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二十五章李白杜甫
第一節李白①
好任俠，喜縱橫
李白（701—762），字太白。據李陽冰《草堂集序》所記述：「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居綿州昌隆（今屬四川江油）青廉鄉。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無文名。李白自幼讀書，成績卓著。其《上安州裴長史書》自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這話雖未免誇大，但《新唐書》本傳也說他「十歲通詩書」；《唐才子傳》亦稱「十歲通五經」。李白少時，好任俠，且喜縱橫。魏顥撰《李翰林集序》、劉全白撰《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都稱其「少任俠」。《新唐書》本傳也說他「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從這些記載看來，李白自幼為學，便異於常人。此後交遊，也多豪俠之士。
開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沿江而下，到達江陵，結識司馬承禎，甚被賞識。此後從江陵東下，歷洞庭、廬山，到金陵，抵揚州。在安陸與許圉師的孫女結婚，在湖北滯留較久。在這期間，李白也與當時的一般宦遊士子一樣，曾經多次投書長吏，干謁求仕。其後又西入長安，小隱終南。謀官不成，復返安陸。開元二十二年，到襄陽，謁見荊州長史兼襄州刺史韓朝宗。此後數年之間，又與洛陽、太原、東魯等地的道士、隱士交遊，遠近聞名。
天寶元年（742），李白奉詔入京，於翰林院中待詔供奉。這時李白結束了漫遊生涯，暫作宮廷侍從。此後未見重用，又遭讒毀，於是一年以後，便上疏求去。天寶三載，又離京遠遊。
在這次遠遊中，李白結識了杜甫和高適，三人曾經週遊梁（今開封）、宋（今商丘）。同時，李白又從北海高天師，求仙學道。
在這期間，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許氏，許氏亡後，又娶宗氏。這時身家多故，國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學道，一面企圖為國建功。對於國家安危，頗多關切，雖然仍事漫遊，已與過去有所不同。
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發生，李白避居廬山。這時永王李璘出師東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載，永王兵敗被殺，李白被捕入獄。出獄之後，又被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於途中遇赦，乃沿江東還。至當塗，依李陽冰。寶應元年（762），病逝於當塗。《舊唐書·文苑傳下》、《新唐書·文藝傳中》均有傳。
綜觀李白一生，正當唐皇朝由盛轉衰之時，由於初唐、盛唐出現了「貞觀」、「開元」之治，朝政相當開明，一般文人學者，多半積極用世。李白年少之時，也曾抱有建功立業之志，但時值開元之末，朝政已經大壞，張九齡被黜，李林甫擅權，是由盛轉衰的開始。崔群《論開元天寶諷上皇甫鎛書》①本節材料主要參考書為新舊唐書本傳，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本）和《李白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資料，不再一一作注。
云：「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當安史之亂前夕，有些文人學者，對於時局，已甚不滿，憂時念亂，已經形諸文字。但李白這時年輕氣盛，尚多幻想，好任俠，喜縱橫，誤將開元季世當作晚周戰國。其實，時與世異，任俠、縱橫，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這時又希望建功之後，退隱歸山，排難解紛而不受賞，頗慕戰國魯連之風。但待詔翰林不久，便不為權臣所容，「權臣妒盛名，群犬多吠聲」（任華：《雜言寄李白》）。這時李白對於現實的認識，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為時甚短，對於朝廷、官場，雖粗知大概，而閱歷尚淺，因此，他這時雖對現實政治有所批判，卻不似蕭穎士、元結等人之憂時念亂。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隱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東巡，他應徵入幕，完全出於用世、報國之誠。至於最高統治者的內部鬥爭，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負極大，但他的實際成就只在文學，詩與杜甫並稱。
文名雖為詩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頗為世傳誦。
積極用世，不戀榮名李白早年漫遊期間，所作詩文，都充分表達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進之心。《與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都是此時有代表性的文章。《與韓荊州書》有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
這是一封干謁之書，也等於「毛遂自薦」。李白年少氣豪，積極求仕，在這裡表現得十分明顯。
與此篇類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長史書》，此文有云：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這篇文章，不僅年少氣盛，而且吐辭命意，頗似戰國縱橫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寫過許多投書干謁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作者的筆下，其內容和風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這類文章，特點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於王勃等人的「懷才不遇」，也不同於韓愈等人的「不平之鳴」，而是充分地體現著一種狂放不羈的個性。
李白寫於這時之詩，與其干謁之文同一格調。例如《古風》之十：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魯連之在戰國，號稱高士，為人排難解紛，而不受封賞。李白景仰其人，引為同調，這是他的生活理想：積極用世，卻不戀榮名。
但李白這樣的生活理想是不現實的，在他這段生涯中，雖然詩名大振，而投書干謁，並未見用。杜甫所謂「醉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恰可作為對他此時生活的寫照。李白這時寫的另外一些詩篇如《將進酒》、《襄陽歌》、《江上吟》、《梁園吟》等，也都傾瀉了他的滿腔憤悶之情。《將進酒》中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見用而發的牢騷；《襄陽歌》中所謂「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罍」。也是借酒銷愁的憤辭。
「醉飲狂歌」，放浪江湖李白待詔翰林之時，處於宮廷侍從的地位，又寫過一些應制供奉之詩。
《宮中行樂詞》數首，據《本事詩》所載，即應玄宗詔命之作。其遣詞造語，顯與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盧桔為秦樹，蒲桃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蕭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時當開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轉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漸變為末代庸主。此時有識者已在憂時念亂，但李白初進宮廷，所見尚淺，應詔隨筆，便寫出了這類歌詠昇平的詩篇。還有《清平調》三首，也是同樣的作品。當然，李白雖處宮廷侍從的地位，他畢竟不同於「柔媚的詞臣」。儘管寫了這類歌詠昇平的作品，與此同時，他也抒發了不同於一般侍從的情感。例如《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一詩，便表白了自己一貫的思想：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
隱而求仕，仕而後隱，這是李白選擇的一條道路。雖在「幸陪鸞輦」、「身騎飛龍」、「直上青雲」之時，他也沒有忘懷歸隱。
李白離開長安，再度漫遊時期，由於對朝廷和官場有了一些認識，思想便發生了變化，作品也發生了變化。雖然這時閱歷仍淺，卻已看到世事之艱難。《古風》和《行路難》中的許多篇章，都比較深沉地表達了這個時期的情感，詩風也有所轉變。例如《古風》第24首云：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像這樣的內容，在李白過去的詩中不曾有過。他不僅揭露了中貴人、鬥雞者之飛揚跋扈、橫行霸道，而且指斥了當朝天子。「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鋒芒所向，顯然在最高統治者，這樣的語言，是很有深度的。
與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風》第二首。其中有云：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上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行路難，歸去來！
這樣的詩中充溢著不平和失望，與前期某些抱著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時寫得更為慷慨激昂的詩，是《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其中有云：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值一杯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魚目亦笑我，謂與明月同。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黃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為儒身被輕。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余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一生傲岸苦不諧，恩疏媒勞志多乖。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
這詩不僅更充分地抒發了對於自身遭遇的憤激和不平，而且講到李北海、裴尚書之含冤被害，最後表達了決心與官方決裂的態度。「董龍更是何雞狗」，「見此彌將鐘鼎疏」，如此云云，說明李白此時對於朝廷、世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樣的作品，比從前所作，顯然也更有深度了。李白在此後漫遊的過程中，寫出了大量的「醉飲狂歌」的作品。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在這裡，「昨日之日」的豪情壯志，「今日之日」的憤激憂愁，對比之下，已無法排遣，於是放浪江湖，也就成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過去的詩中，雖然也曾講過「功成身退」的話，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賞；而此時此刻，則是功未成而志不遂，心煩意亂，憤而遠遊了。
李白退居廬山之時，又有《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秀出南斗旁，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游太清。求仙學道，在過去的作品中，曾經不斷出現；而在這首詩中，也比過去更為現實，成了解脫苦悶的唯一的出路。從「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來看，李白此時頗似真有遺世不顧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終於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為終身之憾。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經抱有幻想，這時他又以謝安自比，以魯連自期。《永王東巡歌》之二云：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這裡以謝安自比，雖然擬非其倫，但李白的「大濟蒼生」之志，始終不渝，亦於此可見。
更能表明李白此時思想的，是《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一詩：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英王受廟略，秉鉞清南邊。雲旂卷海雪，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人，弛張在一賢。霜台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如登黃金台，遙謁紫霞仙。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決，誓欲清幽燕。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
這裡稱永王李璘之受詔出師為「英王受廟略」，說自己之被征入幕為「如登黃金台」，篇末且有「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之語，李白一心報國的思想情感在這裡表露無餘了。當然，「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功成而身退，這也是他一貫的思想。但可惜的是，這一切都未能實現。他對於當時統治上層的矛盾似乎一無所知，對於前途的估計過於樂觀。
但為時不久，李璘兵敗，李白入獄，隨後又被流謫夜郎。他這時有《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首長詩，敘事抒懷，沉痛之至。其中有云：仆臥香爐頂，飡霞嗽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這裡說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似與前面講的「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云云，有些矛盾；但「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當是事實。「辭官不受賞」的思想，也是始終如一的。此詩最後又云：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勿棄賈生才。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被赦放還，李白自然是高興的。但他此時不僅慶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關懷國家安危。「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他的憂慮還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還之日，還寫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一詩，其中說到「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這話似較為清醒。其中又說到「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云云，似乎更有所醒悟。對於進用不抱希望，對於仕途亦有戒心，則棄劍而學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詩中不再講功成身退的話，此亦李白詩歌內容的新的變化。
對於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評論，與李白同時的杜甫，對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夢李白二首》之二有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雲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無辜受累，而名傳千秋萬歲，這話不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當的。
宋人詩話之評李白者，於其晚年，毀譽參半，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蔡寬夫詩話》所論，較為持平。其言曰：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為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這裡對於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李白一生所作詩文甚富，喪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囑託王屋山人魏萬（又名顥）編集，「盡出其文，命顥為集」（魏萬：《李翰林集序》）。其後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還之時，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將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最後，李白將終之日，又托李陽冰編輯其集，李陽冰《草堂集序》有云：「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殛，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稱「李陽冰錄」，當即根據李陽冰所編之本。李白的「千秋萬歲」亦賴此而得傳。
第二節杜甫
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詩壇上，杜甫是與李白齊名的另一偉大詩人。
家世和早年壯遊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河北），曾祖父杜依藝為鞏縣令，遂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於玄宗先天元年（712）生於鞏縣。遠祖杜預是西晉名將，又是注釋《春秋左氏傳》的學者。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代的膳部員外郎，與沈佺期、宋之問齊名的詩人。父親閒曾任兗州司馬，終奉天（今陝西乾縣）縣令。杜甫對這個「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又有詩歌創作傳統的家庭，是很引為驕傲的。母親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謂「舅氏多人物」，「吾舅盡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稱「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遊》）到十四五歲，就「出遊翰墨場」。杜甫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薰陶，這對他日後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郾城看過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後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寵臣崔滌堂前，聽過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裡欣賞過畫聖吳道子畫的五聖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後的詩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啟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誇獎他有班固、揚雄之風。還有李邕、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看來他自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並不是吹牛。
杜甫生當「開元全盛日」，當時農村經濟繁榮，交通也很發達，所謂「九州道路無豹虎，遠行不勞吉日出」，許多積極追求功名的青壯年讀書人中，盛行著全國漫遊的風氣。杜甫從二十歲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經三次出遊。第一次是南遊吳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發他無限想像。開元二十四年（736），他第一次參加進士考試，失敗了，於是他又帶著蔑視考功郎的傲氣，與蘇源明等一起，到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遊。大概這時他父親正在兗州做司馬，他在齊趙一帶過了四五年「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幾首詩：《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於兗州時的作品；還有《畫鷹》、《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傑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少年時代不平凡的抱負。
天寶三載，杜甫在東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大詩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開封）、宋（今商丘一帶），會見了詩人高適。這是第三次漫遊。他的《遣懷》詩說：「憶與高李輩，論交入滔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天寶四載，他在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共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范野人。兩人還互贈了詩篇。杜贈李的詩說：「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贈杜的詩說：「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面。
杜甫一生引為「快意」的讀書遊歷時期，到三十四歲就結束了。
困守長安的十年天寶五載（746），杜甫「西歸到咸陽」了。這時長安浪漫遊樂風氣尚未過去，漢中王府、鄭駙馬宅等貴族達官第宅都向他開過門。但他來長安的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參加科舉考試，謀取官職。這時當權的宰相，正是以妒賢忌能、陰險奸詐著名的李林甫。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就選。李林甫以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污濁聖聽。結果，這一年的科試中，布衣之士，無有第者，李林甫為了掩蓋自己的惡劣行徑，又表賀皇帝「野無遺賢」。在這種情況下，杜甫當然也無由仕進了。
此後，杜甫生活日漸貧困。「賣藥都市，寄食友朋」，也難免饑寒交迫。明知干謁可恥，也不得不向一些達官貴人投詩乞憐。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里，他一面陳述致君堯舜的抱負，同時也傾訴了干謁權貴的悲憤與辛酸：「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天寶十載（751），玄宗在正月內連續三天舉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廟、天地三個盛典，杜甫覺得這是展現他詩賦才華的機會，獻了《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宰相出題，在集賢院考試他的文章。哪知召試的結果，只是說他「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只給了一個候選官吏的資格。到天寶十四載（755），才補了一個河西尉的小官，他不樂就職，又賜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十年困守長安的生活，雖然備受饑寒疾病之折磨，卻使他認清了以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集團貴族的腐化面目，對廣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難，對國運的危機，也有了越來越深廣的感受和認識，在揭露窮兵黷武的戰爭給人民帶來災難的《兵車行》里，他憤怒地指責：「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在諷刺楊氏兄妹奢侈荒淫生活的《麗人行》里，他鮮明地點出：「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後，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長詩里，他總結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負，「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是他一生憂樂愛憎的基本傾向。所以當他中夜離京城，凌晨過驪山，聽見君臣們通宵達旦的歌舞的聲音，便向那些享有「賜浴」、「與宴」特權的達官貴族們，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向那些享受著輕歌曼舞、珍餚美味的「神仙」們，大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最後他自己的那個「十口隔風雪」的家庭也發生了「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的悲劇。這時他還不知安祿山已經起兵范陽的消息，卻給大唐皇朝的政局畫出山雨欲來的緊張氣氛！
從陷賊、脫險到為官、棄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起兵范陽，十二月攻下東京洛陽，次年六月，攻下潼關，玄宗匆匆奔蜀，長安淪陷。這個時候，杜甫正帶著妻子兒女從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陝北富縣），聽到肅宗在靈武即位的消息，及時安頓了家屬，就「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被驅趕回長安。他目睹淪陷後的長安面目，寫了一系列「詩史」名作。
當杜甫從旁探知房琯所帥的官軍在陳陶斜戰敗的消息，寫了《悲陳陶》，記載了「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的景象。《月夜》一詩中，他留給我們千古難忘的詩句：「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寫出了千古以來戰爭中妻離子散的悲哀。他還寫了人人都熟悉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首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從長安逃到鳳翔，見到了唐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任命他為左拾遺。他這個入仕不滿一年就逢戰亂的小官，能夠擔任這個天子近臣的諫官，心裡是非常激動的。「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他半生以來抱著「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願，現在覺得自己致肅宗於堯舜的時機到來了。但是任拾遺不到一月，就遇到肅宗罷房琯宰相之職的大事，他上疏營救，說房琯「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肅宗因為聽信賀蘭進明的挑撥，以為房琯只忠於玄宗，不忠於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問，幸而新任宰相張鎬、御史大夫韋陟出來說：「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才免予刑事處分，只下了一紙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這次回家，他寫出了《北征》、《羌村三首》兩篇傑作。
《北征》是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相媲美的傑出長詩，全文七百字。杜甫從鳳翔出發，在黃土高原上大概走了十天半月，開始是「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末了又是「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更使人驚訝的是寫他到家與妻子兒女相見後那段最真實的素描，把一系列家庭生活的小鏡頭，插在萬方多難的時代畫卷里。《羌村三首》是與《北征》互相映照，互相補充的名作。其中寫鄰居父老持酒來慰問自己的動人場面：「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當杜甫在羌村短暫休息的時候，唐皇朝的官軍和回紇的騎兵，在郭子儀率領下，於九月收復了長安，十月收復了洛陽。肅宗還長安，十一月杜甫也從鄜州帶著家眷回長安，繼續任左拾遺之職。
本來杜甫在回鄜探親時已敏感到肅宗對自己的疏遠，但他未必覺察到已被投閒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肅宗的眼中釘，更不會覺察到肅宗及其心腹李輔國等人正在羅織所謂「房黨」，包括賈至、嚴武、劉秩、杜甫等。所以乾元元年春天，他還與王維、岑參一起寫了《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的頌聖詩。不料當詩人們唱酬之聲猶在耳邊時，賈至就首先被貶出朝做汝州刺史去了。六月，肅宗就下詔貶房琯為鄜州刺史，劉秩為閬州刺史，嚴武為巴州刺史，杜甫也同時被貶為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
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率師北上，討伐安慶緒，出師不久就取得渡黃河、圍鄴城的勝利。杜甫在這年冬天來到離前線不遠的東都，一方面探視洛陽東偃師土婁莊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問官軍圍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聽說鄴城不日可得，非常興奮地寫下了一首長詩《洗兵馬》，開端寫出大快人心的勝利形勢，結尾又描繪「田家望望惜雨干，布穀處處催春種」，鼓勵前線戰士迅速攻下鄴城，退伍還鄉，幫助妻子春耕播種。詩人在喜勝利、頌中興、望太平的時候，又特別語重心長地加上「獨任朔方無限功」的建議，針對肅宗命九節度出師之時沒有立元帥，唯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的錯誤，有所規諫。此外，他還懷著重重的隱憂：「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表面是稱頌肅宗對太上皇克盡孝道，實際上是針對李輔國、張良娣等人離間玄宗、肅宗父子的陰謀敲起警鐘。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著官軍收復鄴城，生擒安慶緒的時候，在乾元二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萬官軍就因為沒有統帥，在鄴城外圍遭到了一次奇恥大辱的大潰敗。郭子儀率朔方軍退守河陽。
杜甫也就在東京兵荒馬亂中，經新安、石壕、潼關，回到華州。一路上目睹官吏們不顧百姓死活，處處強迫徵兵拉伕，只聽見婦孺老弱在傾訴、啼哭，同時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積極支援官軍。這一次途中見聞，給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寫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組詩，後人簡稱為「三吏」、「三別」的不朽名作。這六首詩不僅寫出人民為戰爭付出的代價，而且寫出人民奮不顧身的自我犧牲的精神。
回到華州，旱災的威脅就開始了：「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老百姓在天災加戰爭負擔雙重壓迫下毫無活路，杜甫這個小官也一籌莫展，這年七月，他只得棄官不做，帶著家小遠走秦州（今甘肅天水），另謀生路。他棄官的原因不止是逃荒。從九節度之師潰敗以來，他早已看出肅宗小朝廷已經無法容納正言讜論，綱紀已亂，「庸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東柯谷、西枝村覓一塊隱居之地，但是這個羌胡雜居，吐蕃勢力又不斷擴張的地方，他無法久住下去。不過在秦州居留的三個多月中，卻在他詩卷中增加了不少邊塞題材的新作。例如：「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民有萬家。」（《秦州雜詩》）「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寓目》）到十月，他懷著「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的念頭，又領著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肅成縣）了。可是奔波了幾十天，到同谷後，竟陷入饑寒交迫的絕境。這種種慘痛經歷都寫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一個多月，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從秦州到同谷、又從同谷到成都這兩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計劃地寫了二十四首紀行詩，每段十二首，記述了自己一步步走過來的山川勝跡的真實面貌。前段十二首記述隴西到隴南山川中，《青陽峽》的高峰深谷最為突出。而後段十二首寫跨越隴、秦、蜀三省的奇山大川，更勝前段。寫同谷東南的《木皮嶺》，他驚嘆：「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到嘉陵江上的《水會渡》，則見：「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而漢中略陽縣的《飛仙閣》，竟是：「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到川陝交界的《五盤》：「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疏。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入川以後，更見《劍門》：「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塘倚，刻畫城閣狀。一夫怒臨夫，百萬未可傍。」顯出了無比雄奇的山勢。
回顧這一年，《發同谷》詩里有一句總結：「一歲四行役」，趙次公注說：「一歲之中，自東都而趨華，自華而居秦，而赴同谷，自同谷而赴劍南。為四度行役也。」可以說這是他艱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變化最大的一年，更是詩歌創作空前豐收的一年。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在關輔饑荒，中原再亂的年代，成都以「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的繁華都市面目呈現在杜甫面前。他全家初到成都，是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著「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全家人的生活不僅可以暫時維持，而且從第二年就開始經營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了。《卜居》詩：「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蜒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入小舟。」在戰亂中奔波多年的杜甫，總算有了個棲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著種樹、種竹、種菜，一面還得為完成營建工程，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縣去訪問乞貸於親友，他步行或乘舟來往，無意中就寫成了不少怡情適意的小詩：「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可惜，好景不長，上元二年五月，他草堂邊的一棵有兩百年壽命的柟樹被暴風連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場暴風，「卷我屋上三重茅」，使他全家「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他在不眠的長夜裡，不禁從自家的苦難想到天下無數流離失所的人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同年十二月，老友嚴武由綿州刺史升任兼管東西兩川的節度使。上元三年（762）春夏，杜甫和嚴武往來互相訪問不止一二次，在唱和詩篇中，嚴武曾勸他出來做官，他則希望嚴武能理解自己疏懶的個性。同年四月，玄宗、肅宗父子兩人相繼去世，代宗即位，七月召嚴武入朝。杜甫親自送嚴武到綿州奉濟驛才分手，不料這時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發動了叛亂，嚴武被兵阻出不了劍門，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轉到梓州，依靠李梓州、嚴二別駕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亂被高適鎮壓下去，但動亂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屬移到梓州來，並打算離東川，投三峽，赴西京。
中原戰局這時大有好轉，代宗即位後命長子雍王李适為天下兵馬元帥，僕固懷恩為副元帥，討伐史朝義，大勝敵軍。廣德元年（763）正月，史朝義被迫自殺，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復。消息傳到梓州，杜甫高興得熱淚橫流，寫了那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是他「平生第一快詩」，末兩句尤其寫出他當時歸心似箭的激情。但是，當時他全家逃難在梓州，要回鄉談何容易，這一年在他詩集中只見他送朋友一個個「下峽」，「歸京」，「入朝」；也仍然「自憐猶不歸」。這一年高適任劍南節度使。吐蕃兵入大震關，代宗出奔河南陝州，高適率兵臨吐蕃南境，欲牽制其主力，師出無功，致松、維等州相繼陷沒。朝廷不得已，只得重派嚴武入蜀。杜甫得知嚴武重來的消息，喜出望外，於是在廣德二年（764）春天，又從閬州領著妻子趕回成都：「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三月回到成都，嚴武就啟奏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回到草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他本有一番修飾環境的打算，「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遠近的鄰居朋友也想一一相會，但一入節度使署，就進入練兵備戰的氣氛中，「公來練武士，欲奪天邊城」。七月，嚴武親臨前線寫了《軍城早秋》的詩，九月，杜甫寫了和詩，讚美嚴武破吐蕃七萬餘眾，拔當狗、鹽川的勝利：「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他在幕府半年，「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生活拘束，與同僚之間亦難免有「分曹失異同」的不愉快糾紛，於是在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辭幕府歸浣花溪。四月嚴武病卒，杜甫在成都無所依靠。五月就攜家沿岷江東下，有《去蜀》詩：「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游。世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
杜甫隨著東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六月到戎州、渝州，七月到忠州，秋天到雲安。他的消渴病，又兼瘧癘犯了，遂館於嚴明府之水閣，過了一冬春。大曆元年（766）移居夔州白帝城。同年秋，從成都調來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對他「頻分月俸」，又不時派園官給他送些瓜菜。大曆二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買了四十畝果園，還帶有「茅齋八九椽」，柏氏又委託他代管東屯稻田百畝，生活比過去富裕一些了。在不到兩年時間中，他寫下了四百多首詩，不僅數量上達到高潮，詩的內容形式也頗具特色。他回憶、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經歷和創作歷程，寫了《壯遊》、《昔游》、《往在》、《遣懷》等自傳性的長篇，歷史的光明與黑暗與自己的愛憎傾向融合在一起，醞釀出無限的沉痛與辛酸。他仍然是「窮年憂黎元」的詩人，但他晚年的詩除描述「千家野哭」、「萬國征戍」而外更特別關心人才，特別是能撥亂反正、真正憂國愛民的人才，他說：「天地則創痍，朝廷當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維新。」讀了元結《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以後無比激動：「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稍安可待矣。」讚美做梁州刺史的李勉：「■公制方隅，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肅然。」再讀他的《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八哀詩》、《寄韓諫議注》等詩，可以看出他的人才觀，眼光獨到，胸懷博大，他對同時代人的評論與新舊唐書史臣的見解大有出入。他還寫了不少夔府景物、氣候、風土、民生疾苦的詩篇。三峽景物正如他的兩句詩：「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不僅一年四季的多變，就是雨、雪、雷、火、月，甚至八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夜的月他都有不同的觀察和感受。人民生活方面，不僅注意「打鼓發船」、「負鹽出井」的勞動男女，他甚至關心到兒童教育：「小兒學問止論語。」柏茂林派來供他驅使的「獠奴」為他「伐木」，「修水筒」，「修果樹枝蔓」的種種勞動過程，他也用親切感激的心情作了記錄。對詩歌藝術，更用盡苦心。「陶冶性靈緣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為了探求七律這種形式的藝術表現力，他努力嘗試了「拗格」這種既有較大難度，又有新的韻律的詩體十幾首，有的又自註：「強戲為吳體」。他又有目的地寫了三組組詩，擴大七律的題材領域。《詠懷古蹟五首》融詠懷與詠史懷古為一體，七律中前所未有。《諸將五首》，環顧了西部、北部、中原、嶺南、西南五個地區的國防形勢，雖筆有褒貶，但深重的憂患意識仍是全組詩的基調。這是詩史，更是現實性很強的政論。至於傳誦更廣的《秋興八首》，雖然可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兩句概括他懷念舊國舊都的一般主題，但他思念的內容之深廣繁複，舉凡人事之興衰，景物之變換，都讓人覺得難以數言說盡。
「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大曆三年（768）正月，當「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的早春季節，杜甫把去年所買的果園草屋一併贈給吳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峽了。下水船走得很快，「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融入山水的神話和歷史，像一系列朦朧的意象，匆匆地在眼前消失了，新建為南都的江陵府就到了。江陵本來有鄭審、李之芳和他比較親近，鄭任江陵少尹，李原任太子賓客，現任尚書，在夔州時就有詩歌互贈，杜集中那首最長的千字排律就是寄給鄭、李倆人的。但是到江陵後，只見他們和杜甫多次雅集，飲酒賦詩，但他的家眷卻過著「飢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的生活，後來，李之芳又病故，四川又發生兵亂，漸漸波及川東，江陵也非久居之地，「社稷纏妖氛，干戈送老儒」，只得南下公安，也只暫住了兩個月，年底又漂泊到岳陽，寫下了他的名作《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這年冬天，岳陽下了一場大雪，他又寫了長詩《歲晏行》，寫出「瀟湘洞庭白雪中」，那些為「割慈忍受還租庸」而賣兒賣女的哭聲，還有那些被私鑄的鉛錫假錢所欺騙的百姓的怒聲和罵聲。大曆四年春天他又解纜南征，三月到潭州（長沙），雖然是一個「右臂偏枯兩耳聾」的老翁，還能滿懷高興地游嶽麓山道林二寺，接著他又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韋之晉，韋是他少年時在山西郇瑕認識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後，韋又調任潭州刺史，與他途中錯過。不久，又傳來韋之晉死於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曆五年（770）春天，也是杜甫在人間的最後一個春天，他在潭州寫了好幾首抒情詩：他追酬十年前高適贈給他的那首詩，情辭反覆，哀悼高適，也是哀悼自己。他又與飛來舟中的燕子對話，茫茫有身世無窮之感。最為人們讚美的是《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這首時間跨度很大的小詩，飽含著無限今昔盛衰之感。
這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死湖南觀察使崔瓘，占據潭州作亂，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這是他平生最後一次逃難，他的《入衡州》、《逃難》、《白馬》、《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台省諸公》等詩中敘述了動亂的發生，與全家奔波逃難，以及衡州刺史陽濟聯合各郡討伐臧玠的過程。
隨後，杜甫又帶著全家溯湘江而上，想去郴州投靠舅父崔偉，船至耒陽方田驛，江水大漲，無法前進，在此挨了五天的餓。耒陽縣令聽到消息，派人給他們送來牛肉白酒，算是沒有餓死。杜甫寫了《聶耒陽以仆阻水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來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對縣令又是歌頌又是感謝。船既無法南行，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先後寫了《回棹》、《登舟將適漢陽》、《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諸詩都表明了他的小船離潭州後將北上襄陽、秦中。此後，直到冬天，老杜又寫了《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這是他臥病舟中，苦力掙扎，寫成的一首絕筆之作。詩的發端以軒轅、虞舜將休止制律彈琴，比喻自己將停止寫詩；詩的末尾以葛洪屍解、許靖難任，比喻自己將死於道路，無力遠行；這些都是將死的哀音。「故國悲寒望，群雲慘歲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鬱郁冬炎瘴，濛濛雨滯淫。」說明詩人在舟中最後看到的正是岳陽洞庭湖邊冬雨中的景物。「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更清楚地說明這首詩寫於大曆五年的冬天。「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說明詩人此時還在關心著戰亂中的祖國和人民。此詩寫成後不久，他就死在這條船上了。家屬把他殯葬在岳陽。四十三年後，他的孫子杜嗣業才把他的靈柩歸葬河南偃師。並請詩人元稹作了墓志銘。元稹在墓誌中高度評價了杜甫在詩史上的地位：「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