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二章 農學和農業技術

隋唐五代時期農業生產的基本情況是，由隋初（581）到「安史之亂」（755—763），北方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仍處於一定的優勢；「安史之亂」後到後周滅亡（960），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起來，並在古代農業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第一節農田水利的興修 隋皇朝建立的時期雖短，但水利事業的成就相當巨大。如先後開鑿了自長安至潼關長達三百餘里的廣通渠和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大運河。它們本屬運輸渠，而沿河兩岸也同時獲得了很大的引流灌溉之利。又如在河北引蘆溝水開稻田十萬畝，在長城以北大興屯田，相應地也有相當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 唐代，灌溉工程南北同時大舉興修，達到全面發展的興盛時期。唐初，在河曲地帶大量鑿河開渠，首次引黃灌溉成功，灌溉幾百萬畝農田，有的達到「畝收十石」。北方農田水利的另一重要成就是修復和擴展關中平原的灌溉渠系，西漢開鑿的成國渠渠口此時修建為六個水門，稱為「六門堰」，又增加了葦川、莫谷、香谷、武安四大水源，灌溉面積擴展到二百萬畝。西漢開鑿的白渠到唐代發展為北、中、南三支，又稱「三白渠」，中渠增設鼓城堰分疏四條支渠後，灌溉面積亦增至二百萬畝左右，為漢代的四倍。唐以前堤堰建築材料大多是土和草，或土石並用；唐代則出現很多石堤、石堰，如位於涇河中游的石工攔河壩，長闊各一百步，形勢雄偉，經久堅實，號稱「將軍翣」，是一項引人注目的水利工程設施。 南方的農田水利灌溉工程有大幅度增長，主要為陂、塘、溝、渠、堰、浦、隄、湖等。它們大多分布在太湖流域、鄱陽湖附近和浙東三個地區。水工規模大，技術水平也相當高。明州鄮縣（今浙江寧波）縣令王元主持的一項水利工程，設計體系完整，對地形的掌握和河流的利用都具有特點，不僅發揮了灌溉作用，並能阻擋海潮襲擊，解決城市用水問題。杭州西湖北面的灌溉工程則能做到灌田時可事先測量水位，據說每放一分鐘水，可溉田十五頃左右，既不隨意浪費湖水，又能保證農田用水。 唐末五代時期，太湖地區形成了相當完善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統，因而，八九十年間只發生了一次水災，農業生產「歲多豐稔」。自唐中葉以後，從蘇州經平望至吳興，環繞太湖東南半圈，關係下游洪澇問題的長堤就已全線接通，促進了太湖下游圍田的加速發展。而與此同時，運河堤岸自平望向南延伸至杭、嘉間，通過橫塘縱浦的逐步系統化，圩田體制開始在太湖地區出現。吳越國（893—978）為了鞏固其統治，在偏安局面下，十分重視農田水利建設和發展農業生產。在前代基礎上，經過八十多年的經營，太湖塘浦圩田系統終於形成，並臻於完整和鞏固，從而創造了主動改造低洼地、開闢良田和增產豐收的成功經驗。當時針對太湖地區四周高而中部低洼的碟形窪地特點，採取的技術措施是，首先開浚出海乾河，以三江（吳淞江、婁江、小官浦）為綱，提摯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的周密渠網，使整個渠系通流圩田和高田之間；堤岸則高出最高水位。第二，乾渠、支渠、海口和圩堤之間，普追設置堰閘、斗門，主動控制旱澇。第三，創製三路「撩淺軍」，共八九千人，分區負責養護。第四，檢修和創建捍海塘堤，保證內陸水系的完全發展。第五，建立嚴密的管理和配水法制，執行治水規劃，「美言不能亂其法，財貨不能動其心」。可以說，吳越國治理太湖水利的成就超過歷代而在水利史上大放異彩。 第二節農業生產工具和耕作栽培技術 這一時期，南方稻作繼續發展，農業生產工具——犁和水田整地技術都有提高。 曲轅犁（又叫「江東犁」）的出現是唐代農業生產工具有較大進步的主要標誌之一。它適用於江南水田地區。根據公元九世紀陸龜蒙的《耒耜經》記載，江東犁由十一個部件組成。鐵制部分有犁鑱（鏵）和犁壁，木製部分有犁底、壓鑱、策額、犁箭、犁轅、犁梢、犁評、犁鑱等。犁身全長一丈二尺。與前代犁相比，其特點是犁鏵加寬，通體成一兩等邊的銳角三角形，增加了起土面積；把長轅改為短的曲轅，便於安裝犁壁，耕作方便，解決了長轅犁「迴轉至難、費力」的弊病；犁評可以調節犁箭上下，使深耕、淺耕自如，翻起的土被犁壁推向兩邊，減少了阻力；轉動的犁鑱可使犁身便於擺動或調換方向，特別適合於土質粘重、田坵狹小的南方水田耕作。總之，江東犁已發展到相當完備的程度，從結構上看，與近代農村用的犁十分相近，是當時最先進的耕具。 木礪（采自王禎《農書》） 耖（采自王禎《農書》） 《耒耜經》中還提到爬（耙）、礪和磟碡等工具，爬的作用是「散坺去芟」，即碎土除草；礪和磟碡則用來平整田面。隋代字書《廣韻》中已有水田除草鬆土工具的「耖」字。唐時，耖在南方已較普遍使用。 提水灌溉工具主要是出現了半機械化的自動灌水裝置——筒車。陳廷章《水輪賦》中所描寫的水輪即是筒車。賦中明確指出：用木製的輪子，架設在流水之上，利用水流速力，衝擊輪子轉動，提水上升，就可達到「鉤深之遠」、「積少之多」，突破崖岸阻隔。劉禹錫的散文《機汲記》記述了另一種半機械灌水裝置「機汲」。從文字記載上看似乎也是水轉筒車。 隋、唐時期，南方水稻品種增多。近代有學者從唐詩中收集到十二個水稻品種，其中僅「白稻」和「香粳」兩個品種為以前已有，余皆為唐代所出現的。雙季稻栽培的明確記載見於唐代，嶺南「收稻再度」。稻麥一年兩熟的記載也首見於唐代，樊綽《蠻書》「雲南管內物產」第七說：雲南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農民「從八月獲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於稻田種大麥，三、四月即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最能表現唐代耕作技術上進步的是對耕地提出「端」的要求。「端」有兩個含義，一是耕地的寬度、深度保持一致；另一是耕起的土撥整齊均勻。否則就可能有些地方因犁溝不端而漏耕，也可能有些地方因深淺不一而降低了耕地的質量。 蝗蟲是黃淮地區為害較烈的一種蟲害。隋、唐、五代時期見於記載的蝗災就達四十一次。唐開元初，發生一次大蝗災，宰相姚崇駁斥了天降災害，應「修德」消滅的謬論，自請指揮捕蝗。人們採用挖坑、趕打、火燒、埋葬同時進行的辦法，終於使河南、河北廣大災區獲得「蝗害訖息」的效果，單是汴州一地，就捕得蝗蟲十四萬石。這次治蝗的勝利在農業史上和思想史上都具有進步意義。 第三節園藝和茶的栽培技術 隋唐時期，果樹栽培技術有不少新成就，重要的有下列幾點。根據《西陽雜俎》記載，由國外和邊疆地區向內地引進的一些新的果樹種類和品種如海棗、扁桃、阿月渾子、樹菠蘿、油橄欖在各地已陸續栽種。唐末《四時纂要》中記述的嫁接理論和技術比《齊民要術》又有所進步。《四時纂要》「一月接樹」條中說：「其實內子相類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向標砧上，皆活，蓋是類也。」即已能從種子的形態結構上觀察出親緣關係的遠近和嫁接親和力的強弱，為嫁接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發展。現代嫁接技術上使用的術語「砧」也是此書首先用於嫁接上的。太湖洞庭東、西山是我國東部沿海位於最北部的柑桔產區，唐代已逐步形成。所產柑桔當時作為貢品。這是人們根據長期直觀經驗的積累，利用湖泊有利小氣候向北推進柑桔區的一項成就。《隋書·五行志》：「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黃柑，以蠟封其蒂獻之，香氣不散」，實為果品貯藏保鮮技術上的一項可貴創造。獼猴桃在唐代已開始栽培，有岑參詩句「中庭井欄上，一架獼猴桃」為證。我國葡萄採用扦插法繁殖也始於唐代。 蔬菜栽培技術比較突出的成就，一是食用菌的栽培。我國很早就知道真菌門擔子菌綱中的某些種類可供食用。關於人工培養食用菌方法的記載，最早見於《四時纂要》。從該書「三月種菌子」的記述看，已經知道食用菌的生長需要有一定的溫度、濕度條件和選擇適當的樹種；還知道「有小菌子，仰杷推之」，以幫助菌種擴散，促生大菌的方法。再就是人們已利用地熱資源進行蔬菜的促成栽培。如王建《宮詞》寫道：「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可見栽培效果頗佳。 中唐以後，茶的栽培有顯著發展。種茶區擴大，制茶業也較發達。據《茶經》、《新唐書·地理志》、《唐國史補》等文獻記載，全國產茶地有五十多個州郡。在茶樹栽培技術方面已積累和創造了不少寶貴經驗。《四時纂要》第一次對植茶技術作了較全面的記述，說茶園的選擇標準是「宜山中帶坡峻」之地，平地則「須於兩畔開溝泄水」。茶子應用沙藏催芽法，以保濕保溫，防止凍壞，既可保持茶子生活力，播種後又可提前發芽。茶樹的種植方法採用「多子穴播」，先開坎，「圓三尺，深一尺」，然後「著糞和土」作為基肥，再把經過催芽處理的茶子於每個坑內播下六七十顆，上面蓋上一寸。灌溉管理，在幼苗階段，「旱，即以米泔澆」；「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糞、蠶沙澆壅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也」。當時人們還注意到茶樹是一種喜陰植物，「此物畏日」，因此要種在「樹下或北陰之地」。上述各項栽培技術措施，不僅為宋、元、明、清各代所沿用，至今也有實用價值。公元九世紀初，日本已從我國引進茶子和茶樹栽培技術。 第四節畜牧獸醫 唐代畜牧業高度發展，特別是養馬業興盛，與當時「牧養有法，醫療有方」很有關係。 《司牧安驥集·相良馬》指出的「由外以知年」和「由粗以及精」的相馬理論及其有關技術，是唐代相畜術進步的表現之一。完備的登記馬種優劣的馬籍制度到唐時才見於記載，《新唐書·百官志》：「馬之駑良皆有籍，良馬稱左，駑馬稱右」。古代日本的馬籍即仿唐制而建立的。馬籍制的建立又給相馬術提供了重要科學根據。新疆地區還實行對牛的牡牝、毛色、歲齒進行登記，設專入負責管理此事，而且每隻牛都烙有州印為記。與馬籍制相配合的馬印製度，不僅為了徵調方便，還有去劣存優之意義。對馬匹良種繁育很重視，《酉陽雜俎·毛篇》說種馬「十三歲以下」方可選留。《新唐書·兵志》提到當時由新疆和其他地區引進良馬在改良馬種方面的作用：「即雜胡種，馬乃益壯」。唐代從大宛、康居、波斯和突厥引進的良馬對我國馬種的改良和養馬業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家畜飼養管理經驗已相當豐富。張說在《隴右群牧頌德碑序文》中指出養馬三要點：第一，出牧和收牧，燒野和清廄都應育一定的時令：第二，須有清潔的泉水、精美的草料，夏有涼爽的馬棚、冬有溫暖的馬欄以適應馬的生活習性；第三，對幼馬要調教，稍大要駕馭，以培養和訓練馬的才能。《唐六典》記載有各種飼草和飼料的供應標準原則：不同家畜有不同量的飼養標準；同一畜別、體型和年齒不同，餵量也有差別；家畜生理要求和役用情況不同，飼草飼料供應量也不同；用青草代替藁稈餵牲畜，量需要加倍，而精料則可減半；此外還重視食鹽的供應。 獸醫學也有很大發展。中央政府和監苑牧場中在行政管理上分別設有畜牧獸醫官和專職獸醫師。太僕寺內有專職獸醫六百人，尚乘局內有獸醫七十人。民間獸醫就更多，他們除做獸病防治工作外，還兼任畜養技術的指導。獸醫來源，民間是師徒、父子相傳；官家則在太僕寺內設立獸醫教育機構，由「獸醫博士」教授生徒。可惜這種培養獸醫的制度到宋代就被取消了。 《安驥集·骨名圖》和《王良先師天地五臟論》的出現，說明我國畜體解剖學在唐代已經形成，並取得多方面的深刻認識。如比較難認識的神經系統，人們從針刺的「得氣」上認識到骨節與神經之間位置上的關係。家畜針灸學的成就引人注目，《伯樂針經》提出的穴位就有七十七處，針刺點一百七十一處，手法上提出了「看病淺深，補瀉相應」的治療原則和針刺手法；給病畜放血，提出「春首及馬有病，棄血如泥。余月及馬無病，惜血如金」的原則；還指出針具和適應之症，放血針瀉熱壅之患，火針散寒去滯，白針行氣。此外，並能根據部位和病症，選用各種形狀的烙鐵進行烙治。 《安驥集》中的《馬師皇論五臟》、《王良先師五臟論》、《胡先生清濁五臟論》和《碎金五臟論》等與現代家畜生理病理學相比，雖略顯粗疏，但其中的整體觀、畜體與自然、陰陽表里結構論、臟腑辯證等觀點至今仍有深入研究，加以繼承和發展的價值。 《馬師皇八邪論》是現存的中國獸醫學論述病因、病機和病程的最早的文獻。其中「八邪」系指風寒、暑濕、饑飽、勞役，這是導致牲畜疾病的根本原因。病因可分為外感和內損，陰邪和陽邪兩大類。症候學在唐代也已發展至一嶄新階段，能根據細微症候把一些類似的病區分開，如口角吐涎，涎泡沫狀為肺熱；水液狀涎水下滴為胃寒。《看馬五臟變動形相七十二大病》和《造父八十一難經》都是根據馬病症候辨病之作。 外科學方面，已總結出十六種蹄病的病因、病機、病變、症狀和治療方法。所用「焊藥療法」和「冷敷理療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對瘡黃腫毒病的嚴重性已有充分認識，重點提出了五疔、十毒、三十六黃，並總結出了一些防治方法。「取槽結（馬腺疫）法」是外科手術的又一寶貴成就，當時根治此病用的是手術摘除化膿的淋巴結，手術操作與現代外科基本相同。 第五節農書 見於古代目錄類圖書和其他文獻記載的隋唐五代農書或近似的著作約有四十種左右。其中比較重要的綜合性農書有：1.《兆人本業》3卷。據《唐會要》卷三六和《舊唐書·文宗紀》中所述，此書是經武則天刪定的唐皇朝的官書，太和年間（827—835）曾一度廣泛流傳過。其內容，據《困學紀聞》卷五記載系「農俗和四時種蒔之法」，共八十事。具體內容因原書久已失傳而無從考證。2.《保生月錄》1卷。唐韋行規撰。《郡齋讀書志》說它是分月雜纂種藝、祈禳之術的書。《山堂考索》前集中則說：「凡飲饌、服餌、種藝、蓋藏之法，皆本月書之。」由此可見，它是和《四民月令》體裁類似的一部農書。五代後周時，竇儼曾建議把它和《齊民要術》、《四時纂要》中有關田、蠶、園圃部分摘集為一卷，頒付諸州。3.《四時纂要》5卷。晚唐韓鄂撰。國內大約在北宋之後佚失。1960年，明萬曆十八年（1590）朝鮮重刻本在日本被發現；1967年，日本影印出版。我國根據這一影印本也於1979年整理重印。此書編輯體例，主要按春、夏、秋、冬四季，分月列舉農家應做的事項，因此名為《四時纂要》，實為一本月令式的農家雜錄。全書共六百九十八條，其中占候、擇吉、禳鎮等達三百四十八條。餘下一半大致可分為農業生產、農副產品加工和製造、醫藥衛生、器物修造和保藏、商業經營和高利貸、教育文化等六個類別。有關農業生產技術方面的資料，據《郡齋讀書志》說，絕大部分來自《齊民要術》，其次來自《氾勝之書》和《四民月令》等書。不過，正月的接木，二月的種茶和種薯，三月種菌子和木綿，八月關於茴菪和麥的間作，還有不少獸醫方劑，都為以前農書中所沒有，或記載有所不同，顯見是本書作者新增添的內容。其中的「種木綿法」，研究者一般認為系後人添加進去的。 專業性農書中較重要的有：《茶經》3卷。唐陸羽撰。它是我國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茶的專著，系統地總結了唐以前種茶的經驗和撰者自己的體會。全書分為十門：茶的起源、種類、特性、製法、烹煎、茶具、水的質地、飲茶風俗、名茶產地以及有關茶的典故和用茶的藥方等等。從書中記載來看，當時茶的著名產地絕大部分分布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耒耜經》1卷。唐末陸龜蒙撰。本書僅為六百多字的一篇短文，為我國農具專書之開端，所記農具五種，以犁為主。它收錄於《笠澤叢書》中。《司牧安驥集》，簡稱《安驥集》。為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獸醫學專著，其成書年代不詳。《陝西經籍志》說它是唐宗室司馬李石撰，又根據「這書的附圖具有唐代風格，內容上與唐代醫學有相仿之處」，應屬唐代著作。研究者一般認為，較大可能為隋、唐時太僕寺的一些獸醫博士寫的教材，由李石組織主編而成。據南齊時刊本序說，全書應是四卷，在後來刊印過程中又續有增補。自唐至明，歷代都以本書作為獸醫學的教材。 除上述幾部較重要的農書外，還有《種植法》、《演齊人要術》、《孫氏千金月令》、《四時紀》、《乘輿月令》、《紀曆撮要》、《農家事略》、《相馬經》、《耕譜》、《蠶書》、《蠶經》、《王氏四時錄》等等。可惜這一時期的農書大部分都佚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