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三十八章韓愈柳宗元

第一節韓愈① 文章世家和仕途沉浮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郡望昌黎（今屬遼寧）。故他又自稱昌黎人，世稱韓昌黎。 韓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過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歲而孤」，由其兄韓會撫養。韓愈在《與鳳翔邢尚書書》中自言「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可能與韓會的撫育有關。父輩能文者有韓雲卿，李白稱他「文章蓋世」。韓愈也說：「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由此看來，韓愈既出生於官宦之家，叔父與兄又都以文章名世，這樣的門第對於他後來的趨向有一定的影響。韓愈時，家道已中落，而且韓會早死，韓愈隨寡嫂顛沛流離，《祭鄭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韓愈二十歲時，赴京師求官，又曾「窮不自存」。 韓愈初到長安謀考進士，在《答崔立之書》中說：「仆始年十六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乃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仆誠樂之，就求其術。」但此後舉進士，三次落第，終於寄食於人。 直到貞元八年（792），韓愈二十五歲，始中進士。這次考試，由陸贄主考，梁肅、王礎為佐，號稱得人。「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除韓愈外，還有李觀、李絳、崔群、歐陽詹、王涯、馮宿等，「皆天下之選」①。韓愈此後又應吏部博學鴻詞科考試，但前後三年，終於落選。此後，韓愈便上書宰輔，以求聞達。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內三次上書，竟無消息。於是離開京師，到地方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貞元十八年（802），韓愈才得國子監四門博士。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與柳宗元、劉禹錫等同為監察御史。 韓愈以書生而得官，立即上書言事，卻不料《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一奏，即得罪「專政者」，貶為連州陽山令②。十年謀官，兩月即貶。當「永貞革新」的期間，韓愈正在貶所。永貞元年（805）八月，憲宗即位，韓愈遇赦，移官江陵，為法曹參軍。元和元年（806），奉詔回長安，充國子博士。因避謗毀，求為分司東都，移官洛陽。又因「日與宦者為敵」，降職河南縣令。 韓愈這幾年的貶官生涯，對於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貶官不久，又回長安。元和六年（811），遷為尚書職方員外郎，坐論柳澗，調為國子博士。元和八年，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議裴度用兵淮西，被任為行軍司馬，功成之後，遷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當憲宗妄圖①本節主要參考新、舊唐書本傳；《韓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版；《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古典文學出版社版。下引是書，不另作注。 ①《新唐書》卷二○三《歐陽詹傳》。 ②皇甫湜：《神道碑》。 福田，迎接佛骨之時，他又上書直諫。《論佛骨表》一疏，引起憲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貶潮陽。一到貶所，他立即上表請罪，長慶元年（821）又返長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轉吏部侍郎、京兆尹。 韓愈二十年間，兩次貶官，都由極諫，說明其人確有正直的品質。但貶官不久而又升官，則是他的不幸。如果長期被貶，成就可能更高。晚歲定居長安，沒有寫出更好的文章。 韓愈卒於長慶四年（824），終年五十七。韓愈的生平事跡，見《舊唐書》卷一六○、《新唐書》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狀》。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韓愈一生，積極求官，努力為文。據他自己說，求官不僅是為衣食，也是為了行道，為文也不僅是好古人之辭，而是為了明道。韓愈為人所行之道，及其為文所明之道，都可從他一生實踐得到證明。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韓愈的「道」，是主張「憂天下」而不贊成「獨善自養」的，也即是主張「兼濟天下」而不贊成「獨善其身」。可以看出，他雖然繼承了儒家「兼濟」的思想，卻又有所不同。對於這一點人們一向很少注意，其實應該著重指出。這在當時是相當積極的一種政治態度。其《上宰相書》至於再三，固然是為了做官，但他做官確有行道的目的。 為了行道，韓愈還曾希望做個諫官。他在《齪齪》詩中說：「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做個諫官，這是唐宋兩代一些憂國憂民的庶族地主階級文人的一個共同願望。因為諫官的地位雖不高，卻有言事進諫的機會。韓愈寫《爭臣論》一文，就曾以言責批評諫議大夫陽城。當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責，便立即上書言事。《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是一篇體現韓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韓愈之道也是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他反對藩鎮割據，還不僅因為自幼身經藩鎮割據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還是因為他看到了藩鎮割據給國家造成的危害。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的言行是明顯的，最突出的表現是他積極主張討伐淮蔡，並且親自參加了這次戰役，淮蔡平定之後，韓愈還奉命寫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鮮明地表達了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這是維護皇朝的大一統思想，立場是明確的。 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再一個突出的表現，是他奉命宣撫王廷湊一事。長慶元年（821），鎮州叛亂，王廷湊自立。二年，韓愈奉命宣撫。當時執行這個使命是有危險的。《新唐書》本傳說：「（韓愈）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但韓愈無所畏懼，竟「疾驅入」。他在論辯中正告王廷湊：凡是割據作亂的藩鎮，從安祿山、李希烈，到吳元濟、李師道，沒有一個有好結果的。在這裡，韓愈反對割據、維護統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當時，反對藩鎮割據是個重要的政治態度，也是韓愈行道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三，韓愈的道又是關心社會現實、反對佛老的。在唐代，反對佛教雖不始於韓愈，但兼闢佛老，則以韓愈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還要「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這是十分激烈的主張。當然，韓愈更激烈的言論還是《論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歷數自古帝王長壽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這話和當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講話的時間不同，對象不同，韓愈這話就有更強的針對性，也冒更大的風險。這時正當淮蔡初平，憲宗自以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長壽，而韓愈竟說奉佛短祚，這等於冒「天子」之大不韙，在當時真是敢發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情況下，而能獨立不懼，是很難能的。 第四，韓愈之道又是主張重視人材、選拔人材的。重視人材，這是韓愈為人行道的另一個突出的特點。終其一生，始終注意培養人材、推薦人材。《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韓愈不但自己培養人材，也向別人推薦人材。《行難》一文反覆說明選拔人材的重要；《與祠部陸員外書》曾向陸■推薦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余、李翊等。韓愈認為，為國家選拔人材，乃是一種「深思長慮」，是「為國家樹根本之道」。 在唐代，選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階級文人的一個共同願望。韓愈培養人材、重視人材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貴族世襲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參與政治的機會。韓愈當時重視人材的言論具有新的時代特徵。重視人材，這是韓愈行道的又一個重要內容。 韓文的特點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韓愈寫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於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於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裡，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權臣的妒嫉中，敢於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於他在皇帝面前敢講真話，而且還表現於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於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於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於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於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於是他便「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有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這就是對於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同樣，《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所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於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寫道：「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於有司的，所以對於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於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文章的開始一段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雲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這一席話幾乎都是反語。自「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至「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韓愈的正面意見應該是：方今之君不聖，相亦不賢，凶邪當道，畯良疏遠。才能不被錄用，有司不明不公。本來是憤激不平的牢騷，卻表現為冠冕堂皇的說教，這大概正是前人所謂韓愈行文的「狡獪」之處。「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這是韓愈一貫的選賢任能的主張。這樣的觀點在《行難》一文里也曾說過，他曾說選舉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賢」，只要「賢於人之賢」也就可以入選。這正是「占小善」、「名一藝」都可錄用的意思。在《行難》里韓愈是正面發表議論，而在《進學解》里表達的方式有些曲折罷了。韓愈從正面發表這種議論的文章還有《原毀》。他在這篇文章里講了「責己」和「待人」兩個方面。主要是講「君子」如何「待人」。認為君子待人應該「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只要有「一善」或「一藝」，就不要求全責備；而且應該不究既往，棄舊圖新。但「今之君子」不僅對人求全責備，而且忌才害能。於是韓愈十分憤慨地說：「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這裡講到為士處世之難，可見感慨並非全為自己而發。當時許多庶族地主階級的文人學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嘆，後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於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於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鬱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徵，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塗《文章精義》）。與墓誌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於《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後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於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遊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說：「昌黎韓愈，仆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並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後，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裡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於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於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並蓄」、「投閒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飢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範，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後，很少有人企及。 韓詩的特點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後代有較大的影響。 就思想內容而言，韓愈為詩，亦如為文，對於國計民生，多所關切。例如《齪齪》一詩有云：秋陰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這樣的作品，與他的《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一文，思想傾向基本一致。這樣的思想內容，與安史之亂前後元結、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脈相承。但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於這類作品，而在於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詩發端有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有云：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杯相屬君當歌。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對於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昭昧詹言》謂前篇乃「古文手筆」，後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因此，葉燮《原詩》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所謂「大變」，正是韓愈之詩新的特點。 第二節柳宗元 家世和生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解縣（今山西永濟）人，故人稱「柳河東」。唐代宗大曆八年出生於長安（今陝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過縣令，父柳鎮歷任地方官職，貞元中為殿中侍御史，曾因觸犯竇參而被貶，為人號稱廉直。宗元隨父到過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經歷過河北諸鎮和李懷光等的叛亂。在動亂的年代他開始立志學習，在後來寫的《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中說：「始仆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 貞元九年（793），二十一歲的柳宗元，考中進士。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與韓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稱順利。但他對自己期望甚高，並不自滿。他在《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啟》中說：「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因為志在「遠大」，所以對於科舉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後幾年，宗元喪父喪妻，又值淮西之亂、陸贄陽城被貶，對於家國，多所憂慮。貞元十七年（801）調為藍田尉。在這期間，宗元對於現實環境十分不滿。他在《與楊誨之第二書》中講到這時的心緒時說：「其間與常人為群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疏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遂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由此看來，宗元科第雖然順利，做官卻不順心。置身於「大官」和「俗吏」之間，他感到無地自容。 貞元十九年（803），宗元調任監察御史里行，與韓愈、劉禹錫等同官，這時結識了王叔文。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順宗即位，改元永貞，王叔文等當權，柳宗元任禮部員外郎，參與革新活動。這時他對於自己的際遇是滿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後來在《寄京兆許孟容書》中他說：「宗元早歲與負罪者（即王叔文）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當時對於政治革新看得比較容易。由於缺少閱歷，不免過於樂觀。「唯以中正信義為志」，這是任何時候都行不通的。即使當朝天子的位置不變，也未必能夠成功；何況順宗不久遜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持，這是註定要失敗的。果然，憲宗八月即位之後，王叔文等便相繼被貶。柳宗元也一貶再貶，初貶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貶永州司馬。剛要「興堯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橫禍，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貶之後，宗元處境十分險惡，他在《寄京兆許孟容書》中還講過下面這些情況：「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疏謬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煽，盡為敵仇。」在這裡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舉了①本節材料主要參考新、舊唐書本傳及《柳河東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罪上加罪的緣故。首先是得罪了「貴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進者」。再加上自己這幾個人「暴起領事」，便四面受敵了。 這些分析是不錯的，但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他沒有認識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個最淺顯的常識。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們不曾得罪貴近，也未必能夠繼續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於易代的天子，這在歷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為佐命之臣或隨風使舵之輩，都難免罷官的。更何況宗元與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為務」，諸如取消「宮市」之類，都是削減宮廷的特權享受的措施，並非最高統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與裴塤書》和《與蕭翰林俛書》中還說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於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並且認為誤加之罪「久當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為他剖白。這樣的想法也是不切實際的。宗元對自己得罪認識得比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詩序》，其中說到「余以愚觸罪」云云，似是有所覺悟的。現在看來，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謂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現在：他太相信堯舜孔子之道，以為經由此道，就可以達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卻不曾知道當時統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首先是得罪了天子，至於他人的詆訶構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從此乃發憤著書為文，不再求仕進。這在《寄京兆許孟容書》中也曾說到。他說：「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窮愁著書，本是歷代文人的一個傳統。宗元既不得志，於是也要著書以貽後世。又在《與李翰林建書》中說：「仆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一面讀書，一面著述，《非國語》諸作，大概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之下寫出來的。 宗元這時一面從事著述，一面開始著意於為文。他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說：「仆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舍恐懼則閒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今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邪！」這段話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貶官之前，雖為文已久，卻不自重視。因為他是想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行「輔時及物」之「道」，而不想憑藉文章取得名譽。到了被貶之後，感到這「輔時及物之道」行不通了，於是才想通過文章傳給後世。垂文以明道，這是宗元貶官之後的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與同時遭貶諸人被召回到京師，但不久又出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召而再貶，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韓愈撰《柳子厚墓志銘》稱他們這次召而復貶為「例召」與「偕出」，其實也有例外。《舊唐書》本傳說宗元貶後不復起用，是因為「眾畏其才高」，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貶再貶，主要還在他的為人不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同樣被貶的程異，就因為善於理財而得到擢用，「以錢穀奮而至宰相」。一為皇家斂財，一為生民除弊，天子的愛憎，歷來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於程異，無可怪者。 宗元既為柳州刺史，雖然仍屬遠謫，但比為司馬官職為高，這時他可以做些份內可行之事，儘管不得大「興堯舜孔子之道」，而變革「土俗」，改易「鄉法」，使貧人兒女免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輔時及物」之志了。與此同時，他也曾希望有人給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簡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元以為其人可托，曾有《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說：「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舍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這大概是宗元最後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書最後又說：「生死通塞，決在此舉。」果然，此後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於柳州。《舊唐書》卷一六○、《新唐書》卷一六八均有傳。著作有《柳河東集》。 文章特徵：立論新穎，出言多諷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於貶斥之時。處於貶斥的地位，不僅可以發憤讀書，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對歷史對現實都可以有更深的認識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來。韓愈和劉禹錫說宗元之文「深博無涯涘」（《柳子厚墓志銘》），「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劉禹錫：《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兩類：一為論說雜文，一為諷諭雜文。 唐代前期好為議論之文者，與漢代前期有些相似。這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到了韓愈、柳宗元時，雖然言路漸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負尚高，遇事敢言的風氣未改，宗元懷著輔時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於是就一寓於文了。首先就是論說雜文。論說雜文的代表作品是《貞符》和《封建論》。《貞符》動筆於被貶之前，寫成於既貶之後。貶前貶後寫這樣的文章都是不合時宜的。被貶之後而向天子獻上這樣的文字，尤其不識時務。當時憲宗初繼帝位，識時務者應該歌頌當今，而不要上論前代。宗元則是從上古說起，駁斥了前人關於帝王受命於天的言論。 文章說：「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只承於帝』..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後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為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至於漢之「封禪」，亦「《尚書》所無有」。下至魏晉，都沒有貞符。什麼才是貞符？當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說，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於人：「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惟貞符哉。」文章後面還懲戒天子說：「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於邦理，以敬於人事。」總的看來，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來，這裡所說的，都是本之六經的孔子之道。文章內容的特點是和傳統的符命之說相反，駁斥了董仲舒以來的許多天人感應的說教。這樣的文章是有見解的，不但超過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於當代的魏徵諸人。與同輩的韓愈相比，更為獨特。在他以後，這樣的文章也就無人再寫，可以說是一篇空前絕後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論說文章是《封建論》。這也是一篇推原「聖人之意」的明道之文。這篇文章的一個基本論點是「封建非聖人意」。他一開始便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封建既非聖人之意，當然是應該廢除了。但秦廢封建，卻引起了後代許多非議。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後作了一反前人的論斷。 蘇軾《志林》卷五《秦廢封建》對於這篇文章是贊同的。他說：「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這是說宗元的文章超過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論者。在這以下，東坡還「附益」說「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無「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諸侯王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這些「附益」的話，對《封建論》作了重要的發揮，但他認為「後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云云，則大不然。宗元所論封建之禍，在整個封建社會中都不曾杜絕。其影響也至深且巨。關鍵即在「繼世而理」，蔭封世襲，歷代皆然。名雖不存，其實具在。宗元立意，極為深遠。 《貞符》和《封建論》，是宗元論說文章兩種類型的代表作品，這兩篇之外，與《貞符》思想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說》、《■說》和《非國語》中的一些片斷以及《永州龍興寺息壤記》等，這些文章都是論證古今，學究天人，敢破傳統，獨立不惑。例如《非國語·卜》云：「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驅陋民也。」這是從明道出發，對於占卜的批評，以為「道之所無用」。但聖人亦卜，如何解釋呢？宗元認為，聖人用卜，實際上是愚民之計。「以驅陋民」，蓋婉言之。在《非國語》中，像這樣的議論不少，其《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曾反覆說明著書之旨在明「聖人之道」。 與《封建論》思想傾向一致的文章還有《六逆論》、《晉文公問守原議》、《伊尹五就桀贊》、《梁丘據贊》以及《非國語》中的另一些篇章。這些文章也是論證古今，破傳統之見，且針對時弊，不為空談。例如《六逆論》云：「《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這是就《左傳》隱公三年石碏之言而發的一篇議論。石碏所謂六逆，宗元反駁其三。石碏所謂「亂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這也是破除傳統之見。宗元這樣的看法，顯然是站在賤者、遠者、新者的立場，反對貴者、親者、舊者。宗元的《春秋》之學，本受陸質的影響，這樣的觀點，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啟發；不過，更主要的，仍是宗元從庶族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出發，才有這樣的主張。前人或謂此篇係為王叔文個人而發，卻不見得。 柳宗元的諷諭雜文所包甚廣。一類是雜說、雜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這類文章為世傳誦者有《三戒》、《捕蛇者說》。此外，還有《敵戒》、《鞭賈》、《吏商》、《謫龍說》、《復吳子松說》、《羆說》、《觀八駿圖說》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說》篇終亦明言「賦斂之毒」，都是假物而為說，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於明道，只是寫法與前面的正面議論不同。這類文章寫得寓意顯然、言辭激切者，是《觀八駿圖說》和《鞭賈》。《觀八駿圖說》與韓愈的《雜說四》命意相似，都是從人才不得提拔而發的議論。但韓愈屬望在於伯樂，而宗元則欲焚圖。韓愈希望得到賞識，宗元則要打破標準。 《鞭賈》也是雜說，近似寓言。其文謂鬻鞭者以高價欺人，富家子以高價受欺。這樣的文章不僅諷刺了當朝執政的公卿，而且觸及了最高統治者。中唐以前少有這樣的文字，旁敲側擊，實開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類是騷體雜文，這是雜說雜感之外別具特色的作品。騷體雜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當的比重，這是與他身遭貶逐不屈其志、一寓於文頗有關係的。宗元這部分文章也被後人看作「變騷」或「續楚辭」，以為與續騷之文同列，現在看來，這類騷體雜文還可分為兩組。一為賦體之文，一為文體之賦。宗元主張「興西漢之文章」，他在這裡確實繼承了西漢這類文章的傳統。當然，宗元這類文章都有新的特色，與後人所謂「文必西漢」者不同。 賦體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賦》、《牛賦》、《懲咎賦》、《囚山賦》等。《牛賦》是一篇短制。其文雖名詠物之賦，實為諷諭之文。寫牛的一生，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與羸驢對比，一則有功無賞，一則不勞而獲。前人論文，以為本篇與《瓶賦》皆有所託，或謂為王叔文而發，或以為自喻之辭。這樣的文章寓意是比較深廣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為一人一事而發。 文體之賦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罵屍蟲文》、《斬曲幾文》、《憎王孫文》，以及《吊萇弘文》、《吊屈原文》、《吊樂毅文》等。這些作品名雖為文，實皆賦體。 宗元之文最為世間傳誦者是幾篇山水遊記。但在宗元筆下，山水遊記，實亦騷體。山水遊記中最著稱的，是「永州八記」。這幾篇作品尤其帶有騷體的特點。遊記而帶騷體，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徵，與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經注》一書，固然是集山水記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關山水的刻畫，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獨立的篇章。著者雖然有時也發表觀感，卻與永州諸記不同。永州諸記不僅獨立成篇，而且多寫騷人的感受。宗元於論說雜文和騷體雜文之外，還寫過一些傳記，這也是同他欲「興西漢之文章」有關係的。劉禹錫稱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固然是講他的文風，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嘗不在史乘。他在《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中曾說：「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對於韓愈做史官非常重視，希望他能夠繼司馬遷的「史道」，認真寫史，不要「苟過日時」。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還講到當初他和韓愈曾經「期為史志甚壯」，就是說，兩人曾有共同的願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貶，無能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這樣的人物事跡，還希望韓愈采入史傳。 宗元雖然因被貶廢，不曾擔任史職，但他對於寫史的責任之感極強。當韓愈做了史官而不敢盡職之時，他曾嚴加指責。他在《與韓愈論史官書》中說：「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托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雲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宗元認為，以韓愈的學問、文辭，又善於議論，且以正直自命，是個合格的史才。有這樣的史才而不敢盡史職，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韓愈是好友，對韓愈這樣的表現不僅痛心而且有些氣憤。認為他既「恐懼不敢」，就該辭職不干。不敢而又不辭，害人不淺。宗元自己未任史職，是不能寫史的。因此，除了寫過《段太尉逸事狀》這樣的史傳材料之外，就只能寫些不入史乘的傳記文章。 《段太尉逸事狀》雖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館立傳的材料，卻也可以從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筆。首先，宗元熱情地為段秀實這個敢於為民除暴、為民請命而自己不畏強暴的人物立傳，就表現了他的一片輔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為人大節，正合宗元的理想。作為史家的是非愛憎，在這裡已經可以概見。其次，宗元在這篇逸事敘述之外，還附有呈給史館的一段文字。其中說道：「宗元嘗出入岐周邠■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障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這段文字可以看作狀文的繼續，其用心命筆都似有意追隨司馬遷。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據事實，並非徒事文字模擬，這是不同於後人那種形式主義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筆還表現於幾篇不入史乘的人物傳記。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童區寄傳》、《梓人傳》、《李赤傳》等。還有，雖然非人卻也與人同類的《■蝂傳》，亦體現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傳》寫的是個「長安西部藥市人」。此人賣藥致富，然非唯利是圖者，更不趨炎附勢。宗元認為，宋清雖「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總的看來，宗元文章具有兩大特徵。一是立論新穎，打破傳統；一是牢騷太盛，出言多諷。這兩大特徵，也是其人的個性特徵。在韓、柳之後，世之學為古文者，學韓者多，學柳者少。大概由於柳文個性太強，苟非其人，難以學到。特別是在金元明清幾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篤於行道而又能破傳統者亦少，這裡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在封建統治、文化專制日漸嚴密的幾個朝代，韓文可學，柳文則不可學。桐城派之尊韓抑柳，不是無緣無故的。 詩風如文風：遷客騷人之音柳宗元在文學上的成就，與韓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為詩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詩風，亦如其文，多騷人之氣，遷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連、封四州刺史》一詩云：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遠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這是宗元貶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對於此詩，前人評論甚多。嚴羽《滄浪詩話》云：「深得騷學。」所言甚是。 又如《別舍弟宗一》詩云：零落殘魂倍黯然，雙重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這也是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國」、「投荒」，自是遷客騷人的遭遇；「荊門郢樹」，猶多楚人懷土之思。手足分離之際，滿腔憂憤，傾瀉無餘。淒清孤寂之感，是表達得淋漓盡致的。 宗元還有一些小詩，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為深至。此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淒冷，詩人的身、心、處境，盡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