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三章研究概況
第一節五代史研究概況
20世紀上半葉的五代史研究自20世紀初西方的史學理論、方法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的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但是，五代十國史的研究一向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通常都認為是隋唐史的延續，五代史通常也附屬於隋唐史，專門研究五代十國史的論著較少，但許多論著的題目雖只為隋唐或唐宋，實際上大多也論及五代史，更多的題為隋唐五代、唐五代、唐末（或晚唐）五代的論著，雖以唐史為主，也無不或多或少討論了五代史，如1935年呂振羽《隋唐五代經濟概論》等等。
1915年丁謙《地理考證》，1923年王國維《五代監本考》，是20世紀最早以五代史為題的論著。到30年代，五代十國史的新史學論文才稍稍多起來，其中較重要的如嵇文甫《朱梁的農村復興熱》，陶希聖《五代的都市與商業》、《五代的莊田》，劉樊《五代的錢幣》、《五代的幕府》，聶家裕《五季農村破壞之經過》，戴希震《五季的軍閥官僚與商業土地》，劉石農《五代州縣表》。發表多篇五代史論文的戴振輝有《五代貨幣制度》、《五代農村的殘破與恢復》、《周世宗之統一中國》、《五代的游幕》、《五代的刻書與藏書》。盧逮曾也發表了多篇研究五代的文史論文，其中《五代十國正賦苛捐考》，是首篇全面研究五代十國史的論文，而陳述《阿保機與李克用結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測》是探討五代十國與遼關係的首篇論文。
綜觀3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論文，涉及到五代史的諸多方面。而40年代專題研究五代史的論著，數量既少，涉及面也不廣，較重要的有錢穆《五代時之書院》、傅振倫《五代之瓷器》、謝再善《五代時邊民與中原的關係》以及羅伯昭《南漢錢史》等，而姚兆勝等《紛亂的五代十國》，是20世紀上半葉唯一介紹五代十國史的著作。
1949年以來的五代史研究50至7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論著仍不多，有韓國磐《五代時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限度》、卞孝萱《五代十國的階級鬥爭》、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圖——杭州吳越墓石刻星圖評價》等，而評價人物的論文相對地較多，對朱溫、石敬瑭、柴榮、錢磐等人物多所評介，還有韓國磐的著作《柴榮（周世宗）》。
80年代以來，五代史的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1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的《隋唐五代史》分冊（已分條編入199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中國歷史》卷），有張澤咸《五代十國》概述性條目；分類條目中分國介紹了五代十國和五代各創建者朱溫、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以及後周世宗柴榮和前蜀、南唐、吳越的創建者王建、李昇、錢鏐，其他歷史人物如張全義、王彥章、桑維翰、馮道、王朴，以及歷史地理的「開封」、「五代十國都城」、「幽薊十六州」等，都有專條介紹，其他五代十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情況，則在隋唐史的有關條目中敘述。1995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卷》（楊志玖、吳楓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對五代十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史事、人物都有專條介紹。
1983年出版的沈起煒《五代史話》，是20世紀第二本介紹五代十國歷史的著作。1985年出版卞孝萱、鄭學檬的《五代史話》，則主要介紹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情況。兩種書各有側重。
主要從事五代史研究的陶懋炳於1985年出版的《五代史略》，另一位研究五代史的鄭學檬，1991年出版《五代十國史研究》，則主要介紹政治、軍事、法律、科舉及經濟制度。張其凡主要研究宋初史兼及五代史，1993年出版《五代禁軍初探》。上述三種專著的出版，以及一批論文的相繼刊出，標誌著五代十國史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五代、遼、宋、西夏、金史研究信息本卷為五代、遼、宋、西夏、金史卷，本章主要介紹中國內地學者有關的研究概況。內地學者的論文，分別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定期出版的複印報刊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宋遼金元史》分冊，並附有同時期未收論文目錄，《中國史研究動態》每年刊出前一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況》、《宋史研究概況》，每年或隔年刊出前一或二年的《遼金史研究概況》，並對有關的研究情況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
中國台灣學者的研究概況，有台灣學者王台林《近六十年來國人對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台《史學彙刊》第4期，1971年12月）作了介紹。宋史方面則有宋晞《宋史研究的發展》、《民國以來我國學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評估與展望》，更有宋史座談會編輯的《宋史研究集》的不定期出版，已出至24輯，匯集了台灣宋史研究的重要論文。其他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另一些史學雜誌，亦常刊載有關論文，宋史學者如宋晞、王德毅、黃寬重等均有專著、論文集出版。
國外學者，主要是日本學者研究五代、遼、宋、西夏、金史的情況，80年代出版山根幸夫等主編《中國史研究入門》有關部分作了介紹，而日本《史學雜誌》每年5月刊載的前一年「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的五代、宋、元部分（《中國史研究動態》定期刊出漢文譯文）。了解其他外國學者的論文則可查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每年出版的《東洋學文獻類目》及參考宋晞1981年的《世界各國研究宋史近況簡述》①。
①均見宋晞《宋史研究論叢》第4輯，前兩文對海峽兩岸宋史研究情況均作介紹。
第二節遼史研究概況
清人對遼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清人對遼代史料整理用力最勤，拾遺補缺，考證異同，成果頗豐。遍搜群籍，以致力於補充《遼史》之不足，成果可稱者首推乾隆時人厲鶚，他「以《遼史》缺略太甚，畢終生之業，詳註而辨證之」，編纂《遼史拾遺》24卷，參考、徵引各類書籍三百餘種，仿《三國志》裴松之注例，「自本紀外，志、表、列傳、國語，凡有援引，隨事補綴」①。新增者另立條目，史文與補文異同者，悉加考證、按語。此後，楊復吉又據厲鶚所未及見的《舊五代史》，成《遼史拾遺補》5卷，對厲鶚書中遺漏失檢之處加以補訂，輯錄400餘條。清朝學術研究成果卓著，也重視對遼史的研究，乾嘉時人趙翼在其《甘二史札記》中，考察了《遼史》的編纂情況，並將《遼史》所載與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宋史》等書以及《遼史》本身紀、傳互校，指出其歧互與疏漏處。乾隆《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妄改遼、金二史人名、官稱，造成了遼金史譯名混亂，使後學者難於盡悉。《廿二史札記》著後又有補遺1卷，輯錄了遼、金、元三史中的譯名，「以舊名在前，今名在後，使人知舊本如此，今本如此，讀史者可不迷於檢閱焉」②。
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汪遠孫的《遼史紀年表》、《西遼紀年表》，萬斯同的《遼諸帝統系圖》、《遼大臣年表》，李慎儒的《遼史地理志考》，汪輝祖的《遼金元三史同名錄》；近人陳漢章的《遼史索引》，丁謙的《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吳廷燮的《遼方鎮年表》，羅福頤的《遼漢臣世系表》等，或考證諸書記載異同，或補著文獻記載的不足，或對名物制度加以研究探討歸納，或對相關地理沿革加以考察。
清末，李有棠編纂的《遼史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其類，均以正史為主」，同時仿裴松之注《三國志》和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將《考異》散入各條下的體例，「博採各書，考證異同」①，附載於《考異》中。此為遼史研究的第一階段，大量工作是對《遼史》本身的考察、注釋和補充，為深入研究遼史奠定了基礎。
近人對遼代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最早輯錄遼人著述者為署名敬亭山人的《遼金文存》12卷②，未及出版。近人繆荃孫又搜集遼人詔令、奏疏、策問、表、文、詩、謠諺、銘、記、碑、墓誌、雜著等，輯為《遼文存》6卷。同時編著《遼藝文志》和《遼金石存目》附於書後。王仁俊也從事遼人著述的搜輯、整理，采輯歷代史文、方誌①《遼史拾遺·序》、《自序》。
②乾隆《御批通鑑輯覽》，將遼、金、元三史舊名，「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注於下，以資參考」。趙翼為檢索方便，於《補遺》中列舊名於前，以新名注於下，獨具匠心。參見《廿二史札記補遺》。①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凡例》，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②楊家駱：《遼史匯編·序》稱最早輯錄遼文獻者為敬亭山人的《遼金文存》共12卷，鈔本在「中央圖書館」善本館。敬亭山人，王姓，清嘉慶時人。
和行記等，編輯《遼文萃》14卷。《遼文存》問世後，王仁俊將其未收的詔敕、策表、奏疏、詩文、碑銘等匯為5卷出版。《遼文萃》後附《作者考》和《逸目考》各1卷，對繆書多所補益。此外黃任恆的《遼痕五種》即《遼代年表》、《遼代文學考》、《補遼史藝文志》、《遼文補錄》、《遼代金石錄》，倪燦的《補遼金元藝文志》，金文詔的《補三史藝文志》和王仁俊的《遼史藝文志補證》，周春的《遼詩話》，羅福頤的《遼文續拾》等，對遼朝及後人有關遼代史事的記錄整理方面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1936年，陳述在繆荃孫等人搜集整理的基礎上，補以碑誌銘文，輯成《遼文匯》12卷。1980年，再增新發現和出土碑誌銘文，以《全遼文》為名出版，仍為12卷，補遺1卷。包括詩、謠諺、詔諭、敕制、哀冊、冊、官告、表、奏疏、書狀、對、議論、文、牒、札子、檄、序、碑銘、頌、偈、記、塔記、幢記、題記、祭文、墓誌和雜著27類，分別編成類目索引，附於書後，以便檢索。並附作者索引及事跡考。
台灣學者楊家駱在編纂《中華大辭典》時，廣搜群籍，其中涉及遼事者，「可疏釋補正《遼史》原文者，不期竟達350餘萬言」①，遂輯為《遼史匯編》11冊。分為遼史史文、遼史纂修有關論著、遼史拾遺校讀、遼史表志注補、遼文獻、記遼史他史、遼史論文和西文論著八大類。搜檢甚豐。
20世紀20年代以後，遼史研究進入第二階段。自王國維始，在研究元史、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同時，兼及遼朝史事，著有《遼金時蒙古考》和《韃靼考》。此外，方壯猷的《契丹民族考》、姚從吾的《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柳翼謀的《契丹大小字考》、尹克明的《契丹漢化考略》和馮承鈞的《遼金北邊部族考》等，或以契丹民族為考察對象，或對遼朝的某一社會問題進行考察，或在考察遼金時期北方民族和蒙古先民的情況時，兼及遼朝。此後，以遼史為重點進行研究且成就突出者有馮家昇、傅樂煥和陳述。
馮家昇有《遼史源流考》、《遼史初校》和與美國學者魏特夫合著以英文發表於美國的《遼代社會史》等著作，以及《契丹名號考釋》、《太陽契丹考》和《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係》等論文。他對《遼史》和遼朝歷史進行了專題研究，有關遼史研究著作大多已收入198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論文集《馮家昇論著輯粹》中。與魏特夫合著的《遼代社會史》的資料匯編部分，為馮家昇輯注，「取材廣泛，選擇精嚴，注釋明晰，是一部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書」①。
傅樂煥有《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和《遼史復文舉例》等，對遼朝特有的制度、遼宋關係的研究以及對遼史研究文獻的校勘等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他的研究專集《遼史叢考》。
1934年，梁園東翻譯和注釋俄國學者布萊資須納德的《西遼史》，所注內容豐富，為原著補充了大量資料，推進了西遼史的研究。
194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金毓黻的《宋遼金史》。
1948年，陳述《契丹史論證稿》出版，對契丹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契丹民族的來源、部落組織，遼朝的建立與統治等作了全面考察。
①《遼史匯編·序》。
①夏鼐：《跋》。
1949年以後的遼史研究成果1963年出版的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從階級關係、土地占有形式、農牧業經濟、城鎮建設、商業發展等方面，全面考察了遼朝的社會經濟及其特點。
70年代以後，遼史研究取得重大進展。蔡美彪等著的《中國通史》和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兩部通史對遼史有專章敘述。1986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由蔡美彪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對遼代的國號、年號、行政建置、官制、軍制、法制、社會經濟制度、人物、事件、史跡、文化典籍、宗教等方面皆有專條。199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亦列有遼史方面諸多條目。此外，大量的論文和專著也相繼面世。
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張正明的《契丹史略》，該書簡明地敘述契丹民族的起源、發展、建國，遼朝的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是全面、扼要介紹契丹和遼朝歷史的著作。1984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楊樹森的《遼史簡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焚的《遼史稿》。《遼史稿》比以往的同類著作敘述更詳盡、更全面，對契丹人的部落組織、契丹社會的奴隸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對文獻記載的某些歧異也做了必要的考察，並提出作者的看法，書中還附有契丹人各個時期的部落、州縣和機構等各種圖表21幅。陳述又在《契丹史論證稿》的基礎上，出版《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桂芝的《遼金簡史》，這是國家教委統編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一種，該書除對遼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發展狀況作了較全面系統的敘述外，又適當地增加社會史、民族史和民族關係史的相關內容。對史學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的問題也提出作者的觀點，「雖與前人和當代一些專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①。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專題研究著作也相繼問世。1991年，是遼史專題研究成果豐收的一年，三部專著同時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楊若薇的《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這是對遼朝的行政制度、軍事制度特別是契丹特有的斡魯朵、行宮和糺軍等的專題研究和全面考察，「在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在進行縱的和橫的聯繫方面，都有其特長和獨到之處」②。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良弢的《西遼史綱》，它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全面系統闡述西遼的政治、經濟、民族、宗教、疆域、紀年及其對中亞社會的影響的一部專著，「作者敢於提出自己的見解，或言他人未盡之言。它的出版填補了中國史研究的一大空白」③。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錫厚的《耶律阿保機傳》，它是由民族史學家史筠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庫》的一種，該書「首次較具體地將耶律阿保機的事跡呈獻給讀者」④，全面敘述遼朝開國皇帝、契丹族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耶律阿保機的一生及其對北方民族的發展和中國統一所作出的貢獻。賈敬顏教授的《民族歷史文化萃要》和《東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叢考》，分別於1990年和199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中①王鍾翰：《遼金簡史·序》。
②鄧廣銘：《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序言》。
③魏良弢：《西遼史綱·內容簡介》。
④《耶律阿保機傳·內容提要》。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賈敬顏教授勤於文獻的考索和校訂，尤邃於北方民族史，他知識面寬，「經史之外，涉獵諸子百家」①。他「爬梳故籍，鉤沉索隱」②，將多年的讀書筆記和考證所得匯成兩書，「多言之有物，征而有信」③。其中多有涉及契丹民族史和遼代地理、民族等內容者，也是學習和研究契丹民族史有價值的參考書。1994年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漆俠、喬幼梅的《遼夏金經濟史》，這是「將遼夏金三個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作為中國北方一個獨具特色的經濟區域進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④。
此外，台灣學者陶晉生的《宋遼關係史研究》、楊樹藩的《遼金中央政治制度》等，也是研究遼史的專題著作。
遼朝作為遊牧民族上層建立的政權，統治了中國北方的遊牧和漁獵民族，也統治了遼東和燕雲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的漢人和渤海人。遼史的研究既屬於中國斷代史的範疇，也屬於民族史的範疇。在民族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和不斷取得新成果的今天，遼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碩果纍纍。
自1964年蔡美彪發表《契丹的部落組織和國家的產生》⑤以來，嵇訓傑、李桂芝相繼發表了研究契丹人部落組織的論文⑥；對遼朝的南北面官制，李錫厚、楊若薇、王曾瑜、唐統天等都有論文或專著進行研究①；蔡美彪、賈敬顏、楊若薇、李錫厚、關樹東等也都有論文研究遼朝的軍事制度和糺軍問題②，此外，對遼朝的經濟和二稅戶、轉戶，文化和科舉制度，契丹人的婚姻制度和禮俗，遼朝統治下的民族和契丹文字等都有大量論文加以研究論述。
日本學者對遼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愛宕松男的《契丹古史研究》，白鳥庫吉的《東胡民族考》，津田左右吉的《遼制度之二重體系》，若城久治郎的《關於遼的樞密院》，箭內亘的《遼金時代糺軍之研究》，島田正郎的《遼代社會史研究》等，分別對契丹古史和遼朝的軍政制度進行了研究。此外，若城久治郎編輯了《遼史》中人名、地名、官稱和名物制度的詞語索引《遼史索引》，梅原郁等編輯了《遼金元人傳記索引》，為研究者檢索資料提供了方便。
①王鍾翰：《東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叢考·序》。
②《民族歷史文化萃要·內容提要》。
③姚大力：《中國歷史學年鑑·史學研究·遼金元》，1992年。
④李錫厚、王曾瑜：《評》，《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⑤《歷史研究》1964年第2期。
⑥嵇訓傑：《關於契丹族名稱、部落組織和源流的若干問題》；李桂芝：《契丹古八部之我見》、《契丹大賀氏遙輦氏聯盟的部落組織——》等。
①楊若薇除《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外，尚有多篇論文論述了遼朝北南面官制；李錫厚有《論遼朝的政治體制》、《關於遼朝的參知政事》、《遼代宰相制度的演變》等論文；唐統天有《遼代尚書省研究》、《由石刻補考遼代王府與公主邑司官制》和《契丹于越考》等；王曾瑜有《遼朝官員的實職與虛銜初探》等。
②蔡美彪：《糺與糺軍之演變》、楊若薇：《遼朝「糺」之探討》、李錫厚：《遼朝的漢軍》、關樹東：《遼朝的中央宿衛軍》等。
第三節宋史研究概況
明清兩代對《宋史》的重修
自元末至正五年（1345）修成《宋史》以後，歷代學者以其粗疏錯漏、繁冗蕪雜，紛紛重修《宋史》。元末周以立，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就曾想重修。明正統（1436—1449）末年，其曾孫南京侍讀學士周敘奏請許自撰《宋史》，進行了數年，書未成而病死。正德年間（1506—1521），王洙撰成《宋史質》100卷。明朝廷也準備重修《宋史》，以禮部尚書嚴嵩主持，後亦無成。柯維騏歷時20年，修成《宋史新編》200卷。萬曆年間（1573—1620）王惟儉修《宋史記》250卷，明末錢士升成《南宋書》60卷等，其中以柯維騏《宋史新編》最著名。此外，王思義、王昂、湯顯祖、劉同升、歸有光、邵經邦等人，都曾重修《宋史》，亦多未成書。明修《宋史》，無不是合宋、遼、金三史為一，以宋為正統；又都只是刪節元修《宋史》成書，並無事增文省之可言，即使有少數訂誤，也無多大學術價值。
清初潘昭度得到明末湯顯祖《宋史》舊本，擬加擴修，亦未成書。乾隆二十年（1755）陳黃中成《宋史稿》219卷，仍是未定稿。乾隆末年，邵晉涵發憤重修《宋史》，錢大昕、章學誠曾參與制定體例，邵準備先撰南宋史取名《南都事略》，然後再修《宋史》，章學誠也想重修《宋史》，均未成書。僅有蔣伯超《南宋書》（不分卷）成書，傳記只73人，至清末，學者終於放棄重修《宋史》之舉，陸心源撰成《宋史翼》以補《宋史》之缺①。朝鮮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宋史》，將宋、遼、金三史合一，以宋為正統，歷時20餘年，1791年成《宋史筌》148卷。由外國學者重修《宋史》，這在古代學術史中是絕無僅有的。
明清時期其他宋史研究成就明清兩代不少學者編撰《資治通鑑》的續編，明初陳■首先修撰《通鑑續編》24卷，體例實同《通鑑綱目》；成化年間（1465—1487），又有商略等《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27卷，其後薛應旂以該書為藍本，稍加附益撰成《宋元資治通鑑》157卷；另有王宗沐的《宋元資治通鑑》64卷，但都很疏略。
清初徐乾學主修《資治通鑑後編》184卷（缺第11卷），參考了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前175卷（當是傳世的太祖至英宗五朝節本），並得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人的參與，較明修諸書為詳，但因四庫館尚未開，《永樂大典》所收有關史書尚未輯出而未能參閱，因而仍較疏略，尤以南宋寧宗嘉定以後為甚。
清乾隆（1736—1795）後期，畢沅主修《續資治通鑑》220卷，邵晉涵、章學誠等人參加修撰，又得以參考四庫館輯自《永樂大典》諸史書，採取節錄諸史原文，詳略適度，對不同記載進行考訂，是明清兩代同類書中最佳者。明中葉馮琦想以紀事本末體裁編次宋史，而沈越亦有以同樣體裁編撰宋①顧吉辰對《宋史》進行考訂，有《比事質疑》、《考證》。史的《事紀》，但均未成書，馮琦門生劉曰梧請陳邦瞻將兩書未成稿合編增補，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成《宋史紀事本末》28卷109篇，明末改為以篇為卷（為109卷），雖史料價值不高，但前後始末，一覽瞭然，簡明扼要。明清時期對宋代學術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當推清初黃宗羲、全祖望修撰的《宋元學案》100卷，自清康熙中葉，黃宗羲開始修撰，死後由子黃百家續修，遠未成稿，其後由全祖望續修，基本完成，後來又有所散失，道光年間（1821—1850）王梓材、馮雲濠補充完成，歷時一個半世紀。
在清人所撰的眾多宋人年譜中，以清嘉慶九年（1804）成書的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成就最大。此外，還有清初王夫之的史評名著《宋論》。20世紀初的宋史研究20世紀初，西方新史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逐漸為中國學者認識與運用。世紀之初，宋史研究的論文很少，而王國維有1910年《宋大曲考》和1913年《宋元樂曲》、《宋呂本雜戲段數》、《宋之小說雜劇》、《宋之滑稽戲》等宋代文化史的系列優秀論文。
20年代，研究宋史的論著才逐漸增多，1922年胡適《南宋白話詞》，1923年陳正漠《張橫渠的哲學的研究》，1924年魯迅《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1925年胡適《南宋初年的軍費》、竺可楨《南宋時代我國氣候之揣測》、盛郎西《宋元書院講學制》、胡云翼《詞人辛棄疾》，1926年吳其昌《南宋歷數天文考》、盛郎西《宋代之大學教育》、陳東原《宋儒對婦女的觀念》，1927年吳其昌《宋代地理學史》、王桐齡《宋遼關係》、陳延傑《宋詩之派別》，1928年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鍾敬文《宋代民歌一班》，1929年黎錦熙《宋元話本之研究》、鄭振鐸《北宋詞人、南宋詞人》，等等。此時，還有不少宋史著作問世，王國維1916年有《王稟補傳》，1917年有《清真先生（周邦彥）遺事》，1927年有《唐宋大曲考》、《宋元戲曲考》、《五代兩宋監本考》等宋代文化史系列專著。1916年謝無量《朱子學派》，1928年呂思勉《理學綱要》。孫毓修1917年有《朱子》、1924年有《蘇軾》、1925年又有《文天祥》。1918年沈宗元《東坡遺事》、1929年胡懷琛《東坡生活》等，還有一些其他宋人年譜。
這一時期的宋史論著中雖有許多屬於介紹性的，但也有不少是高水平的。作者中不少在當時已是或後來也成為名家，但還沒有以宋史研究為主的學者，而且幾乎全是文化思想方面的論著，只有個別論著屬於政治、軍事方面的。
「宋史」斷代史研究的形成從30年代開始，不僅中國歷史研究中許多高水平的論著有較大的增加，而且還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各個斷代史的專家學者，正如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史學》中所說：（中國）通史的寫作，非一個人的精力所能勝任，而中國歷史上需待考正的問題又太多，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斷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於某一個時代，作專門而精湛的考正論文，如是方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斷代史，也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通史。①顧先生在文中介紹了各個斷代史的主要專家學者在該斷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地位。顧先生的評介雖是一家之言，但大體反映了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葉中國史學界的實際情況。關於宋史研究的評介摘錄如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這裡先敘述宋史研究的成績。《宋史》成於元末，最為蕪雜，明清兩代欲為之改作者極多，或其書未成，或已成而不饜人望，鄧廣銘先生年來取兩宋各家類書、史乘、文集、筆記等，將《宋史》各志詳校一遍，所費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極大。其《宋史職官志考正》已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飛》、《韓世忠年譜》、《陳龍川傳》，及論文《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辨正》，宋史的研究，鄧先生實有篳路藍縷之功。張蔭麟先生亦專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發表的論文看來，其成就已很大，僅次於鄧廣銘先生而已。其論文有：《南宋亡國史補》、《疏證》、《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繼統考實》。
兩位學者實是中國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關於鄧廣銘，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在其後不久，也說鄧廣銘「用力之勤，持論之慎，並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①。鄧廣銘的重要論文，已收入《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和《鄧廣銘治史叢稿》。張蔭麟的宋史論文有30多篇，已編入《張蔭麟文集》。
除顧先生提到的兩位學者外，三四十年代宋史專家還有蒙文通、陳樂素、聶崇岐、張家駒等學者。
聶崇岐除有力作《宋史地理志考異》於1934年問世，三四十年代還有《宋代制度考略》、《宋詞科考》、《宋遼交聘考》、《宋代府州軍監之分析》等一系列論文，已匯編為《宋史叢考》。
陳樂素自1933年發表首篇宋史論文《宋徽宗謀復燕雲之失敗》，隨後又相繼刊出力作《徐夢莘考》、《三朝北盟會編考》以及《主客戶對稱與北宋戶部的戶口》等經濟史論文。陳樂素兼及隋唐、明清、中外關係史而側重於宋代文化史、目錄學史的研究，他的重要宋史論文已匯入《求是集》。
蒙文通30年代有《論北宋變法與南宋和戰》，其學術涉及經、史、諸子、理學、佛、道諸方面，而側重於宋代理學，對二程、朱嘉、陸九淵等皆曾論及。
張家駒30年代有《宋代分路考》、《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國南方社會》，40年代有《靖康之亂與北宋人口的南遷》以及專著《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等。
如同20世紀初葉一樣，不少並非以宋史研究為主，當時已是著名學者或後來成為知名的學者，在三四十年代也寫了不少高質量的宋史研究論文，如討論政治軍事史的，有錢穆、金毓黻、繆鳳林、谷霽光、王毓銓、李文治、吳天墀等，討論社會經濟史的有全漢升、陶希聖、王毓銓、何茲全、鞠清遠①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收入《民國叢書第1編第72冊，上海書店1990年版。
①《宋史職官志考正序》，《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等，討論思想文化史的有錢穆、馮友蘭、季羨林、白壽彝、賀麟、李儼等，這裡列舉的只是一小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後來在宋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二代宋史專家，在40年代發表了宋史研究論著，如（按姓氏筆畫序）李埏《北宋楮幣起源考》、宋埏《北宋商稅在國計中的地位與監稅官》、徐規《陳傅良之寬民力說》、漆俠《摧兼併（王荊公新法精神之一）》（重要宋史論文已匯編入《求是集》、《知困集》）等，還有其他宋史專家及以遼金史為主要研究方面的宋史學者，不一一列舉。
1949年以來的宋史研究新中國建立以來，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績。在對宋代的農業、手工業、商品經濟、城市經濟、土地關係、租佃關係以及農民起義等方面，所討論的問題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在農業方面，漆俠、張家駒、薛培元、寧可等討論了農業水利的問題，楊志玖、袁震撰文討論宋代的戶口問題。
宋代手工業發達，商品經濟活躍。白壽彝等《論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係》，將宋代官手工業放在中國古代官手工業史中進行考察。季子涯《宋代手工業簡況》討論宋代手工業生產的各種形態，華山《宋代的礦冶工業》認為不論在產量還是生產技術上宋代都高於唐代並分析了南宋礦冶業衰落的原因，史宏達《南宋閩廣地區的棉紡織生產》探討宋代南方的棉紡織生產，宋代的製鹽業、造船業、絲織業、銀礦業等也有專文討論。
束世澂《論北宋時資本主義關係的產生》認為北宋時期已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提供了前提條件，柯昌基《宋代僱傭關係的初步探索》認為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已經產生；王方中《宋代民營手工業的社會經濟性質》、吳天穎《論宋代四川製鹽業中的生產關係》、周北彤《宋代造船業的社會性質》等文則持不同觀點，討論促進了對宋代手工業、商品經濟發展的研究。蒙文通《從宋代的商稅和城市看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楊德泉《試論宋代城市經濟的繁榮》等文，討論了宋代的都市和商稅問題。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一書，論述了宋代南方城市經濟。尚鉞主編《中國歷史綱要》中，認為北宋時期莊園製成為土地所有制的絕對支配形態；鄧廣銘《唐宋莊園制度質疑》則提出商榷，認為唐宋莊園制說不能成立；對此，鄭昌淦《論唐宋封建莊園的特徵》認為唐宋時期存在莊園制。討論土地所有制的，還有楊國宜《南宋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等文。張維華《宋代的地租形態》認為地租與地權關係日益密切；華山《關於宋代的客戶問題》認為是南宋地租中已有為數不多的貨幣地租，還在《關於宋代的客戶問題》、《再論宋代客戶的身份問題》等文中，討論客戶與佃戶的異同、客戶的數量、客戶對地主的依附關係，依時間及地區的不同而有差異，以及南宋末年江南農民走上了第二次農奴化的道路等問題。
丁則良、趙儷生、蔣逸人、張政烺、吳天墀、華山、陳守忠等討論了王小波、李順、王則、宋江、方臘、鐘相、楊麼、范汝為等起義及兵變。60年代初期，重點討論的是宋代農民起義的性質、特點，以及平等、平均思想的意義等問題。關於農民起義的專著，有方詩銘《方臘起義》、劉知漸《王則起義》，雲川、齊治平、白鋼等亦有論述方臘起義的著作。
研究王安石及變法的專著，有鄧廣銘《王安石》、漆俠《王安石變法》。此外，有楊向奎《論王安石變法》、關履權《關於王安石變法》、周良霄《有關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幾個問題》等文。這些論著雖然在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問題上尚有分歧，但都指出王安石變法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性質，變法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歷史的前進，是地主階級的改革運動。
對宋太祖、楊業、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沈括、李綱、宗澤、岳飛、辛棄疾、李清照、陸游、文天祥等人物研究討論較多。不僅有不少論文，而且大多有傳記著作，其中僅辛棄疾便有六種著作，岳飛、陸游、文天祥等亦有多種專著。王安石、朱熹、張載、葉適等人的哲學思想，主要在哲學史界展開了討論，侯外廬、邱漢生《唯物主義者王安石》，高度評價了王安石的唯物主義思想。
對宋代的醫學、農學、天文學、數學、建築學、礦冶技術等進行了多方面討論的，有自然科學史、考古學的專家竺可楨、茅以升、嚴敦傑、劉敦楨、錢寶琮、宿白、李濤等。宋代的史學也受到重視，有白壽彝《鄭樵對劉知幾史學的發展》、徐規《李燾年表》及《補正》等文。
對外貿易方面，有盧韋《宋代海外貿易的發展》、林家勁《兩宋時期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等文。
宋代民族矛盾尖銳，鄧廣銘《南宋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分析了南宋初年抗戰派與投降派的鬥爭，華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陝西之戰》、趙儷生《靖康建炎間各種民間武裝勢力性質的分析》、張家駒《宋代的兩淮山水寨》、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等文，也各具特色。
五六十年代宋史的研究為後來的研究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但不可忽略的是「左」的思想影響了宋史研究，也有研究領域狹窄的問題，許多重要的研究領域如宋代的官制、區域經濟、民情風俗等，很少有文章討論。此外，有些文章資料發掘不深，研究的深度也不夠。
宋史研究的新進展1978年開始，學術界重新活躍起來，宋史研究的論文也相繼發表。1980年，中國宋史研究會成立，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陳樂素教授分任正副會長；以及後來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飛、朱熹等研究會先後成立，定期舉行年會，交流學術。十多年來，宋史研究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有了較大的飛躍。宋史的研究論文每年有二三百篇，有時甚至更多，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專著不斷湧現，宋史研究室相繼建立，研究隊伍不斷擴大，宋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多種《中國通史》的宋史部分相繼出版，如原范文瀾主編《中國通史》（宋代部分由蔡美彪、朱瑞熙等撰寫）、原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宋代部分由酈家駒、陳智超等撰寫）、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宋代部分由鄧廣銘撰寫）、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宋代部分由方貴齡撰稿）等；50年代即已出版的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出版了修訂本。宋史斷代史也有了周寶珠、陳振主編的《簡明宋史》。辭書方面，199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有宋史方面的諸多條目。1984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由鄧廣銘、程應鏐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其中對宋代的年號、官制、軍制、社會、經濟、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問題列有條目敘述。
經濟史方面，漆俠《宋代經濟史》全面探討了宋代經濟問題；葉坦《富國富民論——立足於宋代的考察》從新的視角進行探討。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學者的重視，有韓茂莉《北宋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生產的地域特徵》和《北宋黃河下游地區主要糧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兩浙路的糧食生產及流通》、賈大泉《宋代四川農村商品生產》、彭友良《兩宋時代福建商業經濟的發展》、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還有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等專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區域經濟論著，填補了宋代經濟史研究許多空白。
部門經濟的研究更為活躍，不僅有不少論文，如王菱菱《宋代礦冶經營方式的變革和演進》、周荔《宋代的茶葉生產》、張學舒《兩宋民間絲織業的發展》、陶緒《宋代麻紡織業的發展》、顏惠崇《宋代陶瓷業興盛的原因》、漆俠《宋代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及其歷史作用》、於安義《宋代官吏經商盛因及其社會影響》、雷家宏《宋代農民經商問題略論》、戴靜華《宋代商稅制度簡述》、劉秋根《兩宋私營高利貸資本初探》等文；還有多種專著，如郭正忠《宋代鹽業經濟史》、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姜錫東《宋商業信用研究》、韓茂莉《宋代農業地理》等，這些論著不僅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宋代貨幣也是不少學者關注的問題，有李埏《從錢帛兼行到錢楮並用》、郭正忠《宋代川峽鐵錢研究》、李兆超《宋代貨幣經濟中的白銀》、賈大泉《論交子的產生》等文，田黎瑛《稱提之說——南宋紙幣管理理論》對南宋紙幣管理進行專門討論，而程民生《宋代內庫的金融職能》認為內庫已粗具銀行功能；劉森《宋金紙幣史》是首部全面研究宋、金兩代紙幣的專著。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再次受到宋史學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賈大泉、葛金芳、顧蓉等認為，宋代某些行業已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資本主義萌芽確已產生。多數學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但認為當時僱傭制關係已逐步發展，但還不是資本主義僱傭關係；也有些學者認為宋代僱傭制關係已為新的資本主義因素的孕育創造了條件。
宋代城鎮史也有一些學者進行研究，城市史方面有陳振《十一世紀前後的開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臨安的都市經濟》等文，周寶珠、吳濤、林正秋等有研究開封或臨安的著作。楊立武《北宋東京城市結構論略》、胡建華《宋代城市副食品供應初探》、楊德泉《唐宋行會制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結構、貨物供應、商業行會等領域。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一書，則從新的視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經濟、文化、民俗等。草市、鎮史方面有陳振《關於宋代「鎮」的幾個問題》、戴靜華《關於宋代鎮市的幾個問題》、郁越祖《關於宋代建制鎮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鎮研究》專著，對宋代的鎮、市進行了深入研究。吳泰《論唐宋文獻中的莊園》、陳振《關於唐宋莊園的幾個問題》等文，再次對唐宋封建莊園制度盛行的觀點提出了批評，此後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莊園制，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宋代盛行租佃制。
漆俠《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發展》認為勞役地租已為實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幾種形式》認為宋代地租實質是勞役租。關於宋代地租形態問題，亦有較多爭論，漆俠認為宋代出現了貨幣地租，包偉民則認為這種出現在官田的是「折錢租」，還不能說是貨幣地租。
宋代人口問題也受到重視，不少學者對袁震50年代的《宋代戶口》提出質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淺談》認為宋代戶口統計與實際人數存在明顯差別，穆朝慶、王青濟主張男口說，與30年代日本宮崎市定說法類似；何忠禮則主張丁口說，地方統計的是男口，朝廷統計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衛喬推算軍人數與總丁數之比，也主張丁口說；王通明通過考察最高墾田數及畝產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達1億；葛劍雄認為戶數統計比較正確，據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達1億，南宋、金合計超過1億。
關於宋代的賦役，許多學者在一些具體問題如差役的性質等雖有不同看法，但都認為宋代賦役負擔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齡、賈大泉、王瑞明、漆俠、王棣、魏天安等，對宋代的賦稅、役法、免行錢等分別進行了討論。高樹林《宋元賦役制度之比較》，認為整體而言宋代是進步的，元代則後退了。
關於王安石變法，鄧廣銘《王安石對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認為其主要目的是將其作為通向徵兵制的橋樑以逐步廢除募兵制，谷霽光《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從變法與商品經濟的內在聯繫上肯定其積極意義，陳振《論保馬法》論述熙寧保馬法、戶馬法和元豐保馬法的區別等，漆俠、郭東旭、周良霄、王瑞明、楊德泉等也都著文，充分或基本肯定王安石變法的歷史作用。王曾瑜《王安石變法簡論》則認為免役法、青苗法等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變法強兵的目的也未達到；顧全芳、胡昭曦、何忠禮、程念祺、季平、楊國宜等人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或從一個側面否定王安石變法。對於宋代社會的綜合性研究，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一書綜合研究經濟、階級結構、土地占有和租佃制，以及政治、軍事、哲學等問題。而王曾瑜的專著《宋朝階級結構》，則深入研究了農民、地主、商人、手工業者、奴婢等各階層的情況。
關於宋太宗是不是正常繼位問題再次被提出，李裕民、顧吉辰等認為宋太祖確是為太宗所殺，唐兆梅認為「金匱之盟」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劉洪濤則認為太祖並非遇害而是病死。鄧廣銘從《宋史·孝宗紀》的潛台詞論述宋太宗的非正常繼位，而宋太宗篡位後倉猝命人撰寫，後又命人刪改的繼位詔書，則是企圖進一步掩蓋弒篡痕跡。侯楊方、何冠環、王育濟等則肯定或基本肯定「金匱之盟」，宋太宗是或基本上是正常繼位。
1979年，陳振《關於北宋前期的「中書」》指出一些論著將北宋前期「中書門下（政事堂）」簡稱的「中書」，混同於三省的中書省。80年代初以來，宋代官制重新引起不少宋史學者的注意，陳振探討了北宋前期宰相「侍中」的情況；並對有些論著因對宋代官制理解有誤而產生的一些結論性錯誤，以及對台灣楊樹藩教授《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一書中的問題分別進行商榷。梁太濟《北宋前期的中樞機構及淵源》、張其凡《宋初中書事權初探》、傅禮白《北宋三司使與相權》、姜錫東《關於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幾個問題》等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柯昌基《宋代中樞的秘書制度》認為知制誥是皇帝政治秘書、代言人，陳振《關於宋代知制誥和翰林學士》指出其將翰林學士的加銜知制誥也誤認為是代行中書舍人職務的知制誥，楊果、朱錫光、龔延明亦撰文討論翰林學士、學士院等。此外，曾小華討論了薦舉制度，白文固闡述了祠祿制度，丁凌華論述了寄祿官制度，陳振、張邦煒、苗書梅等討論了迴避制度，金圓、賈玉英、季盛清、吳曉萍、蕭建新、江曉敏等闡述了監察制度。鄭世剛討論了北宋轉運使制度、王文楚則論述轉運使的治所、汪聖鐸認為轉運司是路級政權和地方財政的雙生體現者，此外，還有姜漢椿《北宋轉運使路考略》等文。汪聖鐸認為通判只有監察權、王世民則認為通判既是副知州又是監察官。陳振《論宋代縣尉》指出重設縣尉初期只管鄉村，後管全縣而鄉村主要是巡檢負責，南宋時鄉村則由縣尉、巡檢分區負責。鄧小南有多篇論文研究宋代的磨勘制度、循資制度、任官制度、考課制度等，她的專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科舉制度研究的論著相對較少，30年代有陳東原《宋代科舉與教育》、聶崇岐《宋代科舉考略》與《宋詞科考》等文。80年代初以來，有關履權《宋代的科舉考試制度的變化和地主階級》、何忠禮《試論北宋科舉制的特點及其歷史作用》、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與《南宋科舉類省試述論》、穆朝慶《試論宋代科舉中的類省試》，以及徐規和何忠禮《北宋的科舉改革和封彌制》等文，討論了科舉制的內容、方法、特點及影響等；劉復生則討論了儒學復興思潮影響下的王安石的科舉改革。鞏本棟《北宋進士科舉改革與文學》則進而討論以經義策論代替詩賦問題，認為既促進了詩文革新，又在某種程度上也阻礙了文學的發展。
關於兵制，40年代有金毓黻《宋代兵制考實》；80年代初鄧廣銘《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對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係》認為造成大批勞力脫離生產又加重人民賦稅負擔，以及軍事上的無能和形成積貧積弱；他還撰文肯定了王安石對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王育濟則撰文認為募兵制雖有弊端，但使生產者免受征伐之苦以及廂軍分擔勞役，也使農民得以精耕細作；程民生也撰有《北宋募兵制的特徵及其性質》。王雲海、張德宗《宋代郵遞鋪兵》認為招募鋪兵傳遞郵件反映了宋代募兵制改革中的一個側面，張德宗還對北宋的禁兵、廂兵、鄉兵等制度進行討論。程民生研究了西北的鄉兵，任樹民則探討了西北的蕃兵。此外，劉東社《北宋騎兵簡論》、李昌憲《宋代將兵駐地考述》等文，也各具特色。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是首部系統研究宋代兵制的專著。
宋代法律的研究，1929年楊鴻烈《宋代的法律》和1942年金毓黻《宋代敕令格式》是早期全面研究宋代法律的論文；1949年鄧廣銘《宋史刑法志考正》，則是宋代法律研究的基礎之作。此外，有張蔭麟《北宋關於家庭制度的法令》、谷霽光《宋代繼承問題商榷》、陳鵬《唐宋繼承法研究》，是1949年前僅有的部門法制論文；唐志炯《南宋的醫事律令》是五六十年代僅有的宋代法律論文。宋代法律研究到70年代末以後逐漸活躍，季懷銀對宋代法官制度、刑訊制度、司法中的督催等均有專題論文，他還與王雲海、朱瑞熙等合著《宋代司法制度》一書。郭東旭有宋代的財產繼承法、刺配法、酷刑等多方面的論文和專著《宋代法制研究》。戴建國則研究宋代刑事審判制度、獄政制度及公證機構「書鋪」等。此外，還有楊廷福、錢元凱《宋朝民事訴訟制度述略》，趙曉耕《試論宋代有關民事法律的規範》，張邦煒《宋代官吏經濟違法問題考察》，董家駿《宋代商業立法述略》，殷嘯虎《北宋前期司法監察考察》等文，劉銘恕《宋代出版法及對遼金之書禁》，趙勝《宋代的印刷禁令》，顧利民、霍有光《宋代的礦冶法令及政策》，方寶璋《宋代的財政監督法》，安國樓《宋代笞杖刑制度論略》，王永貞《宋朝預防官吏經濟犯罪的法律措施》，總的來說研究宋代法制史的學者及論著數量較多，雖涉及面較寬，但許多問題大多還只有一二篇文章。
農民起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侯外廬、王曾瑜、王瑞明、漆俠、關履權、何竹淇、張志康、鄭世賢、夏露、顧吉辰、張其凡等人，都有綜合研究宋代農民起義的論文。此外，對宋代各次農民起義的論文數量也不少，自馬泰來《從李若水的詩論歷史上的宋江》一文發表後，在宋江受招安問題上的看法已一致，但宋江是否征方臘的問題仍有爭論，對其他農民起義的具體問題也有許多討論。自80年代中葉開始，已很少有討論宋代農民起義的論文。
此外，討論宋與遼、金、西夏、蒙古（元）關係的論文較少，胡昭曦主編的《宋蒙（元）關係史》是迄今這方面唯一的專著。討論對外貿易的論文稍多，還有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等專著。
文化領域一直是主要由相關學科的學者進行研究，宋史學者研究的既少，又多是對人物以及史學史的研究。文化領域研究最多的是文學史，自20世紀初以來，僅中國文學史的專著就多達一百多種，小說史也有一二十種，文學批評史、詩史、詞史亦有多種，都有論述宋代的篇、章，而以1963年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為著。有孫望、常國武《宋代文學史》和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宋代文學研究主要是宋詞研究，主要學者有夏承燾、唐圭璋、胡云翼等。宋史學者研究宋詞著名的只有鄧廣銘，所著《稼軒（辛棄疾）詞編年箋注》雖是名著，卻是他研究宋史「走彎路」的作品。
哲學史、思想史的討論，20世紀之初起就受到學者主要是思想史、哲學史學者的廣泛注意，章太炎、錢穆、馮友蘭、白壽彝、賀麟、陳鍾凡、邱漢生、張岱年、李澤厚等，都有論著討論宋代理學，論著多達數百篇、部，而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專著也有數十種之多，其中以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為最著名，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以很大的篇幅論述宋代思想史以及包括王安石在內的主要思想家，是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的高水平著作。侯外廬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也以50萬字的篇幅更為詳細地論述了宋代理學思想與理學家，是50年代以來開創性的專著。其他研究宋代理學思想及理學家的論著數量很多，不一一介紹。
理學研究也引起宋史學者的重視，鄧廣銘1984年在《略談宋學》中指出：「應當把宋學和理學加以區別」，理學是宋學的一個學派，理學形成一個大學派是在宋高宗、孝宗之際。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指出宋學形成後王安石新學派占主導地位，理學在宋高宗時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持，成為主導地位的學派。陳振《略論南宋時期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派》，認為直至理宗前期，新學、理學二派是主導學派，理學派的獨尊是在理宗後期開始的。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史學家的重視，40年代金毓黻、魏應麒、傅振倫等均有中國史學史著作問世。宋代史學發達，宋代史學中研究最多的是司馬光《資治通鑑》，陳垣、翦伯贊、白壽彝、聶崇岐等眾多學者都曾撰文討論。其次是對歐陽修、鄭樵、馬端臨等史學家的研究，柴德賡、陳光崇、陶懋炳等均有研究歐陽修史學的論文。關於鄭樵，有顧頡剛《鄭樵傳》等文、白壽彝《鄭樵對劉知幾史學的發展》等文；吳懷祺有多篇研究鄭樵的論文，郭虛中、楊國楨等亦撰文討論。白壽彝《馬端臨的史學思想》是首篇論述馬端臨史學思想的論文，陳光崇、陶懋炳、張孟倫等亦有文論述。對於宋代史學家范祖禹、劉恕、李燾、李心傳、徐夢莘、袁樞等，亦有不少學者撰文討論。吳懷祺《宋代史學思想史》是對宋代史學史深入研究的力作，不但是宋代史學思想史，也是宋代史學史的首部專著。
宋代文化領域的其他學科，如小說、戲曲、音樂、繪畫、書法等，自然科學的天文、數學、化學、建築、農學、水利、醫藥學等，以及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社會風俗等，參與討論的學者和論文不少，且大都有一至數部通史，而專門研究宋代的專史則極少，僅有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程毅中《宋元話本》、郭朋《宋元佛教》等數種。
歷史人物的研究是宋史研究中最活躍的部分，其中討論最多的是王安石及其變法，專著有鄧廣銘《王安石》（新著）等。對司馬光的評價也是研究的重點之一，專著有宋衍申《司馬光傳》、季平《司馬光新論》等，而季平、顧全芳不同意將司馬光作為保守派代表。
對岳飛的研究僅次於王安石，不僅有鄧廣銘《岳飛傳》（增訂本），還有王曾瑜《岳飛新傳》及其他數種；此外，1977年以來的論文就有一百多篇，《滿江紅》詞的真偽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自1937年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提出《滿江紅》詞始見於明弘治十一、十二年（1498、1499）間，1961年夏承燾的《岳飛詞考辨》更進一步說《滿江紅》詞作於弘治十一年，是出於戰勝韃靼的王越一輩將帥或幕府文士之手。1981年鄧廣銘《再論岳飛的詞不是偽作》，指出《滿江紅》詞在景泰二至三年（1451、1452）間即已編入《精忠錄》，當來源於南宋或元人著作，並肯定是岳飛真作，此說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
其他人物有，宋太祖、宋太宗、趙普、楊業、范仲淹、柳永、歐陽修、包拯、蘇軾、沈括、蘇頌、二程、韓侂胄、朱熹、陸九淵、李燾、李心傳、陸游、辛棄疾、馬端臨、文天祥等，其中大多數已有傳記，有的還有數部傳記著作。
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人物「新傳」系列，已出版的宋人新傳有程應鏐《范仲淹新傳》、《司馬光新傳》、王曾瑜《岳飛新傳》等。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畫家叢書」中的宋人畫家，已有周積寅《董源、巨然》（五代、宋），張安治《郭熙》，沈邁士《王詵》，周蕪《李公麟》，孫祖白《米芾、米友仁》，鄧白《趙佶》，劉興珍《李嵩》等。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200部傳記中有28部屬於宋人傳記，另有附傳6人，傳主共34人。如：姜國柱《李覯評傳》，梁紹輝《周敦頤評傳》，龔傑《張載評傳》，陳祖美《李清照評傳》（附《趙明誠評傳》），潘富恩、徐餘慶《呂祖謙評傳》，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張義德《葉適評傳》，以及《劉徽評傳》所附的《秦九韶評傳》和《楊輝評傳》等。
上述三個系列傳記的出版，擴大了宋人傳主的範圍，推動了對宋代歷史人物的研究，促進了宋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台灣、香港地區的宋史研究自50年代起，尤其是60年代以後台灣地區的宋史研究有了相當大的發展。1957年台灣大學歷史系姚從吾倡議成立「宋史研究會」，並由台灣師範大學蔣復璁、趙鐵寒，台灣大學方豪共同編輯出版《宋史研究集》。1963年他們又與屈萬里一起重新成立「宋史座談會」，定期進行學術座談，已達100多次；繼續編輯出版《宋史研究集》，已出版24輯，除早期數輯刊載少數1949年以前的舊作，極大多數是台、港宋史學者的新作。台、港地區各大學大多開設「宋史」課程，推動了宋史研究的發展。
學術交流方面，1981年5月，東海書院文史研究所和新亞研究所，聯合舉行「宋史研討會」，並推舉宋晞、林天蔚等為香港「宋史研討會」聯絡人。198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辦「國際宋史研討會」，出席的有美、德、澳大利亞諸國以及香港地區、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20多人。
1985年7月，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辦「中國中古史國際研究會」，出席的有美、日、韓以及中國台灣、香港地區學者40多人，其中有宋史學者，1987年出版會議論文集《唐宋史研究》。
1988年6月，台北召開「紀念司馬光與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有美、日、韓以及中國台灣、香港地區學者百餘人參加。
1988年6月，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等主辦「國際宋史研討會」，美、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中國台灣、香港地區學者50多人參加，促進了宋史研究的發展與交流。
姚從吾的宋史論文已編入《東北史論叢》、《姚從吾先生全集》，其他學者出版宋史論集的有蔣復璁《宋史新探》、宋晞《宋史研究論叢》、陶晉生《宋遼金史新論》、王德毅《宋史研究論集》、林天蔚《宋代史試析》與《宋代史事質疑》、孫國棟《唐宋史論叢》、黃寬重《南宋史研究集》、黃啟方《兩宋文史論叢》、王明蓀《宋遼金元史論文稿》等。
中國的宋史研究，包括海峽兩岸和香港的學者，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宋晞曾作過概略的統計，在他60年代所著《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計收論文1744篇，書籍237種；至1981年，宋史論文已達6100多篇，專書也有500多種；1982—1988年期間，宋史研究的論文又達4300多篇，專書140多種。至1988年，「研究成果經初步估計，論文超過一萬篇，專書約有六百五十多種」①。
①宋晞：《民國以來我國學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評估與展望》。
第四節 西夏史研究概況
清人對西夏史料的編纂
清代學者在搜集、整理、編纂西夏史料方面頗有成績，常見的西夏史籍有以下三種：《西夏書》15卷，周春撰②。成書於嘉慶九年（1804），最早的紀傳體西夏史書。在取材上，「是編大致根據各正史益以宋人書數種，採摭頗略」①，但在體例上，對歷史事實的考證分析上，都獨具見解②，今僅存傳抄殘本10卷。
《西夏書事》42卷，吳廣成撰，大約成書於道光初（1821），編年體史書。本書采唐以下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西夏記事，排比成書。起唐中和元年（881），迄於宋紹定四年（1231），一代西夏史事已具梗概。道光六年（1826）丁晏跋云：「吳西齋書，備詳本末，附考異同，雖編年系月，舉綱分目，意仿《宋史》例，實則楊氏長編紀事本末體耳。羅薈蓬萃，不謂無功，惟表明書法，几几居卷帙之半，事既近迂，書復奪主，從來無此體例也。然記載西夏事跡者，世無更詳於此者。」本書引用史料未註明出處是最大缺陷。有道光五年小峴山房初刻本，及1935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西夏紀事本末》36卷，卷首附西夏地形圖和職方表，張鑒撰。鑒生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歿於道光三十年，是書初刊於道光五年。本書輯錄宋、遼、金、元諸史中有關西夏史料，自西夏興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本末。但敘事前詳後略。間有考辨，多欠精審。有光緒十年（1884）江蘇書局刻本、光緒十一年金陵刻本。
僅有存目未見傳本的有洪亮吉《西夏國志》16卷，秦恩復《西夏書》20卷，無名氏《西夏志略》不載卷數，王雲《西夏書》4冊，徐松《西夏書》、《西夏地理考》，陳昆《西夏事略》16卷等。
清末民初集西夏史料之大成者首推戴錫章《西夏紀》28卷，編年體史書。是書以陳昆《西夏事略》為本，輔以吳廣成、張鑒、周春等書，採擷宋元以來有關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編纂而成，徵引文獻300餘種。引文多有出處，使用方便。有1924年北京京華印書館鉛印本。戴氏另有《西夏叢刊》10餘卷，未刊①。
史料輯錄考訂，有張澍《西夏姓氏錄》1卷，有清雪堂叢刻本。羅福萇、羅福頤《宋史夏國傳集注》14卷，有待時軒叢刊本。
書目與搜遺有王仁俊《西夏藝文志》1卷，《西夏文綴》2卷，有清光緒三十年（1904）刊本。羅福頤《西夏文存》1卷，外編1卷，有羅氏石印本。清代學者對西夏史料的編纂，與單純輯錄史料者不同，也是西夏歷史的研究之作。如上面提到的周春的《西夏書》、吳廣成的《西夏書事》等，在②原書15卷，今北京大學圖書館存殘本10卷，鈔本。
①胡玉縉：《西夏書》「書後」。
②李蔚：《周春評價》，《寧夏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①以上均見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說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1期；參閱吳天墀《西夏史稿·西夏文獻目錄》（增訂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體例上不無新穎之處，且重視對歷史事實的考證和分析。
近現代的西夏史研究近代的西夏史研究，首先是同西夏文字的重新發現與研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最早發現和判別西夏文字的清代考據學家張澍（1776—1847）②，曾著有《夏書》一書，可惜被毀，僅留下分量不多的《西夏姓氏錄》和《西夏紀年》兩種③。20世紀初，黑水城遺址西夏文書的發現，推動了西夏學術的研究。在西夏文字研究中頗有成效的羅振玉與子羅福成、羅福萇及羅福頤兄弟，在研究著作中多涉及與西夏史有關的問題。羅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中，據實物以考究西夏歷史紀年。羅福萇與羅福頤相繼完成了《宋史夏國傳集住》一書。西夏語文學家王靜如在三輯巨著《西夏研究》（1932）與其他著作中，也包含了對西夏歷史、文物、國名、宗教等問題的研究①。著名的史學家朱希祖、韓儒林、向達、鄧少琴及賈敬顏等人，也都發表過有關西夏歷史、民族、文物、典籍方面的研究文章②。
西夏史專著，至70年代中，內地尚屬空白。1975年香港出版的林旅芝著《西夏史》專著，搜羅宏富，但仍脫不開舊的史料編纂學的窠臼。1979年初，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六冊，在通史著作中首次把夏與遼、金放在同等地位，並對西夏的興起，夏國經濟、政治、文化作了翔實的論述。同年底寧夏出版種侃等著的《西夏簡史》，是簡明通俗的西夏專史。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增訂再版）吳天墀的《西夏史稿》，引起了史學界的重視③。是書編排合理，繁簡得當，貫徹民族平等原則，闡明西夏各族人民對祖國歷史文化的貢獻。附有大量資料性和考訂性的注釋，對專業研究者和廣大讀者都十分有益。
80年代，在國內各種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西夏史論文已達百餘篇，並出版了一系列西夏史研究論集、專題研究、資料集。西夏史方面有李範文《西夏研究論集》、白濱編《西夏史論文集》、李蔚《西夏史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史金波《西夏文化》、白濱《元昊傳》（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987）等。文物研究有《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西夏官印匯考》、《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①。西夏語文研究《文海研究》、《同音研究》②，史料集《党項與西夏資料匯編》等。辭書方面，《中國大百科全書·中②白濱：《略論西夏文字的發現與考定》，《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③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兼評》，《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①《北平圖書館館刊》4卷3號。
②朱希祖：《西夏史籍考》；韓儒林：《關於西夏民族名稱及其王號》；鄧少琴：《西康木雅鄉西吳王考》；向達：《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以上均載入白濱編《西夏史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賈敬顏：《關於西夏國名二、三事》，《天津益世報》，1948年4月27日。③參見金匯海、吳長顯《評》，《社會科學研究》（四川）1983年第1期；蔡美彪：《讀後》，《歷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①李範文：《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羅福頤輯，李範文釋文，紀宏章拓款：《西夏官印匯考》，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史金波、白濱、吳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李範文：《同音研究》，寧夏國歷史卷》及《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皆有諸多條目敘述西夏史。我國西夏史研究人員與機構也在不斷壯大發展。北京、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四川等省區的研究機構與高等學校都有專人從事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我國的台灣省與香港也有專門從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學者，他們不斷有新作發表③。
西夏史料整理的新成果1983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韓蔭晟編《党項與西夏資料匯編》（上卷第1、2冊），收錄了隋初到元末「正史」、各類史籍、文集、金石史料中有關党項與西夏資料，分傳記、人物傳和散見史料編年三部分。所錄史料考其來源、異同，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西夏史料匯編。
近年來有關史料校勘、訂訛和史籍評介的文章較多，如對党項與西夏人名、姓氏、官號、地理、人物、歷史事件的考訂、辨誤①；對明刊《宋西事案》②、佚名《西夏志略》③的考證介紹，對周春《西夏書》、西夏骨勒茂才《蕃漢合時掌中珠》漢文內容的評介④。
近年來，流失國外的黑水城西夏文書陸續介紹到國內。前蘇聯出版的黑水城西夏文書目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及有關文獻著作也為國人所知，一些較重要的西夏文著作、文獻得到新的譯介，並應用在西夏史的研究中。1993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濱，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國璋、李偉國與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克恰諾夫，分別代表中俄兩國三方達成正式協議，共同編輯出版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漢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獻①，出版後必將對西夏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近年來西夏史研究的主要問題西夏史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在短時期內取得的成績卻比較顯著。研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除已介紹香港林旅芝著《西夏史》專著外，還有台灣林瑞翰寫的《西夏史》文章，闕鎬曾《宋夏關係之研究》以及王民信、龔煌城關於西夏文字文獻、語言文字的論文。
①主要有湯開建：《西夏監軍司駐所辨析》，《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張澍：《訂誤》，《蘭州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西夏史瑣談》，《寧夏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顧吉辰：《西夏紀事辨誤》，《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讀札記五條》，《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4期。
②李範文：《一部國內罕見的西夏史書——》，《寧夏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白濱：《考》，《西北民族文叢》1983年第3輯；張翼之：《讀質疑》，《寧夏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③房建昌：《關於日本所藏》，《寧夏社會科學》1984年第3期；白濱：《考》，《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④李蔚：《周春評介》，《寧夏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初探》，《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①史金波：《整理拍攝俄國所藏黑水城文獻記》，《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1期。究的問題比較廣泛，又因史料不足，往往使研究難以深入。以下就西夏史研究中主要問題的進展和爭論，作概括性介紹。
一、關於西夏王族拓跋氏的族屬問題。歷史上已存在兩種說法：據《隋書》及新舊《唐書》，党項是羌族的一支，党項八部之一的拓跋氏無疑屬羌族一系；②另一說拓跋氏源出鮮卑族系，是根據宋、遼、金三史《夏國傳》中關於西夏王室的記述，稱先世「本魏拓跋氏後」③。二說至今仍然存在，但討論已逐步深入。較多的論著中對鮮卑族系說提出較詳細的論證：第一，用比較充分的史料證明西夏王族拓跋氏源於鮮卑拓跋，雖然還無材料確證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後裔，但西夏拓跋氏與元魏拓跋氏同出一族似無疑義。第二，原居於我國東北大鮮卑山一帶的拓跋鮮卑一支，大約在公元3世紀中期進入了河西，並有一部分歸附或進入吐谷渾部族，成為其中的一個部落。到隋末即脫離吐谷渾統治，形成一個以拓跋鮮卑為核心的党項部落聯盟，即党項八部。第三，拓跋鮮卑流入羌部形成党項拓跋氏，史書所稱「党項羌」，表明了鮮卑人與羌人的融合，表明了歷史上統馭諸羌的鮮卑人又成為新的民族共同體党項羌的統治者，也表明了不可避免地反被「羌化」的歷史命運①。有的論著還從歷史記載中党項拓跋氏與被統治的羌族在稱謂上表現的對立性，多沿「北俗」而非羌俗的西夏風俗，以及族稱、語言系屬等方面來論證西夏王族拓跋氏與被統治的「党項人民」分屬於不同族屬②。
二、西夏的社會性質及其分期。有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党項內遷使党項社會開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過渡，即由部落社會向部落聯盟過渡。從宋初李繼遷到李元昊建國，党項社會完成了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的轉化時期。李元昊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國家③。第二種意見認為，党項內遷後，進入宋朝統治時期，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發展了奴隸制，進而建立了党項奴隸主國家。元昊建立了「產生於氏族公社廢墟上的奴隸主的國家」，「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時期，..逐步完成了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轉化」（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冊）。第三種意見認為，党項羌從公元6世紀左右已處於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會末期，從7世紀末內遷後，在定居內地二三百年的過程中，党項社會跨入以家長奴隸制為特徵的奴隸社會，同時也積累了封建制因素。從五代宋初起特別是從李繼遷時期開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國標誌著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領主制，乾順以後，進入封建地主制（吳天墀《西夏史稿》）。三種意見歸結為兩點，一是對西夏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認識，一是西夏社會的發展是否經過奴隸制問題。對後一點持否定看法者，主要是分析西夏社會「奴隸」的存在與否及其身份問題。他們認為，如果說建國前党項社會存在著有奴隸身份的「奴隸」的話，②《舊唐書》卷198《党項羌傳》：「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錄·党項》：「党項，西羌之遺種。」
③《宋史》卷485《夏國傳》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遼史》卷115《西夏外記》：「西夏本魏拓跋氏後。」《金史》卷134《西夏傳》：「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拓跋氏。」
①湯開建：《關於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4期。②唐嘉弘：《關於西夏拓跋氏的族屬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第2期；又《論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關係》（1981年寧夏西夏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吳天墀：《西夏史稿》。③金寶祥：《西夏的建國和封建化》，甘肅師範大學《歷史教學與研究》1959年第5期。也不是社會生產的主要擔負者。有奴隸存在的社會並不一定是奴隸社會。西夏建國後，靠對外戰爭俘虜奴隸而建立的奴隸社會也是不存在的，因為西夏對外擄掠戰爭直至西夏滅國前夕都在發生。奴隸制的存在要靠對外擄掠以補充奴隸來源，但不能反過來說，對外擄掠必須以奴隸制為其歸宿①。
三、西夏的官制問題。今人的西夏史論著在談到西夏官制時，都認為存在著「蕃官」與「漢官」兩套官制，兩個系統②。對「蕃官制度」的產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種意見認為兩套官制之設始於元昊建國，「元昊一面採擇宋制建立官職，一面又設党項官，兩個系統並立」（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冊）。兩套官制論者認為，其目的在於既保持党項貴族在政府里的主導地位，同時又適應漢族地主階級建功立業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實行統治，就像遼王朝設南北面朝官一樣（吳天墀《西夏史稿》）。
兩套官制之說本於吳廣成《西夏書事》，有關記載說，元昊建國「始立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其制多與宋同。自中書、樞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漢人分為之，而其專授蕃職有寧令、有謨寧令、有丁盧、有丁努、有素齎、有祖儒、有呂則、有樞銘，皆以蕃號名之」（卷11）。至毅宗時「備官制」，又有「漢設..等官；蕃增..諸號」（卷20）云云。爭論的關鍵是對吳廣成的記述有不同理解：「蕃號」是否就是「蕃官系統」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設有蕃官系統者，首先考察所謂「蕃官」名稱的「蕃號」出現的特定環境與歷史背景，認為所謂「蕃號」，不過是西夏官制名稱的西夏文字譯名，它僅出現於出使宋朝的夏國使臣的本官稱謂中，這是由於宋朝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現象，因而留載於史籍。我們在西夏同遼、金兩國的交往中還找不到這種例子。這種職官名稱與「蕃號」的對譯，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獻中可以得到證實①。此外，從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漢文有關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兩套官制的記載②。更多的事例說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國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漢人為之」的①，因此兩套官制之說，其中有一「蕃官系統」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評價。對西夏歷史人物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對李繼遷、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評價上。李繼遷是西夏國的奠基者，史學界著重強調他在反對民族壓迫、統一党項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漢族先進生產技術和封建文化，加速党項族的發展，促進党項社會進步方面的貢獻。李繼遷有著敏銳的政治眼光，突出的軍事才能與過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為党項族的傑出領袖②。對夏國創建人李元昊的評價，著重強調他作為一個卓越的政治家、軍①張廣志：《党項與奴隸制》，《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②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冊；鍾侃等著《西夏簡史》；吳天墀著《西夏史稿》。①《西夏書事》卷21：「初，夏使入貢，移文延州，稱使者官曰樞密，鄜延安撫使程戡奏令稱使副不以官，或稱領盧。領盧，蕃樞密號也。」據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漢合時掌中珠·人事下》：「樞密」西夏文」，音「領盧」。
②漢文資料如《宋史·夏國傳》；西夏文資料如《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西夏官階封號表》等。①《宋史》卷485《夏國傳》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朝不第舉人張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禮法延祚四年（1041）官至國相、太師、中書令。
②徐莊：《試論李繼遷的歷史作用》，《寧夏大學學報》1981年第4期；徐莊、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事家，在創建夏國過程中的豐功偉業。征服回鶻、吐蕃，統一河西的戰爭，建國後對北宋與遼的戰爭，都顯示了他作為軍事家的才能；建國前後在政治制度、文化事業上的建設，表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眼光與手段。在党項族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元昊能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完成了本族獨立自主的大業。元昊的私生活與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這並不影響他作為党項族的民族英雄稱號③。對西夏「中興」之主李仁孝的評價，著重強調他在吸收和推行漢族封建文化，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的進步措施，對西夏後期社會的發展有積極作用；消極作用是，崇儒尚文導致了党項族固有的崇實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進入了由盛而衰的時期。任得敬分國陰謀的敗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①。
五、戰爭性質問題。在上述論著中主要涉及到李繼遷和李元昊時期對宋戰爭的性質問題。在評價李繼遷領導的長達22年的反宋戰爭時，有人認為這是一場反對民族壓迫的正義鬥爭，具有民族起義性質②。與此相反，有的看法是：首先，宋初，對西北各民族實行恩撫羈縻政策，對党項族及其首領尤甚，因而否認宋朝對党項族實行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政策。其次，李繼捧向宋朝獻銀、夏等五州，與宋太宗收復五州之地是與當時統一的大勢相吻合的，是歷史的進步，對党項族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統一都是一件好事。李繼遷的反宋戰爭，代表了頑固堅持割據的党項貴族階層的利益，戰爭給雙方人民都沒有帶來半點福音，而是痛苦、災難和死亡。因此李繼遷發動的反宋戰爭是一場不義之戰③。關於元昊對宋戰爭的性質，多數的意見認為，元昊在十餘年中同宋朝進行過40多次大小戰爭，主要是侵略性的掠奪戰爭。戰爭不僅破壞了被侵犯地區宋朝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對夏國包括党項族在內的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與經濟發展也起了破壞作用④。也有人認為，宋夏之間的戰爭包括元昊與宋朝的戰爭，「兩者的戰爭之端大都是宋方挑起的」，因此強加給西夏的「叛宋」、「寇邊」、「擄掠」的種種罪名，應予推翻（張翼之《宋夏關係略論》）。
六、關於西夏後裔問題。西夏的主體民族党項族是歷史上已經消亡的民族。元滅西夏，元代稱西夏人為唐兀氏，列為色目人，他們多在原居地，或被派往南北各地做官，也有相當數量的唐兀軍被派到各地戍守或屯田。這些人後來的下落如何，史料記載是不足的①，近年來許多新的發現與實地調查，使這個問題逐步明晰與充實起來。如甘肅酒泉發現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漢、回鶻文合璧），記述一個党項家族自西夏滅亡至元末繼遷》，《文史知識》1982年第3期；吳光躍：《為李繼遷辨》，《寧夏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③劉建麗：《元昊》，甘肅師範大學《歷史教學與研究》1983年第3期；吳光躍：《趙元昊》，《歷史教學》1983年第4期；白濱：《元昊傳》，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①羅矛昆：《西夏仁宗李仁孝》，《西北民族文叢》1984年第1期。
②吳天墀：《西夏史稿》；吳光躍：《為李繼遷辨》；張翼之：《宋夏關係略論》，《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③湯開建：《李繼遷領導的反宋戰爭是一場反對民族壓迫的正義鬥爭嗎？》，《西北民族文叢》1984年第2期。
④湯開建：《西夏元昊反宋戰爭性質探討》，《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①見《元史》中有關唐兀氏人物傳及屠寄《蒙兀兒史記》、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參見湯開建：《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肅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相延六世的職官、世系及活動②。又如河南濮陽市郊柳屯鄉楊十八郎村發現的《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及楊氏族譜，證明了當地十餘個自然村中的楊姓居民3500餘人均為西夏遺民後裔③。對元末殉職的唐兀氏余闕家鄉廬州（今安徽合肥）的調查，並從《余氏宗譜》得知，余闕之後代延27世至今仍生活在安徽④；據記載還有王氏一族的西夏後裔居住在安徽⑤。河北保定韓莊西什寺遺址新出土的西夏文經幢石刻，記錄了明中葉有近百名党項人在此的活動①，這個發現也把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延長到明代中期②。關於西夏滅亡後有一部分西夏遺民南徙四川木雅（屬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地區建立小邦的問題，早在1949年以前就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注意，作過實地考察③。近年來國內也有人作過調查④，有的論著從種族、語言、地名等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論證（吳天墀《西夏史稿》）。
除上述問題外，由於新的資料發現與研究的深入，近年來不少文章還對諸如西夏國名，監軍司的數量與駐所，錢幣的鑄造與使用，佛經的翻譯與刻印，西夏與宋、遼、金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並有新的進展⑤。
國外研究簡況國外對西夏史的研究以日本和原蘇聯為主，時間長，成績也比較突出。
日本的著名學者白鳥庫吉、中島敏、宮崎市定、長部和雄、小林照道等人，都發表過有關西夏歷史與文化的文章①。較早專門從事西夏語文研究的石濱純②白濱、史金波：《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考釋》，《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③任崇岳、穆朝慶：《略談河南省的西夏遺民》，《寧夏社會科學》1986年第2期。④史金波、吳峰云：《西夏後裔在安徽》，《安徽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元代党項人余氏及其後裔》，《寧夏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
⑤馬明達：《也談安徽的西夏後裔》，《寧夏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①鄭紹宗、王靜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濱：《明代西夏文經卷和石幢初探》，載《考古學報》1977年第1期。
②過去所知最晚的西夏文字資料是元代至正八年（1348）莫高窟所建速來蠻西寧王六字真言碑中的西夏字。保定經幢刻於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比原來下限延長150年，西夏文字從創製後到使用有460多年歷史。
③鄧少琴：《西康木雅鄉西吳王考》，中國學典館單行本1945年。國外學者考察後所發表的文章有巴波爾（E.C.Baber）：《中國內地的旅行與考察》，1882年等。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孫宏開、寧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範文等曾親赴調查。李範文有《西夏遺民調查記》一文，收入其所著《西夏研究論集》一書中。
⑤主要文章有：吳天墀：《論党項拓跋氏族屬及西夏國名》，《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陳炳應：《西夏監軍司的數量和駐地考》，《西北師院學報增刊·敦煌學研究》1986年第5期；牛達生：《從出土西夏窖藏錢幣看西夏貨幣經濟》，《寧夏社會科學》1986年第2期。史金波：《解》，《文獻》1979年第1期；《西夏文發願文譯證》、《西夏文序跋考》，分別載《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1983年第3期。張翼之：《宋夏關係略論》。李範文：《論西夏與宋的關係》，收入其《西夏研究論集》中。白濱：《論西夏與遼的關係》，《民族史論叢》，1988年。劉建麗、湯開建：《金夏關係述評》，《西北師範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①白鳥庫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學雜誌》第9編，11—12號，1898年。中島敏：《關於西夏銅鐵錢的鑄造》，《東洋學報》（東京）第7冊，1935年；《西夏政局的變遷與文化的推進》，《東太郎及其後繼者西田龍雄、橋本萬太郎等語言學家，在其西夏語文的專著中也多涉及西夏歷史問題②。日本主要從事西夏史研究的首推岡崎精郎，從1947年發表《唐代党項的發展》一文起，以後又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西夏史的研究文章。1972年，他綜合自己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已發表的一系列單篇論文為基礎，撰作《党項古代史研究》（《東洋史研究叢刊》第27）一書。是書論述從唐、五代到宋初西夏建國前李繼遷與李德明時代党項歷史及党項與河西回鶻關係等，並附論西夏的民族信仰、西夏習慣法及法典等問題。史料豐富，考釋詳盡，是一部有分量的西夏古代史著作。50年代以後，日本的一些學者，如前田正名、田村實造、山本澄子、長澤和俊、松田政一等，也都發表有關西夏歷史研究的論文①。1964年出版的前田正名著《河西歷史地理的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出版）一書，在第五、六兩章中，比較詳細地研究10至11世紀河西歷史地理問題，即探討這個時期西夏對河西的統治、軍鎮配置以及有關戰爭問題。日本後起的青年學者松澤博（野村博），從事西夏文字文獻的研究，近年來發表了多種西夏文佛經、文書等的研究文章，對西夏歷史的研究很有價值②。
從20世紀初至70年代末，蘇聯的「西夏學」一直處於重要地位，這是由於蘇聯擁有柯茲洛夫於我國黑水城遺址所獲（珍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大批西夏文書③。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研究這批西夏文書的有伊鳳閣、鄂登堡。自20年代起，又有龍果夫、聶歷山、弗魯格、祖柏爾、科切托娃等人④。成績昭著者為聶歷山，蘇聯1960年出版的兩卷本《西夏語文學》（莫斯科東方文獻出版社），是他編著的西夏文字典遺稿，卷首收集了他在西夏語文、歷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從50年代以後，蘇聯從事「西夏學」研究的有克恰諾夫、索夫洛諾夫、格列克、卡津、孟什科夫、捷倫捷也夫·卡坦斯基、柯萍、科洛科洛夫、魯勃·列斯尼欽科等人。與此同時，研究重點也從研究語言文字為主，轉向全面探討西夏歷史、文化各方面的專題研究，已發表的論文、專著已達上百種方學報》第6冊，1936年。宮崎市定：《西夏的興起與青白鹽問題》，《東亞經濟研究》，18∶2，1934年。長部和雄：《西夏紀年考》，《史林》18卷3—4號，1933年。小林照道：《關於西夏佛教研究》，《支那佛史》2—3，1938年。
②石濱純太郎：《西夏學小記》，《中國學》1—3，1920年；3—2，1922年。《西夏國名考補正》，《龍谷大學論叢》3—5，1933年。西田龍雄：《關於西夏的佛教》，《南部佛教》22卷，1969年。《西夏王國的性格與文化》，《岩波講座·世界歷史》9卷，1970年。
①前田正名：《西夏時代避離河西的交通路線》，《史林》第42卷第1號，1959年。田村實造：《遼與西夏的政治關係史》，《東亞學》第9冊，1944年。山本澄子：《關於唐代党項的移居》，《史觀》第26、27期；《五代宋初的党項民族及其與西夏建國的關係》，《東洋學報》第33卷第1號，1950年。長澤和俊：《西夏的進入河西與東西交通》，《東方學》第26冊，1963年。松田政一：《關於西夏黑水城的調查》，《東方學》第19冊，1950年。
②《西夏語譯經史研究》，《佛教史研究》第19卷2號，1977年；《西夏文土地買賣文書書式（1）（2）》，《東洋史苑》14、15號，1979年；《西夏文穀物借貸文書》，《龍谷史壇》第77號，1979年。③[俄]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與刊本》，莫斯科東方文獻出版社1963年版。譯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室資料組編《民族史譯文集》第3輯。
④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北平圖書館館刊》4卷3號，1932年；黃振華：《評蘇聯近三十年的西夏學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2期。
（參見黃振華《評蘇聯近三十年的西夏學研究》）。其中以研究西夏歷史著稱的學者是克恰諾夫，1960年6月以《西夏國（982—1227）》為題的學位論文獲歷史學副博士學位。1964年曾在北京大學學習。1970年獲史學博士學位。從1959年起他參加了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整理西夏文書檔案工作，同時開始學習西夏語文，近三十年來發表以西夏史研究為主的論文著作40餘種，曾多次在國際學術會上宣讀關於西夏史的學術論文①。其代表作為1968年出版的《西夏史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共分九章，分別敘述党項的興起、發展，西夏國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元昊、諒祚、秉常、乾順、仁孝時期的政治與戰爭形勢，發生的起義，文化事業，西夏的滅亡。本書採用了大量的漢文史料與西夏文史料，其重大價值在於首次大量引用了世人罕見的珍貴的西夏文史料，不足之處則在於對漢文史料以及西夏文史料譯讀的錯誤所造成的對史事的錯誤評斷。作者研究西夏歷史的方法及觀點，如對西夏歷史地位與作用的估價也都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近年來，克恰諾夫主要從事西夏文法典以及格言、諺語、詩歌的研究，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論文（參見黃振華《評蘇聯近三十年的西夏學研究》），對深入研究西夏史十分重要。
國外研究西夏史的學者還有法國的史泰安，美國的陸寬田、R·丹尼爾，匈牙利的瑪利亞·范凌思，韓國的申采湜等，他們都發表過有關西夏史的研究論著①。
①黃振華：《評蘇聯近三十年的西夏學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2期。①[美]寬登編：《西夏學論文目錄》。鄧如萍（R.Dunnell）：TangutsandtheTangutstateTaHsia，1983。[匈]瑪利亞·范凌思：《中國史學所見的西夏國家構成》等。其餘著作可參見吳天墀《西夏史稿》、李範文《西夏研究論集》所附之文獻目錄。
第五節 金史研究概況
元、明、清三代對金史的研究金滅之後，元、明、清三代對金史的研究有一定成就。文學家元好問晚年為撰寫金史曾搜集了大量的資料，並編有《中州集》。雖然他未能實現其志願，但卻有利於後來的編寫工作。與元好問編《中州集》的同時，另有馮青搜集金代文章數百卷。王鶚為寫金史也搜集採訪和整理了不少史料。明楊循吉撰《金小史》。
對金史研究最有成就的還是清代。清代由於考據之學風行，很重視史料的整理工作。清代對金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主要表現在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上：遺書鈔錄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詔開四庫全書館，諸儒臣輯《永樂大典》散見之書，金人編的《大金吊伐錄》及王寂的《拙軒集》、《遼東行部志》、《鴨江行部志》皆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經過整理，諸書得以流傳。
遺文輯錄主要是將金代的文章、詩詞、碑刻等整理匯集成書。
《全金詩》74卷，郭元釬康熙五十七年（1718）奉旨編輯。此書是在元好問《中州集》的基礎上增補而成，所收詩約6000首，作者近500人。有康熙刻本和乾隆西爽閣重修本。
《金源紀事詩》，湯運泰編輯，清嘉慶十八年（1813）刊本。
《金文雅》16卷，莊仲方編輯。此書是從文集、正史、《元文類》、《玉堂嘉話》和幾種地方志中所輯出的金人詩文，按賦、詩、詔令等文體進行分類編排。輯錄不廣。有光緒十七年（1891）江蘇書局刊本。
《金文最》120卷，張金吾編輯。此書只收文不收詩。除採集自《金史》、《大金集禮》、《大金吊伐錄》、《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諸書之外，凡山經地誌、金石碑版以及醫書、譜錄、雜家小說，旁及外國史書，無不甄錄，併合之《拙軒集》等五文集，分類編次。此書搜羅至廣，因多有難以查到者，便於初學金史者翻閱，是一部頗有實用價值的史料叢編。有光緒七年廣雅書局本。通行者為光緒二十一年江蘇書局60卷本，刪去了《金文雅》已著錄諸篇。
諸書輯錄其要者有石蓮盦彙刊之九《金人集》，吳重熹輯，有清光緒中海豐吳氏刊本。內輯《拙軒集》6卷，《補遺》1卷，金王寂撰，光緒二十年信陽刊；《閒閒老人滏水文集》20卷，附札記2卷、附錄1卷，金趙秉文撰，札記、附錄為吳重熹所撰，光緒二十九年湖北刊；《滹南遺老王先生集》45卷，續1卷，金王若虛撰，光緒十六年開封刊；《元遺山先生集》40卷，附錄1卷，補載1卷，金元好問撰，清張穆校，光緒三十年靈山楊氏刊，載有施國祁、凌廷堪、翁方綱撰《元遺山先生年譜》；《新樂府》5卷，補遺1卷，金元好問撰，光緒三十一年江寧刊；《續夷堅志》4卷，元好問撰；《蕭閒老人明秀集注》6卷（原缺卷4—卷6），補遺1卷，金蔡松年撰，金魏明道注，光緒三十年江寧刊；《二妙集》8卷，逸文1卷，金段成己、段克己撰，光緒三十二年江寧刊；《天籟集》2卷，摭遺1卷，元白樸撰，光緒三十一年江寧刊。
《金史》補遺清時做了不少史料的補遺工作，其中包括對史書、文集、書目的補遺。杭世駿仿厲鶚《遼史拾遺》例，編《金史補遺》，全書擬為百卷而未能完成，只有南京國學圖書館藏傳鈔本5卷，收入《滿蒙叢書》第2卷。錢大昕有《遼金元三史拾遺》5卷，清廣雅書局刊。盧文弨有《金史禮志補脫》、《補遼金元藝文志》，收入《廿五史補編》第六冊。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1卷，收入《昭代叢書庚集》。
校勘注釋清代對史料考異、校勘、注釋極為重視。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其中有關於《金史》部分。《續資治通鑑》、《金史紀事本末》皆附考異，可資對史事鑑別。繆荃孫《大金集禮校勘記》，見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書局《大金集禮》附錄。
對《金史》進行校勘、注釋而取得卓著成績的是施國祁的《金史詳校》10卷。施國祁原是布店掌柜，他用二十餘年功夫讀《金史》十餘遍，寫成此書。《金史詳校》根據《金史》各種版本互校，同時也用其他書校勘《金史》，訂正了不少版本及史實方面的訛誤，校注齊備，是讀《金史》所必備的參考書。有光緒八年會稽章氏刻本。
除上述的史料整理外，清代學者如萬斯同、錢大昕、趙翼等對金史都有所研究，李有棠撰《金史紀事本末》52卷，雖無新資料，但備一體。
元、明、清三代對金史的研究雖很薄弱，但仍是留至今日的一份珍貴的遺產。
近代以來對金史的整理與研究從辛亥革命至今八十餘年間，金史的研究經過的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1911年到1931年20年間，是金史研究的第一時期，開始脫離了清代研究的老路子，把對金史的研究向現代史學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王國維把考據學的方法運用到金史的研究上來，寫過《遼金時蒙古考》、《金界壕考》等重要著作，開史學研究的新生面。此間，對金史研究還有吳廷燮的《金方鎮年表》。
從1931年至1949年的近20年間，是金史研究進入開拓時期，有向廣深發展的趨向。金毓黻從黃侃治音韻訓詁學，他繼承王國維的治學方法，並接受近代史學研究給予他的影響，重視考古資料和國外研究成果的運用，寫了《東北通史》和《宋遼金史》。隨著對金史研究的開展，研究的範圍越來越廣，包括經濟、政治、軍事、史地、文學藝術、宗教、女真族及其文字、金宋關係、民族關係、人物及考古等各方面。此間有陳述的《金史氏族序例》、《金史氏族表例言》、《金史氏族表初稿》、《契丹、女真姓氏考》等。羅福頤對女真國書碑刻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朱希祖《金開國前三世與高麗和戰年表》等。曾資生對金代經濟、科舉、鄉里、舉薦等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姚從吾探討了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毛汶將已發表文章輯成《遼金國事史論文集》（開封，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從1949年到1978年，是金史研究發生了重大變化時期。1949年以來，對金史研究的特點，是更廣泛地吸引了各相關的學科參加，歷史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文學、民族文字學、考古學、醫學、科學等，都有人就本專業進行研究。這個時期，出版了陳述的《金史拾補五種》，是對金史研究的一個新轉折的開端。
1979年以後，對金史的研究轉向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個轉變應以蔡美彪主編《中國通史》第六冊以《金朝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發展》為開端，第一次以金朝的斷代史規範出現在通史之中。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遼金史論文集》，是1949年以來研究成果的總匯。金啟孮先後出版其所著《女真語言文字研究》和《女真辭典》。考古界出版了金代壁畫和官印的專集。張博泉先後出版《金代經濟史略》、《金史簡編》、《金史論稿》第1卷。對女真先世渤海的研究也出現嶄新的情況，出版王承禮《渤海簡史》和朱國忱、魏國忠的《渤海史稿》。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學會成立後推動了對遼金史的研究，已編輯出版《遼金史論集》多期。有的雜誌專為渤海史、金史研究開闢專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及《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皆有諸多條目敘述金史，它們的出版推動了金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我國台灣省對金史的研究也成果顯著，出版多種專著。
此外，對金史的史料整理，也有不少成就。繼清人之後，今人對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有孫德讓的《全金詞》，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孫德讓還輯有《金源七家文集補遺》一書。朱希祖有《偽齊錄校補》一冊，獨立出版社1944年刊。鄭文焯編《金史補藝文志》1卷稿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陳述為金史補《氏族志》，還輯有《遼金聞見匯錄》。羅福頤是對女真文字研究最有貢獻者之一，輯有《滿洲金石志》3卷，其中有不少金代金石資料。
陳述著《金史拾遺五種》，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此書包括總序、《金史氏族表》6卷、《女真漢姓考》2卷、《金賜姓表》2卷、《金史同姓名表》1卷、《金史異名表》1卷，附錄索引、徵引書目略。《金史氏族表》，系搜集遼、金、元史和當時碑誌詩文中有關金代氏族的史料，按族系譜；《女真漢姓考》、《金賜姓表》，具體表明金代各族融合的史實；《金史同姓名表》、《金史異名表》，可助讀《金史》者識別有關人物。本書不僅是讀《金史》也是治民族史所必備的參考書。
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的新點校本《金史》，以商務印書館百衲本（1931年據元至正初刻本，配補元覆刻本影印）為底本，並與北監本、殿本參校，擇善而從，多有新意，還參考《大金國志》等書以及殘存的《永樂大典》有關部分加以訂正，附有校勘記，充分地吸收了前人校勘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標點和分段，是最適於應用的嶄新的標點本。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分上下兩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共收錄金元兩代282位詞家作品7293首。詳錄《道藏》中金、元道士詞，以供研究詞樂、詞律、詞韻以及詞典演變的參考。徵引書達200餘種，其中金代詞人70人，詞3572首。此書所錄都以善本、足本為據，加以標點、校勘、考訂，仿《中州集》例，作者皆有小傳，體例乃從《全宋詞》。
史料的整理，無疑對金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國外金史研究簡況國外對金史的研究，主要是日本、蘇聯和歐美等國家。
日本研究金史從20世紀初開始。起初主要是從歷史地理、語言的角度進行研究，接著對金代社會各個方面進行研究，包括金朝歷史的過程、政治、文化，對經濟的研究則不多。最後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礎上輯出幾部大的著作。日本過去研究金史的特點是與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行動和在華的統治配合的。在日本其主要著作有池內宏《金史世紀的研究》，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研究》和《金史研究》三冊，外山軍治的《金朝史研究》，田村實造的《金朝通史》（《中國征服王朝之研究》）、《金代刑法考》（《東洋史研究》1—1.2，1934年，《中國法制史研究》），野上俊靜的《遼金的佛教》，野川秀美的《金史語彙集成》等。
蘇聯對漢學的研究可上溯到沙俄時代。他們從考古地理入手，1923—1924年，托爾馬喬夫先後兩次考察金上京——白城故址，並繪出金代上京最早的一張平面實測圖。金史的研究著作有1964年出版B.E.拉里切夫的《女真史（10—11世紀）》，1968年又出版《女真人的金帝國》（《西伯利亞史》第1卷），1975年出版M.Y.沃羅弗葉夫的《女真族與金國》。
歐美研究金史的有美、德、法、匈牙利等。德國福赫伯教授於1978年發表了《蒙古侵占前夕的北中國：金朝的經濟與社會（1113—1234）》，並組織研究金史的規劃，曾作過《金代社會結構》、《金代經濟與財政》的講演。美籍華人陳學霖教授，現正從事《金史》的翻譯，著有《金史研究》、《金史纂修考》、《金史三種》等。加拿大籍華人何炳棣撰有《金代人口的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