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十一章學術文化的發展

隋唐兩代是我國學術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隋朝國祚短促，但承繼南北朝學術發展餘波，學人輩出，為唐代學術文化的發展興盛奠定了基礎。唐人在經學、史學、醫學等方面的貢獻相當突出。 第一節 經學的一統和發展 經學的一統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經學有「南學」、「北學」之分，表現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②，「南人約簡，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②，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動經學向前發展。隋文帝開皇九年（589），統一全國。文帝雖好釋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①。煬帝「征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③，「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④。「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的吳郡人褚輝，「明《尚書》、《春秋》」的餘杭人顧彪，「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的餘杭人魯世達，均被徵召。何妥、元善、羊彥之、劉焯等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問家。 然而，好景不長，隋末農民起義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許多經學師尊或遇難身亡①，或逃遁荒鄙擔任教授，儒經的教授傳習也由滔滔洪波轉為涓涓細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之於仁義，莫若儒」②，因而，武德二年即詔令國子學、太學、四門學、郡縣學置生員傳習經傳。時為秦王的李世民出於不同的目的，於秦王府設文學館，廣引南北碩學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贍給豐足，輪番供值；即位之後，又精選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內殿，講論經義，商討政事。當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請入國子學隨名儒曉習經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學問家如陸元朗、曹憲、徐文遠、歐陽詢、張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禮遇。唐朝境內習儒諳經蔚為風氣。 但是，經過南北朝經學的南北浪淘沙，匯集京城的儒經師尊各述己說，難能統一，這和唐皇朝一統宇內，力求思想文化趨同如一的國策是相違背的；同時，唐太宗看到儒學典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令中書侍郎顏師古在秘書省考定「五經」（《春秋》、《詩經》、《周易》、《禮》、《尚書》），對「五經」中訛缺的文字詳作訂正，書成後奏上。為使該書獲得時人承認，太宗召集當時名學碩儒重新論對；這些人長期傳習儒經各有心得，而顏氏所作五經《定本》，多尊從其祖顏子推《顏氏家訓》中的說法，也就是說，顏師古依據「南學」經疏訓校五經，故受到「北學」儒士的責難，雖則如此，顏師古多引晉、宋以來江南傳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③。貞觀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頒布五經《定本》於天下，令學人此後以《定本》作為傳習儒經的依據。 貞觀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謀求統一，因而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會同當時著名的學者如賈公彥等人撰定《五經義訓》。貞觀十六年（642），孔穎達等人歷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經義訓》180卷（其中《周易正義》14卷，《尚書正義》20卷，《毛詩正義》40卷，《禮記正義》70卷，《春秋正義》36卷），後易名為《五經正義》。太宗下詔褒獎說：「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①儘管這樣，當時國子博士馬嘉運等學者認為孔穎達諸人所撰《正義》「繁釀」，並且著文「掎摭其疵」②，「至相譏詆」③。太宗詔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複審考訂。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增損遺冗。永徽四年（653），考訂告一段落，始向全國頒布，並以其作為每年全國科舉考試明經類的經典依據。清人皮錫瑞說：「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夫漢帝稱制臨決，尚未定為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並認為，這是經學發展史的一大變易④。今人范文瀾說：「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結束了東漢魏晉南北朝歷代相沿的經學，這是適應政治上全國統一的巨大事業，很有助於統治階級的思想統一」，並且說：「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顏師古定五經《定本》對儒學的影響，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同樣重大的意義。」①無論怎麼說，唐皇朝採取行政手段統一學術思想，不僅對唐宋科舉制的漸進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變三國兩晉南北朝經學南北異途的互相指責，為經學走向全面發展提供了條件，使其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對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導作用。 唐初私家治經學的學者有：徐文遠、朱子奢、蓋文達、蕭德言、王元感諸人治《春秋》；陸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書》；魏徵、王元感、王方慶、李敬玄、張士衡、許叔牙、王恭諸人治《禮》。這些學者對經學的疏證研究頗具成就，他們的著作多見於兩《唐書》藝文志。在經學一統的前提下，私家著述無疑對增加經學研討的學術氣氛，提高經學對全社會成員大面積教化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吳人陸元朗長於經學論辯。陸氏陳、隋時即治經學，他所著《經典釋文》「研精六籍，採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②，保存了漢魏六朝的經學研究成果。《經典釋文》的出現，「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註疏以外，惟賴此書以存真，所謂殘膏剩馥，沾溉無窮者也」③。陸氏還著有《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並行於世。 學的發展 安史之亂後，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這時，朝廷頒行的經學範本已不為學者所重視，一些治經的學者獨闢蹊徑，對儒經重作詮釋疏證，開一代學風。最具代表性的是當時《春秋》之學大盛，名家輩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學者是啖助、趙匡、陸質。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肅天水）人，後流寓丹陽（今江蘇丹陽），大曆初年在丹陽病逝。啖氏精通經學，特別熟諳《春秋》，歷經十年，考訂《春秋》三家優劣，「縫■漏缺」，著《春秋集傳》；又攝其綱目，編為例統；認為公羊傳、穀梁傳雖是「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而左氏（左丘明）「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①。啖氏並不以此為終，他「考核三傳，捨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②。在這裡，啖助拋棄了此前治經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傳求經，獨立地發揮自己的見解，首開宋儒附會臆斷的治學風氣。啖助的學生趙匡，河東（郡治在今山西永濟西南）人，曾經做過洋州刺史；陸質，吳郡（治所在今江蘇蘇州）人，通「經學，尤深於《春秋》」③，著有《集注春秋》20卷，《類禮》20卷，《君臣圖翼》25卷，《春秋集傳纂例》10卷，《春秋微指》3卷，《春秋集傳辨疑》10卷。陸氏發展了啖、趙二人的學說，極力攻伐三傳，以孔子筆削本意為辭發揮自己的見解，影響了整個朝野。陸質的學生多為當時的名流士子。呂溫「從陸質治《春秋》，並言『某以弱齡，獲謁於公。曠代之見，一言而同』」①。柳宗元師從陸質引以為榮，陸質亦曾做過唐憲宗的老師。此後，研治《春秋》的學者撰著多沿襲陸氏的見解。如盧仝所撰《春秋指微》一書，即解經不用傳，韓愈贈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猶抱遺經究始終。」這種狀況反映了一些學人在唐政權日益衰落的形勢下，力圖通過研習《春秋》微言大義，「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②，主張加強朝廷集權，反對藩鎮割據的思想。如呂溫即認為：「所曰《春秋》者，非戰爭攻伐之事，聘享盟會之儀也」，「必可以尊天子，討諸侯，正華夷，繩亂賊者，某願學焉。」③大曆年間，吳人施士匄在研治《詩經》之學的同時，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秩落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④。後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詢訪施士匄所撰《春秋傳》，並大加讚賞。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等人研治《禮》，其中仲子陵「通后蒼、大小戴《禮》」⑤。蔡廣成治《周易》，強蒙治《論語》，皆自成體系，堪稱流派。 文宗太和、開成年間，研習經學再成風氣。時任宰相鄭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①，「不喜文辭，病進士浮誇，建廢其科」④。他上奏文宗，認為「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准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缺」④，文宗詔可。開成初，鄭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很快，經文就刊刻完畢，這就是著名的「開成石經」。雖然自石經刊布之後，當時人評說紛紜，認為「蕪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開成石經為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為近古」③。唐朝以國家的力量刊布石經，這不僅有利於學人研習經典，而且是經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為此後經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能。 總之，唐代經學經過唐初義疏的規範化，到唐中葉以啖助為代表的《春秋》之學興盛、開成石經的刊布，使經學的發展更進一步。此後，經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②《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②《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序》。 ③《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序》。 ④《隋書》卷七五《褚輝傳》。 ①《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序》。 ②《隋書》卷七五《劉焯傳》。 ③《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序》。 ①《舊唐書》卷七三《顏師古傳》。 ②《舊唐書》卷七三《孔穎達傳》。 ③《新唐書》卷一九八《馬嘉運傳》。 ④《新唐書》卷一九八《孔穎達傳》。 ①皮錫瑞：《經學歷史》，第198頁。 ②范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第242頁。 ③陸元朗：《經典釋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三《五經總義類》。 ②《新唐書》卷二○○《啖助傳》。 ③《春秋集傳纂例》卷一《啖氏集傳注義第三》。 ①有學者認為：「陸淳（質）說春秋，無所建白……不見陸氏自有所說。」《唐史》第三冊，香港龍門書店1979版，第515頁。 ②呂溫：《祭陸給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 ③皮錫瑞：《群經通論》卷四。 ④呂溫：《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全唐文》卷六二七。 ⑤《新唐書》卷二○○《儒學傳》下。 ①《新唐書》卷二○○《儒學傳》下。 ④《舊唐書》卷一七三《鄭覃傳》。 ③《新唐書》卷一六五《鄭珣瑜傳附鄭覃傳》。 第二節 史學的發展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淵，說：「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缺。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⑤，「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①這說明如果不儘快修史，再過十數年修史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同時說明修史的目的是「貽鑒今古」，即為以後的統治者提供借鑑。李淵對此表示關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達詔令，任命專門人選撰修前代史書，但因種種原因，這次修史「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②。貞觀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詔，重撰「五代史」（梁、陳、齊、周、隋）。可以說，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啟了唐代以國家名義修史的先聲。 史館的設立與初唐史書的撰修 唐代以前，歷代都設有史官，所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所以慎言行，示勸戒也」③。史館的得名，起自北齊④，當時邢子才作詩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館」之句。唐朝建立後，因襲隋朝制度，置史官隸屬秘書省著作局，設郎二人，佐郎四人組成。太宗貞觀初，簡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隸屬門下省。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至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大明宮築成後，史館移至門下省南面⑤。同年，唐朝開始大規模的撰修「五代史」，這樣，《梁書》、《陳書》、《隋書》、《周書》、《北齊書》以及《南史》、《北史》、《晉書》經數年相繼修成。 中國史學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見史載，司馬談在彌留之際囑咐司馬遷承繼己業，司馬遷銘記父志，歷經艱難，百折不撓，完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著《史記》；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記後傳》基礎上，「潛精研思，欲就其業」⑥，歷經二十餘年，修成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初唐史家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從而不僅保證了史書編撰的權威和質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書編撰的突出特點。 《梁書》、《陳書》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陳代吏部尚書，入隋為秘書丞；臨終前曾將未完成的梁、陳兩代史序論及紀傳闕略部分，囑姚思廉按原有體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①。隋末大亂，姚思廉輾轉四奔，難成其願。貞觀三年（629），太宗下詔，命其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當時謝炅諸家有關梁、陳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陳二代史的基礎上，撰成《梁書》50卷，《陳書》30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②。十年（636）奏上。清人趙翼評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陳二代史，云：《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為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末唐初也哉！」③《北齊書》作者李百藥，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屬文，辭核而理暢」④。隋文帝開皇初受命撰《齊史》，書未成即病終。李百藥貞觀初官中書舍人，貞觀元年太宗敕令撰《齊書》。他遵循其父的編纂意旨，並詳加考論，於貞觀十年撰成《北齊書》（區別於蕭子顯《南齊書》）50卷。宋人對《北齊書》多有評論，陸游《老學庵筆記》中對《北齊書》多用當時俗語就頗為推崇。另外，《北齊書》到北宋時就散佚不全，後經宋代史家校勘輯佚，才得以傳流至今，如許多紀傳即兼采《北史》，「今《北齊書》各紀各列傳凡稱神武、文宣及無論贊者，皆非百藥作，皆《北史》也」①。 《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壽，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人。其父李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對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的狀況甚為關注，因而「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②，即編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師分別於隋末和武德九年（626）兩次撰修此書，「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④。李延壽貞觀中曾奉詔參與撰修《晉書》、《五代史志》，在修撰之餘，「思欲追終先志」，將齊、梁、陳五代舊事他書未載的條目，晝夜抄錄。這樣，從貞觀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壽終於完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的撰寫。接著，他將撰就的史書交與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詳加勘正，「許令聞奏」，又「遍諮宰相」⑤，然後書《上南北史表》奏上。顯慶四年（659），《南史》、《北史》獲唐朝廷批准傳布，唐高宗親自為之作序，但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傳③。《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所修史書的單一片面性，以統一國家的姿態撰述史事，體現了統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書所反映出的社會現實。同時，《南史》、《北史》開啟了唐朝編撰通史的先河。 貞觀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書》、《陳書》、《齊書》、《周書》、《隋書》，這五部史書原是一部書，即稱為《五代史》。雖則《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別為姚思廉、李百藥、令狐德棻和魏徵，但總負責人卻是魏徵。魏徵不僅全面負責組織工作，而且撰寫了梁、陳、周、齊諸史的總論和《隋書》的序、論。這種修史體制的完善，既便於對史書體例等的統籌規劃，又可發揮撰修者各自所長，《晉書》、《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這樣。 《晉書》題唐太宗御撰，實際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參加撰修的有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辛玄馭、劉裔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等。在此之前，有關晉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晉書，是因十八家《晉書》「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書虧實錄」①。撰修者以臧榮緒《晉書》為底本，參考其他史著，「分功撰錄，莫不傳考前文，旁求逸蔓，舉其精要」②。同時，著名史家令狐德棻等人「詳其條例，重加考正」④，經數年撰修，至貞觀二十年三月書成奏上，總10帝紀、10志、70列傳、30載記，共130卷。後世對《晉書》多有評說③，但從總體來說，《晉書》的編撰還是比較成功的，如載記部分，天文、律歷、五行諸志的撰修，皆堪稱觀採，特別是唐太宗御撰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更增加了《晉書》的權威性。由於《晉書》的廣泛流傳，此後十八家《晉書》多失傳。 《隋書》的編修起自貞觀三年。史官孔穎達、許敬宗參撰，魏徵「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①。貞觀十年（636），《隋書》紀、傳部分修成，與已修訖的《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合稱為《五代史》。然而，這五部史書都缺少「志」，於是，貞觀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等續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監修，後由太尉長孫無忌監修。顯慶元年（659），《五代史志》30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單獨流傳，後晉時才與《隋書》紀、傳部分合為一書。《五代史志》中的「經籍志」最為有名，編撰者首次將我國古籍以經、史、子、集四大類加以著錄。《五代史志》是繼《南史》、《北史》之後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統一國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編撰之外，史官劉知幾私修的《史通》20卷，貞元年間（785—805）杜佑編著的《通典》200卷也很有名，開創了我國史評體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漢書》、《史記》的傳注 早在南北朝時期，學者對《史記》、《漢書》的研究就已開始。隋朝著名學者有蘭陵人蕭該、東海人包愷。蕭該「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游所禮」，撰有《文選音義》一書。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②。隋末李密就喜讀《漢書》，想以包愷為師①。後天下大亂，一些名儒流徙於鄉野傳授，形成了唐初許多各有源流的學問及其系統的研究風氣。如顏師古就有家學淵源，其父顏思魯「以儒學顯」，其叔父顏游秦撰《漢書決疑》12卷，為當時學者稱道。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②，貞觀中曾受命注《漢書》，他採用其叔父質義，「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③，太宗令編入秘閣，對顏師古亦予以嘉獎。後來，房玄齡認為顏氏所注《漢書》「文繁難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攝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④。同時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漢書訓纂》，「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姚思廉的孫子姚珽，據其祖所著，立意發揮，著成《漢書紹訓》40卷。以上為有家學淵源的。高宗時人王方慶，「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並隨之卒業。⑤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受班氏《漢書》亦見諸史載。曾經註解過《文選》的揚州人李善，撰有《漢書辨惑》30卷，高宗乾封以後「以教授為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⑥，以上為師授源流。到永徽以後，以長安、洛陽為中心，逐漸形成一種專門學問，即「漢書學」。當時著名學者有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緯兄弟「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獨立的《漢書》學研究體系，在當時治《漢書》學者中影響最大；所謂「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為無法雲」⑦；其次，乾封年間都水監主簿劉訥言給沛王講授《漢書》。後沛王為皇太子，就是章懷太子李賢。李賢集諸儒共注范曄《後漢書》，劉訥言為主要參與者。可以說，太子李賢組織人力注《後漢書》，其興趣多來自劉訥言講授《漢書》所得。當時治《漢書》學的還有高宗朝的郝處俊、開元時的殷踐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記》的學者有褚無量、高子貢，而王玄感堅持不懈，「並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①；劉伯莊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20卷，從不同角度、側面研究《史記》。武后長壽年間的許子儒，「其所注《史記》，竟未就而終」，實為憾事。這一時期研治《史記》的集大成者，是開元年間司馬貞所著《史記正義》和張守節著《史記索引》，不僅是當時治《史記》的高水平之作，而且為後代進一步研究《史記》提供了詳確的資料。 譜系學 近人章群認為「唐承隋祚，猶之漢承秦業，其相因襲者甚多，惟以唐而論，究以隋祚短促，與其謂因襲於隋，毋寧謂其祧於南北朝也」②。魏晉六朝時期選舉以「九品中正」為前提，從而形成魏晉時代譜學大盛的局面。當時「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將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後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譜學家以此二書為範本①。劉宋時譜學家王弘因「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為時人所仰慕。「唐代譜學本脫胎於魏晉六朝譜學，因而，這種鮮明的門閥觀念和森嚴的等級界限當然也得以繼續傳播」②。儘管統治者自覺不自覺想削弱這種門閥觀念，但官修、私修譜系本身，無疑對維繫於統治階級有利的等級制度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另外，譜學是唐代史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組織人力編撰，私家修譜亦多見史載，譜學名家亦層出不窮。 貞觀五年（631），唐太宗以「山東人為自矜誇，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因而詔令吏部尚書高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譜牒，考其真偽，褒進忠賢，貶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書，定山東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覽後大為不滿，明確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③。經修訂，貞觀十二年，《氏族志》100卷面世，列皇室為第一等，後族為第二等，山東士族崔幹為第三等。由於編撰者多精於譜學，該書又幾經修改，《氏族志》修成後，「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④。 高宗顯慶四年（659），許敬宗為奉迎皇后武則天，認為「其書不敘明皇后武氏本望」①，中書令李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詔令禮部侍郎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書入族譜」②為標準。高宗自裁體例，制寫序言，總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書成後，搢紳大夫多以入選為恥，稱此書為「勛格」。從《氏族志》到《姓氏錄》，唐政權內等級門閥的覆蓋面增大，而一些士族門閥以此為恥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龍元年，左散騎常侍、譜學家柳沖認為，自貞觀年間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間，此書「甄差群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故上奏請求改修，中宗詔柳沖及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當時「共取功、德、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③，然而，由於參加編撰的魏元忠等相繼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詔柳沖、徐堅、吳兢、魏知幾、陸象先、劉知幾等接撰，書成，名《姓系錄》200卷。開元初，玄宗又詔柳沖及薛南金「復加刊竄，最後定式」。這樣，《姓系錄》撰修前後歷經十一年，經三次大規模的修撰，最後得以成書。《姓系錄》是官修譜書的集大成者，也標誌著唐代譜學研討達到頂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間（758—759）著作郎賈至撰《百家類例》10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20卷，開成四年翰林學士柳璟撰《續皇室永泰譜》，都是以唐皇室作為譜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寶撰《元和姓纂》10卷，是官修質量較好的譜書之一。 私家撰修的譜學著作有：武則天時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撰《王氏家牒》15卷、《家譜》20卷；四門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實論》10卷。史家劉知幾撰《劉氏家史》15卷、《譜考》3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④；開元時左散騎常侍韋述「好譜學……，乃於《柳錄》之中，別撰成《開元譜》二十卷」①；天寶時集賢校理蕭穎士，「通百家譜系」②，著《梁蕭史譜》20卷；孔至著《姓氏雜錄》1卷。唐代著名的譜學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間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倉曹參軍李守素，時稱「肉譜」③，即活的人物典。武則天時太子司儀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記》20卷、《衣冠譜》60卷。此後的譜學家，如柳沖「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韋述、蕭穎士、柳芳，雖「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④，柳芳自己更認為「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足見路敬淳對唐代譜學界影響之大。 ⑤《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 ①《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 ②令狐德棻：《請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 ③《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 ④《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總序》。 ⑤《唐六典》卷九《史館》。 ⑥《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 ①《後漢書》卷四○《班彪附班固傳》。 ②《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③《舊唐書》卷七三《姚思廉傳》。 ④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九。 ①《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 ②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五。 ③④⑤《北史》卷一○○《序傳》。 ①《北史》卷前說明。 ②《修晉書詔》，《全唐文》卷八。 ③④《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 ①《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五。 ②《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 ①《隋書》卷七五《儒林傳》。 ②《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③《新唐書》卷一九八《顏師古傳》。 ④《舊唐書》卷七三《顏師古傳》。 ⑤《舊唐書》卷一八九《敬播傳》。 ⑥《舊唐書》卷八九《王方慶傳》。 ⑦《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李善傳》。 ①《新唐書》卷一九八《秦景通傳》。 ②《舊唐書》卷一八九《王玄感傳》。 ①章群：《唐史》第一冊《序》，香港龍門書局1978年版。 ②《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③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第108頁。 ④《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 ①《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 ②《唐會要》卷三六《氏族》。 ③《唐會要》卷三六《氏族》。 ④《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 ①《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 ②《舊唐書》卷一○二《韋述傳》。 ③《新唐書》卷二○二《蕭穎士傳》。 ④《唐會要》卷三六《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