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三十九章白居易
第一節以詩得罪權豪，累遭貶謫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原籍太原，遷居下邽（今屬陝西渭南）。父親季庚，歷任縣令、州別駕等官職。白居易年十五六時，觀光上國，袖文一編，投謁著作郎顧況。況為人倨傲，對後進少所許可，謔之曰：「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及覽其詩卷，至「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嘆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爾。」
貞元十六年（800），居易二十八歲中進士。十八年（802）又應書判拔萃科，入甲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居易與元稹共同準備應制舉考試。其年四月，入「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四等。補京兆府盩厓縣尉。
居易身為下層小吏，頗知民間疾苦，其寫諷諭詩歌即從此時開始。
元和二年（807），召為翰林學士，翌年，拜左拾遺。居易的許多諷諭詩歌都寫於此時。這些詩歌曾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變色」，「執政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見《與元九書》），即得罪了上層統治者。
元和五年（810），居易任滿改官，出為京兆府戶曹參軍。旋丁母憂而歸下邽。
元和八年（813）再度入朝，為左贊善大夫。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地方軍閥、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刺客殺害，居易憤而上書，「急請捕賊」，權臣嫌其越職言事，且誣其作詩「甚傷名教」，貶為江州司馬。此後一個時期，居易又寫了大量的感傷詩，《琵琶行》即寫於此時。《新唐書》本傳說他「既失志，能順適所遇，托浮圖生死說，若忘形骸者」。其實，他這時因對朝政十分失望，內心是鬱鬱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820），除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821），轉中書舍人。但這時天子荒縱，執政亦非其人。居易上書言事，天子終不能用，於是居易乃求外任。長慶二年（822），除杭州刺史。其後，又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洛陽。敬宗寶曆元年（825），任蘇州刺史。武宗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唐才子傳》卷六云：「居易累以忠鯁遭擯，乃放縱詩酒。既復用，又皆幼君，仕情頓爾索莫。卜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等結淨社，疏沼種樹，構石樓，鑿八節灘，為游賞之樂。茶鐺酒杓不相離..自號醉吟先生，作傳。酷好佛，亦經月不葷，稱香山居士。」
武宗會昌五年（846）卒，年七十五。新舊《唐書》並有傳。著作有《白氏長慶集》。
①本章材料依據新、舊唐書本傳，《白氏長慶集》者，不另作注。
第二節思想氣質與其詩作
白居易畢生成就，主要在於文學方面，但他也與許多同代作者一樣，曾經很有政治抱負。並非只是做個文人。主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進退取捨，自有原則。他在《與元九書》中說過這樣的話：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如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這種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傳統，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學者出處進退，類皆如此，居易自不能例外。不過，居易除了奉行儒家這一傳統觀念之外，亦頗受佛學思想的影響。對此，蘇轍曾經有所剖析：「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瞭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都，優遊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因為政治上未能得志，抱負不得實現，故居易畢生精力，主要傾注在文學方面，尤其致力於詩。他在《與元九書》中說：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居易雖有政治抱負，而更多的是詩人氣質。故其身居諫官之日，啟奏之外，亦不廢詩。
居易之被貶斥，主要因為越職言事，但也因為寫了諷諭之詩。關於這一點，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故在《與元九書》中又說：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但居易雖以詩得罪，亦以詩得名。《與元九書》又說：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技，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
「時俗所重」之詩，並非都是居易自己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說：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為四類，一曰諷諭，二曰閒適，三曰感傷，四曰雜律。從上面這些話看來，他自己最得意的詩，一是諷諭，二是閒適。這兩類詩正表現了他那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的兩重志趣。
居易的諷諭詩主要寫於入仕的前期。《與元九書》云：「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新樂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這類詩的思想特點，主要是指摘時弊，為民請命。例如《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又如《輕肥》：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剝洞庭桔，鱠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這兩首詩中，平民百姓之疾苦，達官貴人之驕奢，都歷歷在目。字裡行間，充溢著作者的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從盛世走向衰世之際，這是十分強烈的為民請命的呼聲。
「新樂府」和《秦中吟》的社會內容是十分豐富的，自有詩人以來，在一個作家的筆下，如此廣闊地反映社會現實，如此廣泛地關切民間疾苦，在居易之前，不曾有過。
與白居易同時寫作「新樂府」的詩人，還有元稹。在元、白兩人影響之下，又湧現了一些後進作者。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五云：「樂府..別創時事新題，杜甫始之，元、白繼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諷刺之指，於朝政民風，多所關切，言者不為罪，而聞者可以戒。嗣後曹鄴、劉駕、聶夷中、蘇拯、皮、陸之徒，相繼有作，風流益盛。」這裡列舉的後繼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陸。皮日休對於居易這類作品曾經稱讚備至，他說：「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立身百行足，為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七愛詩》）日休生當唐末，朝廷政治更加腐敗，平民百姓更加困苦，庶族文人也更無出路。「塵土十分歸舉子，乾坤大半屬偷兒」（章碣詩）。詩人對於現實之不滿，也更甚於居易在世之時。日休此時特愛居易的樂府諸詩，是不難理解的。
居易直言被貶之後，寫了更多的閒適和感傷之詩。這類作品流傳更廣，影響也是不小的。其中最為世稱者是《長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音近正聲」，居易自己對於《長恨歌》這樣的作品也是頗自稱道的。
《長恨歌》在居易作品中，屬於「感傷」一類，但非感傷個人身世，而是有慨於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長恨歌》發端二句云：「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世之論者因而以為居易此詩開宗明義即在諷刺玄宗，寓有「女人禍國」之誡。其實不然。詩中還有下面一系列的敘述和描繪：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這樣的描述，雖是出於想像，未必盡得其實，但詩人對於玄宗處境之同情，卻是相當深切的。
居易對於玄宗既如此同情，對於楊貴妃也無貶意。對於楊貴妃之死，詩中也是十分惋惜的：「六軍不發莫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這樣的描述，亦沉痛之至。
當然，歷來描寫玄宗楊貴妃事跡而表同情者，在居易之前，已有先例。
杜甫《哀江頭》已經有過十分感人的詩句：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這樣的情深之語，是與居易《長恨歌》中的「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完全一致的。
從杜甫到白居易，對於玄宗、楊貴妃的悲劇如此寄以深情，不是無緣無故，並非詩人「重色」而忽視了「傾國」，乃是詩人拋棄了「女人禍國」的傳統偏見，而抒發了真情實感。居易此詩之同情楊妃，亦如此後歐陽修之同情昭君，「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楊妃亦是「玉顏」之「為身累」者。
居易感傷詩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行」亦作「引」）。
此詩寫於遷謫九江之時，其中自有遷客身世之悲，騷人流離之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對於倡女之寂寞生涯，亦感同身受，不勝浩嘆。其詩有云：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歌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對於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唐宋詩醇》卷二二云：「《琵琶引》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之，有同病相憐之意焉。」
《琵琶行》抒寫的雖有個人遷謫之感，但其中描述商婦身世之苦，尤有深度，寫得如泣如訴，直令讀者同聲一哭。
在居易寫作此詩前後，詩人元稹寫有《琵琶歌》，劉禹錫寫有《泰娘歌》，題材相似，但《琵琶歌》雖亦「謫官得閒」之作，而「其旨似嫌庸淺」；《泰娘歌》雖「以遺妾比逐臣」，與《琵琶行》亦有不同者（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二章）。
居易的「閒適詩」，多寫於晚年。《與元九書》云：「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又《敘洛詩》云：「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從居易自敘之語看來，他寫這些閒適作品，確實反映了「獨善其身」的意願。
這類作品為世傳誦者也不少。例如《錢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又如《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閒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居易所謂「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在這類作品中可以概見。
第三節文名為詩名所掩
白居易在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詩，文名為詩名所掩，但他的文章亦有特徵。其詩有諷諭和閒適兩類，文章也有直言極諫和抒情述志兩類。其直言極諫之文，《論制科人狀》可以為例，其中有云：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無不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雲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為誑妄，斥而遂之，故並出為關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雲裴垍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為人之所媒櫱，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獻所聞。..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這篇論狀的特點是詳述事件的原委，直陳自己的觀感，不為聳動之辭，不發過高之論，指事造實，平鋪直敘。唐初以來，魏徵、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極諫的文章，相沿而下，已經形成一個傳統。居易此文，有所繼承；質樸溫厚，是其特徵。
居易的抒情述志之文，多存於書札和記敘。這類文章大半寫於貶官江州以後。《江州司馬廳記》可以為例。其中有云：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岩、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官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屍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此文稱司馬之職，乃「吏隱」之最佳位置。無功，無罪，無責，無憂，關鍵在於「識時知命」。話說得和平寧靜，其實語皆涉諷。居易以直言被黜，中心自然不平，不平而言「知命」，當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與此文同類的文章還有一篇《草堂記》。其中有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視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樂天身為遷客，隨遇而安，出處行止，得之自然。這樣的作品，頗有個性特點。
居易抒情述志之文，見於書札者，亦頗見個性特徵。幾篇書信，都有深情。例如《與元九書》、《與微之書》，歷來傳誦。其《與楊虞卿書》，也有類似的內容，如云：師皋足下：自仆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鄠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余，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仆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而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滻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不及其他。邇來雖一二書札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仆則不然。..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鱉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群，必不能與掊聲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仆之光塵於人寰間也。這篇文章可與《江州司馬廳記》、《草堂記》合讀。從中可以更明顯地看出居易之所以知足保和、閒適而不返者，乃是積憤太深、決心不與「掊聲攫利者榷量其分寸」了。
白居易臨終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銘》，其中有云：啟手足之夕，語其妻與侄曰：吾之幸也，年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諡；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也。
這篇文章可能即是絕筆，至少反映了詩人臨終之前的心緒。自撰墓志銘，歷代多有，居易此文，亦率意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