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八章 長安和洛陽
第一節 隋唐兩代以長安和洛陽作為都城和陪都的緣由
長安位於關中平原，今為陝西省西安市。洛陽位於伊洛兩河的下游，今為河南省洛陽市。長安為隋唐兩代的都城，洛陽為其陪都。洛陽雖為陪都，隋煬帝和唐高宗、武則天卻都曾久居不歸。唐時陪都不止一處，洛陽顯得獨特，與其他陪都不同。
隋唐兩代以前長安和洛陽建都史事的回顧 長安和洛陽為隋唐商代的都城和陪都，若論其建都的歷史，卻都有悠久的淵源。長安附近作為都城，實肇始於周代。周人起於岐山之下，傳至文王乃遷都於豐，武王繼起，又遷於鎬。豐在今陝西戶縣東北，鎬在今西安市西南，兩處中隔豐河，東西相鄰。周人東遷洛邑，秦國接踵而起。秦國本在隴山以西，其後輾轉遷徙，定都咸陽。咸陽在今咸陽市東，隔著渭河與後來的長安城相對。秦時已有長安，只是作為鄉里的名稱，西漢始在其地建置都城。西漢以後，新莽、東漢獻帝、西晉愍帝以及十六國時期的前趙、前秦和後秦，都曾經以長安為都，再後還有西魏和北周，前後合計起來，已經有七百八十餘年了。
洛陽作為都城，也有相當長久的歷史。周人東遷，就是遷到洛陽。那時稱為雒邑。後來東漢、魏、晉都在這裡建都。十六國時期，晉室南渡，遷於建康，中原板蕩，這裡竟成荒丘。直到北魏，洛陽才又建為都城。由東周至於北魏分為東西，洛陽作為都城，前後已有九百多年，超過了長安。近年考古發掘，在洛陽市東北偃師縣二里頭和屍鄉溝，發現了遠古的文化遺址，據說屍鄉溝為商代都城遺址，二里頭為夏代都城遺址。如所言不虛，則洛陽作為都城，較之長安還要悠久。
關中平原和長安周圍的形勢 歷來的皇朝或政權對於都城的選擇各有不同的要求，而其周圍地勢的險要殆為共同認為必要的條件。為了防禦敵對勢力的攻擊，保證其權力的存在，這樣的條件是不可或缺的。關中平原很早就被稱為四塞之國。這是說，它東有崤山，南有秦嶺，西有隴山，而北瀕黃河。也許北邊離黃河太遠了，就以甘泉谷口來代替，這是指仲山、梁山等北山而言，更切合於實際情況。山河圍繞，自然易於防守。不過山間河畔還有和外地交往的道路，為了控制這樣的道路，就陸續建置相應的關隘，因而就有了東函谷、西散關、南武關、北蕭關，還添上隴關。關中的名稱就是由此得來的。
這樣的關隘後來還不斷有所增置，直到唐玄宗開元年間，畿輔周圍並由皇朝直接管理的關隘已有十二座，長安所在的京兆府就有藍田關、子午關、駱谷關和庫谷關，還有同州的蒲津關和龍門關，原州的隴山關和木峽關，華州的潼關，岐州的散關，隴州的大震關，會州的會寧關。如果添上延州的蘆子關，就更為全備了。有了這些山河和關隘，長安作為都城就更會感到安全。
在那些時期，長安是位於全國的西部。關中國面部有關隘，東面的殽函山地卻最為重要。一些開國的君王所顧慮的倒不是周邊各族的侵擾，而是關東諸侯的難於統治，尤其是農民起義更為嚴重的威脅。有的人說，如果在長安建都，「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這樣的說法確可以打動一些開國君王的心思，漢高祖定都長安，就是具體的例證。
伊洛下游和洛陽周圍的形勢 洛陽周圍的形勢似乎不如長安有山河環繞的嚴密，不過也還是相當險要的。這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它南有伊闕，北有羊腸，西有泰華，東有河濟。伊闕就是龍門，羊腸在太行山上，泰華在殽山之西，濟水是一條古河道，由黃河分出，向東流去。有的則說，它南有三塗山，北有太行山，還在伊洛和黃河之間。三塗山在今河南嵩縣，又在伊闕之南。有的還說，它東有成皋，西有殽邑，背靠黃河，面向伊洛。成皋在舊汜水縣，今屬河南滎陽縣。殽黽則是殽山和澠池。這些說法彼此雖稍有不同，綜合起來，就可顯示洛陽的形勢有它可取之處，因而也就成為建都洛陽的理論根據。
洛陽與長安一樣，作為都城，周圍也陸續建置關隘。直至東漢末年，先後建置了八關。八關為函谷關、廣城關、伊闕關、大谷關、轅關、旋門關、小平洋關和孟津關。廣城關在今河南臨汝縣，旋門關就在成皋，這是距洛陽最遠的兩座關。函谷關為漢武帝所建置的函谷新關，這本是拱衛長安的關隘。新關移置於新安縣東，也就是現在新安縣城外，距洛陽不遠，東漢時成為拱衛洛陽的八關之一。
洛陽在隋唐商代也許只是作為陪都的緣故，在建置關隘方面就不易和都城長安相提並論。唐玄宗開元年間，皇朝直接管理的全國二十六座關隘中，如前所說，長安周圍就有十二座，可是洛陽周圍竟無一座。就是一般非皇朝直接管理的關隘，見於文獻記載的，僅有長水縣的高門關。長水縣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南，高門關更在長水縣的西南，已近於今盧氏縣。這是位於洛河中游的關隘。自來有關洛陽的軍事行動，似皆與洛河中游無若何關係，隋唐時期也是如此。這樣說來，高門關對於拱衛洛陽，也難得起到多麼巨大的作用。
隋唐兩代的建都長安和當時的關隴集團 隋唐兩代相繼以長安為都城，這雖是兩代的新猷，卻是西魏、北周的舊貫。長安自西漢、新莽之後，廢不為都，中間東漢獻帝、西晉愍帝以及十六國時期的前趙和前、後秦，皆曾在這裡建過都城，歷年都甚短促，前後合計，尚不及百年。自後秦覆滅後，又復廢不為都將及一百二十年。北魏孝武帝西奔，使長安作為都城，重新開始新的階段。孝武帝開創了西魏的社稷，可是當時對於部城的建置勢難從容選擇。孝武帝本來不甘再受高歡的壓迫，思欲另謀生路，可以投奔求其庇護的，只有宇文泰，而宇文泰正據有關中，距洛陽尚非過遠。孝武帝當時所設想的只是一位宇文泰，並非長安城。長安城能夠又復作為都城，乃是一種偶然性導致的結果，並非歷史規律性的演變。
北周皇朝能夠建立，是由於宇文泰早在西魏初年即已掌握全部權力；隋朝能夠建立，也是由於楊堅早在北周末年即已控制整個朝廷。皇朝的更迭都採取禪讓形式，因而都城也都沿襲舊規，無所改易。後來唐朝代替隋朝，仍然是同樣的手法，所以長安依舊成為都城。其間只是在隋朝初年，另在長安城東南龍首原下建立大興城，作為新的都城。新都仍設大興、長安兩縣。唐初改大興為萬年，仍與長安並治城內，長安名稱得以保存下來，已不是原來西漢的長安城了。
西魏以長安為都城，如前所說，乃是時勢所逼，別無選擇餘地，其後逐漸演變，也無餘地可供選擇，因而累代相沿，至於唐時。當北魏孝武帝西遷之後，高歡亦挾魏室東遷於鄴。遷鄴之際，洛陽頗受破壞。接著東西相爭，洛陽又處於兩者之間，復淪於疆埸，成為爭戰的場所，已難於重建。西魏自其初年起，權力皆為宇文泰所掌握。宇文泰以關隴一隅之地，與據有山東富庶地區的高齊相抗衡，就不能不有所振作。近人論當時史事，謂宇文泰所推行的為「關中本位政策」，相應地形成關隴集團，這樣的說法正與當時情勢相符合。遠在北魏孝文帝由平城遷都洛陽之時，隨著遷來的代北鮮卑人一併改籍為河南人，使其不再有故土之思。這時隨孝武帝西遷的許多著籍河南的鮮卑人，也一併改籍為京兆郡望。不僅諸胡族有此改變，就是仕宦於關中的山東士族，同樣皆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當年漢高帝初定天下，說到建都，其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就多勸高帝都於洛陽，不欲遠到關中來。而這時在關中的諸胡族和山東士族都已改籍京兆和關中，關中就是這些人的桑梓所在，對於都城位置就不應再有異議。
建立隋朝的楊堅，史稱其為弘農華陰人。推其本源可能也是山東士族，而隨例改籍的。華陰楊氏自東漢楊震以來，就是關中著姓。楊堅改籍也就成了關隴集團的人物。楊堅取得政權，自是得力於乃父的軍功和其本人與北周有椒房之親，也是得力於關隴集團的擁護。楊堅一直就在長安，這樣就順水行舟，無往不利。建立唐朝的李淵，論其家世也和楊堅一樣，都屬於關隴集團。李淵在太原起兵，處心積慮，必欲回到長安，就是要爭取關 隴集團的支持和擁護，才能建立唐室的江山。正是這樣，以長安為都城就成了定型，不應再有別的打算。
隋及唐初山東的局面及陪都洛陽的建置 自東西魏分立之後，宇文泰以關隴一隅之地與據有山東富庶地區的高齊相抗衡。這樣的抗衡並非都是順利，有時甚至形成勢同燃眉之急的壓力。宇文泰曾經奪取過洛陽，可是洛陽以東就不易染指。高歡卻不斷西向進軍，沙苑之役對於宇文泰來說，殊屬發發可危，幸能取得勝利，免於顛覆。戰後植樹慶功，也是難得的際遇。後來北周還是滅了北齊，這樣的碩果並非一蹴所能獲得，也是經歷了若干艱難險阻，才能有如此成就。北齊滅亡之後，楊堅思欲取代北周，肇建隋朝之際，各地間有起兵反抗，其中以山東為多，有滎州（隋時改為鄭州）刺史宇文胄、青州總管尉遲勤、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而以相州總管尉遲迥兵力最為強大。相州治所就是東魏北齊的鄴都。平尉遲迥後，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居並皆毀廢。山東各地還應加上江南的陳國，陳國和東魏、北齊一樣，也是周、隋的對手。舉兵於鄖州的司馬消難，在兵敗之後，並鄖州投奔陳國，使楊堅多一番顧慮。迄至隋末，各地紛紛起兵，先後割據稱雄，也以山東為多，有勞唐初的征討平滅。從東魏、北齊以來，這東西兩方之間，仿佛隱隱有一條界線，顯示出其間還有若干差距。
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差距。以關隴集團為基礎的建於關中的皇朝，就難免對於山東人士有了若干戒心。隋煬帝初年，上距北齊的滅亡已有二十餘年，就是陳國的傾覆也有十餘年，煬帝諸臣還是以此為言。其通事謁者上疏說：「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並且指出這些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為朋黨」，還指出「朋黨人姓名和姦狀」，煬帝因而下詔推究，有關的山東人並被免官流配。這雖然只是一條例證，可見當時的山東人是被另眼相看的。朝中官員可以免官流放，偌大的山東如何防備，確實是個問題。就在煬帝登基伊始，并州總管漢王諒就舉兵反抗，這如何能使煬帝放得下心來。
隋時營建洛陽為東都，就是煬帝決定的。當時所頒的語書，由漢王諒的反抗說起。詔書說，「今者漢王諒悻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急赴，加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南。周遷殷人，意在於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時順動，今也其時」。這對於營建東都的設想，說的十分明確。就在開始營建東都時，還掘鑿了一道長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渡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從現在地理來說，就是由山西河津縣西北瀕黃河的龍門山開始掘塹，東行經晉城市北，東越太行山，達到河南衛輝市，向南渡過黃河，經過開封市和臨汝縣，而至於陝西商縣，形成一個橢圓形。這橢圓形的中心就是洛陽。橢圓形西口沒有封閉，因為再往西去就是都城長安。都城和陪都之間用不著再有什麼防禦的措施。由隋文帝始建皇朝時起，到煬帝之時，已經二十餘年。在這二十餘年中，長安不是沒有受到過威脅，威脅來自突厥，還未驚動長安。煬帝營建東都，其起因是漢王諒的造反，其實漢王諒的亂事很快就已告敉平，不足作為興工的理由。煬帝所頒的詔書說：「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於今。」可見從隋朝始建邦國，對於安撫東夏，就初未釋懷。在這樣一些痕跡中，還仿佛可以看到關隴集團的餘波不時仍在蕩漾。
這樣的餘波並未因隋朝社稷的崩潰而逐漸靜止，唐朝初年也仍隱約顯露出來。就在唐朝肇建之時，唐高袒諸子建成、元吉和秦王世民傾軋，還以山東人為口實。《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建成、元吉）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山東人。』」《新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則改成「秦王左右皆山東人」，顯得更為嚴重。這時上距隋文帝的統一南北為時更久，可見其積習之深。這些話說還是皇族之間和朝廷內部的瑣事，其實民間也有歧視之處。唐長安外郭城皇城東第三街最南的一坊為敦化坊，再南就是曲江池了。這座坊的西門之北為秘書監顏師古宅、太常少卿歐陽詢宅、著作郎沈越賓宅。貞觀、永徽間，顏師古、歐陽詢、沈越賓住此坊。顏即南朝舊族，歐陽與沈又江左士人，時人呼為吳兒坊。南朝舊族還被稱為吳兒，顯示其間並非和諧一氣。吳兒亦應在山東人數內，是山東人依舊為關隴集團所見外。
雖然還有這樣一些芥蒂，似已與東都洛陽的恢復和重建沒有甚大的關係。唐初統一宇內，就廢去隋的東都，太宗貞觀年間改稱為洛陽宮。直至高宗顯慶年間，始復稱東都。如果武德、貞觀之間，對於山東人猶如隋初的防範，則東都就不應任其荒蕪。就是高宗顯慶年間恢復東都稱號之時，似也沒有這樣的設想。高宗在恢復東京稱號時，曾告其臣下說：「兩京朕東西二宅，來去不恆，卿宜善思修建」。這與隋煬帝肇始營建東都之時，迥然異趣，前後不能相提並論。
隋煬帝自營建東都後，再未返回長安。可以說，洛陽雖為陪都，實際上就是都城。唐高宗恢復東都之後，經常往來於兩都之間，正如他所說的東西二宅一樣。雖常巡幸洛陽，長安作為都城似未有所減色。至武則天時，以東都為神都，竟久居其地，僅於長安元年（701）十月返至長安，三年（703）十月又復東歸洛陽，居西京者只有兩年。既然久居洛陽，則重要朝廷機構亦當隨之前去。甚至選舉貢士亦在洛陽舉行。武后載初年間，就曾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可見洛陽已經代替長安作為都城，直至武后歿後，始得告一段落。
第二節 長安和洛陽作為都城和陪都的規模
大興城的興建和洛陽新址的奠定 隋唐兩代建都於長安並以洛陽為陪都雖系因襲以前一些皇朝或政權的舊規，但長安和洛陽城郭的位置和規劃，卻是另有新猷，與其前代皇朝並不完全相同。隋唐長安城乃在西魏、北周所因襲的漢長安城東南十三里龍首原，隋唐洛陽城則在北魏所因襲的漢魏故城西二十里谷水之東。前後都是有差距的。
隋唐長安城始建於隋文帝時。隋文帝於其開皇二年（5s2），頒布詔書，從事營建。詔書說到當時的舊城，亦即漢長安城，謂「此城從漢，調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眾所聚」，並說「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因而遷都，別創新邑。隋文帝對於漢長安城，只說是調殘日久，這是事實。漢長安城從始建起，就曾引潏水和昆明池水流經城內城外。歷年既久，故渠多已湮廢，城中人口既多，地下水又污濁，這也應是舊城難已久居的一個原因。
當時營建新都，是以左僕射高潁領銜董理。參預其事的別有將作大匠劉龍諸人。劉龍雖有巧思，參掌遷都制度，而具體條貫，則當推宇文愷。宇文愷多巧思，故能始終從事，以底於成功。
隋唐洛陽城的營建始自隋煬帝。東都的設置就從這時開始。隋煬帝設置的原因，前文曾徵引當時所頒布的詔書略作說明。洛陽本為北魏的舊都。隋時營建洛陽城亦如其營建大興城一樣，並未在舊址上施工，而是另選新地。北魏舊都的殘破亦難於從事修復。北魏洛陽城的殘破是由於高歡的遷都鄴城。遷都之後，楊衒之曾因行役，重覽洛陽，據其所見，「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殘破若此，就不能 不使隋煬帝另選新地。東都肇建，宇文愷仍董理其事，故兩都規劃有相似處，以煬帝心在宏侈，故東都制度窮極壯麗。
皇城、宮城和外郭城裡坊的布局 隋時營建新都，具體的規劃以宮城位於正北，為皇室所居。當時新城以大興為名，宮城的主殿也稱大興殿。唐時始改為太極殿。宮城之南為皇城，乃百官諸司處理政務的衙署，皇城之南則為外郭城。隋時始建新城，先築宮城，次築皇城，再次築外郭城，是由北向南依次築城的。外郭城雖在宮城和皇城之南，宮城和皇城的東西兩側，也建有里坊，屬於外郭城的範圍。宮城和皇城皆為長方形，南北較窄，東西較寬。外郭城包括宮城和皇城東西兩側部分，和宮城皇城合在一起，也成為長方形，南北較窄，而東西較為寬綽。宮城之北別為三苑。唐時於宮城東北，亦即宮城和皇城東側的外郭城之北，興建大明宮，為重要朝會之所，使本來長方形的城池，東北隅外突出了一大塊。
整體新城的構造，是以皇城正中南門朱雀門向南通到外郭城正中南門明德門的街道，亦即朱雀門街，當時也稱天街，為全城的中軸線。朱雀門北對宮城的承天門南的外郭城相隔。這條橫街之南，依次還有九條橫街。宮城和皇城東西商側的外郭城部分，同樣也依次有四條橫街。合計起來，外郭城中有東西向的南北十四街，南北向的東西十一街。
這南北十四街和東西十一街之間，列置諸坊，共一百零八坊，另有東西兩市，共為居民區，萬年、長安兩縣治所、寺觀、邸第，編戶錯居其間。萬年、長安兩縣以朱雀街為界，萬年縣領街東五十四坊及東市，長安縣領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
皇城為朝廷所在地，百僚廨署列於其間。城中亦有街道，以承天門街為中軸線，承天門街南與外郭城朱雀門街相接，共為長安城中的主幹道。承天門街東西兩側各有兩街。其近承天門的倆街，分別出朱雀門東西的安上門和含光門，與朱雀門街東第一街和街西第一街相銜接。皇城年亦有東西向的南北七條橫街，乃是由承天門南的橫街向南算起，其第四橫街東端為景風門，西端為順義門。出景風門即與朱雀門街東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四坊崇仁坊北的橫街相連，出順義門即與朱雀門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四坊布政坊北的橫街相連。其他各街僅至皇城根即止。皇城內的南北七街和東西五街合起來的十二街，當時人們多以之代表長安城。白居易詩中就曾有句說：「下視十二街，綠樹間紅塵。」
隋唐的東都洛陽，由於洛河自城的西南流入城內，再向東流去，因而就不能像長安城那樣的整齊規劃。洛陽城也有宮城、皇城和外郭城。宮城居全城的西北隅，其南則為皇城。皇城雖位於宮城之南，其東西兩端卻向北伸延，圍繞著宮城的東西兩側。皇城和宮城之東還有一個東城。東城和皇城相仿佛，也是官署的所在地。尚書省就設在東城。宮城之北為曜儀城，曜儀城之北為圓壁城。其北為外郭。東城之北為含嘉倉，倉北為郭外。這是說宮城之北的圓壁城和東城之北的含嘉倉，都在郭城之內。東城之南到了洛河岸邊，東城之東的洛河北岸為外郭城。洛河之南也是外郭城。皇城南面中間的端門外面就是雜在洛河上有名的天津橋，過橋就是外郭城的定鼎門街。外郭城在洛河之南的部分遠較其在洛河之北那一部分為廣大。洛河南北，包括宮城、皇城和外郭城，大致成為四方形，只是洛河以南外郭城厚載門以西，還有幾坊，顯得較為突出。皇城的西南隅外別有上陽宮，仿佛長安的大明宮。上陽宮為隋時所建。
由於洛陽的宮城和皇城都不位於全城的中間，通過全城中軸線就不免有點偏頗。宮城北門中間的門亦如長安的宮城，稱為玄武門。其南門中間的門，則不稱承天門而稱應天門（隋時稱則天門）。皇城亦無北門，其南門中間的門不稱朱雀門，而稱端門。端門北對玄武門和應天門，而南對外郭城的定鼎門（隋時稱建國門）。皇城南北四街，東西四街。其東西四街中，應天門和端門之間並無直達的南北街。端門和定鼎門之間有一條南北街，卻不稱端門街，而稱定鼎門街，亦稱天街。定鼎門街西有四街，其西第二街北對皇城端門之西的右掖門，第三街之南為厚載門（隋時稱白虎門），因稱厚載門街。定鼎門東亦有四街，其第二街北對皇城端門之東的左掖門，其第四街在長夏門之西，亦稱長夏門西街。長夏門東之街即以長夏門街為序列，由第一街至於第五街。
洛河之北的外郭城，由於中間有由洛河分出的漕渠橫過，又分為兩部分。洛河之北、漕渠之南部分，西對東城南門承福門，自成一區，由西向東共有五坊，最後一坊就稱為承福坊。坊南洛河上有橋，名為新中橋。橋南就是長夏門街。漕渠之北的外郭城，因在東城之東，其間的南北向街，就以東城之東來序列，由西向東，依次以第一街、第二街相稱，至於第六街。
洛河南北的外郭城中，也還各有橫街，這些縱橫的街間，分列各坊。隋時共有一百零三坊，唐時增至一百十三坊。另外還有洛河以南的兩市和洛河以北的一市。
洛陽城的這樣布局分明是受了自然環境的限制，洛河的橫貫東西，漕渠又錯出其間，雖以宇文愷的巧思，也不能不因地制宜，以宮城、皇城偏處於西北一隅，外郭城也分為三處；以端門、定鼎門形成的主軸線，又遠離於全城的中央，這些都顯得奇突，似非人力所能左右。以洛陽和長安相比較，長安地勢廣闊，宮城、皇城、外郭城依次排列，井然有序。龍首原曠野之地並非到處平坦，對於這樣高低間有不平的地勢，宇文愷作了特殊的設計。其說出於《周易》的乾卦。據說：「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此觀（玄都觀）及興善寺鎮之。」所謂九二置宮殿指的是宮城，九三立百司指的是皇城。玄都觀置於崇業坊，為朱雀門街西第一街由北向南的第五坊，興善寺置於靖善坊，為朱雀門街東第一街由北向南的第五坊。崇業坊與靖善坊隔朱雀門街東西並列。玄都觀今已湮沒無聞，今興善寺已不具原來規模，寺址仿佛猶昔，正當今草場坡南的高地上，當是所謂九五的所在。朱雀門街西第四街由北向南第十二坊為歸義坊。全一坊都是隋蜀王秀宅。據說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闊遠，恐竟虛耗，乃使諸子並於南郭立第。當時並立的還有朱雀門街西第二街由北向南第八坊昌明坊的隋漢王諒宅，朱雀門街西第一街由北向南第七坊道德坊的隋秦王浩宅，朱雀門街東第五街最南敦化坊的隋蔡王智積宅。這四坊都位於高坡之上，敦化坊在此四坊中又獨為高敞。可知隋文帝所說只是表面的言辭，其真情實意並未吐露出來。敦化坊之南約一坊之地尤為高敞，宇文愷當初設計之時，以此地不便設坊，有意缺此一隅，穿入芙蓉池，以示與他處不同。芙蓉池當為芙蓉園之池，也就是曲江。長安城自少凌原北，直至渭河岸邊，是逐漸顯得傾斜的坡地，但並非一直都在傾斜，間有突起的高坡，高坡之間卻較為平坦，故宇文愷得以從容布置。宇文愷以九二高坡置為宮城，宮城規模不小，卻未完全據有九二高坡，九二高坡還向東北延伸。唐太宗貞觀初年於其地置永安宮，尋改為大明宮。這座宮殿「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視如在檻內，蓋其高爽也」。宇文愷乾卦之說，只是一家之言，這樣的布置卻使長安城充分利用當地形勢，錯落有致。宮城已不同凡響，唐初增建大明宮，更顯得殊有氣派。唐朝後來就以大明宮作為正式朝會之所，並非偶然。
長安城的兩市和洛陽城的三市 長安城和洛陽城的外郭城中都羅列百有餘座里坊，作為都城的首縣治所、寺觀、邸第、編戶錯居的處所。都城所在，五方雜處，人煙的確是相當稠密的。長安和洛陽在當時只是政治中心，還不能說是經濟中心。既是人煙稠密的都城所在，就不能沒有相當發達的商業，供應這許多人口日常生活方面的需求。長安和洛陽的外郭城都是以里坊為主的封閉式都城，如何發展商業，自是不可忽視的問題。宇文愷諸人當時設計東西兩都的建設布局時，有過設想並據以作出具體的安排，就在這些里坊中間劃出特殊的地方設市。在長安城設置了東西兩市，分列於朱雀門街的兩側。洛陽城中橫貫著洛河，分外郭城為南北兩部分，洛河之南較大，設置了兩市，洛河之北較小，就僅設置一市。
長安城的東西兩市為唐時所改的名稱，隋時分別稱為都會市和利人市。兩市分列於朱雀門街的左右，相互對稱。東市在朱雀門街東第四街，亦即皇城東第二街。西市在朱雀門街西第四街，亦即皇城西第二街。兩市各占有兩坊之地。東西兩市所在的街中，其北皆有四坊，其南也皆有七坊。兩市的北門皆在皇城之南的橫街，這條橫街東抵外郭城東三門中間的春明門，西抵外郭城西三門中的金光門。這兩座城門更通往城外各處。這條橫街是全城的交通幹線。便利的交通助長了兩市的繁榮。宇文愷當年設計大興城時，有意如此安排，為兩市的發展創造條件。
隋唐兩代於洛陽城雖皆置有三市，並不完全相同，甚至置市的地址亦間有差異。隋時在洛河之南所置的為豐都市和大同市，洛河之北為通遠市。唐時在洛河之南置有南市和西市，北市則置於洛河之北。
隋時豐都市在長夏門街東第二街，其北為通利和慈惠二坊，再北就是洛河。隋時亦稱東市。唐時改豐都市為南市，市的範圍亦有所縮小。其北部一隅併入通利坊，使通利坊增添了半坊之地。其東的永泰坊也是唐初析豐都市分置的。隋大同市在定鼎門西第二街，也就是後來唐時的大同坊。大同坊就是沿用大同市的名稱。大同市隋初本為殖業坊。隋煬帝大業年間移大同坊於此。大同坊原來在什麼地方？還有待於再事考核。
唐時的西市在定鼎門街之西第三街，亦即厚載門第一街。隋大同市已近於洛河之南外郭城的西南隅。唐時西市更在隋大同市的西南，為定鼎門街西第三街最南的一坊，而這條街只有兩坊，西市之北的廣利坊，已到了最北了。西市之西為定鼎門西第四街。隔街為通濟坊，為全城最西南的一坊。這樣西市就顯得相當偏僻。唐時三市中以西市建置的年代最短，前後不過二十餘年。西市廢去後的一百多年中，洛陽就只有南市和北市，與長安的東市和西市差相仿佛。
都城引水渠道的分布 都城範圍廣闊，人戶繁多，日常用水自然不少。引導附近河流，使之流入城內，灌注各處，也就成為當務之急。而水上交通也較陸地為方便，如能用之得宜，更有助於部城的繁榮昌盛。
隋初創建長安城時，城中用水皆仰賴由南山上流下的幾條河流，開渠引水，使之流入城內。隋初所開的渠道，為龍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龍首渠引用滻河水，由外郭城東的通化門和春明門的側旁流入城內，並引入宮城和皇城。宮城中有幾個海池，有的可以行船，其水源當是借著龍首渠。永安渠引用交河水，由朱雀門街西第三街最南的大安坊入城，經西市之東，北流入苑，再北注於渭河。清明渠引潏河水，由安化門入城，北流至朱雀門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四坊布政坊東，流入皇城，再北入宮城，瀦入南海、北海和西海。
長安城東南隅的曲江池，為都人遊覽的勝地，就是皇室貴人也多臨幸遊樂。杜甫詩：「江頭宮殿鎖千門」，就是描述當年的盛況。曲江引用的是出自南山的義谷水，引水渠道稱為黃渠，經少陵原北流，注入曲江。長安城始建時，即列有曲江，則黃渠的開鑿可能就在其時。
長安城北靠近渭河。隋初建城時也引用渭河水，主要是作為漕渠，即所謂廣通渠，用以運輸關東的漕糧。漕渠的作用是在長安城東，其引水渠口卻在長安城西，渠道就要經過長安城內。由金光門入城，經過西市，繞皇城和宮城之東，再經過後來的大明宮內，更經滻、灞兩河東流。後來到唐玄宗天寶年間，通到市後置潭，以貯材木。代宗大曆年間，又由南山谷口引水入城，流到西市。這時所引用的仍是潏河水，是為了運輸南山的木炭，故有漕河的稱謂。這樣的名稱一直流傳到現在。這些渠道分布在長安城內，不僅解決了城內的用水問題，也使長安城內綠波蕩漾，景物宜人，而一些渠道中還可以行船運物，在當時應是奇觀。
洛陽有洛河從城中橫穿流過，引水自較長安為易。隋煬帝所開鑿的通濟渠，就是引谷、洛河水以供運輸。谷河為洛河支流，在洛陽城西上陽宮西流入洛河。洛河過皇城的端門東流，至定鼎門東第三街最北的惠訓坊西北立堰為斗門，分出通濟渠。通濟渠亦稱漕渠，經隋時通遠市北向東流去。洛河之南引洛河的水流還有一條分渠，乃是由苑中引洛河水自通濟坊入城，經西市東，過定鼎門街，東流至長夏門東第五街最北的延慶坊北復入於洛河。引用洛河水的還有通律渠，由定鼎門西的厚載門入城，東北流由定鼎門街向北，至端門南的天津橋附近復入洛河。
洛陽之南為伊河。伊河也被引入城內。當時有南運渠，自城東流至外郭城東南隅，屈而北流，經外郭城東面的永通門和其北的建春門外，折而西流入城。城東別無他水，只有伊河，這條渠道也只有引用伊河水。入城後經過南市之東，也就是長夏門東第三街，至其最北的詢善坊西入於洛河。伊河流入城內，不僅這一條渠道，還曾由長夏門西街最南的歸德坊之西和長夏門東第二街最南的興教坊之西分道流入城中，會合後，經長夏門東第四街由南向北第二坊履道坊之北，至第五街由南向北第五坊懷仁坊之東流入南運渠。洛河之北還有瀍河。瀍河由東城之東第三南北街最北的修義坊西南流入城中，更南流至東城之東第二南北街最南的歸義坊流入漕渠。這裡還應提到由含嘉倉城流出的泄城渠。這條渠南流經東城東門宣仁門外，再經東城之東第一街由南向北第二坊立德坊之東，入於漕渠。
由於有這樣一些河流和渠道都流經洛陽城內，城內不僅有水上交通航路，就是一般用水也較為方便。隋煬帝開通濟渠，其作用之一就是運輸東南漕糧。含嘉倉為洛陽城中儲糧的倉庫。清糧運來後，即能隨時入倉，可說是相當便捷的。唐時李翱宅在定鼎門東第二街最北的旌善坊。他遠赴嶺南時，就在坊門外借妻子上船首途。由於引水方便，一些達官貴人的邸第中就都有池沼，甚至還都相當廣大。定鼎門街東第三街最北的惠訓坊，北瀕洛河，為唐中宗女長寧公主宅，本魏王泰的故第，其中瀦沼竟有三百畝，還涉及其東的道術坊。唐時白居易宅，在長夏門東第四街履道坊，宅地十六畝，水居五分之一，以島樹橋道間之。
第三節 強大的政治中心和繁榮的經濟都會
宮城和皇城隨作用 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都有宮城和皇城。宮城在北，皇城在南。宮城為皇室居住之所，皇城為執政所在地。這樣的安排布置雖非隋唐兩代所首創，隋唐兩代卻也有所增益。前代官署之間，往往雜有民居，隋文帝以為不便於民，於是皇城之內唯列府寺，不使雜人居止，更顯得統治的威嚴。
隋唐中樞皆三省並立，隋為尚書、門下、內史三省，唐改內史為中書，實際還是一樣的。中書、門下掌管皇朝政令的制定和頒布，尚書則司執行。職務不同，三省的衙署也就不必皆在一處。長安城內的尚書省在皇城承天門街之東第四橫街之北。皇城之中僅有門下外省和中書外省，分別在承天門街之東第二橫街之北和承天門街之西第二橫街之北。門下省和中書省實際上在宮城之內太極殿前的東西兩側。而太極殿（隋時稱大興殿）則為帝王胡望視朝之所。日常聽政視朝則在其北的兩儀殿（隋時稱中華殿）。門下省和中書省設在這兩殿之前，正顯示出皇朝政治重心的所在。
後來大明宮建成，這樣的重心就移到大明宮。大明宮稱為東內，宮城稱為西內，顯示兩方差相仿佛。實際上大明宮已取代宮城成為皇朝政治重心的所在。大明宮的丹鳳門相當於宮城的承天門，其南也在外郭城的翊善坊和永昌坊間特辟了一條丹鳳門街。丹風門內為含元殿，為大朝會之所。含元殿後的宣政殿則為帝王常朝之所。大明宮建成後，門下省和中書省也隨著遷來，分列於含元殿和宣政殿之間的東西兩側，大致和在宮城時相仿佛。由於百官經常入朝，還在丹風門之西的建福門外設百官待漏院。建福門在外郭城朱雀門街東第三街，亦即皇城東第一街之北，其南就是光宅坊，待漏院就設在光宅坊中。
當大明宮未建之時，每當萬國朝貢使者、「四夷」賓客覲見之時，帝王御宮城太極殿前的承天門受禮。大明宮正式成為政治重心後，這樣的朝儀也就轉到大明宮含元殿。王維詩有句：「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顯示一派雍容大方的景象。
洛陽的宮城和皇城的布局基本上和長安相仿佛。宮城之中亦有含元殿（隋時稱乾陽殿），就在應天門內。帝王常朝之所則在含元殿西的宣政殿，門下省和中書省分在含元殿和宣政殿的東西兩方。門下外省和中書外省亦如長安城舊規，皆在皇城之中。就是具體的位置也未脫西京窠臼。可是皇城之中卻無尚書省。尚書省另置於皇城之東的東城之中。皇城西南隅的上陽宮，始建於唐高宗時。唐高宗亦常居此聽政，仿佛長安的大明宮。不過宮內未設門下省和中書省，與大明宮不同。武則天以後，唐朝諸帝漸少去到洛陽，安史亂後竟無去者，不僅上陽宮難於和大明宮相比擬，洛陽的宮城和皇城也顯得寂寥了。
長安和洛陽成為繁榮的經濟都會 長安和洛陽誠然是政治中心，卻說不上經濟中心。當時的中心應該數到揚州。隋煬帝開鑿通濟渠，其動機之一就是貪圖揚州的繁榮富庶，至少當時揚州的繁榮富庶應該是超過長安和洛陽的。後來揚州愈加繁榮富庶，只有益州能夠和它攀比，因而有了「揚一益二」的說法，長安和洛陽更是瞠乎其後了。
長安和洛陽雖然說不上經濟中心，還是有一定繁榮，仍然可以作為經濟都會。長安的繁榮經濟顯示在東西兩市，洛陽則顯示在洛河南北的三市。長安兩市和洛陽三市在一定時期內都顯得繁榮昌盛。據說長安的東市，其中「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聚」。隋時的洛陽豐都市，也就是當時所謂的東市，「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隋時的大同市也相當繁榮，其中有「邸一百四十一區，資貨六十六行」。這都是當時一般都會所少有的。
長安的兩市和洛陽的三市能夠繁榮昌盛，長安和洛陽的戶口眾多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條件。都城本來就是人口最易薈萃的地方，再加上有意的徙民實都，當然也就更為繁多，隋煬帝初建東都之時，不僅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還徙來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武則天改東都洛陽為神都時，又徙關外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就是其他的遷徙也還是有的。這樣多的人口，其中還夾雜著許多達官貴人，就必然會促使當地商業發展，以滿足物質方面的需要。長安城西市的規模和東市相仿佛。東市在萬年縣（即隋大興縣）轄地內，西市則在長安縣轄地內。長安縣所領四萬餘戶，比萬年縣為多，浮寄流寓，猶不可勝記。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東，第宅多為勛貴所占有，由是商賈多趨往西市，顯得西市較東市為繁榮。市的繁榮與否和戶口稠密的關係，這應是一個具體的例證。
長安的東市和西市都在朱雀門前的東西橫街上，這條橫街也就是春明門和金光門之間的大街。這是長安城中主要的交通道路，有助於東市和西市的繁榮發展。西市還通漕渠，較東市更為方便。洛陽的三市，兩市在洛河之南，卻都近於洛河。隋時通遠市置於洛河之北，漕渠之南。唐時北市在通遠市和漕渠之北，位於東城之東第三南北街景行坊之北。這是移通遠市向北，與原來的舊市中間隔了一座景行坊。洛河河道不時擺動，通遠市難免受到影響，不能不向北移。不過只是由漕渠之南移到漕渠之北，漕渠運輸的便利並未稍改。漕渠上有橋，名為通濟橋，為隋時所造，唐時即稱漕渠橋。據說：「自此橋之東，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漕渠運輸的繁忙正是促成了隋通遠市和唐北市的繁榮。就是隋大同市和唐的西市的繁榮也都得力於由洛河引導的分渠。隋大同市在定鼎門西第二街從南向北的第二坊，已近於洛河之南外郭城的西南隅。唐時西市更在隋大同市的西南，為定鼎門街西第三街最南的一坊，而這條街只有兩坊，西市之北的廣利坊，已到了最北了。西市之西為定鼎門街西第四街，隔街為通濟坊，為全城最西南的一坊。這樣就顯得相當偏僻。相當偏僻卻還要設市，顯然是憑藉流經這市側畔的洛河分渠了。西市的最後廢省是在開元十三年。其時這條洛河分渠尚未完全壅蔽，可能已不利船隻航行，使西市蕭條，終至於廢省。到了天寶年間，這條渠道完全壅蔽，遂至涸絕，西市也就難得再行恢復了。
城內若此，城外所及更廣。隋煬帝開鑿通濟渠和永濟渠，固然以洛陽為肇始之地。早在隋文帝時已開鑿廣通渠，亦即後來習稱的漕渠，加上其間黃河，船隻由長安可以直達洛陽。通過這些運河渠道，太行山東、江淮之間皆能與兩都相聯繫。就是江南嶺南，亦可藉以通達。唐玄宗天寶年間，韋堅為轉運使就由此途運來長江下游各郡的貢品，就是嶺南貢品也在所不遺。貢品能夠運來，商貨也就隨之而至。直到唐代後期，長安城東北渭河上還是「千牆渭曲頭」，其盛況也可略見一斑。
就在唐時，由長安「東至汴、宋，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就是「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這是唐代盛時的記載，隋代盛時諒亦如此，就是店肆不多，道路往來還是方便的。這裡所說的是長安。洛陽和長安東西相望，一線相連，能到長安的地方，同樣也都可以到達洛陽。
商旅能夠到達的地方，貨物也就隨之俱來。全國的貨物也就多能聚集到長安和洛陽。全國的貨物自然是各式各樣的，絲織品卻最為繁多，品種也最為複雜。其中僅絹一種，就有八等，產地近九十州，尚有未列入等第的州。兩者合計共有一百二十餘州，占全國州的總數百分之四十四。這樣多的州所產的絲織品，都有可能運輸到長安和洛陽，而長安尤為主要的集散地。長安和洛陽諸市的工商業者皆按其行業形成行，絲織業也有行，長安兩市絲織業的行可考知的有絹行、大絹行、小絹行、新絹行、小彩行、絲帛行、絲綿彩帛行、絲帛彩帛行、總綿絲織行。這些經營絲綢的行，必是絲綢貿易的地方。有一個絹行兼作舉錢之所，可能是為了從事絲綢買賣的存貸款項的方便，亦可以藉此略觀這些行的貿易盛況。
長安和洛陽都有市，由東方各地運往長安的絲織品就不必都要經過洛陽的市，這是一般的道理，是用不著說明的。由各地運到長安這樣多的絲綢，除了供應長安城內的需要外，還向域外供應。近人每艷稱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名稱雖非國人所首創，然以通住西域的道路多有以之運輸絲綢，以這樣名稱稱這條道路，也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唐人張籍所作的《涼州詞》，描述涼州道路上運輸絲綢的景象說：「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現在發掘的西安附近的唐墓中還有唐三彩——馱絲綢的駱駝出土，可見當時運輸到西域去的駝隊實為習見的情況。有關在這條道路上的絲綢記載還是很多的，無須在這裡一一列舉。大量絲綢由長安遵從這條道路運往西域，顯示長安絲綢業的興盛，也說明絲綢之路正是以長安為起點。這樣的起點也是他處所不能代替的。
長安和洛陽諸市皆有一定規模。長安東西兩市各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門，四面街各廣百步。面各二門是市內有東西街兩道，南北街兩道。四街之間雜有巷曲。洛陽的市，隋時就備不相同，大同市周四里，開四門，市內當僅有東西向和南北向各一街，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時南市，僅留其一半，只有一坊之地。南市周圍一些坊，還保留有雙市門的名稱，可能就是豐都市的市門。如果這樣的推測不至訛誤，則亦如長安兩市之四面各有兩門，市內有東西向和南北向的街兩道，後來唐時洛陽諸市皆僅一坊之地，不盡和長安相同。不論其為兩坊之地或一坊之地，四面皆有圍牆，和坊牆一樣。具體說來，這樣是封閉式的市。封閉式的市是和封閉式的坊相配合的。這在當時有一定的取意，也有歷史的淵源。不過當經濟不斷發展之際，這樣封閉式的市就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長安城內崇仁坊的變化就是具體的說明。崇仁坊在朱雀門街東第三街，也是皇城東第一街由北向南第四坊。崇仁坊的「北街，當皇城的景風門，與尚書省選院最相近，又與東市相連，選人在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因之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這不僅超過了兩市，而且還形成了夜市，這是兩市所未有的。這條記載未及備載具體年代，估計可能是唐代盛時的景象。至於朱雀門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二坊輔興坊的「車馬往來，實為繁會」，輔興坊之南，中隔兩坊的延壽坊被稱為「繁華之最」，似不能和崇仁坊相比。輔興坊的「車馬往來，實為繁會」，是因為它位於皇城安福門和外郭城開遠門之間，而開遠門又為通往西域道路肇始之地，車馬繁多，亦理所當然。延壽坊的繁華則是因為唐懿宗咸通年間迎佛骨時，坊市豪家在此舉行無遮齋大會的緣故，並不一定是由於貿易的發達。
雖然如此，一些坊中的商業活動還是不少的。朱雀門街東第二街由北向南第三坊長興坊的畢羅店，街東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三坊永興坊的賣魚者，街東第四街最北的長樂坊蝦蟆陵的郎官清酒，長樂坊之南第八坊宣平坊的賣油的，朱雀門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五坊延壽坊的專賣金銀珠玉的。這些店鋪的規模都不可能很大，但離開東西兩市而在一些坊中出現，就不應該漠然視之。
都會所在，來往旅人眾多，自應有旅舍的設置。長安西市育竇家店，據說，「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似是旅舍。他如朱雀門街東第二街由北向南第一坊務本坊、第三坊長興坊、第五坊靖安坊，街東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七坊親仁坊、第九坊永崇坊、街東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五坊道政坊，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九坊延福坊就皆有旅舍或旅邪。洛陽城中也有相同的設置，洛河之北東城之東第一南北街由南向北第二坊清化坊、東城之東第四南北街由南向北第一坊時邕坊、第三坊殖業坊亦皆有客舍或旅舍，而這幾坊就都在唐時北市的周圍。
這些店鋪和旅舍都散布在諸市之外，顯示封閉式的市已經不易完全保持舊觀，而被衝破。上面所舉的具體例證，大部依據唐時的記載，至少可以說唐時已多這樣的景象。這裡還應特別注意的是夜市的興起。上面曾經提到長安朱雀門街東第三街的崇仁坊。這個坊不僅有商業，而且是「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按自唐初起，就已規定，諸坊門的晨昏啟閉，皆以擊鼓為號。這樣晝夜喧呼，燈火不絕的夜市，是不合乎早年的規定的。文宗開成年間，還為此再發布敕文，令一切禁斷。看來效果並非很大。夜市的興盛對封閉式的市是衝擊。就是封閉式的坊也會受到衝擊。
都市中商業發達，手工業也應居有相當的地位。唐時長安兩市、洛陽三市都有許多行，這在前文都已提到。這許多行中，有關手工業的行並不很多。長安東市有鐵行，西市有秤行。鐵行、秤行何所作為，都無從知悉。唐時有竇乂者，曾於朱雀門街西第四街由北向南第九坊嘉會坑廟院鍛爐，作二枚小鍤，鍛爐非竇義所經營，可能就是鐵行的一部分。長安西市又有轡轡行，顧名思義，當是製作鞦轡和車輛的行業。東部通化門附近有長店。其中就有造車的工場。當時皇朝規定，「其造弓矢長刀，官為立樣，仍題工人姓名，然後聽鬻之，諸器物亦如之」，可見手工業的行和工匠是不少的。可能都不在東西兩市之中。唐文宗時，內庫琵琶偶有破壞，送崇仁坊修理。據說造樂器者悉在此坊。是否也是一行，就不可備知。朱雀門街東第五街由北向南第六坊常樂坊，曲中出美酒，京都稱之。這是釀酒的所在，其南的靖恭坊中有氈曲。曲以氈為名，殆亦以制氈為人所稱道。洛陽長夏門街之東一街由南向北第四坊修善坊，據韋述所記，坊內東坊酒肆，這些坊都與市不同。
第四節 東西並峙交相輝映的文化中樞
都城布局設計的繼承和融合 如前所說，長安和洛陽的布局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由於地理條件所限制，而間有差異。長安位於龍首原，平坦無阻，故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依次而南，條理井然。洛陽則有洛河橫貫，宮城和皇城就不能不偏於西北一隅，而郭城也不能不橫列於洛河的兩側。
長安和洛陽兩城皆始建千隋世。司其事者字文愷諸人對於布局設計皆能頗費經營，顯示匠心。前面曾提到長安城內的六條高崗，字文愷以《周易》六交相度，雖是傅會之辭，修建成功卻也錯落有致。就是較小去處，也都不至於等閒放過。長安城朱雀門街東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六坊宣陽坊東南隅有萬年縣廨，縣門就是宇文愷建造的。太平公主與薛紹結婚時，於縣門設婚席，以縣門隘窄，打算拆毀，唐高宗特敕制止，說是字文愷所造，製作多奇，不宜拆毀。一所縣門尚是如此，全城當更珍貴。不過應該指出，長安和洛陽城在當時固然是新建，其布局設施還多繼承周秦以來的舊規。魏晉之後南北分裂，流派間有差池，南北統一，文化遂得相互融合。都城建設亦在其中，宇文愷諸人在這方面也是多所致力的。
我國最早提出有關都城的論據，當推《局禮·考工記》。《考工記》說，「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這樣的說法據說是根據周人的舊制。其實這應是儒家學說的顯示。作為前朝的舊制和儒家的學說，後來建設都城就不免有所參照，當然也有不盡作為依據的。
這樣的說法主要是國之所在，也就是皇宮的位置。西漢長安城的東市和西市在城內西北部，在諸宮之北，這自然是後市了。至於宗廟社稷所在就難得分別左右了。東漢洛陽城內，北宮、南宮前後相系，中間僅隔七里，以復道串連，自難有別的設置。城中有以金市為名的大市，並不在北宮之北，而是在北宮、南宮之西。南市在城南，馬市在城東，這自然說不上後市了。三公府更在開陽門年，開陽門為洛陽東南城門，因而三公府只能在南宮的東南，也說不上是面朝了。北魏仍都於洛陽，對於漢魏的舊規有所改易。宮城之南的原來南宮的舊地，改置了朝廷的官署，具備了面朝的規模。北魏遷都洛陽之前，平城早已建為都城。平城於兩漢時只是一個普通縣治，魏晉時更淪為牧場。北魏在此遍地草萊之處建置都城，初非易事。當時中原文化已移向東南，建康城還能依稀略現洛京風光。北魏以平城為都時，曾遣蔣少游前去洛陽，量准魏晉舊城基址。少游還曾出使江南，自當也因之察訪建康規模。少游南使已在齊時，上距晉室南渡也逾百年。東晉初年，建康仍多因吳時舊跡。孫吳時，自宮門南出苑路，府寺相屬，即左太沖《吳都賦》所說的「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後來晉成帝創建建康宮，似未對此有所改置。建康宮南門為大司馬門。大司馬門南去二里，為宣陽門.即吳時的舊門，再南七里為朱雀門，中間道路稱為御道，可能仍是府寺相屬。宋、齊兩代未見改作，少游所見，當是如此。平城府寺所在，不可備知。北魏南遷之後，宮城南門閶闔門之外直至宣陽門間的御道兩旁，有司徒府、太尉府以下的府寺群列於其間，這不像漢魏的舊規，仿佛就是東晉南朝的新制。隋唐兩代的長安和洛陽皆於宮城之南另築皇城。皇城之名前無所因，似屬新創。皇城之內列置府寺，則是承襲北魏洛陽城的制度，只是北魏洛陽城閶闔門御道兩側未以牆垣圍繞起來，有待於隋唐兩代的增置。如果上溯到《周禮·考工記》的記載，這倒確實是「面朝」了。
西漢長安的市，東市、西市在諸宮之北，可以和面朝相對，稱為後市。東漢就不是這樣。北魏遷都洛陽，市皆設於城外，大市設於城西，小市設於城東，四通市則設於城南洛河之南。小市和四通市與東漢的馬市和南市相仿佛。這都不能說是後市。不過和隋唐兩代設市的地方也還未能相同。北齊的鄴都有南北二城。北城始築於曹操。北齊所築的為南城，應是本著北魏的洛陽城建築的。其中也有東西兩市。顧炎武在所撰的《歷代宅京記》中說：「東市在東郭，西市在西郭」，並以之列於《城內城外雜錄》中，則所謂郭者可能指城外而言。以東西兩市並列，可能已開隋唐兩代長安城東西兩市的先河。長安城東西兩市皆在皇城之南，實和「面朝後市」之說大相徑庭，不可同日而語。至於洛陽城的三市就更為別致。隋唐洛陽城較之北魏洛陽城更往西偏，受洛河的影響更大，不僅不能再以「面朝後市」之說相衡量，而且不能和長安城相比肩，地形限制就難得再有別的說法。
按照《考工記》的說法，匠人營國，首先是要方九里，旁三門。在人口還較為稀少的時期，九里見方的規模已經是很大了。人口增多之後，就顯得不足，難於遵守。隋唐長安的宮城周圍十三里余，皇城周圍十七里余，外郭城周圍六十七里。洛陽的宮城周圍十三里余，皇城周圍亦十三里余，外郭城周圍五十二里，較兩漢、北魏的都城皆為宏廣。前面曾一再指出，隋唐時都城人戶的眾多，這是事實，也是與其他城市比較而言的。長安和洛陽的外郭城都如此宏廣，人戶雖然眾多，城內還難免顯得寬敞，有些坊巷的第宅也都有點稀少。前面曾經提到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闊遠，恐竟虛耗，乃使其諸子井於南郭立第。隋文帝這樣說法，其本心另有計謀，不過南郭虛耗也是事實。後來到了唐代，不僅沒有改觀，好像還顯得嚴重。自朱雀門街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大興善寺在朱雀門街東第一街由北向南第五坊。可是「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接」。洛陽城長廈門街東第一街由南向北第一坊仁和坊，據韋述所記，「此坊北側數坊，一去朝市遠，居止稀少，惟園林滋茂耳」。其實仁和坊之北第四坊思順坊和第五坊福善坊之東就是南市，不能說是太遠。可見當時外郭城的宏廣，人戶雖多，還是住不滿的。
至於城門的數目，西漢長安城確是旁三門，如《考工記》所說的那樣。以後一些都城就難得都能一致。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可能有意沿襲《考工記》的成規，也只是在外郭城的兩面或三面。四旁都要一樣，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長安外郭城東、西、南三面皆為三門。南面正中為明德門。明德門北對皇城的朱雀門。明德門之東為啟夏門，其西為安化門。東面三門：北通化門，中春明門，南延興門。西面三門：北開遠門，中金光門，南延平門。外郭城北面中部對皇城。朱雀門之東為安上門，西為含光門。皇城東西兩面亦皆各有其門，而且井非都是一門。洛陽城中間橫貫洛河，和長安很不相同，可是南面和北面還是儘量按三門排列，顯然很費斟酌。南面三門，中為定鼎門（隋時為建國門），東為長夏門，西為厚載門（隋時為白虎門）。東面三門，洛河之北為上東門（隋時為上春門），洛河之南，中為建春門（隋時為建陽門），南為永通門。北面僅二門，東為安喜門（隋時為喜寧門），西為徽安門。洛河之北，西部為宮城、皇城。宮城、皇城和其東的外郭城之間尚有東城。東城東門為宣仁門，與外郭城的上東門東西相對；皇城南面正中的端門與外郭城的定鼎門南北相對。
《考工記》所說的都城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是有一定的條件的。首先是全城的十二門中東西和南北的門都是兩兩相對，不應稍有參差，而且還是城方九里，平行的街道不至相距過遠。西漢長安城確實每邊三門，但東西和南北的門並不是兩兩相對。有人說，「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緯。』九逵既然可以通達，也就形成九經九緯。隋唐長安城的外郭城，北面雖不是三門，但東西兩面的三門兩兩相對，形成三條橫街，也就是《考工記》所說的丸緯中的三緯。北面的門雖不限於三門，南北的街道至少有三條是由南面的三門向北延伸的。這樣就實際上形成了九經九緯的局面。可是隋唐長安城的經緯街道，並不以九經九緯為限，這是因為隋唐長安城不僅不是方九里，而是遠遠超出和擴大。城郭宏廣，街道就不能過於稀少。隋唐長安城中，如前所說，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就是皇城中也是南北七街，東西五街。街的數目不同，還是經緯相交，未脫《考工記》的設想。
洛陽南面和東面都有三門，卻不易形成若干相對的城門之間的經緯交錯的道路。實際上只有定鼎門和皇城的端門相對，上東門和東城的宣仁門相對。此外還可以說，定鼎門街西第二街北隔洛河，當皇城的右掖門；定鼎門街東第二街北隔洛河，當皇城的左掖門；定鼎門街東第四街北隔洛河，當北郭的徽安門：長夏門街東第三街北隔洛河，當北郭的安喜門；東城之東第二南北街之南就是唐時的中橋，再南當南郭的長夏門。這樣一些街促成洛河南北的聯繫，但並不是南北都有相對的城門的街道，這和長安城未能一致，自然也就和《周禮·考工記》的說法不一樣了。
洛陽外郭城內，據韋述所記，縱橫各十街，《元河南志》及《唐倆京城坊考》皆承其說，而無所是正。然兩書具體所載的南北向縱街卻皆為十二街，即定鼎門東四街，門西三街，長夏門東五街，與十街之數殊不相合。至於東西向的橫街，就更多差異。洛河之南各街的坊數頗不齊一，以六坊、八坊居多，其中且有七坊的。這些縱橫的街道也必然會相互交錯，可是就難得像長安城那樣的整齊，這是地理條件的限制，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的肇建，固然由於修建工程主事者宇文愷諸人的經營策劃，始得有如此宏偉的規模，也是由於能夠繼承和融合其前代都城建設的舊績，才會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其間創新和改革之處殊不少見，前後演變的過程還是歷歷可數的。
前代都城文化的承受 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不僅建築設計紹述前代舊規，就是其他方面也多有承受。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都是新建，卻不能和前代的長安城和洛陽城了無關係。長安城則更為顯著。隋朝的創建者楊堅本是北周的臣子，就是唐朝的創建者李淵其祖若父的業績，亦可上溯到北周和西魏。西魏、北周皆為鮮卑族所建立，長安城中鮮卑文化實超過了中原文化。鮮卑化顯示在政治、社會各個方面，就是姓氏也不能例外，楊堅之父楊忠曾被賜姓普0 如，李淵的父親李虎也被賜姓為大野氏。後來取消賜姓恢復其本來姓氏，並不能說明鮮卑化已不復存在。唐太宗皇后長孫氏，就是鮮卑貴族的後裔。唐朝前期鮮卑族居於達官高位的比比皆是，不能說這樣的人物都己完全漢化，再沒有鮮卑習氣。當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隨來的鮮卑人皆占籍洛陽。東西魏分立，原來占籍洛陽的鮮卑人的後裔，也分別前去長安和鄴，不過留在洛陽的仍大有人在，長安既顯出鮮卑化，洛陽就不能說沒有影響。
那時都城中的漢化也是多方面的，音樂可以說是其中的一端。當西魏初建之時，還說不上制禮作樂，西域樂曲的傳入已多為社會所習聞，然非華夏正聲，仿佛猶是缺憾。其後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始稍稍得到彌補。及隋氏平陳，獲得江左舊時樂工及四懸樂器，隋文帝因而感慨地說，「此華夏正聲也。」這雖然只是一端，也可見當時都城之中，鮮卑文化和中華文化的相互融合，顯出更新的文化模式。
南北朝時期佛教頗為興盛，洛陽佞佛者之多遠超過江南的建康。北魏分為東西，這種風氣似稍有減色，卻並未盡抿。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皆易地新建，餘風卻依舊飄揚。據韋述所記，隋場帝大業初年，長安城中就有寺一百二十。大業年間及唐初間有廢毀，其後新建的卻還不少。韋述所記僅限於天寶年間，仍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朱雀門街西第四街由北向南第二坊休祥坊的萬壽尼寺，本在故城中，隋時始建新都，就移寺於此。西市之南第三坊嘉會坊的褒義寺，本隋太保尉遲綱宅。在未建新都時綱兄迥已置妙象寺於故都城中，移都後，綱舍宅立寺，材木皆舊寺者。可見都城移徙，寺也隨著移徙。新都舊都地址固然不同，文化卻並非兩樣。
隋唐洛陽城的寺院，遠較長安城為少，隋時所置更少，這是洛陽作為陪都時的現象。洛河之北東城之東第五南北街由南向北第二坊硫材坊的大雲寺卻較為特別。這座寺本是北魏所建的淨土寺，位於洛陽故城之中，隋煬帝大業年間，自故城徙置於建陽門（即唐建春門）內，唐貞觀年間復徙於此處。洛陽伽藍自東魏遷鄴後，破壞已多，及東西交兵，可能隨之俱燼。淨土寺不見於《洛陽伽藍記》的記載，可能規模甚小，不為時人所注意。如果一些大寺尚存，也許一併徒置。可見都城雖有移徙，文化是難於就此割斷的。
人物薈萃和文化昌盛 隋唐兩代為了統治全國，皆於都城設置統治機構。這些機構名目繁雜，從政的人員亦甚眾多。唐初的內外官，定製為七百三十員，為時未久，就已難於限制。其名稱繁多，司事者也感到莫能遍舉。唐時取人之路也相當寬廣，據說，方其盛時，著於令者，就有納課品子、諸館及州縣學等十餘萬人，而取士之科還不在其內。這些待取待選之人絕大部分來自全國各地，至於其他各色人等自全國各地來者更不知其凡幾。既然來自全國各地，也就可能反映全國各地的文化，互相交流，所以這樣的文化中心也就是融合全國各地文化的所在。就這一方面說，洛陽較之長安是要稍遜一點，不過所差的並不很多。唐時銓選有所謂東選者，就是在洛陽舉行。當時還有一種分司制度，是以中央的職官分在洛陽執行職務。其實有實際職務的僅是御史，其他則是優待退閒之官，並不任職。優待退閒之官的分司並無名額的限制，有時為數殊為不少。分司雖無職守，但對於長安、洛陽兩地文化的交流還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白居易和劉禹錫都曾分司東都，與當時洛陽詩人互相唱和，為世所重，而裴度的綠野堂就是易代之後，仍為人所珍視。
隋時詩人不少，唐時更多，全國許多地方都有以詩名家的。這樣眾多的詩人竟成為一代的標誌。長安和洛陽為都城所在，首善之區，這些詩人率多到長安和洛陽來過，因而也就多所題詠，更能增加長安和洛陽文化的光彩。其中若干篇什長期留傳下來，可以借知當年長安和洛陽文化的具體景況。
隋唐時儒士亦頗受稱道，孔穎達、顏師古等人所撰集的《五經正義》就是在長安成書的。後來到唐文宗大和年間，鄭罩建言「以經籍剝繆，博士淺陋不能正，請准漢時舊事，刻經於石」，當時即行鑿雕，至開成年間始行蕆事，世稱《開成石經》。據說鄭罩所創立的乃是《石壁九經》。今《開成石經》仍保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實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毅梁傳》、《孝經》、《論語》、《爾雅》等十二種。劉昫撰《唐書》，謂鄭覃「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義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多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開成年間，唐代已臻後期，國事早就萎靡不振，當時尚有餘力，鑿雕這樣繁多的石經，還是應該稱道的。
這時也多史家，撰述更為宏富。唐代開國之初，即倡修前代史書，於是姚思廉撰著《梁書》和《陳書》，李百藥撰《北齊書》，令狐德棻等撰《周書》，魏微等撰《隋書》，即所謂五代史。這些史書都是奉唐太宗的命令撰著的，所以皆稱奉敕撰，也是在長安撰成的。當時亦別撰《晉書》，據說其中育唐太宗親自撰寫的，因而稱為御撰。其時李延壽亦撰《南史》和《北史》。延壽撰這兩史，乃是承其父李大師的遺志，父子相繼自是私人撰述。撰述之地輾轉不一，其成書卻在長安，可以與五代史並列。姚思廉、令狐德棻之後，史家陸續輩出，其中多人皆在長安從事撰述，為長安文化增添例證。這些儒者史家多在都城從政，就地撰述自多方便之處。這一點在洛陽是不易看到的。
唐太宗喜書法，酷愛王羲之所書《蘭亭集序》，多方搜求始能得之。當時書家亦多，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其最著者。唐太宗曾稱虞世南的書翰為其五絕之一。虞世南沒後，唐太宗甚至謂「無與論書者」。惜其手跡未多流傳於後世。歐陽詢所書《九成宮醴泉銘》尚保存於西安附近麟遊縣。褚遂良所書《大唐聖教序》仍嵌於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南門外西側塔壁上。自後善書者仍甚多，為當代後世所推崇的，當以顏真卿、柳公權最為著名。顏真卿所書《多寶塔感應碑》，柳公權所書《大達法師玄秘塔銘》，今皆保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張旭草書亦有名當世，其書「索筆揮灑，變化無窮，有若神助」，杜甫詩「張旭三杯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煙」。洛陽定鼎門東第四街，由南向北第一坊歸德坊中盧言宅內，其東壁就有張旭真跡數行。今西安碑林博物館中猶有其真跡刻碑。唐玄宗亦能書，其所書《孝經碑》亦佇立於西安碑林博物館內。洛陽定鼎門西第一街由甫向北第六坊積善坊，其中有唐明皇舊宅。明皇為皇子時，出閣後與兄弟五人同住此坊，號五王子宅。宅上就有明皇所書八分書院額。此事見於《元河南志》的記載，也許當時還有遺蹟。隋唐時亦多畫家，張彥遠曾在所撰《名畫記》中，為之品題記述。其時長安和洛陽皆多建寺觀，有些畫家就為這些寺觀繪製壁畫，為兩部生色不少。吳道子所繪最為有名，為寺院所繪製的亦復不少。長安朱雀門街東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五坊常樂坊趙景公寺西中三門裡門南，有吳道子所畫的龍及刷天王須，筆跡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朱雀門街東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七坊平康坊菩薩寺食堂東壁上有關道子所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當時韓斡以畫馬為世所稱，其所繪製迄今猶有傳本。韓斡亦嘗為寺院繪製，朱雀門街東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五坊道政坊寶應寺中有韓斡所繪釋梵天女、彌勒、仰面菩薩及二獅子，皆能入神。朱雀門街東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一坊翊善坊之西光宅坊光宅寺，其普賢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趣。隋唐之際由西域入居長安的尉遲跋質那及其於乙僧皆以善畫名世，時人以跋質那為大尉遲，乙僧為小尉遲。光宅寺之畫未悉出於其父或子之手。迄至唐未猶保存無損，知其久為世人所珍視。洛陽定鼎門東第一街，由南向北第二坊修文坊弘道觀的《東封圖》也是吳道於所畫。修文坊之北尚善坊岐王范宅中有薛稷所畫的鶴。薛稷為唐高宗武后時人，史稱其妙卜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豬舊跡，稷銳意模仿，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探古蹟」，也是一時的名家。岐王范宅本為武三思宅，薛稷蓋為武三思畫這幅鶴畫，因而流傳下來。
隋唐兩代在這些方面的成就都是很多的。這裡只略舉其和長安、洛陽有關並且流傳較久的稍事論述，也只是見其一斑而已。
輸入長安、洛陽的域外文化及其吸收和融合 我國歷來是善於吸收輸入的域外文化並加以融合的，隋庸兩代也都是如此。長安和洛陽為當時的都城所在地，輸入的域外文化自多集中於此，其間吸收和融合之跡還是依稀可尋的。
隋唐兩代域外傳來的音樂，頗受重視。廟堂之上，閭里之間，竟然相習成風，隋初制《七部樂》，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就居其中的四部，還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隋煬帝大業年間，更制《九部樂》，於高麗、夭竺、安國、龜茲之外，復增西涼、康國、疏勒三部。唐初仍用隋時《九部樂》，其後分為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和《光聖樂》。樂曲雖為唐人所造，樂舞仍是域外本色。據說：「自《破陣舞》以下，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振百里，動盪山谷。《大定樂》加金鉦，惟《慶善舞》獨用西涼樂，最為閒雅。」坐部伎有六部。《燕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壽樂》、《龍池樂》、《破陣樂》、自《長壽樂》以下皆用龜茲樂，惟《龍池樂》備用雅樂。以後雖不斷有所改制，域外之樂竟成了正規。
這些所謂《七部樂》和《九部樂》都是當時廟堂的樂舞，就是平時燕樂也還離不開域外傳來的樂器和音調。唐玄宗酷嗜音樂，尤擅長於擊羯鼓。羯鼓的名稱已顯示其初本非中土所製造。唐玄宗頗為欣賞的《霓裳羽衣曲》，其製作淵源也與西涼有關。宮廷之間其他樂舞，都同樣雜有域外韻味。而中土舊有的清樂，本仍盛行於南朝各代，隋時平陳，也曾加以提倡，由於域外樂舞已占上風，清樂因而就逐漸淪缺，更不為時人所重。
廟堂之上，宮廷之間，域外的樂舞既能得到欣賞和重視，社會上因而也就風行起來。《霓裳羽衣曲》最初只是梨園獨奏，後來教坊也就傳習，不僅長安城內的樂工熟諳，就是國內州郡也間有流傳。洛陽長復門東第三街由南向北第三坊尊賢坊，東都留守鄭叔明宅中有小樓，為其祖母宋夫人習羯鼓之所。宋夫人為開元宰相宋璟之女。宋璟亦善羯鼓，由其女傳之洛陽，成為一時佳話，可見洛陽也曾盛行過，元稹有詩說：「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王建詩中也有句說：「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都可說明長安和洛陽的文化中域外文化的成分。元稹詩中把咸、洛的胡妝、胡樂的盛行，說成是胡騎起煙塵之後的現象，起煙塵的胡騎指的是安祿山的亂事。元稹還有詩句說：「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胡旋女來到長安和洛陽，也可能在天寶年間，但和安祿山亂事是兩回事，其間沒有因果的關係，不應聯繫在一起。陳鴻所撰《東城老父傳》記賈昌所道及開元、天寶年間舊事，說到長安少年有胡心，可知其間的演化已非短促時日的近事。
隋唐時域外傳入長安和洛陽的文化相當繁雜，樂舞之外還可提到潑胡寒戲和打馬球。潑胡寒戲的歌舞辭名《蘇摩遮》。此戲早在北周時已經傳入，隋唐時更為盛行，長安洛陽皆風靡一時。打馬球唐初始傳入長安，自帝王以至士庶皆有酷愛者，長安城內的一些坊中有的就設有私家的球場，朱雀門街東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七坊靖恭坊楊慎交宅的球場，就相當有名。宮城之內也建有球場亭子，後來大明宮落成，其內東苑年也有球場，可知其盛況。迄今猶能於章懷太子墓出土的《打馬球圖》壁畫略見其一斑。潑寒胡戲於玄宗開元年間已經禁絕，打馬球則一直流傳下來由宋代以迄遼金，都城中都有此種活動，直到明代，北京城中仍不少見，可以說得上源遠流長了。
還應該稱道的則是宗教的傳入。隋唐時長安和洛陽都盛建寺院。佛教的傳入雖早在漢世，隋唐承其餘緒，未見遜色，而向西天求法的高僧仍絡繹不絕於途，玄奘就是最為著稱者。玄奘歸來後，先後於長安大慈恩寺等處譯經，其舍利塔迄今仍保存於西安南郊興教寺內。佛教之外，傳入的尚有襖教、景教、摩尼教等。襖教在隋時即已傳入，雍州就有襖教的教官薩寶。雍州治所在長安，長安當已有祆祠，惟具體所在不可備知。唐時長安有襖祠四所，分別在朱雀門街東第五街的靖恭坊，朱雀門街西第三街的布政坊和醴泉坊，第五街的普寧坊。洛陽亦有襖祠，分別在長夏門東第一街修善坊，長夏門東第四街會節坊和洛河之北東城之東第一南北街立德坊。置祠不少，篤信者當亦相應眾多。據說長安朱雀門街西第五街與普寧坊相隔數坊的崇化坊，亦有襖祠，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崇化坊有祆祠，可以補以前有關記載的闕漏，惟以祆祠為波斯寺，似屬未妥。宋敏求《長安志》於醴泉坊十字街南之東載有舊波斯寺，並說：「儀鳳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景龍中，幸臣宗楚客築此（宅），寺地入其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以祆祠與波斯寺並列，可知二者並非一事。朱雀門街西第五街義寧坊亦有波斯胡寺，並非僅醴泉坊一處。
其實，波斯寺乃是景教的寺院，與襖教無涉。《長安志·唐京城四》載義寧坊的波斯胡寺創立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是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創立的。此寺的建立亦見於貞觀十二年所頒下的詔書，詔書說：「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後來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也說到阿羅本，足證阿羅斯是不確實的。也可能是波斯寺和祆祠容易引起誤會，玄宗天寶年間又頒布一條詔令，改兩京的波斯寺為大秦寺。洛陽的波斯胡寺設在長夏門東第一街修善坊。 摩尼教亦自波斯傳入，又在景教之後。摩尼教初流行於回紇，安史亂後，回紇有功於唐，故摩尼教亦隨之傳入中土。代宗大曆年間就敕回紇置寺，並賜額為大雲光明之寺。後來到憲宗元和年間，又因回紇的請求，在太原府和河南府置寺。不過所置寺的具體所在，皆難以確知。
這些宗教的傳入也都豐富了長安和洛陽的文化。不過後來傳入的幾種宗教都難以與佛教相比擬。武宗會昌年間毀佛之時。曾一律受到影響。後來佛教得到恢復，其他幾種卻消沉下去，難得再現當年的盛況。
第五節 唐未遷都後的長安和洛陽
長安和洛陽經歷的戰亂 隋唐兩代雖多承平之世，亦有亂離之時，而亂寓往往涉及京畿和都畿，長安和洛陽也就不免受到影響，甚而遭到了摧殘和破壞。隋末，李淵進攻過長安，李密亦進攻過洛陽，而王世充更據有洛陽與有關各方相爭奪。歷經唐代前期，長安和洛陽皆己百餘年不復再聞兵革，直至安史亂起，才改變安謐的局面。安祿山曾攻破洛陽，併入居長安；史思明亦曾攻破洛陽，且欲西攻長安。安祿山和史思明先後夷滅，禍亂卻未因此絕跡。唐代宗時，吐蕃就曾攻陷長安。德宗時，朱泚竊據長安自稱楚帝。僖宗時，黃巢所率的農民起義軍也曾經過洛陽，據有長安。其後太原李克用、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皆曾以兵入長安，而宣武（軍治所在汴州）朱溫不僅入長安，且劫唐昭宗遷都洛陽。
這些軍事行動都使長安和洛陽受到影響，而長安更為嚴重。唐德宗時，涇原（軍治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兵受命前往襄城（今河南襄城）救援為李希烈所圍攻的哥舒曜，路過長安時，以賞賜過薄倡亂，朱泚因之自稱帝號，入居大明宮含元殿，後又移居白華殿。自華殿在大明宮東北，已在禁苑之內，近于禁苑東面二門中偏南的光泰軍（今為廣太廟，位於滻河行將匯入灞河之處）。當時亂兵剽奪京師後，屯於白華殿，朱泚由含元殿移居白華殿，自是仰仗於亂兵的擁戴。亂兵屯於白華殿，可能是當地易於防守。白華殿雖近光泰門，光泰門外廬河岸旁懸崖陡峻，是不容易逾越的。後來李展收復長安，就是由東渭橋，攻入光泰門，進取白華殿。亂事雖告平定，但爭奪之地就曾在宮城和禁苑之中，不能了無摧殘和破壞。宮城之內都未能避免浩劫，則外郭城的里坊也就難說了。後來李克用與黃巢爭奪長安，也是由光泰門攻入，戰於望春宮昇陽殿。具陽殿即在望春宮內。望春宮本為望春樓，其下即天寶年間韋堅運吳楚輕貨時所鑿的廣運潭，是望春宮亦在禁苑之內。這和李晟平滅朱泚的亂事一樣，是在宮城禁苑作戰，也就不能沒有摧殘和破壞。舊史記載說：「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可是舊史也說：「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可見當時悽慘的景況。 然而使長安受到毀滅，不可能再為都城的則是朱溫的迫使：唐昭宗的遷都。這次遷都不僅是皇帝和百官的遷徙，而且長安城內的士民百姓都在遷徙之列。朱溫更進一步，拆毀長安的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拆下的材木都由渭河和黃河順水而下，運到洛陽。長安自此遂為丘墟。
洛陽所經歷的戰亂遠較長安為少，所遭受的摧殘和破壞也較長安為輕。安史之亂後期，唐藉回約的兵力，收復了洛陽，回約放兵搶劫，居人遁保聖善、白馬二寺浮屠上避難，回紇就燒毀浮屠，燒死的競達萬人。這當然只是聖善、白馬二寺近旁的居人，較遠的還不可能到寺內避難。這樣的浩劫當時洛陽全城殆難稍有倖免，因為在洛陽附近的唐兵，也像回紇那樣到處掠奪，汝、鄭（兩州治所分別在今河南汝州和鄭州）鄉間，皆無完廬。洛陽景況也就可見一斑。
劫後的長安和洛陽 朱溫劫唐昭宗遷都洛陽之後，長安已成一片廢墟。都城既已不復存在，長安城的名號也就隨著貶低，降為佑國軍。這是當時一般藩鎮的軍額。長安既成為一般城市，因而也就適用一般藩鎮的軍額。其實早在唐僖宗光啟年間，就曾經置佑國軍於洛陽，遷都之後，洛陽成為都城，就把佑國軍的名號移到長安，成為長安的新名。
首任長安佑國軍節度使的就是當年據有華州的韓建。長安已成廢墟，也就不能不稍加整頓。韓建的設施是不再顧及外郭城和宮城，僅重修子城，也就是原來的皇城。就是皇城也難恢復原來的規模。當時封閉了皇城南面中間的朱雀門，保留朱雀門東西的安上門和含光門。皇城之東原有延喜和景風二門，皇城之西也原有順義和安福二門。這時封閉了景風門和安福門，就是偏南的兩門。皇城之北原來未設專門，再北就是宮城。這時宮城也拆毀了，皇城之北只好另設一門，稱為真武門。安上門和含光門之南的外郭城因而也就成為南郊。皇城本是隋唐兩代官署所在地，這時絕大部分就都成了民宅了。
朱溫劫唐昭宗遷都之時，曾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朱溫的皆輸貨財以相幫助。可能藉此機緣，洛陽得到修理，至少宮城、皇城部分較前稍加完善。可是自遷都之後，還不到四年，唐室就已滅亡，其他一切也就都無從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