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冊） · 第九節元朝統治下的各民族
元朝建立了幅員廣闊的多民族國家。這個國家的統治集團以蒙古貴族為核心，被統治的人民以漢族為主體。但元朝統治下的各民族，包括蒙古族的人民，都遭受著封建王朝和各族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也都在自己生活的地區內從事物質生產和文化創造，進行著不同形式的反壓迫鬥爭。元朝的建立，為民族間的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又具有不同的特點，並作出過不同的貢獻。元代中國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史書中理應有各民族的篇章。只是由於材料的缺乏和研究的不足，本書還不可能對各個民族的狀況都作出詳盡的評述。下面敘述的是元朝統治下的蒙古族、藏族、西北各族和雲南各族的大略情況。
（一）北方草原的蒙古族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以後，草原各部落，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形成為使用共同語言的蒙古族。
蒙古族聚居區大體可分漠北和漠南兩部分。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後，隨即把統治中心遷到和林。忽必烈即位，定都大都。一三○七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後改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漠北成為元朝政府統轄下的一級行政區域。嶺北行省東至興安嶺，南瀕大戈壁，西達阿爾泰山西麓，西北八鄰部管轄著鄂畢河上游直到額爾齊斯河的林木中百姓，駐在唐麓嶺北益蘭州的五部斷事官管轄著葉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流域的乞兒吉思諸部，東北則包括貝加爾湖周圍的豁里、禿馬、不里牙惕、巴爾忽諸部以及石勒喀河至額爾古納河一帶合撒兒的領地。
在漠南地區，陰山以北居住著汪古部。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又將新占領的金朝土地分封給札刺亦兒、兀魯兀、忙兀、弘吉刺、亦乞列思等五投下和汗的弟侄。滅西夏後，原屬西夏的今鄂爾多斯、賀蘭山、額濟納河、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相繼被分賜給諸王，大批蒙古牧民也隨著南遷。元朝統治時期，除興安嶺地區屬嶺北行省外，在上述地方分別設立了宣慰司或路，由遼陽、陝西、甘肅等行省和中書省管轄，以後逐漸形成漠南的蒙古族聚居區。
下面敘述嶺北漠南蒙古族聚居區的社會經濟生活、階級狀況和階級鬥爭。
一、社會經濟生活
畜牧業 遊牧畜牧業是蒙古族人民的主要經濟部門。蒙古奴隸占有制國家建立後，奴隸得到了補充。畜牧業得到穩定的發展。
在部落並立的時代，由於相互掠奪人畜和爭奪牧場，常常造成經濟破壞。國家建立後，大貴族的領地（《秘史》譯「嫩禿黑」）必須由大汗指定和確認，貴族有權逐級指定牧場。窩闊台時，曾經指令各千戶內選派嫩禿赤專管分配牧場，以防止爭奪牧地的糾紛。窩闊台為了開闢新的牧場，還曾經派人到一些缺水的地方打井。忽必烈也派兵到漠北浚井。國家為了保護牧場，頒布了嚴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遺火燒毀牧場，都要「誅其家」。
蒙古牧民從被征服的民族學到了新的生產技術。征服西夏以後，原來盛產於今內蒙古西部的駱駝大量輸入漠北，蒙古牧民並從西夏人那裡學會了馴養技術。善於養馬和制黑馬奶酒的欽察人是能幹的牧人（被稱為「哈刺赤」），朝廷中管理畜牧的官員常由他們擔任。
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後，從出兵的數字估計，人口只有幾十萬（《秘史》載成吉思汗建國時有九十五個千戶，《集史》載他晚年有一百二十九個千戶）。元世祖至元末年，由於西北諸王的叛亂，從漠北流亡到雲、朔間（今雁北地區）的人口就有七十餘萬。武宗初年，從西北諸王各部歸附的又有八十六萬餘戶。嶺北行省的總人口一定要大大超過此數，可見漠北蒙族人口在元朝建國後，有很大的增長。牧民放牧的牲畜數量也隨之增加。《黑韃事略》記載，「凡馬多是四五百匹為群隊，只兩兀刺赤管」。延祐間，據一個少年奴隸自述，他要為主人放牧「羊二千餘頭」（張養浩：《歸田類稿》）。一三二四年，中書省確定一個區別蒙古牧民窮富的標準：凡馬、駱駝不夠二十匹，羊不滿五十隻者，即屬窮困。如要他們充當站戶，就應由政府補買牲畜救濟。可見十三--十四世紀蒙古的牲畜總數和各個牧戶平均擁有的牲畜頭數都比十二世紀有了顯著的增加。
蒙古大汗和諸王貴族從掠奪戰爭中俘擄來大量的勞動力和牲畜，又通過對所屬牧民徵收貢賦、收買和沒收所謂無主牲畜等途徑，使大量牲畜集中到他們的牧場上來。
元朝官牧場都是由國家挑選的水草豐美的地區。皇帝每年照例要在春未夏初去上都，在很大意義上也是為了利用上都附近的好牧場。秋未冬初，漠南牧區的牲畜常就近趕到華北的田野上放牧，這些地區要負擔飼馬的芻糧和伺草。一三○七年，大都路承擔飼馬九萬四千匹，供應糧食十五萬石；外路飼馬一十一萬九千匹。同時，政府發行鹽券向農民換取稈草，這年就收草將近一千三百萬束。這裡的官牧牲畜普遍搭蓋了圈棚，大都還栽培牧草。有苜蓿園，「掌種苜蓿，以飼馬駝膳羊」。元朝幾次頒布「勸農」條畫，其中一條就是規定農村各社「布種苜蓿」，「餵養頭匹」。由於官牧場牲畜極多，牧人的分工就更為專業化，見於記載的有：羯羊倌（亦兒哥赤）、山羊倌（亦馬赤）、羊倌（火你赤）、騍馬倌（苟赤）、騸馬倌（阿塔赤）、一歲馬駒倌（兀奴忽赤）、馬倌（阿都赤）等名目。
官牧場採取的種種新措施，在以往分散的純遊牧經濟中是不可想像的，元朝通過國家的力量使部分牧業區和農業區相結合，大大改善了畜牧業的條件，促進了畜牧業生產的發展。就殘存的一些記載看：在皇室的某個牧場上，官有母羊達三十萬頭。忙兀部領主自稱有馬「群連郊炯（音jiǒng，指遙遠的郊野）」。弘吉刺部一個陪臣牧養「馬牛羊累鉅萬」，可見當時大畜群所有制已有巨大的規模。
漁獵業 狩獵仍是蒙古遊牧民的重要職業。蒙古大汗、諸王、貴族都喜歡圍獵，圍獵時所屬牧民都得參加。秋冬有五六個月是蒙古牧民圍獵的季節。當春天冰消春泛時，他們又用放鷹隼的辦法捕捉水鳥和野獸，叫做「飛放」。捕獵期間，他們只吃獵獲的野物，實際上是對畜牧業生產的補充。
唐麓嶺以北和貝加爾湖地區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獵為生。這裡盛產貂皮、獸皮和鷹鶻，馴鹿是馱運的工具。巴爾忽和乞兒吉思出產的鷹鶻很名貴，蒙古貴族都要馴養它以供打獵之助。當地人民以此作為對元朝皇帝的貢品，還有回回商人專程到這裡索取鷹鶻販往內地牟利。
近水之處，捕魚也是牧民生活上一大補充。貝爾湖、達里諾爾和肇州都產魚，居民有的以「耕釣為業」，有的以魚作為貢品。漠北克魯倫河、土拉河及其它河流、湖泊也產魚，牧民「至冬可鑿冰而捕」。一二八九年，「邊民乏食」，忽必烈「詔賜網署，使取魚自給。」武宗時，西北諸王部民來歸者百數十萬，朝廷讓近水者教取魚以食，四年之間，共調去魚網三千。中原的漁具和捕魚經驗使蒙古族人民常常能利用天然的魚類資源渡過災荒年歲。
農業十二世紀時，漠北幾乎沒有農業。史書中只見過色楞格河上的庚幾乞人有「田禾」的記載（《元史?太祖紀》；《元朝秘史》一七七節）。成吉思汗建國後，曾令鎮海屯田於阿魯歡，參加屯田的有俘虜萬餘，包括塔塔兒、契丹、女真、只溫、唐兀、欽察、回回等各族人。經過若干年的發展，克魯倫、鄂爾渾、塔米爾等河沿岸都利用河水灌田，種植耐寒的糜、麥等穀物。葉尼塞河流域，謙謙州也收床麥，乞兒吉思人從事耕作。
元朝建立後，為供應駐屯軍隊的需要，陸續開發屯田。一二七四年，元世祖開始派軍隊前往和林屯田。以後又陸續增派軍隊，使和林成為嶺北一大屯田中心。漢族士兵是屯田的主要勞力，漢軍將領王通、石高山、張均等都曾率所部軍去和林經管過屯田。武宗時，發一萬漢軍屯田和林，秋收糧食達九萬餘石。由於西北諸王連續發動戰爭，元朝在杭愛山至阿爾泰山一線駐軍甚多，為了就近解決戍軍的糧餉，自一二九五年（元貞元年）起，成宗又調撥漢軍發展稱海的屯田（稱海即鎮海的異譯，指鎮海在阿魯歡的屯田），以後不斷增撥屯田軍隊、農具和耕牛等，使稱海成為嶺北又一屯田中心。武宗即位，稱海屯田由行省左丞相哈刺哈孫重加經理，當年收糧二十萬斛。五河是同稱海齊名的另一屯田要地。泰定帝時，元朝又在海刺禿地方設置屯田總管府。此外，見於記載的還有兀失蠻、扎失蠻、杭愛山、呵札等地的屯田。謙州和乞兒吉思也有屯田，元朝還從淮河以南調派漢族農民攜帶農具前往屯墾。
屯田收穫主要供給駐軍，遇到豐收之年，也可儲備一部分以備賑濟蒙古族牧民。蒙古族人民也已有農業經營。如一二七二年元政府曾令拔都軍於克魯倫河附近開渠耕田，「拔都軍」一般是由蒙古軍組成的。一三一九年，元仁宗曾派蒙古軍五千人和晉王部屬貧民二千人屯田稱海。哈刺哈孫整理稱海屯田，曾選擇軍士中通曉農事者教蒙古各部落從事耕種。《元史》中還有禿木合地方和塔塔兒部因莊稼欠收要求賑濟的記載，說明那裡也經營農業。至於暫時以農耕彌補畜牧業不足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每逢災荒年歲，常由朝廷發給農具、種子和耕牛等使蒙古族人民屯種自贍。
漠南地區本來已有農業，元朝時，又從漢人聚居區擴展到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業區。弘吉刺部聚居的達里諾爾附近，十三世紀初即形成「人煙聚落，以耕釣為業」。元世祖初年的文書中，即有弘吉刺、亦乞列思種田戶的記載（《大元馬政記》）。以後在弘吉刺駐地設應昌府，每年可糴儲糧食近一萬石。後來應昌路正式列入全國一百二十餘處屯田之一。砂井、淨州以至延安府境的汪古人多從事農業，當時人稱為「種田白達達」。在亦集乃路的黑水河流域，上著的唐兀人也從事農業。元朝廷曾發給耕牛、農具和種糧救濟當地的貧民。後來又在那裡屯田，調動軍隊與唐兀族人疏浚河渠，在合即渠擴大耕地至九千餘畝。兀刺海路也有人種田，元朝曾頒發過在那裡徵收農業稅的法令。
城市和手工業一二二○年，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一二三五年，窩闊台決定修築城垣，建造以「萬安閣」為中心的宮殿，又令諸王在皇宮四周興建自己的府邸。以後歷年增建，據蒙哥時代西方旅行家盧卜魯克描述：此城已頗具規模，城內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區，有漢族工匠聚居的漢人區，有若干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廟字，兩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東南西北各有一門，分別有糧食、車、牛、羊、馬的市場。一二九九年，和林城又擴建了一次，成為嶺北行省的省府，也是軍事重地和經濟、文化的中心。據說：「和林百年來，生植殷富埒內地」。初建和林時，窩闊台還在它附近興建了圖蘇湖和迦堅茶寒宮城。
稱海是漠北另一重鎮。因鎮海在此屯田，建起城池、倉庫，就以他的名字作城名。這裡首當西北諸王進軍之沖，又成為駐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和成宗皇侄海山（武宗）曾指揮諸王、大將在此鎮守。一三○七年，元朝在這裡設稱海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
和林城遣址龜趺
元應昌路故城出土螭首
據記載，斡赤斤好興土木，他到處營建宮殿和苑囿（《集史》第一卷，第一冊）。合撒兒的分地在額爾古納河流域，河東岸與根河匯流處的黑山頭，河西蘇聯境內烏盧龍桂河和昆兌河畔等處都有他的家族營建的城市廢墟。在庫蘇古爾湖西德勒格爾河畔曾發現一個城址，有碑文證明是斡亦刺部王府的所在地。《集史》記載：乞兒吉思和謙謙州有很多城鎮和村落。益蘭州是乞兒吉思等五部斷事官的治所，元初在這裡修建官廨、倉庫和驛道的傳舍等，其餘工匠的住舍更多。它的遺址已在埃列格斯河岸發現，由四個隔河而建的居民區連成大城。埃列格斯河以東的拜哈克和以西烏魯克穆河南岸的沃馬克，都有元代城鎮的遺址。
除城鎮以外，遊牧區也出現了定居的村舍。貴由汗時，旅行者途經克魯倫河，曾看到蒙漢雜居居住上築房屋的情形（張德輝：《嶺北紀行》）。
在漠南地區，遼、金時廣設州縣，城、堡很多。成吉思汗時多被破壞。元代又逐漸得到恢復，各投下領地內還出現了新的城鎮。
弘吉刺部的中心魚兒泊附近，成吉思汗時已有人煙聚落，後來又修建起一座方廣二里許的公主離宮，宮的東西是農民和工匠屯聚的村落。一二七○年，弘吉刺部領主正式在湖西南四里處興工建造應昌城。一二九五年，又在今翁午特旗興建全寧城。
在汪古部的駐地，金朝在互市的榷場設置了天山縣和集寧縣，元朝升為淨州路和集寧路的治所。淨州以北通往和林的驛道上有砂井城，為砂井總管府的治所。汪古部貴族在世代居住的黑水（艾不蓋河）北岸修建了一座以王府為中心的新城，後定名靜安縣，作為靜安路的治所。一三一八年改名為德寧路。大青山後存有不少汪古部人居住的城鎮村落遺址，可見當時他們的居址是很多的。
今伊克昭盟地區，是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刺的領地，安西王在西夏的夏州東北新建了一座察罕腦兒城，修築宮殿。武宗沒收了安西王的領地，在察罕腦兒設宣慰司都元帥府，作為這一地區的政治、軍事和驛道的中心。
上都是忽必烈新建的一座大城。蒙哥汗時，忽必烈因受命管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常駐今錫林郭勒盟南部。一二五六年，在劉秉忠的籌劃下，選擇桓州東、灤水北一塊地方修築城郭宮室。經過三年的營建，興起一個新的城市，定名開平。忽必烈在大部建都後，改開平為上都，作為每年夏初至秋未清暑的夏都。上都是元朝的都城，城市規模非常宏偉。全城分內、外城和外苑三重。外城與外苑城周共有十八九里。內城是皇宮，有土木、磚、竹、大理石結構的宮殿、樓台、亭閣、園池等建築，城外有蒙古族帳幕式的官殿失刺斡耳朵，廣泛吸收了當時務民族建築藝術的特色。外城是市區，僅就《元史》所載統計，上都曾設大小官署六十所，手工匠管理機構和廠局一二一處，還有鱗次柿比的商肆、貴族和平民的住宅、孔廟、佛寺、道觀、回回寺等等。上都的交通也四通八達，南有四條驛道通大都，北通和林，東通遼陽行省，西從豐州經寧夏、河西走廊可通中亞。
元上者遣址出土白玉石浮雕
元上都附近出土石供桌
元武宗又在興和路旺兀察都地方建行宮為新都，命名中都。後因勞民傷財過大，元順帝初年停罷。
蒙古貴族在掠奪戰爭中特別重視工匠，每攻下一地，就要把工匠挑選出來，帶回各自的領地為他們製作武器和其它各種用品。和林是工匠集中的地方。稱海城初建時，就有俘擄來的工匠萬餘口在這裡設局製作。阿不罕山南有許多漢族工匠，設有阿不罕部工匠總管府。和林附近的畢里紇都是「弓匠積養之地」。據考古發掘的報道，僅和林一地就曾發現過十座冶煉爐和大量金屬製造品，有供軍用的破城機和其它機械，有鐵犁、鐵鋤等農具，有適於牧民使用的帶腳生鐵鍋釜，有商人使用的銅、鐵權及車毅等。出土白生鐵經過化驗，可斷定是在攝氏一千三百五十度高溫下熔鑄成的，估計當時的工匠已用水力鼓風了。當地燒造的陶瓷器也被大量發現，其中多有從事燒造的漢族工匠名氏。宮廷建築和各種奢侈用品，都有許多精美的創造。和林特產一種名叫碧甸子的玉石，忽必烈即位後就在此設局開採，以後正式設和林玉局提舉司。
哈刺和林出土瓷器
唐麓嶺以北的謙謙州，成吉思汗時就已遷徙許多漢族工匠到這裡生產武器、絲織品。元朝在這裡設立了幾個匠局。當地居民原來只會用柳木作杯、碗，刳木為槽以渡河，也不會鑄作農具。斷事官劉好禮特向元朝政府請求派陶、木、鐵匠，教當地人制陶、鐵冶和造船等項技術，對當地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很大方便。
漠南蒙古族地區的手工業更為發達。上都官營的匠局很多，有制氈和毛織品的氈局、異樣毛子局，加工皮革的軟皮局、斜皮局等，還有製造武器的鐵局、雜造鞍子局、甲匠提舉司，以及為宮廷用品生產的器物局、葫蘆局和金銀器局等。其餘百色工匠，也都具備。
在諸王、貴戚、勛臣的分地內，也聚集著許多工匠為他們製作。弘吉刺、汪古部和察罕腦兒等處分別有屬於勛貴的人匠總管府、怯憐口民匠總管府和提領所等機構，可見屬下的工匠為數不少。
二、社會階級狀況
蒙古國家的建立，標誌著奴隸占有制度的確立，保證了奴隸主階級對廣大奴隸階級的剝削和統治。蒙古奴隸主貴族發動軍隊四出侵掠，俘擄各族的人口，大大擴充了奴隸的來源，更促進了奴隸占有制度的發展。這些俘虜由蒙古大汗以分份子（蒙古語稱「忽必」）的形式分給自己的親族和功臣。有的按民族編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向奴隸主服役；有的則分配或轉賣到各個牧戶中，為奴隸主牧放牲畜。
在蒙古國家建立以前，蒙古社會中已存在著奴隸制。建國後，奴隸製得到發展，直接奴役奴隸的制度和擁有私有財產的依附民交納租賦的制度是同時並存的，而且前者常轉化為後者。蒙古奴隸主的對外掠奪戰爭逐漸縮小，奴隸來源也隨之減少；由於他們的統治已擴展到封建文明高度發展的各族地區，逐漸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封建制度，原有的奴隸也在向農奴式的牧民轉化，封建的生產關係逐漸得到發展。
那顏階級 建國以前，蒙古草原各部落中已分化出稱為「那顏」的貴族階層。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國家完全是代表蒙古那顏的階級利益的。從此，蒙古那顏有了一個共同鎮壓被統治者的暴力機器，有了一支征服其他民族的軍事力量，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那顏對各族被征服者和蒙古各部的氏族成員的統治。一方面，蒙古那顏通過戰爭征服了比蒙占部多得多的人口，大大擴充了蒙古社會中的奴隸隊伍，促進了奴隸占有制的發展；另一方面，大汗將牧民作為份子，將牧地作為分地分配給各級那顏，自大汗、皇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疆界內的民戶皆出差發，使原來的氏族成員淪為各級那顏的屬民。那顏構成了蒙古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大汗是蒙古統治階級的最高代表，成吉思汗家族的成員是其最高層，以下是駙馬、萬戶、千戶等，形成一個等級制的階梯，並有世襲統治和奴役所屬部民的權利。
蒙古族牧民及其賦役負擔 蒙古社會的被統治階級是勞動牧民和奴隸，他們是社會中的基本生產者。十三世紀，已經沒有不屬於任何領主的牧民和牧地，蒙古各部落的成員已喪失了自由，成為各級那顏私屬依附民。成吉思汗的札撒規定：任何人不得離開其所屬之千戶、百戶或十戶，而另投它處，違者於軍前處死，接納者亦加嚴懲（《世界征服者史》）。元朝的法令也一再聲稱，牧民不得「擅離所部，違者斬」。藏匿流徙到別部的人要處以杖刑，因某種原因離開所部的人必須送回原部「著籍應役」。由於每個牧民都被固著在各個領地內，並同領主建立了人身依附關係，所以他們必須向領主「各出差發，貴賤無一人得免者」。牧民所承擔的實物稅主要是繳納各種牲畜。窩闊台曾制定牧民應繳實物稅的定額。一般馬、牛、羊群每一百頭應納牝馬、牸牛、羒羊一頭。牝馬、牸牛、羒羊十頭以上納一頭。這是最早法定的賦稅制度，蒙古語稱為「忽卜赤兒」，漢譯「抽分」或「稅斂」。
「抽分」以外，牧民還要向領主提供食用的羊和飲用的馬乳，這種貢物蒙古稱為「首思」。窩闊台時規定蒙古牧民每一群羊應交一隻二歲揭羊作為供大汗食用的湯羊（蒙語「暑漣」）；所有的千戶應輪流向他貢獻牝馬和牧馬人，每年輪換一次，在這年內，牧人負責擠馬乳和將它製成馬奶酒，供大汗和諸王、勛貴聚會時飲用。同樣，下級貴族也有向高級貴族進獻湯羊和牧馬的義務，實際上這都是勞動牧民的負擔。
蒙古那顏可隨時徵調屬下民戶出牛、馬、車仗、人夫等為差役，替他們服無償的勞役。圍獵在氏族部落制時代本來是自由組合、平均分配，這時已變成牧民的一種沉重負擔。圍獵期間，牧民常被抽去服役，包括圍趕野獸，掘坑挖壕，打木樁，用繩索聯起，覆上氈子，構成一道臨時的圍牆。然後由大汗、諸王、那顏按等級順序入圍打獵，牧民只能在最後收拾殘餘。圍獵期常長達三四月，勞役本來不輕，而布圍所用的繩、氈等物都要由牧民用自己的馬 和畜毛製成。
兵役是蒙古牧民另一種沉重負擔。在發動戰爭時，「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科為兵」（《經世大典序錄?軍制》），戰士的裝備一律自備。蒙古那顏迫使牧民參加戰爭，以擴大自己的財富和奴隸的來源。
蒙古牧民還要提供對驛站的一切負擔，其中包括對維持驛站所應負的一切勞役，供應過往使臣的飲食，提供交通運輸所需要的站馬、鋪馬和車、牛等等。
部分蒙古牧民在沉重的負擔下逐漸貧困化，淪為窮人（蒙語「亞當吉」）。元初一次檢核出諸王兀魯帶所部貧無孳畜者達三萬餘人。一三二九年，趙王馬札兒罕部有民五萬五千餘口不能自存。蒙古貧苦牧民經不起殘酷剝削，往往將子女出賣為奴婢。蒙古軍戶也往往因調戍遠方，「跋涉萬里，裝桌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窩田產，甚至賣妻子。」（《元史?和尚傳》）站戶因受役過重，也有貧乏而賣妻子以應役者，特別是西北諸王發動戰亂，致使成百萬人流離失所，流向和林、漠南就食，在途中因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男女弟侄易米求活。蒙古貧民日益貧困化，以致「蒙古子女鬻為回回、漢人奴者比比皆是」（《通制條格》卷二七）。在泉州等海港，甚至還有商人將蒙古男女販往西亞和印度等地作奴隸。這些現象深刻反映了蒙古勞動人民備受階級壓迫的實況。
奴隸 奴隸居於社會的最低層。成吉思汗以來，蒙古貴族擄掠了大量的各族俘虜，在社會生產中使用奴隸勞動已非常普遍。據出使蒙古的宋朝使者記載。
窩闊台時蒙古的牧馬人--兀刺赤--多是各族俘虜，其中「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黑韃事略》）。蒙古牧民因貧困而出賣妻子，是奴隸的另一個來源。
奴隸完全屬於自己的主人，沒有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勞動極其沉重。奴隸主為了便於統治，寧願使用從外地掠來的兒童作奴隸。這些童奴在惡劣的勞動、生活和氣候條件下，死亡和殘廢率很高。據一個奴隸自述，他的主人只發給他一件皮衣，每天給少量乾糧，他牧羊二千隻，如果其中有瘦弱、受傷、丟失和無故死亡的情況，他就要受到鞭打（張養浩：《歸田類稿》）。
奴隸一般只在便於監視的情況下役使，奴隸主牲畜增多了，在一定條件下也許奴隸建立家庭和私有經濟，通過繳納租賦的方式進行剝削，奴隸有可能在本身或下一代轉化為依附牧民。
三、蒙古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在蒙古族貴族占統治地位的元朝一代，各族人民不斷起而反抗，蒙古族人民也積極投入了這一鬥爭的行列。在現存不多的記載中，仍可看出蒙族人民階級鬥爭的大致情況。
早在元朝初年，蒙古族人民的零星反抗就不斷興起。一二八八年（至元二十五年），諸上愛牙赤位下的千戶伸思伯八率眾起義，斷絕了驛道，只須三日的路程不得不繞道走一個月之久（《經世大典?站赤》）。第二年，別乞憐部發動起義，擄走了管理驛站的脫脫禾孫（站官）塔刺海等人。接著，杭愛山的闊闊台、撒兒塔台等也領導人民起義，占領了三處驛站，俘擄了脫脫禾孫（《元史?明安傳》）。這些起義，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對驛站的各種供應和沉重勞役已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
元仁宗時，嶺北遭遇罕見的天災，下雪深達丈余，車仗人畜被淹沒。窮苦牧民被迫出賣妻兒換取糧食求生，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在通往和林的路上，到處都是死屍。駐守北邊的士卒，常常因官吏剋扣斷飽，衣食無著。對蒙古族統治者的憤懣，在天災之年集中爆發了。嶺北的駐軍和晉王也孫鐵木兒的部民紛紛起而暴動。由於他們未能互相配合，很快就遭到元朝統治者的鎮壓。起義者或者被處死刑，或者被加等杖罰、流配到遠方。
一三五一年（至正十一年），紅巾軍大起義爆發，從此掀起了全國各族人民對元朝統治者規模巨大的階級搏鬥，蒙古族人民也加入了鬥爭的行列。一三四七年九月，八鄰部內哈刺那海、禿魯和伯等已先發動起義，起義者截斷了嶺北的驛道。十月，又有亦憐只答兒反。一三五二年，皇太子愛酞識里達臘的五投下領地中也發生了暴動。次年，金山一帶也發生了武裝鬥爭，打死了前往鎮壓的諸王只兒哈郎。
劉福通所領導的紅中軍在一三五七年，分兵三路北上。當中路紅中軍從大同向漠南進發的時候，汪古統治者領地內的滅里部同時發生了反抗趙王暴政的起義。起義者攻進王府，殺死了趙王的替身，趙王八都帖木耳化裝脫逃，得以倖免。一三六○年，窩闊台後裔陽翟土阿魯輝帖木兒乘紅中軍進入漠南的機會，聯合其他諸王企圖用武力奪取帝位。元順帝臨時強征一萬名皇室牧場的牧民（哈刺赤）倉卒應戰。兩軍相遇時，這些士兵起而譁變，都脫去士兵的號衣投奔阿魯輝帖木兒方面，頓時使元軍措手不及，全軍崩潰，只剩主帥一人逃回上都。
蒙古族遊牧民由於居住比農民更加分散，又處在諸王、那顏的分割統治之下，因此很難聯成一氣，結成一支聯合的反抗力量。起義是自發的，很容易被統治者各個擊破。然而，蒙古族人民不顧統治者的殘酷鎮壓，不斷採取各種形式進行反抗，在全國各族人民推翻元朝的共同鬥爭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二）西北各族
一、政治概況
成吉思汗在西征以後，把西北占領的土地分封給諸子。察合台的封地，東面同畏兀兒相鄰，西邊直到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等地，中心駐營地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窩闊台的封地則以葉密立和霍博兩地為中心，包括準噶爾盆地及其以西以北地區。
畏兒兒亦都護、哈刺魯的阿兒思蘭汗和阿力麻里的速黑納的斤歸附蒙古後，成吉思汗保留了他們對原有的地區世襲統治的權利，並相互通婚。各部為了表示對蒙古統治者的臣服，要向大汗獻納貢物，派自己的親屬和大臣到蒙古作人質，並要隨時調遣軍隊跟隨蒙古大軍出征。
在各個重要城鎮，成吉思汗派遣達魯花赤進行直接統治，見於記載的有忽炭（和田）、可失哈耳、鴨兒看、曲先（庫車）、坤閭（庫爾勒）、合迷力、亦剌八里、別失八里、獨山城（別失八里東）、阿力麻里、海押立、哈刺火州等處。後來，又任命善於理財的回回人麻速忽總管這些地方的稅賦徵收，每年將實物折成鈔市直接送繳大汗宮廷。麻速忽在窩闊台、貴由汗幾朝都擔任這一職務。蒙哥即位時，又以訕懷、塔刺海、麻速忽等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即指派他們三人擔任主管財賦和刑政的札魯花赤。這說明蒙哥是將天山南北和中業部分地區看成一個行政單位，由派駐別失八里的札魯花赤在那裡直接統治。
一二五二年，蒙哥鎮壓了窩闊台家族反對他的幾個貴族，又重新把天山以北的一些地方分賜給順從他的窩闊台系宗王：合丹封於別失八里一帶，蔑里封於額爾齊斯河，合失子海都封于海押立，哈刺察兒子脫脫封於葉密立。
元朝和蒙古宗王對西北各族的統治 窩闊台系諸王爭奪汗位失敗，一直伺機報復。忽必烈即汗位後，海都又同以篤哇為首的察合台系宗王聯合起來，乘元軍征南宋的機會，發起更大規模的對抗。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派遣其於那木罕出鎮阿力麻里組織抵禦，並在這裡設行中書省和行樞密院，以右丞相安童等大臣行省、院事。一二八二和一二八五年，元朝又一度在這裡設行御史台。
元朝還設置了一些高級軍事行政機構。一二七九年，在南疆設立了斡端（和田）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一二八六年，又設立了別失八里、和州（即哈刺火州）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成宗時，又分設北庭（別失八里）和曲先塔林（庫車）南北兩個都元帥府。在畏兀兒亦都護之下，按諸王設王相府之例，設置大部護府，管理畏兀幾各城和遷屆漢地的畏兀兒人，其機構名稱、品秩的改動和官員的任命都由元朝政府決定。畏兀兒以西，忽必烈命察合台後王阿只吉和出伯率兵鎮守。
窩闊台為了溝通同察合台以及拔都兀魯思的聯繫，開闢了從和林往西的驛路。駐守察合台分地刪丹州（甘肅山丹縣）的察合台部將按竺邇，也開闢了一條從刪丹經甘州、肅州、玉門關直達察合台駐營地的驛道。忽必烈時，西北地區軍事活動頻繁，從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南北二路，設置了新的驛站。北路以別失八里和彰八里（昌吉）為驛路的樞紐，由駐在這兩地的官員管理全線的軍站。分地在太原的察合台後王阿只吉，奉忽必烈之命出鎮西北。一二八一年，他也請求從太和嶺（山西雁門關以北）到別失八里設立了三十個驛站。在天山南路，一二七二年從和田到鴨兒看設置了十三個水驛；一二八二、一二八六年又先後設立了和田、闍鄽（今且末）、怯台（且未縣東南）、羅卜（今若羌）等驛站。這條通過塔里木盆地南緣的驛道，一直延伸到沙州，長達五千餘里，然後同河西走廊通往內地的驛路連接。馬可波羅就是從中亞經過這條驛路到達大都的。
一二八○年，元朝在畏兀兒地區設置交鈔提舉司，一二八三年又設立交鈔庫。元朝常撥鈔幣在當地購買軍糧、牲畜及其它軍用物資。賞賜駐防的諸王和將士也支付交鈔。可見，元朝的交鈔已在畏兀兒人民中廣泛流通。
察合台兀魯思的統治 一三○一年（成宗大德五年），海都、篤哇大舉興兵，被元軍擊潰，海都負傷，不久死去；篤哇膝上中箭癱瘓。篤哇、與海都子察八兒在這次打擊後，無力再同元軍爭勝，一三○四年遣使向大汗求和。
西北諸王與大汗停戰後，又發生內鬨，相互間爭鬥不息。一三○六年，篤哇死，子寬闊即位。寬闊在位一年多病死，旁系宗王塔里忽奪據汗位。篤哇舊臣刺死塔里忽，擁立篤哇幼子怯伯。察八兒聯合窩闊台系諸王來攻。察八兒戰敗，率殘部渡伊犁河。一三一○年（武宗至大三年），察八兒與窩闊台系諸王去大都朝覲武宗，歸附元朝。
察合台系諸王為了防範窩闊台諸王反攻，召集大會，推戴怯伯兄也先不花為汗，怯伯自願讓位。也先不花正在武宗皇帝處，聞訊回察合台兀魯思即汗位。從此，海都時一度擴張起來的窩闊台兀魯思完全瓦解，土地和人眾分別歸於元朝和察合台後王。也先不花為汗時（約一三一一年至一三二○年），據波斯史料記載，元朝的邊防軍冬天駐營和布克河岸，夏天駐紮在額爾齊斯河的支流也孫木倫附近，可見阿爾泰山以西、準噶爾沙漠以北的地區仍屬元朝直接統轄，其餘則屬於也先不花。
西北諸王向大汗請和以後，承認是元朝的宗藩，每年遣使進貢。一三○八年，萬戶也列門合散來自中亞，呈上成吉思汗時所造撒馬爾罕、塔拉斯、塔什乾等城的戶口青冊，並按先例繼續向元朝繳納民賦。元朝陸續撤除邊備。
據《元史》記載，一三一九年（仁宗延祐元年），有叛王入侵和田，元朝派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率兵進討，說明這時元朝的統治達到了南疆。以後南疆的地名不再見於記載。《經世大典》將哈密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列入篤來帖木兒位下，似乎這些地方已全歸察合台後王所有。但據《元史》記載：一三二四年（泰定元年），元朝賜北庭的撒兒兀魯軍羊馬；六月，派遣諸王闊闊出鎮畏兀；一三三○年，復立總管府於哈刺火州。這說明修《經世大典》時，元朝還直接統治哈密以西直到哈刺火州和別失八里等地。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於一三三三年到中亞遊歷，提到當時有一個哈力里汗曾侵襲了大汗的轄地，占領了別失八里。《元史?順帝紀》中有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年）「西蕃盜起」「陷哈刺火州」的記載，也說明順帝時代元王朝仍然對這幾處地區實行統治。
一三二○年，也先不花死，怯伯再次為察合台汗。怯伯較注意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頗得封建史學家的好評。他以那黑沙不為首府，在那裡定居下來，建築宮殿，並實行政治改革，鑄造錢幣。從此，察合台兀魯思的中心轉移到河中地區。
怯伯以後，他的兄弟燕只吉台、篤來帖木兒、答兒麻失里相繼登汗位。答兒麻失里被推翻，篤來帖木兒子不贊繼位，不久也被殺。從此，連續不斷地發生爭奪汗位的鬥爭。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昏暗，也由於巴爾喀什湖以東的七河流域曾發生大瘟疫，許多地方生產調敝，人口大減。
察合台後裔在爭奪汗位的鬥爭中，主要是依靠突厥貴族的軍事力量，經過幾代以後，汗權逐漸旁落，實際上已變成突厥貴族操縱下的傀儡。西方突厥貴族的專權引起東方蒙古貴族的不滿。蒙古貴族中以朵豁刺惕部為最強，和田、喀什噶爾、庫車都是他們的領地，其首領是駐在阿克蘇的豐羅赤。一三四八年，孛羅赤擁護篤哇的孫子禿魯帖木兒為汗，統治範圍大致在今新疆境內。以後被稱為東察合台兀魯思，首府仍在阿力麻里。
一三六○年起，禿魯帖木兒不斷對河中用兵。一三六一年，他攻下撒馬爾罕，征服了當地的突厥貴族，派他的兒子也里牙思火者駐在河中，任命突厥貴族帖木兒作他的參謀。一三六三年，禿魯帖木兒死，孛羅赤之弟合馬魯丁舉兵反，禿魯帖木兒諸子部被殺死。帖木兒利用東部年亂的時機，起兵攻占撒馬爾罕，幾年內平定了河中各地的戰事，在中亞建立了歷史上馳名的帖木兒帝國。
東部察合台後王維持它的統治直到十六世紀，並且同明王朝建立了聯繫。
二、經濟狀況
畜牧業和農業 天山北路的各族人民主要經營畜牧業。其餘地區畜牧業也占相當地位。牲畜有牛、馬、駝、羊、驢等。宋代由於西夏的阻隔，西北各族不能同中原直接交往，但回鶻、于闐的商人仍不斷販運馬駝到宋朝貿易。
蒙古貴族在征代華北的戰爭中，俘獲了許多漢族農民，其中一部分被遷到準噶爾盆地北緣適於農耕的地區，促進了這裡農業的發展。常德於一二五九年西覲旭烈兀汗，途經這一帶，見當地多漢民，種植大、小麥和黍、谷。孛羅（即普刺，今博羅）城附近，不僅種麥，而且還種稻子。在昌吉地區，也廣種稻麥，盛產瓜果。
吐魯番盆地是畏兀兒人的中心地區，這裡土地肥沃，農業比較發達。從畏兀兒文和漢文文獻中，可以知道他們種植了小麥、大麥、稻、高粱、黍、豌豆等多種糧食作物，此外還種植供飼養牲畜的首獵，以及棉花、大麻和芝麻等。
畏兀兒等族人民以擅長種瓜果著名。阿力麻里即是突厥語「林擒」的意思，因當地盛產這類果實，即做為城的名稱。瓜和葡萄也以這裡出產的為最佳。彰八里的西瓜和甘瓜，深為當時漢族旅遊者所稱道。
種植葡萄是畏兀兒族人民重要的農業部門之一。葡萄很早就在喀什噶爾沃野開始培植，以後發展到塔里木盆地周圍的綠洲、伊犁河谷和吐魯番盆地。這裡的土壤適宜於葡萄生長，氣候條件也有利於瓜和葡萄的繁殖，一年中日照長，氣候炎熱，瓜和葡萄的含糖量都很高。在吐魯番盆地的住宅和耕地附近，到處都是葡萄園子。馬可波羅也對喀什噶爾、和田等地的葡萄園留下了紀錄。
棉花也是這裡的重要農作物。丘處機在阿力麻里看到棉花，稱讚它「鮮潔細軟，可為線為繩，為帛為綿。」馬可波羅經過喀什噶爾、葉爾羌、和田等地，都提到那裡盛產棉花。
栽培葡萄、棉花等經濟作物需要精耕細作，這就相應推進了畏兀兒人民整個農業栽培技術的水平。畏兀兒人使用的農具也較複雜，如菜園、葡萄園用月鋤耕耘，大田則用犁耕，收穫莊稼用鐮刀，割草用大鐮刀。
天山南北乾旱少雨，畏兀兒人民很重視水利灌溉事業，各地都開有渠道引水灌日。哈刺火州把融化的雪水從天山引出，人工造成護城河，以溉田園。常德經過阿力麻里城，親見當地市井流水交貫。所過亦堵兩山問，也是上平民哆，溝洫映帶。有的地方，人們利用水激碾硝，加工糧食。
手工業和商業 王延德《使高昌記》說：畏兀兒人「性工巧」，善於用金、銀、銅、鐵等金屬製造工具和器物，尤其精幹琢磨玉器。現存資料表明：畏兀兒人的鐵製品中，農具有刀、鐮、犁、鋤、砍上饅等，馬具有馬勒、馬鐙，武器有刀、矛、劍、甲、矢等。別失八里城廢墟中殘存有大量礦渣，說明金屬冶煉在城市手工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吐魯番盆地出產一種礪石，當時稱為「喫鐵石」，可以鍛成鑌鐵，一個古畏兀兒文文件中提到一個由奴隸贖身的鐵匠。北宋時，商人甚至將鑌鐵、劍、甲和備有鐵甲的馬輸往中原，足見他們的鍛冶很有特色。
畏兀兒人能紡織「布、帛、絲、枲」各種紡織品。自給自足的農戶，用自種的棉花織成布以供自己的需要和出售。畏兀兒人稱棉布為波斯布或禿鹿麻，中原人常稱為白疊。五代、北宋時，回鶻商人常常將棉織品成千段向皇帝進貢，估計投入市場的更多。棉布除白疊外，還有繡文、花蕊布等不同花色品種。魯克塵（今魯克沁）出產一種用亞麻雙經線織成的高質量的紡織品，布上打有特有的商標。毛織品有毛褐、斜褐、罽■、■絨等，主要用來製作衣物、氈、毯和帳幕。宋高宗時洪皓使金，在燕京看到回骼人有兜羅錦、熟綾、紵絲、注絲、線羅等各種絲織品，婦人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克絲，甚華麗。又善捻金線。元朝的畏兀兒人仍以這種技藝著稱。一二七五年，篤哇入侵畏兀兒地區，人民逃亡中原。次年，元朝將他們收容，在京師設別失八里諸色人匠局，專門織造御用領袖、納失失等段。納失失是一種用金絲織成的金錦，常用來作為元朝皇帝百官宴會時穿著的「質孫」服的衣料。元朝還另設立了別失八里局和忽炭八里局，大概也是別失八里與和田的織工，為官府織造高級織品。
葡萄酒是畏兀兒的特產，哈刺火州、別失八里、喀什噶爾及和田等地尤其出名。山西和西著也產葡萄酒，但人們認為其味都不及哈刺火州所產。哈刺火州的美酒也為西方所稱道，波斯史家拉施德和義大利人馬可波羅的書中都有記載。
玉是南疆一大特產，和田城東西有白玉河、綠玉河、烏玉河（今玉龍喀什、喀拉喀什等河），出產質地很好的美玉。每年秋季，當地人民下河撈玉，商人收買，販往中原牟利。元朝還將一部分人作為「淘玉戶」，專門在和田、匪力沙、失呵兒等地為宮廷采玉。別失八里等地產硇砂，可以鞣皮、作藥物。此外，藥用和食用鹽、紅鹽和星礬等物，琥珀、金剛鑽、瑟瑟、瑪瑙、翡翠和珠等奢侈品也有出產。
畏兀兒人除使用陶器外，也制磁器，有如中原定磁。瓶器、酒器用白琉璃，郵亭、客舍甚至土戶的門窗也鑲嵌著琉璃。磚是普通的建築材料，寺廟和宮室使用飾有各種顏色和圖案的琉璃磚。這種磚和琉璃器皿近年還不斷出土。
印刷業也是畏兀兒一項出色的手工業。吐魯番盆地發現大量木刻印刷品，有畏兀兒、漢、梵、西夏、藏、蒙古、突厥、敘利亞、波斯等十六種文字。各個寺院是印刷工匠集中的地方，刻印佛教、摩尼教、景教、襖教等文書和典籍，其中可以肯定時代的印刷品，早到十三世紀初，估計從中原傳入的時間還要早些。在敦煌一個地窖中曾發現一桶畏兀兒文木活字，據考定為一三○○年的遺物。庫車與和田也曾發現漢字、八思巴字和古和田文的木活字印刷品。
城市建築已有相當規模。哈刺火州和別失八里的故城遺址，保留至今，當年規模，依然約略可見。哈刺火州故城在吐魯番縣東約二十餘公里，城牆用夯上築成，高十六米，城周約五公里。全城原分外城、內城和宮城，布局略似唐代的長安。別失八里城面積約一平方公里，城內有十五米寬的街道，並有水渠沿街流過，供應居民用水。據王延德描述：北庭城中多樓台花木，可見它是一座建設得很美麗的城市。城中的宮庭、寺院，顯示出畏兀兒人民的建築藝術水平。北宋時，哈刺火州還可看到唐朝賜額的五十多個佛寺，別失八里也有高台、應運泰寧等寺。回鶻西遷後繼續奉行摩尼教。摩尼教圓形廟字的遺蹟，在哈刺火州故城仍有存留。
元朝東西交通暢通，畏兀兒人除在內部進行交換外，到中原經商的也很多。馬可波羅途經喀什噶爾，說這裡有許多商人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棉布、馬、駝、葡萄酒、葡萄乾和玉是他們運往各地的主要商品。
元朝發行的中統鈔和至元寶鈔在西北各地通用。殘留的元代契約中，買賣也以錠為單位。新疆一些地方常發現北宋至元末至正時的銅錢，這些錢大約是蒙古滅金後大量傳入的，可能一直使用到明代。
由於商業的發展，城市也相應繁榮起來。哈刺火州是畏兀兒亦都護的首府，也是貿易和文化的中心。別失八里也是亦都護早先建都的地方，元朝時又是西北軍事，行政中心和宗王常駐之地。阿力麻里城是十二--十三世紀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新建的城市，這城的統治者速黑納的斤降附蒙古，以後稱臣於察合台，察合台系諸汗的斡耳朵常駐於此城附近，實際上成為察合台兀魯思的首府，它是從中亞通往漠北或中原交通幹線上的重要商業城市。歐洲的旅行家和傳教士的記載中常常提到此城。喀什噶爾、鴨兒看、和田、闍鄽、羅卜、哈密、坤閭等歷史上早已出現的城鎮，在元初的戰亂中仍有所發展，可惜在元末察合台後王內部的鬥爭中，有些城市變成了廢墟。準噶爾盆地西北部，西遼曾新建了一座葉密立城，窩闊台時這城又得到了發展。
封建剝削和人民生活 近百年來，在新疆各地曾出現不少元代畏兀兒文契約，為我們研究當時的封建生產關係提供了可貴的資料。許多文件表明，土地的買賣和租佃已經是普遍現象，根據人們占有土地的多少和有無，可以清楚地劃分出地主、自耕農、佃農等階級。在佃農向地主租地的契約中，有些載明是用自己的耕畜、農具和種子耕種，而另一些佃農則連生產工具和種子都沒有，載明一切耗費都要求地主負擔。後一種人自然會陷於對地主完全依附的地位。
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剝削是很苛酷的。由於天山南北雨量稀少，只有星羅棋布的綠洲可以經營農業，主要是依靠人工興建的灌溉系統維持。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只有通過官府的組織才能建成，因此，統治者可以把水利控制在自己手中，作為加重剝削農民的一個重要手段。水利權原由亦都護掌握，歸附蒙古後，元朝皇帝直接派人掌管水務。
成吉思汗征服各地，隨即檢括戶口造冊，並指定麻速忽等人駐別失八里專管徵稅。蒙古在西域諸國，「以丁為戶」，即按丁徵稅。出土文書中，有一種「擔保」賬目全部入冊的文據，看來土地和其它財產也要登記入冊並按冊納稅。一二七九年，元朝曾頒布了「畏吾界內計畝輸稅」的規定。在元朝統治下，畏兀兒人除了向亦都護納稅外，還增加了向大汗和諸王納稅的負擔。在一份契約中，立約人聲稱，如果有誰違約，「就讓他自己繳給皇帝陛下一錠金子，各繳給皇帝諸兄弟、諸皇子一錠銀子，繳給亦都護一錠銀子。」（吉洪諾夫：《畏兀兒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這段契文不僅反映了畏兀兒人民同時遭受蒙古皇帝、諸王和亦都護剝削的事實，而且可以推知，他們大體遵循這一比例繳納三重賦稅。
畏兀兒人民用實物和貨幣繳納賦稅，主要是實物稅，尤以葡萄和酒為常見。他們還要服各種勞役，如為驛站出馬匹和人伕，被調發作各種苦役等。
寺院常占有大片土地和葡萄園，形成另一個僧侶大地主階層，享有免徵賦稅的特權。畏兀兒封建主（別乞）擁有對農民超經濟強制的權力，他們常強使村社選派會種葡萄的人到他們的葡萄園中服勞役。
在多種封建盤剝之下，畏兀兒勞動人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西北戰亂不斷，人民生活更無保障，農民只好出賣田地、家產和妻女。在現存的畏兀文契約中，大量地反映了當時農民喪失土地，淪為赤貧的情景，甚至有許多人喪失了人身自由，淪為奴隸。奴隸不僅使用在葡萄園和土地上，而且也使用在手工業上。
三、文化狀況
回鶻在漠北時，本來已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是鄂爾渾河碑銘上所見的古突厥文。西遷以後，這種文字逐漸廢棄，而用粟特字母創製了另一種文字代替，這就是習稱的古畏兀兒字，它的使用地區遠達蔥嶺以西，對畏兀兒文化的傳播和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十一世紀以後，喀什噶爾等地人民已改奉伊斯蘭教，這裡的畏兀兒人使用的文字也已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當時喀什噶爾等地正處於黑韓（哈刺汗）王朝統治之下，文化相當繁榮，產生了用這種文字寫的兒部名著。十一世紀初，出生於八刺沙衷的玉速夫?哈昔?哈吉夫在喀什噶爾寫成《福樂智慧》一書。這是一部描寫古代伊朗敘事詩中英雄愛菲刺思阿德和魯石台木兩人的長篇敘事詩。馬合木?喀什噶里（意為喀什噶爾人馬合木）編成世界上第一部《突厥語詞彙》，是一部參照當時阿拉伯語辭書的體例，用阿拉伯語注釋突厥語詞的詞書。由於作者曾親身考察了畏兀兒、烏古思、土庫曼、乞兒吉思及其他突厥人地區，不僅辨明了突厥各部的分布情況和語言上的差異，為突厥語整理出一個體系，而且還提供了新疆和中亞各族人民的民間文學、歷史、地理、民俗等廣泛的知識。喀什噶爾還有一位歷史學家海珊?阿勒馬赤，曾寫過一部《喀什噶爾史》，可惜此書久已失傳，現在只能在阿拉伯文著作中看到被引用的片斷。
畏兀兒人原來信仰摩尼教，西遷以後，又接受了當地早已盛行的佛教。西遼也信仰佛教，黑韓王朝統治地區則傳入了伊斯蘭教。此外，還有景教、襖教在畏兀兒人民中傳播。元末，察合台後王改信伊斯蘭教，其他宗教被排擠，伊斯蘭教逐漸占居統治地位。
由於宗教的盛行，寺廟建築和各種宗教藝術也相應得到發展。佛教寺院中，木雕、泥塑或銅鑄的佛像中有不少藝術珍品。在佛教、摩尼教和景教的廟字內，往往在整面牆上塗上石膏，創製出許多宗教題材的動人壁畫。壁畫中的漢人、突厥人、印度人及歐洲人等人物畫，面部的種族特徵非常清楚，各有個性。這種壁畫反映出中原文化的影響，也吸收了各民族的藝術精華。
對各民族文化發展的貢獻 畏兀兒人民很早就行使本民族的文字，為契丹、蒙古民族創製文字提供了依據。畏兀兒人中有不少精通本族文字併兼通多種民族語言文字的文士，被其他民族統治者禮為師傅或主管文書、簿記。哈刺亦哈赤北魯，曾被西遼聘為王子師。塔塔統阿被乃蠻太陽可汗尊為師傅，掌金印及錢穀。蒙古滅乃蠻，塔塔統阿被俘，成吉思汗讓他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寫蒙古語。哈刺亦哈赤北魯降蒙古後，成吉思汗也令諸皇子受學。此外，還有岳璘帖木爾訓導皇弟斡赤斤諸王子，他的家族成員一直擔任斡赤斤一系王府的必闍赤（主文史者）、王傅等職。盂速思和布魯海牙等人為拖雷所用，專管其分邑歲賦和軍民匠戶。昔班曾充當窩闊台諸王子的師傅，海都的父親合失是他的學生。
畏兀兒語和蒙古語同屬阿爾泰語系，而蒙古文又是畏兀兒人陰畏兀兒字母所創造，所以畏兀兒人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掌握蒙古的文字。蒙古建國之初，統治者需要學習文字和記錄軍事、政治、財政和司法的人員，因而畏兀兒人文士多受到元朝的重用。畏兀兒文士還多學習漢文；佛教徒則兼通梵文、藏文，為元朝官廷翻譯了不少漢文典籍和佛經。安藏扎魯答思曾將《尚書》《貞觀政要》、《申鑒》、《資治通鑑》、《難經》、《本草》等書譯成蒙文。忽都魯都兒迷失、阿鄰帖木兒翻譯了《大學衍義》和《資治通鑑》的一部分，又將蒙文典章譯成漢文，為編纂《經世大典》提供了資料。迦魯納答思用畏兀字蒙文將梵、藏文經典譯出刻印。哈密人必蘭納識里將梵、藏，漢文佛經六種譯成蒙文。由於畏兀兒人中兼通各種語言文字的人才輩出，海外各國來朝貢時，接待使臣和翻譯表文的職務大多由畏兀兒人充當。掌管「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璽書」的蒙古翰林院，擔任翰林學士承旨等要職的主要是畏兀兒人。十四世紀初，畏兀兒國師搠思吉斡節兒，著有論述蒙古文語法的《心箍》一書，這是歷史上第一部蒙古語法著作，在奠定蒙文的正字法和正音法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元朝畏兀兒人中還出現了一些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忽都魯都兒迷失和阿鄰帖木兒曾主管編寫蒙古官廷的實錄《脫卜赤顏》。《遼史》的纂修官廉惠山海牙、提調官楔哲篤，《金史》的纂修官沙刺班都是畏兀兒人。謙惠山海牙還參加了編寫《顯宗實錄》和《英宗實錄》。廉惇和貫雲石是畏兀兒人中用漢文寫作的著名詩文作者，有文集留傳於世。貫雲石尤其精幹詞曲。浙江海鹽人的歌調「海鹽腔」，就是由他傳授發展起來的。
哈刺魯人在元代也有著名的學者。迺賢，祖先從巴什喀爾湖以東遷居浙江寧波，改漢姓為馬，字易之，有詩集《金台集》行世。他又著《河朔訪古記》，記錄了他從浙江出遊淮河、黃河以北廣大地區，「弔古山川、城郭、邱陵、宮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獻陳跡故事及近代金宋戰爭疆場更變者」。此書現在只殘存若干條，其中關於山川古蹟的記載，大多是其它地誌缺略的，特別是關於金石遺文記述最詳。又有僑居河南開州的哈刺魯人伯顏，漢名師聖，字宗道，曾參加修《金史》，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可惜都毀於戰火之中。僑居南陽的虎都鐵木祿，好讀書，喜歡同漢族學士大夫交遊，自號「漢卿」。
畏兀兒學者也鑽研漢族傳統的科學技術，並有著作留傳。地方官魯明善著有《農桑衣食撮要》一書，將各種農事按一年十二月令編排，「凡天時地利之宜，種植斂藏之法」，都有簡明介紹。建昌路總管薩德彌實根據漢族傳統的治療方式，著有《瑞竹堂經驗方》一書。
四、畏漢各族人民生產經驗的交流
十二世紀初，華北地區還沒有棉花。元朝時棉花普遍傳人中原各地，其中最先傳到陝甘地區的北路棉應當是畏兀兒人傳授的功勞。
明初葉子奇說：葡萄酒和燒酒自元朝始。燒酒又名法酒，「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是用蒸溜法製作的濃烈酒。培植葡萄、釀葡萄酒本來是畏兀兒等西北各族的長技，雖然葡萄和葡萄酒中原早已有之，但由於察合台系宗王兼有西北和太原兩處分地，他們從西北往山西移植葡萄，傳播釀酒技術，並定出為他們服役的「葡萄戶」，使太原、平陽成為葡萄乾、葡萄酒和燒酒的著名產地。
遼朝從回鶻傳入西瓜，為漢人地區所未有。葉子奇說：「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大概是元朝建國以後西瓜才逐漸在中原和南方傳播。
從成吉思汗時代起，就有西北各族人民被簽發為軍兵或作為俘虜來到內地。篤哇等攻破哈刺火州等地以後，畏兀兒亦都護內徙，寄留永昌，同時有大批畏兀兒人戶被迫遷徙到甘肅、陝西各地。他們同漢族人民生活在一起，直接參與各地的開發。一二八○年，元朝令居住在河西的畏兀兒人戶就地屯田。南陽和襄陽也是畏兒兒人集中的地區。一三○一年，元朝曾拔出南陽府屯田地給畏兀兒戶耕種。泰定帝時，亦都護帖木兒補化由甘肅改鎮襄陽，此後這一帶畏兀兒軍隊和百姓更為集中。元世祖時，哈刺魯軍萬戶府也駐紮在襄陽。一二九二年，元朝撥給住在襄陽的苦叉和哈刺魯人六百餘戶以農具和種子，讓他們耕田生活。一二九七年，官府又發給襄陽的哈刺魯軍種子、耕牛和農具往南陽屯田。元世祖時，畏兀兒軍隊曾成批地被派駐雲南。仁宗時，雲南行省又調漢軍和畏兀兒軍五千人駐烏蒙守戍，就地建立軍屯，開發了彝族地區。
畏兀兒手工業者在戰亂中也大量移居內地。前面提到的官局，有由別失八里人組成的設置在大都的別失八里諸色人匠局和另一個別失八里局，有由和田人組成的忽炭八里局，都集中了一批手藝精巧的工匠。一二八八年，元朝曾下今散居陝、甘的一千多戶和田和喀什噶爾的工匠屯田，可見西北各族散居內地的手工業者當不在少數，他們把特有的技藝傳到中原。
漢族勞動人民因為被俘或充軍大批遷往西北，對西北各地的開發也作出了貢獻。十三世紀中，準噶爾盆地邊緣已有許多漢民從事種植大小麥和黍谷等。阿力麻里城有當地人和漢民雜居。南面的赤木兒城，居民中有許多太原和平陽人。
畏兀兒人以瓶取水，提水量有限。漢人傳授中原汲器，提水灌溉方便得多。畏兀兒人民稱讚「桃花石（指漢人）諸事皆巧」，可能在其它方面也傳介了中原的先進的生產經驗。元世祖時曾調遣漢族軍隊在哈密、別失八里、和田等地屯田，還在別失八里設立冶場，鼓鑄農器，這對推廣中原的農具也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藏族
一、元朝對吐蕃的統治
忽必烈即位前，就已經同吐蕃的上層建立了聯繫。一二五三年（蒙哥汗三年），忽必烈在進軍大理途中，曾駐軍於六盤山，聽說涼州闊端後王蒙哥都處有吐蕃高僧薩迦班底達，於是遣使往請。當時薩迦班底達已死，他的侄兒八思巴經蒙哥都推薦應召到忽必烈處，很得寵信（《紅冊》、《佛祖歷代通載》）。一二五八年，佛、道兩教發生爭執，蒙哥令僧道到忽必烈處辯論。年輕的八思巴辯勝了道士，更博得蒙古皇室的尊重。
一二六○年（中統元年），忽必烈即帝位，任八思巴為「國師」。一二七○年（至元七年），又升號「帝師」「大寶法王」。帝師統領諸國釋教，是佛教的最高領袖，同時還管理吐蕃軍民等世俗事務，是藏族地區的最高政治首領。八思巴和以後的歷代帝師都由元朝皇帝任命，以元朝命官的身分，管理吐蕃政事。吐蕃由此統屬於帝師和以款氏家族為核心的薩迦集團。這在藏族歷史上是一樁重大的事件。在日喀則的德慶頗章（漢語意為極樂宮），今天還保存著一組八思巴朝覲忽必烈的壁畫，形象地記錄了這一歷史場面。
元朝任八思巴為帝師後，又先後設置了管轄藏族地區的中央和地方機構。一二八○年，設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師所統僧人並吐善軍民等事。一二八三年，又另設總制院，掌浮圖氏之教（佛教），兼治吐蕾之事，由具有「國師」稱號的喇嘛主持，這實際上是協助帝師管轄全國佛教和藏族地區政教事務的中央政事機構。一二八八年又更名宣政院。宣政院的職責是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但它的地位卻提高到同樞密院、御史台並列，都是秩從一品的高級官署，可以不通過中書省自行任命官吏。宣政院使往往由首相兼任；位居第二的院使由帝師推舉的僧人擔任。如吐蕃有大事，還可臨時設分院就地處理。
《元史?百官志》記載宣政院管轄三個略低於行省的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一個是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管轄西北的藏族地區，治所在河州（今甘肅臨夏縣）；其次是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管轄西南的藏族地區；第三是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轄今前後藏和阿里地區。《元史》武宗、英宗、順帝本紀，都載有朵思麻宣慰使司。《明史?西域傳》說朵甘元曾置宣慰使司。藏人稱青海為「朵」，「朵思麻」意為下朵，指青海東南部，相當於吐蕃等處宣慰使司。「甘」或「甘思」，今譯作「康」，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昌都地區，「朵甘思」當包括康和青海西部地區在內，轄區與吐蕃等路宣慰司相當。
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以下，還分設若干宣撫、安撫、招討等司以及元帥府、總管府、萬戶府和千戶所等。
上述地方機構的品級、職權、設官人數和管轄範圍，元朝都有規定。烏思藏的首要官員，一般由當地的僧俗封建主擔任，但要經元朝政府任命。朵思麻、朵甘思地區的宣慰、宣撫、安撫使等官，常由元政府直接派遣。各級官員必須遵守元朝的法令，接受考核。宣慰司等官府的文卷要接受地方監察機關按察司的檢查。
元初，忽必烈封他的兒子奧魯赤為西平王，將吐蕃地方委付給他。奧魯赤的子孫鎮西武靖王一系就駐在吐蕃，世襲封地，有權會同宣政院處理當地的軍政事宜。在烏思藏，元朝派有軍隊屯駐，設「管蒙古軍都元帥府」。吐蕃的軍務由宣政院處理，吐蕃或鄰境有事，各地長官必須領軍聽從調遣。這些措施，加強了元朝對藏族地區的直接控制。從內地到藏族地區，還開闢了朵思麻、朵甘思、烏思藏三條驛路，便利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繫。
闊端曾對吐蕃封建主提出，臣屬蒙古不能只表示歸附，而且必須納貢，各部應將所屬官吏姓名、僧俗人眾和應納貢物繕造清冊呈報（《薩迦班底達致烏思藏納里僧俗諸首領書》）。一二六八年和一二八七年，元朝曾兩度派官員會同薩迦的本勤（薩迦行政首腦）清查烏思藏的戶口和土地數目，確定各封建主應向元朝納貢的數額。元朝還在藏族地區推行「烏拉」制度，主要是提供驛路的供應和服役。藏族人民從此成為元朝的「編民」，承擔國家的賦稅和徭役。
西藏日喀則德慶頗章壁畫：《八思巴朝見忽必烈圖》
藏文史書《薩迦世系史》說：「元帝轄十一行省，西藏三地面雖不足一行省，但因為它是八思巴的住地和教法所在，故作為一省委付於八思巴。」足見當時藏族人民也是把吐蕃看成元朝的一個行省。
二、封建農奴制的發展
元朝統一了吐蕃，吐蕃封建農奴制社會得到新的發展。
唐末吐蕃王朝崩潰以後，藏族地區出現了「種族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的分散局面，形成許多「各有首領」的割據勢力。由於佛教這時已經被藏族普遍信奉，這種割據勢力又具有僧俗結合、政教不分的特點。
在吐蕃王朝時代，王室雖大力提倡佛教，但在大部分貴族中，原有的本教仍據統治地位。經過八世紀的發展，佛、本兩教相互影響、滲透，終於揉合成一種別有特色的佛教--喇嘛教，得到所有封建主的普遍承認和尊崇。到了十二、三世紀，以一些大寺院為中心，形成若干教派，控制著當地的政權，成為地方封建割據勢力。各個教派的首腦，往往出身於同一家族，他們通過宗教控制政權，形成貴族世家。當時，最著名的有以熱振寺為中心的噶當派，以薩迦寺為中心的薩迦派，有山南地區興起的噶舉派，以及由噶舉派分化出來的搽里八、必力公、伯木古魯、思答刺、加麻瓦、牙里不藏思等支系（《紅冊》、《西藏王臣史》）。
闊端派兵進入吐蕃時，薩迦是影響較大的教派。八思巴以後的帝師，大多出身於款氏家族。出身於其他家族者，也都是薩迦寺的高僧、八思巴的弟子或侍者。薩迦寺的高級僧職羅本，就職時要親自去朝廷受帝師的法戒，取得帝師的承認。
闊端也提高了薩迦派的政治地位。授予薩迦官員金銀符，擔任各處的達魯花赤，並且聲明：「不請命於薩迦之金符官而妄自行事，即是目無法紀，犯此者難邀寬宥。」元朝把吐蕃的政權交給帝師和薩迦集團，帝師有權直接支配宣政院及其下屬藏族地區各級政權，帝師的命令可以同皇帝的詔敕並行於藏族地區。忽必烈任命八思巴為帝師時，同時又派遣他的弟弟恰納朵兒只統治吐蕃三部。仁宗、英宗、泰定帝時，八思巴的侄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任帝師，其兄唆南藏卜同時受封為白蘭王，領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三道宣慰司事。三路曾先後設立軍民萬戶府和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其萬戶、宣慰使、都元帥等要職，除帝師的族人外，大多由薩迦的官員本勤和大侍從擔任。
帝師也是吐蕃最大的封建領主。據《薩迦世系史》說：八思巴首次傳授佛法時，忽必烈把烏思藏作為供奉賜給他。第二次傳授佛法時，忽必烈又下諭把包括納里速古魯孫在內的三地面所有僧俗人眾都充當對他的供奉。所以，今前、後藏和阿里三部又是元朝皇帝賞賜帝師的封建領地。薩迦僧俗封建領主憑藉元王朝的支持，成為吐蕃各教派、各地方的首腦。
十四世紀中，薩迦的款氏家族因內鬨而分裂。噶舉派的伯木古魯一支起於澤當。這個教派是由朗氏家族控制的，他的首領賞竺監藏於一三二二年（英宗至治二年）受封為伯木古魯萬戶。以後他的勢力逐漸強大，先後挫敗搽里八、必力公等萬戶，最後併吞了薩迦的轄地。元順帝封賞竺監藏為司徒，並承認伯木古魯政權取代薩迦。
闊端在吐蕃歸附後，曾對各地方勢力宣告：「凡在職諸官吏，不論何人，皆仍留原職不變」。元朝建立後，分烏思藏為十三萬戶，把各教派和各地方勢力都包括在內，仍任命原來的僧俗領主擔任萬戶。這些萬戶中，伯木古魯、搽里八、必力公、思答刺、牙里不藏思等，同薩迦一樣，也是喇嘛教派、地方政權和封建領地三者結合，照例被一些貴族世家所壟斷。十三萬戶之下，還有千、百戶等小領主。
元朝統治者注意到吐蕃的歷史特點，本著「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方針，一面扶植當地影響最大的喇嘛教，授予政治權力，一面又對原有的各地方勢力分別予以承認，僧俗並用，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等級制度，影響藏族社會達數百年之久。
朵思麻、朵甘思兩吐蕃宣慰使司所轄地區，由於接近漢地，又有各自的特點。元朝統治這些地區的行政設置，奠定了明清的州縣和土司制度的基礎。
農牧民是藏族地區的基本生產者。在割據時期，各地方的僧俗領主掌握著政權，霸占了土地等生產資料。農牧民被迫向他們服勞役和繳納實物，逐漸淪為依附於他們的農奴。但由於各割據勢力興衰無常，他們對農牧民的控制還並不穩固。元朝幾次清查吐蕃的戶口和土地，明確了各個領主對所屬農牧民和土地的占有權力。以後，歷代帝師恃有皇帝的聖旨，向烏思藏各宣慰使、萬戶長等文武官員和僧俗人眾發布文告，申明對各領主轄境的百姓及土地、水、草、牲畜、工具等一律嚴加保護，不許侵犯。各領主所屬百姓應安居原處，不許逃亡或投靠別人，其他領主也不得強占。百姓應依例為領主執役應差，對領主不得違抗。為了使這種農奴制度得以長久維持，文告中也告誡各地領主和文武官員，不許在規定的限度外濫施權力，無故需索騷擾或濫支供應等等（《帝師亦攝思連真等發布的文告》）。薩迎的本勤顏璘任宣慰使時，還通過地方政權制定了烏思藏大部分法律。封建領主和屬民的地位及其相互關係，由朝廷的法令確定了下來，封建農奴制度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農奴要對領主交納實物和服勞役。小領主有權支配所屬農奴服役，而大領主又可支配所屬小領主的農奴為他服役。元初釋迎藏卜任本勤時，就曾徵調烏思藏十三萬戶的人夫為薩跡修建大寺。農牧民站戶還要服「烏拉」，驛路上來往使臣的飲食住宿的需用，馱運過往貨物的馬匹、畜力、車輛、人伕等等，都要由站戶提供。
農牧民除向領主繳納實物外，各領主向元朝納貢的負擔也落在他們身上。薩迦班底達向闊端臣服時，曾指定獻納各種上產和奢侈品，如珍珠、顏料、胭脂紅、赭石、廣木香、獸皮、羊毛、氆氌及金沙、銀、象牙等等。據《經世大典?站赤》保存的零星記載，元朝時期貢品有葡萄酒、酥油、水銀、西天布、硫黃、青稞、鹽貨等土產。名目有所謂「年例出產職貢」，有所謂「宣政院所轄西番課程錢物」等。還有專門供奉皇太后個人的「西番出產物貨」。
藏族社會中地位最低下的是奴隸。元朝在吐蕃調查戶口時，一般以六口之家算作一「小斡耳朵」（帳）。六口即估計為夫婦及子女、婢、仆各一人（《薩迦世系史》）。每個「小斡耳朵」都估計有婢僕二人，可見奴隸制仍在發展。
藏族的農奴和奴僕備受僧俗封建領主的壓榨，不斷舉行各種形式的起義。地方領主也常利用這種形式起而反抗薩迦和元朝的統治。
元世祖至元末年，必力公起而反對元朝和薩迦的統治，破壞驛站，經過薩迦三任本勤的連續討伐，一二九○年，鎮西武靖王鐵木兒不花也率蒙古軍協助，破壞了必力公寺，俘擄了萬戶長亦璘真等人，必力公的反抗最後遭到鎮壓。
一二九四年，四川行省奉詔重開吐蕃道，藏族起而反抗，包圍茂州。
元世祖和成宗時，朵思麻地曾有藏族起義。朵甘思、薩迦、康撒兒等地也發生動亂，成宗派陳萍為宣政使兼土番宣慰使前往征討，起義被鎮壓下去，首領幾十人犧牲。
一三二三年，參卜郎諸族起義，殺元使臣，奪取財物。元朝先後派鎮西武靖王搠思班、四川平章兼宣政院使囊加台、吐蕃等路宣慰使都元帥乞刺失思八班藏卜領兵討伐。起義經兩、三年之久而最後失敗。
順帝時，元王朝已到崩潰的邊緣。一三三七年（至元三年），藏族人民發動起義，直指鎮守當地的鎮西武靖王，殺死王子黨兀班。元朝特設行宣政院派兵鎮壓。
元末農民起義在中原爆發，藏族農牧民也紛紛起事，僅在一三四七年（至正七年）一年內，發生藏民起義的地區就有二百餘所。元王朝窮於對付，只得不拘資級派遣官員鎮壓。元王朝加強對各族人民的鎮壓，並不能挽救自己的覆亡。煊赫一時的薩迦集團，也在封建主內鬨和藏族人民起義的打擊下，陷於崩潰。
三、農業、手工業和商業
雅魯藏布江流域是西藏的主要農業區，在適宜耕種的地方，分布著許多農村居民點。作物主要是青稞，元時稱為「青麥」，是歲貢的項目之一。一些地區栽種葡萄，釀製的「西番葡萄酒」頗享盛名，是進貢的珍品。藏族的農業多與畜牧業相結合，其餘廣大地面是純粹的牧區。
藏族農牧民多附帶經營家庭手工業。他們用羊毛製成各種毛織品，有「毛布」、「毛纓」、「紅纓」等名目，除滿足自己需要外，還有一部分用來同內地進行交換。烏思藏的細氆氌是一種精緻的毛織品，稱為「西天布」，也是上貢的特產之一。
早在十一至十二世紀，熱振寺、薩迦寺、伯木古魯的帖寺、加麻瓦派的術普寺、搽里八派的搽里寺、公塘寺、必力公帖寺、思答刺寺等陸續建成。元代，寺院建築又有很大發展。薩迦擴建和新建的寺院最多，有四大寺十四小寺之稱。其中以本勤釋迦藏卜建造的大寺最有名，寺院周圍，升起金碧輝煌的寶塔。薩迦的四周和奔波里的山頭，築起雄偉的城垣。一二五一年（順帝至正十一年），伯木古魯派建成澤當大寺。這些工程浩大的建築物，都是調發大量無償勞力建造的。
在各教派和各封建主的領地上，圍繞著大寺院興起一些新的城鎮，形成各地方的政治中心，也是手工業和商品交換的集中點。
藏族在宋代就已在漢藏毗鄰地區同漢族進行「茶馬互市」，規模已很可觀。元代繼續維持這種傳統交換關係。一二七七年，元軍取得四川後，在碉門、黎州設榷場與吐蕃貿易。大批藏族僧侶和官員陸續來到內地，他們把元朝統治者的大量賞賜和自己採購的貨物，經由驛道運往吐蕃。許多人藉此經商營利，實際上是另一種貿易形式。
茶仍是運往藏區的主要貨物。至元間，廢除了設官專賣的辦法，茶商納課，自由交易，更便於茶的銷售。據明初記載說：「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明實錄》洪武三十年三月）飲茶已成為藏族人民的普遍需要。輸入藏區的商品還有布匹、各種絲織品、瓷器、銅器及各種日用品等等，由於藏族可直接往內地各處貿易，商品的來源和品種較前大為增多。藏族地區內銷的貨物，宋朝只重戰馬，禁止以茶博易珠玉、紅髮、毛段之物。元代，有牲畜、農畜產品、毛織品、皮貨及作為顏料和藥材之用的各種土特產等，品種和數量大增。
在朵甘思的老思剛地方，已出現專務貿販的商人，以販賣碉門烏茶、四川細布，交易藏區土產為生。
四、文化的發展
在文學方面，著名的藏族長篇史詩《格薩爾王傳》是藏族人民中長期流傳下來的群眾性創作，並非某一個人所能完成，可能是元代形成的。此書幾百年來，已被譯成許多民族的文字。史詩卷帳之多，為世界文學中所罕見。薩迦班底達著有《蘇布喜地》一書，很早就被譯成蒙文，是藏、蒙人民喜愛的文學作品。
薩迦班底達也是一個語言學者。他到涼州時，曾應闊端的請求製作蒙古文字，設計了四十四個字母，據推測，可能是利用畏兀兒字母也可能是用藏文字母作出了表音的原則。忽必烈即位後，八思巴受命據藏文字母創為蒙古新字，以譯寫一切文字。一二六九年，元朝正式下詔以新制蒙古字頒行天下，即近人所稱「八思巴字」。
史學也有很大發展。寺院很重視對珍貴文獻的保管，在薩迦寺有管理文書的專門官吏叫做朋你克。十五卷的《薩迦甘本》是五個薩迦寺主的作品，其中包含重要的原始史料，曾經在德格刊行。《紅冊》是現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由搽里八的公哥朵兒只於一三四六至一三六三年寫成。公哥朵兒只原是搽里八的萬戶長，曾朝見過元帝，後來出家專理佛事，受封為司徒。《紅冊》除寫了當時薩迦、噶當、噶舉、伯木古魯各主要教派的歷史外，還根據漢文史書寫了唐、宋、吐蕃和蒙古的歷史。他明確說：此書曾參考了宋祁和范祖禹執筆的《唐書?吐蕃傳》和《資治通鑑?唐紀》的藏文譯本。蒙古王統部分可能參考過蒙文資料。書名也用蒙語稱《忽蘭?迭卜帖兒》。
卜思端（一二九○---三六四）的《善逝教法史》也是元代的史學名著。卜思端出身於佛學名門，曾先後請教二十八位大師，學識極為淵博，著作也很多。中年以後，常住後藏沙魯寺。嗣法弟子發展成沙魯派。《教法史》完成於一三三二年，全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法的概說，第二部分是印度和藏族地區的佛教史，第三部分是大藏的目錄。本書以謹嚴著稱，搜集了豐富的歷史資料，很少記載傳說的離奇神話。此書有幾種不同的刻本流傳。
元王朝對佛教的提倡推動了佛學的研究。在搽里八的公哥朵兒只主持下，卜思端曾編纂了甘珠爾（大藏經典部）和丹珠爾（大藏註解部）兩部佛經大藏，是藏文佛經的總集。
元朝統一後，印刷術也很快傳到吐蕃。公哥朵兒只的祖父噶德袞布在元世祖時曾去過內地七次，回藏後在搽里八設立了印刷場。《紅冊》所利用的漢文史料的藏譯本，就曾在一三二五年由國師亦璘真乞刺思刻印過。
居庸關六體文字刻石
元代吐蕃興建了許多新寺院。各種建築、繪畫、雕刻、塑像等藝術都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提高，並且吸收了各民族的風格。如搽里八的領主噶德袞布曾請漢族的「巧臣」修建了漢式的佛殿。薩迦寺的黃金塔，是元初由尼泊爾建築師和雕塑家阿尼哥率領尼泊爾工匠，經兩年時間而造成的。現存的拉當寺的彌勒佛、沙魯寺的蓮華生等雕刻作品，在造型方面是寫實的，刀法與元代漢族雕塑有近似之處。沙魯寺的幾幅「供養天」壁畫，是在尼泊爾、印度藝術影響下創造出來的，已具有成熟的「江孜派」的新風格。
在科學技術方面，醫藥歷算有所發展。薩迦班底達去涼州，因為曾治好闊端多年無法治癒的痼疾，所以才大受尊信。卜思端本人曾寫過醫學著作。元時的貢品中有廣木香、牛黃、胭脂紅、茜草等藥材，可見當時藏族對藥物已有較深的認識。在中原的影響下，藏族的曆法也有發展。卜思端還寫過關於天文學的著作。
（四）雲南各族
一二五四年（蒙哥四年），忽必烈自大理北返，留大將兀良合台戍守雲南，並任命劉時中為宣撫使，與大理原來的統治者段氏共同治理雲南地區。隨後，蒙哥根據兀良合台的建議，按蒙古軍政合一的制度，將原有的三十七部並成十九個萬戶府，任命土人和蒙古官員為萬戶長和達魯花赤，兀良合台任都元帥總鎮其地。一二六○年，忽必烈即位後，在一二六三年至一二七一年間先後派遣昔撤昔、也先、寶合丁、阿魯帖木兒擔任此職。在雲南設省以前，他們是雲南地區的軍政首領。
忽必烈北返時，還留下宗王不花駐守雲南（中統二年封為建昌王），重大軍政事宜都元帥必須向宗王請示。一二六七年，忽必烈封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又設大理等處行六部和王傅府，以行六部的尚書、侍郎兼王傅府的王傅、府尉和司馬，行政機關和王府機構合為一體。一二七一年，忽哥赤被都元帥寶合丁等毒死，元朝又以南平王禿忽魯出鎮雲南。
蒙古軍自一二五三年進入雲南後，在大約二十年內，基本上是軍事占領，鎮戍雲南的諸王和軍事將領只是搜括財物和擄掠人口。各族人民反抗蒙古壓迫的鬥爭相繼而起。一二七三年，忽必烈鑒於委任失宜，決定建立雲南行中書省，任命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行雲南省事。賽典赤贍思丁是來自中亞布哈拉的回回人，在窩闊台、貴由、蒙哥、忽必烈四汗時期，擔任過山西、燕京、川陝等地的地方官職，逐漸接受了漢族的傳統文化和統治方法。賽典赤贍思丁於一二七四年到雲南，與鎮守雲南的宗王禿忽魯，確定王府和行省的職權範圍：王府可以對行省進行監督，但執行政令的權力歸於行省。次年，他又建議由雲南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聽行省節制。後來又將這兩個機構和重設的官吏省去，加強了行中書省的權力。賽典赤贍思丁還把原設的萬戶、千戶廢除，改成三十七路、五府，下設州縣，並重新改定各路府州縣的名稱，與其它行省取得一致。路府州縣的官吏，要重新選派蒙古、色目、漢人和當地土著人擔任，六品以上，都必須經元朝任命，六品以下，由本省選派上報，從而加強了元朝和行省對雲南地區的統治。
元朝雲南行省的範圍，東至普安路的橫山（今貴州普安縣，一度曾到貴陽），西接印度的阿薩密，西南至緬甸的江頭城（八莫附近），南邊曾連接八百媳婦（泰國北部）和寮國境，北至羅羅斯的大渡河（包括今四川西昌地區和涼山彝族自治州等地），所轄區域比後代的雲南省要大得多。
雲南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見於元代記載的有白人、羅羅、金齒白夷、末些（納西）、斡泥（哈尼）、蒲蠻（布朗）、盧蠻（傈僳）、阿昌、吐蕃（藏）、怒人、撬人（獨龍）、野蠻（景頗）、依人（僮族）、土僚蠻（仡佬）等族。
一、白人（白族）和羅羅（彝族）等族
元代的雲南行省大體是建立在大理國的舊境內，除了周邊一些依附於大理的少數民族外，主要民族是白人和羅羅。
白人原稱■人，史書又稱「白蠻」，是白族的祖先。
白人原來聚居在洱海及其鄰近地區，曾經建立過南沼和大理國。據元人李京的《雲南志略》記載，元代白人主要聚居在中慶（昆明地區）、威楚（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永昌（今保山地區）等路府。統治者王室和貴族，控制了從中慶、威楚、經大理至永昌等重要地區的交通線，並於沿線要地建立起若干城鎮，分封在各地區的白人貴族以這些城鎮為中心，不斷擴張統治勢力。白族人民也進而散布到姚安、麗江、鶴慶、北勝、騰衝、順寧、元江、臨安、澂江、曲靖、武定等地。大理國段氏強盛時，白族曾經發展到黔西的普安，川南的大渡河以南地區。
白人段氏世代為大理國主，是雲南各民族的統治者。忽必烈征雲南，國主段興智降。一二五五年，段興智同他叔父段隔去朝見蒙哥，奉獻地圖，提出平定諸部和治民立賦的辦法，受到蒙哥的讚賞。蒙哥命段興智繼續統治白、爨等部，令段福統領軍隊。次年，段興智等回大理，率領白、爨軍二萬為前鋒，導大將兀良合台討平未附各部，侵掠交趾。段興智死，弟段實繼位。一二六一年，段實入朝忽必烈，受命領大理、善闡（今昆明地區）、威楚、統矢（元改姚州）、會川、建昌、騰越等城，節制當地的萬戶、千戶。
忽必烈派遣賽典赤來治理雲南，一二七六年，立行省，置郡縣，改善闡為中慶路，作為省治所在地。段實被改任為大理路總管，轄地縮小到大理、蒙化、威楚等地。
羅羅，史書上或譯落蘭、盧鹿，又稱「烏蠻」。別部或自稱撒摩都（或作些莫徒）、羅婺、摩察、■刺，都是彝族的先民部落。在唐宋的記載中，他們被稱為爨人，元代也稱為爨，或簡稱寸。《雲南志略》指出：「羅羅，即烏蠻也，..自順元、曲靖、烏蒙、烏撒、越雟皆此類也。」這是指羅羅的集中地區。
順元是八番順元宣慰司所轄的順元等處宣撫司，轄今貴州鴨池河左右的水東和水西地區，尤以水西（彝語稱「亦奚不薛」，「亦奚」意為水，「不薛」意為西）彝族最為集中。曲靖宣慰司現在只有西境屬雲南，是彝族聚居區；東境普定（安順一帶）、普安（普安、盤縣等地）路在今貴州西南，此處與順元的彝族在漢籍中都被稱為「羅鬼」、「羅氏鬼」，或稱「鬼蠻」。他們在唐末已形成較大的獨立政權，被稱為「大鬼主羅殿王」。宋末，北部有羅氏鬼國，依附於宋；南部有羅殿國，依附於大理，與宋廣南西道常有貿易來往。但實際上部落甚多，稱謂也不固定。
蒙哥時，兀良合台攻押赤城（昆明），「鬼蠻」出援兵助守。蒙古軍隊攻陷押赤等城後，乘勝進入鬼蠻境（蒙語稱赤禿哥兒、赤禿哥或赤科，「魔鬼」之意），招降羅鬼諸部。雲南設郡縣後，以於矢部設普安路，普里部設普定府，後升為路，隸曲靖宣慰司。其餘地區，湖廣、四川、雲南三省曾多次前往招降和征討，先後設置了八番羅甸、順元，亦奚不薛三宣慰司及若干安撫司、宣撫司等機構。一二九一年，順元宣慰司撤消。次年，並八番羅甸和亦奚不薛宣慰司合為八番順元宣慰司，屬雲南行省管轄。
烏撒烏蒙等處是一個宣慰司，這裡原有烏撤（貴州咸寧）、烏蒙（雲南昭通一帶）、閟畔（東川市、會澤、巧家縣地）、芒布（鎮雄、威信等縣）、易娘（彝良縣）等部。烏蒙部駐竇地甸，部主阿杓受宋封為烏蒙王。芒布居屈流大雄甸，宋封為西南番都大巡檢使。
一二五六年，蒙哥令兀良合台從雲南率軍與四川蒙軍會師，途中先後招降了閟畔、烏蒙、易娘、芒布等部。烏撒部屢招不降，一二七三年才向元朝降服。元朝陸續設立了烏撒、烏蒙、芒布（轄益良州，即易娘部；強州）東川（原閟畔部）四路。一二九三年，烏撒宣撫司改為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統轄以上四路，大致與今昭通地區相當。東鄰亦奚不薛，南接曲靖，是彝族的聚居區。
越雟是唐郡名，南詔設建昌府，元朝設為羅羅斯宣慰司。越雟等地原屬大理國，只有邛部每年向宋朝貢名馬、土物，宋封其首領為邛都王。大理國逐漸衰敗，落蘭部崛起於滬沽、稱雄於各部。蒙哥時，落蘭部主派遣侄子建蔕降附蒙古。後來建蒂又殺蒲德，自為部長。建蒂以女沙智嫁阿宗，命阿宗守建昌。建蔕連續併吞邛部川、阿都、屈部、■綖、蒙歪（元會理州）、麻龍（元麻龍州）、絳（元姜州）等部。一二六八年，忽必烈令招討使怯綿攻建蔕，大敗，怯綿被處死。一二七二年初，忽必烈又派皇子西平王奧魯赤同南平王禿忽魯、四川行省都元帥也速帶兒等聯軍進討。經過一年多的激戰，建蔕力盡投降，沙智等四人也被俘。
此後，元朝在這裡先後設置了五個總管府：建昌（西昌）、里州（原阿都部，後併入建昌路）、定昌（原屈部）、德平（原■綖部，後定昌、德乎並為德昌路）、會川五路，二十三州，上設羅羅斯宣慰司都元帥府總管。按元朝的制度，由朝廷直接派遣蒙古、色目和漢人官員為正副宣慰使都元帥，直接進行統治。
此外，當時屬於四川敘南等處蠻夷宣撫司管轄的馬湖路也是彝族集中的地區。元朝曾在這裡設泥溪（今屏山縣）、平夷（屏山東境）、蠻夷（屏山縣西境）、夷都（治今秉彝場）、沐川（今沐川、馬邊縣）、雷坡（今雷波縣境）六長官司。羅羅斯宣慰司和馬湖路已包括了今四川省西昌地區和涼山彝族自治州在內。
綜上所述，元代的彝族主要聚居在今雲南的東北部及其與四川、貴州毗鄰的地區，此外，中慶、澂江、臨安、元江、廣南、威楚開南、廣西、大理等路都有彝族與其他民族雜居，特別是雲南的中心地區，彝族和白族區是互相交錯的。
大理以北，毗鄰吐蕃的金沙江畔，元時屬於麗江路的通安州、寶山州、巨津州等地，沿山寨中住有末些人，又稱摩些或磨些，即今納西族。麗江路及大理、永昌等地還有盧（又稱盧鹿、栗些，即傈僳族）、峨昌（又稱俄昌、阿昌）、撬（又稱「俅人」，即獨龍族）、吐蕃（藏族）、西番（普米族）、弩人（即怒族）。
史書上所稱的「野蠻」，即景頗族，住在麗水（伊洛瓦底江）兩岸，即今江心坡到孟養一帶。
和泥（又稱斡泥、窩泥、禾泥）即哈尼族，主要居住在臨安西南的紅河地區，元代曾在這裡設和泥路。元江路等地也有部分哈尼族。
蒲蠻（又稱朴或撲子蠻）即布朗族，主要分布在瀾滄江以西，即永昌，騰衝二府地區。
經濟的發展
雲南各族人民以從事農業為主。一二六七年，皇子忽哥赤往鎮雲南，王府文學張立道擔任了大理等處勸農官。以後，雲南設置行省，賽典赤出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他們都注意到要恢復和發展農業以鞏固元朝在雲南的統治。
白族、羅羅族人民對興建水利灌溉事業有自己的傳統。大理國末期，國政荒亂，水利失修。昆明西南的滇池，由於沒有出水口，夏季山洪暴發，往往淹沒湖邊田野，昆明城內也泛濫成災。賽典赤等經畫修濬，白、羅羅各族人民先後修建了松華壩、南壩，疏濬或新開了盤龍江、金汁等六河。又修築河堤、水閘，控制水流，鑿通滇池西南的海口，使湖水可以排出。這不但減輕了水患，擴大了灌溉面積，而且因排泄了湖邊積水，增加了良田百餘萬畝。據當時記載，畝產量一般可達到二石。從元世祖至元初年開始，直到成宗大德間，昆陽州海口的工程還在繼續。
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記》中描述了他在大理一帶的親身見聞。雲南州（祥雲）以西三十餘里的品甸有個清湖，白族用來灌溉，其利可達雲南州城郊。自嵓甸（彌渡）有赤水江可興水利，居民輳集，禾麻蔽野。趙州甸（鳳儀）川澤平曠，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少旱虐之災。大理點蒼山泉源噴涌，共有一十八溪，功利布散，皆可灌溉。
雲南設置勸農官，推廣先進地區生產經驗。白、爨人雖然早已養蠶和植桑，但不得法。張立道傳授漢族的經驗，收利等於過去的十倍。賽典赤也推廣了種植粳稻桑麻的先進技術。元成宗時，李京曾描述說，白族經營的麻麥蔬果，同內地近似。
一二七五年以後，雲南行省在中慶、大理、威楚、曲靖、澂江、仁德、臨安等路府實行屯田，閱實戶口，拘刷漏籍戶作屯田戶；在鶴慶，羅羅斯等處，還抽出一些編民立屯。屯田戶的租賦直接交給政府，一二八五年一年即交租銀五千兩。一二八九年，元朝又在上述各地和武定、烏撒、東川等路發展軍屯，由當地的鄉兵爨■軍經營。一二九三年，梁王以漢軍梁千戶軍於烏蒙屯田（後遷新興州）。一三一六年，行省調撥畏兀兒和新附漢軍於烏蒙屯田鎮守。
民屯大部由官給田，中慶路官給田，達一萬七千二十二雙（近七萬畝）。賽典赤還貸給了屯民牛、種、農具等。延祐年間，畏、漢軍在烏蒙屯田一千二百五十頃，是在有「古昔屯田之跡」的荒地上開墾的。元朝實行屯田，本意在擴大收入，但因此也擴大了耕地面積，促使白人和俠爨人轉入了農業。
在大理國時代，雲南就以畜牧業著名。十二世紀初，各方向大理國王貢奉牛馬，據說「牛馬遍點蒼」。宋高宗南渡，迫切需要戰馬。西北的馬市被金朝隔斷，改在廣西皇州設提舉司，向羅殿、自杞、大理買馬，還曾派專人去善闡府商談買好馬一千匹。大理馬極為宋人稱道，據說有日行四百里的駿馬。元初馬可波羅到昆明、大理等地，也說這裡是產馬很多的地方，人民以畜牧和種植為業，他們養的馬甚至遠送到印度售賣。元成宗初年，雲南一年貢獻給梁王的馬就達二千五百匹之多。亦奚不薛是直屬皇帝御位下十四處牧地之一，由羅鬼首領，八番順元宣慰使鐵木兒不花主管所牧國馬。
雲南地處高原，山地盛產綿羊，用羊毛做的毛氈成為白、羅羅各族人民的必用品。
白、爨人民的手工業大多還沒有從農業和畜牧業中分離出來。由於綿羊很普遍，織氈是常見的家庭手工業。從貴族到平民，每人都有一件披氈。平民赤身披氈，白天是衣，晚上是被。大理出產的上品氈長大而輕。雲南出產的棉布以精巧著稱，有「白疊」、「朝霞」等名目，是貴族服用的衣著。
大理的採礦、冶金業已相當發展。宋人形容大理製作的刀「鐵青黑」，「南人最貴之」，銳利程度可以吹毛透風。元代雲南中慶、大理、金齒、臨安、曲靖、澂江、建昌等地都產鐵，一三二八年全省鐵課達十二萬餘斤。大理的制刀技術也反映了當時煉銅的技術水平。銅產於大理和澂江薩關山，當時全國只有雲南有銅課。金產地幾乎遍布雲南各處，馬可波羅一再描述雲南黃金很多，所以金對銀的比價較別處為低。雲南金課當時占全國首位。銀產於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等路，銀課占全國的一半。由於金、銀、銅出產豐富，雲南用這幾種金屬加工的手工藝品也相應發展，如用金銀打制各種貴重飾物，用銅鑄佛，打制各種器皿，技藝都很高。此外，羅羅斯的珠、會川的碧甸子也很有名。威楚、建昌和大理的鹽井都產鹽，元朝在威楚設有提舉鹽使司，在大理白鹽城設榷稅官，收入很多。
南宋時，大理國以及羅羅斯、烏蒙、羅鬼等部在邕州、黎州、敘州、滬州分別同南宋進行互市。白、羅羅等族以輸出馬、羊、氈、白疊、獸皮、雲南刀、甲冑、漆器、麝香和各種藥材為主，換取南宋的絲織品、磁器、鹽和漢文書籍。元朝統一後，商旅可以直接往來，為雲南和內地的物資交流創造了有利條件。賽典赤採取了降低商稅、繁榮市場的措施。雲南商人同藏族地區及緬甸等地也有貿易往來。本地的貿易通過集市進行，稱為「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罷。
雲南通用的貨幣是叭（貝殼）。元朝行用交鈔，允許交鈔和叭公私通用。稅收按黃金計算，用■折納。金、銀是高級通貨，每金一錢值■子二十索（每索貝八十枚）。建昌等地區有用鹽巴作貨幣的，鹽巴用同一種模子做成，上有官方印記，所以同黃金也有固定的比價。
白、羅羅各族社會發展不平衡。白人社會較為先進，其次是中慶等中心地區的爨人，大理國時期已確立起封建制度。大理王是最高土地所有者，他把關津要隘和富饒地區分封給段氏族人。段氏取得大理政權曾得力於東方三十七部的支持，因而封一些「烏蠻」貴族為領主。以後權臣高氏專政，大理王將善闡、威楚、統矢（姚安一帶）三府和秀山（建水一帶）、石城（曲靖一帶）等地分封給高氏世守。高升泰有嫡子八人，分牧八府，庶子十一人，分牧四鎮郡邑，世官世祿。他們對封地內的土地和人民有世襲的封建統治權，但要對大理王定期進納貢賦和調派勞役、兵役等。
大小領主還有自己的私有莊園。大理國君臣的政治權力在元朝大大削弱，但私莊仍舊保留。現在大理地區的「白王莊」、「皇莊」等地名，可能即是大理王室私莊所在地的遺址。統治鶴慶的高氏後人一直擁有私莊，他們是莊內全部土地、山林和河流的領主，而全部居民則是領主的農奴。農奴必須對領主承擔勞役，交納地租，還要在特定的土地上服勞役，如「夫馬田」、「守衛田」、「守墳田」、「鵝鴨田」等。農奴因各種名目要向領主送禮，沒有人身自由和做人的權利，領主有權隨意侮辱和處置自己的農奴及家人。
蒙古軍進入大理時，一些大理貴族戰死、逃散或被剝奪土地，因此出現了屬於元朝的官田和擺脫領主束縛的農民。元初幾次籍民戶，把農民編入向國家納賦的戶籍，以後才把查出的漏籍戶調入屯田。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軍民屯田，最先是由二○六六戶漏籍戶開創的，後來發展到屯田近九萬畝，都是軍民的己業田。他們編入屯田前已是擺脫了領主的自耕農。其餘地區軍屯的寸白軍大都有己業田，官府調他們做鄉兵，就是因他們既能守戍地方，又能耕田自給，不需國家另籌糧餉。
自耕農的大量湧現必然導致農民的分化和新興地主的產生。元朝的寺廟也占據大片土地，每一個新寺院建成，就有「常住恆產田園」，有些是由大官僚、地主的捐獻，有些是購買或侵吞。元末，土地兼併日烈，元代屯田的土地多為僧道及豪右隱佔，官府收不到稅糧，農民也無己業田可耕了。
租佃關係也有所發展。農民租地一畝每年納租三牛一升至五斗八升稻穀，最低地租每畝一斗六升。
雲南東部羅羅聚居區較為落後，直到清代，武定、祿勸還有奴隸買賣現象，說明元代邊遠山區的彝族社會只發展到奴隸占有制度。其餘羅羅斯、烏撒烏蒙、黔西羅氏鬼等部當更為落後。宋代常有大小涼山的奴隸主到宋朝境內搶劫奴隸的記事，也說明奴隸制度的發展。
文化的交流
南詔國時代，與唐朝已有密切的文化交往。白族學者已開始用漢字書寫白語，記錄了本民族的歷史、科學和文化成就。大理國時，白族同宋朝的漢族繼續交流文化，風格和水平越加接近。元初，郭松年旅行大理，看到當地人的宮室樓觀、言語書數等等，已經同中原差不多。
賽典赤是一個穆斯林，但他已在中原任官幾十年，很懂得儒家學說對鞏固封建統治的重要。大理國本來就提倡讀儒書，設科選士，所以他一到雲南，就因勢利導，在昆明建孔子廟，修講堂，選官員富民子弟入學，撥出專供祭祀和辦學用的學田。一二八二年（至元十九年），元朝又下令雲南各路普遍興儒學，建孔廟。元朝藉此加強它的統治，但對雲南文化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所以有人說，六十年後，雲南的「吏治文化」可以同中原相等了。一三一三年，元仁宗開始推行科舉制度，其中也有雲南的名額，由於各族的上層人物有可能通過考試擠入官吏的行列，這就促進了雲南學校的興辦。
一三一四年，雲南設儒學提舉司，專門掌管學校。
南詔和大理時代，佛教已在雲南盛行。僧人有兩種：一種是「得道僧」，在寺院中修行，嚴格遵守戒律；另一種是「師僧」，有家室，念佛經，也讀儒書。大理設科選士，選官置吏，往往都來自「師僧」。白人不論貧富，家家有佛堂，老少都不離念珠，吃齋敬佛。大理點蒼山沿山遍是寺廟。由於統治者的提倡，佛教在東部地區也得到發展。
忽必烈崇奉喇嘛教，尊八思巴為帝師。雲南王忽哥赤也奉薩迦僧亦攝思朮納思（八思巴的異母弟）為師。
以後的梁王也各有王師，兼任宣政院所屬的雲南諸路釋教都總統，管理雲南的寺院。元代雲南有許多供摩訶葛刺的神廟，傳說是因南詔威成王尊信的緣故。摩詞葛刺是喇嘛教的護法神，即元人所謂「番僧所奉之神」，這種信仰反映了喇嘛教的影響。
宋以後，中原佛教以禪宗為盛。忽必烈平大理後，善闡僧洪鏡即去中原，居留二十五年，前後從「當世大德」四次學禪。回雲南後，用白語講經於筇竹寺，禪宗在雲南開始傳播。同時，中原的禪僧也從內地來到雲南，如大休，是臨濟宗義玄十六傳弟子，袁州仰山寺雪岩的門徒，曾於一二七八年來雲南傳播禪宗。
洪鏡的弟子很多，相繼主持筇竹、大德等大寺，禪宗的影響逐漸擴大。玄慧（定林）於一三一○年帶著雲南省臣的奏文至京師朝覲，接受皇帝保護寺院的璽書和御賜大藏經。僧人玄鑒，從雲南出發，遊歷湖南、湖北、直至江浙，參見高僧二十餘人學禪，最後入天目山，拜名僧中峰明本（雪岩法嗣高峰的弟子）為師，很受中峰讚賞，說他見人很多，但象玄鑒那樣的人「非惟今少，於古亦稀」。玄鑒死於內地，他的弟子回雲南大興禪宗。
道教在元代傳入雲南，據說是全真教的宋披雲首先在滇東傳播，在昆明建有龍泉觀、長春觀、真慶觀等。
賽典赤等大批色目官員，商人和士兵來到雲南，他們大多信伊斯蘭教。賽典赤在昆明興建了禮拜寺。隨賽典赤來雲南的撒馬爾罕人馬薛里吉思，是景教徒（也里可溫），在雲南傳播基督教。馬可波羅遊歷雲南，曾在昆明等地見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徒。
白、爨等族還祭祀各種民間信仰的神。大理國也有嵌、鎮、海、讀之分，大理點蒼山稱為「中嶽」，在中峰下建廟，供奉點蒼山神。點蒼山還有龍神，當地人逢天旱就往祈禱求雨。趙州以西的神廟，是州人祈求解除水旱疾疫的地方。
寺廟的建設，提高了雲南各族的建築、繪畫、雕塑的水平。元代所建雞足山佛寺，氣勢雄偉。
在各族人民中，對巫師的迷信之風仍然盛行。馬可波羅提到哈刺章、永昌、押赤等地很少醫生，有病就找巫師。一二九九年，元朝在各路設惠民藥局，官給鈔本，以利息備藥物，選良醫主持。雲南行省共撥出■一萬一千五百索。
各族人民的起義
蒙古征服大理以後，派出了諸王、都元帥對雲南進行統治。他們搶掠人丁為奴，強制編籍人民和民田，徵收高額賦稅。雲南各族人民遭到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從兀良合台鎮雲南以來，二十多年內曾籍民戶八次，人民不堪其苦。由於鎮守者只懂得一味搜刮，被征服地區的人民，相繼起義反抗。
一二六四年，僧人舍利威聯合威楚、統矢、善闡和三十七部爨人各殺守將起義，善闡屯守官無力抵禦，遣使向大理告急。大理總管信直日積極向元朝效忠，領兵支援，連敗起義軍於威楚、統矢等地。
這年秋天，舍利威又發動起義軍十萬向大理進發，元朝令都元帥也先和信苴日迎擊，也先等軍到安寧，擊退舍利威軍，攻占善闡。起義軍又連續在威楚、新興、石城、肥膩、尋甸等地失利，爨部起義受挫。
約十年後，舍利威發動群眾再次起事。信苴日派人偽裝商人往見舍利威，將他刺死。起義軍在失去領袖後失敗了。
舍利威的起義發動於雲南的中心地區，占領了善闡等城鎮，直逼大理，聲勢浩大，給蒙古統治者以沉重打擊。
雲南盛產金銀，元朝派專使前往搜括，設打金洞達魯花赤，監督各族礦工生產黃金；又置合刺章打金規運所、雲南造賣金箔規措所，製造金箔作為通貨。雲南徵收賦稅也要納金銀，中慶附近城邑的人戶，往往逃亡抗賦。甸寨邊遠的地區，秋天就派人領兵征賦，人馬芻糧往返之費，都加在人民頭上。徵稅人按賦額加征十分之二，虧損數又加十分之二，而迎送的接待和饋贈，同應徵賦額相等。元朝頒布過「禁雲南管課官多取余錢」的詔令，正說明當時官吏的貪酷。
雲南行省的官員，為了擴大人戶和稅收，以便向上邀功請賞，常常啟事造釁，無故征伐偏遠地區，乘機劫掠人口、財物和金銀。雲南平章在一次鎮壓起義時掠取黃金五百兩，忽必烈說是他「效死所獲」，應歸他所有。
駐雲南的王府是壓在各族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豪民往往投充王府當宿衛，規避一切徭役，而且還要官府供給。王府直接占有大量人戶和土地。烏蒙等處須向太子真金獻馬。梁王鎮守雲南，子孫世襲，每年受貢馬達二千五百匹。王府畜馬多，全部放在城郊牧放，侵食民眾的莊稼。
權貴勢豪之家殘酷剝削百姓，並且用高利貸重利盤剝窮人，把不能償債的人沒為奴隸。奴隸常被黥面，以防止逃亡。
雲南各族人民不堪忍受這些剝削和壓迫，「冤憤竊發」，紛紛起而反抗。
臨安、元江地區的和泥、白衣、朴等族人民，始終不屈服元朝。一二七六年，雲南行省調蒙古、爨、■軍連續征討，肆行殺掠，強設臨安路和元江府進行統治。一二八○年，和泥大首領必思領導各部起義。一二八五年，元軍侵緬，羅槃甸等地人民不堪蹂躪，起而反抗。一二八七年，被雲南王率領的征緬軍殘酷鎮壓，羅槃甸等十二部並為元江路。
在羅羅斯地區，定昌路總管谷納於一二八七年據八隻巴寨起事，各部響應，毀橋樑，取倉粟，奪驛馬和屯田牛。德平路落來、威龍州阿遮、昌州蘇你、巴翠等部相繼而起。
一二八一年，烏蒙羅住山、白水江的彝族殺萬戶阿忽起義。次年，烏蒙起義。一二八五年，烏蒙蠻夷宣撫使阿蒙殺朝廷所派宣撫使起事，四川和雲南行省會兵鎮壓。
一二八三年，麗江路施州的羅羅在子童領導下，立寨於納土原山興兵起事。
亦奚不薛（水西）諸部彝族，自一二七六年以來，連遭雲南、湖廣、四川等省元兵鎮壓，一些部落在威力下屈服，但鬼國始終不降。一二七九年冬，元朝派司官前往新附各部赴任，鬼國與羅氏部起而反抗。次年，元朝調三省軍會討，亦奚不薛的鬼蠻奮起抵抗，經過三年的戰鬥，亦奚不薛的首領被俘，送京師，流放到北邊而死，餘眾於一二八三年春被迫出降。
此後不到二十年，這裡又爆發了一次震動元朝的大起義。
元成宗即位後，湖廣左丞劉深建議出征雲南以南的八百媳婦國，得到右丞相完澤的贊同。一三○一年成宗調遣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浙江五省軍隊數萬人，任命劉深、哈刺歹為雲南征緬分省右丞，領兵征討八百媳婦。
劉深的軍隊通過八番順元入雲南，沿途強征遞送糧餉的人馬。雍真葛蠻部內苗族、仡佬族人民看到這種苦役將導致家破人亡，寧死不往。元官員以徵發土人總管宋隆濟全體族人相威脅。宋隆濟於是聯合各部起事，燒雍真總管廨舍，燒劫新添、貴州到播州等地許多驛站，圍攻貴州，殺死知州張懷德。當時水東、水西各族，由於遭到征八百媳婦軍的擾害，對劉深恨入骨髓，紛紛起兵響應。水西蛇節領導的部眾是起義的主力軍。蛇節是前順元路總管阿那的妻子，阿那死後，攝理部內政事。劉深軍到貴州，向蛇節勒索黃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不能忍受官軍的勒索和蹂躪，毅然率領本部軍與宋隆濟一起圍攻貴州。
七月，梁王下令湖廣、雲南、四川三省會兵進討。雲南平章床兀兒領兵先達順元。雲南各地又紛紛揭竿而起。烏撒部首領事先同宋隆濟相約起事，於這年冬天聯合烏蒙、東川、茫部進兵中慶。羅羅斯、馬湖、武定、威楚、曲靖、仁德、普安、臨安、廣西等路府以彝族為主的各族都以這次遠征供輸煩勞，準備響應。車裡的白衣族，江頭江尾的和泥族也相繼起義。
十一月，成宗下詔，令湖廣平章劉國傑會同四川、雲南兵火速援救劉深等的軍隊。
大德六年（一三○二年）正月，宋隆濟等已九次圍攻貴州，劉深軍中糧盡，人自相食，計窮力拙，只得倉皇撤退。起義軍乘勝追擊，連續阻擊于山谷中，使官軍首尾不能接應。元軍戰敗，損失軍士十之八九，輜重文卷都被掠去，貴州也被起義軍占領。
二月，劉國傑趕到播州同四川軍會師。三月，元軍在木瓜壩戰勝蛇節部將阿氈，但因暑季來臨，軍糧饋乏，只能駐守思、播州等地以待時機。
這時，烏撒烏蒙的起義軍正節節進取，於祿豐寨劫取皇太后和梁王位下財隊和人畜；進攻曲靖、霑益州，燒毀盪坦驛。烏撤、烏蒙、東川、馬湖四族又聚兵四千並聯合羅羅斯軍，渡過金沙江，攻建昌。三月，前鋒直指雅州，邛部州，四川震動。
元軍經過半年的準備，到九月才分路對各部發起進攻。劉國傑領溯廣軍征亦奚不薛，分三路前進，前後經過四十餘戰，最後深入到雲南普安路境內。蛇節被劉國傑部將宋光擊敗。陝西四川平章也速帶兒等從敘州慶符縣和長寧軍出發，分別攻入益良州、茫部境內，烏撒、烏蒙、東川、茫部等抵抗幾月之後，終於被元軍各個擊破。
大德七年（一三○三年）正月，蛇節重新組織起義軍，與湖廣軍大戰於墨特川，敗退阿加寨。二月，蛇節等被捕。劉國傑回師水東，俘擄宋隆濟等十餘人。起義者的首領先後都被殺害，轟轟烈烈的各族人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了。
元朝的殘酯鎮壓並不能消除起義的浪潮。一三○五年，曲靖路羅雄州頭人阿邦龍少、麻納布昌聯合普安、廣西等路起事，燒驛站。雲南行省參政、平章及諸王領兵鎮壓，經過多次苦戰，阿邦龍少被捕犧牲。麻納布昌逃走。
元武宗即位後，又調兵進討八百媳婦國。一三一○年，臨安、大理兩宣慰司，麗江宣撫司和普安路土官所隸部曲又同時起義。此時元朝已因軍力消耗，無法應付。次年，永昌以南蒲人阿婁銀自稱平章都元帥起兵。普定路土官殺死遷調官吏。各路起義蜂起，數年不息。一三一八年，阿婁銀等聲勢更大，殺鎮將，奪驛馬，雲南派兵征戰近一年，攻破寨柵，屠殺居民，起義者遠逃到山林中，拒不降元。
一三二三年，大理護子羅領導起義。八番順元、大理、威楚等各族也紛紛起事，延續三年之久。
元順帝時，雲南各族人民叉舉行起義。一三四七年冬，中書省戶部驚呼：「各處水旱，田禾不收，湖廣、雲南盜賊蜂起」。一三五七年，徐壽輝將明玉珍入四川。一三六二年，明玉珍遣兵三路攻雲南，部將萬勝由界首深入，攻克中慶，梁王逃走。各族人民乘機響應，熱烈歡迎紅中軍，出現「土民冒雨以爭降」的盛況。元朝誣稱「群盜滿山」。梁王向大理白族貴族段功求援，段功領兵擊萬勝。萬勝因孤軍無援而撤退。
段功助梁王打退紅中軍，收復中慶，元朝封他為雲南行省平章，大理貴族實力的增強，又造成蒙古統治者的疑懼。一三六六年，段功被梁王害死。段功子段寶自稱平章，據大理與梁王分庭抗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激化了。一三六八年，元江舍興起兵反元，領軍攻入中慶，梁王又一次在大理貴族段寶支援下脫險。蒙古統治者同白人貴族在鎮壓人民起義中再次相互勾結。元朝在雲南的統治苟延了一段時期，最後被明朝所消滅。
二、白衣、金齒
白衣（或稱白夷、百夷）和金齒，都是傣族的祖先。元代聚居在雲南行省的西南部，分為以車裡和金齒為中心的東西兩大聚居區，相當於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及其臨近地區。據元人解釋，「白衣」是「以其服飾為種名」，或者說「百夷」是「群蠻之總稱」，稱「金齒」則是由於他們用金裹兩齒，作為裝飾的緣故。
忽必烈滅大理後，一二五四年，大將兀良合台征服了大理西南的金齒、白夷。一二五八年，金齒捻迭、玉龍川二部遣使來朝蒙古汗，一二六一年到達開平。忽必烈下詔獎諭，並特命兵部郎中劉芳出使大理、金齒等地「綏撫」。八月，忽必烈又派蒙哥時的大理奉使賀天爵為宣諭大理金齒安撫使，將大理西南的傣族置於元朝統治之下。
一二六七年，忽哥赤為雲南王，出鎮大理、金齒等處。次年，忽哥赤出征金齒未降各部，任命愛魯為金齒安撫使，經過兩年的征戰，各部首領獻馴象歸降，並確定了每年向元朝繳納租賦的定額。
一二七一年，元朝將金齒分為東西兩路，設安撫司統治。一二七五年，西路改為建寧路，賀天爵任安撫使。東路為鎮康路。一二七八年，建寧路安撫司改為鎮西平緬麓川等路宣撫司，下轄鎮西（治舊盈江城）、平緬（隴川縣境）、麓川（瑞麗、遮放等地）三路和南甸軍民總管府（騰衝和盈江之間的梁河一帶）；鎮康路安撫司改為鎮康芒施柔遠宣撫司，下轄鎮康（鎮康、永德縣地）、茫施（潞西）、柔遠（龍陵）三路。宣撫司由元朝命官，各路總管則任命當地頭人。一二八六年，兩路宣撫司撤消，併入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治永昌。一二九一年，宣撫司改為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升為從二品的行政機構。
元朝招降金齒以後，緬甸國王也企圖向北征服金齒各部。一二七二年和一二七七年，緬甸兩次侵犯金齒阿郭部。一二七七年，蒲甘大將釋多羅伯又發兵進攻干額總管阿禾部，企圖建寨於騰越、永昌之間。元朝令大理路蒙古萬戶忽都、總管信苴日等率兵迎擊，緬軍敗退。元朝繼續發動侵緬戰爭。同年十月，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軍征緬，直至江頭城（瑞麗江入伊洛瓦底江口）而回。一二八三年，元朝派宗王相吾答兒等分兵三路征緬，破江頭城，留都元帥袁世安領兵鎮守。一二八七年，雲南王率諸王、大將又大舉向緬進兵，前鋒前至蒲甘。元成宗時，元朝又發動了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
元朝的侵緬戰爭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在金齒和緬甸之間的各土邦懾於元軍威力，紛紛來降。於是又先後設立了驃甸（後併入平緬路，一三三五年立為散府）、通西（以蒙陽甸置，在隴川西南）軍民府，木邦（怒江以西南北撣邦地區）、蒙憐、蒙萊（南康以西孟乃附近）、孟廣、孟密（沿瑞麗江至伊洛瓦底江以下，孟密今蒙末特附近）、太公（老蒲甘城）路。伊洛瓦底江以西，設蒙光（即猛拱，西北接阿薩密）、雲遠（西接印度曼尼坡，東抵伊洛瓦底江）路。在瀾滄江以西，先後設立了孟定（今耿馬孟定街）、孟絹（孟定以南）、木連（今瀾滄、孟連等縣地）、謀粘（今耿馬境）等路和銀沙羅甸宣慰司（今雙江、瀾滄縣地）。以上行政設施，已包括了今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和臨滄地區及其以南廣大地區。
今西雙版納及其鄰近地區，元代稱為車裡，一二九二年，元朝派軍征八百媳婦國，以後又接連興兵，同時派人招降傣族甸寨，先後設置了木來府（孟連境）、木朵（緬甸景棟以東）、孟愛（景棟東北）、車裡（西雙版納及景棟等地）、孟隆（景棟以東）、老告（寮國境）、老丫耿凍（轄耿當、孟弄二州，疑即西雙版納東北之整董和依邦--猛落）等路。在景棟以南，薩爾溫江以東，湄公河以西地，先後設者線蒙慶和八百媳婦宣慰司都元帥府，下轄木安、孟傑、蒙慶等府。
元朝在金齒、車裡等地設置行政機構統治。金齒地區，元初派安撫使或宣撫使直接統治，後由駐永昌府的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管轄。其餘各宣慰司、路、府、州、甸的長官，元朝任用當地首領擔任，直屬雲南行省，有時派達魯花赤加以監督，或派官與土官共同管理。
傣族人民多聚居於平川壩子，稱為「猛」。大村人戶以千百計，土地肥沃，居民以種稻為主。但生產水平較低，不用牛耕，婦人用钁鋤地。牲畜有牛、馬、山羊、雞、豬、鵝、鴨等。當地桑柘樹木很多，氣候適宜，故四時都能養蠶。
農村中手工業是和農業緊密結合的，勤勞的傣族婦女，能耕善織，貴族穿著紵絲縷錦，貴婦以錦繡為筒裙，大部是傣族的土產。驃甸和羅必思莊出產用木棉織的白疊布，堅厚縝密類綢，為雲南各族人民普遍穿用。其它各地也是家家織布，有「娑羅布」等各種名目。生活用具普遍使用陶器，制陶是農村中常見的手工業。高級頭人用金銀、玻璃、琉璃等各種器皿。貴人的服裝，帽上系金頂、小金鈴，衣上飾金花、金佃，腰上系金銀帶；象鞍上飾銀鏡、銀鈴、銀釘等。傣族男人普遍用金片包在齒上作為裝飾，可以說明金銀飾物之多。金銀的開採和打制各種飾物的手工業發達，出現了專業匠人。武器有刀、槊、手弩等。用皮革作盔，銅鐵和革作甲，傣文史料中還有以長鋼刀作禮品的記載，說明銅鐵的冶鑄業也有一定水平。
專業的商人還沒有從農業和手工業中分離出來，交易通過五日或十日一次的集市進行，用氈、布、茶、鹽等互相交換。貨幣用金、銀、貝（■子），也用銅，如半卵狀（貝狀）。
元朝在雲南建省設治以前，傣族尚處於分散狀態，各有土豪，不相統攝。各部有世襲的首領，酋長死，非其子孫而自立者，眾共擊之。車裡地區，酋長叭真在一一八○年入猛泐，即位為景龍金殿國主。一一九○年建都於景蘭。叭真戰勝車裡各地以後，蘭那（今景海）、猛交（孟良）、猛老（寮國）皆歸其統治。蘭那、猛交、猛老及其他各部酋長舉行滴水禮，推叭真為大首領（《泐史》）。這大概只是一種鬆散的聯盟。
一二九二年，車裡、景洪的統治者「叭勐乃」決定，在十個人中設一個頭作為「乃火西」（什夫長），五個「乃火西」設一個「火哈西」（五十長），其上又有「火懷」（百夫長）、「火版」（千夫長）、「火悶」（萬夫長）。統帥為「火先」（十萬人之首），是「叭勐乃」的助手，戰時才擔任總指揮。這就是「大西」軍事制度。
元末，思可法起兵反元，據有金齒等地。它內部的行政制度也同車裡類似。據《百夷傳》記載：「其下稱宣慰曰昭，猶中國稱主人也；其官屬叨孟、昭錄、昭綱之類，總率有差。叨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總十數萬人，少者不下數萬；昭錄亦萬人；賞罰皆任其意。昭綱千人，昭百百人，昭哈斯五十人，昭准十餘人，皆叨孟所屬也。」這實際上是由「大西」制發展而來的軍事與行政相結合的制度。
元代傣族似還沒有出現土地私有制，農村公社曾長期存在著。傣族統治者並不需要把土地據為私有由自己經營。他們征服了作為土地有機從屬物的人本身，便產生了奴隸制和農奴制。傣族奴隸主階級的國家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而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他們既可通過超經濟的強制直接奴役占有土地並獨立經營的公社成員，也可隨意將整片土地分贈給自己的親屬。叭真建景龍國，便取得了被征服地區的所有權。他死後，一子繼承王位，其餘三子被分封在蘭那、猛交和猛老，以其地為采邑（《泐史》）。
由於公社成員只有土地的使用權，所以傣族頭人並不按畝徵稅，而是在每年秋冬收穫後，派遣親信往各甸按房屋征金銀，叫做取差發。每房一間輸銀一兩或二三兩。這種按房屋徵稅的辦法實際上是按戶徵稅制，房屋的多少反映了一戶的人丁和財產的差別。
實物差發以外，額外差徭和負擔也很沉重。如每年收差發時，承辦人的象、馬、從人動以千百計，先要儘量滿足他們一切揮霍享受，然後再繳納輸於公家的差發。頭目出行，要把象、馬、武器、床、凳、器皿財寶和仆、妾、帶走，往往是幾百人隨行，隨處宴樂。
一二六八年，雲南王率愛魯等征服金齒諸部，即定其租賦。一二七九年大理金齒都元帥納速刺丁招安夷寨三百，籍戶十二萬二百，定租賦。金齒六路一甸和車裡等處，都是歲賦金銀，各有定額。一二九二年，木來甸由於資助元朝出征軍馬芻糧，立為木來府。一二九七年，蒙陽甸酋領提出「歲貢銀千兩」，元朝就以其地立通西軍民府。元朝征服傣族各地，傣族首領上納貢賦，即可取得元朝皇帝任命的路、府官職，以加強自己的統治地位，但傣族人民卻因此加重了負擔。
元代的歷史記載中，充滿了各部互相攻劫的事件。農村公社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聚則為軍，散則為民，每三人或五人出兵一名。正軍叫昔刺，是帶兵器作戰的壯士；其餘的人則隨軍負荷輜重，供應正軍的需要。一二九二年，景洪的統治者曾頒發政令說：「凡是戰爭中所獲得的東西，十分之二歸『打誥』（官名），其餘八分又分作三份，二份歸參戰的頭人，一份歸參戰的百姓。」（《西雙版納傣族社會調查材料》之一）這反映了通過戰爭進行掠奪的情況。
由於傣族中男子都是武士，不事稼穡，所以生產勞動多由婦女負擔。《百夷傳》載：「其俗，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差徭之類皆系之」；「頭目有妻百數，婢亦數百人，少者不下數十，雖庶民亦有十數妻者。」《泐史》說叭真有嬪妃一萬二千人。這些數字難免有誇大之處，總之可說明所謂嬪妃、妻、妾、婢很多，實際上是一種奴隸。隨著原始公社制度的解體，父系家長奴隸制發展起來，一方面是樹立了男子對女性的絕對權威，父家長往往把妻子壓抑到奴隸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將從外族俘擄來的婦女充當從事奴隸勞動的妃妾和婢女。處於奴隸地位的婦女，不僅從事家務勞動，而且也擔負起主要的生產勞動。
馬可波羅說：傣族中間「買來的，在戰爭中俘獲的和征服其他國家得來的其他男人，他們就留作奴隸。」他們的妻子「做丈夫們命令他們做的一切工作」（譯文據莫爾、伯希和本）。《經世大典序錄》中提到傣族首領爭奪土地人民、擄掠人口的事，反映了當時確有搶掠奴隸之風。被擄人口，也可「以銀三兩贖一人」（《招捕?大理金齒》）。馬可波羅還描述了傣族訂立債約的辦法，說明債務關係已普遍存在。
傣族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本已非常殘酷，元朝設治以後，定租賦，征差發，負擔更加沉重。元代文獻中稱傣族人民「剛狠」和「叛服不常」，這只是說明他們對元朝的壓迫反抗是頑強的。元朝累次增兵鎮守金齒。一三○一年，金齒傣族苦於元朝征緬軍的騷擾，乘其回師時截擊元軍，又與八百媳婦諸部相效不輸稅賦，殺死官吏。一三二一年，怒謀甸主侵茫施路魯來等寨，殺死元官提控案牘一人。
元末，麓川思可法遷居者闌（瑞麗江南今南坎地區），侵奪路甸。元朝先後派雲南行省參政不老、平章亦禿渾、雲南王李羅等進討，又派元帥述律傑前往招撫，都以失敗告終。思可法乘勝占領諸路，罷原有上官，將各甸賞給有功者。鄰近各地也望風納貢歸附。曼谷（即遏羅）、景線（即八百媳婦）、景老（即寮國）、整邁（即八百大旬）、整東（即孟艮）、車裡、仰光諸上司都歸他控制。思可法恐元軍再發兵征伐，派其子莽三以方物朝貢。元朝只好置平緬宣慰司，任命思可法為平緬宣慰司使。思可法雖接受元朝官職，納貢稱臣，實際上仍然獨據一方。
《馬可波羅遊記》和李京的《雲南志略》都說傣族沒有文字，以刻木為約，這可能是指一般民眾而言。一三一四年，元朝派官往八百媳婦木肯寨，其酋長曾親自手書白夷字奏章。明初錢古訓等至麓川，也說他們「大事則書緬字為檄」（《百夷傳》）。明代所設專事翻譯少數民族文字的四夷館中有百夷館和八百館，百夷館專譯金齒地區行用的傣那文，可能即是錢古訓等所說的「緬字」。八百館專譯車裡、八百媳婦等地使用的傣泐文，也就是木肯寨主所用的「白夷字」。這兩種文字都是拼音文字，由巴利文演變而來。明朝政府中有必要設立百夷館和八百館，說明這兩種文字早已為官方往來文牘所通用，初創當在元代。
傣族人民能歌善舞。每逢節日飲酒作樂，歌舞達旦。樂有三種：一種叫百夷樂，有箏、笛、胡琴、響■之類，唱漢族的歌曲。一種是緬樂，用緬人所作的排笙和琵琶之類，奏樂時眾手拍手起舞。另一種是車裡樂，車裡人所作，用羊皮作三五長鼓，以手拍擊，用銅饒、銅鼓、拍板配合。鄉村宴會時，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為樂。
佛教在元朝統治時期還沒有傳入傣族地區，人們普遍信仰原始的巫教，事無大小，都要用雞骨卜古凶。人有病，請巫師於路旁祭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