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七章 交通與都會
隋唐兩代，前後相繼，版圖開闊，可以上邁秦漢，秦時西北才逾黃河，隋時竟置郡於且末（治所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且末）。漢時於西域置都護，兼護南北兩道，然三十六國仍各自有其王侯。唐時隴右道的安西和北庭兩都護府，轄地且遠至蔥嶺之西，在此廣土眾民的國家中，欲妥為治理，就必須整治往來道路，使政令不至壅塞。交通發達，都會亦相繼興起。前後兩朝皆蔚為大國，交通和都會也可略見其間的梗概。
第一節交通體制及其治理
交通體制隋唐時期的交通道路皆是以都城長安為中心，向外輻射，至於全國各地，甚至還可以通到域外有關的國家和部落。這本是以前歷代的舊規，隋唐皇朝相繼踵行沿襲，愈趨周詳。就是地方州郡也各自成為一方交通道路的中心，四周伸延，至於鄰封所在，這樣層層圍繞，相輔相成，使遠近成為一體。
當時交通的發達，還有賴於兩代中樞的重視，設置機構，因時治理，使其不至隳毀。隋時於尚書省中設有六部。其兵部尚書屬下有駕部侍郎，度支尚書屬下有度支侍郎，都官尚書屬下有司門侍郎。史文簡略，未載其具體職掌。唐承隋制，殆仍因其舊規。唐時駕部所掌就有傳驛。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共一千六百四十有三所，二百六十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若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不必三十里，亦可置驛。每驛皆置驛長，量驛的閒要以定馬數和船數。度支所掌乃是轉運、征斂、送納。這都是離不開道路的。度支因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為腳直，使輕重貴賤、平易險澀，各得其所。司門所掌乃是天下之門及關，所轄有二十六關，分為上、中、下三等，不在其中的關尚非少數。有道路才能設關，設關自是與軍事防守有關了。這樣的職掌設置，具體入微，故當時交通能夠發達，無往不至。不過茲篇論述，僅舉其通衢大道，自難涉及所有的關隘。
運河的開鑿和水道的疏通隋唐時期重視交通，更重視交通建設。在這方面隋文帝首先創始，隋煬帝繼之，接著取得輝煌的成就。他們所致力的就是開鑿運河。隋文帝所開鑿的是由大興城（即長安城）北引渭水東流至於潼關入黃河的廣通渠。這條渠道開鑿成功後，關中和渠旁人民都能受益，因而也稱為富民渠。後來為了避隋煬帝的名諱，又改稱為永通渠。隋文帝為了代陳，還開鑿過山陽瀆。山陽瀆由今江蘇淮安縣東，向南直達長江，大體是循著東晉南北朝以來不斷修整的邗溝的故道。
隋煬帝開鑿的運河共有四條，就是通濟渠、永濟渠、邗溝和江南河。通濟渠發軔於洛陽，由洛陽西苑引谷、洛水入於黃河。入河之後，又由板渚（今河南滎陽西北，舊汜水東北黃河南岸）分河東南行，透迤入於淮水。通濟渠在唐代稱為汴渠或汴河。永濟渠是於今河南武陟縣引沁水東北流，循淇水而北，至今河北靜海縣獨流鎮，折而西北行，再西北達於涿郡（治所在今北京）。邗溝的工程自是循文帝的舊績而為整體的貫通。唐代稱這段河道或為漕渠，或為官河。江南河則是自京口（今江蘇鎮江）繞太湖之東，直至浙江之濱的餘杭（今浙江杭州）。唐武則天時，也曾開鑿過湛渠，由汴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引汴河水入於白溝，直達巨野澤，以通曹（治所在今山東定陶）、兗（治所在今山東兗州）的租賦。此外還有些較小的渠道，如兗州的豐兗渠，歧州（治所在今陝西鳳翔）昇源渠等，雖都可便利一地的交通，其功效卻是有限的。
至於水道的疏通，使其便於舟楫，則更多有成就，唐憲宗元和年間，嚴礪在興州（治所在今陝西略陽）長舉縣（今甘肅徽縣東南）疏嘉陵江，通漕以饋成州（治所在今甘肅禮縣東南）戍兵，路旻在歙州（治所在今安徽歙縣）祈門（今安徽祁門）疏閶門灘，以免覆舟。唐懿宗咸通年間，高駢亦曾疏浚由安南（治所在今越南河內）至廣州（今廣州）的江漕險路，也都方便一方的交通。
陸路的修築和治理隋唐時期更注意於陸路的修築和治理。這裡首先提到還是隋煬帝。煬帝不僅開鑿了幾條運河，而且興修了幾條陸路。其中有由東都洛陽經太行山達於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的馳道，有由榆林（郡治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北境東達於薊（今北京）的御道，還有濟源（今屬河南）附近太行山上的直道。唐時在道路方面致力的更多，舉其著者，則有玄宗開元年間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都督張九齡所開的大庾嶺新路（在今廣東始興），德宗貞元年間商州刺史李西華所開的自藍田（今屬陝西）至內鄉（今仍為縣）的新道，敬宗寶曆年間興元節度使裴度所修的斜谷路，文宗開成年間昭義請開的通太原（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晉州（治所在今山西臨汾）的夷儀山路，山南西道節度使歸融所修的自散關至劍門間的道路，宣宗大中年間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所修的文川谷路，懿宗咸通年間靜海節度使高駢在安南鑿石通道，名其道為「天威」。其他較小的修治就不必一一枚舉。僅就這兒處而論，已可顯示出無間南北。都有興功之處，足見當時對於交通道路的重視。
道路修整，交通無阻，自必促使沿途都會的繁榮，而繁榮的都會又會促使交通的發展，彼此互為影響，相得益彰。隋唐兩代皆以長安為都城，都城為中樞的所在，專綰全國各地，由都城輻射出來的道路亦至為繁多。都城為政治中心，另有經濟中心，以之與都城相呼應。隋唐兩代的經濟中心，厥惟揚州。揚州於今仍為江蘇揚州市。隋煬帝時曾一度改稱江都郡。茲篇首先論述都城及與都城並列的陪都的交通，接著論述經濟中心的揚州，然後依次論述其他都會。隋唐兩代地方區劃曾一再改易，州郡名稱亦時有更動，茲篇所列以唐代前期為主，以歸一律。至於以一般州郡為中心向其鄰近各地伸延的道路，則已備見《元和郡縣圖志》所列的「八到」，無容在此贅陳。
第二節隋唐兩代都城長安及其輻射出來的道路
長安及其周圍的十二座關城隋唐兩代皆都於長安。長安位於涇渭下游。土壤肥沃，兼有灌溉之利，是一個富饒的地區，人口也相當稠密。隋時隸屬於京兆郡，唐時改郡為府，隋京兆郡領縣二十二，有戶三十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唐玄宗天寶年間，京兆府領縣二十三，有戶三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八。平均每縣皆超過萬戶。長安與萬年（隋大興縣）兩縣同治，自不能與諸縣同列，故戶口最為繁多，在全國各部會中，也應是最高的。
長安居於四塞之中，為了保障都城的安全，在四塞的山上或其間的要地大都建設有關。唐時制度：全國二十六座關中，六座上關和六座中關皆設在長安周圍。這六座上關為：京兆府藍田關（在今陝西藍田縣東南）。
華州潼關（華州治所在今陝西華縣，潼關在今潼關東北）。
同州蒲津關（同州治所在陝西大荔，蒲津關在今廢朝邑東）。
岐州散關（岐州治所在今陝西鳳翔，散關在今寶雞南）。
隴州大震關（隴州治所在陝西隴縣，大震關在今隴縣西北）。
原州隴山關（原州治所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隴山關在今固原西南西蘭公路經過的六盤山上）。這六座中關為：京兆府子午關（在今陝西長安西南）。
駱谷關（在今陝西周至西南）。
庫谷關（在今長安東南）。
同州龍門關（在今陝西韓城東北）。
會州會寧關（會州治所在今甘肅靖遠，會寧關當在會州治所西北黃河岸旁。會州又有烏蘭關，設在黃河西岸烏蘭，當與會寧關隔河相對）。 原州木峽關（設在原州西南蔚茹水源頭頹沙山上）。
這上、中兩級的十二座關具體指出以長安為中心，向外輻射出去的十二條道路。雖然唐時規定京城四面關有驛道的為上關，余關有驛道及四面關無驛道的為中關。不論其有無驛道，作為具體的道路應該是一樣的。這十二座關中，庫谷關未知其始置之年，其他各夫皆置於隋唐時期之前，則通過關城的道路也是早已形成的。
出藍田關和潼關的道路這十二座關中，藍田關居於首位。由藍田關東南行，過商州（治所在今陝西商縣），經內鄉縣（今河南西峽），而至於鄧州（治所在今河南鄧縣）。再往南去，就是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和荊州（治所在今湖北沙市西北）。這段道路，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為秦楚兩國間的通途。荊州瀕長江，可以循溯江水至其上下游各處。由荊州循江水而下，轉入湘水，經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長沙）而至於嶺南的廣州。這條道路為由長安南行主要的道路，公私行旅多出斯途。張九齡北上長安及奉使南行，往返皆遵此路。韓愈為陽山（今廣東陽山）令和被貶至潮州（治所在今廣東潮州），也都是經過商山前往的。
東出潼關的道路也就是以前經過函谷關的道路。出關東行，就可直抵洛陽。隋唐兩代皆以洛陽為東都，曾被稱為帝王的東西兩宅，故其間的道路，過往者最為頻繁。經過洛陽再東可至齊魯各處。由洛陽東行，過鄭州（治所在今河南鄭州）至於汴州。由汴州東行，經曹州和兗州，而至齊（治所在今山東濟南）、青（治所在今山東益都）等州。由汴州東南行，經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而至於徐州（治所在今江蘇徐州）。由洛陽東行的道路如果不經鄭州，則稍北經濮州（治所在今河南滑縣西南）亦可至齊、青各州，再東還可至於登州（治所在今山東蓬萊）。汴州正在洛陽之東，本應為東行的道路經過的地方，然唐高宗封禪泰山，卻道出濮州，而其歸來時，卻取道宋州，三條道路南北橫列，可知廣漠平原，途徑相當方便的。可是這樣還猶未盡，由洛陽渡河東北行，循太行山東麓北行，還可直達幽州（治所在今北京），更遠至於遼東，唐太宗征伐高麗，就是由這條道路出兵的。
出蒲津關和龍門關的道路出蒲津關東行，隔河就是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濟西南蒲州城），東北經過絳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絳），溯汾水而上，可至并州。又從并州東行，取井陘路（隋唐井陘縣在今縣東）至恆州治所真定縣（今河北正定），和太行山東的南北向大道相合。唐高祖由太原起兵，即由這條道路南行，行至絳州，即西趨龍門（今山西河津），由龍門再南至蒲州，渡河西入蒲津關。當時未由絳州直趨西南，徑至蒲州。這是因為屈突通尚為隋堅守河東（隋郡，即唐蒲州），為了早日能夠西渡黃河，進入關中，因而就改道西趨龍門（今山西河律），渡河就是龍門關。龍門關在蒲津關之北，論其形勢和道路的平直，似皆不如蒲津關，是以唐時以之列於中關之中，以示不與蒲津關相侔。當時唐軍是由龍門渡過黃河的。可是稍後還是取得了河東，由龍門循河南行，直抵蒲州。
由并州東行經井陘的道路，也有悠久的歷史淵派。秦始皇東巡崩於沙丘，其靈車就由井陘路西歸咸陽。西漢初年，韓信伐趙，也從井陘路越過太行山。唐穆宗長慶年間，裴度將兵討王庭湊，出承天軍故關。所謂故關就是這條路上的娘子關。
出散關和秦嶺諸關的道路散關居秦嶺之上，越過秦嶺南下，就可達到梁州（治所在今陝西漢中），再西南行，又可達到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這條道路也有悠久的歷史，當年漢王劉邦由南鄭北歸關中，就是走的這條道路，那時稱為故道。故道本是出散關後，循嘉陵江而下。唐時鳳州（治所在今陝西鳳縣東北）的嘉陵江仍以故道水為名。由這條道路南行，若至梁州，則自興州東行，過西縣（在今陝西勉縣西）即可達到。若南去益州，則由興州南下，還須經過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廣元）。由梁州去益州，則經西縣百牢關至金牛縣（在今陝西寧強東北）故關城（在金牛西），與由興州南下的道路相會合。唐玄宗為安祿山所逼，南至蜀中，即由散關起行，過河池（郡即鳳州）而去。後來唐僖宗為黃巢所逐，再至成都，則是經過興元（梁州後來的改稱）的。
出散關的道路之東，還有出駱谷關的道路和出子午關的道路，皆能通到梁州。出駱谷關的道路就是以前的攪駱道。其南口為儻谷，北口為駱谷，因以為名。這條道路南至洋州（治所在今陝西洋縣）。唐德宗為李懷光所逼，就由這條道路經過城固前往梁州。子午道是出子午關南行的道路。當年劉邦前往南鄭就封為漢王，就是由此前行的。這條道路本來直南至漢水之濱，再折向西行。水濱多有災患，後改行幹路，直至洋州附近，與出駱谷關路相合。唐初玄奘入蜀求法，即由此道。
由長安前往梁州的道路，前代尚有褒斜道。褒水南入漢水，斜水北入渭水，循這兩水而行的道路就稱為褒斜道。隋唐時期，這條道路似不甚為人所重視，因而斜水行將入渭水處的斜谷關亦未列於全國二十六座關中。唐時甚至稱由梁州至鳳州的道路為斜谷路。由梁州北至鳳州固須經過褒谷，然距斜谷尚遠，以斜谷路相稱，實是代替了褒斜道。不過原來的褒斜道並未完全廢掉，前面曾經提到唐敬宗寶曆年間裴度奏修的斜谷路及館驛，就可作為證明。當時所置的驛有郿縣（今陝西眉縣）北的過蜀驛。由散關東至長安的道路在當時不會經過郿縣，則這過蜀驛自是為修原來的褒斜道而設置的。前面還曾提到文川谷路。這條道路北起扶風，南經郿縣，就在原來褒斜道的近旁。又南至城固縣西北的文川驛，再南即至梁州。這條道路好像未能通行許久，放不多為人所稱道。
庫谷關位於子午關東，故庫谷路鄰近子午道，相去並非過遠。這是南至金州（治所在今陝西安康）的，出庫谷關，越秦嶺，其地今為柞水縣。柞水縣有乾祐河，下入洵水。洵水於洵陽縣入於漢水。這條道路蓋循漢水而上，再至金州。
出大震關和隴山關的道路出大震關的道路為由長安西行，經過岐州，登上隴坻的道路，更遠可通到西域各處。出大震關，過隴山，經秦州、渭州、臨洮軍和河州（治所依次在今甘肅天水、隴西、臨洮和臨夏），出鳳林關（在今臨夏西北黃河南岸），而至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樂都），更循浩亹水（今大通河）而上，越祁連山，而至甘州（治所在今甘肅張掖）。隋煬帝西征吐谷渾時，就循這條道路西行，更遠至於張掖（即甘州），接見在當地的西域的胡人。再往西行，經瓜州（治所在今甘肅安西東南）出當時的玉門關（在今安西東），經伊、西兩州（治所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和吐魯番東南），更西至安西都護府所治的龜茲鎮（今新疆庫車）。如由當時的玉門關西行，可至沙州（治所在今甘肅敦煌）。沙州為兩漢時的敦煌郡，舊有陽關和玉門關，為當時西行道路經過的關隘。隋唐時期，由陽關西行，可至且未和于闐（今新疆且末和和田），玉門關已隳毀，由其故道仍可至伊州和西州。出大震關通西域的道路，在臨洮軍還分出一條歧路。歧路北過蘭州、涼州（治所分別在今甘肅蘭州和武威），至甘州與前一條道路相會合。唐初玄奘遠赴天竺求法，即由長安啟行，過秦、蘭、涼諸州，出當時的玉門關，至高昌和屈支，再向西行去。高昌即後來的西州，而屈支亦即龜茲。其歸來時，則由於闐、沮沫（即且末），至於沙州。
隴山關在原州。由長安至原州，是西北行經過邠州（治所在今陝西彬縣）和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還要經過彈箏峽。彈箏峽就在六盤山下，登上六盤山，就是隴山關。
出隴山關的道路可能是西至渭州，再西至於臨洮軍。隴山關以西為唐時的監牧所在地。唐時於監牧最為重視，以原州刺史為都監牧使，所轄地區在秦、渭二州之北，會州之南，蘭州狄道縣（今甘肅臨洮）之西。所管有東、西、南、北四使，西使在臨洮軍西二百二十里。臨洮軍即置在狄道縣，由於當時對監牧的重視，故唐太宗在赴靈州（治所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途中，路過原州之前，得逾隴山關，次西瓦亭，觀牧馬。西瓦亭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隆德縣西北，與六盤山東的瓦亭東西相對照。西使駐地和原州之間亦應有道路，這條道路是由原州正西微南前往的。從當地形勢看來，這條道路是通過隴山關，偏向西南，經渭州到達臨洮軍的。中間經過今甘肅靜寧、通渭、隴西諸縣，迄今尚有小路可以相往來。
出木峽關和會寧關的道路木峽關在原州西南蔚茹水的源頭，與隴山關相距不遠。隴山關是在今六盤山上，為西行道路所經過。木峽關在六盤山下，為北出道路所經過。因為相距不遠，故由長安前往，實是一條道路，至六盤山下再行分途。
木峽關也是通往西域的道路必經之地。就在涇州城外道路之旁，當時還曾設立堠堡，顯示這是通向安西的道路。通往安西的道路，是由木峽關北行，在原州之北，折向西行，出石門關（在今寧夏固原西北，未列入二十六座關中），再出會寧關，亦可至河西涼州，與由出大震關經過蘭州和涼州的道路相會合，再向西通到安西部護府以及西域各地。唐代中葉以後，吐蕃占據隴右，出大震關和出會寧關的道路都阻塞不通，張籍所賦的《涇州塞》詩中說：「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可以想見當年的盛況。
出蘆子關的道路在這些京城四面關中，可能是以原州木峽關和會州會寧關作北面關。以前也曾有人說過，關中北有蕭關，蕭關就在原州的東南。唐時這座蕭關已經廢去，不再設防。木峽關和會寧關都距這座廢蕭關不遠，作用仿佛相似。木峽關和會寧關都在長安的西北，不能就當得起北面關的名稱。長安北面並非就沒有關，延州（治所在今延安）之北就有一座蘆子關，杜甫的《塞蘆子》詩就是稱道這座夫的重要性的，只是未列於全國二十六座關中，易為人所疏忽，延州之南，中隔鄜州（治所在今陝西富縣）為坊州（治所在今陝西黃陵），所屬的宜君縣北有玉華宮，為唐太宗不時巡幸之所。從長安北行，過涇陽，可以直達其地。唐初，梁師都據有夏州（治所在今陝西靖邊白城子），經常勸誘突厥由這條道路南侵，其間野豬嶺之戰，就相遇於甘泉縣北。其後柴紹的滅梁師都，也應是由這條道路北上的。唐時，夏州為北方重鎮，豐州（治所在內蒙古五原南）更在其西北。夏州距豐州七百里，應是經過鄂爾多斯高原直達的。由延州東北行，還有一條道路可以通到勝州（治所在今年蒙古准格爾旗東北十二連城）。延州豐林縣（在今延安東北）有合嶺關，綏州（治所在今陝西綏德）城平縣（在今陝西清澗西）有魏平關，通過這兩座關更東北行，就可達到勝州。由勝州渡黃河東行，還可通到單于都護府（在今內蒙古和林格）。當時安北都護府（治所在今內蒙古包頭西）位於豐州和勝州之間，與中受降城同治一地。由豐、勝兩州前往，皆可以達到。
由長安城下東行的水路這裡所說的由長安向各地輻射的道路共有十四條，都是陸路。由渭水及其側畔的廣通渠東行，則是水路。渭水和廣通渠東至潼關入於黃河，循河而下，進入洛水，就可抵達洛陽。由洛陽循通濟渠、淮水和邗溝，可以通到長江沿岸的揚州；循永濟渠亦可以通到幽州。這幾條渠道是隋煬帝開鑿的，隋煬帝就曾由之去到江都和琢郡。這幾條渠道中，通濟渠最為重要。通濟渠唐時稱為汴渠。唐時記載，謂自汴渠修成後，「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舶艫相繼」。從現在的地理來說，就是藉著這條渠，由長安可以通到江蘇、四川、湖南、福建、廣東和越南等處。
長安周圍本是四塞之地，再有這上、中兩級和其他關隘的設置，對鞏固都城的安全是能起到相當大的作用的。但通過這些關隘的道路和其他有關的途徑卻能使都城和全國各地有密切的關係。這對皇朝的統治更能發揮出巨大的作用。長安城中的經濟、文化等方面也都能因此而顯現出輝煌的成就。這是國內其他都會難於比擬的，也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
第三節隋唐兩代的陪都與其有關的道路
隋唐兩代的陪都前代皇朝往往於都城之外，建置陪都，隋唐兩代亦復如此。隋時本以長安為都城，煬帝又以洛陽為東都。唐高宗顯慶年間，因隋舊規，再事設置。其後陸續建立的陪都，計有太原（本并州，改稱太原府）、河中（本蒲州，改稱河中府）、蜀郡（本益州，改稱蜀郡，又改稱成都府）、鳳翔（本岐州，改稱鳳翔府）、江陵（本荊州，改稱江陵府）六處。這六處陪都建置的時期不一，作為陪都的年代亦長短不同。和長安合稱的最多也只有五都。就是五都的稱號前後也不盡相伺。唐肅宗至德二年（757）以長安為中京，鳳翔為西京，蜀郡為南京，加上原來的洛陽為東京，太原為北京，共為五都。上元元年（760）省去了蜀郡的南京，另以江陵為南部，仍為五都。上元二年罷去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實際上僅留下長安一處。到了寶應元年（762），復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部，江陵府為南部，太原府為北都，依然是五都並立。這裡就分別加以論述。
洛陽及其交通道路洛陽位於伊洛流域，當黃河中游和下游之間，所謂得天下之中。形勢甲於各處，土地亦復肥沃，故以前一些皇朝就以洛陽為定鼎之地。隋唐兩代雖皆以長安為都城，洛陽卻均成為當時的陪都。隋煬帝即位之初，首先經營東都。唐高宗及其皇后武則天，亦皆久居洛陽，不作歸計。洛陽雖為陪都，並不稍遜於長安。就是其中宮殿街道的建設，也和長安有相仿佛的規模。只是戶口比較少些。隋河南郡領縣十八，有二十萬二千二百三十戶，唐天寶年間，河南府領縣二十六，有戶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六，有口一百一十八萬三千零九十三，皆較長安為少。洛陽附近多山地，是不能和長安都一樣的。隋時每縣平均還超過萬戶，唐時每縣卻僅有七千餘戶。唐時河南府之西，另設陝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門峽市西）。天寶年間，陝州領縣七，有戶三萬零九百五十，有口十七萬零二百三十八。隋時未設陝郡，其地皆隸於河南郡。河南郡轄地既廣，領縣不多，故戶數顯得稍多。唐時如以陝州戶口合於河南府，則還稍多於隋河南郡。唐天寶年間，河南府各縣人戶平均不到一萬，山地人口稀少，不能與平原相提並論。應該說，當時洛陽城中戶口還是較多的，只是具體數目尚未能確知而已。
洛陽地屬中州，交通便利，由長安東向的交通道路，出潼關後即達到洛陽，再由洛陽分歧，轉往東方各處：車騎相接，固已相當發達。隋煬帝開鑿通濟渠更以洛陽為起點，凡由通濟渠前往長安的就不能不通過洛陽，故洛陽在其盛時，相當富庶。洛陽人自來擅長經商貿易，在這樣條件下更能發揮其所特長。
洛陽固然綰毅著長安東向出潼關的道路，作為重要的陪都，也有由當地向外輻射出去的道路。由洛陽渡過黃河登上太行山的道路，就是其中的一條。這條道路經過懷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陽）、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長治）而至并州。這就是隋煬帝所修築的馳道。這條道路修成之後，煬帝即行北巡。煬帝這次北巡，不僅到了并州，更北還到過榆林（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東北）和五原（治所在今內蒙古包頭西），煬帝還曾由榆林到過雲內。雲內即雲中，其故地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由并州前往，中間還要經過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縣）和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州）。
由洛陽南行，也有相應的道路，這是經過汝州（治所在今河南臨汝）到鄧州。到了鄧州就可和由長安東南行出藍田關的道路相合了。據當時記載，鄧州東北至東都六百四十里，其間往來也是方便的。
這裡還應該提到由廬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至長安、洛陽的二京路。這條道路雖由廬州起行，卻也是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陸行抵京師的道路。會稽為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紹興）。朱方為潤州（治所在今江蘇鎮江）。宣城為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這三州和揚州，都在長江下游。長江下游去長安和洛陽，自應取道官河和汴渠，如果舍舟登陸，改取捷徑，就要由這條道路前行。由這條道路到洛陽，要經過察（治所在今河南汝南）、汝兩州。兩州皆瀕汝水，其東南的壽春（今安徽壽縣）、合肥（今屬安徽）也是有水道可以利用的。由汝州北去洛陽，就只有陸路了。洛陽以西，自有去長安的道路，那是要經過崤函山地的。
太原及其交通道路太原和洛陽同為陪都，其地位又次於洛陽。太原作為陪都。始於武后的天授元年（690），其後具體稱號雖間改易，陪都的地位並未有所更動。太原處於太行山和黃河之間，又位於河東道的中部，也就形成了這一地區間的交通樞紐。前面已經說過，太原和長安、洛陽之間都各有道路，由長安北來的道路，至太原後延伸向東，出娘子關，達到太行山東的恆州。由洛陽北來的道路，至太原後又延伸向西北，至於榆林和五原，也就是唐時的勝州和中受降城的附近。在太行山東，由恆州北行，可以直抵幽州。其實由太原前往幽州，還可直向北行，折向東北。這要越過句注山（在今山西代縣北），經過蔚州治所的靈丘縣和易州（治所在今河北易縣）。唐代後期在這條道路曾有過不少的軍事行動。德宗建中年間，朱泚據長安，李晟時駐軍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聞都城有難，乃自易、定引軍西還，出飛狐道，至代州。代州已在句注山南。這裡稱為飛狐道，是因為途中經過飛狐口。飛狐口在今河北蔚縣東南。由飛狐口東經易州，就可抵達幽州。唐穆宗長慶年間，據有幽州的朱克融，縱兵掠易州，寇蔚州。其時蔚州治所已移至今河北蔚縣。就是至這新州治所，也須經過飛狐口。蔚州治所移向東北，正說明那裡也是一條重要道路。唐昭宗乾寧年間，據有太原的李克用進軍征討幽州的劉仁恭，就是經過代州進至蔚州，在蔚州和媯州（治所在今河北懷來東南）之間的安塞軍，為燕軍所敗，則這條道路當由媯州東南入居庸關而至幽州。
太原之北，代州在交通上應居有重要地位。由太原至榆林、五原和至幽州的道路，就在這裡分路。由太原北至雲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的道路，也是由這裡向北行。雲州本為北魏的平城，帝都所在自與其南的太原多所交往。就在太原至代州這條道路的西側還有一條南北通道，這條道路是由太原溯汾水之西北上，汾水源頭有汾陽宮，為隋時所築，就在今山西寧武縣西南管涔山上。今寧武縣東北有其時的樓煩關。隋煬帝北巡歸來，就經過樓煩關，而至太原。其後劉武周亦曾襲破樓煩郡（治所在今山西靜樂），進取汾陽宮，也是由這條道路深入的。
河中及其交通道路河中本為隋的河東郡，唐代前期的蒲州，玄宗開元年間置中都時始改稱河中府。河中府於開元和元和年間而次置為陪都，前後只有三四年光景。河中府於隋時就為大郡，所領十縣，有戶十五萬七千零七十八，天寶年間所領八縣，有戶七萬零八百，也是雄州，而且還是河東採訪使的治所。不過作為陪都，也許是因為處於長安和洛陽之間，故能獲得中都的稱號。後來鳳翔成為西京，與洛陽分居長安的東西，這裡中都的名稱就難以存在了。
河中是位於蒲津關外，有道路直通并州。渡河南行，就是潼關，經過潼關的東西道路，也使河中能夠得到若干方便。
鳳翔及其交通道路鳳翔本為隋扶風郡，唐代前期的岐州，肅宗至德年間改稱鳳翔府，未幾即置為西京，為時也是相當短暫的。隋扶風郡領縣九，有戶九萬二千二百二十三，為當時的大郡。天寶年間仍領九縣，卻只有戶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六，有口三十八萬零四百六十三，較之隋時減了許多。不過由於位於由長安通往西域的道路和通往梁州、益州的道路交匯之處，形勢是相當重要的。由鳳翔向北行還有兩條道路，可以在這裡提及。其一，經過隴州通到原州的西北。唐德宗貞元年間，李晟由鳳翔襲擊吐蕃於摧沙堡。摧沙堡在原州西北。這條道路主要段落應是西漢時的回中道。漢時匈奴向南侵擾，進入蕭關，由回中道進擾雍縣。漢雍縣就是唐 鳳翔府治所的天興縣。其二，經過其北的涇州、寧州、慶州（治所依次在今甘肅涇川、寧縣、慶陽），到達靈州。唐肅宗即位於靈武之後，就由這條道路回到鳳翔。
江陵及其交通道路江陵本為隋時的南郡，唐代前期的荊州。肅宗上元年間，始置南都時，以荊州為江陵府。隋南郡領縣一十，有戶五萬八千八百三十六，已不能和河東、扶風兩郡相比擬。唐荊州於天寶年間僅領縣七，有戶三萬零一百九十二，有口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十九，較隋時又頗為減少。據說，「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借其初」。江陵位於由長安東南行，出藍田關，通往嶺南廣州的道路上，地當衝要。又以瀕於長江岸上，溯江而上，可至益州，循江而下，可至揚州，交通如此便利，戶口不應如此稀少，又不必待鄧、襄、兩京百姓衣冠南遷，始得有所增益。其實江陵的道路還應增添。江陵之南為澧州（治所在今湖南澧縣東南）和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澧州瀕澧水，朗州近沉水入洞庭湖處。以前人說到這裡的交通，多謂浮沉湘。這是說可由洞庭湖中溯沅水而上，至其沿流各地。東漢初年，劉尚擊武陵蠻，就是溯沅水行軍的。如果由江陵渡江南行，也相當便捷。唐憲宗元和年間，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就是由江陵南行的。禹錫有詩《松滋渡望峽中》。松滋在今湖北松滋縣西北，蓋其渡江處也。沅水是一條大水，沿流多可通船隻。由朗州可以通到辰州（治所在今湖南沅陵）。由辰州西南行，水路可以通到錦州（治所在今湖南麻陽西南），南行水路可以通到敘州。敘州治所為龍標縣，在今湖南黔陽縣西南。唐時詩人王昌齡被貶為龍標尉，就是此地。昌齡南去龍標，當溯沅水而上。
唐代陪都尚有蜀郡。蜀郡本隋時舊稱，唐代改稱益州。其置都在肅宗至德年間，其時又稱蜀郡，故以蜀郡相稱。不過置都之年已改蜀郡為成都府。置都未久，即復罷去。益州本為劍南道採訪使的治所，也是重要的經濟都會，將於下節再行論述。
第四節以「揚一益二」見稱的經濟都會的交通道路
經濟都會
「揚一益二」是說揚州位於第一，益州居於第二。這是唐代後期社會上對於揚、益二州繁榮的稱道。揚、益二州的繁榮顯現在經濟方面。這和長安、洛陽不同。長安、洛陽作為都會是具有政治因素，乃是政治都會。揚、益二州卻是經濟都會，再具體說來，長安是當時的政治中心，揚州則是經濟中心，其間是迥然不同的。「揚一益二」雖是唐代後期流行於社會上的說法，但二州作為經濟都會，淵源很早，隋煬帝即位之初，即已嚮往揚州，其所開鑿的通濟渠、邗溝、江南河和長江配合起來，就更增加揚州的繁榮。揚州位於邗溝入長江之處，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點。地理形勢促成當地的繁榮昌盛。長江航運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揚、益兩州更可互相交往呼應，相得益彰。
以揚州為中樞所形成的交通網絡
前面論述長安的水上交通時，曾徵引過唐人對於汴渠也就是通濟渠的記載說：「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這段記載也可作為對揚州的稱道。可以說自通濟渠修鑿成功後，揚州遂成為當時全國重要水路交通的中心。長江及其以南各地的商旅和運漕都是集中到揚州，再向西北運到長安和洛陽，甚而通過永濟渠，還可運到清河（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
唐代記載所說的湘南至交、廣和揚州間的交通自然是由水路往來。發源於南嶺上的水道大都南北分流，無由溝通，可是湘、漓二水間的靈渠，自秦代史祿開鑿以來，卻是另闢蹊徑。靈渠中間也曾有過湮廢，唐代迭經修理，還能通行巨舟。這是難得的盛事，使五嶺南北的船舶得以往來無阻。由灕水下行，經過桂州（治所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下入郁水，即可至於廣州。由廣州溯郁水，可至邕州（治所在今廣西南寧）。由邕州有路可通安南都護府，也就是交州。
南嶺雖阻隔南北，其間也是有陸路可以往來的。前面說到由長安出藍田關至廣州的道路，在韶州（治所在今廣東韶關）之北越過南嶺。韓愈被貶至潮州（治所在今廣東潮州），就由此過嶺。由韶州北行，還可越大庚嶺至於贛州（治所在今江西贛州），循贛水而下，過洪州，進入長江，轉至揚州。前面所說的張九齡所開的大庾新路，就在這條道上。
由揚州至閩中，自是另外一條道路。這是由揚州渡江，到了潤州，循江南河南行，至於杭州。這是江南河的終點。由杭州溯浙江水而上，經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東）和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州），就可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甌）和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建州和福州都是閩中。唐末，黃巢南攻宣州不克，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福、建諸州。由宣州至浙東未悉出於何途，婺州及衢州皆浙東屬縣。黃巢至少是到過這兩州的。所開的山道，據說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嶺上。仙霞嶺上的道路，後來一直通行，當是南北的大道。應該指出，黃巢所開的山路只是對道路的修整。原來還是有道路的。唐憲宗元和年間的記載，明確指出：「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就是證明。
揚州近海，沿海各處就可藉海道相往來。前面曾經說過：唐時江淮等處供應幽州北軍的給養，是由汴渠和永濟渠運去的。也許由於物資繁多，還須假道于海運。這樣的情景杜甫詩中曾有所道及，一則說：「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台軀。」再則說：「幽燕盛用武，供應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杜詩中雖然提到越羅、楚練，並說到吳門，實際上都應是由揚州起運的。
當時沿海有幾處海舶停泊處，其中沒有列上揚州。前些年間，揚州城南施橋曾發現一艘唐代沉船，就其殘跡看來，應是一艘海舶，而不是江船。可見當時揚州的海上交通是相當發達的。唐肅宗上元年間，田神功入揚州，商胡、波斯人被殺害者就有數千人，揚州的商胡、波斯人是很多的，《太平廣記》中曾有不少篇章記載揚州商胡、波斯人的軼聞瑣事，則有關田神功的記載當非虛枉。這些商胡、波斯人能夠聚居於揚州，其所由的途徑不只一條，有些是由西域經過長安前來的，由海上蒞臨的也應不少。有這麼多的域外商賈的旅居，更顯出揚州的繁榮。
由於交通的便利，南來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計遠近，而繞道經過揚州。唐憲宗元和年間，李翱前往嶺南，不取道出藍田關，過襄州、江陵，再溯湘水而上，卻由汴渠東南行，繞道揚州，更南行，經過衢州、洪州前往。就是由長安西往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越過秦嶺和巴山，歷棧道的危險，而由汴渠經過揚州前往。唐未，韋莊入蜀就是繞道這幾條運河。其所著《秦婦吟》一詩，描述亂離之時，秦中一位婦人前往巴蜀，一路上顛沛流離的苦狀。雖然顛沛流離，還沒有中途改道，除非這條道路因戰亂受到阻遏，才不能不另取他途。唐穆宗長慶年間，汴州軍亂，汴路阻遏不通。其時白居易受命為杭州刺史，就只好出藍田關東南行，由襄州路前往。白居易在途中曾有詩說：「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後來到了杭州，在謝上任表中還說：「屬汴路未通，取襄陽路赴任」，其不得已的心情溢於言表。就是由蜀中到河東，也有不經過梁州和長安而繞道揚州的。船舶平穩是要勝過鞍馬的勞頓。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到作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經濟都會和各地的交通是相當便利的，也是無所不至的。實際上已形成以這個經濟都會為中心的全國交通道路網。這個交通道路網的稠密程度，甚至不下於都城所在地的長安。一個是政治中心，一個是經濟中心，兩相輝映，兩相聯繫，使當時交通的發展，超過前代。
揚州的富庶
揚州位於長江三角洲上。長江三角洲本是富饒的地區，唐代中葉以後，中原亂離，人口大量南遷，更促進長江三角洲經濟的發展，揚州的繁榮因之就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安史亂時，黃河中下游地區備受摧殘，原來富庶的農業地區殆難以復振，皇朝的「軍國費用」，只好「取給江淮」。當時人說：「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揚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繼黃河中下游地區之後形成的富庶農業地區，當地上供的漕糧是皇朝都城不可須臾稍離的。這些漕糧大都集中到揚州才上運至長安，就是從長江以南遠逾五嶺運往長安的漕糧也都要經過揚州城下，從而更增加由揚州運出漕糧的數量。揚州周圍不僅富產糧食，而且大量產鹽，遍於瀕海各縣。唐代鹽稅是皇朝重要的收入。據說代宗大曆之末，「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財官員鹽鐵使就駐在揚州。劉晏為鹽鐵使時，於揚州周圍產鹽之地設四場十監以相治理，據說每歲所得的錢財，可「當百餘州之賦」。揚州重要的物產還有錦和銅器，揚州的鏡最為有名，鏡就是以銅製成的。天寶年間，韋堅主持漕運，以東南各地的船舶載著運到長安的奇物寶貨。其第一船就是廣陵郡的，船上所載的是廣陵郡出產的錦、鏡、銅器、海味。揚州當時稱為廣陵郡。韋堅所徵集的還有別郡的船舶，所載的奇物寶貨似都不如揚州的珍貴。就是這樣便利的交通和富饒的物產，促成揚州成為當時的經濟中心。唐人趙嘏稱道揚州的詩中有句說，「十萬人家如洞天」。十萬人家似乎說得多些，至於洞天的說法，則充分道出當時揚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和富庶
益州自來被稱為天府之國，兼有岷江灌溉之利，不僅土地肥沃，物產更是富饒。益州能夠成為經濟都會，交通便利也應是其重要的條件。正是這樣才能「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論益州的交通，長江應居於首位。萬里長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處皆能達到，就是位於尾閭附近的東吳，也有船舶經常來到成都。益州曾被列為唐代的陪都。陪都和都城之間的交通，更是受到時人的重視。由成都經綿州（治所在今四川綿陽）至劍州（治所在今四川劍閣）就進入金牛道，迤邐至於梁州。由梁州至長安，則有子午、儻駱、褒斜、陳倉諸谷道。這都是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了的。
益州之東還有通往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的道路。梓、益兩州相距並非過遠，唐代中葉以後，梓、益兩州並列，分別成為劍南東川和劍南西川節度使的治所。由梓州東北可以至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就進入去梁州的米倉道了。由成都東南行，經簡州（治所在今四川簡陽）而至廬州（治所在今四川瀘州）。
簡州瀕中江水，可以循水道直至瀘州。這也是以前兵家進攻退守的老路。
益州西北有茂州（治所在今四川汶茂羌族自治區）。州境有故桃關。關以「故」稱，可能當時已不再在其地設防。雖不再設防，其地的重要性卻未因此而有所減低。據唐時人的記載，這座關「遠通西域，公私經過，唯此一路」。這本是南朝通芮芮、河南的舊路，故有一定的重要意義。不過唐代附近及其以北，多設羈縻州，不能和南朝時相提並論。
由益州南行，可以遠至南詔。南詔建都於羊苴咩城，在今雲南大理市。由益州至羊苴咩城有南北兩道，南道由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漢源北）清溪關出邛都（今四川越西）和會州（治所在今四川會理）；北道則從石門關外出魯望（在今雲南魯甸）和昆州（在今雲南昆明）。由成都至黎州，當過邛州（冶所在今四川邛徠）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清溪關就在黎州之南。北路的石門關在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賓）開遠縣（今雲南鹽澤北）。所謂出石門關當由戎州起程。由益州循當時的長江而下就可直達戎州。
益州的富饒也得力於當地的農業發達和絲織品的良好。天府之國的稱道，糧食產量的豐富應為主要的因素。絲織品以蜀錦最為有名。成都早有錦城之稱，就是以當地產好錦的緣故。益州的物產還有麻、茶和紙。益州的麻雖不如蜀錦的有名，也列在貢品之中。唐肅宗時，第五琦清以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蜀麻能與吳鹽、銅冶並列，可見所產的不僅質量高，而且數量也是很多的。蜀茶產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圍。益州所產的大小黃白麻紙也有名當世。當時官府文書和朝廷詔敕規定要用益州所貢的紙張書寫，唐玄宗時還規定甲、乙、丙、丁四部書皆以益州麻紙寫成，以便於收藏。
促進益州經濟繁榮的還應該有來自南詔的異物。遠在漢魂之時，就有「永昌多異物」的記載。永昌郡的治所在今雲南保山縣，位於南詔都城羊苴咩西南。那裡能夠多異物，除當地所產外，更來自西南諸國。這些異物特產又皆可通過南詔與內地交往的道路運到成都，助長當地的繁榮。
第五節開元年間十五道採訪使的治所
隋代疆域區劃以州為主，其後改州為郡，實際上並無所更張。亦曾設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似無具體建置。唐太宗貞觀年間，始因山河形便，分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玄宗開元年間再加分析，遂成十五道，每道皆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採訪使各有治所，因而成為各道的都會。這十五道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山南西、劍南、淮南、江南東、江南西、黔中、嶺南。京畿、都畿的治所分別在京師和東都城內，關內以京官遙領，河南以下各道治所，依次為汴州、蒲州、魏州、鄯州、襄州、梁州、益州、揚州、蘇州、洪州、黔州和廣州。蒲州和益州皆為陪都，揚州又為最大的經濟都會，與東西兩都皆已曾道及，這裡接著論述其他九道採訪使的治所。
汴渠岸上的汴州汴州能夠成為一方的都會，是由於當地位於水陸的要津，四通八達，所涉及的地區相當廣泛。由長安和洛陽通向東方的道路就是經過汴州。汴州和其東北的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河之隔，中間雖夾著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縣東南），也還不算很遠。就是和河北各處都可以通過魏州相互往來。汴州之南同樣也可以達到相當遙遠的地方。汴州之南為許州（治所在今河南許昌）和陳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陽），再南為蔡州。唐中葉後，據有蔡州的藩鎮，先後叛亂數十年，其間也嘗爭奪過汴州，軍事往來，往往取道許州，當是許州一途較為便捷。就在唐軍進討吳元濟時，鄂岳（駐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漢）的軍隊也嘗由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陸）進討。通過這樣一些軍事活動，可知由汴州南行，經過蔡州和安州，還能達到鄂州。
汴州雖有這樣一些陸路，主要交通還是憑藉汴渠。就是其他水道也還有助於交通。汴州之南，原來有一條蔡水，可以通到陳州。蔡水下游流入穎水，在這中間還分出一條渦水，因而和穎水、渦水兩流域都能有所交往。唐德宗初年，淄青李正己控制徐州，在埇橋（在今安徽宿州）阻遏汴渠運道，漕舟就由渦口（在今安徽懷遠）進入渦水，運到汴州。
唐人對這樣的都會也有相應的評論。據說：「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運」。既然是「當四會五達之通莊」，也就「雜燕趙悲歌之人，邇吳楚剽輕之俗」。所說的倒也符合汴州具體的形勢。正是這樣，才使「汴州成為四戰之地」，特別是在唐代中葉以後，汴州更成為「危邦」，而且這樣的「危邦」，還是「積年」都不易有所改變的。
汴州成為「危邦」固然是與四戰之地有關，實際上卻是汴渠促成的。汴渠為漕運要道，而汴渠流經汴州城下。唐中葉以後的跋扈藩鎮，有的就爭奪汴州，甚而據有汴州，企圖控制漕運道路。如果所謀得逞，就能使長安城中的皇朝難於維持下去。唐德宗時，李希烈進攻汴州，江淮路絕，朝貢糧米就不能不改道西運。及汴州失陷，皇朝也就不能不以全力相爭奪。李希烈雖然未得所逞，這種局面並未稍有改變。後來朱溫據有汴州，就是以汴州的兵力傾覆唐朝的。五代時，石敬瑭以「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勢，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因而就把後晉的都城，從洛陽遷到汴州，並改置開封府。中經後漢、後周兩朝，到了宋代，竟然成了定製。
永濟渠南段的魏州魏州雖非位於永濟渠的南口，卻可控制永濟渠的全流。循永濟渠而下，就能直達永濟渠終點的幽州。只是位置稍偏東些，因而不能位於太行山東麓的南北道路上，好在相隔並非很遠，還可互相調劑。魏州之西，就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西南為衛州（治所在今河南衛輝），西北為洺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東南）。相、衛、洺三州都是太行山東麓南北道路經過的地方。魏州就可藉此三州與這條道路相聯繫。
太行山東麓的南北道路誠為重要的交通道路，若僅就河北道來說，則顯然偏西，而魏州和幽州之間也應該有道路可以互相往來。這條道路中間經過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間）。唐德宗興元年間，朱泚僭號於長安，朱滔在幽州就糾合回紇雜虜，由這條道路南攻貝、魏兩州，以圖西入關中。
安史亂後，唐始置魏博節度使，即以魏州和博州（治所在今山東聊城）為名，而魏州為其駐節之地。魏博兩州相鄰，其間自有道路相通。博州之南隔著黃河為鄆州（治所在今山東東平西北），博州之東隔著黃河為齊州，魏州之南和汴州之間也只隔著滑州。其間當然都是有道路的。這樣說來，在太行山東平原的南部，魏州應該是一個水陸交湊的中心。
不過促使魏州繁榮的還是由於永濟渠的開鑿成功。永濟渠可以通江淮之貨，江淮之貨運到河北道先要到魏州。河北道是當時盛產絲織品的地區，幽州以南幾乎無州不產，向外運輸大都要借永濟渠，運到中原去的，更須經過魏州，魏州的繁榮是離不開永濟渠的。
隴西的鄯州鄯州位於黃河支流湟水的沿岸。由長安西行，出大震關，經秦、渭兩州，再經臨洮軍和河州，通往西域的道路，就經過鄯州。出大震關西行，還有一條道路，是逾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經過蘭州和龍支城，也可達到鄯州。唐穆宗長慶年間，劉元鼎就是`由這條道路經過鄯州前往吐蕃的。成紀在現在甘肅秦安縣西北，當時為秦州屬縣。秦州治上卦，為今天水市。劉元鼎不由上邽西行，知其所行的並非由大震關至鄯州舊有的大道，而是另取新路。武川之地不可確知。廣武梁應在其初到黃河岸邊的近旁，不能遠至蘭州之西。龍支城乃在今青海民和縣東南，故得由此西抵鄯州。今由天水過秦安，又經通渭、定西等縣至於蘭州修有公路，也許是就原來的舊跡修成的。
鄯州之北，越過姑臧南山為涼州。鄯州和涼州之間亦有道路可以通往來。姑臧南山下設有隸屬於涼州都督府的張掖守捉，山下設守捉，當是已有道路。唐玄宗開元年間，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曾大破吐蕃於青海之上，其出兵之途當系這條道路。
鄯州西北通西域，西南又可通吐蕃。通吐蕃的道路乃是出赤嶺。赤嶺今為日月山，在青海湖東南。由赤嶺經今青海多瑪，渡過黃河。黃河以南的驛程可考知的有眾龍驛，在今青海稱多縣北。過犛牛河和截支川，即今長江上源通天河和瀾滄江上源札曲，再過悉諾羅驛、野馬驛、閣川驛、農歌驛，邏些城即在農歌驛的東南。悉諾羅驛和野馬驛在今西藏安多縣北。閣川驛則在那曲縣。其中有些段落，並不與現在公路相合。不容相互混淆。
鄯州於隋時為西平郡。西平郡領縣二，有戶三千一百一十八：唐天寶年間，領縣三，有戶五千三百八十九，有口二萬七千零一十九，較隋時為多，然皆不能和內地各都會相比擬。鄯州作為通西域道路的都會，商旅雲集，經濟繁榮，應該是正常的現象。借記載不多，不易知其具體情況。近年在西寧市內發現波斯薩珊王朝的貨幣，今西寧市距鄯州治所稍遠，已有如此發現，則當時鄯州城中可能有一番交易盛況。
秦嶺巴山之間的梁州梁州雖處於秦嶺巴山之間，卻地當南北孔道，經過此地可以南去益州。由長安至梁州，就有子午、儻駱、褒斜、陳倉幾條谷道；由梁州至益州，又有直達劍州的金牛道和直達巴州的米倉道。這都是前面已經論述過的。
梁州居於漢水的源頭，沿著漢水可以通到山南東道的襄州。漢水下游入千長江，為長江重要支流。每當中原亂離，汴渠難於通航時，江淮漕糧就須由長江轉入漢水，運至梁州；有時還須由梁州，運至關中西部。
由襄州西北行至梁州，固然司由漢水上游，卻還另有條陸路。這條陸路是由襄州西北的均州（治所在今湖北丹江口）向南通到房州（治所在今湖北房縣），再經房州所屬的竹山（今仍為縣）、上庸（今竹山縣西南），又西北至於金州。這均、房之間七百里，直到宋時還有人稱道。而上庸以西七百里，早在曹魏之時就已經疏通治理過。由金州繼續西行，經磝頭（今陝西石泉東南漢水東岸）、黃金（今陝西洋縣東北），再西即達梁州。
由梁州西行，循經過興州北上出散關前往長安的道路，至鳳州河池縣（在今甘肅徽縣），再經成州，就可至於秦州。這是三國時期魏蜀兩國不時交兵的舊路。安史之亂波及到關中時，杜甫就曾由這條道路輾轉入蜀。
梁州之地雖說是地沃而川險，物產並不富饒。據說「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采穭為事，雖節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唐德宗在梁州避亂時，當地號稱「供億無缺」，這顯然是過分的褒辭。唐德宗到達梁州之時，江淮租布不能再借汴渠運輸，改道由漢水西上。猝然改道，自然就難於計時運到。時已入復，唐德宗自己還穿著冬服，隨來的軍士也就更說不上春衣，當時甚至有人提出，不如南去益州為佳。當江淮租布運到之時，供應自然好轉。及德宗離去，梁州還是恢復了舊時的風光。
漢水中游的襄州襄州位於由長安東南行，出藍田關，經過鄧州，至於荊州，更南至於廣州的道路上，地位相當重要。襄州見重於當世，還在所瀕的漢水。每當汴渠漕運受阻，或長安因事不守時，江淮租布就得轉道由漢水西運，經過襄州，運到梁州。
由襄州至長安和梁州，除過這兩條道路外，還有兩條歧路：其一為由襄州西北行，經過房州，至於金州，再往西行，達到梁州。這是在上面已經論述過的。還有一條就是所謂上津路，上津為唐時商州屬縣，在今湖北鄖西縣西北。縣屬商州，南距漢水並非很遠。這條道路就是在上津縣離漢水北行，過豐陽縣（今為陝西山陽）而至商州。當鄧州的道路受阻時，江淮漕運就由此繞道輸送至長安。現在這條道路仍然通行，陝鄂之間有漫川關，道路就通過漫川關。這是應無疑義的。可是當安祿山入據長安時，「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長安既已失守，江淮漕運如何還能經過商州運到扶風？其實這裡所說的上津路只能當作經過上津的道路，不能即作為一條道路的名稱。當時是經過上津縣，由漢水繼續西運。至於梁州，再由梁州陸運，越過秦嶺運到扶風。這是上津與漕運有關見於記載之始，並非這時就有上津路的路名。唐德宗建中年間，始因李希烈據有鄧州，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才有這條道路。當時由上津溯漢水西上的道路也稱金商道，是指金州和商州之間的道路，也就是由上津至金州的道路，可見由上津溯漢水西上的道路，並非就稱為上津路。
襄州之北赴長安和赴梁州的道路有歧路，就是由襄州前往東南各處也有歧路，不必都過荊州。由於漢水可以航行，則由襄州東南行，就不必繞道江陵。白居易被貶於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其赴任時，到了襄州，就由漢水而下，因而途中可以路過郢州。郢州治所在今湖北京山縣，已在江陵之東了。韓愈由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北歸長安，先到江州。由江州泝江而上，轉至安陸（今仍為縣），又過隨州（治所在今湖北隨州），再由隨州至襄州。安陸、隨州皆離漢水稍遠，可知漢水近旁別有一條由河州至襄州的道路。
太湖之濱的蘇州蘇州的治所就是現在江蘇蘇州市。它位於江南河畔。論蘇州的主要交通道路，就是這條河流。還可以說由太湖通到其西南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由於地處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它和周圍各州都不時在經濟上獲得發展，尤其是在安史之亂及其以後，發展更為迅速。論蘇州的戶數，在隋時遠不如其附近丹陽（揚州）、會稽（越州）、毗陵（常州，治所在今江蘇常州）之多。就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也在常、潤、湖、越諸州之下，可是到唐憲宗元和年間，就超於諸州之上。天寶年間，這裡的十萬戶州，僅有常、潤二州，蘇州尚難望其項背。可是到了元和年間，這裡的十萬戶州，就只有蘇州一州了。元和年間，蘇州人戶的增加是由於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據說「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遷，寓於茲土，參編戶之一」。這樣的說法大致是符合事實的。天寶年間，蘇州有戶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元和年間增到十萬零八百零八，增加了三分之一。人戶增加促進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促進都會的繁榮。當時人說：「三吳者，國用半在焉。」所謂三吳是指吳郡、吳興、丹陽而言。吳郡就是蘇州，吳興為湖州，丹陽為潤州。三郡都在太湖周圍，俱是富庶地區，故為當時國用所恃依。論湖州的人戶，無論天寶年間或元和年間，都不及蘇州的繁多。潤州人戶，天寶年間雖超過了蘇州，可是到了元和年間就遠不相及了。這是說，三吳雖負擔半數的國用，蘇州的負擔當為更多。可以想見蘇州的繁榮超過其附近各州之上，高居於最前列。
贛水下游的洪州洪州位於贛水下游，也是一方交通的中樞所在。溯贛水而上，越過大廈嶺可以達到廣州；順贛水而下，轉入長江，上行可去到都城長安，下行可以直達揚州；由洪州東行，經過衢州，可以到杭州和蘇州。這都是前面已經論述過了的。由洪州西行，還可到袁州。韓愈由潮州歸來，即由贛水而下，轉至袁州，又由袁州到了洪州。由袁州西行更可達到潭州。由洪州和袁州到潭州的里程，當時都有明確的記載。
唐初人士對洪州民間的勤於耕稼和紡織頗加稱道。其所產的綾絹雖非上乘，可是洪州的財賦依然是皇朝的「國用所系」。還應該指出，天寶年間，洪州有戶五萬餘，有口三十三萬餘，並非很少。元和年間，有戶將近十萬，已和蘇州相差無幾，當地財賦孔殷也不是沒有來由的。
黔中道的黔州黔州治彭水縣，迄今仍為四川彭水縣。地處涪陵江水下游，涪陵江水就是現在的烏江。涪陵江水流貫全道，惟谷深水急，險灘相接，迄今猶不利於航行。好在中下游還可稍通舟揖。由黔州溯流而上，水路可至思州（治所在今貴州沿河），更上還可到費州（治所在今貴州思南）。順涪陵江水而下，可到涪州（治所在今四川涪陵）。涪州已在長江岸上，由涪州溯江而上，可至成都，若順江而下，可至江陵。由黔州北去都城長安，有兩條道路可行：其一是取江陵府路，再一是北取萬（治所在今四川萬縣）、開州（治所在今四川開縣）路。萬州和江陵府都在長江岸上，就可順江而下。黔州之北為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縣），忠州就在萬州之西。由黔州至忠州，再至萬州，道路顯得近些，惟多為山路，不如涪州的便捷。開州在萬州之北。由開州取道通州（治所在今四川達縣），越過巴山，可以達到洋州。由洋州循子午谷路，可以直到長安。天寶年間，唐玄宗為楊貴妃由涪州取鮮荔枝，所行的正是這條道路。黔州正在涪州之南，亦可由之去到長安。
黔州交通雖較為困難，仍可遠通南詔。南詔與唐的往來，其間道路不少，有一條乃是出牂柯，從黔府入。牂柯之名為前代舊稱，隋時尚設有牂柯郡，其治所在今貴州甕安縣東北。唐時所置的羈縻州中，亦有牂州，當系隋牂柯郡的故地。牂州東北為充州。充州之北就是費州。費州有路可至充州和牂州，惟已不是涪陵江的水路。由黔州西南入南詔，當是由牂州前往的。
黔州於隋時為黔安郡，郡領二縣，僅有戶一千四百六十。唐天寶年間，黔州領縣六，亦僅有戶四千二百七十。一州的戶數尚不如內地一普通縣邑，應該說算不上一都之會。不過既作為一道的治所，而所屬又有許多羈縻州，且能與南詔通往來，在政治上似還有一定的作用。
嶺南道的廣州也是當時所謂邊州通域外道路的起點。容在後文另行論述。
第六節 十萬戶郡或州的治所
《隋書·地理志》於各郡之下皆記載有戶若干，兩《唐書》的《地理志》亦皆兼記戶口，可以據以略見其時各地人戶分布的情況。至於都會人戶的多寡，殆無具體的記載。不過已知郡或州的人戶數字，就可以稍事推究。各郡或州皆有屬縣，從而可知每縣的平均戶數。郡治或州治的人戶應較其他屬縣為多，至少不低於所得的平均數字。其戶數較多的郡治或州治可能就是一方的都會。其時各郡或州，人戶較多的都在十萬以上，這裡就據以論述各地的都會。
隋時十萬戶郡的治所 隋時統一南北，稍得承平，戶口就能歲有增益。當時職方所轄的一百九十郡中，京兆郡為都城所在，獨有三十餘萬戶。十萬戶以上郡還有三十三郡。這三十三郡絕大部分都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而且都在由都城通往各地的道路上。這顯示出黃河中下游地區經濟的發達，也顯示出這些郡的治所能夠成為一方的都會，都與交通有關。正是由於交通的便利，使它們能夠成為一方的都會。
由都城長安東行，首先達到河南郡。河南郡為東都，人戶超過二十萬。河南府以東，十萬戶以上的郡依次為滎陽、濟陰和魯郡。滎陽郡於唐為鄭州。唐時鄭州之東為汴州，為沿汴渠的重要都會。隋煬帝大業年間廢汴州為浚儀縣，以之屬滎陽郡，可能是通濟渠初鑿，汴州的重要性還未顯示出來的緣故。也是因為汴州被廢，遂使滎陽郡的戶數有所增加。濟陰郡於唐為曹州（治所在今山東定陶），魯郡於唐為兗州。唐武則天時，曾由汴州修鑿湛渠，以通曹、兗之漕。當是其間本有道路，再開渠道使其更便於運輸。
由洛陽於黃河南側東北行，這條道路上的十萬戶以上的郡為東郡（唐滑州）、濟北（唐濟州，治所在今山東在平西南）、齊郡（唐齊州）和北海（唐青州）。唐高宗東封泰山，曾循著這條道路達到齊州，自是隋時已有的舊道。
太行山東的十萬戶以上郡最居多數，分布在南北向的兩條道路和永濟渠旁。在太行山東麓的南北道路上的為汲郡（唐衛州，治所在今河南衛輝）、魏郡（唐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武安（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東南）、趙郡（唐趙州，治所在今河北趙縣）、襄國（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恆山（唐恆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博陵（唐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七郡。隋場帝致祭恆山，就是由這條道路北上的。這條道路上遠自秦漢以來，沿途就先後興起若干經濟都會，隋時較前更為繁多。在這條道路的東側，還有一條南北向的道路，就是由唐時魏州向北通到幽州。隋時在這條道路上的十萬戶以上的郡就有武陽、信都和河間三郡。武陽郡就是唐時的魏州。信都為唐時的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縣）。河間郡為唐時的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間）。永濟渠在這兩條道路之東。永濟渠是隋煬帝開鑿的，隋煬帝就由這條渠道前去討伐高麗。這條渠道旁也有三個十萬戶以上的郡，為武陽、清河和平原。武陽郡固然可由陸道前往幽州，由水道也可以前往，雖稍為迂遠，卻較為便捷。永濟渠可以直達涿郡。涿郡就是唐時的幽州。武陽郡有這樣水陸交通的條件，其治所應該較為繁榮。這一郡的人戶二十一萬有餘，超過了東都洛陽。永濟渠旁最為繁榮的都會，應該數到清河郡（唐時貝州）。清河郡有人戶三十餘萬，幾乎和都城所在的京兆郡相差無幾。永濟渠也經過平原郡，平原郡為唐時德州（治所在今山東陵縣），距永濟渠稍遠。平原郡有人戶十三萬有餘，還是較多的。可是平原郡治所就沒有清河郡那樣的繁榮。永濟渠還 經過渤海郡。渤海郡為唐的滄州（治所在今山東陽信西南）。渤海郡治所距永濟渠較平原郡治所還遠，繁榮的程度當然也就更不如了。《隋書·地理志》於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恆山、趙郡、武安、襄國諸郡頗加稱道，謂其人務在農桑，並非過譽。其他各郡未見這樣褒辭，揆諸實際，可能是稍稍弱些。
由洛陽往北，經過河內郡（唐懷州），越太行山，經上黨郡（唐潞州）而至太原郡（唐并州太原府），由太原郡西南行，經過河東郡（唐蒲州）而至長安，這是當時的兩條重要道路。這幾郡都有十萬戶以上的人家。而以上黨郡的人戶較少，僅十二萬餘戶。《隋書·地理志》雖亦稱道上黨人多重農業，這應是確實的評價。不過上黨地高氣寒，難於和太行山南的河內郡、汾水流域的太原郡、黃河沿岸的河東郡相比擬。
經過洛陽東南行，也有三條道路。這三條道路上也各有十萬戶以上的郡，就是通濟渠側畔的梁郡（唐宋州），蔡水行將入潁水處的淮陽郡（唐陳州），還有東南至廬江郡（唐廬州）的道路上的襄城（唐汝州）、潁川（唐許州）、汝南（唐蔡州）三郡。這條道路唐時廬州人稱之為二京路，這是在前面已經論述過的。《隋書·地理志》稱道這幾郡，謂其好尚稼穡，與滎陽、濟陰兩郡相似。同在富庶的農耕地區之中，應該都相仿佛。淮陽瀕於蔡水，在通濟渠未開鑿前，蔡水本為通往東南的水道，雖其時已顯得湮塞，行人似未絕跡，所以淮陽郡仍能依舊繁榮。
這裡所提到的都會都是分布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應該指出，長江流域也有兩郡，就是江都和蜀郡，也就是揚州和益州。揚州有戶十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四，所領卻有十六縣，平均每縣只有七千二百二十戶。益州有戶十萬五千五百八十六，所領十三 縣，平均每縣也只有八千一百二十二戶。這樣說來，揚、益二州的治所就不應該作為都會。可是這兩州，特別是揚州，當時不僅是一都之會，而且是相當繁榮的。它的繁榮甚至博得隋煬帝的喜愛，還為之開鑿了通濟渠，前去巡幸，樂而忘返。這樣說來，揚州治所的人戶不宜以所屬各縣的平均數計算，應該是超出許多。
天寶年間十萬戶州的治所 經過隋末的亂離，人口普遍減少，唐初休養生息，始得逐漸恢復，迄至玄宗開元年間，才能與隋世相仿佛。可能各地情況不盡相同，前後也難免稍有差異。以天寶年間人口計算，十萬戶以上的州就較隋時為少。這些州大體仍為隋時的舊郡，故仍分布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各條重要道路上。由長安東行，到了洛陽。洛陽屬河南府，也就是以前的洛州。洛陽仍為唐的東都，有人戶十九萬餘，依然是次於長安所在的京兆府，而為其他各州所不及。由洛陽東去的道路上，十萬戶以上的州，為汴州和曹州。曹州為隋濟陰郡。汴州卻是新興起的都會。這是由於通濟渠船舶暢通而興起的，也取代了隋滎陽郡的繁榮地位。由汴州順通濟渠而下就到了宋州。這是隋時的梁郡，唐時依然繁榮。
太行山東十萬戶以上的州，唐時僅有相、魏、冀、貝、滄六州。相州在太行山東麓的南北道路上，魏、冀兩州則在更東的南北道路上。魏州又和貝、滄兩州在永濟渠畔。這幾州中，貝州以儲供給北軍的用品及漕糧而被稱為天下北庫，最有名於開元天寶盛世。太行山西的十萬戶以上的州，這時就只有一個并州。并州被設置為唐的北都。
唐時黃河中下游的十萬戶以上的州是減少了。長江流域卻有增加。這顯示出長江流域的經濟已經有所發展。長江流域最為繁榮的州城，是揚州和益州，即所謂「揚一益二」。可是就在玄宗天寶年間，益州有戶十六萬餘，揚州才有七萬餘戶。揚州所領七縣，平均每縣也還有萬戶。就把各縣的戶數都計算到揚州城內，也還不到十萬戶。可能外來的旅人和商賈相當眾多，熙熙攘攘，顯出一派繁榮的景象。
長江流域其他十萬戶以上的州，為襄州、宣州、潤州、常州（治所在今江蘇常州）、蘇州和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華）。襄州為山南西道採訪使的治所，就在由長安出藍田關東南行的道路上。宣州在今安徽南部瀕於長江南岸，只是州城稍稍偏南些，依然是藉著長江的交通得到更多的發展。潤、常、蘇三州都在江南河畔，自然得到交通便利的有利條件。特別是潤州是位於江南河和長江交會的地方，條件更為有利。潤州和揚州隔江相對，潤州卻要讓揚州一籌。揚州當長江和官河也就是刊溝交會的地方，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各處運往長安的漕糧，都必須經過揚州，而潤州卻只能綰轂江南河一路，所以不能和揚州相提並論。至於其南的委州，則是位於由潤、常、蘇等州南行，前往福州、建州以及洪州的道路上。
元和年間的十萬戶府州的治所 元和年間，李吉甫以當朝宰相撰著《元和郡縣圖志》，志中所列十萬戶以上的府州，僅有京兆和太原兩府，襄州和蘇州兩州， 較之天寶年間，減少甚多。李吉甫在撰著此書之前，曾奏上所撰的《元和國計簿》，據說：「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復、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不申戶口就難以確知當地的具體戶數。其實就是申報戶，也難得都有十萬戶以上的州，因為經過安史之亂，黃河流域人口大量減少，不易恢復天寶年間的盛況。不僅黃河流域如此，長江流域也受到影響。天寶年間，十萬戶以上的宣、潤、常、婺等州的人戶都有所減少，失去原來的繁榮，這就更不必再說黃河流域了。所不可知的乃是揚州的情況。今本《元和郡縣圖志》淮南道部分早已佚遺，繆荃孫所補輯的闕卷逸文，也未能補出揚州的元和戶數，無從核對。當時以「揚一益二」並稱，益州的戶數也大量的減少，揚州就是有所增加，也是不會很多的。
江南河上的杭州和西域遁中的涼州 唐人很重視十萬戶州。對一些人戶還沒有十萬的州也以十萬戶州相稱，顯示出這些被稱為十萬戶州是相當繁榮的。前面曾徵引過詩人趙嘏對於揚州的稱道：「十萬人家如洞天。」天寶年間，揚州一州才有七萬分戶，揚州城內如何就能有十萬人家？但說到揚州城內的「笙歌夜上木蘭船」，確是道出揚州繁榮的盛況。杜牧稱道湖州，也說：「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湖州就是現在浙江湖州市，位於太湖之濱，富庶的所在可以承受「天下根本之地」的稱道。可是元和年間，湖州才有人戶四萬有餘，還不到十萬戶州的一半。像這樣的稱道還可舉出一些，這裡就特別論述杭州和涼州。
以杭州為十萬戶州，也出自杜牧的稱道。其實杭州也只有五萬餘戶，比湖州稍多一點。杜牧以「天下根本之地」稱道湖州。湖州固然能承擔起這樣的稱道，太湖周圍各州如蘇州、常州也都一樣可以承擔得起，就是杭州也可以包括在內。杜牧稱道杭州，還特別指出當地的交通，說是可以遠來閩禹甌越之貨，增多商稅的收入。作為江南河南端的終點，這是他處所不及的。
以涼州作為十萬戶州，始見於詩人岑參的篇章，詩中說：「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岑參是在天寶年間到過涼州的。天寶年間，涼州才有二萬多戶，和十萬家差得更多。涼州的繁榮雖有其歷史的淵源，但在隋時，其西的甘州卻較涼州尤為繁榮。西域道上城鎮的繁榮，有賴於所謂胡人來往貿易。隋時，西域胡人多聚集在甘州，朝廷還特設置官吏處理有關事務。唐時，涼州設置河西節度使，都州設置隴右節度使，涼、鄯兩州並稱大鎮，這就有助於涼州的發展。不過就在唐代初年，涼州已「為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殆已超過了甘州。其繁榮的情景甚為當代所重視，安史亂後，涼州沒於吐蕃，人們對於涼州的盛況，還是深切地懷念，元稹在其所作的《西涼 伎》詩中就曾經說過：「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樂，紅艷青旗朱粉樓。」這樣的懷念顯示出涼州的繁榮固然由於商胡的眾多，當地的物產也是相當富饒的。
第七節邊州赴域外的道路及沿邊沿海的都會
庸德宗貞元年間，賈耽曾考核方域的道里，兼記載從邊州入「四夷」的路途。據其所記，最為重要的道路共有七條：一為營州入安東道，二為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為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為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為安西入西域道，六為安南通天竺道，七為廣州通「海夷」道，可以說是相當廣泛的。
營州入安東道營州在今遼寧朝陽市。瀕於白狼水。白狼水今為大凌河。自狼水河谷為內地通往東北各地的主要道路，遠在東漢末年，曹操征烏丸就是由這條道路進兵的。下至隋唐時期，由沿海東行，道出渝關，已為通行的道路，但營州的重要位置並未稍有改易，後來竟成為平盧節度使的治所。
由營州渡遼水東行，首先經過的是安東都護府。安東都護府數經遷徙，這裡所說的安東都護府為漢襄平城的故地，也就是現在遼寧遼陽市。這個位於遼水之東的都護府因之成為東北地區的交通中心。東南行可至平壤城，也就是安東都護府最初設置的地方。在這條道路的中途，還可至鴨綠江北的泊汋城。由故襄平城西南行，可至都裏海口。都里在今大連市西南海濱。由故襄平城東北行，經蓋牟城（今遼寧撫順）和渤海長嶺府（今吉林樣甸東南），至於渤海王城（今黑龍江寧安），再北還可通到南黑水靺鞨（大致是今松花江下游及其以北各地）。
賈耽所記僅是營州向東的道路。營州所屬的只有柳城一縣，西北接奚，北接契丹，而與契丹交界極近。西北至契丹界才七十里，東北至契丹界也只九十里，就是距契丹牙帳也不過四百里。相距如此之近，不能說沒有交往。開元年間，營州都督宋慶禮就曾招集胡商，為立店肆，而安祿山也以能解六蕃語，得為互市牙郎。在當時的交易中，蕃馬實為大宗。當時規定，每值蕃馬出貨，選其少壯的，都由官家收購，這自然有助於營州的繁榮，成為一方的都會。
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登州為河南道最東的一州。由登州渡海，過大謝島等島，經烏湖海，也就是現在的廟島列島及渤海海峽，至於都里鎮，再循海岸曲折東南行，可至新羅王城（在今韓國慶州）。如由鴨綠江舟行上溯，直至渤海神州（在今吉林渾江東南），再陸行至於渤海王都。
登州雖在海濱，然西南行，經青、齊諸州再西可至洛陽和長安，中間由齊州渡河，亦可至魏、貝諸州。登州亦可南通揚州，如由海上往來，則揚州的般舶亦可在登州所屬的文登縣（令屬山東）的乳山、赤山等處登陸，轉赴登州。
登州既是浮海東行的啟碇處，州城內就沒有新羅館和渤海館，可見兩國使節商旅來往的頻繁。當然，唐朝人士出海東行的亦須經由此地。青、齊各處素稱富庶的農業地區，其東瀕海各州亦非例外，這都有助於登州的繁榮。天寶以後，地方顯得調敝，似亦未能使登州海上行旅有所減色，惟遇災荒飢歲，就不免略受影響。
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夏州治所在今陝西靖邊縣無定河北白城子。夏州北至黃河和陰山尚遠，似不應以之作為邊郡。這條道路由夏州北行，過今內蒙古伊克昭盟，渡黃河至當時的大同城。大同城即古永濟柵。其地在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期之北。再東北行至諾真水汊。諾真水為今文不蓋河。諾真水汊在今內蒙古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這是這條道路所能達到最北處。由此東南行，至古雲中城，則在今內蒙古托克托縣東。可以說是並未超出關內道的地區。賈耽說：「皆靈、夏以北藩落所居」，這和他所說的邊州入「四夷」的道路，是相符合的。
夏州位於陰山山脈之南，為唐代北陲的軍事重鎮，有屏蔽都城長安的作用。從唐初起，就在夏州設置中都督府，顯示當地的重要位置。作為和其北遊牧部落往來道路的起點，貿易交往也應該是發達的。
中受降城入回鶻道當時通到更遠的北方的還有中受降城入回鶻的道路。中受降城在今年蒙古包頭市西南，其南隔著黃河今為達拉特旗。回鶻牙帳在嗢昆水上游之西。嗢昆水今為外蒙古鄂爾渾河。回鶻牙帳其實也就是其先的突厥牙帳。這條道路在突厥盛時即已暢通，並不一定至回鶻時才開闢出來。由回鶻牙帳更往北行，過仙娥河（今為色楞格河），可至骨利干。骨利干在今貝加爾湖旁。再西又可至都播和堅昆部落。都播在今葉尼塞河上源處。由葉尼塞河稍往下行，就是堅昆部落。今葉尼塞河就是唐時的劍河。由回鶻牙帳渡仙娥河，東北行可至室韋。室韋分布於今黑龍江的南北。室韋和骨利干、都播諸部之北，還有些部落，更往北行，也是可以達到的。
中受降城與東西兩受降城東西並列，相去各四百餘里。這是當時最北的一道防禦設施。自築成之後，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這樣的形勢後來到回鶻雄踞漠北之時，猶未稍減。中受降城正是北陲的重鎮，和夏州有相似的作用，其重要還應超過夏州。交通要道亦多有商旅往來，然軍力防守，鞏固邊圉，仍當局於首位。
唐時在邊郡設有互市監，掌管與諸國交易事務；特別互市馬駝驢牛等，還須報送皇朝。夏州和中受降城既是邊州入「四夷」的兩條道路的起點，而且所去的部落都是遊牧地區，似應一例設置。營州，管理蕃馬出貨，選其少壯，都由官家收購。夏州和中受降城可能都是如此。即此一端，也是可以促進當地的繁榮的。
安西入西域道安西都護府始設於西州，後乃西遷至龜茲鎮。西州治所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東南，本高昌國故地。龜茲鎮在今新疆庫車縣，已在當時的鐵門關（在今新疆焉耆西南）之西。賈耽所說的安西為徙至龜茲鎮的新址。據賈耽所說，由安西西行，經撥換城，亦即姑墨州，今為阿克蘇市。再西度嶺，循熱海之南，至於碎葉。熱海為今伊塞克湖，碎葉則在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附近。由碎葉城東南行，至疏勒鎮。疏勒鎮今為新疆喀什市。由撥換城南行，渡今塔里木河，亦即當時的赤河，可至於闐鎮，即今新疆和田市。由於闐鎮西北行，亦可至疏勒鎮。由疏勒鎮西南行，登蔥嶺，上有蔥嶺守捉，為故羯盤陀國，為安西極邊之戌。由於闐鎮東行，過且末縣，再東就回到沙州。據其所述，這些道路大部在今新疆西南部和南部，中間向西突出，至於伊塞克湖之西。除過於闐一路可以東至沙州外，由其餘各處東行，就須經過安西，這是安西能夠成為一方都會的重要原因。
安西都護府所治的龜茲城，在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記》中則作屈支國，這是音譯的差異。據玄奘所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也是一個富庶的地區。
安南通天竺道安南通天竺道和廣州通，「海夷」道則皆在南服。安南都護府治所在今越南河內。天竺就是現在的印度和孟加拉國，皆遠在安南之西，中間隔著南詔，由安南去南詔，須泝南道江（今為紅河）而上，入劍南道，經朽東城（今雲南昆明），西至南詔所都的羊苴咩城。由羊苴咩城再西行，經永昌郡故城（今雲南保山），再經諸葛亮城（在今雲南騰衝東南），更西南行至於驃國（今緬甸國，其都城室利差咀羅為今卑謬城）。又西北行，至東天竺迦摩波國（今印度阿薩姆邦西部高哈蒂及其附近一帶）和奔那伐檀那國（今孟加拉國Rajshahi及Bogra一帶）再往前行，就可至摩羯陀國（今印度比哈爾邦巴特那和加雅地方）。由諸葛亮城西行，經大秦婆羅門國（在今印度曼尼普爾一帶或今阿薩姆北部以西至於恆河流域），亦可至奔那伐檀那國和摩羯陀國。
安南不僅可西通天竺，南行至州（治所在今越南榮市），再東南行，亦可至環王國城（今越南越轎）。由州西南行，還可達到文單國（今寮國萬象），更南又可至羅越國（今馬來西亞柔佛附近）。
廣州通「海夷」道由廣州南行可至質。質或稱海峽，即今馬六甲海峽。其北岸即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過質西行，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國），繞行今印度南端，至波斯灣的烏刺國（在今伊拉克幼發拉底河口巴斯拉），由此換小船至末羅國（在今巴斯拉之西），即可至茂門王都縛達城（今伊拉克巴格達城）。
廣州和安南廣州於隋時為南海郡，安南為交趾郡，戶數皆不甚多，似未能和黃河中下游諸大郡等量齊觀。唐時廣州始為嶺南道採訪使的治所。開元年間，初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時，廣州又為嶺南五府經略使的治所。在此稍前，安南亦設都護府，皆為一方重鎮。
所謂嶺南五府，為廣州和桂管（治所即在桂州）、邕管（治所即在邕州），還有容管（容州治所在今廣西北流縣）和安南。桂州瀕灕水，灕水下入郁水。邕州即在郁水上游岸旁。郁水下游即現在的西江，流經廣州入於南海，故桂、邕兩州和廣州間的往來頗稱便利。容州不瀕郁水，瀕郁水的為其東北的藤州（治所在今廣西藤縣）。容州距藤州才二百餘里，可以經由藤州前往廣州。廣州和安南皆近在海濱，可借海舶以通往來。邕州南去廣 州一千里，則其間也是有道路的。
廣州和安南在隋時雖戶數不多，不能和黃河中下游的大郡相提並論，可是當地卻是相當繁榮的。《隋書·地理志》就曾指出過：「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現，奇異珍珠，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唐天寶年間，戶數雖稍有增加，所增的也非很多。廣州才有四萬餘戶，安南更少，才兩萬餘戶。戶數增加不多，繁榮都未曾減色，依然是兩處貿易港口。廣州還設有市舶司，以檢查出入海港的船舶。據說，每海舶至，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腳，禁珍異。所謂納舶腳，就是徵收稅款。至於禁珍異，則是控制海舶運來珠寶貨物，由皇朝及當地大吏購買後，才允許一般交易。安南雖未設市舶司，每歲也都有海舶往來。往來的海舶以廣州為獨多，雜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處的船舶，有時竟多至不知其數。婆羅門指的就是印度，崑崙則是唐時對於南洋黑人的稱謂。這樣說來，有船舶來到廣州的海外諸國為數不少。隨船舶運來的貨物也應相當繁多。王建詩中描述廣州的富庶，有句說：「戍頭龍腦鋪，關口象牙堆。自家家織，紅蕉處處開」；劉禹錫詩中描述廣州的海外，也有句說：「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這都應是實錄。
賈耽所未提到的明州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寧波市南，和登州同位於海濱。雖亦可泛海去到日本，但沒有登州那麼重要，因而不為賈耽所道及。登州在天寶年間，所領四縣，有戶二萬餘，明州亦領四縣，卻有戶四萬餘。顯得不盡相同。唐德宗貞元年間，日僧空海由長安返回日本，就是由明州起碇的。其後宣宗大中初年，日僧圓仁東歸日本，也曾打算由明州歸去，由於泊在明州的日本船舶已經離去，才又改道經由登州歸去。圓仁雖未能如願，明州港口還是不時就有日本船舶停泊的。
店時和域外的交通如上所說是相當發達的，有關撰述亦復不少，玄奘《大唐西域記》、義淨《南海寄歸法師傳》、杜環《經行記》皆其著者。其中所列諸國間有為賈耽所未涉及。這可能是因為賈耽所記僅限於邊州入「四夷」的道路，而此所謂「四夷」，又僅限於通於鴻臚寺者。體例不同，難於並論。雖然如此，由賈耽所記亦可略見當時的聲勢，也由於所及甚遠，商旅往來繁多，各條道路所由肇始的州城或軍鎮，因而也相應顯得繁榮和昌盛。
隋唐兩代歷年三百餘載，疆域廣大，州郡繁多。一部之會為數非少。本篇所列，都城長安和各陪都之外，僅略述揚益二州和開元十五道採訪使的治所，兼及十萬戶州和邊州赴域外道路的起點。至德之後，方鎮遞增，迄至元和年間，已多至四十八道，各道的節度、觀察自各有其治所。地域不同，就難得一律。浙東的越州，浙西的潤州，並為觀察使治所，前者有戶二萬，後者有戶五萬，雖皆不及蘇州，也是東南的大郡。劍南的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和益州分為東西川節度使的治所，然梓州僅有戶六千，和益州的四萬戶相差甚多，仍為劍南的上州。可是關中的邠州和鄜州，就很不相同。邠州為邠寧節度使治所，鄜州為鄜坊觀察使治所。論其地位和浙東、浙西、東川、西川相仿佛。可是邠州所領四縣，才有戶二千有餘，鄜州所領五縣，戶數更少，僅得七百五十。這怎麼能夠相提並論。就是通在西域道上，也自有其特色。由於商胡往來，各州都有受益，這就不僅是鄯州和涼州了。即如沙州（治所在今甘肅敦煌），雖遠在涼州以西，卻也和通往西域道路有關。前面說到通西域的道路，僅提到由涼州和甘州，經瓜州出玉門關通往西州的道路，其實由瓜州西南行，經沙州向西還是兩漢以來的老路。沙州西有陽關和漢時玉門關。出玉門故關西北行，仍可去到西州。出陽關西行，亦可到達于闐（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唐初玄奘取經歸來，所行的就是這條道路。沙州所領二縣，舊有戶四千有餘，算不得大州，可是莫高窟中隋唐時人所建立的部分，仍可顯示當時沙州的盛況。就是在吐蕃據有隴右之後，張議潮舉州歸來，沙州還能支持相當悠長的年代，可見當時富庶的梗概。像這樣一些情況，都難得一概而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