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三十七章杜佑

第一節一生為官，政績斐然 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出身於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諳邊事，為鄯州（今青海樂都）都督留後，在任邊境安定，粟帛盈餘，很有政績。擢升鴻臚卿，歷任恆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讀書就很勤奮，經傳之外，尤其重視歷史典籍的學習。年十八，以父蔭為濟南郡參軍、郯縣丞。天寶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韋元甫做潤州（今江蘇鎮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韋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韋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處理，便徵詢杜佑的意見。杜佑對答如流，很得要領，元甫非常滿意，便派他做司法參軍。後韋元甫為浙西觀察使、淮南節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職，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轉主客員外郎。大曆七年（766），韋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今江西臨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廣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經略使。前後在江西、廣西一帶做了好幾年地方官。 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勵精圖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為工部郎中，歷任金部郎中、權江淮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那時正用兵河北諸鎮，軍需緊急，「饋運之務，悉委於佑」。不久便遷升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度支總領全國經費，當時軍費開支浩繁，每月費度支錢一百多萬貫。由於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錢，於是官吏大索商賈財貨，鬧得「長安囂然如被寇盜」①。杜佑看到這種情況，認為「百姓頗困，加賦攸難」②，主張裁減官吏，節省開支，特地寫了一篇《省官議》獻給德宗。指出「設官之本，為理眾庶，所以古昔計人置吏」③，但自中宗以來，用人無制，從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複的閒散的官員，糜費國家大量的開支，應該加以裁併。因為宰相盧杞當權，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盧杞為了排除異己，出杜佑為蘇州刺史。由於前任刺史以母喪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願赴任，於是改任饒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為嶺南節度使。貞元三年（787），召為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過了兩年，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 杜佑從貞元六年赴任揚州，在淮南經歷了十三年，做了幾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時，遭逢旱災，饑荒嚴重。他一面下令富戶出售糧食，救濟災民；一面革除苛捐雜稅，安定社會。揚州久經兵亂，官舍多被毀壞。駐軍沒有營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廟裡；儲備沒有倉庫，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鳩工，興建營房和倉庫，解決了軍隊用房和財賦儲存的問題。當時聯營三十區，士馬整飭。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修整舊有的雷陂（江蘇揚州市北），還開鑿了新渠，以資灌溉。又開濱海棄地為稻田，稻子產量很高，積米至五十萬斛。於是淮南兵精糧足，為四鄰所畏。 第二，貞元十六年（800），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死了，軍士擁立其子張愔，求為節度使，唐廷不許，於是加杜佑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叫他討伐張愔。杜佑調集大批戰船，派部將孟准為前鋒，進①本章材料據新、舊唐書本傳者，不另作注。 ①《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②③《通典》卷四《職官》二二。 攻徐州。但孟準的軍隊渡過淮河以後就吃了敗仗，杜佑因此不敢進兵。這時泗州刺史張伾出兵攻埇橋（在今安徽宿縣南古汴水上），也大敗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張愔為徐州團練使，分濠、泗兩州隸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觀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學，手不釋卷。公事之餘，勤於著述。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通典》，派人獻給了朝廷。 第二節《通典》的編纂 《通典》是順應時代潮流而產生的一部歷史名著。 杜佑少時親眼看到過開元、天寶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動是在安史之亂以後，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時期。這一時期，整個社會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集權統一的政治局面轉變為藩鎮割據的政治局面；維繫集權統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從前震懾於唐朝聲威的邊疆各族也轉而多事了。這些變化促使當時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曾經赫赫一時的唐帝國，已是岌岌不可終日了。這就使得當時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不能不為此而驚心動魄，焦慮苦思，極力想把唐朝的統治從風雨飄搖中挽救出來。首先是劉晏、楊炎等人在財政上成功地進行了改革，接著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著手革新，但是他們遭到腐朽勢力的反對而失敗。生活在這種形勢下的杜佑，也就極意講求經世致用之學和「富國安人之術」。他曾為楊炎所引，贊襄兩稅法的推行。認為兩稅法使「賦有常規，人知定製」，「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①。這就不難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負和主張，具有一定程度的進步性。 杜佑雖位極將相，而好學不倦。他為學不重術數，不尚章句，以為諸經率多記言，罕存法制，故究心於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圖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為施政的張本，這就是他編纂《通典》一書的動機。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說：「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在《進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將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話。十分明顯，他著書的目的，在於「經世」，在於「政治」。所以他論田制則深慨兼併之弊，論軍事則力主強幹弱枝，論邊防則極誡窮兵黷武，凡此之類，無一不反映出他對現實政治的究心和主張。 杜佑編撰《通典》是在劉秩《政典》的啟示之下進行的。劉秩是著名史家劉知幾的兒子。他在開元末年，仿《周禮》六官之法，采經史百家之言，分類詮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視這部書，但又覺得它的內容還不夠詳備，因此就以它為藍本，博採諸書，擴充整理，而成《通典》。他從大曆元年（766）開始編纂，到貞元十七年（801）成書，前後經歷了三十六年的時間。《通典》進獻以後，德宗下詔嘉獎，命藏書府，在社會上流傳也很廣。 《通典》凡二百卷，分為九門，以食貨居首，次為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每門又各分子目。專敘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從遠古時代的黃帝起，到唐玄宗天寶末年止，肅宗、代宗以後的變革，有時也附載於注文中。書中不但載入前人的有關議論，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並用說、議、評、論的方式①，提出撰者的見解和主張，以示勸誡。《四庫全書總目》評論此書「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②。指出了《通典》不同於一般資料性的類書，這是很對的，但它的價值還有比這更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創立了史書編纂的新體制。自從《史記》創為八書以記典章制度，①《通典》卷七《食貨論》。 ①詳見《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通典》條。 歷代相沿，許多紀傳體的史書，都列有書志一門。但歷代典章制度的演變，都有著前因後續的關係，而各史斷代為書，不相照應，這樣就如梁啓超所說，發生了兩種困難：不追敘前代，則原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於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③。《通典》綜合曆代史志中有關典章制度的資料，分門別類，竟委窮源，可以收會通之效，為史書編纂開闢了新的途徑，確是一部具有創造性的著作。繼之而起的有鄭樵的《通志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續修的「三通」，都是沿襲《通典》的體例而編纂的巨著，在中國歷史編纂學上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 第二，發展了史書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漢書》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藝文》二志中，創為自注之法，魏晉以下，史注漸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別注意到自注的運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類：（一）釋音義，（二）舉故典，（三）補史事，（四）明互見，（五）考史料。這些自注，不但可以補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處，便於稽考。特別是對於史料的考辨，表現了杜佑嚴謹的治學精神。他對於前史所載，從不輕於置信。或參稽載籍，或博訪通人，認真地加以考訂。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但對於分野之說，根據史實指出了它的舛謬無憑。為了訂正《華陽國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記載，不但博考諸書，而且「遍問胡商」，證明「元無此事」①。杜佑這種治學的精神和方法，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 第三，表現了進步的史學思想。《通典》是一部屬於文化史性質的專書，在處理文化與經濟的關係時，杜佑著重闡述了物質生活條件對於文化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 基於這一認識，他在《通典》中，特別把關於敘述財政經濟的《食貨典》，放在首要的地位。歷代史書中，不少立有食貨志，但從沒有把食貨放在這樣重要地位的，這就不能不說是杜佑卓越的見解了。 杜佑從「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這一觀點出發，特別注重農業生產的發展。他一則說，「農者有國之本也」①；再則說，「谷者人之司命也」②。他認為只有使「天下之田盡辟，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為難矣」③。十分明顯，杜佑是以農業生產的發展，作為封建社會政治與文化發展的基礎，反映了他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還表現出歷史進化的觀點。他與頌古非今論者不同，認為上古樸質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風敝俗，不如後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屍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③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 ①《通典》卷一八七《邊防典·哀牢》條。 ①③《通典》卷十二《食貨典評論》。 ②《通典》卷一《食貨典·田制上》。 不封不樹焉，有手摶食焉，有同姓婚娶焉」④。這些鄙風敝俗，只有到後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處，易之以宮室；不封不樹，易之以棺槨；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摶食，祭必立屍等習俗，也都不復存在了。這就說明，在杜佑看來，不是世風日下，而是今勝於昔。 杜佑在評述歷史上關於封建制與郡縣制的爭論時，認為「法古者多封國之制，是今者賢郡縣之理，雖備征利病，而終莫究詳」，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論點。說明封建制是在承認遠古氏族首領以來既有權力的基礎上產生的，並非什麼古先聖王按照個人意圖而創設的一種制度。後來由於諸侯兼併，造成秦朝的一統，於是廢封建，行郡縣，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之勢。所以他說：「欲行古道，勢莫能遵」。他還說：「漢、隋、大唐，海內一統，人戶滋殖，三代莫儔」，肯定郡縣制的漢、唐遠勝於封建制的三代。杜佑處於藩鎮割據、皇權衰落的中唐時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種有利於「君尊臣卑，干強枝弱」的郡縣制度①。他從歷史進化的觀點來論證封建制與郡縣制的相因相繼，而不可以古易今。這種見解，不但勝過曹冏、陸機以來主張封建制的政論家②，也比李百藥、馬周等主張郡縣制的政論家前進了一步③。杜佑說：「李（百藥）、馬（周）陳諫，乃稱冥數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關政理否臧」④，批評他們用所謂「冥數素定」的神秘主義觀點來解釋制度演變的歷史現象。 杜佑在《通典》中還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頌古非今的思想，這是和他歷史進化的觀點相一致的。他在《禮典》中說：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⑤杜佑這番話雖是就禮儀方面說的，但它的精神卻不限於這一方面。他主張一切事情，應該「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⑥；反對拘守成規，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論者為「滯儒」①。這就可見杜佑從歷史的發展變化中，認識到政治的必須隨時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思想的桎梏。 杜佑對待歷史的這種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這並非偶然。隨著中國封建經濟在唐初的重大發展，科學技術也有所發展，特別是天文歷數達到了比較精密的程度；對外交通的發達，也使人們擴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識，進一步認識了自然和社會。另一方面，由於唐初史學的發展，不少史家競以著述相高，特別是劉知幾卓越的史學評論，給予後人以重要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學思想。 《通典》成書以後，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閱覽，又在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義，寫成《理道要訣》十卷，獻給朝廷。朱熹說，「這是一個非古④《通典》卷四八《禮典·立義》條。 ①以上引文均見《通典》卷三一《職官典·王侯總敘》。 ②見《全三國文》卷二○曹冏《六代論》，《全晉文》卷九九陸機《五等論》。③《唐會要》卷四六《封建雜錄上》。 ④《通典》卷三一《職官典·王侯總敘》。 ⑤《通典》卷五八《禮典評論》。 ⑥《通典》卷十二《食貨典評議》。 ①《通典》卷七四《賓禮敘》。 是今之書」，又說：「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②。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書的宗旨所在，可惜這部書已經亡佚。 ②《朱子語類》卷一三六。 第三節「始終言行，無所玷缺」 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順宗即位，攝冢宰，尋進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當時王叔文以副使進戶部侍郎，銳意革新政治，不久失敗。佑奏李巽為副使，頗有建樹。 元和元年（806），杜佑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岐國公。這時河西党項潛引吐蕃入侵，邊將貪功，請兵出擊。杜佑上書反對用兵。他歷述前代開邊默武，兵連禍結的歷史教訓，明確指出党項寇邊的原因是，「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應輕易出兵，但當慎選良將，加固邊防，「來則懲御，去則謹備」就可以了。憲宗採納了他的意見。過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請求致仕，憲宗不許，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812），杜佑因病，累表求退，憲宗不得已許之。杜佑就在這年冬天逝世，終年七十八歲，贈太傅，諡曰安簡。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側室李氏扶正，貞元十五年，封密國夫人。史稱杜佑「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為夫人，時論非之」。其實杜佑言禮，貴在「隨時」與「通變」，以妾為夫人，在他看來，也不過是行所當然罷了。 杜佑本為長安巨族，作鎮揚州，家財巨萬。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別墅，亭館林池，最稱佳勝，常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時貴盛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