟的欽陵、順陵等，以及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墓等，都經發掘清理。孟知祥夫婦合葬的墓室構造頗為別致，為三個並列穹窿頂圓形墓室，中間主室較大，兩側耳室較小，全部用青石疊砌，棺座上有精美的浮雕，墓門旁有彩繪人像，已脫落殘缺①。錢元瓘墓的石刻星圖，其二十八宿星圖繪製的正確性，是對世界天文史的傑出貢獻②。北宋帝陵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代皇帝，以及被追尊為宣祖的趙匡胤之父趙弘殷的陵墓，位於今河南鞏縣境內嵩山、洛河間丘陵上。陵區以滎田鎮（宋永安縣治）為中心，南北約15公里，東西約10公里。北宋皇陵按地望可分作4區，依次為：(1)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2)真宗永定陵；(3)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4)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結構完整，陵前列石大致齊備。20世紀60年代初曾進行過全面調查③。
宋陵面嵩山而背洛水，地勢南高北低，置陵台於地勢最低處。其地點的選定嚴格按勘輿術的要求，而與前代帝陵有很大的不同。8座皇陵所在地位並無長幼次序，依同一制度營造，布局基本一致，沿襲了唐代積土為陵的制度，只是陵園的規模較小。每陵皆有兆域、上宮和下宮。兆域四周植棘枳為標記。兆域內除皇陵外，還有祔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孫和當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宮即陵丘四面所築陵垣以內部分，陵丘居中心，夯土築成覆斗形，邊長約230米。陵垣四面各設一門，四隅有角闕。東、北、西3門之外，各置石雕蹲獅一對。南門系正門，門道內置石雕宮人一對，門外置石雕武士、奔獅各一對。南為神道石刻，夾神道建鵲台、乳台各一對。乳台以北為列石，自南至北依次為望柱、象及象奴、瑞禽、角端、仗馬及控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等60件。陵丘前南神門內為南殿，即所謂「上宮」。「下宮」乃日常奉饗之所，建於皇陵西北，後陵之前，與唐陵下宮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後陵在帝陵之北，布局與帝陵相同，但規模縮小一倍，地面建築已蕩然無存。永定、永昭、永厚、永裕諸後陵北面，永熙後陵南面皆有面南蹲獅一對，是僅存的下宮遺蹟。
宋陵地面石刻僅列於帝後陵前者，即有550多件，加上陪葬之親王、大臣墓者，總數可達千件以上。其布置均仿照唐陵的格局，僅內容、類別、數量稍有變化。從形態和裝飾上比較可分作三期：前期相當於10世紀末到11①四川省博物館：《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等，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②浙江省文管會：《杭州臨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圖和秘色瓷》。
③郭湖生等：《河南鞏縣宋陵調查》，《考古》1964年第11期。
世紀初的永安、永昌、永熙、永定四陵，各類人物造型較粗壯，帶有晚唐遺風。中期約當11世紀前半葉的永昭、永厚二陵，人物造型由粗壯漸趨於修長，文臣靜雅、武士也有「儒將」風度。晚期約當11世紀後半葉至12世紀初的永裕、永泰二陵，人物皆作修長體態，瑞獸圖案失去了活潑神情，腹部兩側增設了雲朵及水波紋，著意渲染其神秘色彩。有七座帝陵前置石刻客使和馭象人，含義已與唐陵不同，不含有征服、鄙視的意味，而是平等相處、友好往來的象徵。
永熙陵三處後陵之最南一陵，為元德後李氏陵，早年被盜。1984—1985年間發掘，是第一座經科學發掘的宋代帝後陵墓①。地面存有靈台、石象生和部分闕台，磚砌地宮為近圓形的多邊形，南向、有券門、穹窿頂。室內影作出角柱、斗栱、昂、耍頭以及枋、椽、望板、檐瓦等，栱眼壁墨線勾勒盆花圖案，室頂塗青灰色蒼穹，其上以白粉繪出銀河及星辰。周壁用平磚砌築，雕有桌、椅、衣架和門窗等裝飾。倚柱上置仿木構單昂四鋪作斗栱，上承屋檐。墓室內繪有建築、雲朵等彩畫，可辨認的具體建築形式有版門、直欞窗、挾屋、四注屋頂和鴟尾等，是已發掘的北宋紀年墓中飾有仿木構磚雕和壁畫年代最早的一例（時為宋咸平三年，1000）。
開採皇陵用石的遺蹟位於今河南偃師南部前羅山前的山溝里，長約數里，溝壁滿是採石留下的凹坑和鏨鑿痕跡，溝底散布著厚厚的一層廢石料。石壁上保存著元符三年（1100）為永泰陵採石工程中導泉的題記，山崖上找到一處埋葬死難工匠的石龕，這是一項過去尚未發現過的古代遺址。採石場宋人題記，記載了北宋禁軍參與採石工程的史實，證實了北宋帝、後陵墓採石碑記所列使用工匠、兵士的數字。
南宋六陵攢宮在今浙江紹興，為南宋六帝的臨時安厝地。元滅南宋後被破壞，現地面已無痕跡。從文獻記載看也有「上宮」、「下宮」，大體上是沿襲北宋的陵制，但沒有乳台、象生，也沒有陵垣及四門。
遼、夏、金帝陵遼陵遼代十帝的陵墓，分為五個區域：(1)太祖祖陵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境內。(2)太宗懷陵在今巴林右旗境內，穆宗祔葬於懷陵。(3)顯陵在今遼寧北鎮醫巫閭山中，為世宗父東丹人皇王陵，世宗也葬顯陵西山。(4)景宗乾陵在今北鎮西南，天祚帝於金皇統五年（1145）祔葬於乾陵旁。(5)聖宗永慶陵、興宗永興陵和道宗永福陵，合稱慶陵，在今巴林右旗白塔子北面的大興安嶺中。遼代帝陵多依山為陵，陵前建獻殿。各區帝陵皆置奉陵邑和守陵戶。祖陵的祖州、懷陵的懷州、顯陵的顯州、乾陵的乾州、慶陵的慶州等都是奉陵邑，其中祖、懷、慶三州的城址至今尚存。諸陵中慶陵的考古工作較為全面系統，遼太祖的祖陵位置也得到考定①。
慶陵是遼聖宗耶律隆緒和仁德皇后、欽愛皇后的永慶陵，遼興宗耶律宗真和仁懿皇后的永興陵以及遼道宗耶律弘基和宣懿皇后的永福陵的總稱。依山南麓東西排列，間距約2公里，統稱為東陵、中陵和西陵，有陵門、享殿和神道，面朝東南，遺蹟多殘毀。中陵享殿西南方殘存石刻陀羅尼經幢1座。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後陵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8年第3期。①洲傑：《內蒙古昭盟遼太祖陵調查散記》，《考古》1966年第5期。地宮均有前、中、後室及4個側室，用溝紋磚和石灰漿砌築，四壁用磚三層，頂用二層。內壁抹石灰，再彩繪壁畫。東陵保存較好，前室平面方形，其餘各室呈圓形，各室間有長甬道相連。地宮全長21.2米，最寬15.5米，最高約6.5米，曾出土有枋、椽、斗栱等小木作結構，但原有結構情況不明。中陵和西陵均已遭毀，地宮多為八角形，前室呈十字通道狀。
三陵均有壁畫，現僅東陵保存了摹本和照片資料，內容有裝飾圖案、人物和山水等。墓門及墓內磚砌仿木結構上飾紅、綠彩，墓門上鴟吻飾黃褐彩。仿木結構細部及墓壁上方工筆彩繪龍鳳、花鳥、祥雲、寶珠以及網格狀圖案，是已發現的遼墓中等級最高的。在墓道、前室及其東西側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彩繪與真人等高的人物70餘個：墓道兩壁為15個戴圓帽、穿圓領窄袖長衫、執骨朵的儀衛和1匹備有鞍轡的馬。前室南甬道與中室南甬道繪有同樣的儀衛。前室前半部分兩壁各繪6人樂隊，均戴有腳幞頭、穿黑袍。其餘40個人物大多是男像，多數髡髮，少數戴圓帽，均著圓窄袖衫，腰圍革帶，拱手或叉手侍立。人像上方都墨書契丹小字榜題。最有特色的壁畫，是中室四壁所繪的四季風光山水畫，構圖嚴謹，鳥獸形象生動，應是描繪遼皇室四時捺缽之所的景色。從墓室的形制和壁畫的內容看，遼代的帝陵應是象徵當時以牙帳為居處的捺缽行宮。
慶陵早年遭盜掘，出土遺物多已散失，僅存部分石刻哀冊，有漢文哀冊5合，契丹小字哀冊2合和榜題，是迄今發現最早的契丹小字資料，它首次證實了契丹文的存在，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①。
西夏陵在今寧夏銀川市西25公里的賀蘭山東麓，整個陵區東西約4公里，南北約10公里。李繼遷的裕陵和李德明的嘉陵為元昊稱帝後追尊的陵名。見於《宋史·夏國傳》的有元昊的泰陵、諒祚的安陵、秉常的獻陵、乾順的顯陵、仁孝的壽陵、純祐的莊陵、安全的康陵，遵頊以後陵名為史所不載。陵園占地面積有的達10萬平方米以上，按陵區地形可分為三區：南區二陵，中區四陵，北區三陵。帝陵多居於近山地勢較高的一側，陪葬墓大都是在地勢較低的東側，南北兩區諸陵靠得很緊，陪葬墓較少；中區諸陵相距較遠，陪葬墓較多。陵區北部偏東，有一個規模較大的建築遺址，很可能是陵區管理機構所在地。從1972年開始，重點調查並發掘了第8號陵，並清理了兩處帝陵碑亭。
第8號陵在陵園正南立雙闕、闕間辟神道。雙闕以北神道兩側各立一座碑亭，碑亭北為外神牆、月城和內城。月城內沿神道兩側立石象生。內城平面長方形，東西長183米，南北寬134米，四角建角樓，四面正中各開1門。南門有3門洞，門內為獻殿。地宮在內城西北隅，地面上有平面為八角形的塔式靈台，從殘留的7級夯土台基來推測，原應是一座八角形塔式建築。在陵園最外一周的四角各建一角台。西夏帝陵與鞏縣宋陵的平面布局頗不相同，特別是內城呈長方形，內城前加月城以及地宮偏處內城西北隅、地上建塔式建築等，皆為北宋諸陵所不見。
西夏陵園的地面建築都已成為廢墟，文物遺存尚見大量建築材料、石象生、碑亭等。第8號陵園北端的建築「孛王廟」遺址已經發掘，面積約6萬平方米，現存各類建築遺蹟10餘處，外圍為一周夯築土垣，南西兩面各開一門，西門外築有瓮城。圍牆內建築可分三部分：南部為東西對稱的兩個四合①劉鳳翥：《建國三十年來我國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院；中部為3個四合院組成的凸字形建築群；北部為一座殿堂基址。發掘部分屬於中部建築群的東南部，清理出過殿一座、挾屋兩座、廂房一座以及牆基、踏道、柱礎等，出土大量陶質或琉璃質建築材料以及瓷器、泥塑等。發掘者認為這組建築為西夏祖廟遺址，它在繼承中原漢式建築傳統的同時，又具有一定的民族風格。
第8號陵的地宮也已經發掘，地宮基本形制與漢族地區漢唐時期流行的土洞墓大體相同，主室呈扁長方形，南北5.6米、東西6.8—7.8米。前有甬道，甬道壁上畫有武士等壁畫，主室兩側各有一配室。由於早年遭破壞性的發掘，地宮的結構已不清楚，在殘存的底部僅發現了一些殘缺的金銀飾件、銅甲片、鐵器和陶瓷片等。根據碑石殘塊所記的材料推測，此陵可能是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頊陵，葬於西夏乾定四年（1226）。該陵斜坡墓道底鋪設橫木，甬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閉，墓壁有護牆板。多層寶塔式靈台位於墓室後部地上，實際不同於封土堆等等，顯示了西夏獨特的葬制①。
另外還清理了第2號陵的碑亭，出土漢文殘碑石511塊、西夏文殘碑石1265塊。復原出一塊篆體西夏文「大白上國護城聖德至懿皇帝壽陵志文」碑額，證實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壽的壽陵②。
金陵位於今北京房山區，是金代帝王和諸王的兆域，方圓約60公里，因其在明代即遭破壞，布局不清。考古勘查工作始自1986年，周口店睿宗景陵石碑的發現，為探索陵位提供了重要線索。同時還發現一段保存原貌的御道及兩側的石雕象生、石階等。御道東西寬5.4米，南北殘長3米多，展示了當年拾階而上直通主陵的一條神道，為勘查金陵地域範圍、確定具體陵位，提供了重要依據③。
五代、宋墓葬五代墓中原地區發掘的很少，今河南洛陽、伊川的後晉墓，墓室和遺物都較簡陋。江南各地發掘的墓葬稍多，如湖南長沙1960年前即發掘300多座，出土了不少瓷器等①。
宋墓發掘較多，不少帶有紀年。墓葬形制較為複雜，各地墓葬由於自然地理和埋葬習俗的不同，在形制、隨葬品方面也有較大差異，墓葬規模及隨葬品數量與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沒有必然的聯繫。根據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為五區：中原北方地區北宋墓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大體上以神宗熙寧元年（1068）為界。前期多土坑墓，也有磚室墓，磚室墓中有簡單的仿木建築。隨葬品以瓷碗、罐為主，有時也有精美的瓷器。後期流行仿木建築雕磚壁畫墓，河南禹縣白沙宋墓的仿木建築最複雜，壁畫以表現墓主人夫婦家居「開芳宴」為主要題材，墓中隨葬品稀少。磚室墓中也有平面長方形券頂的，夫婦合葬的還有雙室並列的券頂磚室墓，這類墓葬中有較多的日用器皿隨葬。河南方城宣和元年（1119）強氏墓中出土了100多件石雕的家具、生活用品①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園北端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9期。②李範文：《二號陵殘碑的碑額》，《文物》1978年第8期。
③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來北京考古的新成果》，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①周世榮：《略談長沙的五代兩宋墓》，《文物》1960年第3期。
模型和男女僕侍俑，是中原宋墓中罕見的特例②。
長江中下游（浙江、江蘇、安徽、湖北）地區北宋墓葬以豎穴土坑為主，也有平面長方形的磚室墓，隨葬品較中原北方地區者為多，都以實用器皿隨葬，有瓷器、漆器和銅鏡等裝飾品，瓷器以影青瓷器為主。南宋時期長方形磚室墓數量增多，且多兩室並列夫婦合葬墓——「同墳而異葬」。湖北地區還出現了磚石混合墓和仿木結構磚室墓。南宋墓隨葬品中出現龍泉青瓷器，時代愈晚，數量愈多。
湖廣地區（湖南、廣東和廣西）墓葬形制基本上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相同。隨葬品以陶器為主，特別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壇尤其複雜，有蟠龍龜蛇、樓閣亭塔、樂舞人物，有的還貼塑佛像。廣東宋墓除磚壁石頂的磚石結構和石槨墓外，還有較多的火葬墓。墓葬中盛骨灰的陶壇種類較多，有鮮明的地方特色。
閩贛地區（福建和江西）除磚室墓外還有用石板條石砌築的石槨墓。
福建龍溪、將樂和江西樂平一帶的宋墓，墓壁流行壁畫裝飾，墓室結構簡單，與中原北方地區複雜的仿木結構建築壁畫墓不同。壁畫以表現墓主人起居生活為主。北宋至南宋中期墓葬中，特別盛行陶瓷俑的陪葬，俑分兩類：一類是現實人像俑，另一類是神煞偶像俑。南宋中期以後，俑類日漸減少，明器神煞中的四神、十二生肖多塑在常見的堆塑瓶上。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隨葬龍虎瓶外，還流行隨葬多角罐。
川貴地區（四川、重慶和貴州烏江北岸地區）四川宋墓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長方形的磚室墓，集中在以成都為中心的平原地區，多雙室或三室並列。北宋時多隨葬陶器，很少發現陶俑；南宋時多火葬，墓室縮小，出現上下層之間鋪以石板的雙層墓，隨葬品以陶俑為主，淳熙（1174—1189）以後俑上施釉，嘉定（1208—1224）以後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雙耳罐、三足爐和蟠龍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種是帶雕刻的石室墓，分布於近山區的地帶，也多是雙室並列，有的有前後兩室。室內刻簡單的仿木建築，近門處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後壁刻婦人啟門狀，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貴州烏江北岸也發現此類宋墓，遵義宋墓的後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遼代墓葬分布在華北、內蒙古和東北各地的遼代墓葬可分為兩類：一是契丹貴族墓，二是漢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遼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內，東京道的西北部也有發現，而且多聚族而葬；後者則多集中在燕山以南遼代的南京、西京和東京附近。遼墓可分為三期：早期自穆宗應歷八年（958）至聖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為興宗重熙年間（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寧元年至遼亡（1055—1125）。
早期遼墓以赤峰應歷九年（959）駙馬衛國王墓為代表，有前後兩室及左、右、後3個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後室四壁圍柏木板，置帶木欄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貴族墓也多築有前後兩室，或在雙室墓的前室或單室墓的甬道兩側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圓形，主室內多裝柏木護牆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庫葉茂台遼墓石棺外，還置以歇山式頂木屋外槨。哲②河南文物工作隊：《河南方城鹽店莊村宋墓》，《文物》1958年第11期。盟陳國公主墓為磚砌多室墓，由前後室和東西耳室組成，雕磚施彩仿木結構門樓十分複雜，墓道、墓門及長方形前室兩壁均繪有彩色壁畫，內容有男侍女婢、祥雲花卉、日月星辰等，圓形主室也圍以柏木板。
早期遼墓隨葬品極為豐富，特有的雞冠壺數量多，保存著模仿皮囊的平底單孔的原始形態，同時還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備的馬具。駙馬墓出土馬具多達八組，反映出這個時期契丹貴族的遊牧生活方式還很典型。該墓還隨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盤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銀器、銅鏡、絲織物等，造型和紋飾都具有唐代風格，反映了漢文化的強烈影響。葉茂台遼墓隨葬以陶瓷器、鐵器和馬具、武器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窯青瓷出土數量較多，引人注目。陳國公主墓是隨葬品最為豐富的契丹大貴族墓，不僅隨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銀器、銅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瑪瑙、水晶等，同時還有中原、南方生產的精美瓷器，以及來自西亞的伊斯蘭玻璃珍品。早期契丹貴族的殯葬習俗也很有特色，陳國公主夫婦墓出土兩套完整的殯葬服飾，是遼代考古的重要發現。公主和駙馬頭枕金花銀枕，面部覆蓋金面具，腳穿金花銀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銀絲網絡，頸飾琥珀瓔珞下垂至腹部。女屍頭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銀冠，雙耳戴珍珠、琥珀耳墜，頸佩珍珠項鍊，兩腕戴金鐲兩對，雙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絝絲帶。
遼寧朝陽發掘的劉宇傑墓和其父劉承嗣、其子劉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劉承嗣祖孫三代的墓誌，記載了五代時期燕王劉仁恭之三子劉守奇降遼，其後子孫在遼為官，家族繁衍，不僅終遼之世，並且下延至金，依據墓誌可列其族系①。
早期漢人墓葬以北京發現的應歷八年（958）趙德鈞墓為代表，有前、中、後3室及左右6個耳室，平面均為圓形，壁上有仿木建築結構及庖廚、伎樂壁畫，壁畫的題材和布局尚保存著唐墓的遺風，特點與山西唐代壁畫墓頗多相似之處，仿木建築較為複雜。墓中隨葬物以瓷器為主，其中有定窯、越窯精品，契丹式瓷器極為罕見。較為重要的還有北京門頭溝遼壁畫墓、八寶山遼韓佚墓、河北遷安韓相墓等。
中期遼墓契丹貴族墓中，大型雙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
秦晉國大長公主墓①，單室墓有遼寧阜新重熙七年（1038）晉國夫人蕭氏墓、義縣清河門1號墓②等。墓葬形制和隨葬物都與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內宋式仿木建築和壁畫增多。隨葬品中出現了黃釉瓷器，雞冠壺由皮囊式演變為提梁式，並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攜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來，不少遼墓中已出現廊柱、斗栱壁畫，反映了漢族木結構建築的影響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變化。
這一時期的漢人墓，有北京豐臺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澤墓，壁畫雖然殘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磚桌椅，說明壁畫與墓內裝飾開始出現新的題材③。
晚期遼墓契丹貴族墓中大型雙室墓發現較少，單室墓占絕大多數。墓①王成生：《遼寧朝陽市遼劉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馮永謙：《金劉元德墓誌考》，《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年第1期。
①張平一：《平泉縣發現遼代壁畫墓》，《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0期。②李文信：《義縣清河門遼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8冊，1954年。③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近年來北京發現的幾座遼墓》，《考古》1972年第3期。室平面開始出現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門上都有比較複雜的仿木建築結構。遼寧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用粗大柏木枋構成的八角形疊澀頂大型木槨，是有關遼墓木槨結構第一次發現的完整資料，墓內還出土有保存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內皆置棺床，流行戴銅面具和穿銅絲網絡或戴銅絲手套、銅鐵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隨葬物，典型墓葬如內蒙古寧城小劉仗子發掘的5座遼墓、察右前旗豪欠營遼墓④。庫倫旗一號墓發現10具屍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婦外，其餘有可能是殉葬者①。除在墓室畫壁畫外，仍流行在木槨內畫各種生活情景畫。隨葬物中景德鎮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遼代特有的黃釉瓷器的數目也顯著增多，大安以後流行三彩器。隨葬品中，馬具簡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雞冠壺也不復存在。晚期漢人墓數量較前大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級官吏，以磚築的單室墓為多，也有少數是雙室的，與中原地區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圓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磚仿木建築和桌椅，並畫彩色壁畫。壁畫題材風格與同期北宋墓相同。該期墓葬幾乎全是火葬墓，以隨葬陶器為主，也有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內蒙古寧城尚■墓、北京大興馬直溫夫婦墓、門頭溝遼墓等，以及遼中京城外的一批漢族中小型墓葬②。
西夏墓葬在各個西夏帝陵附近，羅列著70餘座陪葬墓。陪葬墓按規模和形制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規模較大，與帝陵形制近似，但沒有獻殿、角台和闕。另一類較小，沒有外神牆，碑亭也只一座，位於門外東側。靈台或呈截頂錐形，或作圓柱形或饅頭形。陪葬墓制度體現了西夏的封建宗法關係和等級制度。已發掘的3座陪葬墓墓道呈階梯或斜坡形，土洞單室，墓門用木板封閉。隨葬品中有銅牛、石馬、石狗、絲織品等。第101號墓是11世紀中葉一名顯赫貴族的墓葬，墓內共葬1男3女，這種夫妻同穴合葬的情況在西夏墓中尚屬首次發現，證明党項族確實實行著一夫多妻制。該墓出土的鎏金銅牛重達188千克、長1.2米、高0.45米，體現了當時高超的鑄造技藝①。甘肅武威有西夏紀年的漢人火葬墓，骨灰葬在小木塔中，塔身上寫滿梵文咒語，墓壁下有男女侍者和武士的板畫以代替壁畫，為中原地區所不見②。
金代墓葬金代墓葬一方面受遼墓的影響，而更多的則是繼承北宋的墓制。吉林舒蘭小城子一帶是包括完顏希尹墓在內的金代早期貴族墓地。整個墓地占地13萬平方米，綿延近4公里，共分5個墓區。墓前多有石雕的文臣武將、石虎石羊等，可以看出宋代統治階級埋葬風習對女真貴族的影響。扶餘發現的墓④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昭烏達盟寧城縣小劉仗子遼墓發掘簡報》，《文物》1961年第9期。①吉林省博物館等：《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一號遼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8期。②鄭隆：《昭烏達盟遼尚■墓清理簡報》，《文物》1961年第9期；張先得：《北京市大興縣遼代馬直溫夫婦合葬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①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西夏陵區101號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5期。②寧篤學：《武威西郊發現西夏墓》，《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4期。葬占地廣闊，象生布列，隨葬大量鐵工具，使我們對金代早期女真貴族的葬制有了具體的了解。墓中出土的鏤花金帽頂和磨製精細的金扣白玉帶，代表了金朝初年相當精湛的工藝水平③。
大定以後的金代墓葬發現較多，其中圓形或方形單室磚墓，多仿木建築，彩繪有建築細部及日用家具，隨葬物多為明器，如內蒙古寧城大明城西城外及小榆樹林子金墓、巴林左旗磚室墓等。黑龍江綏濱、吉林鎮賚的平民墓葬，用羊距骨、羊肢骨和樺皮箭筒隨葬，尚保持著地方民族習俗。
1973年在黑龍江畔發掘綏濱中興金代墓群時，出土了較多的金銀器、玉器、絲織品、銅錢、鐵器等，其中精美的絲織品和名窯瓷器（定、耀、磁）可以肯定為中原產品；「飛天玉雕」是受中原地區佛教藝術影響的作品，特別是墓中出土一枚帶有漢字「郎」
的私人石印。「郎」是女真人女奚烈氏改的漢姓，可見女真人改漢姓不只限於進入中原的，就連其故鄉黑龍江流域也出現改用漢姓的社會現象①。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在不同的地區也各有特點。北京、河北地區的金墓，正隆以前者皆為土葬，大定以後普遍實行火葬，時有精美瓷器出土。河北新城時立愛父子墓和井陘柿莊6號墓均為金代初年壁畫墓，都系多室磚墓，墓室內有仿木建築結構及彩繪。時立愛墓的主室為八角形，前室兩側附圓形耳室，在形制上與遼墓有相似之處，河北興隆蕭仲恭墓墓誌甚至用契丹文字書寫②。山西地區的金代墓葬注重營造墓室，流行雕磚墓，仿木結構及墓壁裝飾基本上與北宋後期者相同，隨葬品較少。
仿木建築結構墓室中原和北方地區的墓葬，最有特色的是一種仿木結構建築的磚室墓，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墓室結構在10世紀中葉的遼代漢人墓中即已出現，如北京發現的應歷八年（958）趙德鈞墓。遼代中、後期和金代墓葬中則更為流行。北宋初年，墓室內的仿木結構還很簡單。到北宋中期才達到成熟的程度，從而成為一種特殊類型的磚室墓。從這以後，墓室平面又從方形或圓形演變為等邊多角形，仿木結構則從簡單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頭絞項造」演變為五鋪作重栱，從版門直欞窗演變為雕花格子門。一般多為單室墓，後期較大的墓則分前後兩室。
墓室內仿木結構的表現手法主要有兩類：一是以雕磚為主的仿木結構磚墓，另一種則是以壁畫為主的仿木結構壁畫墓。有的墓內同時以壁畫和雕磚作裝飾，周壁飾以桌椅家具及主僕侍從、戲劇人物等。
河南禹縣白沙宋墓，為磚築畫彩仿木結構。墓門正面是仿木建築門樓，上砌斗栱、檐椽和瓦脊。墓內各壁亦砌出柱和斗栱，斗栱為單抄單昂重栱五鋪作。前室和過道作寶蓋式盝頂藻井，後室作寶蓋式截頭六瓣攢尖頂，仿木建築上均繪有彩畫①。
③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見證》，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①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黑龍江畔綏濱中興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1977年第4期。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新城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鄭紹宗：《興隆縣梓木林子發現的契丹文墓志銘》，《考古》1962年第12期1973年第5期。
①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徐苹芳：《白沙宋墓中的雜劇雕磚》，《考古》1960年甘肅隴西南宋建炎二年（1128）李澤夫婦合葬壁畫墓，仿木雕繪出柱、礎、梁、枋、斗栱、椽、檐、門、窗等，極似一座裝飾華麗的木構小院落建築①。
金代仿木結構磚室墓一般都在多邊形墓室轉角處砌有角柱、枋額和單抄四鋪作斗栱，並施以轉角鋪作和補間鋪作，有的則為複雜的單抄單下昂五鋪作計心造斗栱，有的在仿木結構部分施以彩畫。墓頂多呈八角疊澀攢尖頂，山西侯馬董氏墓則利用轉角鋪作和補間鋪作的手法將墓室頂部砌成八角形②。
墓室浮雕磚壁浮雕石室墓數量不多，磚室墓較為普遍，並且盛行雕磚。其手法不同於南北朝的模製，而是以漢畫像石式直接雕為浮雕。其內容主要是表現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墓主人夫婦舉行「開芳宴」的場面，有時也有孝子故事圖等。在有些北宋末年墓中，還出現了雜劇雕磚；墓室的後壁則往往有「婦女啟門」雕磚。
金代雕磚墓雕磚內容基本上與白沙宋墓相似，採用雕磚和壁畫互為補充的手法。中原地區北宋中期以後形成定製的內容，如墓主人「開芳宴」、「婦人啟門」等在金墓中也成為一種定製流傳，表現手法更為細膩而逼真，特別是雜劇雕磚和孝子故事雕磚方面，水平大大超過前代。金代中晚期墓葬中砌築雕磚雜劇舞台內容也已成為一種定製，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雕飾內容繁縟華麗，作場雜劇角色多立體圓雕或半浮雕。
宋代北方雜劇雕磚內容在長江以南表現為瓷質俑群，多見於江西地區。
江西鄱陽南宋石槨墓中隨葬無釉彩繪瓷俑30多件，其中有21件是屬於雜劇表演俑，除女演員2人梳雙髻、飾鬢花，一著圓領長袍，腰系錦帶，足穿尖頭靴；一戴遮面幞頭，著寬袖長袍，腰系錦帶外，其他男演員19人多為披風幞頭，著窄袖袍，或揚臂作勢，或拱手胸前，或以袖掩口，或躬身施禮，或作笑容，或現愁顏，神態各異，顯然是表現正在演唱中的各種姿態，具有樸實的民間藝術氣息①。
石壁浮雕宋代以石壁浮雕裝飾墓室之風流行甚廣。長江流域的四川，出土宋墓以磚築為多，但在川北廣元地區也出土有一座石壁浮雕墓，墓主夫婦分室而葬，兩室的左右壁、前部用豎石條砌成，雕為護墓武士的浮雕；後部則是在橫石條面浮雕為4組不同的生活故事。兩墓的石壁也各浮雕與男女墓主人生活相近的場面，即男墓浮雕桌上滿擺酒食的宴飲圖景，女墓則雕為主婦正在念佛祈求幸福平安的圖景②。
宋代的石棺雕刻以洛陽出土北宋宣和五年（1123）石棺具代表性，一反漢唐流行的「四神」圖，而改為忠臣孝子等歷史人物。
第9期。
①陳賢儒：《甘肅隴西縣的宋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9期。②山西文管會侯馬站：《山西侯馬金墓發掘簡報》、《侯馬金代董氏墓介紹《考古》1961年第12期、《文物》1959年第6期。
①唐山：《江西鄱陽發現宋代戲劇俑》，《文物》1979年第4期。
②四川省博物館等：《四川廣元石刻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2年第6期。遼寧遼陽、錦州等地出土的石壁浮雕墓，墓室平面多為八角形，周壁都以石板鑲成。石壁浮雕形式多為鏟地平剔，除墓主人宴飲生活外，多數為孝行人物故事，侍從舞伎多為契丹裝束，頭戴氈帽，長袍系帶，足蹬長靴。其他墓壁多雕出歷史傳說中的賢孝故事，如「王密舍子救弟」、「茅蓉殺雞奉母」等等。由於石壁面積大，所雕人物小，並少有配景，顯得空曠疏散，不夠緊湊①。
1973年清理的河南焦作金墓，墓室用170多塊青石條砌成平面八角形，周壁石條面分別線刻伎樂舞蹈、墓主人夫婦生活及歷史人物故事等共12圖，其中以樂舞和墓主夫婦的梳妝、煮茶等生活場面富有生活情趣。所有人物（除二舞伎外）多著官服，反映了墓主人的地位。另一石所刻為墓主梳妝，除主婦頭戴花冠斜坐在靠背椅上，左顧右盼，正指使著周圍的6個或持鏡或捧奩盒的侍女為她梳妝外，右為男僕3人圍立在爐灶旁，有的扇火，有的把壺煮茶，年無老幼，各有所司，圍繞著主人的需要而忙碌②。
墓室壁畫這一時期的壁畫墓多發現於以下三個地區：中原及北方地區如河南的禹縣、鄭州、洛陽，河北井陘，山東濟南，甘肅隴西以及湖北荊門，江蘇淮安等地。墓葬壁畫多與墓室仿木結構建築互補，或在雕磚上施彩，或是雕磚和壁畫相結合，構成完整的主題，河南禹縣白沙宋墓是其代表作。
白沙宋墓甬道兩壁畫身背錢串和手持銅囊、酒瓶，以及牽馬的侍者。前室墓門兩側畫持骨朵的護衛，東壁畫女樂11人，西壁雕畫墓主人夫婦對坐宴飲像。後室北壁砌婦女啟板門狀，西北、東北兩壁砌格子欞窗，西南壁畫對鏡戴冠婦人，東南壁畫持物侍奉的男女婢僕，表現墓主人內宅的生活情景。桌椅器物和墓主夫婦用磚雕繪，而背後侍從人物和帷幕等背景陪襯，則全用壁畫，主題突出。侍女啟板門雕像是宋墓、磚塔等最多見的世俗化題材之一，風習遍及河南、山西、甘肅以至貴州各地。偃師宋墓還雕有婦女勞作如烹茶、洗滌、剖魚、梳發、戲鳥等，反映了這一時期世俗化藝術的特點①。隴西南宋墓雕磚彩繪護神、鞍馬、馬夫、車轎、轎夫、廚夫、家犬、桌、椅、侍女煮茶、進食等場面，是這一時期世俗化藝術的典型。
內蒙古東部、遼寧西部地區尤其集中在遼寧法庫、內蒙古庫倫等地。
墓葬壁畫也多與墓室磚雕相結合，有屬於契丹衣冠習俗的髡髮、架鷹、氈車等形象，也有摹仿北宋墓中的宴飲、伎樂等場面。庫倫1號墓在墓門、天井、墓道兩壁均繪有壁畫。墓門繪門神、侍女、鳳、鶴、祥雲，天井繪山石樹木、湖石牡丹、竹林仙鶴、虎鹿相搏、男僕女侍，墓道北壁畫墓主人出行、南壁畫墓主人歸來。墓道壁畫全長22米，畫有契丹、漢族人物53個，氣勢宏大，神態生動江西、福建地區多集中在福建龍溪、南平、將樂和江西樂平等地。①王增新：《遼寧遼陽縣金廠遼畫像石墓》，《考古》1960年第2期。②河南省博物館等：《河南焦作金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8期。①徐苹芳：《宋代的雜劇雕磚》，《文物》1960年第5期；董祥：《偃師縣酒流水庫宋墓》，《文物》1959年第9期。
②王健群、陳相偉：《庫倫遼代壁畫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壁畫多為表現與墓主有關的人物活動場面，還有屋樓亭台、動物禽畜等，福建壁畫墓中還有較多以四神、十二生肖為表現題材的壁畫。尤溪潘山宋墓墓中頂部繪有頭戴展腳幞頭、身著圓領袍服、執笏而立的墓主形象，墓室左右兩壁各繪對應排列的6個人物；梅仙坪寨1號墓、一中宋墓等均繪有墓主的寢室臥榻及捧物侍女①。
①楊琮、林玉芯：《閩贛宋墓壁畫比較研究》，《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第四節 宗教遺蹟和遺物
這個時期的宗教建築遺留很多，主要包括佛教建築和祠廟兩大類，其中佛教建築包括石窟、塔寺和經幢等。
石窟屬於宋代的佛教石窟，除陝北遺留有一些小型窟群以外，以敦煌莫高窟、重慶大足、四川安岳和浙江杭州等地較為發達。屬於遼、金兩代的佛教石窟，數量遠比宋代為少。有內蒙古巴林左旗附近的遼代石窟群，陝北富縣可能有屬於金代的石窟，在敦煌莫高窟和鄰近的安西萬佛峽，也還有屬於西夏時代開鑿的石窟。
敦煌莫高窟除了開鑿少量大窟，多是改建、重繪前代舊窟。新開的大窟平面均為方形，窟內中部置方形佛壇，壇上置塑像。佛壇後部有連至窟頂的背屏。窟頂作覆斗形，其下端四角處鑿出圓拱形的凹龕，畫四大天王像。窟門甬道頂部均作梯形。在下層的大窟前面，曾有建於台基之上的木構殿堂建築，構成前殿後窟的格局。窟前建築分磚包台基殿堂和土石基結構兩種，前者規模一般都較大。塑像和壁畫的內容和組合多沿襲唐代，突出了供養人位置和形象。西夏時期莫高窟開窟極少，多是改建舊窟、改塑或妝鏨前代塑像，很難指出典型的窟形和塑像。第491窟發現的女供養人塑像，為前代所少見。宋代是四川、重慶地區石窟造像大發展階段，石窟集中在廣元、大足一帶。以佛教造像為主，也有少量儒、道教的造像。大足石刻現存5萬餘軀，分布於40多處，主要為兩宋作品，多為平頂方窟，有的還有紀年刻銘。造像富於現實感，人物個性鮮明，體態勻稱健美，衣飾華麗典雅。多樣的題材中出現了彌勒下生經變、地獄變、觀音經變等經變雕刻，還有十殿、十二殿閻君和六圓覺菩薩等。其中，孔雀明王窟中一面四臂、騎孔雀的主像立於窟中央，滿壁雕千佛，巧妙地把塔柱式石窟結構與密宗題材結合起來。南宋初年開鑿的心神車窟，八軀菩薩高約2米，頗具女性的嫵媚多姿，是宋代雕刻的精品。
各種佛教題材不拘經典儀軌，表現方式多樣化、世俗化，是這一時期石窟造像的最大特點。麥積山第165窟宋塑侍女像和供養像，尤其是正壁龕中塑出的兩個供養侍女，可以說是宋代一般婦女的真實寫照。大足北山第125窟石刻「數珠觀音」的嫵媚、寶頂山「養雞婦女」的純樸等，都形象地反映了這一特點。這與同時期其他造型藝術所表現的多方面追求現實，著意反映世俗生活的特點是一致的。
自宋代以來，佛教已離開單一的形式而與儒、道等相混合，反映到石窟藝術上，重慶大足寶頂大佛灣內的「父母恩重經變」，就是儒、佛思想的混合作品；大足境內的石門山是儒、道混合的窟群，而道山的三清洞和山西太原龍山石窟，則是典型的道教藝術。
寺廟建築現存的寺廟建築大都在中原北方地區，尤以遼、金建築為多，主要有平順的五代大雲院、薊縣獨樂寺遼代觀音閣和山門、大同華嚴寺遼金殿閣、正定隆興寺、應縣木塔、定縣開元寺塔、晉祠聖母殿與獻殿等，以及南方的浙江寧波保國寺、西藏薩迦寺等。
河北正定隆興寺是現存宋代佛寺建築總體布局的重要實例。山門內為一長方形院子，鐘鼓樓分列左右，中間大覺六師殿遺址尚存，北進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構成另一個縱長形的院落。再向北進入第二道門內，就是主要建築佛香閣及其前兩側的轉輪藏殿與慈氏閣以及其他次要的樓、閣、殿、亭。最後是一座彌陀殿。佛香閣和彌陀殿都是採用三殿並列的制度。全寺建築依著中軸線作縱深的布置。現存高約33米的歇山頂佛香閣，是這一時期高型佛寺建築的傑作①。
浙江寧波保國寺大殿，建於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面闊3間，為單檐歇山頂，兼有宋式廳堂型和殿堂型構架的特點，是北宋和遼時特有的構架形式。
重建於金天眷三年（1140）的山西大同華嚴寺上寺大殿，是現存的古代單檐木建築中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則是遼代小木作的重要遺存。大同善化寺的遼、金建築，平面、結構、造型各具特點，是現存遼、金佛寺中規模最大的一處②。
塔和塔基塔山西應縣木塔，建於遼清寧二年（1056），平面作八角形，塔身外觀5層6檐，八角攢尖頂，通高達67.31米，是世界上現存最高大的古代木結構建築，也是我國現存最古的木塔①。
這一時期是中國磚石塔發展的高峰，存留的石塔形式多樣，構造先進。
大型磚石塔的形式，大致可分為樓閣式和密檐式兩種。其中樓閣式塔結構多樣，有塔身磚造，外圍木結構的，如蘇州報恩寺塔；有全用磚石砌造而形似樓閣式木塔的，如蘇州虎丘塔、泉州開元寺雙塔；有磚石砌築成簡化樓閣式木塔形的，如河北定州宋開元寺塔（料敵塔），高84米，建成於至和二年（1055），是我國現存最高磚塔；河南開封宋開寶寺磚塔，因用鐵色琉璃磚建成，俗稱鐵塔。
這時期密檐塔盛行於北方，其中盛行於遼而為金代沿用的多角形密檐式塔是這個時期新的創造。遼、金地區盛行磚石建造的多層密檐塔，平面多為八角形，少數為方形，塔身仿木構。現存年代確切而保存較好者為遼大安五年（1089）建造的山西靈丘覺山寺塔。
塔基佛教舍利塔基的發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項目之一。這一時期佛教塔基不僅發現數量多，分布地域廣，出土遺物豐富，而且大都帶有絕對紀年。已發現的紀年塔基都屬北宋和遼代的，主要有：河南鄭州宋開元寺塔基（976）、河北定州宋靜志寺塔基（977）、淨眾院塔基（995）、河南密縣宋法海寺塔基（999）、北京順義遼淨光寺塔基（1013）、河南鄧州宋福勝寺塔基（1032）、安徽無為宋代塔基（1036）、浙江瑞安宋仙岩寺塔基（1043）、①梁思成：《正定調查紀略》，《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4卷第2期。
②劉敦楨：《中國古代建築史》，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年版。
①陳明達：《應縣木塔》，文物出版社1966年版。
北京房山遼代塔基（1051）、浙江金華宋萬佛塔塔基（1062）、江蘇鎮江宋甘露寺塔基（1078）、浙江寧波宋天封塔地宮（1144）等。
宋代塔基中時代最早的是鄭州開元寺塔基①，平面為八角形，用石條砌築。塔基內再砌方形地宮，頂用石條抹角疊砌7層，內收成八角形藻井，上有刻蓮花的頂石。地宮門南向，半圓形門楣上刻出一佛二菩薩二弟子像，門內外刻天王、力士像。地宮後部砌棺床，上置石棺。棺下四角雕出力士扛頂的棺座，棺座四周的壺門內雕出伎樂和獅子。石棺前後刻版門和天王、力士，棺兩側刻佛涅槃後佛的十大弟子痛哭悲傷之狀，情態各異，極為傳神。棺蓋上刻紀年和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還刻著施捨物品的名稱。與開元寺塔基時代相近的是定州靜志寺和淨眾院塔基②，它們的地宮四壁都畫有壁畫，又都出土了許多精美的定窯白瓷器和玻璃器，是宋代考古的重要發現。靜志寺塔基的地宮平面呈方形，磚築，四壁上都砌出仿木建築斗栱，並繪彩畫，頂部上收為盝頂，其中蓋一歇山式石屋頂。地宮四壁繪壁畫，南壁門兩側繪天王，東壁繪梵王，西壁繪帝釋，北壁中央繪「釋迦牟尼真身舍利」靈牌，兩旁繪佛的十大弟子。而淨眾院塔基地宮所繪的壁畫，則在北壁畫佛涅槃像，並畫佛的家人和十大弟子悲泣哭號的情景，東西兩壁畫伎樂。壁畫的畫面雖然不同，但主題都是表現佛涅槃後的事。福勝寺塔基地宮則為平面六邊形①，六角攢尖頂，頂心嵌一銅鏡。這一時期塔基中開始流行放置塔幢和各種佛像。密縣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琉璃塔②，金華萬佛塔塔基出土的石幢、金塗塔和60餘件銅佛像③，都是很重要的佛教遺物。寧波天封塔地宮出土的渾銀地宮殿模型，製作異常精美，屋面、屋脊、柱礎等都與當時建築規定的制度相合，銀塔的製作也十分精細，均為研究當時建築、特別是南方江浙一帶建築制度和樣式的重要標本。瑞安仙岩寺塔基出土的泗州大聖木雕像，則反映了宋代民間信仰的情況④。
在內蒙古和遼寧、北京等都曾發現過遼代塔基，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京房山遼代塔基（1051）⑤，地宮未經擾亂，各種供養法器齊全。地宮平面方形，磚築，疊澀頂。中央置石函，函內裝石涅槃像，以及揀舍利用的銀匙、銀筋，還有銀幡、銀花、銀碗、銀碟、瓷碟和水晶串珠等。在地宮的石板蓋頂上立3.12米高的陀羅尼經石幢一座。宋遼時期的塔內，除塔基中瘞埋舍利外，還往往在各層塔身中也瘞埋著塔幢、佛像、寫經和其他財物。
宗教雕塑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和開窟造像之風的衰退，寺廟造像在這時起逐漸替代了以往石窟造像的地位而成為宗教雕塑的主流。其中大量出現的羅漢塑像具有真實生動、神情活現、體格合理，注重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性格刻畫、富①鄭州市博物館：《鄭州開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②河北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培基》，《文物》1972年第8期。①河南省古建研究所等：《鄧縣福勝寺塔地宮出土一批稀世珍寶》，《華夏考古》1988年第3期。②金戈：《密縣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③《金華萬佛寺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
④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第1期。⑤齊心、劉精義：《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清理記》，《考古》1980年第2期。有人間生活情感等特點，是佛教藝術世俗化的集中體現。羅漢像除木雕、石雕、夾紵髹漆外，大量屬於泥塑。羅漢群像組合有十六、十八、四十、五百不等，他們是佛教徒對過去宣傳佛教人物的創造。其他寺廟雕塑在今山西、河北保存較多，河北正定縣隆興寺大悲閣中銅鑄四十二臂觀音立像，高達24米，為北宋開寶四年（971）建閣時所鑄，為中國現存最大的銅鑄像。像身比例勻稱，衣紋流暢。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內中央佛壇上高達16米的十一面觀音立像，則是現存最高的古代泥塑立像。山西大同華嚴寺大殿內的31軀塑像，均為遼代塑制，十分精美。太原晉祠北宋天聖年間所建聖母殿，殿內42尊侍女塑像，形象逼真，各具性格。
第五節 中外交流遺蹟和遺物
這一時期的朝廷鼓勵海外貿易和文化交流，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繁榮。北方地區沿著草原絲綢之路的東西交流，則主要活躍於11世紀以前。有關中外交流的遺蹟遺物時有發現，它們主要分布在上述絲綢之路沿線。
泉州港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南門外和法石、後渚等地，常發現有古船的桅杆、船索、船板、船釘以及石砌建築基址和石塔等物，結合附近的大量石刻資料，可以確定這是一處宋代海港遺址。1973年發現於泉州灣後渚港的沉船，出土時僅存底部，上部結構已損毀無存，殘長24.2米、殘寬7.15米，海船為尖底，頭尖尾方，船身扁闊，平面近似橢圓狀。底有龍骨，由兩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長17.65米。連接龍骨的艏柱用樟木製成，長約4.5米。船板用柳杉製成，舷側板為三重木板結構，總厚度為18厘米。船板相接處大多採用榫合的方法，縫隙塞以麻絲、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鐵釘釘合。船體用12道隔板，隔成13個互不滲水的船艙，最深的艙達1.98米，最淺的為1.5米。船上還有為了豎立前桅杆和中桅杆的底座，以及尾部為設置船舵的洞孔。此外，船中還出土有一些構件和附屬工具如絞盤、船漿等。有人據出土木船進行復原研究，認為船的排水量為370噸左右。船中所載的貨物有濕重達2350千克的香料木，還有航行人員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陶瓷器和竹木藤器等，並有宋代貨幣504枚。又有上系細繩的木籤牌96件，原來當系在貨物上。泉州海船結構堅固、穩定性好，適宜遠洋航行，是研究當時航海技術及對外貿易的重要實物資料①。
1982年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古船，由於船體前、中部為建築物所壓，未能全面揭露，只清理出古船後部的4個艙位，出土了一些船舶物件和其他遺物①。這是一艘底部裝有松木龍骨的尖底船，底板用單層松木，艙隔板用雜木，與上述後渚古船相比，船體造型、結構、工藝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在古船上發現了大片系有繩索的竹編，從其厚度和摺疊狀況看，當是竹帆的殘存（而不是用於遮蓋的竹篷）。文獻中提到船帆時常將帆、席並舉，法石宋船證明了這一點。竹帆的發現，補充了文獻的不足。
泉州宗教石刻隨著對外交流的不斷擴大，外來宗教也十分活躍。廣州、泉州、揚州等開放港口都遺存有不少宗教石刻，尤以泉州大量各種文字的碑刻最為著名。泉州伊斯蘭石刻主要有墓碑、墓頂石和石墓，以及禮拜寺內壁龕石刻等。墓碑發現較多，有兩種形制，一是豎直的長方形碑，頂部多作雙重弧曲的尖拱狀，除碑文外多無雕飾。碑文多為陰刻的阿拉伯文，少數在碑陰刻有漢文。①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與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①《泉州法石古船試掘簡報和初步探討》，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2卷第2期，1983年。另一種碑體作橫長方形，上下緣刻紋飾帶，碑體下有蓮座。石墓一般用整石雕成，平面呈長方形，下設須彌座式基座，其上依層內收，呈階梯狀，常多達5層，最上一層為尖拱狀頂，前端雕雲月圖案，頂下一層側面為陰刻阿拉伯文。
古基督教石刻有墓碑和墓頂石兩種，墓碑形同阿拉伯文墓碑，上刻敘利亞文，並多在碑額處刻雲朵或蓮花承托的十字架，有的在十字架兩側還雕有帶翼天使。墓頂石多尖拱狀，浮雕有蓮花承托的十字架。
現存的印度教石刻主要附屬於建築物的石雕，最著名的是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後檐石柱上的浮雕圖像，其中有不少題材取自印度教的神像和傳說①。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風石刻，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150餘年間，舉行海舶祈風典禮的銘記，是海外貿易發達的明證。從石刻中的官職題名中可以看出，當時宋朝廷在這裡設置了龐大的管理機構，抽收關稅，直接干預海外貿易。伊斯蘭玻璃器這一時期的外來玻璃器，數量較多，主要是產於西亞的伊斯蘭玻璃器。
伊斯蘭玻璃器繼承了羅馬和薩珊玻璃器的傳統，到9世紀開始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其代表作品如內蒙古遼代陳國公主墓、遼寧朝陽姑營子耿延毅墓（1020）、天津薊縣獨樂寺白塔②、朝陽北塔等遼墓和塔基中出土的部分玻璃器，還有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和安徽無為北宋塔基（1036）③、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1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它們多是伊斯蘭玻璃手工業興盛時期較典型的產品。這些器物大都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下限清楚，與世界各國的伊斯蘭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價值。同時也是研究當時東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蘭玻璃工藝東傳的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陳國公主墓出土的7件伊斯蘭玻璃製品，包括2件帶把杯、1件刻花瓶、1件乳釘紋瓶、l件乳釘紋盤和2件高頸瓶，其造型裝飾常見於伊斯蘭玻璃製品中。靜志寺塔基、無為塔基、瑞安塔基及薊縣獨樂寺白塔出土的伊斯蘭刻花玻璃瓶，與伊朗內沙布爾遺址出土的10世紀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遼寧朝陽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帶有翹首的綠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蘭玻璃器的特徵。這些玻璃器均屬鈉鈣玻璃，質量較高。
從已發現的地點來看，這一時期伊斯蘭玻璃器輸入中國大約有兩條路線，靜志寺塔基、獨樂寺白塔、陳國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從陸路輸入的；安徽無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則應是從海路輸入的。西方玻璃器在遼地成批出土的現象，表明這一時期中國北方通往中亞、西亞的交通路線仍然繁榮。由於這些器物上可見到8至11世紀埃及、敘利亞、伊朗等地區玻璃器的特徵，而且時代下限明確，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關係的重要實物證據。從這些器皿中，可以了解到外來玻璃器製造中貼絲、貼花、釉彩、刻紋、刻花、模印、印壓和描金等諸多工藝，有的堪稱稀世絕品。如陳國公主墓出土的乳釘紋玻璃盤，腹壁所飾一周28枚小四稜錐狀乳釘，系採用①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
②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朝陽姑營子耿氏墓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3期；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考古隊等：《天津薊縣獨樂寺塔》，《考古學報》1989年第1期。
③《安徽無為宋塔》，《文物》1972年第l期。
砂輪手工打磨而成，盤壁、圈足也經過砂輪打磨，器壁又經拋光處理。其裝飾特徵在西方薩珊、拜占庭玻璃製品中曾有發現，而其器形則為國內外所罕見。
宋代外銷瓷器這一時期，中國瓷器的外銷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瓷器成為當時數量最大的外貿產品，因而由當時的四大港口廣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寧波），通向海外的海上航線已被習稱為「陶瓷之路」。為了適應當時海外貿易的需要，沿海各地如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窯業蓬勃興起，不少新興窯場專門生產外銷瓷器，國內出土很少，而在海外卻有大量發現，如廣州的西村窯產品。
自從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主要外銷貨物，廣州便是主要的瓷器輸出港，宋代著名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等產品多是從這裡輸出的。廣州外銷瓷器的瓷窯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等地。
泉州也是當時對外貿易的著名港埠，「漲海聲中萬國商」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瓷器外銷的盛況。從這裡輸出的景德鎮的青白瓷、浙江的龍泉青瓷，以及以德化窯、建窯為代表的當地瓷器，源源不斷地運往海外。據宋人趙汝適《諸蕃志》記載，當時泉州輸出的瓷器遠銷24個地方。
根據國外陶瓷考古發現，宋代瓷器在亞洲的日本、朝鮮、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文萊、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葉門，非洲的埃及、蘇丹、衣索比亞、索馬利亞、肯尼亞、坦尚尼亞，甚至遠到辛巴威都有不等數量出土，其中尤以日本、菲律賓發現最多①。
日本許多地方發現了宋代外銷瓷器，最主要的出土地點集中在歷代舊港博多及其附近、京都和內海舊港福岡。宋代瓷器不僅在非常特殊的遺址中出土，而且在這一時期的城址、寺廟和神龕遺址、墓葬甚至鄉村遺址中也常有發現。絕大多數出土標本屬於北宋後期到南宋時期。出土瓷器以青白瓷、青瓷為主，此外還有黑釉、褐釉及低溫綠釉三彩等。
東南亞地區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不計其數，菲律賓出土的主要為龍泉窯青瓷，泉州、德化窯刻花青白瓷以及建窯黑瓷等；馬來西亞出土者多為福建德化、泉州，廣東潮安，廣州西村窯的青白瓷，福建、浙江地區生產的青瓷、黑瓷以及磁州窯刻花瓷器。
伊朗東部的內沙布爾，出土有很多中國瓷器，其中宋代瓷器以龍泉青瓷為主。
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是一處陶瓷地下博物館，中國瓷器數以萬計，其中宋代的有龍泉窯青瓷，福建、廣東青瓷，景德鎮青白瓷，德化窯白瓷及定窯系白瓷等。非洲其他各地出土的宋代瓷器，也以龍泉、景德鎮和福建、廣東各窯產品為主。
①[日]三上次男著、李錫經譯：《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