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一章農牧地區的演變及其影響
《論語》記載孔子對於子貢的問政的解答，說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這段答辭不時為後世所稱引，足見其中有一定的道理。足食就是要多積蓄糧食。能夠積蓄糧食，就需要多開墾田畝，勤事耕耘。具體說來，就是要經營農業，還要更多地發展農業。如何足兵？孔子沒有解釋，可能指的是兵源和武器。還應該加上馬匹。不論車戰和騎兵，都是離不開馬匹的。就在孔子以前，晉平公自詡的晉國的三不殆，多馬就是其中的一端。後來趙武靈王實行軍事改革，改穿胡服騎射，馬匹就更顯重要了。漢武帝時為了養馬，長安宮闕近旁還多種苜蓿。霍去病北征匈奴，能夠大獲克捷，正是由於兵強馬壯：而歷次出兵，馬匹多有死傷，竟久不復北出擊胡。要豢養許多馬匹，就需要有廣大的牧地。因而可以演繹地說，「足食足兵，就需要發展農業和牧業。這在隋唐時期就更為顯著。隋唐兩代各自的前期，宜農宜牧的地區都得到充分的經營，故能足食足兵，國力強盛。隋末，宜農地區多所荒蕪，說不上足食足兵，寢假至於覆滅。唐代後期，宜農之地和宜 牧之地都有所變化，也就不容易足食足兵，就難免萎靡不振，難於支持下去。了解宜農之地和宜牧之地的變化以及農牧業的發達和蕭條，當有助於說明隋唐兩代國力盛衰強弱的過程。
第一節 農牧地區分界線的初步規定及其演變
初步規定的農牧地區分界線及其演變隋唐兩代強盛時期的版圖皆相當廣大，可與西漢中葉相媲美。疆域既遼闊，各地自然條件就參差不一，為農為牧各有所適，難得一致。大體說來，農牧地區是有分野的。遠在漢時，司馬遷撰述《史記》，於其《貨殖列傳》中就曾規劃出一條農牧分界線：自碣石至於龍門。碣石在今河北昌黎縣南瀕海之處，龍門則在今山西河津縣和陝西韓城縣之間。這是說，這條農牧分界線始自碣石山下，西南行，過今北京市北，越過太行山，再經今山西太原市北，又越呂梁山南段，而至於黃河側畔的龍門山下。這條界線之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自然是牧區了。根據司馬遷的論述，這條農牧分界線還可再向西南延伸，至於隴山，更南達到岷山附近。就在司馬遷規劃這條農牧分界線的前後，這裡的牧區就不斷有所變化。由於匈奴先後被驅逐遠去，又由於自秦時起就已向牧區遷徙人口，漢時仍踵行這樣的策略，大量從事耕耘者的湧入，就使牧區相當多的部分成了半農半牧地區。這樣說來，司馬遷所規劃的農牧分界線也就成了農業地區和半農半牧地區的分界線。
經過演變的農牧分界線並未能永恆地保持下來。北方從事遊牧的民族的陸續向南遷徙，曾不止一次地衝破這條農牧分界線，使牧區更向其南擴展。原來的牧區由於從事農耕人口的大量遷入，逐漸演變為半農半牧地區。原來的農耕地區雖有遊牧民族的遷入，卻不能使之永久演變為畜牧地區。鮮卑本是遊牧民族，漢魏之時，逐漸南遷，其風俗習尚也逐漸改變，西晉末年，曾經遷到并州的鮮卑，竟然也有了余谷，堪為其嫻習農事的佐證。這當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並非內遷的鮮卑族人都是如此。就是在農牧分界線的畜牧地區那一邊，遊牧民族大舉遷入之後，自必然完全成為青牧地區，所謂半農半牧已經不復存在。然為時並未很久，農耕依舊恢復和發展，有些地區甚至超過以前的舊規模。北魏曾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為都城。在其建都之初，就已「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桑，量較收入，以為殿最」。那時的代郡治所尚在今河北蔚縣。善無在今山西右玉縣東南。陰館在今山西朔縣東南，參合在今年蒙古涼城縣西南。這是一片不甚狹小的地區。如果連上所謂的四方四維，當然更具規模了。這所謂的畿內之田，其南部距由碣石至於龍門的界線甚近，遠在兩漢之時，這裡的郡縣密布，雖說地處邊陲，和內地差相仿佛，作為半農半牧地區，卻是農大於牧的。北魏的建置還不能和兩漢時相比擬，然在已經成為畜牧地區能有這樣的規模，應該說是難能可貴了。其實當時對於農事的重視，還不應以此為限。就是陰山之南的諸鎮戍皆可「並戍並耕」，而地處朔方之南的東夏州（治所在今陝西延安），當時的邊帥就可在當地「徵稅租粟」，顯然可見，這些地方已經不完全都是畜牧之地了。
平城「畿內之田」的設置，自是北魏統治者鑒於農耕的收穫大於牧畜。具體從事耕耘者不能說就沒有鮮卑族人，但實際卻是依靠由太行山東遷徙到平城的新民，當時遷徙來的大量人口從事農桑是綽綽有餘的。可見改農為牧是由於遊牧民族的遷入，而改牧為農還須假借於留在當地或由他處遷來的從事耕耘的人口。有些地區在遊牧民族大舉遷入之時，從事農耕的人口未能遠去，可能還保持其本來的風習。張軌所建立的前涼和李暠所建立的西涼，都是具體的說明。就是建立南涼的禿髮利鹿孤也知道部署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可見當遊牧民族大舉內遷之時，在改農為牧的際會裡，原來半農半牧的地區中，農業還有若干的存留，並非完全都被改掉。
較為顯著的變遷已到北魏的中後期。這一時期，北魏亦和南朝相仿佛，都在增置郡縣。就是呂梁山西直至祖厲河畔也都有所增置。這些地方自魏晉以來，遊牧民族就不斷地遷入。十六國時期的後期，這裡為赫連勃勃所建立的夏國的疆土。當時除夏國都城統萬城（在今陝西靖邊北白城子）外，其他城鎮十分稀少。就是呂梁山和黃河之間的魏國所能控制的疆土也未聞有所建置。北魏滅夏之後先後建立了夏州（治所統萬城）和東夏州。就在呂梁山和黃河之間及其以北的地方，也建置了汾州（治所在今山西隰縣）和朔州（治所在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各州之中也相應有了郡縣的建置。地方行政機構的設立顯示純遊牧地區的結束。至少在那一時期是應該作出這樣的解釋和說明的。建置州和其下的郡縣意味著有了定居的人口，定居的人口固然可以繼續從事牧畜生涯，也會轉而改操農耕生涯，因而自然促成半農半牧地區的顯現。至於隴山以西，直至河西，就在遊牧民族大舉內遷之時，從事農耕生涯的人口尚多留在當地。其時不免農田荒疏，甚至改農田為牧區，不過社會初告安定，還會略事恢復舊觀。出自遊牧民族的政權，為了增多糧食生產，還須藉助於擅長農耕生涯的人口，這樣也有助於半農半牧地區的恢復。
不過事物是在不斷演變中，難得都能一概而論。前面曾經提到北魏平城的「畿年之田」。北魏借政治權力，由太行山東遷來大量從事農耕的人口，有意改變乎城周圍的農牧經營，並且取得了可以稱道的成就，這是明見於史籍的記載，是無容置疑的。可是這樣人為的製作當平城失去都城的位置後，竟又改變了其興旺的規模。平城的農業是依靠當時北魏政府的需求和眾多的人力。都城南遷，人口自隨著減少。北魏末年的亂離，「恆代而北，盡力丘墟」，其戶口數目亦未能見於有司的記載，農事操作自無從說起。直至北魏末年，籍隸北秀容（今山西朔縣北）的爾朱榮，論其家計，竟以谷量牛馬，可知當地的畜牧還超過了農耕。
追溯這些往事，乃是為了探索自司馬遷規劃農牧分界線以後的變遷及隋唐時期這條分界的所在。
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分界線唐初撰《隋書》，其《地理志》中曾略事論及半農半牧的地區。《雍州後序》說：「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於古為六郡之地」，其人「勤於稼穡，多畜牧」。這應是標準的半農半牧地區的敘述。這六郡的治所除上郡在今陝西富縣外，其餘皆在今甘肅東南部，依次是涇川縣、寧縣、隴西縣、天水市和蘭州市。這應是位於碣石龍門一線在黃河以西的延伸線之北，這條延伸線直達到隴山之下。唐時養馬之地，集於隴上，大致和《隋書·地理志》所說相仿佛。當時所置的群牧八坊，分布於岐、豳、涇、寧四州。涇州即隋安定郡。寧州即隋北地郡，豳州為由寧州析出的，其治所在今陝西彬縣。所差異的為岐州。岐州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縣。岐州位於汧、隴和河、華之間，本是宜於農耕地區，然其北部毗鄰涇、豳二州處，仍在碣石龍門一線黃河以西延伸線的北側，唐時以之作為養馬地區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樣可以看到：隋唐時期龍門至於隴山的農牧分界線，是和碣石龍門一線的延伸線是相同的，其間似無顯著的出入。
唐朝初期，由於養馬繁多，就需要擴展牧地，因而在鹽州和嵐州也都設有牧監。嵐州就有樓煩、玄池、天池三監。鹽州治所在今陝西定邊縣。嵐州治所在今山西嵐縣北，已位於黃河之東。前面曾提北魏末年籍隸北秀容的爾朱榮，其牧畜之富乃以谷量牛馬。北秀容之地於唐時隸於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縣），而朔州則在嵐州的東北。是爾朱氏家世破滅之後，其地仍當延續舊俗，以牧畜為要務，不至於即改牧為農。唐玄宗時，與突厥互市，因大量買進馬匹，於河東、朔方、隴右放牧。嵐州既有牧監，則在河東放養馬匹，就應在嵐州及其附近地區。這樣說來，隋唐時期，碣石龍門一線的西段，即越太行山後直至龍門一段的農牧分界線，仍當遵循司馬遷所規劃的成規而無所改易。
至於太行山東至於碣石的一段的農牧分界線，隋唐時期已略向北移，移至燕山山脈之上。碣石龍門一線以南、太行山東，在遊牧民族大舉南遷時，也曾經是其聚集的所在。鮮卑慕容氏且在此先後建立過燕國。這裡畢竟是農耕地區，時過境遷，仍當重現其以前的舊俗。甚而使農耕地區更向其北推移。庸時在豳州境內也曾經建立十九個羈縻州，以安置內附的遊牧民族，最多時不過四萬餘人，即令仍以牧畜為業，其牧地只能是星星點點，稍稍使農耕地區有所點綴，於整個局面說不上有所增損。
安祿山圖謀叛唐之前，曾以內外閒廄都使兼知樓煩監，因而陰選勝甲馬歸於范陽。安祿山時為范陽節度使，其所轄區相當廣大，所選樓煩監馬當不必置於農耕地區之中。據說，安祿山曾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安貯兵器，儲蓄糧食，有戰馬五千匹，牛羊稱是。雄武城在今河北平谷縣北燕山上。安祿山這樣設施，顯示雄武城附近當是宜於牧畜的地區。這雖是安祿山的一項設施，已足以說明當時的農牧分界線確曾向北移動。不過後來雄武城旁還曾有過屯田，正是當地仍是半農半牧地區的一個例證。
顯然可見，隋唐時期農牧分界線仍是保持司馬遷所說的碣石龍門一線及其延伸線的舊規，只是其東段稍稍向北移動，到了燕山山脈。這裡所說的碣石龍門一線的延伸線是至於隴山。隴山以南還應再向南延伸，因為隴山以南同樣有宜農和宜牧的差異。《隋書·地理志》就曾經指出：漢陽、臨洮、宕昌、武都、同昌（五郡治所依次在今甘肅禮縣、臨潭、宕昌、武都和四川南坪）、河池、順政（兩郡治所分別在今陝西鳳縣和略陽）、義城、平武、汶山（三郡治所依次在今四川廣元、平武和茂汶羌族自治縣）諸郡，「皆連接氐羌」。氐羌為遊牧民族，這些郡中既與氐羌連接，就不能不受其影響。如果向前追溯，遠在漢世，這裡本是白馬氐、冉和羌族的居地。自設郡縣後，從事農耕的人口有所遷入，遊牧諸族並未遠去，半農半牧的現象早已存在，不始於隋唐時期。不過其中河池、順政、義城三郡，雖與氐羌連接，所受的影響不至於過甚，似不能以之列於半農半牧地區，與其他各郡等量齊觀。由此再往西南，《隋書·地理志》說到三國時期「蜀之舊域」，這是農耕的地區。在所說的「蜀之舊域」最西諸郡為蜀郡、臨邛和越雟三郡（治所依次在今四川成都、雅安、西昌三市）。三郡之西就是唐時人所說的劍南西山。劍南西山和隴山不同。隴山之西尚為半農半牧地區，劍南西山之西就已是畜牧地區了。
在這條農牧分界線的兩側，作為半農半牧地區，用唐時的政治區劃來說，有隴右道一道，關內道北部的大部分，河東道北部的小半部分，河北道北邊的小部分，劍南道西陲的小部分，其餘東部的廣大地區就都是農耕地區了。
第二節 隋時及唐代前期關中的富庶和漕糧的主要供給地
富庶的關中地區隋唐時期的農耕地區是相當廣大的。西起隴山，北起燕山，東南達于海濱，都能耕耘播種，有所收穫。地區這樣的廣大，天時地利又復不盡相同，人口多少亦間有差異，故同為農耕地區，富庶與磽薄就難得一概而論了。
說到富庶的農耕地區，首先應該提到關中。唐初始分宇內為十道，以都城長安為中心的為關內道。關內道北邊沙漠，己遠至陰山之北，其中大部分屬於半農半牧地區，不能以富庶相稱道。這裡所說的關中，乃在濟、雍、河、華之間，具體說來，就是由隴山之下，東至黃河之濱。遠在更古的年代，這裡就以膏壤、沃野千里相稱，其民好稼穡，殖五穀。西周、秦、漢相繼在這裡建都，這應是其中原因的一端。隋唐時期也在這裡建都，道理也是一樣的。
關中土地肥沃，農田水利亦素所講求。這可以遠溯到秦時的鄭國渠和漢時的白渠。這兩條渠道後來不時湮塞，也陸續得到疏浚。就在隋朝建國以前，宇文周還作過一次修理，使隋朝得以受益。關中八水，涇、渭而外，還有灃、滈、灞、滻、潏、澇諸水。隋唐時期對於這八條水道都作了充分的利用，作為農田灌溉的渠道是相當繁多的。這些河流和渠道形成一個稠密的灌溉網，都城長安就位於這個灌溉網的中心，因而關中也就成了富庶的農耕地區。
關中作為都城所在地，人口是相當繁多的，隋時關中三郡為京兆、馮翊和扶風（治所依次為今陝西西安、大荔和鳳翔）。平均各郡每縣都有萬戶人家，有的還超過許多。唐時京兆府和同州（即隋馮詡郡）、華州（治所在今陝西華縣），天寶年間平均每縣也都超過萬戶。平均萬戶人家的縣在黃河下游是相當多的，不僅關中一地為然。夫中作為都城所在地，有些人口是不列入這樣數字之中的。貞觀年間，始置府兵，天下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道所置二百六十一，居全國的少半，而京兆府和同、華、岐（即隋扶風郡）、隴（治所在今陝西隴縣）四州，就有一百九十四，其中京兆府獨有一百三十一，為數實非甚少。即令府兵不脫離生產，自食其力，西北邊兵的根秣，也需要取資於關中。突厥頡利可汗破滅之後，其酋長相率降附，入居長安者竟有數千家。其他各色人等來往居住於都城的應更非少數。人口繁多，糧食消耗自必相應增加。關中雖雲富庶，亦將難於支應。早在隋初，這樣的問題即已顯露出來，不能不由關東各地調運糧食。為了轉輸粟米，還特地引渭水自大興城（在今西安）至於潼關，開鑿了一條長三百餘里的廣通渠，可知其間嚴重的程度。隋初肇其端倪，唐朝繼之，竟其一代，皆國循守舊，莫之更改。
汾水下游的汾晉地區隋初為了供應都城糧食，曾漕關東及汾、晉之粟。這裡於關東之外，特別提到汾、晉，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陽縣，州境遠至今山西平遙縣。晉州位於汾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臨汾市。唐玄宗開元時，裴耀卿主持漕政，益漕諸州之租，其中就列有晉、絳二州。絳州又在晉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新絳縣。隋唐兩代皆重視這三州的租粟，可知當時汾水中下游也是相當富庶的。《隋書·地理志》於冀州後序中說：「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少塉多，是以傷乎儉嗇。」西河、臨汾、絳郡三郡也就是汾、晉、絳三州。河東郡即唐蒲州，後稱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濟縣蒲州城，更在絳州之南。龍泉郡唐為隰州，治所在今山西隰縣。文城郡唐為慈州，治所在今山西吉縣，這諸州郡中，河東、絳郡、臨汾、西河皆在汾水流域，文城、龍泉則在呂梁山南端。山川不同，土地肥塉也相應有所區別。何況呂梁山南端還屬於半農半牧地區。其間差異就更為明顯了。《隋書·地理志》一併道及，似有失於籠統。
關東黃河下游的農耕地區汾晉地區僅限汾水下游，也失之狹小，不能和關東相比擬。關東遠在戰國秦漢之時，是指函谷關而言的。時移世易，函谷已不再設關，潼關代之而起。潼關之東，崤山綿延，嵩山高聳，其南又起伏著熊耳、伏牛諸山，其間雖也有多人耕耘，至於富庶則是說不上的。《隋書·地理志》於豫州後序論洛陽，謂「其俗尚商賈，機巧成俗」，初未一道及農耕諸事。而於滎陽和梁郡，則謂其好尚稼穡。隋滎陽郡於唐時為鄭州（治所在今河南鄭州），梁郡為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鄭宋之間，平原廣漠，自來宜於農耕，與洛陽略有不同。鄭州與洛陽所隸屬的河南府毗鄰，東西相差殊為明顯。隋初為了運輸關東、汾、晉漕糧，曾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募置運米丁。這十三州可分為三個部分。蒲州就在汾水之南，自是運輸汾、晉粟米的。陝、虢、熊、伊、洛（治所依次在今河南三門峽西、靈寶、宜陽、臨汝、洛陽）、邵（治所在今山西垣曲南）、汝（由伊州改置）諸州，皆在洛陽及其近旁，如上所述，是難得有許多粟米外運的。至於鄭州和懷、衛、汴、許諸州（治所依次在今河南沁陽、衛輝、開封和許昌），則另當別論。這幾州都和鄭州一樣，平原廣漠，利於農耕。隋時人口都相當繁多，唐初有的雖有所減少，相差並非很多，天寶年間，又復頗有增添。隋初所謂水次十三州，這幾州最居東方，應在富庶的農耕地區數內。
前引《隋書·地理志》中的記載，謂滎陽、梁郡好尚稼穡。《地理志》在此還接著說：「譙郡、濟陰、襄城、潁川、汝南、淮陽、汝陰，其風頗同。」至少這幾郡也好尚稼穡。譙郡為唐的亳州，濟陰為唐的曹州，潁川為唐許州。汝南為唐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縣。淮陽為唐陳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陽縣。汝陰為唐潁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陽市。這幾處州郡的自然條件和滎陽、梁郡相仿佛，因而可使當地的人好尚稼穡，成為富庶的農耕地區。其中襄城郡較為特殊。襄城郡為唐的汝州。隋初也以汝州相稱，為於水次置運米丁的十三州之一。汝州近伏牛山，農業的發展就不能不受到相當影響，勢難列入富庶的農耕地區之中。《隋書·地理志》雖也稱道其好尚稼穡，恐難與譙郡、濟陰諸郡等量齊觀。
《隋書·地理志》論青州風俗，說是「男子多務農桑」。《隋書》所說的青州，只有齊郡、北海、東萊、高密四郡。於唐時為齊、淄、青、萊、登、密六州。唐時諸州治所，依次為今山東濟南、舊淄川、青州、萊州、蓬萊、諸城諸縣市。位於泰山和沂、蒙山之北。諸郡大半瀕海，遠在戰國秦漢之時，青、齊的土地即以肥沃見，可以與秦國的關中相比擬，甚至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間雖也曾受過兵褻的摧殘，人口流失，土地荒蕪，事過境遷，又能及時恢復舊觀，並且還能有所發展，故在隋唐時期仍能受到稱道。
《隋書·地理志》論徐州土地，說是「大抵徐、兗同俗，故其餘諸郡，皆得齊、魯之所尚。莫不賤商賈，務稼穡。」《隋書》所說徐州，有彭城、魯郡、琅邪、東海、下邳五郡。於唐時為徐、兗、沂、海、泗五州。徐、海、泗三州皆在今江蘇省北部，淮水以北。其治所依次是今徐州、連雲港、盱眙各市縣。兗、沂兩州則在今山東省南部，其治所分別為今曲阜、臨沂兩市。今曲阜市在隋唐時期及其以前相當悠久的年代裡，皆以曲阜為名。這是春秋戰國時魯國的故地。齊魯的五穀桑麻是早就有名的，隋唐時期名聲並未稍墜。魯國北倚泰山，沂蒙諸山就在沂州境內，山地是難以說上有許多農業。就是徐、泗、海諸州瀕淮水的地區也不易受到稱道，不過比較沂蒙山地還要好些。《隋書》說兗州，有東郡、東平、濟北、武陽、渤海、平原六郡。於唐時為滑、濮、鄆、濟、魏、博、德、滄、棣諸州，分別在當時黃河的南北。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縣東南，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滄州治所在今河北滄州市東南。在今河南、河北兩省的只此三州。其餘各州也分別在當時的黃河南北。在黃河之南的為濮、鄆、濟三州，其治所依次為今鄄城、東平和在平縣。在黃河之北的為博、德、棣三州，其治所依次為今聊城、陵縣和陽信縣東南，皆在今山東的西北部。前面曾經提到，玄宗開元年間，裴耀卿主持漕運，益漕諸州之租事，在晉、絳兩州之外，還有魏、濮、邢、貝、濟、博諸州之租。除過邢、貝兩州，其餘各州就都在《隋書·地理志》所說的兗州境內。僅此一端，已可證明《隋書》所說並非虛妄。
這些位於黃河下游之北的產糧地區，有些州郡也是位於太行山之東。不過太行山東的產糧地區卻並非只限於這幾個州郡。《隋書·地理志》在這裡提到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恆山、趙郡、武安、襄國諸郡，說是這幾郡的風俗都相仿佛，務在農桑。這幾郡於庸時為冀、貝、瀛、定、恆、趙、洺、邢、深諸州，皆在今河北境內，其治所依次是在今冀縣、清河、河間、定州、正定、趙縣、舊永年、邢台、深州諸縣市。其中邢、貝兩州就在開元年間裴耀卿主持漕政時所取運糧食的諸州中，這是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的。太行山東平原廣漠，而唐時州縣官吏多能注意到農田灌溉。這幾州中絕大部分都有灌溉渠道的興修。其中恆州的大唐渠和太白渠都是流經幾縣的大渠。大唐渠一個渠段，其長竟有四十里。兩渠在下游相合，竟成了一條常流的河道。有這樣多的農田水利設施，農業自然會得到發展。《隋書·地理志》還提到長平和上黨兩郡，也就是唐時的潞州和澤州，說是當地的人多重農桑。這兩州的治所分別是今山西長治市和晉城市。這兩州位於太行山上，誠然屬於農耕地區，其人雖多重農桑，卻很難和太行山東諸州郡相提並論。當地的貢賦也只是麻和布，竟無綾絹之類的絲織品，雖然有桑，在農業上卻未能居於主要的位置。
隋唐都城長安所在的夫中雖然是富庶的農耕地區，由於人口稠密，所產的糧食還是不敷於應用，勢須由關東轉運。當時所置的十三州募運米丁，最東只達到鄭、汴諸州，再東並不是沒有水運的條件，當時取民不多，也許用不著許多張羅。這是說，黃河中下游所產的糧食大致已經可以滿足需要了。就是這樣，到煬帝即位的時候，已經顯得府庫盈溢，甚至還除去婦人及奴婢、部曲的租課。就在煬帝即位這一年，著手開鑿御河，就是通濟渠，也是後來的汴渠或汴河，可見開鑿這樣一條河道，並不是就像後來所說那樣是為了運輸來自江南的漕糧。隋時由關東運到關中的漕糧，究竟有多少？不可具知。唐時於洛陽置含嘉倉，由江淮運來租米，先輸到含嘉倉，再輾轉西運。這是江淮西運租米見於記載之始。含嘉倉未知確置於何年。至遲應在唐高宗和武后久居於洛陽之前。那時關中所需要的漕糧為數不多，就是已有江淮漕糧西運，數量也不會太大。直至玄宗開元年間，裴耀卿條上漕事時，始正式提到江南漕糧，可是具體設施，乃是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好像江南浩糧並不居有重要地位。
隋時於州縣設正倉，亦有常平、義倉的設置，唐代仍遵從舊制，正倉以儲州縣糧食，常平倉以均糧價的貴賤，義倉以備災荒時的不足。各倉所儲雖各有相應的制度，也可以略覘各地產糧的豐歉。玄宗天寶八載（749），各道所儲就可相互作出較量。這一年各道正倉所儲，以河南、關內、河北三道為最多，皆在一百八十二萬石以上。河東道所儲據說達到了三千零五十八萬石以上。河東道富庶的農耕地區只有汾、晉兩州以下的汾水流域，遠不及河南、河北兩道的廣大，如何能超過千石的數目。頗疑所記的三千乃是一百之誤。就是一百五十八萬石以上，也超過了淮南道和江南道。因江南道只有九十七萬餘石，淮南道更少至六十八萬餘石。義倉和常平倉所儲也是如此。河北、河南兩道義倉所儲都已超過了一千五百萬石，河東道為七百三十萬餘石，關內道較少，也有五百九十四萬餘石。河北、河南兩道常平倉所儲都超過了一百萬石，河東道較少，為五十三萬餘石，關內道更少，為三十七萬餘石。關內道的義倉和常平倉所儲皆少於江南道。江南道義倉所儲為六百七十餘萬石，江南道常平倉所儲也有六十萬餘石。這六十萬餘石同樣超過了河東道的常平倉所儲。這樣的數字可以據之說明一個問題，就是直到天寶年間，河南、河北兩道仍然是全國產糧最多的地區，是隋時及唐代前期皇朝所需的漕糧的主要供應地區。
關內道的義倉和常平倉所儲皆少於江南道。僅就這樣的數字來說，在隋時及唐代前期，關內道似有不及江南道之處。其實也不盡然。關內道的自然環境確是有其一定的缺點，就是氣候乾燥，易於遇到旱災。在旱災的年月里，關中也難於避免，雖貴如帝王之尊，也不能不到東都洛陽去就食。在風調雨順的年月中，糧食還是會得到豐收的。玄宗開元年間，始行和糴的辦法。由朝廷出資收買關內諸道的餘糧，儲蓄備用，自是玄宗不復再去東都就食，就是江南的漕糧也因而有所削減。天寶八年和糴的糧食，關內一道就有五十萬餘石，已經和江南道義倉所儲相差無幾了。如果以這一年關內道的和糴糧數和當道常平倉所儲加在一起，就遠遠超過江南道了。就是和當道義倉所儲加在一起，也只是稍稍少於江南道。天寶八年河東道的和糴糧食也有十一萬餘石，和當道常平倉所儲加在一起，同樣超過了江南道。顯然可見，在唐代中葉以前，黃河中下游的關內、河東、河南、河北四道農耕地區所產的糧食已可供應當地民食及皇朝的需要。江淮漕運也並非就沒有好處，特別是災荒之年還是少不得的。
第三節 隋唐時期半農半牧地區的養馬事業
養馬地區的設置和擴大
隋唐兩代皆重視牧放馬匹，並設置專官管理監牧事。隋時置有同州（治所在今陝西大荔）總監和隴右牧總監，其下更有苑川（當在今甘肅榆中）十二馬牧，每牧置有大都督。唐時亦置監牧，貞觀年間以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四十年間竟無所改易，所養馬達七十萬六千匹，為後世所少有。
隋時雖於同州和隴右設官牧馬，但牧馬之地卻涉及畜牧地區許多州郡。早在隋初，突厥曾舉兵來寇，致使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七郡（治所依次在今甘肅武威、天水、涇川、蘭州、陝西富縣、甘肅慶陽、陝西延安諸縣市）六畜皆盡。這就激起隋文帝的憤怒，因而以全力對付突厥，並且取得相當成功。河西、隴右土曠民稀，容易遭受突厥和吐谷渾的侵擾，隋文帝就命令駐軍涼州（即武威郡）的賀婁子幹在當地設置村塢，勤事防守，賀婁子幹提出「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因而作罷論，使畜牧地區仍然保持原來的舊貌。
唐代初年，為了發展隴右的牧馬，就把隋時放牧在同州赤岸澤的馬匹，盡數徙到隴右。前面曾經提到，當時為了牧馬，曾在岐、豳、涇、寧之間設置八坊，以便管理，這八坊為保樂、甘露、南普潤、北普潤、岐陽、太平、宜祿、安定。這八坊的所在地有的已難於稽考。普潤和岐陽分別在今陝西麟遊縣西北和岐山縣東北。宜祿和安定分別在今陝西長武縣和甘肅涇川縣。宜祿和安定位於碣石龍門一線的延伸線之北，應該是畜牧地區，普潤和岐陽在這條延伸線之南，卻是農耕地區。據說這八坊之中有田千二百餘頃，募民耕種，以供給養馬的芻秣，這就不是借草原來牧馬了。
當時還有一種不同的記載，說是貞觀年間自赤岸澤西移的馬匹，移到秦（即天水郡）、渭（治所在今甘肅隴西）二州之北，會州（治所在今甘肅靖遠）之南，蘭州（即金城郡）狄道縣（今甘肅臨洮）之西。當時都監使駐在原州（治所在令寧夏固原），所管轄的四使中的西使在臨洮軍西二百二十里。臨洮軍就駐在狄道縣。這兩說不盡相同，卻顯出前後的演變，牧馬的地區是由東向西發展的。據說監牧地東西約六百里，南北約四百里，至少現在寧夏南部和甘肅中部都包括在內。
就是這樣，牧馬地區還不斷在擴大，由於馬多地狹容納不下，又析八監列布於河西豐曠之野。這裡所說的河西，有的記載說是河曲，河曲在令青海東部黃河曲流處。這樣的說法亦有一番道理，因為由臨洮軍向西自然會達到河曲。玄宗天寶年間，王忠嗣為河西和隴右節度使時，曾由河東、朔方徙來戎馬九千匹，置於河、隴境內。這些戎馬是王忠嗣為朔方節度使（駐地在今寧夏靈武）時借互市向北陲一些遊牧民族購得的。當時王忠嗣還兼任河東節度使（駐地在今山西太原），故這些馬匹就放牧於河東、朔方地區。至是又徙其一部分於河隴。河西節度使駐節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隴右節度使駐節都州（治所在今青海樂都），鄯州就在臨洮軍早期駐地狄道縣西北，當亦在上面所說的當時養馬地區之內。王忠嗣此舉就使當時養馬地區大為擴展，涉及到河西各州。這些戎馬來自胡地，既雜胡種，馬匹就更為強壯。
半農半牧地區中的農業
養馬地區是畜牧地區。這樣的畜牧地區乃是半農半牧的地區，這是在前面已經一再說過的。前面曾經徵引過《隋書·地理志》所說的：「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於古為六郡之地」，其人「勤於稼穡，多畜牧」，就是證明。這六郡中的安定、北地、上郡三郡於唐時隸屬於關年道，隴西、天水、金城三郡於唐時為隴右道黃河以東地。其實河西各處也還是一樣的。郭元振鎮守涼州時，曾令人在甘州（治所在今甘肅張掖）屯田，盡水陸之利，數年豐稔，粟麥大增，一匹絹竟可糴數十斛，成為當地少有的奇蹟。婁師德亦曾於鄯、涼等州屯田，也卓著成效。這都是顯明的例證。其鄰近各州也莫不皆然。
前面還曾經徵引過天寶八載關內、河東、河南、河北諸道的正倉、義倉和常平倉的儲糧石數，以論述其間產糧的豐富。隴右道的農業同樣也可以得到證明。有關的記載是於隴右道之外別立河西道。河西道是唐睿宗景雲年間以江山闊遠，奉使者艱難，因分黃河以西為河西道。這個由隴右道分出的道，雖不在十道之內，可以合併在一起算計。當時隴右道和河西道的正倉所儲共有五十九萬餘石，不能和關內、河東、河南、河北諸道相比擬，卻還超過了劍南道和山南道。這兩道的常平倉所儲，僅有七萬餘石。說到義倉所儲，這兩道合起來，只有三十九萬餘石，還比不上劍南道和山南道。這應該是不錯的，因為是半農半牧地區，是不能和完全農耕地區相比較的。不過就在唐時，也還有對這半農半牧地區的隴右道過分誇大的記載。出自唐人手筆的《明皇雜錄》就曾經說過：「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按照這樣的記載，以之稱道農耕地區，也應是難得的盛事。所謂「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自是指玉門關外安西都護府轄境的西陲，就是所謂西域之地。當時由安遠門西行前往西域的道路，至少有兩條大道。一是出隴州（治所在今陝西隴縣）的大震關，一是出會州的會寧關。由於養馬地區的廣大，不論出哪一條道路，都須穿行於養馬地區之中。如果沿途都是「閭閻相望，桑麻翳野」，那又如何能夠養那麼多的馬匹？看來是過分誇大了，把半農半牧地區說成農耕地區了。
鄰近的遊牧民族對養馬地區的騷擾和破壞
這樣廣大的養馬地區已經達到西北邊陲，西北邊陲在隋及唐代前期，北有突厥，南則前有吐谷渾，後有吐蕃。這些鄰邦都曾經相率內侵，不僅毀破養馬地區，而且控奪牧馬及其他雜畜。隋時突厥最為強盛，北邊皆數被騷擾，西北為禍更甚。前面提到隋初突厥內侵事，致使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諸郡的六畜咸盡。這應該是最為嚴重的一次。後來到了唐代。騷擾更為頻繁，它曾數次入寇涼州和甘州，還曾入寇到肅州（治所在今甘肅酒泉）和原州、會州，更深入到鄯州、蘭州、渭州和秦州。隴右道從西到東，幾乎都受到騷擾，而通過隴右道東部一些地方進攻夫中的戰役，還沒有計算在內。就在唐代初年，吐谷渾和党項也都侵擾過隴右道，被侵擾的有洮、岷（治所分別在今甘肅臨潭、岷縣）、旭（原設在河州境內，後廢）、疊（治所在今甘肅迭部）、鄯、廓（治所在今青海尖扎北）、河（治所在今甘肅臨夏）、蘭諸州，党項也曾侵擾過廓、河、岷、疊諸州。洮、岷、疊諸州也都在畜牧地區之內，都偏處於蘭、渭諸州之南，當時養馬的地區似未遠至其地。河州和廓州位於蘭州之西、鄯州之南，皆兼有黃河兩岸之地，應當在養馬地區之中。蘭州所屬狄道縣，為早期臨洮軍的駐地。狄道縣西即與河州屬縣大夏縣（在今甘肅廣河西北）相毗鄰，大夏縣西即河州治所的枹罕縣。當時司養馬事的都監牧使駐於原州，其所屬的西使，駐臨洮軍西二百二十里。以道里計，西使駐地可能還在河州治所枹罕縣之西，因而河州和廓州都應在養馬地區之內。
然而使唐朝更感到威懾的則是隴右道西南的吐蕃。吐蕃崛起於周隋之時，當時還隔吐谷渾，尚不至於遠道內侵。及吐谷渾被滅，遂與唐接壤，因而就時起干戈。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唐蕃首次交鋒，戰於大非川，唐軍竟為吐蕃所擊敗。大非川在青海之南，也在赤嶺（今青海日月山）之西，距鄯州尚有一段路程，已使唐朝深感壓力。稍後數年，至上元三年（676），吐蕃遂入寇鄯、廓等州，並導致青海之戰唐軍的敗績。如果鄯、廓等州不守，隴右養馬地區勢將難於保持得住。
為了鞏固西北邊陲，維護養馬地區，從唐初起，就先後於涼、鄯、瓜（治所在令甘肅安西東南）、疊、秦、靈諸州設置都督府。到了玄宗開元年間，更於涼州設置河西節度使，鄯州設置隴右節度使，靈州（治所在今寧夏靈武）設置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使的任務是「捍禦北狄」，所謂北狄就是突厥。隴右節度使的任務是「以備羌戎」，所謂羌戎則指的是吐蕃。河西節度使的任務是「斷隔羌胡」，也就是斷隔吐蕃和突厥的往來勾結。河西節度使治所所在地的涼州，所瀕的馬城河（今為石羊河），下游入於白亭海（今己淤涸），就是突厥入寇的道路。當時曾在白亭海畔設置白亭守捉。涼州城南另有一條道路，越過姑臧南山，前往鄯州。在這條道路上，吐蕃也曾與唐發生過衝突。河西節度使所轄的甘州，則瀕張掖河（今為弱水）。張掖河下游入於居延澤（今為嘎順諾爾和蘇古諾爾），也是突厥入寇的一條道路。當時曾在居延澤畔設置同城守捉，還曾經有一段短促時間。在同城守捉設置過安北都護府。甘州城南也另有一條道路，溯張掖河而上，越祁連山，可至浩亹水（今大通河）上游，循水而下，達到都州、吐蕃曾不只一次地由這條道路進攻河西。河西節度使的任務「斷隔羌胡」，正是防備吐蕃和突厥借著這些道路互相呼應勾結。至於朔方節度使和隴右節度使的任務則是十分明確的，歷任朔方節度使和隴右節度使也就藉此扼住它們入寇的道路，樹立功績，其中哥舒翰最為有名於當世。
這樣悉心的安排和設置，隴右養馬地區得告安謐。唐朝初期曾經不時派軍遠征，取得一些勝利，固然是由於將帥指揮得宜，士兵勇武有力，也是由於馬匹精良，而精良的馬匹就是取之於隴右的養馬地區。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狼狽逃於成都，肅宗即位於靈武（靈州治所），所憑藉的就是朔方節度使所統轄的兵力和隴右養馬地區的馬匹。據說肅宗在西行赴靈武途中，路過平涼（今甘肅平涼），搜索監牧及私家馬群，得馬數萬匹，軍力遂大為振作。就是在後來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馬匹的作用還是顯而易見的。
吐蕃的內侵與大部分養馬地區的喪失
然而好景不常，隴右形勢竟然有了顯著變化。安史之亂猝 起，唐肅宗借朔方兵力東征，河西和隴右的軍隊也先後陸續調回參與平亂戰爭。邊防空虛，吐蕃遂乘機內侵，強占河西和隴右各州縣，還不時向東侵擾，關內道西部也為之不安，甚至於唐代宗廣德元年（763）攻陷涇州，入寇邠州（即豳州），經過奉天縣（今陝西乾縣），入據長安，代宗為之東逃到陝州。直到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兩國才在清水（今甘肅清水）會盟，確定疆界。盟約中規定：唐朝的西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大渡河東，吐蕃的東界至於成州。盟約中還規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圭大磧，直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為界，中間悉為閒田。彈箏峽在令甘肅平涼市西，西距六盤山東麓不遠。涇州為關內道屬州，已迤出隴右道之外。這是說，唐朝當時已經不能據六盤山上諸關隘來防守，就是其北的原州和會州也都一齊淪陷。清水縣本為秦州的屬縣，這裡說到隴州西至清水縣，也是說秦州的屬縣這時就只剩下了清水縣。鳳州治所在今陝西鳳縣東北，同谷縣則在今甘肅成縣。同谷縣本為成州的屬縣。成州治所在今甘肅禮縣西南。成州已為吐蕃所據有，則同谷縣和清水縣一樣，為隴右道僅剩下的兩座縣城。至於黃河以北，盟約是由故新泉軍說起。新泉軍在今甘肅靖遠縣北黃河岸邊。這裡所說的閒田，其西側是由故新泉軍直北至大漠，東側則是賀蘭山的駱駝嶺。這是說，黃河以北作為閒田，兩不駐軍。賀蘭山東就是朔方節度使治所所在的靈州。朔方節度使原始設置的目的是為了防範突厥，這時卻還要防範吐蕃。其實，自安史之亂肇始之初，朔方軍已隨後肅宗東向討平內亂，雖還留有軍名，已和其初置時不相比侔了。
就在清水會盟之後，吐蕃並未停止內侵，而是較前更為頻繁。其內侵的趨向多在涇、邠兩州和隴州、鳳翔兩路，因為由這兩條道路進攻，可以直接威脅長安。然而更為頻繁的卻在關年道的北部。前面已經說過，關內道的北部也是養馬的地區，只是和隴右道比較起來稍為遜色而已。清水會盟時所定的盟約，已經規定唐朝在這裡的邊界，僅止於彈箏峽的西口，就是本屬於關內道的原州和會州，也改入吐蕃的版圖。吐蕃就以這兩州為基地，入侵鹽州和夏州，最遠竟達到河東的朔州。而朔州就在置有養馬監牧的嵐州之北。
在這條吐蕃向東進攻道路的兩側，北有靈州，而南有慶州（治所在今甘肅慶陽）。在清水會盟之前，吐蕃就已經向這兩州進攻過，會盟之後，仍不時進攻。吐蕃進攻這兩座州城，固然是為了有利於對於鹽、夏兩州的侵擾，當地能夠養馬，也應是招致吐蕃進擾的一個原因。有關文獻記載，未見這幾州的養馬設施。這幾州中羈縻州的繁多，卻可以作為補證。羈縻州的設置是為了安撫內附的遊牧民族，遊牧民族擅長養馬，是無須再作證明的。吐蕃攻陷鹽、夏兩州在德宗貞元二年（786），就在這一年，吐蕃還入寇銀州（治所在今陝西橫山東），這樣就從中間截斷了關內道。好在第二年吐蕃就撤離這幾座州城，情勢因得略告緩和。
為了亡羊補牢，唐朝於貞元九年（793）復築鹽州城。這在當時是邊防設置的大事，很得到各方的稱道。白居易在所作的《新樂府》中，還特列有一首《城鹽州》，詩中說：「自築鹽州十餘載，左衽氈裘不犯塞」，又說：「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黃蓍賤」。
鄜州治所在今陝西富縣。通過鄜州的驛路，出延州北面的蘆子關（在令陝西安塞西北）可以達到夏州，更北還可以達到安北都護府（在今內蒙古包頭西）。不僅鹽、夏諸州的馬匹可以運到長安，就是由回紀購來的馬匹，也都出於這條驛道，所以自居易就稱道說：「鄜州驛路好馬來。」其實鹽、夏諸州歷經吐蕃的入侵，早已殘破不堪，難得再有好馬。至於由回紇購買馬匹，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四節 江淮以南農業的發展及關中漕糧主要供給地的南移
黃河下游及其附近農耕地區的殘破黃河下游的南北並東向直至東海之濱，為盛產糧食的地區，也是以關中為都城的皇朝漕糧取給的所在。這個地區雖宜於農業，卻也是四戰之地，每遇社會不安，就易受到摧殘和破壞。贏秦末年的亂離，漢魏之際的荒殘，都有慘痛的影響。其後南北兩方的長期對立，所受的禍害尤烈。好在略事承平，仍可恢復舊觀。隋朝初年稍作休整，又能運山東之粟，以實關中。當時所開鑿的廣通渠，就是用以轉輸山東的漕糧，祛除都城的困惑。
這樣的情景直到隋唐之際還曾經出現過。隋唐之際，群雄並起，跨州連郡的比比皆是，所及的地方莫不受到塗炭。當時爭戰的所在，由關東至於黃河下游各處最為頻繁。秦隴一隅雖也有薛舉、李軌等的盤踞，較之中原還算稍為安謐。可是就在唐太宗貞觀四年（630），高昌王麴文泰入朝時，在秦隴之北所看到的，竟是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因而就輕視唐朝，不再臣順。隔了兩年，唐朝群臣請求封禪，以顯示天下大治。其時上距唐朝開國已經十有五年，不能再說猶為短暫，可是魏微上疏諫止，說是「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人煙斷絕，雞犬不聞」。所說當是實情，太宗也就接受建議，停止了封禪。不過舊史也有不同的記載，說是就在高昌王入朝那一年，「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焉」。其實，貞觀元年關中尚飢，二年天下又大蝗，三年復大水，四年才獲豐收，如何就有這樣好光景？如果確是如此，魏徽諫封禪的話就未見得可靠，為什麼太宗還會聽從？
唐初雖有這樣一些荒殘景象，也和隋初一樣，在經過相當休整之後，又可恢復原來的面貌，甚或較舊日更為繁榮昌盛。下至開元、天寶之際，黃河中下游的農業就愈形發展，下游南北各州尤為突出，都城長安所需要的漕糧，大半皆取之於這一地區，就是具體的證明。
可是經過安史之亂，竟然形成了巨大的轉折，前後迥然不同。安史之亂，首尾不過七年，所擾亂的地區，雖不過河北、河南、河東、關內四道，而河北、河南兩道最為嚴重，黃河下游盛產糧食的地區，為之殘破不堪，難以恢復。安史之亂平定未久，吐蕃又復入據長安，唐代宗避居陝州，聽宦官程元振議，謀遷都洛陽，郭子儀因陳諫謂其不可。郭子儀說：「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這些話近乎實際情形。稍後劉晏與元載書也說：「函、陝調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游鬼哭。」劉晏當時主管漕運，枚所涉及的僅是洛陽東西漕運道路所經地方的情形。這裡只是安史之亂中所破壞的一部分，一部分之地尚如此，所有征戰的地區都應該是相仿佛的。劉晏當時所運的乃是江湖之米，並不是山東之粟。殘破的山東時已無粟可運，故所運的只能是江湖之米。
安史之亂，雖長達七年，如果能及時修補殘缺，也許還能早日恢復舊觀。實際上卻未能如此。亂離甫行停止，安史部下的降將仍多處要津，寖假成了割據一方的跋扈藩鎮。其中魏博（駐地在今河北大名）、成德（駐地在今河北正定）、盧龍（駐地在今北京）三鎮，一直與唐朝相對立，迄至唐末，猶未完全消失，魏博一鎮始自田承嗣。田承嗣為了要和唐朝抗衡，就陰圖鞏固自己所據有的地區，加重徵收賦稅，以修繕兵甲。並計戶口的多寡，使老弱的人從事耕稼，年輕丁壯都從軍作戰。這樣積聚了幾年，就有勁旅十萬。其他跋扈藩鎮能夠都擁有重兵，大抵皆是採用這樣的手法。就是當地土壤曉薄如昭義者也未能免此。昭義節度使（駐地在今山西長治）轄有潞、澤、邢、洺、礠（治所在今河北磁縣）諸州。邢、洺、礠三州位於太行山東，都在盛產糧食地區之列。潞、澤兩州則在太行山西，和邢、洺、礠三州很不相同，當地土瘠賦重，居民已不堪負荷，更不要說養兵了。就是這樣，李抱真為節度留後，還要登記人戶中的成丁男子，三丁取一，令其習武，訓練成兩萬名精兵，因而能夠「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冠諸軍」。李抱真並非安史餘黨，也是這樣處理方法，可見當時竟然成為風氣。其間也有例外，當史朝義尚未被滅之時，令狐彰以滑亳等州節度使鎮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縣東南）。滑州在戰亂中同樣受到嚴重的破壞，經過令狐彰的經營，不到幾年，「田疇大辟，庫藏充盈」。這應是難得的盛事，但在其他各州中實為少見，就不易扭轉當時的風氣。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爭戰之事還不時斷斷續續有所發生。唐朝和跋扈藩鎮間的戰爭，藩鎮之間的戰爭，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所引起的戰爭，都曾經在黃河下游南北各處形成大致相似的影響。而秦宗權的騷亂摧殘最甚。史載其「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荊榛蔽野」，也是以前所少見的。
這樣的景象，東都洛陽可以作為例證。唐朝行將滅亡時，張全義為河南尹。時當大亂之後，都城灰燼，滿目荊榛。全義初至時，居民百戶，賴全義悉心經營，努力勸農，數年之間，京畿無閒人，編戶五六萬。洛陽作為唐朝的陪都，境遇尚且如此，其他普通州縣，可能還不如洛陽。洛陽還有一個張全義，其他各州諒沒有洛陽這樣的幸運，因而恢復舊觀是艱難的，當然就說不上富庶了。
江淮以南農業的發展黃河流域的蕭條，卻促成長江流域的富庶。長江流域的農業在隋唐以前早就形成發展的基礎，隋唐時期，尤其是唐代中葉以後，更有長足的發展。這是中原殘破、人口南移有以促成的。這樣的促成主要是在長江的中下游，特別是在下游，至於長江上游，成都附近的平原，關係並不很大。當地是自成一個局面的。
長江上游成都平原本為盛產糧食的地區，遠自秦時李冰鑿離堆，引兩江行成都中之後，農田水利灌溉即已有名於世。秦末，楚漢相爭，漢王劉邦即借巴蜀所產糧食以供給軍糈。其後每遏分裂時期，巴蜀能夠形成割據的局面，就是因為當地經濟能夠支撐得住一個政權，而當地的富庶就是有賴農業的發展。這樣的情景，直至隋唐兩代猶未稍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還曾運劍南之米以實京師。當時江陵、江都等處尚未平定，江路不通，劍南之米當系經由巴山秦嶺北運的。其後天下大定，巴蜀常賦就可沿江而下，與江淮粟米共同運至關中。
長江中下游的產糧地區可以和成都平原相媲美，甚或還有超過的，當推荊州附近的洞庭湖周圍各地和全吳的太湖流域。早在南北朝時，荊域就跨南楚之富，揚土又有全吳之沃，而江南的「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帶海傍湖的會稽，「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值一金」。就是這樣的富庶地區，才能支撐東晉南朝幾代王室的江山。雖然有這樣的富庶，隋時及唐朝前期，都城長安所需要的糧食還未全力仰仗江南這樣的產糧地區，因為關東各處的農業較之江南並不見得有所遜色，也許還有所超過。及安史之亂起，黃河流域備受摧殘，江南卻更趨於發展，因而有了轉折的變化。
長江中下游農業得到更多的發展，與人口的增加頗有關係。安史之亂及其後跋扈藩鎮據地稱雄所引起的爭戰，戶口大為縮減，唐德宗建中年間，杜佑曾有奏議，說是當時天下有戶百三十萬，經過使者按比，才得三百萬。和開元、天寶中的九百餘萬相較，相差殊巨。戶口雖說是普遍減少，某些地方卻還有增添，長江中游的荊州就是顯著的例證。史書記載：「自至德後，中原多放，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偌其初」。不僅荊州如此，就是其附近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昌）、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衡州（今湖南衡陽）也都多於開元天寶之際的戶口數字。長江下游太湖之濱的蘇州（治所在今江蘇蘇州）也有顯著的增加。不過就唐憲宗無和年間的戶口數字來說，太湖周圍諸州，除蘇州而外，都較開元年間為減少。雖然如此，如果以之和黃河下游相比較，減少的幅度還是小的。因為在中原亂離的時候，避難江淮的並不下於荊州附近。蘇州戶口顯著的增多，就是由於僑寓的「中夏衣冠」占了三分之一的緣故。其實不僅蘇州一地如此，當時是「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甚至多趨向浙東，因而「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這些南遷的人是會帶去若干附庸的人戶的，增加了勞動力，當然有助於當地農業的發展，也帶去中原各地農事的經驗，使當地農業技術有所改進。唐末陸龜蒙曾撰《耒耜經》，記載農具諸事。龜蒙為吳江人，所記自是其習見的農具。其中論及磟碡。江東磟碡皆以木製，而磟碡兩字皆從石旁，當系本用石制。北方多石，則此物當始制於北方，其後始傳至南方。何時南傳不可具知，既然陸龜蒙書中有所記載，則當時已習用於場圃了。
隋唐時人重農業，更多從事農田水利的興修。歐陽修撰《新唐書·地理志》，於所修農田水利事，皆詳加記載。據其所記載，散見於全國各處，而淮南道和江南東道為獨多。北起楚州（治所在今江蘇淮安），南迄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寧波南）海濱，絡繹不絕。近人統計，隋唐時期長江下游各地水利措施的次數，在今浙江省中，隋時有二次，唐時四十四次；江蘇省中，隋時一次，唐時十八次；安徽省中，隋時一次，盾對十二次。其中今浙江一省在當時全國水利措施中實居首位。這些農田水利措施的興修，無疑會更促進當地農業的興盛和發展。尤其值得稱道的，乃是今江浙兩省之間的太湖流域和今江蘇省中部江淮之間，當時已是水鄉澤國，偶有水流不至的地方，還引渠鑿溝，有了這樣一些經營，無怪乎當地到處禾苗繁殖，地無遺利。
關中漕糧主要供給地的南移前面說過，隋及唐代前期，都城長安所需的糧食，率多取之於關東及汾、晉各地，江南雖有進貢，大致只是常賦，不見重於當世。唐開元年間，始重視江南漕運，然關東、汾、晉各地的糧食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後至於天寶初年，韋堅主持漕運，集江南船隻，載運各地寶物，匯聚於長安廣運潭中，各船雖載寶物，艙中皆實以米粟，江南糧食更為關中所珍視。及安史亂起，中原荒殘，皇朝糧食就只能惟江淮以南是賴了。當唐玄宗避亂於成都時，第五琦上言，就已指出，當時「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與第五琦同時的蕭穎士也曾說過，「兵食所資在東南」；後來韓愈也說過：「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杜牧同樣說過：「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甚至店憲宗在所頒布的《上尊號赦》中更公然說：「天寶以後，戎事方殷，兩河宿兵，戶賦不加，軍國費用，取資江淮」。這樣江淮財富已成唐朝立國的支柱，已成為無可改變的局面。按照當時情況來說，江淮財富主要出自農業產品，而糧食實為大宗。就是中央所需的漕糧也完全仰給於江南各地。
江南農業的發展，太湖周圍各州自是重要的所在，就是長江中游各處也都是可以稱道的。安史之亂初平之後，劉晏總綰漕事，就特別提到潭、衡、桂陽必多積穀。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長沙，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陽，桂陽為郴州原來的郡名，其治所在今湖南郴州，皆在湘水流域，故劉晏就接著說：「漕引瀟、湘、洞庭。」後來到唐憲宗初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說是「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這十五道都在黃河流域，不申報戶口，更說不上運輸漕糧了。據說：「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這是漕糧的主要供給地。浙江東道駐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紹興）、西道駐潤州（治所在今江蘇鎮江）、宣歙道駐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淮南道駐揚州（治所在今江蘇揚州）、江西道駐洪州、鄂岳道駐鄂州、福建道駐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湖南道駐潭州。這是北起淮水，南迄五嶺，西起湘水、東至海濱的廣大地區，這是唐朝中葉以後農業最為發達的地區，也是唐朝政府財賦所依賴的地區。
在這個地區之外的長江流域其他州郡也並不是不再擔負漕糧的取給。唐德宗建中年間，杜佑為江淮水陸轉運使，曾擬疏導秦漢時舊運道，漕運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稍後至貞元年間，元琇判鹽鐵諸事，增江淮漕運數，除浙江東西外，兼增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漕糧。杜佑所說還是在計議之中，未知確否施行，元琇所列則確有具體石數可稽，應非虛語。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中論汴渠的效益，也曾說過：「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可見益州和交、廣等州的上供漕糧也都是少不了的。雖然這些地方都能上供漕糧，但皇朝的取給，還是以東南八道為主，交、廣等州恐不易與之相比擬的。
第五節 漕糧運輸途中的艱辛及養馬地區的喪失對唐朝的影響
隋末亂離之時，正是煬帝在揚州享樂之日。當時的局勢是農民到處起義，皇朝土崩瓦解。煬帝被弒只是由於群下的背叛，還說不上軍隊裝備的不良，更說不上揚州漕糧的不足。後來到了唐朝卻不是如此。安史亂後，唐朝日趨衰弱，雖仍能苟延百餘年，卻始終沒有振作起來。漕糧運輸不時發生問題，長安城中每為之惶惶不安，必然會影響到政治的局面，皇朝雖也擁有一定的軍力，卻難以使跋扈的藩鎮受到威懾，更不易抗禦外來的侵略。軍政不修，軍令不一，自是其中癥結所在，而沒有馬匹的裝備，也難得成為精兵勁旅。
漕糧運輸途中的艱辛說起漕糧運輸，這是解決都城長安糧食問題的重要措施。從隋初起，就已感到供應的維艱，隋文帝為此還特別開鑿了廣通渠。隋煬帝接著又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和江南河，還疏浚整理了邗溝。隋煬帝開鑿這些渠道的目的，不盡和乃父相同，也不是為了解決漕運的困難，可是後來卻是有利於漕糧的運輸，所以唐代人士稱道說：「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渠道鑿成了，而航程較長，難得都能一帆風順，山東各地已有這樣的感受，江南就更顯得窵遠了。運輸設施和技術雖不斷有所改進和翻新，還是費用不資。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可見其艱辛的程度。好在唐代前期，時當承平盛世，不計道里之費。唐玄宗開元末年，一歲漕運達到四百萬石，這是有唐一代的最高數額。
安史之亂猝起，漕糧運輸就倍感艱辛。中原殘破，難得多供應漕糧，就只好依賴江淮以南了。運輸江淮以南漕糧，主要憑藉汴河，也就是隋時的通濟渠。安史亂時，中原成為戰場，汴河也就難於通行，安史亂後，跋扈的藩鎮企圖控制汴河要津，阻隔漕運。對於這樣的逆境，唐朝所能採取的策略，不外兩條：其一是另改新道，其二是爭奪舊道。
另改新道是基於兩種不同情況：一是長安失守，帝王流亡他方：一是長安雖未失守，汴河不能運輸。唐肅宗即位於靈武之時，唐德宗逃難於梁州之際，漕糧運輸就不能不另改新道。所謂新道是由長江入於漢水，再由漢水西運。梁州就位於漢水上游，還算比較容易。唐肅宗在靈武即位之後，就南下復入關中，暫居於扶風郡。扶風郡本為岐州，也就是後來的鳳翔府，其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縣，距越過秦嶺的陳倉道北口不遠，南來的漕糧就可運到扶風郡。這樣翻山越嶺的運輸，是比較艱難困苦的。梁州位於漢水之濱，應該是要好些。可是唐德宗在梁州之時，時已入夏，還未見到春衣，隨行的將士自然難得改服單衫。
唐肅宗南下關中，不久就收復長安。唐軍在中原也取得一些勝利，都城的糧食應該是不成問題了。可是史朝義分兵宋州，淮運又復告阻絕，因而不能不再行改道。這時仍由漢水北上，不過漕舟過了襄陽之後，不再西行，改越商于山輸至京師。路程是縮短了，山地運輸仍然是困難多端。
爭奪舊道實際上就是爭奪汴河的控制權。最為嚴重的有兩次：一次是淄青節度使（駐地在今山東東平）李正已的控制埇橋和渦口；一次是淮西節度使（駐地在今河南汝南）李希烈的攻奪汴州。這兩次都發生在唐德宗的建中年間。李正己與魏博節度使（駐地在今河北大名）田悅和山南東道節度使（駐地在今湖北襄樊）梁崇義相勾結，共同反抗朝廷。淄青與魏博相毗鄰，距山南東道尚遠，雖皆不接近汴河，然分列汴河兩側，已使汴河的運輸受到威脅。其時李正己又取得徐、兗等州，而汴河正由徐州所屬的符離縣（今安徽宿州北符離集）南的埇橋（今屬宿州）流過。李正己就乘機在埇橋控制汴河航運，阻撓漕舟過往。漕舟受阻，只好改由淮水西運，運至渦口。渦口為渦水流入淮水的地方，在今安徽懷遠縣界。漕舟由渦口進入渦水。渦水上承蔡水，而蔡水則流經汴州城下。漕舟這樣稍稍改道，就可避免埇橋的困阨。可是渦口附近還在徐州轄境之內，李正己仍能控制。渦口左近雖在徐州境內，淮水之南卻歸濠州（治所在今安徽鳳陽東北）管轄。當漕舟進入渦口時，濠州刺史張萬福為了保護漕運，就立馬渦口岸上，發船進奉，淄青兵馬倚岸觀望，不敢阻攔，漕船得以繼續前進，克服了這一難關。好在李正己不久身故，其部下李洧以徐州歸順，李正己之子李納也為唐軍所破，運道得以復通。可是過了一年，又發生問題。當李正己叛事起時，李希烈受命前往證討，移駐許州（治所在今河南許昌）。李正己歿後，李希烈又與李納相勾結，攻占了汴州。埇橋、渦口受阻時，雖曾引起中外的驚駭，漕糧卻仍能設法運到長安，並未引起特大的混亂。汴州為李希烈所攻占，漕舟就無由越渡。漕糧未能運到都城，長安倉廩因而頓告匱乏，不僅一般居民無從得食，就連皇家的禁軍也同樣接濟不上。居民無從得食，還不至於馬上就成問題，禁軍無糧，立刻就大鬧起來，在道路上大喊大叫，說是既要我們當兵，卻不給發放糧餉，難道都成為罪犯？其時正值鎮海軍節度使（駐地在今江蘇鎮江）韓滉運米入京，漕舟已經到了陝州，消息傳來，唐德宗喜不自禁，也顧不得皇帝的威嚴排場，親自跑到東宮，對他的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簡短的言辭固然顯示帝王的狼狽相，也充分說明漕糧確是唐朝皇室和朝廷的命脈，是不可須臾離開的。
汴州被竊據事，以李希烈為其部下所毒死而得告一段落。以後雖再未有跋扈的藩鎮控制汴河的行為，但唐朝對於徐、汴兩州節帥的任命，卻一直謹慎從事，不敢稍有差池。尤其是徐州更須多費斟酌。徐州「南控埇橋，以扼汴路」。唐朝君臣經過巨創是難以忘懷的，可是疆理區劃久已如此，不便多所改動，這是當時無可奈何的事情。淮水南岸的濠州，本屬淮南，非徐州所可染指，可是到了唐德宗貞元元年（785），竇參為相時，竟將濠州割隸徐州，因而徐州屬境越過淮水，兼及淮南。汴河和淮水都有較長河段流經徐州境內。這時徐州已成為徐泗節度使的駐地，與淄青節度使無關。局面雖已改易，形勢卻還依舊。其時張建封為徐州節鎮，傾心皇朝，長安城中無東顧之憂。張建封歿後，其子愔為本軍所立，形同割據，淮南之地幾乎都被侵奪。憲宗元和年間，李吉甫為相，回顧往事，還譏諷竇參，謂其「不學無術，昧於疆理之制所由致也」。
就是沒有跋扈藩鎮的阻撓，長途運輸也不是容易的。渭水流淺沙深，黃河砥柱險阻，漕河水量不足，都會影響到漕糧的轉運。前面曾經指出，天寶時，韋堅主持漕運，其年漕山東粟四百萬石，這是唐代最多的記錄。代宗大曆年間，劉晏主持漕運，歲轉江南粟一百一十萬石。憲宗元和年間，江淮米運至渭橋的才二十萬石，這還不是最少的記錄。後來到了唐文宗太和年間，每歲運江淮米可以多到四十萬石，由於「漕吏狡蠹，敗溺百端」，能運到渭、河倉的不過十之二三，也就是說充其量只有十幾萬石。就在太和三年（829）這一年，還曾頒布了一道詔令，說是「去年以來，水損處鄆曹濮、淄青、德齊等三道，宜各賜米五萬石，兗海三萬石，以入運米在側近者，逐使速與搬運」。這樣安排，能運到長安的漕糧當然是更少了。為了能為都城長安多運漕糧，唐朝君臣處心積慮，想盡了方法。甚至不顧陰陽拘忌，興築興成堰（在今西安西北）引渭水東達永豐倉（在今陝西華陰東北）以罷車挽之勞。可是因此增加的漕糧運量並非很多。唐代後期，以宣宗大中年間裴休領鹽鐵轉運使時，運到長安的漕糧最為繁多，三年之中，漕米運至渭、河倉者一百二十萬斛，平均每年也只有四十萬斛。裴休的運糧很受人稱道，可能是以後的年代所難於達到的。
自李正己和李希烈之後，不復再聞藩鎮阻撓漕運事。前面已經指出這是唐朝慎選徐、汴兩州節帥的成就。其中對於徐州更是多費心機。徐州曾獲武寧軍的稱號，可是武寧軍就有過罷置和改稱諸事。徐州能夠控制汴河，以所屬的埇橋瀕於汴河，可以就近控制。由於埇橋地位的重要，唐朝即以其地設置宿州。宿州設置之後，是否仍隸於武寧軍，卻成了問題。事實上也曾經一再改隸過。可見其時的持國者的用心良苦。徐州還可多勞心思，汴州卻不易稍費周折。汴河就流經汴州治所開封城下，與徐州治所彭城距汴河轉運的情形不同，故難於一律對待。汴州號宣武軍。宣武軍一經命名，就不能再有罷置改稱情事。就在李希烈之後，汴州還曾經發生過幾次駐軍作亂事，好在短期都得到解決，沒有影響汴河的漕運。直到唐末朱溫據有汴州，情況就急轉直下，朱溫得到汴州之後，憑藉汴河的運輸和汴州的富庶，兵力強盛，併吞了其鄰近的備軍州。除并州的李克用外，黃河下游無能與之爭鋒者。朱溫對付唐朝，用不著阻撓汴河的漕糧運輸，因為他的兵力已可支配唐朝，不必再和其前人相同，重施故伎。就是這樣，唐朝終於不能支持下去，徹底崩毀。
隴右道淪陷後唐朝養馬的困難糧食問題難於完全解決，固然使唐朝不能支持下去，與此相應的還有馬匹的問題。沒有良好的馬匹就不容易有精兵。兵不精，馬不壯，遇到艱難事故，政治已不易為力，又無由用兵征討，國事也就日非，不亡何待！
自從吐蕃占據隴右道，並進而在清水會盟，劃定唐蕃疆界之後，唐朝養馬地區大都皆已喪失。以前也曾在鹽州和嵐州置監，所養馬匹也頗受到稱道。可是吐蕃在占據隴右道之後，還不時對鹽、麟（治所在今陝西麟遊北）等州進行騷擾，甚至攻破鹽州，唐朝後來雖能再城鹽州，當地養馬之事卻無從提起。半農半牧地區沒有養馬的可能，只好於農耕地區中努力經營，另置龍陂監於蔡州，置臨漢監於襄州。臨漢監牧馬三千餘匹，費田卻多至四百頃。這兩監後來未再見於記載，可能沒有繼續下去。接著又在銀州（治所在今陝西橫山東北）置銀川監。銀川監養馬最多只有七千，當地水草難免匱乏，還須移到其南的綏州（治所在今陝西綏德）。這三監合計，最多不過萬有餘匹。對於一個皇朝的軍力而論，這區區之數，實在是無從掛齒的。
唐朝養馬無功，甚至無從養馬。只好求市於回紇。安史亂時，回紇曾以兵助唐平亂，自以為有功。唐朝由回紇市馬，回紇因此提高馬價，一馬易絹四十匹，動輒以數萬馬來市。這樣多的絹使唐朝難以負擔，而所市的馬又多凡劣不足以應用，舉朝都認為是一宗苦事。
據當時記載，代宗初年，吐蕃內侵，列營至於奉天（今陝西乾縣），已迫近畿內，代宗下詔親征。這在唐朝兩百多年的歷史上應該是一件大事。為了親征，自須有相當多的馬匹。當時如何得到這麼多的馬匹？竟是在長安城中由百官、士庶人家搜括的。為了搜括，還特別頒布命令，不許馬匹私自出城。長安城中能有多少馬匹？就是搜括罄盡，全都用在疆場之上，又能起到若何作用。這真成了空前未有的笑話。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到當時馬匹缺乏的程度。
吐蕃衰弱之後，隴右道各處先後復歸版圖，原來養馬的地區依舊俱在，可是唐朝這時竟無力重整舊業，聽其荒廢。這不僅是無力，而是所謂廟堂之上，竟無人道及此事。衰世的朝廷就是這樣萎靡下去的。
缺糧無馬的困頓隋唐兩代的前期都是盛極一時，不僅國內富強，對於周邊地區也多有影響。形成這樣的局面，自有各種因素，足食足兵應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基礎。隋朝的創建是在長期分裂之後。在長期分裂之際，南北兩方皆有所發展。隋初尚未滅陳，黃河下游富庶的農耕地區所產的糧食，已可供國內的需用，就是南北歸於一統，供應都城長安的糧食，尚未多假借於長江三角洲和太湖周圍各地。隋末亂離，黃河下游最受摧殘，然經過短暫的休養生息，仍能負荷唐代前期的軍精民食。開元天寶之際，國運昌盛，奢侈成風，始倡議多運江南糧食，以補不足，而漕運遂成了一時的要務。安史亂時，黃河下游又復飽受塗炭。其殘酷程度不下於隋未的亂離，如果亂事平定之後，能再有休養生息的機會，自可恢復舊觀。然藩鎮割據，不僅得不到恢復，摧殘仍在繼續之中，等到後來，河北三鎮都難以苟延殘喘下去，可知恢復舊貌已不易有所指望。好在這時江南農耕地區更有發展，唐朝國用就只好憑藉三吳州縣，而都城長安糧食所需也就取之於東南八道。長江下游固然可以供應這樣的需求，可是長途運輸，困難多端，既有跋扈藩鎮的阻撓，又有漕糧運道的險阻，長安城中不僅時告缺糧，而且還因缺糧而肇致禍端。唐朝後期，廟堂之上」公卿之間，莫不為糧食問題而處心積慮，甚至焦頭爛額，其他庶政皆放在一邊，眾志成城，覓探解決的辦法，竟然無術回春，聽其繼續折磨。
隋時養馬設施，已經相當周密，當時能與突厥較量，煬帝還親自遠征吐谷渾，可知馬匹相當繁多。依據自然條件推求，養馬所在當已著重在半農半牧地區的草原。觀隋文帝對於突厥內侵至於武威，天水諸郡，致使當地六畜皆盡的震怒，或可略悉其中的消息。唐時養馬頗具規模，半農半牧地區的草原莫不設法利用，所養馬匹為數之多，求之前代也是少見的。唐朝前期能夠耀武揚威於周邊地區，固在其兵強，亦在其馬壯。安史之亂，中原各地相繼板蕩，隴右諸州亦為吐蕃所略有，養馬地區盡數喪失，唐朝軍隊也就難得再像以前那樣威武。為了繼續取得馬匹，只好購自回紇，可是高昂的馬價，也使唐朝難以負擔。在這樣的情況下，唐軍不僅不能再揚威於周邊地區，就是對於跋扈的藩鎮也無可奈何。後來吐蕃衰弱，隴右歸來，唐朝君臣竟然連養馬的大政也都漠然置之，未見有所設施。
這樣農牧地區的變化，促成了唐朝的由強盛至於衰亡的過程。到後來已經不是足食足兵的問題，而是缺糧無馬的問題。困頓如此，怎麼能夠免於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