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五十二章陳子龍張煌言

陳子龍、張煌言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志士，也是出色的文學家。 第一節陳子龍 陳子龍（1608—1647），初名介，字臥子、懋中、人中，號大樽、海士、軼符等。南直隸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上世代務農，「稱素封」①。父親所聞，以文學名江南，萬曆四十七年中進士，官至刑、工兩部郎。陳子龍六歲入學，勤治經史，力攻章句。天啟三年（1623），十六歲舉童子試，名居第二。時大批廷臣因為反對魏忠賢，紛紛被削職為民或逮之獄死。陳所聞告病在家，每閱邸報，扼腕嘆息，教陳子龍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啟五年（1625），閹黨矯旨到蘇州逮捕乞假在家的文選員外郎周順昌，激起吳民公憤，「奮擊緹騎至死」。為伸張正氣，抗議閹黨的不法行為，陳子龍冒著滅族的風險，縛草為人，「書奄名射之」②。從這一年開始，他先後與本郡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勛、宋徵璧以及蘇州、嘉興等府的一些文人學士結為好友，切磋學術，議論時務，後來大都成為明季江南黨社運動的骨幹分子。天啟六年（1626），補松江府學生員。父病歿，居家守孝，閉門不出，博覽群書，尤其致力於古文詞。 崇禎元年（1628），陳子龍二十一歲，與湖廣寶慶府邵陽知縣張軌端之女結為夫妻。後納妾蔡氏等三人。當時，江南一代名妓柳如是（1618—1664），年方二十餘，「色藝冠絕一時」，詩賦輒工，尤長近體七言，堪稱才貌出眾，風流十足。不少文人才子對她「一見傾心」，愛慕不已，繾綣而別。陳子龍雖曾流連聲色詩酒，但對柳如是卻沒有好感。柳如是以陳子龍「負海內重名」，欲委身於他，從盛澤至松江屢以刺謁，自稱女弟。「陳嚴正不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柳如是才轉而嫁給錢謙益做繼室①。 崇禎二年，陳子龍中秀才，拔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老困公車，不得一二時髦新采，共為薰陶，恐舉業無動人處」，在松江組織「幾社」。「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勛、徐孚遠、彭燕三人。陳子龍「甫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才學則已精通經史，落紙驚人，遂成六子之數」②，世稱「幾社六子」。幾社和其他文社一樣，起初是通過以文會友，選擇知己，學習制藝，後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逐漸演變成一股政治勢力。幾社的主要特點是取友極嚴，非師生子弟不得入社，社友親如兄弟。它成立後匯刻制藝範本《幾社壬申文選》，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幾社會義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幾社的聲勢由此大振。陳子龍的名氣亦因之日重，「問業者日進，戶外屨滿」。崇禎三年（1630）秋，應鄉試，中舉人。次年，赴京師會試，「為省中某公所黜」，落第歸里，從事古文詞。又作書數萬言，極論時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以友人戒之而止。崇禎七年春，再度應會試，復不第，回家閉門謝客，「專意於學問」，作古詩樂府百餘章。接著，在松江南門外阮家巷陸氏別業南園讀書、寫作，成《玉堂集》、①陳子龍：自撰《年譜》卷上，萬曆三十六年條，見《陳忠裕公全集》，清嘉慶年刊本。②陳子龍：自撰《年譜》卷上，天啟五年條。 ①見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附軼事》；鈕琇：《觚剩》卷三《吳觚·下》；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初編卷七《柳如是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徐兆瑋：《河東君遺事》。②杜登春：《社事始末》。 《平露堂集》。崇禎十年，第三次公車北上，榜發，與夏允彝同中進士，俱在丙科，當就外吏。陳子龍選得廣東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聞繼母亡，回家治喪。 此時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促使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對王門後學的空談誤國產生強烈的不滿，大聲疾呼「經世致用」，以改變殘酷的社會現實，陳子龍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這一時期，他為古代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做了兩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崇禎十一年（1638）夏，陳子龍以「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後」①的緊迫感，與徐孚遠、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務、國政」之文，「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徵實」②，輯成《皇明經世文編》，凡五百零四卷，又補遺四卷。是書選文以明治亂、存異同、詳軍事、重經濟為原則，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政治、軍事、賦役、財經、農田、水利、學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並根據當時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對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註，表達了編者的政治主張。陳子龍等人編輯此書的動機和目的，是為了「上以備一代之典則，下以資後學之師法」，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捨實」①，不務實際的壞風氣。它是一部「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了明朝兩百幾十年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經世致用之書。這部書的編輯出版，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對稍後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的作用」②。 繼後，陳子龍又整理了徐光啟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徐光啟負經世之志，「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主於實用。至於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③。對於徐光啟的為人和學問，陳子龍向來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訪他，「問當世之務」。徐光啟謝世後，陳子龍從其次孫徐爾爵處得《農書》草稿數十卷，日夜抄錄。崇禎十二年（1639），「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略」④。「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⑤，燦然成《農政全書》六十卷。並作《凡例》，概述《農政全書》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內容、思想淵源和徐光啟的獨到見解。同時抒發了他本人的社會經濟主張。編輯《皇明經世文編》和整理《農政全書》，是陳子龍一生中在經世實用方面兩項最主要的貢獻。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經世」，即現實社會經濟問題，特別是農業生產是何等的重視。 此後，陳子龍曾一度「欲絕仕宦」，在家「廣其宅，示無志四方也」。 然而，面對著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燎原之勢和清軍的步步進逼，從鞏固明朝的根本立場出發，最終還是放棄個人打算，於崇禎十三年（1640）六月，出任浙江紹興府司理，尋兼攝諸暨知縣。在官之日，由於他的轄區連年水患成災，饑民蜂起，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他剛柔並用，剿撫兼施，一邊「力①陳子龍：《安雅堂稿》卷一。 ②宋徵璧：《經世文編凡例》。 ①陳子龍：《經世文編序》，《陳忠裕公全集》卷二六。 ②吳晗：《明經世文編》影印本序。 ③④陳子龍：自撰《年譜》卷上，崇禎十二年條。 ⑤陳子龍：《農政全書·凡例》，見《農政全書校注》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行保甲，設互首之法，申連坐之令」，鎮壓饑民起義；一邊親司賑事，救濟饑民，立粥廠，設藥局，養老幼，醫病疾，收死骨。十五年（1642）五月，在浙江巡撫董象恆節制下，陳子龍督撫標兵千餘人到浙江遂昌縣，積極參加浙、贛、閩三省會剿，鎮壓多年來活動在三省交界處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為首的山民起義。事平論功，陳子龍得增俸。十六年春，李自成起義軍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恆委派負責籌劃軍備，在餘杭等地築關建台，整修城池，鑄炮儲硝，並督運軍糧入南京。崇禎十七年初，陳子龍因招撫浙江東陽縣諸生許都起義有功，授兵科給事中。許都出身官僚家庭，富而任俠好施，原為陳子龍的舊友。陳子龍曾經數次薦之上官，不用。關於這次許都起義的原因和經過，有兩種說法。一曰，東陽知縣姚孫裴貪酷成性，藉口備兵，橫徵暴斂，坐許都萬金。許都乞免，不得。適義烏縣奸民假中官之名招兵事發，孫棐遂誣許都與此有關，「結黨謀逆」，於是急忙使人捕之。時，會許都葬母山中，有萬人參加。有人以此報告官府，雲許都反矣。孫棐遂遣兵捕之。許都被激起而反之，用孝布包頭，號「白頭兵」，以「誅貪吏」為號召。旬日之間，眾至數萬，連下蘭溪、東陽、義烏、武義、浦江，進圍金華，全浙大震。一曰，是年明末農民起義軍入江西，許都練兵自衛，姚縣令斥其不法，許都饋其千金仍不能解，且說許都隱匿吳昌時贓銀十萬兩，是應輸官。許都懼禍不能免，偕友人入縣衙門。令怒責之，且欲置之獄。許都等遂先發制人，執縣令，鞭數十，然後反其道而行之，將縣令關入監獄，封府庫，聚眾反矣。但許都投降後，由於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顧陳子龍的再三要求，違背當初許下的只要許都自縛來降，「當待以不死」的諾言，在許都率眾出山投降之後將許都及部眾六十餘人殺死。對此，陳子龍很是不滿；又聞祖母病甚篤，便沒有去赴任，於三月乞身歸里。 五月二日，陳子龍得知京師已陷，「國破君亡」，「號慟欲絕」，血淚沾衣。福王朱由崧監國南京以後，起陳子龍原官。六月入朝就任，上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又具三疏：「一勸主上勤學定志，以立中興之基；一上經略荊襄布置兩淮之策，以為奠安南服之本；一歷陳先朝致亂之由在於上下相猜，朋黨互角，以為鑑戒。」①在近兩個月內，陳子龍前後上三十餘疏，舉薦人材；批評馬士英重用阮大鋮；反對中貴四出選民女並乘機大肆擾民，橫行勒索。因為福王腐朽無能，朝政不修，小人當道，大權控制在首輔馬士英手裡，陳子龍的一切建議不但沒有被採納，反而引起馬士英的「深疑」，群小更是「見嫉如仇」。陳子龍「念時事必不可為」，憤然離開朝班，於九月請假回家。 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失守，福王政權至此結束，陳子龍避地泖濱。有舊友陳洪範時已降清，派人招撫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辭答之，陳子龍則避而不見。又有故明參將洪恩炳，與陳子龍「素執弟子禮」，亦降清，自稱「安撫使」路過松江求見，陳子龍亦拒之門外，矢志堅持抗清立場。閏六月，江南各郡「競起兵為恢復計」，組織義軍，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員也同樣在城內募兵抗清。這時，陳子龍與徐孚遠及陳湖義士集眾千餘人駐紮陳湖，伺機起兵。夏允彝致書聯絡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參將魯之璵率水師三千自吳淞入泖湖，總兵官黃蜚率船千艘、水師二萬人由無錫到此會合。是月初十日，陳子龍設明太祖像誓師起義，原明①陳子龍：自撰《年譜》卷中，崇禎十七年條。 兩廣總督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陳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軍號「振武」。陳子龍所集義兵，雖有千餘之眾，但「餉無所辦」，且多泖濱漁人，不知紀律，未嘗作戰，甚不堪用，與吳志葵水師進攻蘇州失敗。黃蜚不聽陳子龍的勸阻，將二萬水師移營黃浦江，因沿途水道狹隘，不利旋轉，單行數十里，首尾不相應，僅支撐兩月，亦被清軍擊敗。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猶龍等皆陣亡。陳子龍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脫，攜家走崑山。夏允彝投水死。 繼而，陳子龍避難青浦縣金澤，最後隱姓埋名入嘉善縣陶莊水月庵，托為禪僧，取名信衷，字瓢粟，號潁川明逸。在此，他與庵僧衍門同研佛學，並完成自撰《年譜》①。 弘光元年六月，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閏六月，唐王朱聿鍵稱號於福州。魯王命陳子龍為兵部尚書，節制七省軍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自清軍破揚州以後，吳江進士吳易與同邑舉人孫兆奎等共組「白腰黨」，起兵抗清，聚眾千餘，結營太湖，出入無常，連攻嘉善。順治三年（1646）春，又與蘇州清兵戰於吳江汾湖（分湖），大敗清軍，「斬獲過當」。陳子龍向魯王報捷。魯王封吳易為「長興伯」，命陳子龍視師浙、直。五月，陳子龍監臨吳易義師。後，陳子龍見其「輕敵，幕客皆輕薄之士，諸將惟事剽掠而已，師眾不整」，「軍紀日弛」，遂與之斷絕關係。至秋天，吳易被執，義師失敗。此時陳子龍因為「復明」大業不成，經常沈憂咤嘆，至廢寢興。及聞浙東、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單襆，混跡緇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將安之乎，惟有營葬大母歸死先壟耳。」即於七月遣家歸里，十一月，殯葬祖母於廣富林。並作長書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負夏公」。順治四年（1647）初，在廣富林家居時，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輩一時零落殆盡，周立勛之死亦已數年，而喪未舉，慨然曰：「我死，誰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會葬夏允彝，陳子龍賦詩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詞，此系其生前最後留下的文字。 清松江提督吳勝兆，遼東人，以降將從徵到江南。他的幕僚皆吳越之人。順治四年四月，吳勝兆因為與江寧巡撫土國寶有矛盾，總督軍務招撫江南經略使洪承疇又劾其濫收吳易「白腰黨」降卒，遂密謀策划起兵反清。他的部下、長洲縣諸生戴之儁是陳子龍的舊識，積極支持吳勝兆起兵，並微服私訪陳子龍，一再請求陳子龍寫信聯絡黃道周（黃系陳座師）族子、魯監國舟山守將黃斌卿率舟師為外應。陳子龍認為：黃等「虛聲寡信，事必不濟」，沒有答應戴的要求，並說：海舶往來，不乏信使，你等好自為之，我決不阻攔。戴即離去，「自是不復相聞矣」①。是月十六日，吳勝兆未舉兵而事泄被捕，入獄窮治。清軍誣陳子龍與吳「共謀」①，遣兵捕之。陳子龍易姓李，改字大樽，先潛匿嘉定侯岐曾仆劉馴家。後又逃至其婿崑山顧天逵兄弟處。時，清江寧將軍巴山、操江都御史陳錦和江寧巡撫土國寶陰謀乘吳勝兆事，「盡除三吳知名之士」，而以陳子龍為首。五月初，他們派出兵丁五百，手挾弓矢，如臨大敵，在蘇松一帶大肆搜捕達五六日之久。最後由於陳子龍僕人不慎泄露住處，陳子龍在吳縣潭山顧天逵祖墓被捕。巴山等人對他進行審訊，他「植①王沄續編：陳子龍《年譜》卷下，清順治二年條。 ①王沄：陳子龍《年譜》卷下，順治四年條。 ①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四編卷七《陳子龍紀略》。 立不屈，神色不變」。陳錦問他為何官？曰：「我崇禎朝兵科給事中也。」又問：何不剃髮？曰：「吾惟留此發，以見先帝於地下也。」又問，陳子龍凜然挺立，拒不回答。乃執之舟中，令卒守之。 五月十三日（6月15日），陳子龍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經松江境內跨塘橋時，他乘守者不備，突然投水以死，撈起時已經氣絕，清軍還殘暴地將其凌遲斬首，棄屍水中。時年四十歲。次日，陳子龍門生王沄、轎夫吳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遺體，具棺埋葬。清乾隆中，諡「忠裕」。 陳子龍不僅是明清交替時一位不屈的抗清勇士，而且在當時的文壇上也頗有名望。他「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②，七律詩更有特色和成就。雖然他有復古的思想和主張，但他特彆強調文學創作的社會意義，是結束明代復古派詩歌創作的最後一個大詩人，也是開創清初詩歌抒寫性情、反映現實新風較早的一個大詩人①。他生前所寫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多數收集在清嘉慶八年（1803）刊行的《陳忠裕公全集》。②《明史》卷二七七《陳子龍傳》。 ①參何齡修：《陳子龍》，《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四卷，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82頁。 第二節張煌言 張煌言（1620—1664），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今屬寧波市）人。出身於官僚家庭。父張圭章，天啟四年（1624）舉人，曾任山西鹽運司判官，官至刑部員外郎。母趙氏早逝，故一直跟隨在父親身邊長大②。 崇禎十五年（1642），張煌言考中舉人。當時，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烽火已燃遍全國，明朝的統治岌岌可危，於是朝廷開始重視培養文武兼備的人材，張煌言雖考文舉，但仍須加試一些戰事急需的武備科目。在考試時，朝廷「以兵事急」，令考生「兼試射」，而張煌言竟「三發皆中」，使在場者十分驚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時局，「慷慨好論兵事」③，故周圍的人們對他更加敬重。 明亡後，明宗室的幾個藩王先後成立了三個南明政權，但真正的抗清力量，卻在民眾之中。 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軍攻陷江寧（今南京），弘光政權覆滅。清軍渡江後的屠戮燒殺，激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浙東地區的廣大民眾在士紳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等人的首倡下，舉起了抗清的義旗。二十六歲的張煌言面對國破家亡的殘酷現實，也毅然參加了這支抗清隊伍。隨後，他作為義軍的代表到天台迎魯王朱以海到紹興「監國」。先是，張煌言被魯王授以「行人」之職，至紹興，又被授以「翰林院修撰」，並任「入典制誥，出領軍旅」之事。當時，魯王諸將中，以石浦守將張名振勢力最強。 南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清軍在博洛的率領下進攻閩浙地區，同年秋，隆武政權滅亡，魯王在張名振的護衛下逃往舟山群島。張煌言隨即匆忙趕回鄞縣故里，與老父、繼母、妻兒子女訣別，後追隨魯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守將、與張名振軍「相犄角」的黃斌卿卻拒絕接納魯王。魯王一行只得逃往福建長垣重建臨時政權。張煌言與張名振待局勢稍定後，又重返浙東與舟山地區，重新組織與招募義軍。而張煌言又被魯王加授「右僉都御史」之官職。 南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1647）四月，降清的明江南提督吳勝兆準備反正，張煌言勸張名振援吳勝兆，「遂監其軍以行」，但當張煌言、張名振率義軍水師至長江口的崇明島時，突遇海上颶風大作，致使「舟覆」軍亡，而落水的張煌言也被清軍俘執，囚禁七日後，得人救助，「有導之出者」，逃出後「走間道復還入海」。途經黃岩時，被追趕的清兵「圍而射之」，張煌言卻僅「以數騎突［圍］出」，自此他則「益習騎射」。不久，他又在浙東招募集結義軍於上虞縣平岡寨屯田拒守。其時，「諸山寨多出劫掠，獨煌言與王翊［率義軍］履畝勸輸，戢所部勿擾民」，深得民眾擁護。言與王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1649），張煌言又朝「覲（魯）王於健跳」。次年，張名振「奉（魯）王居舟山」，隨即，魯王「召張煌言入衛」舟山。張煌言奉詔後，「乃以平岡（義）兵授劉翼明、陳天樞」統領，自己則率親軍赴舟山群島，到達後，張煌言又被加授兵部侍郎的官職。 ②全祖望：《張煌言年譜》，《張蒼水集》，中華書局1958年版。 ③《清史稿》卷二二四《張煌言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1651），張煌言在舟山得悉老父去世的訃告，逢此父喪之際，清軍浙江提督田雄乘機致書張煌言以招降，被張煌言堅決拒絕。當年，清軍進攻滃洲，張名振奉魯王之命率義軍攻打吳淞清軍，「冀相牽制」。不久，清軍攻陷舟山，張煌言與張名振只得偕魯王進入福建的金門，依附鄭成功軍，聯合抗清。然此時的鄭成功使用的是南明唐王的隆武年號，對魯王的到來，僅按月供給豬肉、大米之物，而「修寓公之敬」。張煌言見此狀，嘗對鄭成功說：「招討（指鄭成功）自始至終為唐王出力效命，真可謂難得的純良忠臣啊！」鄭成功聽後則答覆說：「侍郎（指張煌言）您從始至終追隨魯王，與我豈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故張、鄭二人雖各事其主不同，但其交誼卻頗牢固深厚，故魯「王亦賴以安居」。 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1652），張煌言又奉命監張名振義軍，並同率義軍在鄭成功軍隊配合下，經舟山攻至崇明，並進抵金山，但因兵力不足，只好撤回。次年，這支義軍又攻至長江口的崇明，但遭遇清軍的阻擊而遭敗績。 永曆八年（清順治十一年，1654），二張在鄭軍的配合下，又自吳淞攻入長江，義軍進「逼鎮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達江寧」，然由於上游的應援軍隊遲遲未到，只得退回崇明。同年，義軍再度入長江口，攻占過瓜洲、儀真、燕子磯等戰略要地，不久又只得率師退「還屯臨門」。到永曆九年時，鄭成功派遣部將陳六御率師與張名振義軍配合，攻取舟山。清軍台州守將與義軍約降，張煌言「以沙船五百（艘）迎之」，致使此戰一舉告捷。不久，張名振卻因中毒身亡，臨死前遺言將自己所統屬的軍隊歸由張煌言統轄指揮。 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1656），清軍再次攻陷舟山，張煌言只得率義軍在秦川一帶與清軍周旋。在此之前，永曆七年時，魯王朱以海見大勢已去，便自去「監國」年號，張煌言雖仍事奉魯王為主，但卻只得將義軍活動的情況，「通表」遠在滇（雲南）中的南明桂王朱由榔。 永曆十一年（1657），桂王遣派使者，冊授張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學士的官職。此時，清兩江總督郎廷佐投書招降張煌言，張煌言回書以報：「來書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倘若「庸夫聽之，或為變色」動搖，但「貞士則不然」。大丈夫「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氈雪自甘，膽薪深厲，而卒以成事」。至於本人，「仆於將略原非所長，衹以讀書知大義」。但「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濟則賴君靈，不濟則全臣節。憑陵風濤，縱橫鋒鏑，今逾一紀矣，豈復以浮詞曲說動其心哉？」只因「來書溫慎，故報數行」。然「若斬使焚書」，亦不作回答，則「適足見吾意之不廣，亦所不為也」。回信中，陳辭激越，慷慨激昂，絲毫不為誘降信中的「浮詞曲說」而動心，充溢著隨時準備犧牲的凜然正氣。永曆十二年（1658），張煌言率義軍與鄭成功軍會師，將再度攻入長江，以圖光復，但義軍次抵羊山時，遇海上颶風大作，只得引軍無功而還。永曆十三年（1659），張煌言與鄭成功一起，為牽制大舉向雲貴地區進攻的清軍，再次率義軍入長江作戰。先是，義軍抵達並占領崇明。張煌言對鄭成功建議說：「崇明，江、海門戶」，宜先將義軍「定營於此」，稍事休整，務使義軍「進退有所據」。但鄭成功未聽從。當時，駐防長江的清軍，在瓜洲金、焦二山間橫上攔江鐵索（俗稱「滾江龍」），且在沿江兩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頗為堅固。張煌言卻率義軍乘十七條船機警巧妙地破壞了江防防線，在後援的鄭軍配合下，「翦江而渡」，於六月一舉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後，張煌言又向鄭成功建議全力攻取鎮江，然鄭成功顧慮駐守江寧（南京）的清軍將趕往支援。張煌言則主張可先派一支舟師水軍，佯攻直搗江寧北門，即觀音門，這樣「南京［清軍］自不暇出援」。同時，他還提議這支水軍應溯江而上，前往蕪湖一帶活動，以防阻江楚方面清軍的來援。鄭成功採納了意見，並命他向南京方向進攻。此時，張煌言所率義軍將屬人數不滿一萬，渡江之舟不滿百艘，仍毅然率軍西行。不久，張煌言攻克儀真，並進軍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眾的熱烈歡迎，「儀徵吏民齎版圖迎降五十里外」①。當得悉鄭成功攻克鎮江後，張煌言又致信鄭成功，言及當「先撫定夾江郡縣」後，再從陸路進軍，直取南京，但鄭成功未採納他的建議，「竟從水道進」②。致使有利戰機瞬間喪失，而南京清軍得以喘息並獲後援而鞏固城防。 六月二十八日張煌言軍直抵南京觀音門外江面，停留兩日仍不見鄭軍的到來，只得派遣別的將領率輕舟數十艘的水軍，「直（西）上攻蕪湖」，他自己則率軍駐紮在浦口。待鄭成功率「水師」到達後，張煌言又於七月七日趕到蕪湖，在此，他「部勒諸軍」，將義軍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諸郡縣」，張貼文告。許多故明降清的舊官吏，見到文告，紛紛倒戈，「於是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及諸屬縣皆請降」，使義軍很快便收復了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城池近三十座。 義軍紀律嚴明，所過之處，對民眾百姓「秋毫無犯」。張煌言每「經郡縣，入謁孔子廟，坐明倫堂，進長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遠近響應」。致使出現「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淚交下，以為十五年來所未見」①的空前盛況。而「瀕江小艇，載果蓏來貿易者如織」②，給義軍很大支持與鼓舞。可是，這一大好形勢，卻因鄭成功率軍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轉直下。正當張煌言收復徽州時，聞鄭成功在南京城下兵敗之事，於是「還蕪湖收兵，冀聯合瓜洲、鎮江（義）軍為守計」，期待有利時機，再作他圖。不久，張煌言又得到鄭成功軍已放棄瓜洲、鎮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致使張煌言所率義軍處於進退維谷、腹背受敵的危險處境，很快遭致潰敗。 此際，清兩江總督郎廷佐一方面調遣水軍切斷張煌言義軍東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寫信向張煌言勸降。張煌言對招降書「拒不應」，同時，為擺脫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謀入鄱陽湖」，向江西發展。當義軍船隊進抵銅陵時，卻與湖廣來援的大批清軍水師遭遇，與之激戰而敗退。最後，張煌言「撫殘兵僅數百，退次無為，焚舟登陸」。又從陸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達東溪嶺時，適逢清軍「追騎至，從者盡散」。張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圍而出，只得「變服夜行，至高滸埠，有父老識之，匿於家數日，導使出間道，渡江走建德、祁門亂山間」。此時張煌言身染瘧疾發作，幾不能行，但他仍不顧病痛，奮力疾行。到達休寧後，「得舟下嚴州」。登岸後，又復行山路，途經浙江的東陽、義烏「至天台達海」。歷盡千難萬險，兵敗後繞道潛行二千餘里，九死一生，終於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區。此後，他「收集舊部」，①沈冰壺：《張公蒼水傳》，見《張蒼水集》。 ②沈冰壺：《張公蒼水傳》，見《張蒼水集》。 ①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見《張蒼水集》。②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見《張蒼水集》。準備東山再起。鄭成功得到張煌言生還的消息後，也將自己的部分兵力撥歸他統轄，致使義軍稍有壯大。張煌言將義軍屯駐長亭鄉，「築塘捍潮，闢田以贍軍」需軍餉。同時，張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稟告自己兵敗的消息。桂王得悉後，在敕書中表示安撫慰問的同時，又給他「加兵部尚書」的職銜。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1660），張煌言又率義軍移駐寧海縣臨門村，並加緊訓練兵士。然在永曆十五年時，清廷為了肅清東南沿海地區的抗清勢力，頒布了「遷海令」，「廷議徙海上居民」，以斷絕對義軍的糧餉「接濟」。義軍「無所得餉」，只得「開屯南田自給」。當鄭成功率軍東征，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台灣時，張煌言不理解此舉的重大戰略意義與價值，曾寫信給鄭成功，「移書阻之」。不久，清軍直下雲南，終使南明永曆政權覆亡。逢此危急之際，張煌言「遣其客羅綸入台灣」，催促鄭成功出兵閩南，一方面支持東南沿海人民反對「遷海令」的鬥爭，另一方面也可牽制清軍，以解永曆政權之危，但鄭成功「以台灣方定，不能行」為由，加以拒絕。於是，張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鄖陽山中，去說服「十三家兵」出戰，「十三家兵」原為李自成起義軍的餘部，由郝永忠、劉體純等部將率領，他們以夔東茅麓山為根據地，堅持抗清鬥爭。張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擾湖廣」清軍，牽制敵人，「以緩雲南」，挽救永曆政權即將覆亡的軍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終因兵力「衰疲」，加之勢單力薄，而未能出戰。 清康熙元年（1662），張煌言又將義軍移駐沙堤。其時，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建立鄭氏政權。而魯王則身居金門，故鄭成功對其衣食供奉「禮數日薄」。張煌言雖對魯王仍忠心不貳，且「歲時供億」不絕，但又「慮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謁」魯王。待到張煌言「及聞桂王敗亡」後，便「上啟魯王，將奉以號召」。 不久，鄭成功突然病逝於台灣，致使抗清鬥爭形勢更為嚴峻。於是，張煌言只得轉戰於寧海縣臨門村一帶。還師臨門，更使張煌言感慨萬千。這時，清廷浙江總督趙廷臣乘張煌言義軍處境艱難之際，再次寫信招降，張煌言不為所動，並回信拒絕。義軍此時雖多次奮戰，然孤懸海上，被迫孤軍作戰，日漸勢單力薄。為此有人提議將義軍隊伍拉上雞籠島駐紮，張煌言認為此議不可行，雞籠小島，四面環海，易攻難守，若遭致清軍突襲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康熙二年（1663），南明魯王朱以海在金門島病逝①，張煌言得知此消息後，悲痛欲絕，放聲痛哭，說：「孤臣多年以來棲棲遑遑奔走於海上，與部屬相依為命而不肯離去者，只因我主魯王您尚健存。現今您竟棄我輩而先故去，自今我輩更有何指望啊？！」次年，張煌言審時度勢，眼見反清復明的大業無望，抗清鬥爭大勢已去時，便痛下決心，將義軍人馬全部解散。本人則攜隨從羅綸及部屬數人，加上侍者一人，駕一條小船，登上南田島（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個名懸澳的荒僻小島上隱居，懸澳（嶴）小島孤懸「海中，荒瘠無人煙，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一行人在此島上，「結茅而處」，暫時得以棲身。清廷浙江總督趙廷臣與清軍提督張杰並未放棄對張煌言的迫害，他們合謀要抓住他以邀功。為了偵知張煌言的下落與行蹤，利用張煌言的一個舊部屬，命他化裝成普陀山的寺廟僧人，在海上四處打探、偵伺行蹤，待偵知確切住所與蹤跡後，清軍乘夜半天黑之際，登上懸澳島，並「引兵攀嶺上」，進行偷襲，一舉將張煌言、羅綸以及部屬葉金、王發，①關於南明魯王的卒年，說法頗多，記載歧異，皆不取，今依《列傳》所載為是。侍者湯冠玉等人擒獲。 當張煌言等被清兵押解至杭州時，浙江總督趙廷臣假惺惺地待以上賓之禮誘降，但遭張煌言的嚴辭拒絕。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年10月25日），張煌言被清軍殺害於杭州弼教坊。當他赴刑場時，大義凜然，面無懼色，抬頭舉目望見吳山，嘆息說：「真可惜這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羶！」①就義前，賦《絕命詩》一首：「我年適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②臨刑時，他「坐而受刃」，拒絕跪而受戮。同時就義還有羅綸等人。 張煌言遇害後，生前的友人山陰人葉振名（字介韜）登上越王嶺遙祭忠魂，祭文長達六千五百餘字，將張煌言與羅綸二人並稱為「張司馬二客」。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命錄前朝「殉節諸臣」，並加以褒諡和祭祀。於是，清廷對張煌言加諡「忠烈」，且將其牌位入「祀忠義祠」，得享定期供祭。 張煌言一生僅活了四十五歲，其詩文著述甚豐，後人收輯整理名《張蒼水集》。但此文集在清代一直被列為禁書，故僅有傳抄稿本。直至1901年時，始有國學大師章炳麟將其排印（二卷本），附《北征錄》一卷問世。1909年，又有國學保存會的排印本十二卷，補遺一卷，附錄八卷出版。別有《四明叢書》本九卷，附錄八卷傳世。1959年，由中華書局對文集的詩文重加整理、校勘後，將《張蒼水集》分為四編，包括《冰槎集》、《奇零草》、《採薇吟》及《北征錄》；又，附錄一卷，載有年譜、傳略、序跋等。 ①張煌言：《絕命詩》，載《採薇吟》，見《張蒼水集》第3編。 ②張煌言：《絕命詩》，載《採薇吟》，見《張蒼水集》第3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