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十二章 隋唐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一節 先進的社會制度使中國成為世界歷史的先導
隋、唐是繼西晉滅亡以後南北長期分裂又重新走同統一的兩個皇朝。經過二百工十多年分裂又重新建立的統一的國家，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哪建制度的形成，是歐洲封建制度的開端。當隋朝建立的時候，西歐的封建制度才有一個世紀。作為歐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國，就封建制度開端這一點說，竟晚於中國七百年之久。法蘭克王國的初期，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除了國王、貴族從羅馬國家和奴隸主貴族那裡得到的大莊園以及原有的法蘭克地主所擁有的私有土地以外，主要的就是農村公社所有制。這是因為日耳曼人在入侵西羅馬帝國之前，還處在氏族公社向階級社會過渡的階段。法蘭克王國建立初期，普通的法蘭克人還是自由農民，國王以這些自由農民聚居的農村公社（馬爾克）為單位分配土地。土地是公有財產，個人不准買賣或轉讓。到六世紀末，才由公有制轉為私有制，轉讓和買賣土地才成為普遍現象了。
中國在春秋中期以後，奴隸制度逐步衰落，奴隸主貴族為形勢所迫，逐步改變剝削方式，用封建等級土地所有制的剝削代替奴隸制的剝削。到戰國初期，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家又在各諸侯國實行變法，廢除奴隸主國王所有的土地制度，確立等級所有制下的私有制，准許土地自由買賣。千年之後，西歐也沿著與中國歷史大體類同的道路走向封建社會。日耳曼貴族對被征服的奴隸，分給一小塊土地，令其納租服役；原來的西羅馬大土地所有者，也正在使用隸農勞動的基礎上進一步剝削自由佃農或依附佃農；農村公社公有的土地制度也正在向私有制轉化。中國的奴隸主與西羅馬的奴隸主不盡相同，但他們都沿著放棄奴隸制剝削，採用封建制剝削的道路轉化為封建地主；中國的井田制與法蘭克的農村公社不同，但兩者都沿著向私有制轉化的道路逐步崩潰。由此可見，中國與西歐的歷史內容不同，但都遵循著共同的規律向前發展。這樣一來，早於西歐七百年進入封建社會的中國，當然處於世界歷史前進的先導地位。
其他各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時期，都晚於西歐。拜占庭帝國是從七世紀也就是中國的隋末唐初開始走向封建社會的，印度是在五到七世紀即中國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鮮、日本都是在七世紀中期即中國唐高宗時進入封建社會的。
由此可見，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國家剛剛進入封建社會或者正在走向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的隋、唐時期已經是成熟的封建社會了。
決定社會性質的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主要內容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當法蘭克王國的大部分土地還是農村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轉化的時候，隋、唐皇朝已經完全是地主、官僚、貴族占有大量土地，即使個體農民，儘管他們占有不多的土地，但也是可以自由買賣的私有土地。唐律規定：「居官挾勢，侵奪百姓私田者，一畝以下杖六十，三畝加一等，十二畝有餘，杖一百」。非常明顯，土地的私有權是非常牢固的。如果說均田制下的土地還不是完全個人私有的話，那也只是在戰爭之後，朝廷不得不把勞動者重新固定在土地上的權宜之計。事實上均田制下的土地也不是絕對不能買賣，如因家貧身死無以供葬者，可賣永業田；由狹鄉遷往寬鄉，可並賣口分田；官人的永業田、勛田和賜田也可以買賣。正是因為土地可以買賣，所以均田制不能長期維持下去。自秦朝以後，多次發生農民起義，無不與土地兼併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土地私有制早已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重要作用。
對比起來看，中國的土地私有制早已確立，而且在階級矛盾發展中明顯地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法蘭克的土地農村公社所有制才正在向私有制轉化。隋、唐時期的中國社會是成熟的封建社會，而法蘭克只是初期封建社會。
社會經濟的繁榮先進的社會制度，必然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隋、唐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是遠遠高於西歐的。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隋、唐皇朝的商品生產相當發達。商品生產的發達是以農業生產的發達為前提的。如果農業生產不能保證人們最低的生活需要，是談不到發展商品生產的。商品生產的發展，必然促進城市經濟的繁榮。所以，城市的發展情況，反映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水平。隋肩時期的城市經濟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
唐代有許多著名的大城市，首都長安是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安的人口近一百萬。這樣多的人口，當然需要大量的農產品、手工業品等多種商品供應。所有商品，不僅可供城市本身的需要，還可對外貿易。因此，許多中外商人云集長安，興販貿易，長安的東西兩市是繁榮的商業區，東市有二百二十個行業，邸（貨棧）、肆（店鋪）鱗次櫛比，「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西市的繁華情況，與東市不相上下，在這裡居住有很多西域胡商，還有大食、波斯的商人。唐朝後期，西市的繁榮情況超過了東市，店肆行業遠遠比東市為多，還有收買各種寶物的胡商和波斯邸。這都充分說明，長安不僅是唐皇朝的首都與工商業重要城市，而且也是國際性的城市。
其他城市，如洛陽，僅次於長安，城中有三市。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百餘店，貨物堆積如山。
西歐的城市則遠遠落後。隋、唐時期，西歐原來古羅馬的城市都已衰落，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商品生產極不發達，所以城市很難發展起來。一直到十或十一世紀，也就是中國的五代到北宋時，都爾奈、巴黎、里昂、馬賽等地才開始發展起來。
能夠與長安媲美的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有八十萬人口，是歐洲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優越，扼黑海與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又是歐亞大陸的橋樑，從而成為東西交通的樞紐，東可與波斯、中國、印度進行貿易，西可與西歐經常交往，北與北歐也有商業往還，全部地中海的貿易也無不與君士坦丁堡密切相關。所以馬克思稱君士坦丁堡為「東西方之間的一道金橋」。除了商業之外，該城的手工業也相當可觀。最重要的是絲織業。絲織業的原料生絲，一部分由中國進口，這就必然使人聯想到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在當時所發揮的作用；另一部分由拜占庭本國生產。產品主要供貴族、官吏享用，少部分向國內外市場銷售。其次是金屬業，主要是製造金銀餐具和鑲嵌金銀的器皿，供統治階級享用。另外，還有軍火製造業。
君士坦丁堡的手工業，都受國家控制。最大的絲織作坊設在皇宮，軍火工業更是私人不能經營。這樣獨家經營，沒有競爭，必然影響技術的改進和產品質量的提高。這就嚴重影響商品生產的發展。
從長安到君士坦丁堡之間，還有阿拉伯帝國的巴格達。公元762年以後，巴格達是阿拉伯帝國的首都。這裡不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工商業中心，城裡有毛織、棉織、珠寶、香水、玻璃等手工業。因其地處亞、非、歐國際貿易的中介地位，所以這裡聚集著許多埃及、印度、中國、拜占庭的商人。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印度等地的香料與染料，中亞的寶石，東非的象牙、金砂和黑奴等，都通過巴格達轉運各地。巴格達還有專賣中國貨的市場，可見唐帝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令人嚮往。
六到九世紀，東方的隋、唐皇朝，西方的拜占庭帝國，西亞的阿拉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的經濟發達地區。長安、巴格達、君士坦丁堡，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長安更為先進，因為長安人口最多。人口多既反映了工商業的發達，同時也說明農業生產發展的水平較高。如果農業生產水平太低，是難以供應大量的非農業人口的。同時，也必須有相應的糧食加工業。長安周圍的碾磑作坊很多，主要是水力碾磑，還有部分畜力碾磑和人力碾磑，基本上滿足了長安人口的需要。由此可見，長安的城市面貌，反映了唐代全面的經濟發展水平。隋、唐皇朝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第二節 高水平的文化使中國成為東方文化的淵源
隋、唐時期先進的經濟和政治，必然有相應的先進文化。隋、唐的文化在當時世界上是很有影響的，特別是對東方諸國，朝鮮、日本和南亞諸國的影響更大。
隋唐文化與日本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從西漢起，中日兩國就開始有了交往。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日本書記》，是在八世紀編寫成的。在唐代以前，中國早已有多種史籍記載日本的歷史了。簡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漢書·地理志》、《山海經·海內北經》、《論衡·儒增篇》、《後漢書·東夷傳》等。記載較詳，史料價值較高的是《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全文兩千多字，內容十分重要。這是現存有關四世紀以前日本基本情況的唯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學界還非常重視《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的研究。顯而易見，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歷史，須從中國古籍談起，說明中日文化關係的密切。
最初，日本接受中國文化是通過朝鮮半島間接得到的。到隋、唐時期，日本的有識之士已經不滿足於這種情況，於是就出現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來華吸取中國的文化。木宮泰彥先生說：「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因中國文化的輸入而豐富起來。但是，這些中國文化，都是由三三兩兩移來的朝鮮人和樂浪，帶方的漢人帶來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極其緩慢地經由朝鮮半島傳入的。這樣始終聽其自然發展下去，對於當時多少能夠閱讀中國典籍，開始理解中國文化的先進人士，是不能忍受許久的，一定熱切希望前往當時堪稱東方文化淵源的中國，直接吸收優秀的文化。這種願望的具體實現，便是遣隋使的派遣。」
隋朝以前，日本雖然也曾多次與中國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預聞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聖德太子開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濟使節陪同，於大業四年（608）到達長安。
遣隋使來華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實，更重要的是為了廣泛地輸入中國文化。因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還有學生。聖德太子在和朝鮮人的接觸中，知道了很多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並閱讀了些漢文典籍，從而非常嚮往中國文化，必然想方設法試圖吸取，遣隋使勢必也就肩負這種任務。
事實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員，多是隋以前從大陸通過朝鮮半島遷來的漢人。因他們懂漢字，通曉漢語。在隋以前，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時，日本雄略天皇上南朝劉宋順帝的表文，有六朝風格，是駢儷體裁，顯然是這些人的手筆。遣隋使在中國留學有長達二三十年者，對隋末唐初的政治有深刻的了解，接觸也很廣泛。因此，回國以後必然對日本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反之，他們對日本的落後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滿。同時，「聽到他們傳說的知識分子，也必然想要趕快起來仿效，可能不拘內容怎樣，哪怕只在形式方面，也殷切期望儘速修飾宮廷的冠服，整飭政府的編制。當然，這種願望並不是到了這時才開始出現的，早在同吳國（中國南朝劉宋）往來的雄略朝（475—479）時，就已經有了萌芽，到了推古朝（593—628），這種傾向便更加顯著起來，具體表現在聖德太子的制定冠位和頒布憲法上。隨著遣隋留學生的回國，這種願望更加強烈，已經達到無可遏止的程度。」由此可見，遣隋使的活動達到了日本統治者派他們來華的目的。
由於遣隋使的作用，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進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識之士並不滿足，反而「益加讚嘆嚮往，熱狂地試圖汲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實現這種願望的手段」。
遣唐使的派遣，前後十三次，還有兩次是只有任命，並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員，最多的一次達六百五十一人，最少的也有一百二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吏。充當這類官員的條件，主要是通曉經史，長於文藝，也就是著名的學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長，如善彈琴或琵琶者。其次是對唐朝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學生回國後，多又充任遣唐使者。這些人當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還有醫師、陰陽師、樂師、畫師等。醫師除了為使團人員醫治疾病外，就是為了到唐請教疑難問題；陰陽師也是為了到唐請教疑難；樂師主要是到唐參觀禮見、朝賀、拜辭等儀式奏樂的；畫師可能是為了到唐描畫唐朝珍奇風物的。總之，遣唐使是為了到唐吸取先進文化而組成的。
遣唐使的成員回國後，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朝廷或地方的文武官員。這些官員在任職期間，利用各種機會，把在唐朝的所見所聞推廣於日本。在日本歷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的學生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標誌。
大化革新的主要內容有：（1）廢除貴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制度，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都作為天皇（國家）的公地和公民。（2）實行班田制。朝廷對六歲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給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稱段，一反約合9.918公畝），女子為其三分之二，奴婢為其三分之一，死後歸還國家。受田者負擔租庸調。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役，每人每年十天；調即貢物，交納絹或布。（3）在官制方面，廢除世襲制，各級官吏均由國家任免，集權於朝廷。
從革新的內容看，班田制與唐朝的均日制大體類同，而且沿著共同的道路向前發展，國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轉入私人手中，形成了莊園制。官吏制度的改革，實際上也是以唐為榜樣的。由此可見，大化革新是日本學習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面所產生的後果。
《唐律》對日本的影響非常顯著。大化革新後，日本官制仿照唐制，設立刑部省。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編纂《近江令》的就是隨同遣隋使小野妹子來華的高向玄理和僧旻。高向玄理在中國留學三十二年，僧旻在中國留學二十五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據，就是武德、貞觀、永徽三朝的令。稍後又頒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貞觀、永徽三朝律令為藍本的。
《大寶律令》是日本歷史上所謂劃時代的法典，它與《唐律》一樣，都有十二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樣，內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簡化與省並。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日本律令制時代的法典，亦步亦趨地追隨唐朝。」同時還引用日本學者的話說：「自奈良至平安時期，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上與精神上皆依據《唐律》。」另外，鳩山和夫與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制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發展史分為四個時期，其第二時期就徑稱為「模仿唐時代」。這又充分說明，唐朝從政治上與文化上對日本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日本文字是根據中國文字創製的。最初，日本沒有自己的文字，大約從三世紀起，中國文化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如《論語》、《千字文》都由百濟人傳入日本。到五世紀，日本貴族已經能夠熟練地使用漢字了。到八世紀，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備真備根據漢字的偏旁而創製的楷書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據漢字草體而創製的草書字母。空海是唐德宗（780—805）時到長安青龍寺學佛經的和尚。吉備真備是唐玄宗（712—756）時在唐留學的學生，他在唐的十七年中，對於經史、法律及技藝，都很有成就。回國時帶回許多典籍和文物，如《唐禮》、《大衍曆經》、《大衍曆成》、《樂書要錄》、測影鐵尺、銅律管、弓箭等，對日本禮制、曆法及音樂的改革創造作出了很大貢獻。
在文學與史學方面，日本受唐的影響也很顯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學生回國，帶回不少漢文詩文集。唐玄宗天寶十載（751）以後，日本作者也相繼寫出了不少漢詩文集，如《懷風藻》，是最古的漢詩集，是日本貴族文學的代表：另外，還有《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學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是公元712年用「萬葉假名」寫成的。《日本書紀》是公元720年用漢文寫成的。其後，《續日本書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三代實錄》等書，都是按漢文編年體相繼寫成的。這五種書，加上《日本書紀》，合稱《六國史》。《六國史》的年代互相銜接，從神話傳說起，直到公元887年，內容雖然不完全可信，卻是日本古代的重要歷史文獻。大約同一時期，還寫出了一些《風土記》，相當於中國的地方志。
中國的書法藝術與繪畫，也在日本很有影響。「書法」在日本稱為「書道」。日本的奈良時代（710—789），學習王羲之字體蔚然成風。空海、橘逸勢、嵯峨天皇合稱平安時期（794—1185）的三筆。傳說空海在唐時曾向韓方明學習書法，橘逸勢在唐時向柳宗元問過書法，嵯峨天皇的字，學的是歐陽詢體。至於繪畫，一方面是中國畫在日本廣為傳播，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國畫，或者以中國為題材繪畫。這兩方面的畫，日本統稱為「唐繪」。空海由唐帶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剛智、善無畏、一行阿闍梨、不空金剛、慧果）畫像，日本至今還收藏完好。
在城市建設和建築藝術方面，日本也極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飛島（在奈良縣境）建立藤原京；十四年後，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年遷都於此。公元794年又遷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這三個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長安規劃營建的。平城京和長安一樣，也有朱雀大街，東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長安的街市布局，而規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雖有大小不同，但其構造、布局大體相似。至於宮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築，也完全是仿唐的。
總而言之，唐代的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極為廣泛而深遠的。日本學者認為：「唐朝三百年間，由於學生、學問僧學來和帶回的中國文化產物，不斷給予日本新的啟迪，中國前進，日本也前進。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沒有停滯，不斷吸收中國的優點，經過整理提煉，咀嚼融化，終於在平安中期以後，在各個方面都逐漸擺脫了唐風，產生了優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響，日本的遣唐使、留學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唐到日本去的漢人也起了相當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漢人」、「新漢人」的存在。所謂「秦人」，是指一個被認為是秦始皇的後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從朝鮮帶到日本去的漢人；所謂「漢人」，是指一個被認為是東漢靈帝後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從朝鮮帶去的一部分漢人；所謂「新漢人」，是指在「秦人」、「漢人」之後移居日本的漢人。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員多是他們。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這些已經成為日本人的「秦人」、「漢人」、「新漢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到日本去的，有些是以便者的身份赴日，完成任務以後就回國的。例如，隋煬帝時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隨小野妹子出使日本，並帶有國書。到日本後，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見裴世清時說，「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回國時，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來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證日本對隋的尊重。這正是中國文化對日本有影響而使其產生羨慕之心的結果。到了唐朝，這樣的活動更多。日本曾專門派過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國時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時達數十人之多。如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國，唐派沈惟岳、陸張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曆十三年（778），日本持副使小野石根回國，唐派趙寶英、孫興進等數十人伴送。這些伴送者，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常因失去渡海機會而留在日本，這些人對唐朝文化的傳播必然發揮很大作用。例如，袁晉卿、皇甫東朝都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去日本留在那裡的。袁晉卿精通《文選》、《爾雅》的字音，皇甫東朝擅長音樂，他們對於日本音韻學的發展與日本音樂的發展，都有很大貢獻。
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後沒有再返回者。在這方面，最有名的是鑒真。鑒真於玄宗天寶十三載（754）率領弟子二十四人東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傳授佛經之外，在建築、醫學、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貢獻。他與其門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現仍存在。此堂被認為是「今日所存天平時代（729—748）佛殿之最完備者，其構造裝飾，足以代表當時最發達之式樣手法」。
在醫藥方面，他也很有貢獻。當時日本人對某些藥品還難辨真偽，鑒真以鼻辨別，非常準確。他還帶去許多藥方，據說，奇效丸、萬病藥、豐心丹的方子，都是鑒真帶去的。
在雕塑方面，鑒真與其門徒創作的佛像，獨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稱為招提寺派。「鑒真的門徒，多是建築、雕塑的專家，他們在唐招提寺，發揮了唐代藝術的新成就，比過去傳到日本的藝術有所發展，因而更快地促進了日本天平時代藝術高潮的形成。」
隋唐文化與朝鮮半島朝鮮半島與中國唇齒相依，自古以來關係十分密切。中國文化傳入日本，朝鮮半島是起了橋樑作用的。隋唐文化對朝鮮的影響，不管是三國分立時代，還是新羅統一以後，都是非常廣泛而深刻的。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日本認為新羅是「中國文化的分店」，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學生以外，還向新羅派了不少留學生。在此以前，大業四年（608），日本的遣隋使還曾與百濟使節共同到達隋朝。日本學者估計，百濟使節「或許為日本使節充任嚮導」。這說明朝鮮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比日本更早。
朝鮮是十五世紀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漢字，閱讀漢文書籍。在三國分立時代，高麗的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春狄》、《玉篇》、《字經》、《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百濟「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不僅漢文書籍廣為流傳，書法也很有影響，唐初的書法家歐陽詢，「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新羅也大體類同。例如，貞觀二十二年（648），新羅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制《溫湯》及《晉祠碑》並新撰《晉書》」。三國統一不久，新羅王政明就於武則天垂拱二年（686）遣使到唐，「因上表請《新禮》一部並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由此可見，新羅對於漢文書籍也是非常嚮往的。
朝鮮人為了閱讀漢文書籍方便起見，在新羅統一後，由薛聰創造了「吏讀法」，就是利用漢字的音表示朝鮮的助詞、助動詞，夾在漢字中間，幫助閱讀漢文。這種方法，對朝鮮文化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為了直接吸收唐朝文化，在貞觀年間，「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以後，派遣了更多的留學生到唐學習，在長安設有新羅館。唐文宗開成二年（837），新羅派到唐的留學生多達二百多人。從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到唐末，登科學的新羅學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遠。崔致遠十二歲入唐求學，他的父親對他抱有很大希望，臨行前告誡他說，「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遠到唐後，「追師學問無怠」。到信宗乾符元年（874），「一舉及弟，調授宣州漂水縣尉。考績，為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黃巢起義後，他又為高驕淮南從事。後來，又為「侍讀兼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他的著作有《桂苑筆耕集》20卷。這部著作，不僅在中國流傳至今，而且是朝鮮現存的一部有價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遠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中國人到朝鮮傳播中國文化者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日本古代所謂的「秦人」、「漢人」、「新漢人」等，主要都是從朝鮮半島東渡的中國人。可見在朝鮮半島的中國人是不少的。通過這些中國人有意的傳播或無意的影響，朝鮮必然愈來愈多地接受中國文化。
隋朝末年，隋煬帝發動進攻高麗的戰爭。由於戰爭失敗，軍隊潰散，很多人未曾回國，流落在朝鮮。武德年間，唐與高麗通好，高祖給高麗王高建武書曰：「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各失其民。遂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儘管這次有不少人回國，但已經在那裡娶妻成家、未曾回國者還是很多。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派陳大德出使高麗，陳大德雅好山水，到處遊歷，「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游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偏於郊野」。不難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鮮而唐初也未曾回國的華人是為數不少的。這些華人，從文化知識到生活習慣，都會給朝鮮以不小的影響。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鮮者，更是有目的的去傳播中國文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麗封高建武為上柱國、遼東郡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往彼，為之講《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聽講《老子》者數千人，正說明朝鮮人對中國文化的嚮往。
武德九年（626），新羅、百濟、高麗三國之間矛盾激化，高麗阻止百濟、新羅與唐往來。於是，百濟、新羅派人到唐求援，並指責高麗「閉其道路，不得入朝」。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國才都能與唐交往。可見百濟、新羅與高麗一樣，也是嚮往中國文化的。
新羅統一後，中國文化繼續向朝鮮傳播。開元十六年（728），新羅王興光「遣使來獻方物，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開元二十五年（737），興光卒，玄宗派刑「往新羅弔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在刑臨行前，玄宗對他說：「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此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刑出使新羅，除了弔祭興光，冊封新王外，主要任務就是講授儒家經典。無疑，這是唐統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鮮傳布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三國時代，高麗的「種田養蠶，略同中國」，「兵器與中國略同」。百濟的「婚娶之禮，略同華俗」，「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新羅「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
新羅統一後，像唐朝一樣建立了朝廷集權制度。在朝廷設省，地方行政單位為州、郡縣，全國有九州、四百多郡縣，還有五個小京。選拔人才的辦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設立學校，通過考試選拔。另外，由於中國天文、醫學、算學的傳入，也設置醫學、律令、算學、天文等各種博士。這些博士，一方面教授生徒，一方面從事有關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當成就。再者，在建築、雕刻、藝術等方面，唐對朝鮮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
日本、朝鮮的古代文化並不等於中國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鮮在吸收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本國歷史的特點加以創新的結果。例如，日本、朝鮮最初都使用漢文，但由於日本、朝鮮人民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歷史發展的具體特點等有所不同，所以他們先後都又創造了自己的文字。
第三節 東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兩代，在當時的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由於高度發展的經濟、文化所產生的影響，東西方各國無不嚮往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而中國很自然地就成了東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
經濟交流自西漢開闢通往西域的道路以來，這條被稱為「絲綢之路」的交通大道，雖然也數次中斷，但總的看來，還是向前發展的。到了隋唐時期，這條交通大道的作用顯得更為重要了。
漢武帝以後，中國的絲綢即大量暢銷中亞、西亞各國，並通過這些國家的商人轉往歐洲，被希臘、羅馬貴族視為珍品，所以，歐洲人最早稱中國為「絲綢之國」。三國兩晉以後，綿、絹等絲和絲織品都列入正式稅收項目，可見絲織業有進一步的發展。隋唐兩代，絲織業的發展更勝過前代，唐代的絲織品，名目繁多，花樣豐富美麗。同時，絲織品的工藝水平也大有提高，圖案紋飾形成寫真與浪漫相結合的特殊風格。另外，還受到波斯的影響，以緯線組成花紋，吸收了波斯織錦法的優點。
由於唐代絲織業的發達，唐朝打敗突厥以後，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所以對外的絲綢貿易甚為發達。從長安經西域而阿拉伯帝國，再由東羅馬轉往歐洲的絲綢是相當多的。
中國的絲織品對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日本的遣唐使到唐，都帶有絲織品。這些絲織品，有些是當路費用的，有些是送唐的禮物。反之，唐朝贈給使團人員的禮品中也有絲織品。互相贈送的禮物，當然都是珍品，各有特點。可見日本的絲織業也相當發達了。
中國的造紙術也是在唐代傳到西方的。天寶十載（751）七月，唐將高仙芝率軍與阿拉伯軍在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打仗，唐軍潰敗，三萬之眾，所余才數千人，很多士兵被俘。被俘的士兵中有些是造紙工匠，阿拉伯就利用這些工匠開始造紙。後來，阿拉伯人又把造紙術傳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歐洲。
由於隋、唐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當時世界上一些較有影響的國家無不與之有貿易關係。各國到唐的使節，均要貢獻方物，唐對各國使節也要回敬禮品，還要對各國使節按照級別進行賞賜。實際上這是以國際禮儀的形式進行官營貿易。泥婆羅（尼泊爾）、天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波斯（伊朗）、拂菻（拜占庭）、阿拉伯、日本、朝鮮、林邑（越南中部）、真臘（柬埔寨）等等，都曾以這種方式多次與唐帝國進行貿易。
除此而外，民間的商人貿易也頗頻繁。例如，黑衣大食（八世紀中葉以後，阿拉伯帝國分裂，在西亞的部分稱黑衣大食即東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節外，商業上的往來則不可勝數。長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麇集之地。廣州及東南沿海地區，還有許多從海路來的大食商人。他們成立特別的居留地，叫「蕃坊」，有暫住者，也有久居的。暫住者二年往返一次，久住的則在中國成家立業，深入中國社會，學會中國語言文字，甚至有能詩善賦的。
唐朝初年，唐與波斯的貿易也很頻繁，不管海路還是陸路，都有很多來往。波斯商人從東非、東南亞運來寶石、珊瑚、瑪瑙、香料、藥品及動植物，交換中國的絲、紙、大黃等物品。廟朝的主要城市，長安、揚州、廣州、楚州（治所在今江蘇淮安縣）等地，都有他們開設的「波斯店」，做香料、珠寶生意。由於中國產品對人們很有吸引力，所以波斯常把中國產品冠以「中國」的名字，如白銅叫「中國銅」，製造瓷器的高嶺土叫「中國土」。不難看出，波斯商人活躍於中國不是偶然的。
新羅商人來唐貿易的也很不少，從山東半島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帶的揚州、楚州，都有他們的足跡，這些地方都有新羅館，是新羅商人僑居的場所。新羅商人帶來朝鮮的土特產，又從廟朝販回絲綢、瓷器、茶葉、書籍等物品，為中朝貿易貢獻了力量。
近代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地方都發現有外國的貨幣。在新疆的烏哈、庫車和吐魯番，青海的西寧，陝西的耀縣和西安，河南的陝縣和洛陽，河北定縣以及內蒙古的呼和浩特附近唄口子等地，都發現有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據統計，1949年以來共出土約三十起，總數達一千一百七十一枚，分屬波斯十二個國王（四至七世紀中葉），其中以庫思老二世時的鑄幣最多。當時，波斯銀幣是西亞、北非、東歐地區的通用貨幣。
東羅馬金幣也有多處發現。先是在陝西咸陽隋獨孤羅墓出土了一枚查士丁尼二世（565—578）金幣，以後又陸續在西安市土門村唐墓中出土一枚席哈克略（610—641）金幣仿製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一枚席哈克略金幣。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東羅馬金幣及其仿製品，內蒙古華克齊鎮出土一枚列奧一世（457—474）金幣，還在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夫婦墓中出土三枚金幣。
在西安市西窯頭村一座中晚唐墓中還曾出土有三枚阿拉伯金幣，它們同屬伊斯蘭古幣「第納爾」。
日本的和銅開珎銀幣，鑄於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銅元年（705）。此幣曾出土於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又出土於西安何家村窖藏（五枚）。
從以上發現的各種外幣說明，隋、唐皇朝在當時世界上的貿易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文化交流以佛教為紐帶的各國之間的互相交往，是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
佛教產生於印度，西漢末年傳入中國。東漢以後，統治階級逐漸意識到它有利於維護其統治地位的一面，從而逐步加以提倡，促使佛教日益發展，到南北朝就非常盛行了。
到了唐代，佛教仍很盛行，玄類赴印取經，說明佛教有進一步發展。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他赴印取經在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玄類於貞觀元年（627）就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入新疆，沿天山南麓向西，轉經中亞、阿富汗到達北印度。貞觀十九年（645）正月回到長安，歷時十九年，跋涉五萬餘里。他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記》中，記述了中亞細亞、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等國的各種情況，如地理環境、山川形勢、物產氣候、城邑關防、交通道路、種族人口、風土習俗、宗教信仰、衣食往行、政治文化等備方面。因此，玄類赴印求法取經，遠遠超出了佛教傳播的需要。他的《大唐西域記》，為研究我國新疆地區、中亞、南亞各國的歷史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
印度、中亞、南亞各國的歷史資料十分缺乏，《大唐西域記》的內容對他們也十分有用。所以，該書又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有多種文字的譯本。直至今日，在中西交通史、印度與中亞各國的歷史及古代地理的研究方面，該書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關於印度的名稱，玄奘寫道：「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雲身毒，或雲賢豆，今從正者，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這個記載，對地名學，古音韻學都很有參考價值。至於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著作，也有大體類同的作用。這樣一來，很自然地會使人想到，在佛教的傳播過程中，擴大了人們的視野，增強了各國、備民族之間的互相了解，加深了人們對自然、社會的認識，促進了各國、備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佛教又經過中國傳到日本、朝鮮。朝鮮、日本經常派人到中國求取佛法。永徽四年（653），道照到唐，在長安向玄奘學法相宗兼學禪宗。他是第一個在日本傳播法相宗的人。貞元二十年（804），空海到長安青龍寺學密教，他的弟子圓行、常曉，也曾分別到長安的青龍寺、淮南的棲靈寺學密教。先後回國時都帶回大量經論、佛像、佛具等物。這些事實，無不說明日本的學問僧是把中國當作佛法的分店的。
日本的學問僧也曾直接向印度學佛。咸通三年（862），真如法親王（高丘親王）由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寧波）經洛陽到長安，取得前往印度的官符，然後就經廣州向印度進發，雖然因死於途中未達目的，但也可以說明佛教從印度到日本的傳播，中國是起了橋樑作用的。
到日本去傳播佛教者，不僅有像鑒真那樣的中國僧人，還有印度與西域的僧人。隨鑒真東渡的弟子如寶，就是安國（今烏茲別克布哈拉）人。印度僧人菩提，經西域來到中國，後受日本學問僧的邀請，於開元二十四年（736）東渡日本。伴隨菩提東去日本的還有林邑僧佛徹。這些外國僧人，通過中國去日本傳播佛教，更說明中國在佛教的發展史上是起了橋樑作用的。
佛教在朝鮮的傳播，更勝過日本。東晉中期，佛教就從中國傳入朝鮮，從此，朝鮮僧人到中國求學佛法者，絡繹不絕。隋、唐時期，更蔚然成風。因此，日本的學問僧也曾到朝鮮留學。從七世紀到八世紀，日本到朝鮮留學的學問僧就有十幾人。同時，朝鮮僧人也曾通過中國去印度求佛取經。在新羅統一前，就有朝鮮僧人阿離耶跋摩從中國陸路到印度，他因病而死，未能回國。八世紀初，新羅和尚慧超又從中國經南海到印度，走遍了五天竺的佛教重地，歷時八年，由陸路經伊朗、阿拉伯、敘利亞，於開元十年（722）到長安，後病死於五台山。他著有《往五天竺國傳》三卷，記述了他長途旅行的見聞。他精通漢文和梵文，翻譯過佛經，對佛教的盛行貢獻了力量。這就充分說明，佛教在朝鮮的流行也與中國密切相關。
另外，阿拉伯人創立的伊斯蘭教，波斯人創立的摩尼教，基督教的一個支派景教，也都在唐朝傳入中國。隨著這些宗教的傳入，中國與中亞、歐洲諸國的聯繫進一步加強了。同時，中國的道教也傳入印度。唐太宗時，右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天竺，「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可見這時印度已經對道教有所了解了。
由於各國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各國人們之間就需要在語言方面進行溝通，從而就開始了對外國語文的研究和介紹。唐代佛教的盛行，玄奘去印度取經以及翻譯佛經的影響與需要，就出現了一些梵漢字書。如智廣和尚所撰《悉曇字記》，為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書。另外，義淨還撰了《梵語千字文》（即《梵唐千字文》）。這是梵漢對照的梵文讀本。義淨說，讀了他的書，一二年即可翻譯。全真所撰的《梵唐文字》，與義淨的著作大體類同。在此以前，翻譯佛經多是西域的胡僧，唐人也從事翻譯，就使翻譯事業不再是非常神秘的了。同時，也給懂漢語的朝鮮人、日本人學習佛經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藝術方面，音樂和舞蹈是重要的部門，唐代樂舞非常盛行，其中外國樂舞占相當比重。例如，隋煬帝制九部樂、唐太宗制十部樂，其中都有外國樂。《秦王破陣樂》（即《秦王破陣舞》，又稱七德舞），是當時最受歡迎、最負盛譽的樂舞。其後傳入日本，風行一時。玄奘到達印度，戒日王根據《秦王破陣樂》向他了解唐太宗的情況，可見《秦王破陣樂》在印度也有一定影響。
中國的醫學是自成體系的，從古代到唐朝，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出現了一些優秀的著作。在唐代，中醫又傳布於日本與朝鮮。經過日本與朝鮮的補充和發展，實際上成了東方的醫學體系。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天竺的醫學，多有互相承襲的共同處。特別是阿拉伯醫學，是今天歐洲醫學的基礎，水平較高。這些國家的醫學互相承襲，形成另一體系，唐人稱其為「胡醫」。在唐朝，這兩個醫學體系是互相交流的。印度醫學早在南北朝或隋時傳入中國，拜占庭、阿拉伯的外科醫術在唐時傳入中國，拜占庭、印度眼科醫術也傳來中國；中國的切脈和一些重要醫書也傳到了中亞和西亞，影響了阿拉伯醫學。這兩個醫學體系的互相影響，唐朝是起了樞紐作用的。
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範圍也很廣，內容很多。日本學者認為：「唐朝的文化，並不單是漢人的文化，而且夾雜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外國文化，尤其是夾雜著印度系統和伊朗系統的文化，這是很顯著的事實。因此，留唐的日本學生和學問僧當然直接間接地受到這些影響，特別是在奈良時代，印度、波斯、西域等人經過唐朝前來日本直接傳播文化，這是其他時代少有的例子。」既然印度、波斯、西域的文化通過中國傳到日本，日本也就受到影響，無疑中國是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橋樑作用的。
圖版目次一、河北趙縣安濟橋隋二、彩繪陶樂俑群隋河南安陽出土三、簪花仕女圖（局部）唐周昉四、馬球圖（壁畫）唐陝西乾縣章懷太子墓出土五、彩繪載物駱駝及牽駝俑唐陝西禮泉縣鄭仁泰墓出土六、虢國夫人遊春圖唐張萱北宋趙佶摹本七、步輦圖唐閻立本八、彩塑一鋪唐敦煌石窟第328窟九、勞動泥俑群唐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十、獸形瑪瑙杯陝西西安唐代窖藏出土十一、舞馬銜杯銀壺唐陝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十二、牽駝紋「胡王」字錦高昌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土十三、狩獵紋印花絹唐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土十四、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拓片）唐陝西周至縣出土十五、東羅馬金幣（右背面）波斯銀幣（右背面）日本和同開珍銀幣（正面）陝西西安出土十六、庸調布唐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土十七、懷集庸調銀餅唐陝西西安出土十八、史天濟請取永業田辭高昌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十九、伊吾軍屯田文書唐新疆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土二十、《論語》鄭玄注寫本殘卷唐新疆吐魯番縣出土二十一、維吾爾族詩人坎曼爾抄白居易《賣炭翁》殘頁唐新疆若羌縣米蘭故城出土二十二、卜商帖唐歐陽詢清乾隆拓本二十三、倪寬贊唐褚遂良清乾隆拓本二十四、顏真卿自書告身唐清乾隆拓本二十五、神策軍碑唐柳公權北京圖書館藏宋裝裱本二十六、論書帖唐懷素清乾隆拓本以上圖版共二十六幅，分為兩組。圖版一至十三為一組，排在上冊卷首。圖版十四至二十六為一組，排在下冊卷首。圖版一，系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照片。圖版二，選自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出土文物》。圖版三、圖版六，圖版四、圖版五、圖版十一、圖版十四，分別選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會社講談社出版的《中國博物館》叢書之三《遼寧省博物館》和叢書之一《陝西省博物館》。圖版七，選自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第一集。圖版八，圖版九、圖版十二、圖版十三、圖版十六，圖版十八、圖版十九、圖版二十一，圖版十五、圖版十七、圖版二十，圖版二十五，分別選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彩塑》、《新疆出土文物》、《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第一輯、北京圖書館藏宋代裝裱《唐神策軍碑》簡裝本。圖版二十二至圖版二十四、圖版二十六，選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