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十五章李淳風孫思邈

第一節李淳風 天算世家 李淳風，岐州雍（治今陝西鳳翔①）人。其父李播在隋朝任高唐尉，因「秩卑不得志，棄官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②。對天文學多有研究，寫過《天文大象賦》③，注釋《老子》，撰《方誌圖》，有文集10卷行於世。李淳風自幼博涉群書，尤明天文、歷算、陰陽等學問。《舊唐書·李淳風傳》言李淳風年六十九卒，未及生卒年月。今據其所著《乙巳占》中「余於大業九年在江都，時年十三」之句④，考得李淳風生於隋仁壽二年（602），卒於唐咸亨元年（670）。 唐貞觀（627—649）初年，傅仁均所造《戊寅元歷》預報日食屢出誤差，李淳風上疏駁傅仁均歷，所論十八條意見，經過辯論和檢驗，其中七條被採納，由此得到唐太宗賞識。「授將仕郎，直太史局」。貞觀七年（633），製造渾儀，並著《法象志》七卷奏呈唐太宗，「太宗稱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貞觀十五年升為太常博士，後轉太史丞。貞觀二十二年出任太史令。顯慶元年（656），因修訂國史有功，被封為昌樂縣男。龍朔二年（662）改授秘閣郎中，咸亨（670—673）初，唐官制復舊，李淳風還為太史令。①李淳風的學術研究涉及到天文、數學、曆法、星占、氣象、儀器製造各個方面。他對渾儀作出重大改革；編制《麟德歷》，撰寫《晉書》、《隋書》中的天文志、律曆志、五行志；主持編定與注釋十部算經。他的著作還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法象志》、《乾坤變異錄》，並演《齊民要術》等凡十餘部。 十部算經的整理李淳風在數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是編定和注釋著名的十部算經。這十部算經後被用作唐代國子監算學館的數學教材。《隋書·百官志》記載：「國子寺祭酒..統國子、太學、四門、書（學）、算學，各置博士，助教、學生等員。」這是國家專門數學教育的開始，唐代在隋的基礎上繼續舉辦數學教育，並以算取士。②顯慶元年（656）於國子監內設算學館，同時著手選編算學教科書。據《舊唐書》卷七九《李淳風傳》載：「先是，太史監侯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踳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唐會要》卷一六稱：「顯慶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尚書左僕射①乾隆《岐山縣誌》：唐昌樂縣男李淳風墓在縣東北五里，墓旁有祠。 ②《舊唐書》卷七九《李淳風傳》。 ③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天文大象賦」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頁。④李淳風：《乙巳占》卷二。 ①《舊唐書》卷七九《李淳風傳》。 ②《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于志寧奏置，令習李淳風等注釋《五曹》、《孫子》等十部算經，分為二十卷行用。」 十部算經又稱算經十書，是指《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綴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術》這十部數學著作。它們是唐代以前的主要數學著作，代表了我國古代數學的光輝成就。 傳本《周髀算經》，有趙爽注、甄鸞注等，當時雖被稱為「算經」，但原文與趙爽、甄鸞的注文都有不盡完美之處。李淳風的工作糾正了這部書存在的缺點，使這部書趨近於完美。李淳風的注釋指出了《周髀》中的三點重要錯誤：一是《周髀》作者以為南北相去一千里，日中測量八尺高標竿的影子常相差一寸，並以此作為算法的根據，這是脫離實際的；二是趙爽用等差級數插值法，來推算二十四氣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實際測量的結果；三是甄鸞對趙爽的「勾股圓方圖說」有種種誤解。李淳風對以上錯誤逐條加以校正，並提出了自己的正確見解。更為重要的是，李淳風在批評《周髀》中的日高公式與「蓋天說」不相符合的同時，重新依斜面大地的假設進行修正，從而成功地將不同高度上的重差測望問題轉化為平面上一般的日高公式去處理，並且首次使中算典籍中出現了一般相似形問題，發展了劉徽的重差理論，使得「蓋天說」的數學模型在當時的認識條件下接近「完善」①。並在《麟德歷》中重新測定二十四氣日中影長，首次引入二次內插算法，以計算每日影長①。李淳風注釋《九章算術》，是以劉徽的注本為底本的，但李淳風與劉徽作注的背景、環境都不相同。李注的目的是為明算科提供適當的教科書，注釋以初學者為對象，重點在於解說題意與算法，對於劉徽注文中意義很明確的地方，就不再補註。如盈不足、方程兩章就沒有他的注文。但也有人認為是由於後人抄書殘缺所致，如南宋鮑澣之說：「李淳風之注見於唐志凡九卷，而今之盈不足、方程之篇咸闕淳風注文。意者，此書歲久傳錄，不無錯漏。」②李淳風等在注釋《九章算術》少廣章開立圓術時，引用了祖暅提出的球體積的正確計算公式，介紹了球體積公式的理論基礎，即「冪勢既同，則積不容異」，這就是著名的「祖暅原理」。在《綴術》失傳之後，祖沖之父子的這一出色研究成果靠李淳風的徵引，才得以流傳至今。 《海島算經》是劉徽數學研究的獨創成果，但劉徽著作的原文、解題方法和文字非常簡括，頗難理解。李淳風等人的注釋詳細列出了演算步驟，從而給初學者打開了方便之門。 李淳風等對「算經十書」的注釋也有不足之處。如在理解圓周率時，輕視了劉徽割圓術的偉大意義，是不公正的。 十部算經成為唐以後各朝代的數學教科書，對唐朝以後數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為宋元時期數學的高度發展創造了條件。在十部算經以後，唐朝的《韓延算術》、宋朝賈憲的《黃帝九章算法細草》、楊輝的《九章算術纂類》、秦九韶的《數書九章》等，都引用了十部算經中的問題，並在十部算經的基礎上發展了新的數學理論和方法。後人對李淳風編定和注釋①曲安京：《李淳風等人蓋天說日高公式修正案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93），第42—51頁。 ①紀志剛：《麟德歷晷影計算方法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3卷第4期（1994），第316—325頁。②鮑澣之：《〈九章算術〉後序》，《宋刻算經六種》。 十部算經的功績，給予很高的評價，如英國的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就說過：「他大概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數學著作注釋家。」①《麟德歷》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頒行了傅仁均的《戊寅元歷》。《戊寅元歷》首次採用定朔，是我國曆法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在《戊寅元歷》之前，曆法都用平朔，即用日月相合周期的平均數值來定朔望月。《戊寅元歷》首先考慮月行遲疾，用日月相合的真實時刻來定朔日，從而定朔望月，要求做到「月行晦不東見，朔不西眺」。由於《戊寅元歷》的一些計算方法有問題，頒行一年後，對日月食就屢報不准。武德六年，由吏部郎中祖孝孫「略去尤疏闊者」，後又經大理卿崔善為與算曆博士王孝通加以校正。貞觀初年，李淳風上疏論《戊寅元歷》十有八事。唐太宗詔崔善為考核二家得失，結果李淳風的七條意見被採納。②李淳風為改進《戊寅元歷》作出貢獻，被授予將仕郎。貞觀十四年（640），李淳風上言：《戊寅元歷》術「減余稍多」，合朔時刻較實際提前了，建議加以改正，這個意見又被採納。貞觀十八年，李淳風又指出：《戊寅元歷》規定月有三大、三小，但按傅仁均的算法，貞觀十九年九月以後，會出現連續四個大月，認為這是曆法上不應有的現象。於是唐太宗不得不下詔恢復平朔。改用平朔後，《戊寅元歷》的問題更多，改革勢在必行。 李淳風根據他對天文曆法的多年研究和長期觀測，於麟德二年（665）編成新的曆法。經司歷南宮子明、太史令薛頤、國子祭酒孔穎達參議推薦①，唐高宗下詔頒行，並命名為《麟德歷》②。《麟德歷》的主要貢獻有二：第一，在我國曆法史上首次廢除章蔀紀元之法，立「總法」1340作為計算各種周期（如回歸年、朔望月、近點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 我國古歷的「日」從夜半算起，「月」以朔日為始，而「歲」以冬至為始。古歷把冬至與合朔同在一日的周期叫做「章」，把合朔與冬至交節時刻同在一日之夜半的周期叫做「蔀」。古歷以十「天干」與十二「地支」紀年、日，如果冬至與合朔同在一日的夜半，紀日干支也復原了，則這個周期叫做「紀」；如果連紀年的干支也復原了，則這個周期叫做「元」。古代制歷都要計算這些周期，但這些周期對曆法計算並非必要，反而成為曆法的累贅，李淳風毅然把它廢除了。《麟德歷》以前的各種曆法都用分母各不相同的分數來表示各種周期的整數以下的奇零部分。這些周期，如期周（回歸年）、月法（朔望月）、月周法（近點月）、交周法（交點月）等，都是曆法計算必須預先測定和推算的重要數據。因為這些周期參差不齊，計算十分繁瑣，比較各種數據也很不方便，李淳風就立「總法」1340作為各種周期奇零部分①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Ⅲ，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9.②《新唐書》卷二五《歷志》一：貞觀初，直太史李淳風又上疏論十有八事，復詔善為課二家得失，其七條改從淳風。 ①《新唐書》卷二五《歷志》一：司歷南宮子明、太史令薛頤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之法，較春秋已來晷度薄蝕，事皆符合。」國子祭酒孔穎達及尚書八座參議，請從淳風。②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頒行麟德歷詔》：「昔落下閎造漢歷云：『後八百載，當有聖人定之。』自火德洎我，年將八百，事合當仁，朕亦何讓！宜即宣布，永為昭范。可名曰《麟德歷》，起來年行之。」的公共分母，這樣，數字計算就比以前的曆法簡便得多。《疇人傳》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蓋會通其理，固與古不殊，而運算省約，則此為最善，術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統四分以來，章蔀紀元之法，於是盡廢。斯其立法巧捷，勝於古人之一大端也。」①第二，重新採用定朔。《戊寅元歷》雖首次採用定朔，但因為有關的計算方法未完全解決，又倒退到用平朔。為了使定朔法能站得住腳，《麟德歷》改進了推算定朔的方法。李淳風早年仔細地研究過隋朝劉焯的《皇極曆》，並撰寫皇極曆又一卷。劉焯在北齊張子信關於日行盈縮的觀測結果的基礎上，創造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招差術」，即二次函數的內插公式。李淳風總結了劉焯的內插公式，用它來推算月行遲疾、日行盈縮的校正數，從而推算定朔時刻的校正數。為了避免曆法上出現連續四個大月的現象，他還創造了「進朔遷就」的方法。《新唐書》卷二六所載的《麟德歷經》說：「定朔日名與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這裡日名指紀日干支中的「干」。還規定：「其元日有交、加時應見者，消息前後一兩個月，以定大小，令虧在晦、二，弦、望亦隨消息。」消息是消減與增長的意思。按這一規定，就可以做到「月朔盈朒之極，不過頻三。其或過者，觀定小余近夜半者量之」。這就是說，用改變一月中未滿一日的分數（即小余）的進位方法，來避免曆法上出現連續四個大月或小月。但應指出，這種「進朔」法是為了避免曆書上出現連續四個大月而人為遷就之法，並不是日月運動規律的正確反映。按近代的推算方法，採用定朔就有可能連續出現四個大月。 《麟德歷》為完成中國歷史上採用定朔這一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近代精數者，皆以淳風、一行之法，歷千古而無差，後人更之，要立異耳，無逾其精密也」①。此說雖有溢美之辭，但由此可見《麟德歷》對後世曆法的重大影響。它作為唐代優秀曆法之一，行用達六十四年（665年至728年）之久。《麟德歷》還曾東傳日本，並於天武天皇五年（667）被採用，改稱為《儀鳳歷》。 《麟德歷》的最大缺點是不考慮歲差。晉代虞喜發現歲差後，祖沖之首先把它用於制歷，大大提高了曆法的精密度。此後，隋朝張胄玄的《大業歷》、劉焯的《皇極曆》、唐初傅仁均《戊寅元歷》都考慮了歲差。但李淳風卻利用《堯典》四仲中星的內在矛盾，根本否認歲差存在。他與數學家王孝通一起責難《戊寅元歷》考慮歲差，致使「歲差之術，由此不行」。後在728年張遂（一行）在編制《大衍曆》時，才重新考慮歲差。 改革渾儀渾儀是古代觀測天體位置和運動的重要儀器。據考，最遲在公元前360年就已製成「先秦渾儀」②。西漢落下閎、耿壽昌與東漢賈逵、張衡都製造過渾儀。前趙光初六年（323），孔挺對渾儀作了重大改革，他創造的渾儀由兩重規環，即李淳風所稱的六合儀與四游儀組成。北魏時，晁崇、斛蘭用鐵鑄①《疇人傳》卷十二《李淳風》。 ①《舊唐書》卷三三《歷志一》。 ②徐振韜：《從帛書「五星占」看先秦渾儀的創製》，載《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34—47頁。 造渾儀，其結構與孔挺的大體相同。這些渾儀都是赤道式裝置，僅賈逵的黃道銅儀是在赤道裝置上增設黃道環。 唐太宗貞觀初年，李淳風指出：現在靈台所用的觀測儀器，「疏漏實多」，「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①在曆法計算中，要按黃道度推算日月五星的運行，才能既簡便又精確地算出朔的時刻、回歸年長度等重要數據，於是他在總結歷史經驗和現實問題的基礎上，建議製造按黃道觀測日月五星運行的渾儀。 唐太宗採納了這一建議，下令製造李淳風所設計的渾儀。貞觀七年（633），此儀製成。據《新唐書》卷三一記載，該渾儀是銅製的，基本結構是：「表里三重，下據准基，狀如十字，末樹鰲足，以張四表。」渾儀的十字形「准基」是一種校正儀器平準的裝置，它是根據後魏晁崇、斛蘭發明的渾儀上的「十字水平」製造的，採用這一裝置可以提高儀器的觀測精度。渾儀三重中的外重叫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即子午環、地平環、外赤道環，上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內重叫四游儀，「玄樞為軸，以連結玉衡游筒而貫約規矩。又玄極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可見四游儀包括一個可繞赤極軸旋轉的四游環和一個望筒（即玉衡），望筒能隨四游環東西旋轉，又能南北旋轉，可指向天空任一位置，測定星體的赤道坐標。這兩重的基本結構在孔挺的渾儀上已經有了。李淳風對渾儀的重大改革在於：在外重六合儀與內重四游儀之間，嵌入了新的一重——三辰儀。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黃道規、月游規，天宿距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北宋沈括說：「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①可見三辰儀中有黃道環、內赤道環，還有白道規，即表示月球軌道的規環。三辰儀也能旋轉，它是為了實現按黃道觀測「七曜所行」而加上的。李淳風的渾儀仍然是一個赤道式裝置，它除了可測得去極度、入宿度（即赤經差）、昏旦夜半中星外，還能測得黃經差和月球的經度差等，只是測得的黃道度不準確，所以它只能部分地解決按黃道觀測七曜所行的問題。 李淳風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把渾儀分為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三重，其影響相當深遠。唐開元十一年（721），一行與率府兵曹梁令瓚製作了一科黃道渾儀，也是三重之制。雖然一行說李淳風的渾儀「用法頗雜，其術竟寢」②，但正如沈括所指出的，梁令瓚他們是「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③。北宋周琮、蘇易簡、於淵製作的「皇祐渾儀」（1050），也基本上是按李淳風的設計製造的。北宋末，蘇頌、韓公廉製作了一架包括渾儀、渾象、報時裝置三大部分的天文儀器（1096），其渾儀部分也與李淳風的渾儀大體相同。李淳風的渾儀雖有其優點，但過於複雜，其規環達十一個之多，這些規環要保證同心十分困難，因而難免產生中心差；規環太多，觀測時常常互相遮蔽視線，很不方便。北宋以後，渾儀就逐步由繁向簡發展了。 ①《舊唐書》卷七九《李淳風傳》。 ①《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②《舊唐書》，卷三五《天文志》上。 ③《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預修《五代史志》貞觀十五年（641），李淳風受詔「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①。《五代史》為梁、陳、周、齊、隋五代的歷史，後來其中的「十志」併入《隋書》，所以《五代史志》就是《隋書》中的「志」。 李淳風撰寫天文、律曆志時，對自魏晉至隋朝這段歷史時期天文、曆法與數學的重要成就，作了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隋書·律曆志上·備數》有云：「事物糅見，御之以率，則不乖其本，故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率」，是中國古算所研究的最基本的數量「關係」，它在算術中有極其廣泛的應用，是中算許多理論的基礎和算法的源泉。李淳風首次將「率」載入官修正史而賦予其顯赫的地位，足見李淳風對中算理論真諦的深刻認識。對此李淳風進一步闡述如下：「夫所謂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今有以貫之，則算數之方，盡於斯矣。」①《隋書·律曆志上·備數》一節還有如下記述：「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這是我國現在史書中關於祖沖之圓周率的最早記載。用現代數學語言表達，就是祖沖之求出：3.1415926＜π＜3.1415927，圓周密率為，約率為。祖沖之的圓周率已準確到小數點下第七位，他的335113227「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內表示圓周率的最佳近似分數，歐洲人在一千一百多年後才得到這一結果。祖沖之所著的《綴術》早已失傳，他的這一光輝成就因被李淳風編入史書，才得以流傳至今。 在《晉書·律曆志》中，李淳風詳細地記述了劉洪撰的《乾象曆》法。 劉洪實測月行遲疾之率，創立了推算定朔、定望的一次函數的內插公式，測出黃白交角為五度多，測定近點月為27.55336日，與今測值相近，這些都是我國古代天文學的重要成就。劉洪的《乾象曆》是《四分曆》以後曆法改革的關鍵性階段，可是在《晉書》之前撰成的梁朝沈約的《宋書》，卻出於偏見，略而不載，對劉洪的科學成就隻字未提。李淳風則在《晉書·律曆志》中，原原本本地詳細記述了劉洪的科學成就。 在《天文志》中，李淳風創立了一種格式，在這一格式下，包羅了古代天文學的各個方面：說明天文學的重要性和歷代傳統，介紹有關天地結構的理論研究、天文儀器、恆星及其測量、各種天象記事等。在介紹言天各家理論時，簡要說明其理論，多引原話而不轉述，寫出作者簡介及與其爭論者的①《舊唐書》卷七九《李淳風傳》。 ①《隋書》卷十一《律曆志》上。 名字、觀點，使後人對當時探討天地結構的論爭得到清晰的概念。 六世紀中葉，北齊張子信積三十餘年的天文觀測，終於發現了太陽與五星視運動不均勻性現象，李淳風在《隋書·天文志》中記述了這一在中國天文學史上堪稱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發現。在《隋書·律曆志》里，還記載了隋朝劉焯的《皇極曆》法，其中有劉焯創立的二次函數的內插公式，和劉焯最先提出的「黃道歲差」的概念及相當精確的黃道歲差數據。《皇極曆》法包含了劉焯首創的定氣法、定朔法和躔衰（即日行盈縮之差）法，還有以前曆法所沒有的推算日月食位置、食的始終、食分多少及應食不食、不應食而食等方法，推算五星也比以前的曆法精密。《皇極曆》是一部優秀的曆法，「術士咸稱其妙」，對後世曆法有重大影響，可是，由於種種阻撓而未能頒用。李淳風通過比較研究看出《皇極曆》實為隋歷之冠，將其詳細記入《律曆志》，成為中國曆法史上唯一被正史記載而未頒行的曆法。 《隋書·天文志》還記述了前趙孔挺製作的渾儀的結構和用途，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關於渾儀具體結構的確切記載。同一卷里還記述了從漢魏至隋朝的渾儀、渾象、刻漏的發展情況，以及姜岌關於大氣吸收和消光作用與何承天、張胄玄關於蒙氣差的發現。《晉書》、《隋書》天文志對那時期的日月食、流星、隕星、客星（新星）、彗星及其他天象記錄，也「搜羅至富，記載甚詳」。因此，它們被譽為「天文學知識的寶庫」①。 《乙巳占》《乙巳占》10卷，是李淳風的一部重要的星占學著作。 星占術，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與天文學共生同在，可謂英華與糟粕混雜，科學與迷信並存。中國古代許多著名的天文學家都涉獵星占。受其父的影響，李淳風「幼纂斯文，頗經研習」②。他相信「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③，故於天文、星占情有獨鍾，《乙巳占》即是李淳風「集其所記，以類相聚，編而次之」④所成。李淳風於書中「採摭英華，刪除繁偽」⑤，全面總結了唐貞觀以前各派星占學說，經過綜合之後，保留各派較一致的星占術，擯棄相互矛盾部分，建立了一個非常系統的星占體系，對唐代和唐代以後的星占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不過，清代學者陸心源對《乙巳占》另有獨到的見解：「夫災異占候之說，原不足憑。然《易》言天垂象見吉凶，《周禮》保章氏以日月星辰、五雲十二風。辨吉凶祲祥豐荒，其所由來者久矣。淳風雖以方技名，修德篇屢引經傳，以改過遷善為戒，司天篇深著隋氏之失，淳淳于納諫遠佞，不失為儒者之言，非後世術士所能及也。」⑥作為一部重要的文化史典籍，《乙巳占》中除去星占方法和應驗情況外，還保留許多科學史料。如天象的記錄，天象的描述，當時分至點的位置，渾儀的部件及結構，歲差的計算值，等等。《乙巳占》卷一以《天象》為第一，①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Ⅲ，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9.②《乙巳占序》。 ③《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 ④《乙巳占序》。 ⑤《乙巳占序》。 列舉八家言天體象者而獨取渾天。在《天數第二》一節中給出了關於天球度數、黃道、赤道位置、地理緯度（北極出地）及其相應的計算公式。李淳風在《麟德歷》中沒有採用歲差，而被後人嘆之為「智者千慮之失」①。但在《乙巳占》中李淳風卻明確地論述歲差的存在。如，「淳風按：王蕃所論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度交道所在，並據劉洪乾象所說，今則並差矣！黃道與日相隋而交，據今正（貞）觀三年己丑歲，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十五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日在軫十五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矣。」②另有一條：「日行一度，即是日法一千三百四十分、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三百二十八，每歲不周天十三分矣。」③《乙巳占》成於前（約645），《麟德歷》撰於後，李淳風為何在《麟德歷》中否定歲差的存在，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在《乙巳占》中，李淳風對奇異天象的描述很有特色。如按字義猜，今人會把飛星、流星當成同一天象的兩種說法，李淳風則清楚地說明了它們的區別，書中寫道：「有尾跡光為流星，無尾跡者為飛星，至地者為墜星。」④《乙巳占》對彗孛也給出了清楚的差別：「長星狀如帚，孛星圓如粉絮，孛，孛然。」⑤雖說飛流與彗孛各是流星與彗星，但一字之差卻帶出了形態之別，對於了解流、彗星運動方向和物理狀態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除了天文占之外，《乙巳占》中的氣象占和候風法還記下了重要的氣象現象。李淳風在《乙巳占》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兩種風向器。一種是「於高迥平原，立五丈長竿，以雞羽八兩為葆（羽蓋），屬於竿上，以候風」①。另一種是：「可於竿首做盤，盤上作木烏三足，兩足連上，而升立一足（古代神話相傳太陽中有三足烏）系羽下而內轉，風來烏轉，回首向之，烏口銜花，花旋則占之。」②這兩種風向器，與漢代史籍中記載的「俔」（在長杆上系以帛條或烏羽而成的簡單示風器）③和「相風銅烏」（烏狀銅質的候風儀）④非常相似。 李淳風對氣象學的貢獻，還表現在他對風的觀測和研究方面。在封建社會初期，對風的觀測已比過去更為詳細了。由風的4個方位發展到了8個方位，因之有八風之名。李淳風在觀測研究和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把風向明確定為24個。他還根據樹木受風影響而帶來的變化和損壞程度，創製了八級風力標準，即：「動葉，鳴條，搖枝，墮葉，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飛砂石，拔大樹和根。」⑤李淳風是世界上第一個給風定級的人。過了一千多年後，英國人蒲福（FrancisBeaufort，1774—1857）於1805年才把風力定為12級共13個①陳久金、杜昇云：《天文歷數》，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頁。②《乙巳占》卷一《天數》第二。 ③《乙巳占》卷一《天占》第三。 ④《乙巳占》卷七《流星占》。 ①《乙巳占》卷十《候風法》。 ②《乙巳占》卷十《候風法》。 ③《淮南子·齊俗》。 ④《三輔黃圖》。 ⑤《乙巳占》卷十《占風遠近法》。 等別。以後又幾經修改，風力等級自1946年以來已增加到18級。 《乙巳占》中還保留了重要的曆法數據，已有學者據此考證出李淳風早年撰寫的另一部曆法《乙巳元歷》和《曆象志》。①①劉金沂：《李淳風的〈曆象志〉和》，《自然科學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87），第157—163頁。 第二節孫思邈 生平 孫思邈（581—682）②，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孫家原）人。他自幼天資聰慧，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之年已通曉諸子百家，尤善談老子、莊子並且還喜好鑽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稱為「聖童」。 當時的社會風尚是「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缺而弗論」③。孫思邈目睹民眾缺醫少藥，回顧自己幼遭風冷之疾，屢造醫門，為治病而罄盡家產的痛苦經歷，遂志學做一名「蒼生大醫」，毅然放棄仕途。他以歷代名醫為榜樣，刻苦鑽研醫藥典籍。對於診療疾病的方法，採藥和製藥的法度，養生保健之術，凡有一事長於己者，他總是不遠千里，伏膺取決。在他二十歲左右時，便打下了一定的醫學基礎。 孫思邈年長時，因避當時戰亂和朝廷徵辟，曾隱居太白山，後又隱居終南山。唐武德年間與道宣律師相識，結為知交，每一往來，談論終夕，使他們在醫學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醫方明」也是有關醫學研究的學問。孫思邈的醫書佛教典籍中有關於印度醫學的「四大」——地、水、火、風學說，百一學說，耆婆、阿伽佗諸方，天竺國按摩等內容。而道宣的醫學知識對孫思邈是有影響的。相傳「天王補心丹」就是道宣發明的。 據《華嚴經傳記》卷五所載：「義寧元年，高祖起義并州，邈在境內，高祖知其宏達，以禮待之，命為軍頭，任之四品，固辭不受，後遊歷諸處，不恆所居。」但他曾與親友說過，待將來社會上出了賢明君主時，我可以出來做些濟世活人的事。唐太宗即位以後，特將孫思邈召詣京師，準備授以爵位，孫思邈仍婉言謝絕。此次進京，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長安醫家，閱覽各類醫藥書籍。孫思邈與甄權甄立言兄弟關係密切。他推崇甄權的針法。深州刺史成君綽患急症，頸部腫脹，喉中閉塞，滴水不下已三日，求治於孫思邈，孫思邈請甄權會診，由甄權針刺而愈。①他還記錄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湯方，指出該方有良效。②孫思邈不但重視書本知識，而且更注重實踐。他遍歷關中的山川，並在貞觀年間南下到四川考察風土人情、採集藥材、煉製丹藥、沿途施診。此行豐富了他的醫藥知識，開闊了視野，積累了實踐經驗。他曾在峨眉山道士處得高子良服柏葉法，在江州（今江津縣）治癒前湘東王的腳氣病，為梓州（今中江縣三台）刺史李文博治癒消渴病。在此期間，他親自為六百多麻瘋病人作過治療，治癒者達十分之一。歸途上又為梁州（今陝西漢中）漢王李元昌治療水腫獲效，為隴州韓府君用馬灌酒治療風疾，還用瞿麥丸治癒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頭經服藥後自行脫出。 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孫思邈有感於醫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檢困難的情況，遂博採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結合他個人的學術經驗，②關於孫思邈生年，據李經緯考定為581年。還有509、514、518—519和541年等不同說法。③孫思邈：《千金要方序》。 ①《千金翼方·針灸》。 ②《千金要方·心臟》。 於永徽三年（652）撰成了《備急千金要方》（簡稱《千金要方》）30卷。他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①故以「千金」兩字命名。該書較系統地總結我國自古以來至唐初的醫藥學成就：「上極文字之初，下訖有隋之世，或經或方，無不採摭。集諸家之所秘要，去眾說之所未至」②。故被醫家和學者所尊崇。 顯慶四年（659），唐高宗召見孫思邈，欲授以諫議大夫，他辭謝不受。 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問世。這次應詔孫思邈在長安達十六年之久，其間曾隨從唐高宗到避暑的勝地麟遊九重宮等地。上元元年（674），孫思邈以疾病為由請求回鄉，朝廷賜以良馬代步，又將京城光德坊一所舊宅賜給他居住。於是孫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來。當時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人，皆以孫思邈為師尊，請教學問。 孫思邈晚年回到故鄉，住在罄玉山。這裡山勢巍峨，古柏茂密，勝跡頗多。他繼續從事醫藥研究，堅持著述，於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書名取「輗軏相濟」、「羽翼交飛」③之意，藉以對三十年前撰成的《備急千金要方》進行補充並對新的學術經驗作一總結。 永淳元年（682），年逾百歲的孫思邈與世長辭。臨終前，他囑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須宰殺牛羊來舉行祭祀活動。但他「功在生民，則民祀之」①。人們為了紀念孫思邈，尊其為「藥王」，將他晚年隱居的五台山稱為「藥王山」。「簫鼓年年拜藥王」，已成了孫思邈故鄉人民千百年的習俗。 孫思邈終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還有《老子注》、《莊子注》、《枕中素書》1卷、《會三教論》1卷、《福祿論》3卷、《攝生真錄》1卷、《龜經》1卷等。 德識才學孫思邈學識淵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論述了作為「蒼生大醫」的兩個基本條件：「精」、「誠」。 所謂「精」，是指精深的醫學造詣和精湛的醫療技術。他在《大醫習業》中指出：凡想學醫並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好醫生，首先必須熟讀古代的醫藥典籍、熟記醫學理論和各家的學術經驗。如對《素問》、《甲乙經》、《黃帝針經》、《明堂流注》等書；對人體十二經脈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脈學理論、五臟六腑的生理病理變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藥物學，也要了如指掌；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名醫的著作也要精讀，細心領悟奧妙。同時，又須妙解陰陽、五行、《周易》、相法等數術，只有這樣，才可能成為「大醫」。不然猶如「無目夜行」，「動致顛殞」。其次是讀醫書當尋思妙理，留意鑽研，這樣才有探討並與人切磋學術的起碼條件。另外，還須涉獵群書，必須具備除醫學之外的哲學、文學、史學和其他有關自然科學知識，才能使自己在醫學上精益求精。如對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孫思邈尤為推崇。在寫《千金要方》時，他未能看到該書全本而感遺憾。後①《千金要方·自序》。 ②《新校正備急千金要方序》。 ③《千金翼方·自序》。 ①陝西耀縣孫家原《真人祠重修碑記》。 經過幾十年的搜尋，終於在晚年時覓得。他在醫療實踐中首創以法類證、以方類證等研究方法。 所謂「誠」，就是對病家、對同道懷有一片赤誠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講了醫德問題，《大醫精誠》論述了醫德與醫術的辯證關係。他認為：「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終循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九候，動數發息，不滿五拾，短期未知決診，九曾無仿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管窺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固亦難矣，此皆醫之深戒。」①只有用心精細的人，才有從醫的資格，否則，虛而損之，盈而益之，熱而溫之，寒而冷之，只會使病情加重。所以孫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學者必須博及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途說，而言醫道已了。」②孫思邈回顧自己初學醫時，對治狂犬病無把握，治療輒不效驗。「自此銳意學之，一解已來，治者皆愈，方知世無良醫，枉死者半，此言非虛。故將來學者非止此法，餘一一方皆須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學之，乃得通曉，莫以粗解一兩種法即謂知訖」①。他反對這種學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學風，認為這是「識悟非深」②的表現。 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指出：凡大醫治病，必須安神定志，無私心雜念，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人們的疾病傷痛。假如遇到患有瘡痍、下痢、臭穢不可瞻視或人所惡見的病人，但發慚愧淒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關於大醫之風度儀表，孫思邈認為：須得端莊，望之儼然，度量寬宏，從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養性。診斷疾病，專心致志，詳察形候，纖毫勿失。處方用藥，或施針刺，不得有誤。遇到危重急症，要須臨事不惑，應當審諦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來誇耀自己，去追求虛名。到了病人家裡，即使綾羅滿目，也不要東張西望，不要被音樂、佳肴、美酒所迷惑。更何況病人正在痛苦之中，醫生怎能分心去享樂呢？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譁，道說是非，議論他人短長，炫耀自己，惡語攻擊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為了不起。這些都是醫家特別要注意的道德問題。 在《千金要方·道林養性》中，孫思邈還指出：即使醫生處於條件優越或簡陋的條件下，都應恪守醫德、堅定專業思想，不要以貧富易志改性。學有所得，不應當大吹大擂。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孫思邈還列舉古代醫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醫令李醯妒賢嫉能，派刺客殺害了在秦國行醫的名醫秦越人（扁鵲）。以此告誡醫林中人，「不得使愚醫相嫉，賊人性命，甚可哀傷」①。他還從正反兩方面論述醫德的重要性，指出：「愚醫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時之經，或用湯藥倒錯，針灸失度，順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滅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為世無良醫為其解釋。」①《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千金要方·大醫精誠》。 ①《千金要方·備急》。 ②《千金翼方·禁經上》。 ①《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孫思邈更進一步又把醫生分為上中下三等，從醫學與社會的高度來評述，認為上醫醫國，醫未病之病；中醫醫人，醫欲病之病；下醫醫病，醫已病之病。③學術成就孫思邈對醫藥學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繼承前代醫藥各家學派，發揚光大，通過實踐而注入新的學術內容。 醫經學派研究的重點是關於醫學基礎理論如何指導臨床實踐的。孫思邈對此非常重視，在《千金要方》中系統地記載並論述了臟腑的生理、病理、診斷及治療。從卷一一至卷二○為肝臟、膽腑、心臟、小腸腑、脾臟、胃腑、肺臟、大腸腑、腎臟、膀胱腑，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學術淵源既遵循《黃帝內經》、《難經》、《中藏經》和謝士泰的《刪繁論》，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學術見解和方藥，以便實用。他把咽歸於肝膽，這與《內經》的說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傾向。在臟腑病診斷上重視四診合參，注重臟腑辨證和八綱辨證，在疾病症型分類和治療方面，自成系統。 經方學派在漢唐之際主要是研究經驗方，稍後也包括對張仲景經論方的研究。孫思邈在這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擇其善者，或經驗證後著錄。他說：「吾見諸方，部帙浩博，忽遇倉卒，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已不救矣。」①於是，孫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類醫方，僅《千金要方》就載方六千三百餘首。這些方劑都是他采諸群經、刪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於簡要實用，有些來自古代，有些采自隋唐當代，有些采自太醫院或皇室檔案中，相當多的方劑來自民間，如齊州榮姥方、韓光治療腫方等等。孫思邈認為：「多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增減。」②他在篩選治痢方時說：「古今痢方千萬首，不可具載，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③對少數民族有效的方劑，予以推廣，對外來的方劑，使之中國化，為國人所接受並應用。孫思邈在「服菖蒲方」下自注說：「天竺摩揭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師拔摩來帝，以大業八年與突厥主使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為洛州大護德法師主矩師筆譯出。」④特別是那些一方治多病的效驗方劑如阿伽陀圓（丸），可用於內、外、婦、兒等科五十餘種病症的治療，孫思邈尤為推崇。孫思邈目睹當時傷寒病流行，而時醫又多不解療，或亂投藥物或囿於經論，江南諸師秘仲景方不傳的不良醫風，盡力搜集張仲景方論，直到撰《千金翼方》時才見到《傷寒論》全本，遂創分類研究經論方之先例。 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將婦科列於各科之首，認為「婦人之別有方者，以其胎妊生產崩傷之異故也。是以婦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難②《千金要方·診候》。 ③《千金要方·診候》。 ①《千金要方·自序》。 ②《千金要方·處方》。 ③《千金要方·脾藏下》。 ④《千金翼方·養性》。 療」①。並希望人們掌握有關婦女衛生保健的知識，教子女學習「婦人方」，令其精曉，以便實用。「產育者，婦女性命之長務，若不通明於此，則何以免於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學，常宜繕寫一本，懷挾隨身，以防不虞」②。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婦人方」有3卷，在《千金翼方》中載「婦人方」4卷，收載了大量的醫論及方藥，論述了婦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點，探討了有關月經病、崩中帶下、求嗣種子、妊娠諸病、養胎宜忌、難產、產後諸病及婦科雜病。指出不孕症當為男女雙方或有五勞七傷、虛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責之於女方，在治療上男女皆治，則無不見效。同時還引述轉錄了前人關於婦科的方論，列舉了有關絕育、引產的方藥與灸療法。孫思邈的醫著從排列體例上，體現了「先婦人小兒，而後丈夫耆老」③的原則。認為「生民之道，莫不以養小為大，若無於小，卒不成大」④。將小兒科分為初生出腹、驚癇、客忤、傷寒、咳嗽、癖結脹滿、癰疽瘰癘、雜病等門類。在序例中對小兒的發育、哺育、衛生及母病對小兒健康的影響，作了詳細論述。認為「小兒病與大人不殊，惟用藥有多少為異」⑤。但他注意到小兒的生理特點，最早提出搶救新生兒窒息，防止新生兒肺炎、破傷風、臍部感染等措施。重視小兒營養和消化、皮膚、五官科諸疾，對不同年齡的小兒採用不同的藥劑，給藥途徑有內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兒科病症防治方面的應用。孫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使小兒科學有了獨立的學科內容，為兒科學家所遵循。 在內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臟腑病症逐一論述，這是孫思邈對內科學的一大貢獻。將神經和腦血管病分為偏枯、風痱、風懿、風痹進行診治。記載了神經病人在認識、情感、思維、語言和行為等方面的障礙，在治療上按病症分類用藥，如驚癇藥品、失魂魄藥品及其他療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節制飲酒、房事、鹹食及含糖較高的食品。在治療上不要使用針灸，以防外傷成瘡久不痊癒；除用藥物治療外，還要用飲食療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記述了數十種內科急症，如癲癇、驚厥、眩暈、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屍厥等診治搶救。廣泛地使用黃連、苦參、白頭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瘧。認為霍亂等傳染病並非鬼神所致，皆因飲食不節不潔所生。對於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孫思邈主張用藥物、飲食、運動等調養方法。用含碘豐富的動物甲狀腺（靨）及海藻、昆布來治療甲狀腺腫（癭），用富含維生素A的動物肝臟來治療夜盲症。用地膚子、決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車前子、枸杞子來防治維生素A缺乏症。用谷白皮、麻黃、防風、防己、羌活、吳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來防治維生素B1缺乏症。 對於骨傷科病患，孫思邈提倡首先當復甦、止痛，可用大麻根葉止痛、熱土熨等物理療法。重危創傷用燒烙法處理傷口，用蒲黃、阿膠、當歸、大黃、側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內傷出血。用補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傷昏厥症。推廣小夾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復位法。創用蔥管導尿法。用鹿筋漬軟，一端縈之為彈丸，一線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異物。用瞿麥丸內服治療箭鏃入骨肉不出，從而免除了手術之苦。孫思邈還將疔瘡歸納分類為十三種，要求及早診治，並廣泛採用單驗方。他認為常見的疔腫，多由外邪侵入人體，①②《千金要方·婦人方上》。 ③④⑤《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或人體抵抗力不強，致使病邪頓折皮膚、流注於經脈，使腠理擁隔，榮衛結滯，陰陽之氣不得宣洩，變成為癰疽、疔毒惡瘡諸腫。同時又指出發背的原因，多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單純服鐘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遺傳病因於下一代者，避除發病的諸種因素，是減少疔瘡癰疽病的重要環節。 《千金要方》專列「備急」，記載了魘、中惡、自縊、中暑、溺水、凍爛瘡、醉酒，虎、蠍、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動物所傷，從高墜下、竹木刺、惡刺、生漆引起的過敏瘡傷，金瘡、燒傷、燙傷、毒箭傷，諸種救急方藥和療法，特別提到上述許多傷病是完全有可能預防的。孫思邈把目、口、舌、唇、齒、喉、耳、面的疾病，統稱為「七竅病」，系統地總結了《內經》、《難經》和《傷寒雜病論》中對七竅病認識和防治經驗之精華，並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例如對眼病病因的認識，認為是由於「生食五辛、接熱飲食、熱餐麵食、飲酒不已、房室無節、極目遠視、數看日月、夜視星火、夜讀細書、月下看書、抄寫多年、雕鏤細作、博弈不休、久處煙火、泣淚過多、刺頭出血過多」①。對預防近視、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據。列舉了「洗眼湯」、滴眼藥水方、眼藥粉、眼藥膏、濕敷法、藥枕等，均有較好的療效。採用中藥沖洗劑治療鼻炎、用油膏藥治鼻部乾燥、用薔薇根治口瘡、用湯藥漱口治齒痛，同時還用外科手術治療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防治面部色素沉著、面上風、面無光澤、麵皮粗澀、皺、■、粉滓、■瘡、熱毒惡瘡等病的面藥，如散劑、丸劑、湯劑、膏劑、泥糊劑、澡豆、散粉劑、挺（丹）劑、膠劑、酒浸劑等二百餘首，分為內服、外用、熱冷熨各種給藥途徑。孫思邈還呼籲醫界，希望公開秘傳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①。 愛清潔、講衛生，孫思邈對此竭力宣傳倡導。他要求人們注意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要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多栽植樹木花草和種植既有觀賞價值又有藥用效果的藥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黃精、牛蒡子、商陸、五加、甘菊、苜蓿、蓮、梔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攜帶備急藥，養成不隨地唾痰的習慣。要安不忘危，用調氣、導引、飲食諸法來增進健康、預防疾病。許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後命藥，而針灸之功，往往過於湯藥。 在針灸學術上，孫思邈參考了隋唐名醫甄權的明堂人形圖，繪製了三幅經絡腧穴彩圖，十二經脈以五色作之，奇經八脈以綠色標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側面一百七十四穴，這對於針灸的形象教學和針灸學術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闡發腧穴名稱涵意，使人們能夠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時所採用的形象、意會、解剖、醫學的方法，便於記憶穴名。還創用「指寸法」以確定人體穴位，對民間針灸經驗進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對法」，以利臨床實用。 對臨床各科病症的診斷與鑑別，孫思邈有許多精闢見解，認為：「為醫者雖善於脈候，而不知察於氣色者，終未盡要妙也。故曰：上醫察色，次醫聽聲，下醫脈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見於面部，所以善為醫者，必須明於五色，乃可決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脈》中具體列述了臟腑在正常和病理情況下的病人膚色、目色、脈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脈色。掌握診①《千金要方·七竅病》。 ①《千金翼方·婦人》。 斷法還須會在臨床上應用。有的醫生不懂得水腫與蠱脹的區別，如「又有蠱脹，但腹滿不腫；水脹，脹而四肢面目俱腫，大有醫者不善診候，治蠱以水藥，治水以蠱藥，或但見脹滿，皆以水藥，如此者，仲景所云愚醫殺之」①。因此，特別要求學醫者和經驗不多的醫生，要細細鑑別，慎重診治，萬無一失。對有些疾患，醫生應該詳細了解病史，才有利於診治，例如「腳弱」之病，自古至晉代少有，從永嘉之亂，北方人南遷之後，才開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齊間釋門深師、仰道人、支法存等醫家留心經方，偏善治腳弱之疾，多獲全濟，而魏周之際的《姚公集驗方》、《徐王選錄》對此病語焉不詳，關西河北的醫生當時不識此病。孫思邈認為自然與社會情況都在變化、醫家應重視診療新出現的病，不能總是用老一套方法診治複雜的疾病。 在藥物學方面，孫思邈在廣泛深入地繼承前人學術經驗的基礎上，經常到藥源豐富的山區去考察、採集標本和地道藥材，及時吸收外來藥物。他強調採藥的時節性，指出採藥若「不知時節，不以陰乾、暴干，雖有藥名，終無藥實，故不依時採取，與朽木無殊，虛費人功，卒無裨益。其法雖具大經，學者尋覽，造次難得，是以甄別，即日可知耳」②。他對兩百多種最常用的藥物的採集都有論述。其次，論及炮炙，如烏頭、附子等有毒性的藥物，通過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對地黃，則分生、熟兩種，經過蒸製之後，可以改變生地黃的寒性為甘平，變平宣功效為溫補，並詳載蒸大黃的工藝過程。他強調乾燥和封閉對貯藏與保管藥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對藥房建築都有較完整的設計。對藥物的煎服很講究，要求用井華水煎藥，然後絞去藥滓，可盡取藥效，須注意服藥的時間、藥量、禁忌和藥後的護理。在研究藥物的基礎上，孫思邈更重視對方劑的收集、研究、化裁與創新。在兩部《千金方》中約載方八千餘首，包羅之宏大，內容之豐富，為前世所罕有。孫思邈善於用煉丹術來增進方藥的研製，最早用砒霜來治療瘧疾，為了防止中毒，改用棗泥合藥。他還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勸誡世人。 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孫思邈的學術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術、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績得到後世學者的高度評價。藥王山一座託名石碑上寫道：「鑿開徑路，名魁大醫。羽翼三聖，調合四時。降龍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師。」 ①《千金要方·平脈》。 ②《千金翼方·藥錄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