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十六章呂才傅奕
第一節呂才
蜚聲樂壇，博學多能
呂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東臨清東）人。出身於寒門。年輕時對音律即有較深的造詣，聞名於公卿之間，貞觀三年（629），太宗命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與熟諳音律的王長通、白明達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見不合，一時爭執不下，難以定論。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舉薦高明，中書令溫彥博遂舉薦呂才，說他「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侍中王珪、魏徵也素聞其名聲，也在太宗面前極口稱讚他的「學術之妙」，魏徵還特意讚嘆他的尺八律管說：「（呂）才能為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①在公卿大臣的大力舉薦下，太宗遂徵用呂才，令直弘文館。
有一次，太宗披閱周武帝撰著的《三局象經》，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說太子洗馬蔡允恭小時曾做過此戲，太宗召來問他，允恭也因停廢年久，遺忘殆盡，於是又召問呂才。呂才回去研究，「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看過呂才的圖解以後，「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這樣曠廢多年，無人知曉的《三局象經》戲經呂才圖解後又起死回生了，呂才也由此蜚聲樂壇。此後，呂才被擢任為起居郎。
貞觀六年（632）九月，太宗駕臨慶善宮。慶善宮本太宗降誕之所，因此在宮裡與從臣舉行盛大宴會，並賞賜閭里。太宗非常高興，即席吟詩作賦，起居郎呂才又和以管弦之樂，取名為《功成慶善樂》。並播之樂府，用64名兒童進行演練，「冠以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履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①。之後，每逢享宴及國家大慶之日，即進行表演。
貞觀七年正月，太宗為了表示「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將過去的《秦王破陣樂》製成舞圖，其形式為「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陣之形」。呂才依照舞圖，以樂工128人「披甲執戟而習之」。此舞有三個變化，每次變為四個戰陣，有來往、快慢、擊刺之象，動作與《秦王破陣樂》節拍相應，不幾天即演習成功。後來魏徵等人修改了歌詞，並取名曰《七德舞》。正月十五日正式表演，觀者見其「抑揚蹈歷，莫不扼腕踴躍，懍然震悚」，武臣列將一起上前祝賀說：「此舞皆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②於是群臣皆稱萬歲。
呂才親自教練而成的《九功舞》、《七德舞》獲得了成功。自此，每年元旦、冬至朝會慶賀時，兩舞都在廷中演奏，成為唐初的名舞。這表現了呂才的精湛技藝與卓越才識。不久他又被擢為太常博士。
貞觀十七年（643）前後，唐太宗計劃親征高麗，為適應戰爭的需要，事先特命呂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博學多才的呂才對四方疆域①《舊唐書》卷七九《呂才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①《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唐會要》卷三三《慶善樂》。
②《唐會要》卷三三；《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
及陣法也很精通，所繪製的地圖及陣法圖「皆稱旨」，因摧授太常丞。
顯慶年間（656—660），唐高宗以為有名的古琴曲《白雪》至唐時似已絕跡，遂命太常增修舊曲。不久，呂才上《進白雪歌奏》，以他在音律的淵博學識，對《白雪》琴曲的原始本末作了詳盡的說明，指出《白雪》琴曲「未宜和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楚國宋玉以來千餘年，未有能歌《白雪》曲的人。儘管湮廢已達千年之久，這位精通音律的學者仍「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併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呂才在考察古今的樂府時發現，凡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於是又取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等《奉和雪詩》以為送聲，合十六節，經過演習證明，「並皆合韻」。高宗十分高興，又作了《白雪歌辭》十六首，交付太常，以編於樂府。
呂才還參與編修工作，曾與右僕射高士廉等人奉詔共同編修《文思博要》，全書1200卷，目錄12卷。他還精通譜牒，與中書令許敬宗等人撰成顯慶《姓氏錄》，全書200卷，重新品定氏族門第的高下。後來右監門長史蘇敬上奏高宗，說陶弘景所撰《本草》藥書，「事多舛謬」，於是高宗又詔命呂才與中書令許敬宗等官員及諸名醫，增損舊本，並由司空李勣總監定。經過刊正以後，改正了舊書的舛謬，並圖合成54卷，「大行於代」，可見，呂才在醫學上也有很深的造詣。另外，呂才還精通史學，自撰《隋記》20卷，流傳於當時。
無神論思想呂才的博學多能，最難能可貴的是具有無神論思想。這一思想集中反映到他所奉命刊正削存的陰陽書中。
在戰國時期形成的陰陽五行學派，以陰陽五行觀念為基礎，摻雜一些宗教、巫術和迷信，用以解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從而形成了唯心論與神學的思想體系。傳世的陰陽書，荒誕怪迂，甚至連唐太宗也不能容忍，稱所傳陰陽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於是命呂才及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
在刊正陰陽書的過程中，呂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雲」①。呂才的無神論思想雖屬於儒家思想範疇，但並不拘泥，「以經誼推處其驗術」，他批駁了陰陽書中的宗教迷信，用儒家思想創立了一種無神論體系。
儘管呂才刊正削存的百餘卷陰陽書得到了唐太宗的認可，並詔頒天下，但該書絕大部分已經佚失，現僅存《敘宅經》、《敘祿命》及《敘葬書》三篇殘文。
在《敘宅經》篇中，呂才首先援引《易經》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宮室，蓋取諸《大壯》。」至殷、周時，始有卜宅以定吉凶的說法。師巫「更加五姓之說」。五姓是指宮、商、角、徵、羽等，認為「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以此為法」。可見，《宅經》的有神論思想在於「五姓之說」。因此，呂才重點揭露與批判了五姓之說的虛妄。
首先，呂才指出五姓「配屬」方法是自相矛盾的。他說：「至如張、王①《新唐書》卷一○七《呂才傳》。
等為商、武，庾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他從矛盾律原理出發，指出「五姓之說」違背了邏輯規律，難以自圓其說。其次，他稽考經典，古代本無五姓之說，諸陰陽書，也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指出乃「近代師巫」的無知妄說，不足為訓。最後，他從姓氏起源來考察，指出五姓之說的荒誕不經。在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至多」。至如管、蔡、郕、霍等十六姓，「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等八姓，「並是子姓苗裔」。至於其他無不如此。他大量地列舉了姓氏，並分別指出它們「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呂才還稽考了《春秋》一書，其中以陳、衛、秦並同「水姓」，齊、鄭、宋皆為「火姓」，其姓之來源，「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羽、徵，共相管攝」。他得出結論說：「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辟者也。」呂才詳明地敘述了姓氏的源流以後，五姓之說的迷信思想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敘祿命》篇中，呂才首先考察了祿命之說的源流。在《史記》中記載有宋忠、賈誼譏諷司馬季主的故事，出於卜筮之口。「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王充的《論衡》也稱「見骨體而知命祿，睹命祿而知骨體」。由於祿命之說行之既久，又「多言式中」，於是人們遂信以為真了。呂才指出人的禍福、貴賤、壽夭與祿命絕對無關：「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祿命書說秦始皇「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呂才據《史記》記載，指出秦始皇是「有始無終，老而彌凶」，結果活了不過五十歲。他還考察漢武帝、魏孝文帝、南朝宋高祖等人的生平，說明祿命法也同樣不驗，從而揭穿所謂「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完全是虛偽與騙人。
在《敘葬書》中，呂才援據儒家經典，批判駁斥《葬書》所宣揚的迷信思想。首先考察了喪葬的原始情況。據《易》、《禮》等書記載，「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來才有「聖人易之以棺槨」。「葬」字的原義，「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到了後來，才有陰陽葬法。由於陰陽家和巫者一再宣揚迷信思想，遂使葬術一時頗為流行，致有一百二十家之多，他們「各說吉凶，拘而多忌」。
為了揭穿喪葬中的吉凶、禁忌等迷信，呂才列舉了歷史上從國王、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殯葬情況，說明喪葬只不過有「貴賤不同，禮亦異數」，但都「葬有定期」，因而得出了葬「不擇年月」的結論。葬書中所謂「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及「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等說法，都是「巫者詐其吉凶，愚人以徼幸」。至於「擗踴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地以規財祿」，均為無識者的愚昧，巫者的狡詐誑諞。
呂才以大量歷史事實和深刻的推理分析，揭露了宅經、祿命、葬書的荒誕虛偽，充分顯示了他的無神論思想的價值。但是，他「以經誼推處其驗術」，時時用《易》、《禮》、《春秋》等儒家經典作為立論根據，而對儒家經典中的一些迷信思想失去了批判能力。如在《敘宅經》中，對《堪輿論》記載「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這本是五姓之說的源頭，他卻避而不談；在《敘祿命》中，在談到人生祿食運數時未否定「天命」，說：「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實。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表明了他的無神論思想是不徹底的。
儘管呂才的無神論思想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在陰陽迷信充斥、「舉世相惑」的時代，他對《宅經》、《祿命》、《葬書》的深刻批判，仍然放射出唯物論思想光輝。
第二節傅奕
富有革新精神
傅奕（555—639），相州鄴（今河南安陽）人。從小博學，聰敏善辯，談吐流暢。他素不信佛，輕視僧尼，別人崇拜佛像，他卻不以為然，認為「石象為磚瓦之用」①。
隋文帝開皇年間（581—600），傅奕在漢王楊諒屬下任儀曹。楊諒欲起兵反叛朝廷時，問傅奕：「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詭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②楊諒聽後很不滿意。不久楊諒果然兵敗，傅奕雖然倖免死罪，但也被貶到扶風郡任職。
此時李淵任扶風太守，曾以禮相待傅奕。後李淵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師，拜為太史丞。時任太史令的庾儉因其父庾質曾談論占候，違忤煬帝旨意死於獄中，他以此為鑑戒，並恥以數術進身，遂薦傅奕自代。傅奕遷升太史令後，卻屢次排毀庾儉，而庾儉並不懷恨他，人們都讚揚庾儉仁厚而稱讚傅奕率直。傅奕還贊助唐高祖設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號，並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頒行於世。
唐初，國制草創，多因襲隋代舊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舊，認為唐承亂世之後，應當有所變更，遂上《請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敘述了歷史不沿舊制的事例：「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他還認為，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換代，處於撥亂反正之時，官名、律令等仍用隋舊，這正如傷弓之鳥害怕曲木一樣，天下百姓久苦隋政刻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張「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定製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鑒於當時弊政，他還具體地提出兩項改革方案：一是裁減官員。他在奏疏中說：「官貴簡約，夏後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張官多不如官少，精減官員，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減輕國家開支與人民負擔。二是減輕刑罰。他在奏疏中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製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鑒。」①刑法越來越煩，隋朝更是「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因此他主張應引以為戒，減輕刑罰。他的這兩項建議是符合實際和積極可取的。
當時，有太僕卿張道源也曾建議：「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奸。」文牘繁雜是歷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變現狀，反對這一建議，唯獨傅奕積極贊成。最終由於「為眾沮訾，不得行」①。
①《太平廣記》卷一一六《傅奕》。
②《舊唐書》卷七九《傅奕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①《新唐書》卷一○七《傅奕傳》。
①《新唐書》卷一○七《傅奕傳》。
反佛思想及活動南北朝以來，佛教盛極一時，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數與日俱增。鑒於這種情況，武德四年（621）六月，傅奕上奏《請廢佛法表》，請求廢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顧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情況，「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情況，傅奕認為主要是「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在傅奕看來，只有遵從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學說，才能使「天下大治」。這是站在儒家、道家學說的立場上反佛教的。他還列舉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盛行的弊病，請求唐高祖「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為了說服唐高祖，他列舉了庖犧氏至漢高祖，歷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因此，他請求將「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犧皇之民」①。從這上表中，可見他是在竭力捍衛儒家傳統思想及老子道家學說，以維護封建政權的利益。
傅奕隨同《請廢佛法表》一起上奏的還有「益國利民」十一條，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時，將經書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來，附載於表後，雖非完篇，仍可窺其一斑。這十一條摘要如下：一是青壯年僧尼不婚不嫁，以致減損戶口。這是「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請僧尼六十以下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有利於國計民生。二是西域諸國兵員雖少，「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今大唐丁壯僧尼二十多萬，「其結胡法，足得人心」，應防其不測。三是佛教「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請求諸州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並請將寺舍分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規定三萬戶的州設置一寺，胡僧二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並銷毀銅鐵像，不得更鑄，以保證泉貨不再損毀，「益國利人，興家多福」。四是讓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蠶無橫死者」，不讓僧尼揮霍浪費。五是禁止僧尼擁有過多的財產，「斷僧尼崌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六是帝王不崇信佛教則「大治、年長」，信佛則「虐政、祚短」。七是建議將周孔之教封送西域，以抵制佛教思想的流傳。八是視佛經為邪說，稱其為「家鬼」。認為，「佐世治民，惟《孝經》一卷，《老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九是「隱（穩）農安近，市廛度中，國富民饒」。十是「帝王受命皆革前政」。十一是「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要君主虛心納諫。②傅奕所上的「益國利民」十一條，大部分是主張限制佛教的發展，同時也表述他的經國治世的政治見解。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請除釋教疏》，主張禁斷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壽夭，由於自然」的唯物論觀點，從而有力地批判了佛教所宣揚的因果報應說的虛妄。在教權與皇權的鬥爭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權①《請廢佛法表》，《全唐文》卷一三三。
②《請廢佛法表》附註。
的一方，進一步陳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國家的興衰治亂統統歸之於佛教，顯然是有偏向的，因為他只看到了佛教「亂儒教化」的一面，而對封建統治者利用佛教維護其統治則視而不見。
傅奕的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詔令百官議論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較多，唯有太僕卿張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張，而中書令蕭瑀帶頭髮難，攻擊傅奕為妄說：「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置嚴刑。」但傅奕不畏權勢，與蕭瑀唇槍舌劍，激烈論爭。傅奕據理反駁說：「禮本事於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蕭瑀被傅奕批駁得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最後一合雙手，喃喃地說：「地獄所設，正為是人。」
當時唐高祖厭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見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沽」，認為傅奕的奏疏頗有道理，於是依從奏疏，下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規定「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缺乏。庸猥粗穢者，悉令罷遣，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余皆罷之」①。詔令下達以後，唐高祖即傳位於唐太宗，因此這一詔令未能實行。
在玄武門之變前，傅奕曾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唐高祖把狀交給了李世民。平素「雖究陰陽術數之書，而並不之信」的傅奕卻詭稱天意，顯然在宮廷的政爭中，他是傾向李世民的。
一次唐太宗臨朝，曾問傅奕：「佛道玄妙，聖跡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他回答說：「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唐太宗聽了，深以為然。
貞觀十三年（639），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學和道家學說，反對佛教，曾撰寫了《老子》2卷、《音義》，並搜集魏晉以來駁斥佛教的言論，撰寫了《高僧傳》10卷。臨終時告誡他兒子要學習老、莊之道和周、孔學說。傅奕雖精通陰陽術數之書，但他本人並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從不求醫服藥，任其自然。他為人一向謹慎，「既職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稿，人無知者」①。故沒留下來任何著作。
①《資治通鑑》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①《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太宗貞觀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