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十四章玄奘義淨鑒真

第一節玄奘 釋門千里之駒 玄奘，俗姓陳，名禕，法號玄奘。生於開皇二十年（600），一說生於仁壽二年（602）。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附近）人①。 他的曾祖陳欽，做過北魏的上黨（今山西長治）太守，祖父陳康，做過北齊的國子博士，父陳惠，在隋朝時一度任江陵（今屬湖北）縣令，以後回到故鄉，過著且耕且讀生活。陳惠對於儒家經術很有研究，又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他有四個兒子，玄奘最小。當時佛教盛行，玄奘的二兄陳素在洛陽淨土寺出家，法號長捷。受兄影響，幼年的陳禕常去寺內，對佛學產生強烈興趣，十一歲時即能「誦《維摩》、《法華》」。十三歲時也在洛陽出家②。他天資聰穎，專心致志研究佛學，很快就掌握了《涅槃論》等佛教基本經典。隋末天下大亂，僧眾紛紛西遊，玄奘隨兄入川受學，數載鑽研，學業大進。為追求更高的目標，他不顧二兄的勸阻，毅然順長江東下，先後在荊州、趙州、相州等地遍訪名師，廣涉佛經。貞觀元年（627），他移住長安大寺院莊嚴寺，從道岳學《俱舍論》，又從法常、僧辯「二大德」學習。二十八歲時，由於玄奘超群的智力和刻苦的求學精神並達到一定的水平，受到「二大德」的稱讚，被譽為「釋門千里之駒」而馳名長安①。玄奘在苦心鑽研佛學中，發現當時國內佛教經論的體系雜亂，有些問題各家說法頗多分歧，部分經典的翻譯又差錯較多。儘管他已深研國內主要經典，遍訪名師，但對佛家經典依然「莫知適從」②。貞觀元年十二月，印度學者波頗蜜多羅來到長安，該僧對《瑜伽師地論》備極推崇。玄奘聽說天竺（古印度）地方有很多佛經，於是決心西遊，「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③。《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該經為大乘瑜伽學的要典。弄清《瑜伽師地論》的真義，是玄奘誓游西方的重要原因。玄奘深知西行的艱難，所以除了積極學習梵文外，還有意經受各種痛苦的磨練，創造西行的條件。 西行求法唐朝初年，西突厥勢力很大，西北邊塞局勢不穩，玄奘邀集西行的僧侶雖一再申請西行，都未被批准。同行者紛紛退出了西行行列，但玄奘依然不改初衷。貞觀三年（629）月間④，長安鬧饑荒，朝廷同意僧侶外出就食，玄奘乘機離開長安，私自跟一些商人向西進發，來到邊塞重鎮涼州。涼州都督李大亮為執行朝廷禁止私自出塞的規定，逼令玄奘返回長安。幸得當地高僧慧遠的幫助，玄奘晝伏夜行，經過張掖抵達瓜州。這時，朝廷的訪牒也到了瓜州，通令玄奘返京。瓜州州吏李昌為玄奘這種立志求經、勇往直前的精①《續高僧傳》卷五。 ②《續高僧傳》卷四。 ①②③《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 ④出長安時間另據《新唐書》作貞觀元年。 神所感動，毅然放行。 途中玄奘碰到一位熟悉西行地理情況的老翁。老翁告訴他：「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①玄奘則表示自己不到天竺不東返，就是死在路上也決不後悔。老人深為所動，便將一匹往返伊吾（哈密）國十五次的老馬送給他。 唐初，西行之路出玉門關後分南北二路，北路由天山南麓過蔥嶺，南路由崑崙山北麓向西過蔥嶺，玄奘選擇了北路，他與嚮導乘夜出發，但不久嚮導藉故離他而去，玄奘獨自一人繼續趕路。茫茫荒野上，玄奘靠著一堆堆駝馬糞和骸骨的痕跡前進，過了四座烽火台，便踏上了莫賀延磧（意為大戈壁，即今安西至哈密一段沙漠）。磧長八百餘里，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險途莫測。入沙漠後，玄奘便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野馬泉，匆忙中又弄翻了水袋，沙漠中沒有水，就等於沒有生命，玄奘打算回返取水，走了十餘里，想起自己的誓言，寧可西行而死，決不東歸而生，便又重新西進。四五天後，由於沒有滴水入喉，他渾身熱燥，眼睛也睜不開了，最後昏到在黃沙之中。半夜裡昏迷中的玄奘被涼風吹醒，他又振作精神，繼續前進。幸而老馬識途，終於在附近找到了水泉，玄奘得救了。 出了大沙漠，玄奘經伊吾（今哈密）來到高昌國（今吐魯番）。高昌國王麴文泰篤信佛教，他久聞玄奘大名，熱情挽留，竟給玄奘造成了意外的困難。因玄奘拒絕留居高昌，高昌國王採取強硬措施，堅決不許玄奘離開高昌。玄奘怎麼解釋也無濟於事，最後以絕食表示決心。到第四天，高昌國王終於同意放行，條件是玄奘為高昌臣民講經一個月，取經回來先在高昌講經三年。①玄奘繼續西行，經阿耆尼（焉耆）、層支（庫車）而進入凌山（一名冰達板，今天山山脈的騰格里山穆素爾嶺）。凌山高入雲天，山頂冰雪不化，登攀極為不易，特別是食宿困難，只能「懸釜而飲，席冰而寢」。玄奘轉道中亞地區，再爬過艱難程度超過凌山的大雪山（即阿富汗的興都庫什山），翻越黑嶺（興都庫什山南面的大嶺），終於在夏末進入北印度。玄奘從高昌國到這裡，經過了大小二十多個國家，從離開長安那天到這時，跋涉了將近一年。 天竺求學與講學當時的天竺分為五部。玄奘進入北印度後，即瞻仰佛教聖跡並隨處求學，足跡遍及北印度、中印度的四十餘國。貞觀五年（631），他進入中印度到達伽耶城（今印度比哈爾邦加雅城），即前往著名的那爛陀寺（一名施無慶寺）學習。那爛陀寺建寺已有七百餘年的歷史，是當時印度最大、最壯麗的佛教寺院和文化中心。該寺除講習佛經外，對因明（邏輯學）、聲明（音韻學）、婆羅門經典乃至醫術等也都有研究，僧眾人數常在萬人以上。寺院的經費由政府負責供給，並支持該寺的各種活動，所以那爛陀寺久盛不衰。寺內學徒勤學苦練，學風嚴謹，學術思想自由活躍，經常舉辦各種講學、辯論活動。主持法師戒賢這時已年逾百歲，學問、道德為人所景仰，大家尊稱他為「正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 法藏」。戒賢之外，還有不少精通佛學的高僧。戒賢在問明玄奘西行的目的後十分感動，表示歡迎，並在生活上給玄奘以上賓的待遇。那爛陀寺內達到上賓待遇的，包括玄奘在內只有十人。戒賢法師因年事已高，多年不講學了，這次破例主講大乘佛教「瑜伽」學派主要經典《瑜伽論》等，從聽者達千餘人。至此玄奘求學《瑜伽師地論》的目的經過幾年的努力達到了。還聽了戒賢主講《順正理論》、《顯揚》以及因明、聲明、集量、中、百等學問。他不時地提出學習經典時所存在的疑問。其間玄奘的梵文、婆羅門文的水平有很大提高。 在那爛陀寺刻苦學習五年後，玄奘又到南印度等地考察學習。六年後再次返回那爛陀寺。這時的玄奘學術已達到極高的水平。戒賢對玄奘也極為欽佩，安排玄奘以留學生身份主持講席，為全體僧眾講授《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等。這兩論是屬於那爛陀寺以外的體系，戒賢讓玄奘主講，足見該寺學術空氣的活躍。 寺內有個戒賢的高徒師子光，專講「中觀」法門中的主要經典《中觀論》、《百論》，而對「瑜伽」學說頗有非難之詞。這是由於他存在偏見，不能融會貫通。玄奘為了團吉他，消除彼此誤會，就以梵文著《會宗論》三千頌，說明大乘佛教中「瑜伽」和「中觀」兩大派並不相悖的道理，戒賢以及寺中僧眾看了交口稱讚，把它刊布流通。 師子光憤然離去，從東印度請來高僧旃陀羅僧訶，慫恿他前去辯論，想藉此駁倒玄奘。誰料該僧來到後聽了玄奘講論的佛經，心悅誠服，不敢再出面辯論。這樣一來，玄奘的聲譽益發遠揚。 玄奘刻苦鑽研印度各種佛教經典的成就，受到了印度各界的尊敬和重視。在印度大、小乘紛爭無法統一的情況下，各國國王都把統一的希望寄托在玄奘身上。東印度的迦摩縷波國國王鳩摩羅遣使邀請玄奘赴該國講授大乘教義。戒賢本已同意殷切思歸的玄奘返回唐朝，因而儘管使者往返說明還是拒絕了鳩摩羅的請求。不意鳩摩羅求請玄奘心切，見被拒絕便以武力相脅，如果不答應，「必當整理象軍，雲萃於彼，踏那爛陀寺，使碎如塵」。戒賢只好同意玄奘前往講學。北印度羯若鞠闍國雄主戒日王聽說玄奘在鳩摩羅處講學，便遣使請鳩摩羅急送玄奘來該國。兩王為此發生紛爭，差一點就動了武。最後雙方協商，決定在曲女城召開學術辯論大會，請玄奘主講。 曲女城在羯若鞠闍國的首府，即今印度北方邦坎諾吉城。貞觀十六年（642），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五印度的十八個國家的國王，通曉大小乘的僧人三千餘人，婆羅門等二千餘人。那爛陀寺也去了千餘人，前來觀禮的人更是人山人海。曲女城大會成了印度歷史上空前的學術盛會。會議開始，戒日王、玄奘先入寶座，後依次是十八國國王，各國名僧及婆羅門等，其餘道俗僧尼在會場門外。玄奘以主持的身份宣講自己所撰的《會宗論》和《制惡見論》，闡發大乘精義。玄奘宣講後，由明堅法師宣讀全文，並抄寫一份懸於會場門口，徵求辯論。在場數千僧眾，僅少數偶爾提出疑問，一經解釋又深表折服，此後再無人提出問題。這樣十八天過去了，無人能難倒玄奘。大會結束後，戒日王按印度傳統請玄奘坐在飾有錦幢的大象背上，由高貴的大臣陪同巡遊。他們掀著玄奘的袈裟，向周圍觀眾宣揚：「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無敢論者，普宜知之！」當時萬眾歡呼，群情悅服。從此，玄奘博學名聲，傳遍印度。 歸國譯經玄奘在印度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但並未改變玄奘學成歸國的初衷。貞觀十七年（643）春，玄奘帶上多年搜集的佛經佛像，離印度返回祖國。戒日王的贈賜十分豐厚，玄奘僅留下路上所需，其餘婉言謝絕。他改走從蔥嶺南端越過大山，經于闐回國。沿途由於有戒日王的文書，所以順利地到達于闐。在得到唐太宗的詔書之後，玄奘繼續向長安進發。 貞觀十九年（645）正月，玄奘終於回到了長安。不久，玄奘到洛陽朝見準備東征高麗的唐太宗。玄奘歸國成為唐朝舉國上下共聞的盛事。 玄奘冒險西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求取包括《瑜伽師地論》在內的佛教經典。此次從印度帶回的佛經有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歸國三個月後，玄奘謝絕了唐太宗的召用，全神貫注地從事譯經。由於取經印度在唐朝引起強烈反響，人事交往成為譯經的嚴重障礙，為了能有個安靜的環境，玄奘向唐太宗提出到幽靜的少林寺譯經的請求，太宗沒有答應，而將為其母親修建的位於長安的弘福寺選為譯場，並指令守衛者嚴加把守。除弘福寺外，慈恩寺、西明寺、玉華宮等地都先後成為翻譯場所。十九年間，玄奘孜孜不倦地譯出梵文經典七十四部①，共1335卷。比我國早期著名高僧鳩摩羅什、真諦、不空三人翻譯的總和還多600多卷。玄奘譯著數量驚人，質量也很高。唐代以前佛經的翻譯已有一段歷史，出現過鳩摩羅什、真諦等著名譯家。他們雖然精通梵文，但對漢語卻不在行。他們翻譯時是「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再由助手筆錄，這樣「則校竟終日，卒無所成」①，他們只能意譯，經助手筆錄潤色，文章固然流暢又富文學色彩，但譯出的文章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②，常出現辭不達意或錯譯的情況。而一些精通漢文的中國僧人，則對梵文又缺乏了解，譯成的作品也是「終隔圓通」③。玄奘兼通漢梵語，水平也極高。在去印度之前，他既「廣求諸蕃，遍學書語」④，到印度後又集中精力學習婆羅門《聲明記論》，了解其音韻變化，達到了能以梵文著書立說的熟練程度。在印度各地「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⑤。因此在翻譯時達到了出口成章、下筆即是的程度。儘管有優越的條件，但玄奘對翻譯工作仍十分認真。在他主持下，建立了效率很高的翻譯機構。譯場由譯主、證義、證文、書手、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十個環節組成，彼此分工協作，各司其職。玄奘選拔了像靈潤、法祥、辯機、道宣等一流學者有二十餘人，因此助譯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後又有文學大臣參加，更是錦上添花。 為了保證譯著的質量，玄奘審選版本，往往「備詳眾梵本」，「殷勤省覆、方乃著文」，遇到疑義，便校多本以定。如《大般若經》即是通過三個版本翻譯的。在具體翻譯過程中，玄奘突破了鳩摩羅什以來的意譯局限，不拘泥於直譯或意譯的框框，以直譯配合意譯，堅持既不違原意，又便於中國①《大唐內典錄》卷五作六十七部，冥祥《行狀》作七十五部，均不確，以《慈恩傳》卷十的七十四部為據。 ①《出三藏記集》卷十。 ②《高僧傳》卷三。 ③《出三藏記集》卷一。 ④⑤《續高僧傳》卷四。 讀者閱讀的原則，達到了文從字順和文義切合。例如「印度」一詞的翻譯即是明證。《大唐西域記》記載：「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雲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這個準確稱呼就是玄奘時定下來的。玄奘的譯文語言精練，切合原著，形成了鮮明、精嚴、凝重的翻譯文體。 除了將梵文譯成漢文外，玄奘還將漢文譯成梵文，如老子《道德經》，《大乘起信論》等。玄奘的翻譯事業為促進中印文化交流起了積極作用。《大唐西域記》玄奘到印度取經，前後十九年，行程數萬里，歷盡艱辛。他計劃把自己旅行的情況記述下來，以了解西域各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情況，並教育後人。他與弟子辯機合作，據他的口述，辯機筆錄，將西行經過撰成《大唐西域記》共12卷。弟子慧立、彥悰也據玄奘事跡撰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兩部書從不同角度記述玄奘西行途中的所見所聞。其中包括玄奘親身經歷的一百一十國以及傳聞聽說的二十八國的詳細情況。《大唐西域記》以行程為經、地理為緯，「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①，具體是地理環境、山川走向、氣候物產、城市關防、交通道路、種族人口、風土民情，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政治文化等等。這些記載成為研究這些地方和國家古代歷史以及當時中西交通的寶貴資料。如關於千泉的介紹：「素葉水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①。對其他地區的介紹也是方位準確，距離清楚。如阿旃陀石窟和那爛陀寺就是根據《大唐西域記》提供的線索得以確認。至今對《大唐西域記》的研究已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 碎葉城和怛羅斯城是唐朝在中亞地區的名城，碎葉是唐朝的安西四鎮之一，怛羅斯以發生唐軍與大食軍隊的激戰而聞名。唐朝的史書對兩城的介紹甚略，而《大唐西域記》則記述頗詳：「清池（鹹海）西北行五百里，至素葉水城（碎葉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桃」。「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邏私城（怛羅斯），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②。這兩條記載是研究這兩城和唐朝與中亞地區交往的重要史料。 在中印關係史上的影響玄奘去印度取經的過程，直接溝通了唐朝與中亞、西亞、南亞的聯繫，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的友好關係。唐朝以前中印之間雖有往來，但限於複雜的地理條件，除了佛教事務之外，交往不多。隨著玄奘西行取經，交往迅速發展。「初，玄奘在印度，聲揚五天，稱述支那（中國）人物為盛」，引起了印度僧俗的強烈興趣。東印度的鳩摩羅王聽說後，便遣使表示「弟子願見支①《大唐西域記·跋》。 ①②《大唐西域記》卷一。 那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思」①。戒日王思玄奘更切，點名要鳩摩羅「急送支那僧來」！他們「思聞此國（中國），為日久矣」。所以才這樣要見玄奘。戒日王見到玄奘時問及中國的政治形勢，特別是談到舞蹈，他說：「師從支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②玄奘盛讚了唐太宗統一中國、周邊少數民族臣服的功績，戒日王當即表示：「我當東面朝之」③。玄奘回唐朝後，雙方「各遣中使，齎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奘而通」。貞觀十五年（641）摩伽陀王遣使上書，唐太宗令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後又有王玄策出使印度的活動，中印來往進一步加強了。直到今天，中印人民仍共同認為玄奘是中印友好的象徵。 業績垂千古麟德元年（644），玄奘在長安郊外玉華寺圓寂。玄奘在印度求學時就得到「三藏法師」的稱號，這是對精通包括《經藏》、《律藏》、《論藏》在內佛學經典的大師稱號。他歸國之後，唐太宗親自撰寫了一篇長七百八十一字的《大唐三藏聖教序》，文中稱讚玄奘「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足見評價之高。唐高宗得到玄奘病危的消息，即時派多名御醫救治。玄奘逝世後，高宗哀慟傷感，為之罷朝，反覆叨念「朕失國寶矣」①。 直到近現代，人們依然對玄奘業績和精神難以忘懷。近代學者梁啓超說：「玄奘是中國第一流學者，決不居第二流以下。」②印度著名學者柏樂天教授說：「無論從哪方面看來，玄奘也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翻譯家。在中國以外沒有過這麼偉大的翻譯家，在全人類的文化史中，只好說玄奘是第一個偉大的翻譯家。中國很榮幸的是這位翻譯家的祖國，只有偉大的中國才能產生這麼偉大的翻譯家。」③①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③《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天竺傳》。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 ②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第六章。 ③《翻譯通報》第2卷第6期。 第二節義淨 立意西行 義淨（635—713），俗姓張，字文明，祖籍范陽（今河北涿縣），一說齊州（今山東濟南）④。義淨七歲時，父母送他入齊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從善遇和慧智兩位法師學習。善遇法師博學多能，精通佛經，對六藝、天文、地理、陰陽、歷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禪師研習《法華經》數十年，造詣極深。在他們的教導下，義淨掌握了豐富的文化知識，在佛學方面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貞觀二十年（646），善遇法師去世，義淨就跟慧智禪師學習，把精力集中於佛教內典的修習，「晝夜勤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①。貞觀二十二年，義淨受具足戒，正式出家為僧。數載勤學，義淨學業大進。慧智見他天資聰穎，前途無量，遂勸他出外求學。義淨辭別土窟寺，來到佛教中心洛陽、長安。 在東都洛陽，義淨修習《對法》、《攝論》諸經，佛學水平又有提高。 但其時佛教各派紛爭，觀點歧異，典籍的記載與解釋亦互不統一，故義淨在學習中產生各種疑問。於是他又來到長安，學習了《俱舍》、《唯識》等經，但胸中疑問不減。為祛蔽解疑，義淨認為必須赴印度取經求法。咸亨元年（670），他在長安結識了并州的處一法師、萊州的弘禕法師，眾人志同道合，相約赴印度取經。當時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條，陸上的「絲綢之路」因西域動亂而阻隔不通，吐蕃道則不僅道路艱險而且常受唐蕃關係的影響。相對而言，海路較為通暢。唐朝強大富庶，南亞、西亞諸國紛紛前來貿易，海舶雲集廣州諸地，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經成為義淨諸人的一致選擇。計議已定，遂相約離京東下，處一因母年高而罷，弘禕至江寧而止。義淨等途經丹陽時，又有玄逵加入。咸亨二年（671），義淨坐夏揚州。秋，接受龔州（今廣西平南）馮孝詮的邀請，同達廣州。馮孝詮及其家人皆篤信佛教且家資雄厚，他們敬佩義淨西天取經的志向，遂資助西行費用，馮孝詮並與波斯船主商定，許義淨等人附船前往印度。其時的廣州，萬商雲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中停舶著婆羅門、波斯、獅子國、大食等國的船隻，這些海船一般形體較大，船深往往有六七丈，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義淨深知此去印度的艱難，遂在等船期間返回齊州，向慧智禪師等故鄉師友告別。再回廣州，同行者唯有門人善行，其他人均因故罷退。 取經求法海船出廣州後，經二十天左右，義淨到達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這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國通往印度的海上要道。義淨在此地居住半年，學習聲明（音韻學）。其間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無法前行，被迫回國。義淨隻身繼續前行，於咸亨三年（672）五、六月間到馬來半島南端的末羅瑜④關於義淨的原籍，《宋高僧傳》卷一作范陽，《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開元釋教錄》卷九作山東齊州。 ①《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 國。由末羅瑜再經羯荼國，到達裸人國，西北行半個月後到達耽摩立底①。耽摩立底為東天竺的南界，義淨在此居住一年有餘，從僧人大乘燈學習梵語。大乘燈原籍愛州（今越南清化），幼時隨父母遷往杜和羅缽底國，後出家，到長安從玄奘受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經耽摩立底時被強盜劫掠，被迫滯留十二年。耽摩立底雖距中天竺的那爛陀寺不很遠，但途中常有強人出沒，很不安全。他們等到一個機會，隨同幾百名商人結伴前往中天竺。不幸的是義淨途中染病，「身體疲羸」、「孤步險隘」，落在眾人後面，又遭強人打劫，受盡凌辱，幾乎喪命，但義淨還是堅持到底，趕上了大隊，來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爛陀寺。 到達那爛陀寺後，義淨又北行至毗舍離國①，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②，又西南行到波羅奈城東北的鹿苑雞嶺，此後重回那爛陀寺，向著名僧人寶師子和智月等學習經典，研究瑜伽、中觀、因明、俱舍論等學，並進行佛教經典的翻譯，同時考察印度佛教教規和社會習俗。前後十一年，兢兢業業，銳意進取。大約在垂拱元年（685），義淨乘船離開印度東歸。垂拱三年，他到達室利佛逝，停留二年有餘，專心從事翻譯和著作。為了得到紙和筆，曾於永昌元年（689）隨商船回到廣州，得到貞固律師等人的幫助後，又於當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691），義淨派遣大津將著作及新譯的佛經送回國。武周證聖元年（695），義淨與弟子貞固、道宏離開室利佛逝回國。 譯經事業武則天對義淨的歸來十分重視，不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親自率眾人到洛陽上東門外迎接，詔命義淨住在洛陽佛授寺。此後，義淨先後在洛陽延福坊大福先寺、西京長安延康坊西明寺、東京福先寺、長安薦福寺等寺院翻譯佛經。先天二年（713）正月，在長安薦福寺經院圓寂，享年七十九歲。葬於洛陽北原上，建有靈塔。乾元元年（758），以塔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義淨畢生從事佛事活動，特別在譯經和著述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他譯經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入抵印度那爛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國前，他試譯了《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一百五十贊佛頌》。第二階段是回國後至自主譯場之前，主要是整理原來的譯著，並參加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法師主持的《華嚴經》的翻譯。第三階段，在則天久視元年（700）以後義淨自設譯場，親自翻譯佛經，先後在洛陽、長安諸寺譯出的佛經有幾百卷之多。①義淨的翻譯活動得朝廷和僧眾的大力支持。在福先寺、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等二十部佛經時，印度沙門阿儞真那，中國僧人波侖、復禮、慧表、智枳、法寶、法藏、德感、勝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分別為證梵文義、筆受、證義，朝廷的成均（即國子監）和太學助教許觀監護，譯文經繕寫後進呈朝廷。武則天十分高興，親制《聖教序》，對義淨的功業大加稱讚。中宗神龍元年（705），義淨在東都洛陽翻譯《孔雀王經》、在大福①耽摩立底國，法顯《佛國記》中作多摩梨國，玄奘《大唐西域記》作耽摩栗底國。①毗舍離國，《大唐西域記》作吠舍厘。 ②拘彝那竭，義淨譯為俱屍國。 ①義淨所譯佛經，《開元錄》作239卷，《貞元錄》作289卷，《義淨法師之塔銘並序》作428卷。先寺譯《勝光天子》等經時，兵部侍郎崔湜、給事中盧粲潤文正字，秘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護。景雲元年（710），義淨在大薦福寺譯《浴象功德經》等二十餘部佛經時，吐火羅（今阿富汗）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罽賓（今克什米爾地區）沙門達磨難陀、居士東印度伊舍羅、沙門惠積、文綱、惠詔、利貞、勝莊、愛同、思恆、玄傘、智枳等中外僧人為證梵文、證梵本、讀梵本、證義、筆受、證譯，而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又等二十餘人次文潤色，左僕射韋巨源、右僕射蘇環監護、秘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景雲二年（711），在大薦福寺譯《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等經時，太常卿薛崇嗣監護。②中外名僧參加助譯、朝廷名臣潤色，使得翻譯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義淨髮揮了關鍵作用。義淨不僅精通漢、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幾年的經歷，而且又經過試譯、助譯的實踐鍛煉，因此翻譯起來得心應手。儘管如此，義淨在翻譯過程中依舊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堅持直譯的特點，在原文下加注說明，訂正譯音譯義，介紹產物制度，在語譯方面，區分俗語雅語，又常在意譯漢字下標出四聲和反切，以求得準確的發音，因此在總體上他繼承了玄奘的翻譯特點，同時也有自己的獨創之處，這一切使義淨的譯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學術貢獻義淨的西行和翻譯佛經活動對唐朝的佛學產生了很大影響。印度歸來時，義淨除了帶回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佛經外，還帶回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這些都成為中國宗教界的瑰寶。所譯佛經以律籍為主，其中特別是根本說一切有部體例範圍都較完備。另外如《集量》、《法華》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視瑜伽一系的學問，他認為「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識」①。他譯出的佛經中也有瑜伽系的內容，同時適應當時崇尚密宗的風氣，還譯出了《金光明經》及一些陀羅尼經，有的還附有密宗源流的資料，這些都豐富了唐朝的佛學典籍。跟從義淨譯經和求學的僧人很多，他很賞識的有崇慶、崇勛、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隨身邊的有崇俊、玄暉、曇傑、寶嚴等，遠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這些弟子的佛學觀點都受到義淨的影響。 除了在佛學和翻譯方面的貢獻外，義淨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績。 他在歸國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時，寫出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這些著作記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餘人從吐蕃道去印度，三十餘人經廣州出海去印度，這樣海陸兩途的情況在書中都有了記錄。陸路的情況中對尼婆羅（今尼泊爾）多有記載，玄會等僧人就是從尼婆羅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於書中記錄的海道情況尤顯重要，由於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記載了陸路的所見所聞，法顯的《佛國記》詳於陸路而略于海路，因此義淨記述的有關南海各地的情況，就成為流傳至今的關於南海各地的最早歷史地理材料，為各國研究歷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視。書中有關印度的珍貴史料，其中對醫學記載頗多，如《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二十七②《宋高僧傳》卷一。 ①《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 章就講到印度傳統的醫學——「八醫」，並指出「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互有互無，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專講印度進藥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時常用少食的方法來治療，這頗具科學性。還有關於印度人的衛生習慣，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新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①，這是義淨對法顯、玄奘功績的評價。其實在探險、求法、翻譯，著述等諸方面，義淨正是繼法顯、玄奘之後最有貢獻的代表人物。 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第三節鑒真 「獨秀無倫，道俗歸心」 鑒真（688—763），俗姓淳于，揚州江陽縣（今揚州）人。 唐代揚州佛教盛行，雲集著中外僧人，佛寺多達三四十所。鑒真的家庭充滿著濃厚的佛教氣氛，他父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居士，經常到大雲寺參禪拜佛，並隨大雲寺智滿禪師受戒。在家庭的影響下，幼年的鑒真也對佛教產生濃厚興趣。他「總丱俊明，器度宏博」①。十四歲時，有一次他隨父親到大雲寺拜佛，為佛像莊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動，隨即向父親提出要求出家為僧。父親見他心誠志堅，在徵得智滿禪師的同意後，他在大雲寺出了家。從此鑒真成了他的法名。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鑒真在大雲寺從道岸律師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綱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僧人。 經過兩年的刻苦學習後，他隨道岸禪師來到佛教最盛的洛陽、長安遊學。二十二歲時，在長安名剎實際寺從高僧弘景②順利地通過了具足戒。文綱、道岸、弘景都是律宗的傳人，鑒真在名師的影響下，對戒律的研究已很精熟，並開始講佛布道。律宗出現在唐初，與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華嚴、密、禪等同為著名的佛教派別。律宗是以戒律為立宗原則，重視從內心鞏固和發展「止惡興善」的作用，內部又分為南山、相部、東塔等派別。鑒真研究的是以南山律宗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熱情，巡遊佛跡，苦讀《四分律行事鈔》、《四分律疏》等經典，並先後從西京禪定寺義威、西明寺遠智、東京授記寺金修、慧策、西京觀音寺大亮聽講《律鈔》等①，由於他聰明好學，矢志不移，很快成為文綱、道岸、弘景之後律宗的後起之秀。 在西京學習時，鑒真不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長，形成了自己的獨立見解，而且對其他方面的知識也廣泛涉獵和研究。佛教並不是一門孤立的學問，如五明之學（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內明）即涉及語言文字、工藝技術、醫藥、思辨邏輯和佛教各宗等學問。鑒真在鑽研佛學的同時，對建築、醫藥等也有很高的造詣，成為後來到日本傳播建築、雕塑、醫藥、藝術等的基礎。 開元元年（713），二十六歲的鑒真回到揚州，為大明寺（今法淨寺）的大師。他從事佛事活動，由於學識和道德高尚，聲名與日俱增。開元二十一年（733），道岸的另一弟子義威圓寂後，鑒真是這一地區的佛教「宗首」②。他不僅講佛寫經、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還從事救濟貧病、教養三寶等活動。當鑒真四十五歲時，由他傳戒的門徒達四萬多人，成為江北淮南地區「獨秀無倫，道俗歸心」的著名高僧。 六次東渡①《宋高僧傳》卷十四。 ②《宋高僧傳》卷五作恆景。 ①《唐大和上東征傳》，汪向榮校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該書附錄將多種記錄鑒真事跡的文字搜羅於一處。下引本傳及附錄文字，不另加注。 ②《宋高僧傳》卷十四。 佛教自六世紀中葉傳入日本，開始在上層統治者中間流傳。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調製。由於兩國國情不同，租庸調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人民為躲避沉重的剝削和逃避兵役，為了尋找精神上的安慰寄託，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①，當時出家為僧基本沒有什麼限制，最高的是受三淨聚戒（即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受戒不必三師七證，只要有一戒師即可，而且就是沒有戒師，只要自己認為條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當時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為僧的。大化革新後，雖然中央集權得到加強，但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並未停止，奈良天平時期，社會矛盾仍然尖銳，為了「規避課役」②而入寺的農民，往往「動以千計」，這是因為一進佛門就不必再負擔政府賦稅。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擊世俗豪強地主的勢力，即通過佛教勢力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慮寺院勢力的過分增長，對政府的財政收入造成威脅，因而又力圖控制佛教的發展，但未能達到預期目的。怎樣才能達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學問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學習唐朝通過佛教內部控制佛教的辦法，即實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師主持儀式，通過考試確定受戒資格的辦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元興寺隆尊針對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儀式的情況，提出了向唐朝聘請戒師的建議，得到了掌握實權的舍人親王的支持。日本天平四年即唐開元二十年（732），日本政府準備任命遣唐使時，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薦了有「跨海學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榮睿、普照。政府同意他們隨遣唐大使多次比廣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請名僧赴日講佛授戒。開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榮睿、普照來到中國，在長安的十年學習期間，他們一直物色合適的名僧，中國僧人道璇曾應召前往日本，但限於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滿意，兩人繼續了解名僧動向。天寶元年（742）十月，榮睿、普照準備回國，中國僧人道航、澄觀、德清及高麗（今朝鮮）在唐朝的僧人如海與其同行。 回國途中，他們來到鑒真所在的揚州大明寺，想聽鑒真的意見。他們向鑒真講了日本雖有佛法，但沒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續及缺少合適授戒名僧的情況，請求鑒真幫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鑒真見他們「辭旨懇至」，也就動心了。他想起關於中國南嶽慧思禪師轉生為日本王子的傳說，以及日本長屋王子崇敬佛法，親贈袈裟給中國僧人的故事。自己雖已五十四歲，但為了弘揚佛法，不惜生命危險，也要前往。鑒真當即徵求在場弟子的意見，問他們誰願意同行？大家都沉默不語。後來弟子祥彥才說：「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①祥彥的話並不誇張，當時從唐朝去日本的困難是難以想像的。由於造船技術的局限和對季風規律掌握的差距，從揚州穿越東海經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義向、圓載先後在遣唐和歸途中為風濤吞沒。沒有視死如歸的冒險精神是不敢揚帆啟航的。人為的困難也不少，唐朝對私自出國限制很嚴，沒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將受到法律制裁。鑒真深知航海的危險、朝廷律令的威嚴，但態度非常堅決，說：「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決心感動了弟子，當即有祥彥、思托①《續日本紀》卷十二，天平九年九月。 ②《續日本紀》卷七，元正天皇養老元年。 ①《續日本紀》卷二四，天平寶字七年五月。 等二十一人表示願意同行。 由於鑒真一行沒有出國證明——過所，他們便假稱到天台上國清寺參加供奉活動，而秘密準備去日本的物資。又通過道航的關係，得到當朝宰相李林甫哥哥李林宗的介紹信，便在揚州打造海船。一切準備就緒，正待出發之際出現了意外的變故，同行的道航認為高麗僧如海品行不端，不適合去日本弘化佛法，而建議他留下。如海不滿，跑到採訪廳誣告道航勾聯海盜準備造反，採訪使班景派人去各寺搜查，逮捕榮睿、普照等。後經道航解釋並出示李林宗介紹信得以無罪，但官府以海上不安全為由，拒絕了鑒真等從海上去國清寺的要求，同時沒收了海船。第一次東渡失敗了。 不久，鑒真箇人出錢八十貫買下一條退役的軍船，雇用十八名水手，準備各種佛經、佛像、佛具等，連同祥彥、道興、德清、榮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還有玉作人、畫師、雕佛、刻鏤、鑄寫等各種技藝人才八十五人，於天寶二年十二月啟程，不料即遇大風，第二次東渡又失敗。 第三次東渡至舟山群島附近，再遇大風，船觸礁後鑒真一行在荒島上忍飢受凍三天三夜，後被救至明州（寧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三次東渡失敗後，鑒真決定在朝廷不甚注意的福州出發，然而當地僧眾出於擔心鑒真東渡發生危險的好心，對鑒真看護甚嚴，並將其行蹤報告官府。鑒真在從阿育王寺前往福州的途中被官府追回送至揚州。 前四次的失敗，並沒有改變鑒真的初衷。他在揚州繼續準備東渡物資。 天寶七載（748）六月二十七日，鑒真僧眾、水手等三十人在揚州出發。出長江後遇大風，船在風浪中完全失去了控制，隨風浪漂泊，淡水早已用完，人們嚴重暈船，食物難咽，死亡威脅著每一個人。十一月間，失去駕馭的船在海上一連漂了十四天，終於靠了岸。上岸後才知道，他們到了海南島的振州，受到當地官民的歡迎。他們留居一年有餘。鑒真在那裡修寺造佛，登壇授戒。後決定重返揚州，他們從振州出發，經廣西、廣東的返途中，行至端州（今廣東高要）時，榮睿積勞病重，去世。行至韶州（今曲江）時，普照離鑒真北去。榮睿的死，普照的離去，第五次東渡的失敗，加之旅途的艱辛，使鑒真的身心受到極大的損害，他感受暑熱，眼睛漸漸模糊起來，雖經醫治未見好轉。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時，祥彥又因病去世。祥彥是鑒真最得力的優秀弟子，他最先表態支持東渡，一直追隨其左右。如今祥彥的死使六十三歲的鑒真再次受到沉重打擊。這一系列打擊和挫折並沒有嚇倒鑒真。相反，東渡的決心更堅定了。天寶十載（751）春，鑒真回到揚州，又著手籌備第六次東渡。 天寶十二載（753）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領的第十次遣唐使團，從長安返回日本途中經揚州，到延光寺拜訪鑒真。藤原清河將邀請鑒真和唐玄宗拒絕鑒真出國一事告訴了鑒真，並希望他自己決定。鑒真當即表示願意同行，經商量後決定在十月十九日出發。 日本使團的來訪，引起了揚州僧俗的注意，出於對鑒真安全的考慮，揚州僧眾對他看護很嚴，鑒真無法脫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東渡計劃再次受到了考驗。 正在這時，鑒真弟子仁婺從婺州（浙江金華）來到揚州，聽說師傅東渡受阻，十分同情，便決定用自己來時乘坐的船接鑒真離開揚州，到黃泗浦（今張家港西北長江之濱）搭乘日本遣唐使船，開始了第六次東渡。 與藤原清河等會合後，又發生了麻煩。廣陵郡的地方官已聽到鑒真準備渡海去日本的傳聞，因此決定檢查日本遣唐使船，機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呂秘密將鑒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過眾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東渡失敗後離去的普照也聞訊從阿育王寺趕來。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四艘，第一號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號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呂，第三號船是副使吉備真備，第四號船是判官布勢入主。唐朝僧人除鑒真外，還有法進、義靜、曇靜、思托、法載、法成等十四人及女尼智首等三人。 十一月十六日，四船出發，一路順風。二十一日第一號、第二號兩船到達阿兒奈波島（日本沖繩），北行至多禰島（種子島）西南，遇第三號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風，第一號船在航行中遇難。鑒真所乘的第二號船終於在二十日到達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兒島川邊郡坊津町秋目）。天寶十二載十二月二十六日（天平勝寶五年，即753年初），經四十天的海上顛簸，鑒真一行在僧人延慶的引導下進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今日本福岡）。鑒真一行前後歷時十二年，六次啟行，五次失敗，航海三次，幾經絕境。先後有三十六人死於船禍和傷病，二百餘人退出東渡行列。只有鑒真篤志不移，百折不撓，終於實現了畢生的宏願。 弘法日本鑒真來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極大震動。天寶十三載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呂的報告，知道鑒真已經到達日本。二月一日，鑒真至難波國師鄉（今屬大阪府）時，受到了先期到達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師行基弟子法義的熱情款待。後住在藤原魚名的官廳，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來迎接慰問，催促鑒真入京。二月四日，向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市）進發。京城僧侶和政府官員早已等候在南閭門前，政府使臣正四位安宿王代表日本政府慰問歡迎。鑒真在眾人的簇擁下，穿過市區來到東大寺安歇。東大寺是日本最著名的佛寺，此前一年仿唐建造了一尊五丈三尺高的大佛像。 三月的一天，吉備真備代表政府再一次慰問鑒真一行，並傳達了聖武太上皇的決定：「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和上。」又授「傳燈大師」及「大僧正」的稱號。四月初，在鑒真的指導下，東大寺大佛像前築起了一座戒壇，成為日本舉行受戒儀式的主要地點。鑒真首先為天皇授菩薩戒。接著皇后、皇太子登壇受戒。以後澄修等四百餘沙彌受菩薩戒。日本名僧靈福、賢璟等八十餘僧也重新受具足戒，開創了日本佛教徒登壇受戒的儀式。從此，無論什麼人，如果沒有經過指定的戒壇受戒，就不能取得僧籍。 由於日本僧眾要求到東大寺學習的人數日益增多，佛院的經費又不足，有些來者不得不失望而返。天皇知道後，便把備前國（今岡山縣）墾田一百町（一町即一公頃）賜給鑒真，後又加贈新田部親王的一處舊宅。鑒真就在這塊宅地上建起了一座新寺院，叫做唐招提寺。原備前國墾田由招提寺經營作為經費。 759年，唐招提寺建成，鑒真僧眾搬進居住。從此，鑒真就在寺中講律授戒。當時鑒真年事已高，健康情況每況愈下，弟子們感到有必要將鑒真奮鬥一生的歷史記錄下來，思托撰成了《鑒真和上東征傳》。 日本天平寶字七年（763年），為播佛法奮鬥了一生的鑒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詳圓寂，終年七十六歲。他的遺體經火化後，葬在寺後面的松林中。 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鑒真東渡的主要目的是弘化佛法，傳律授戒。鑒真僧眾在日十餘年的活動達到了這個目的。由於天皇的重視，鑒真被授於「大僧都」的職務，成為「傳戒律之始祖」。「從此以來，日本律儀，漸漸嚴整，師師相傳，遍於寰宇。」鑒真所建唐招提寺成為日本的大總寺。日本的佛經多由百濟僧侶口傳而來，錯漏較多。鑒真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以他驚人的記憶力，糾正日本佛經中的錯漏。由於鑒真對天台宗也有相當研究，所以鑒真對天台宗在日本的傳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鑒真的東渡弟子及隨行人員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築技術的。在鑒真的設計及領導下，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寺內的大堂建築，坐北朝南，闊七間，進深四間，三層斗拱式形制，是座單檐歇山頂式的佛堂。日本《特別保護建築物及國寶帳解說》中評論說：「金堂乃為今日遺存天平時代最大最美建築物」。由於鑒真僧眾採用了唐代最先進的建築方法，因而這座建築異常牢固精美，經過一千二百餘年的風雨，特別是經歷1597年日本地震的考驗，在周圍其他建築盡被毀壞的情況下，獨金堂完好無損，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內。金堂成為研究了解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最有價值的珍貴實物之一。 鑒真及其弟子在雕塑藝術上也留下了寶貴的遺產。鑒真隨船帶有佛像，在日本又用「乾漆法」（又稱夾紵法）塑造了許多佛像，著名的是唐招提寺金堂內的盧舍那大佛坐像、藥師如來立像、千手觀音菩薩像等。這種夾紵法我國早在東晉時已經出現，到唐朝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武則天時用夾紵法塑造的大佛高達九百尺。鑒真及弟子將這種雕塑藝術在日本推廣並發揚光大。鑒真晚年，弟子忍基等用於漆夾紵法製作了一尊高八十點零四厘米的坐像，表示對這位中國高僧的紀念。鑒真結跏趺坐，雙目緊閉，神志安詳，栩栩如生。它不僅再現了鑒真的真實形象，而且著意刻畫了精神氣質，溫和中流露出剛毅，安詳中凝聚著嚴肅，微笑中體現出沉思。這尊塑像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內。 鑒真隨船帶到日本的還有繡像、畫像、書帖等，其中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跡，後來成為日本書法的準繩，對日本書法藝術產生了深刻影響，相傳唐招提寺的匾額即為孝廉女帝仿王羲之體而寫成。 鑒真在揚州時曾對醫藥學很有研究。他到日本後親自為日本光明太后治療頑疾，使其病情大有好轉。由於鑒真雙目失明，便以鼻嗅、口嘗、手摸、牙咬、耳聞之法鑑別藥物，傳授中草藥知識，留下了一卷《鑒真上人秘方》。鑒真在日本醫學界是位備受尊敬的先師。十七、十八世紀時，日本藥店的藥袋上，還印著鑒真的圖像，可見影響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