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五十一章袁崇煥孫承宗熊廷弼

第一節袁崇煥 袁崇煥（1584—1630），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廣東東莞。他戎馬一生，為守衛明朝東北邊疆、抵禦清軍進攻，立下了赫赫戰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離間計，錯殺袁崇煥，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煥的青年時代，正值明皇朝統治日趨腐朽之際。有感於國家的衰敗，袁崇煥自幼好讀兵書，學習用兵救國之術。他中進士後授職福建邵武知縣，仍對東北邊境的戰況非常關心，常常同一些曾經衛戍遼東的退役將卒討論遼境的地理和防禦狀況，嚮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筆從戎。 天啟二年（1622）正月，袁崇煥奉例入京朝覲，御史侯恂慧眼識英雄，薦袁崇煥為兵部職方主事，負責鎮守山海關。袁崇煥剛到任所，便深夜單騎出關了解地形，回來後便稱：「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①雖是口出狂言，但這番膽識和勇氣，也著實讓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監軍，成為駐防邊疆的一員勇將。 在兵部尚書孫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煥在遼東築寧遠城，恢復錦州、右屯等軍事重鎮，使明的邊防從寧遠向前推進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復了天啟初年的失地，他又採取以遼土養遼人、以遼人守遼土的政策，鼓勵百姓恢復生產，重建家園。還注意整肅軍隊，號令嚴明，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由於治邊有方，天啟三年，袁崇煥得升為兵備副使，不久又升為右參政。天啟六年（1626）正月，後金國主努爾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萬前來圍攻寧遠。袁崇煥刺血為書，誓師全軍，表示誓與寧遠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將士咸請死效命」，同仇敵愾，士氣高漲。袁崇煥令城外守軍全部撤進寧遠城，堅壁清野，又親自殺牛宰馬慰勞將士。他還將全部庫存的白銀置於城上，傳令，有能打退敵兵，不避艱險者，當即賞銀一錠。如臨陣退縮，立斬於軍前。為了增強火力，袁崇煥令人將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紅夷大炮」架上城頭，一切準備就緒，嚴陣以待。 二十四日，後金軍兵臨寧遠城下。袁崇煥胸有成竹，邀朝鮮使者同坐戰樓觀戰。突然一聲炮響，後金軍開始攻城。只見八旗兵丁四處散開，滿山蔽野而來。袁崇煥一聲令下，城樓上火炮齊鳴，弓箭齊發，後金軍死傷慘重，只好退軍。次日，後金軍重振士氣，再次來攻，他們把裹著生牛皮的戰車推到城牆根，準備鑿城穿穴，袁崇煥立即親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強火力猛攻敵陣。後金軍總帥努爾哈赤在營前指揮作戰，忽被飛來的炮石擊中，受傷墜馬，血流不止。後金軍見主帥受傷，匆匆收兵退去。在歸途中，努爾哈赤病情加重，死於軍中。 寧遠一戰，是努爾哈赤自二十五歲征戰以來唯一的一次敗績。袁崇煥從此威名大振，後來清軍也不得不承認「議戰守，自崇煥始」。 寧遠之戰後，袁崇煥被升為遼東巡撫，關外防務，盡歸袁崇煥籌劃。為了休整軍隊，他一面派人假意與後金和談，一面加緊整飭軍隊，修築錦州、中左、大凌諸要塞，以防後金的突然襲擊。天啟七年五月，皇太極果然率軍①《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煥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來攻錦州，將錦州團團圍住。錦州守軍一面堅持抵抗，一面飛報袁崇煥請援。袁崇煥識破皇太極圍錦州的目的是欲誘自己出戰，以便借襲寧遠。他認為，「寧遠不固，則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於是堅守寧遠不動，而派精騎四千繞到清軍後面猛攻，致使清軍兩面受敵。同時又奏請朝廷調薊鎮、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軍趨山海關支援。皇太極攻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進攻寧遠。此時寧遠守軍已準備就緒，「紅夷大炮」整整齊齊地排在城頭，引彈待發。清軍將領見寧遠防守甚嚴，不易攻破，便勸皇太極不要攻城。皇太極怒斥道：「當初我父攻寧遠不下，而如今我攻錦州不下，像這樣的野戰，如不取勝，如何能張揚我國威！」①說完便下令強攻寧遠城。城上明軍萬炮齊發，矢石如雨。清軍久攻不下，損傷慘重，最後只好退兵。皇太極終於還是像他父親一樣，敗在袁崇煥的手下，無功而歸。 「寧、錦大捷」全靠袁崇煥運籌帷幄，指揮有方。但在明廷論功行賞時，權閹魏忠賢卻貪他人之功為己有，不僅自己封賞最厚，連他的爪牙也個個有獎，唯獨對袁崇煥，不僅無封賞，反而誣他「不救錦州為暮氣」。袁崇煥一怒之下，上疏乞休歸鄉。 崇禎帝登基之後，日夜思得良將解遼境之憂。「延臣爭請召崇煥」。崇禎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袁崇煥應召入京。崇禎帝親自在平台召見他，與他商量平遼方略。崇禎帝道：「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①袁崇煥一聽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銳意平遼，一時熱血沸騰，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奏。」崇禎帝一聽五年便可復遼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②「五年復遼」，談何容易？袁崇煥不知，自他離職後的這一年，東北邊防已現出了巨大的變化。從明軍方面而言，繼任的督撫多貪贓冒贖，剋扣軍餉，多次激起士兵譁變，軍心渙散。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繼失守，邊防一觸即潰。而皇太極即位以來，更加注意調整滿漢關係，逐漸開始封建化過程，國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戰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極也在戰鬥中總結出了對明作戰的經驗。因此可以說，在東北邊境，清軍的實力大大勝於明軍。在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袁崇煥聲稱「五年復遼」很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當時在場的大臣都為袁崇煥的豪言壯語捏了一把冷汗，給事中許譽卿趁崇禎帝入內室小憩之機悄悄問袁崇煥為何出此狂語，袁崇煥笑笑說：「聊慰聖心耳。」許譽卿正色道：「上莫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袁崇煥一聽大夢方醒，甚覺失言。待崇禎帝再出，立即跪奏道：「東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於上，臣何敢言難？此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接著提出了在軍隊調度、兵需供給方面的諸多要求。崇禎帝一一答應。袁崇煥擔心自己遠離京師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眾口而不足。一出國便成萬里，忌功妒能，夫豈無人。即凜凜於皇上法度，不以權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見亂臣之方略。」崇禎帝一聽①《清太宗實錄》卷三，天啟七年五月甲申。 ①《烈皇小識》卷一。 ②《烈皇小識》卷一。 此話甚覺刺耳，但為了邊疆大事，也不便發作，沉默了一會兒，對袁崇煥說：「條對方略井井，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命賜尚方寶劍，准其先斬後奏。①不久，袁崇煥離京赴任。崇禎帝親自為其送行，把恢復邊疆的宏願完全寄托在袁崇煥身上。袁崇煥深知身負重命，但仍慮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懇請皇上「任而勿貳，信而勿疑」。還一再說明「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禎帝皆「優詔答之」。②袁崇煥剛到御遼前線，即遇上了駐寧遠的士兵因長期缺餉而譁變。他當即單騎入營，懲治了貪虐的將領以撫軍心，又將兵變為首者梟首示眾，以嚴明軍紀。為了從根本上穩定軍心，他連連上奏，要求朝廷發餉濟遠。 崇禎帝見袁崇煥到邊境未立一戰功，請餉之奏卻頻傳，心中頗為不悅。 在召集眾臣討論時，崇禎帝沒好氣地說：「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譟之事？」站在一邊的禮部右侍郎周延儒聽出了崇禎帝的弦外之音，趁機挑撥，說什麼軍事譁變實非缺餉，而是另有隱情。崇禎帝一聽，對袁崇煥的十分信任頓時減去三分，雖然勉強發去了軍餉，但心中卻開始懷疑袁崇煥恃邊逼餉以充私囊。不久，又傳來了袁崇煥擅殺皮島守將毛文龍的消息。毛文龍原系遼東明軍將領，遼東失陷後撤到瀕臨朝鮮的皮島上，他在島上擇壯為兵，多次襲擊清軍後方，有力地牽制了清軍的南下。但毛文龍恃功跋扈，根本不聽袁崇煥的指揮，反而虛功冒餉，誣袁崇煥剋扣了他的軍餉。為了統一邊防號令，袁崇煥借督餉赴皮島之機誘捕毛文龍，先斬後奏。崇禎帝接到袁崇煥的奏疏，心中十分惱怒他竟敢不經聖裁擅殺邊將。但礙於自己曾親賜尚方寶劍，又指望袁崇煥早日恢復遼境，所以還是強忍怒氣，「優旨褒答」。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 崇禎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率大軍避開袁崇煥的防地，從蒙古繞道入關。由於薊州一線邊防鬆弛，使得清軍輕易攻破，很快便會師於遵化，直逼京師而來。 袁崇煥得知清軍入關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親率精銳部隊，馬不停蹄，急赴京師救援。他們趕到北京城外，與圍攻廣渠門的清軍交鋒，一場惡戰，清軍敗退。 崇禎帝在城內得知袁崇煥援軍已到，十分驚喜，連忙發餉犒師，並命各路勤王軍統歸袁崇煥調度。袁崇煥擔心所部日夜奔馳，馬卒疲怠，請求入城休整再戰。但遭到了崇禎帝的堅決拒絕，只好移師城外駐防。 皇太極見又遇勁敵袁崇煥，心中又恨又怕，決定利用崇禎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禎帝之手除去心頭大患。他首先假擬了兩封所謂的「密信」，讓部下有意「丟失」在明軍經常出沒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氣約袁崇煥私下議和。此信一傳開，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謗紛起。那些往日與袁崇煥有隙的朝臣也趁勢「誣其引敵協和，將為城下之盟」。崇禎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際，兩名從清營中逃回來的宦官又報告說在清軍中親耳聽見將士議論，稱袁崇煥已與清主和議，不久將不戰而獻北京。崇禎帝至此深信不疑，當即傳令袁崇煥入見，趁其不備將他逮捕下獄。崇禎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謀叛①《烈皇小識》卷一。 ②《烈皇小識》卷一。 欺君罪」將袁崇煥處以磔刑。 直到後來清軍入關後，人們方知所謂的袁崇煥通敵不過是皇太極的反間計，那兩名逃回的宦官是清軍有意識讓他們聽到議論後又故意放歸的。崇禎帝輕率疑臣，自毀長城，致使袁崇煥忠心報國卻含恨九泉。 第二節孫承宗 孫承宗（1563—1638），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隸保定高陽（今屬河北）人。青年時代就對軍事有著濃厚興趣。在邊境教書時，「杖劍游塞下，從飛狐（河北淶源北飛狐關）、拒馬間直走白登（山西大同東）。又從紇干（山西大同東紇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馬，貰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①。 萬曆三十二年（1604），孫承宗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啟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瀋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以知兵，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他上任後，上疏條陳當時軍事體制與作戰指揮上的弊端，謀求改革，主要內容有：(1)「兵多不練，餉多不核」。這是說當時軍隊訓練差，後勤供應混亂。(2)「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邊，而且增置文官於幕府」。指出當時「以文制武」指揮策略的失誤。(3)「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指出「將從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此外，還要撫遼西、恤遼民、簡京軍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爾哈赤攻占瀋陽、遼陽以後，明軍實際上就面臨著一個如何進行軍事防禦的戰略選擇問題，即是主守關防，作積極的防禦；還是固守關門，作消極防禦。對此，明前線軍事將領意見不一。遼西經略王在晉主張「拒奴撫虜，堵隘守關」。 所謂「撫虜」，即以金錢收買蒙古對付後金。所謂「堵隘」，即在山海關外再修一座關城。很明顯，這是置遼西走廊這一緩衝地帶於不顧，消極防禦的方針。天啟二年（1622），王在晉確定在八里舖築城，並上報朝廷。此舉遭到其部下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孫元化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築城「非策」，極力勸阻，並寫信給首輔葉向高，申訴己意。由於情況不明，葉向高難以斷定可否。孫承宗遂提出前往實地考察，再作決斷。他抵達山海關後，當即認真巡視山海關及王在晉所主張建築的八里舖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黃土嶺等處的戰略地勢。在閱察八里舖新城時，孫承宗曾與王在晉展開過激烈的爭論：「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孫承宗問。王在晉回答說：「否，當更設兵。」孫承宗又問：「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答：「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問：「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答：「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孫承宗責問：「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鬨堂奧，畿東有寧宇乎？」嚴厲批評了王在晉畫地為牢、坐以待斃的危險傾向。「在晉無以難」，但仍固執己見。 ①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四七《孫公行狀》。 為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孫承宗召集將吏討論如何防守。監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遼寧興城東三十裏海中，今稱菊花島），袁崇煥主守寧遠衛（今遼寧興城），王在晉則主守中前所（今遼寧綏中縣前所）。監司邢慎言、張應吾等附和王在晉的意見。孫承宗在全面考慮了各方意見，權衡利弊得失後，表示支持袁崇煥主守寧遠的意見。 寧遠，位於遼西走廊中部，「內拱岩關，南臨大海，居表里之間，屹為形勝」①。守住寧遠，也就等於扼住了這條走廊的咽喉，能確保二百里外的山海關的安全。因此，孫承宗的決計守寧遠，頗具戰略眼光。 孫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確闡述了其堅守寧遠，以與覺華島守軍互為犄角、遙相呼應的戰略計劃，正式提出了「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方針，並建議解除王在晉的兵部尚書及遼東經略之職。熹宗接受了孫承宗的意見，將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自此，八里舖築城之議遂息。王在晉調走後，山海關的防務採取並貫徹了孫承宗與袁崇煥主守關外的戰略。此後，經數年艱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堅固的寧（遠）錦（州）防線，成為後金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都沒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之後，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天啟二年八月，孫承宗被任命為遼東經略。他即著手實施其欲保關門，必先固遼西；欲復遼東，亦必先固遼西的戰略計劃，積極部署寧錦防線。首先大力整頓了關門防務。「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①「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為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②經過整頓，使「兵將一清」，提高了關門守軍的戰鬥力。 在關門防務上，「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台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岭築號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③。經五個月的慘澹經營，穩定了關門局勢，並為恢復遼西失地，強固了根基。 同時是修築寧遠城。天啟三年（1623）九月，孫承宗命祖大壽修復寧遠，並令駐軍儘速恢復山海關至寧遠沿線被焚棄各城。召遼人回故居，墾荒屯田，重建家園。又發展採煤、煮鹽、海運等事業，以充實民力，確保軍需。寧遠城竣工後，調袁崇煥鎮守。孫承宗自己則坐守山海關，並備前屯，充當其後盾。在袁崇煥的精心治理下，寧遠「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①，成為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重鎮。 隨著寧遠城守的日漸鞏固，明軍防線不斷延伸。天啟五年（1625）夏，孫承宗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這樣，自寧遠又向前推進二百里，從而形成了以寧遠為中心的寧錦防線。 四年來，孫承宗重用袁崇煥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將吏人才，邊防大備。 ①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三七。 ①《明史》卷二五○《孫承宗傳》。 ②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四七《孫公行狀》。 ③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四七《孫公行狀》。 ①《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煥傳》。 「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②不但扭轉了原先的那種頹敗之勢，且整個形勢變得越來越好。正當他銳意恢復之際，卻遭到了來自魏忠賢的打擊。 孫承宗功高權重，譽滿朝野。魏忠賢為長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孫承宗也拉到自己一邊，故進行過多次試探，但均遭到拒絕，由此懷恨在心。天啟四年（1624）十一月，孫承宗西巡至薊、昌，報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賀萬壽節，並面奏機宜。魏忠賢得知，恐其擁兵「清君側」，大懼，「繞御床哭，上亦為心動」，當即命內閣擬旨，以「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③為名，令其返關。孫承宗無奈，只好返回。事後，閹黨利用這件事攻擊孫承宗「擁兵向闕，叛逆顯然」④，但熹宗沒予理會。 天啟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敗，導致了孫承宗的去職。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後金逃歸的「降虜生員」劉伯漒的話，派兵渡柳河，襲取耀州，中伏遭敗。閹黨藉機小題大作，圍攻馬世龍，並參劾孫承宗。孫承宗氣極，連上二疏，自請罷官。九月，返鄉。 孫承宗辭職以後，兵部尚書高第出任遼東經略。高第為一文人，既不懂軍事，也沒打過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孫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寧錦防線。關外駐防將士除鎮守寧遠的袁崇煥拒不從命外，其他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孫承宗數年心血毀於一旦，明朝在山海關及其關外的軍事形勢頃刻陷入一場新的危機。只是由於以袁崇煥為首的廣大將士的浴血奮戰，才使明軍在天啟六年正月、天啟七年五月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奇蹟般地擋住了後金的兇猛進攻，從而不僅使寧錦防線經受住戰爭的考驗，且使明朝避免了由於高第的錯誤軍事決策而導致的軍事大潰敗。 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率軍避開寧錦，假道內蒙，從喜峰口突入塞內，相繼攻陷遵化、迂安、灤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間計，使崇禎帝囚系並最終殺害了袁崇煥。此事所謂「己巳虜變」。一時，明廷亂作一團。而袁崇煥的下獄，又導致軍心渙散，將士東歸。在此危難之際，明廷再次起用孫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①，統籌全局。孫承宗首先曉以大義，安定了軍心。其後協調各路軍隊，聯合行動，經數月艱苦作戰，取得「遵永大捷」，並於崇禎三年（1630）五月將後金軍驅逐出關。 孫承宗再任遼東經略後，仍堅持以積極防禦為主的方針，繼續加強寧錦防線，決心重築被高第毀棄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禎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壽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徵發一萬四千人築城。八月六日，動工築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牆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後金突然兵歸城下，並於當天開始圍城，明軍倉促閉門拒戰。「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宗偉往救」。但寧遠巡撫邱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祖大壽假降奔還錦州，「城復被毀」。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內部的互相傾軋，「延臣追咎築城非策，文章論禾嘉及承宗」。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帝為平息朝議，准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台。 ②《三朝野紀》（二）。 ③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四七《孫公行狀》。 ④《三朝野紀》（二）。 ①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四七《孫公行狀》。 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後金（清）兵深入內地。十一月九日圍攻高陽。賦閒在家的孫承宗率全城軍民與之血戰。三天後，城破，孫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後諡號文正。著作有《高陽集》。孫承宗遺留的軍事著作有《車營扣答合編》。這是他在督師薊遼，經營遼西防務時，籌劃反攻遼東與其屬下討論軍事問題的記錄整理而成的。全書共一百零八個問答，由《車營總說》、《車營百八扣》、《車營百八答》和《車營百八說》等四部分組成，通過問、答、說、圖等對車營編組方法、營陣布列、行軍作戰、後勤保障等問題，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解說。在作戰指導思想上，很重視發揮火器的作用與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如說：「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疊陣」。所謂「用火」即是發揚火力；所謂疊陣即步、騎、炮重疊配置，彼此協同，長短相補。戰鬥隊形也要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地使用方、圓、曲、直、銳等各種隊形，向人們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並用時代，步、騎、炮等諸兵種協同作戰的雛形，在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第三節熊廷弼 熊廷弼（1569—1625），字飛百，號芝岡，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時遷居江夏，後世代為農。從小聰穎好學，但家境不好，有時輟學，只能邊讀書邊勞作。二十歲時家鄉連續三年鬧饑荒，全家奄奄一息。多虧一對賣油皮的夫婦不時給以接濟，才度過饑荒。這段極其艱苦的經歷對熊廷弼有深刻的影響。 萬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歲的熊廷弼舉鄉試第一，次年登進士。 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屬河北）推官。先後在保定任職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個月為代理掌管府印。作為推官，熊廷弼正確地判斷是非，解決了不少冤案。當時明廷為了搜刮錢財，派太監到保定收所謂礦稅。熊廷弼對此進行了機智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萬曆二十八年（1600），保定府大旱，饑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議下，巡撫汪應蛟率先捐款，募集數千金，賑濟災民，熊廷弼還親自到各地督查。萬曆三十二年（1604），又鬧水災，到處一片汪洋，賴儲備的二萬餘石糧食，好多災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雖有政績，但並沒有被重用。萬曆三十三年（1605），遷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營造事宜。萬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剛到任又改為巡按遼東。 遼東是明朝的九邊之一。它負山阻海，為京師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萬曆年間，明在遼東設有總兵、巡撫、參將、兵備等官率重兵防範土蠻、朵顏三衛和建州等衛的內犯。萬曆三十四年（1606）八月，遼東鎮守總兵官李成梁和巡撫趙楫放棄寬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給建州女真，強逼生活在那裡的六萬四千戶居民遷於內地，然後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賞。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劾李成梁，認為棄地不是什麼功勞，要求進行勘核，於是熊廷弼被授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後，立即進行實地勘界，然後上疏朝廷，指出趙楫、李成梁之罪，「可勝誅耶」①。此後，熊廷弼又到遼東各地察看，「北抵黃龍，東抵鴨綠，南極于海，西至山海、錦義一帶，間關險阻，雖逼近虜穴、人跡罕到之處，無所不遍歷，無所不相度。」②他的足跡遍及遼東的山山水水，對遼東的地理形勢，敵我情況有了實際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衛遼東的方略，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對於當時的形勢，熊廷弼認為：「西邊的蒙古族，雖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財物，無遠志」，而東邊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廬飲食性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③。因此，必須把鞏固遼東的重點放在防範努爾哈赤的建州上。為防範建州的努爾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實內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實內之事非一，而屯田積儲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邊並堡為大」④。「屯田積儲」和「修邊並堡」是聯繫在一起的。「壕牆修然後台軍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後趨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後守御有賴而人民聚，人①《明神宗實錄》卷四五五，萬曆三十七年二月辛巳。 ②熊廷弼：《修復屯田疏》，載《籌遼碩畫》卷一。 ③熊廷弼：《審進止伐虜謀疏》，《籌遼碩畫》卷一。 ④熊廷弼：《懲前規後修舉本務疏》，《籌遼碩畫》卷一。 民聚然後耕種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後收穫得利而財賦足，財賦足而後軍食贍、饋餉省也。」①要屯田先修邊。以高城深池來保衛屯田積儲，以屯田積儲來贍養軍隊，增強防衛。「虜來則拒，去則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訓為主」②，即以守為戰。 「以夷攻夷」就是動員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來反對努爾哈赤。其基本點是「親北關以樹其仇，撫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關、灰扒諸部攜其腹心，間速兒答韃斷其手足」③。北關葉赫部勢力較強，和建州有世仇，努爾哈赤又要吞併它，支持和扶植北關是扼制努爾哈赤發展的重要手段；保持與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關係，不給努爾哈赤以可乘之機；哈達部（南關）和輝發（灰扒）部的民眾，有來投奔的，授以官職，安置在近邊，用來號召其部眾，瓦解努爾哈赤的勢力；挑撥努爾哈赤同其弟速兒哈齊的關係，造成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這樣，就使努爾哈赤自顧不暇，窮於應付，無力進攻明朝。「實內固外」，「以夷制夷」是保衛遼東的完整的戰略方針。「實內固外」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以夷攻夷」使努爾哈赤無法擴充自己的勢力。熊廷弼任巡按期間，努力實現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衛、蓋州衛、三岔河起，經遼陽、瀋陽到開原、鐵嶺、北關止七百餘里的邊牆；增修了清河、靉陽、寬奠、大奠、長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並修墩台一百餘座。還建糧倉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間，三年之內積穀三十萬石。整頓了軍隊，革去貪污、隱佔等弊端，改變了風氣，充實了營伍。他與北關葉赫部、蒙族各部搞好關係，使努爾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採取退縮方針，還故地，革車價，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爾哈赤剛剛興起的時候，指出了他是遼東的主要威脅，制定了扼制其發展的戰略，並做了不少實際工作。這是很有遠見的。這一戰略如能實現，將使努爾哈赤「終身老死於穴中而不敢動」。①但是，當時人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有人認為努爾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對抗朝廷的行為，不過是某些武臣的誣陷罷了；有的主張採取「疏北關，親奴酋」的方針。因此，隨著熊廷弼的離任，這一衛遼方略也無人實行了。 萬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隸督學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員芮永縉被劾聽勘，回歸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萬曆四十七年（1619）三月，經略楊鎬督四路大軍進攻後金，三路喪師（即薩爾滸之戰）。這時朝廷又任命熊廷弼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熊廷弼兼程來京，但朝廷遲遲不給他關防文書，直到六月，努爾哈赤占領開原，才又任命他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七月，熊廷弼離京赴遼東，行至十三站（今遼寧錦縣西北）得知鐵嶺失陷。進入遼陽，遼陽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紳都已離去，道員和將領也備下快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將自己家眷送走、動搖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①熊廷弼：《修復屯田疏》，《籌遼碩畫》卷一。 ②熊廷弼：《懲前規後修舉本務疏》，《籌遼碩畫》卷一。 ③熊廷弼：《性氣先生傳》，《熊襄敏公全集》卷八。熊廷弼在《東夷歸疆起貢疏》中概括為「樹其仇忌而撤其藩籬，離其羽翼而潰其腹心」。 ①熊廷弼：《與葉向高》，《明經世文編》卷四八○。 文鼎，震懾欲逃者；公開祭奠開原、鐵嶺戰鬥中的殉難者，激勵士氣，從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穩定了軍隊。但遼東形勢並不令人樂觀，軍隊雖有幾萬，但「遼之軍器一空如洗」①，遼之「兵又皆無人統領」②，戰馬瘦損不足，軍心民心不穩，而哨探報努爾哈赤攻破北關後要乘勝攻占遼陽。形勢危急，困難重重。面對這種形勢，熊廷弼一次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將，發給軍器，補充戰馬。他斬貪將陳倫，沒收其贓銀；撤換紈絝子弟無能總兵李如楨，而以李懷信代之。他適當收縮兵力，並守瀋陽的絕大部兵力於遼陽，並大饗軍士，準備乾糧、行具，佯示進兵。後金果然疑慮，沒有立即進攻遼陽。熊廷弼抓緊時間，加強遼陽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闊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敵前進。在此基礎之上，熊廷弼進一步採取措施。他與總兵賀世賢率精兵一千，踏著冰雪，突然出現在已被努爾哈赤占領了的撫順關，大張旗鼓，坐在馬上，以鞭指點地形，「宣言某可營，某可伏，某可戰」③，故意讓後金哨探知道，然後取道而回。努爾哈赤以為熊廷弼要襲擊他，砍樹堵山口，運石整修關隘、山城。熊廷弼又贏得了時間，大修遼陽城，薄者加厚，低者加高，並在城西、北、東壕外再築大堤，瀦水。二三個月後，一座高厚壯固的遼陽城屹然雄峙在遼東大地上，防衛空前加強。熊廷弼進一步加大防禦縱深。他分析了遼東地形，認為努爾哈赤進攻遼陽必出撫順關。瀋陽、奉集距撫順各六七十里，互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撫順。於是熊廷弼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四五月間，親自督修瀋陽、奉集城防，然後部署了兵力，命總兵官賀世賢率領三萬人守瀋陽，柴國柱率兵二萬守奉集。剛剛部署完畢，六月十二日，努爾哈赤兵分兩路分別進攻瀋陽和奉集，被賀、柴二部擊退。八月，又以五六萬人進犯瀋陽，熊廷弼親自督陣，後金又未得逞。 在遼陽的防禦鞏固之後，熊廷弼希圖進一步進取。早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對努爾哈赤實行「坐困轉蹙」的戰略設想。即把自己的軍隊分成四路，分別置於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河間，每路三萬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戰區，各路相互策應。各路組織機動部隊，消滅零星擾邊小分隊。在農忙季節，各路實行迭進互擾的戰法，使後金不得耕種，陷入困境，然後相機或四路同時，或三路牽制一路進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結兵力十三萬，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數百門，七八十斤的三千餘門，百子炮以千計，戰車四千二百餘輛，鐵箭、火箭四十二萬餘支，準備於冬季率軍去撫順關顯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軍駐撫順，逐漸進逼。如果後金出兵不與其交戰，而派兵從靉陽、清河、寬奠等地出擊，迭進互擾，疲憊對方，並採取招撫的辦法，爭取其內部響應。 但是，就在這種形勢下，給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語，煽動一些人攻擊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後快。御史顧慥、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先後彈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①，罷熊廷弼職，聽勘。十月，以袁應泰代之。天啟元年（1621）閏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衛遼的情況後，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遼的功勞。熹宗雖然說：「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①，①熊廷弼：《請發軍器疏》，《籌遼碩畫》卷二十八。 ②熊廷弼：《亟發近鎮軍將疏》，《籌遼碩畫》卷二十八。 ③《熊襄敏公全集》卷八《性氣先生傳》。 ①《明熹宗實錄》卷一，記罷熊廷弼官的時間為九月乙未，而《國榷》卷四八，記此事為九月己亥。①《明熹宗實錄》卷七，天啟元年閏二月戊戌；《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二《熊王功罪》。但沒有復其職。 天啟元年（1621）三月，瀋陽、遼陽相繼失守，袁應泰自殺身亡，京師大震。這時人們才認識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②。熹宗決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諭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遼的功勞，對罷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後懇切提出「勉為朕一出，籌畫安攘」③。熊廷弼接到敕諭十分感動。他扶病而起，拜過祖墳，告別官吏、鄉親，又踏上了去遼東的征程。 這時的遼東，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三岔河以東均落入後金手中。遼東軍民，除部分金、復等衛和東山礦徒結寨自固外，其餘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萬多殘兵敗卒到了寧前一帶，四萬人逃到了海島或渡海到了登、萊，還有兩萬多人流落到朝鮮。在河西人心惶惶，競向關內逃命；兵力空虛，廣寧只有弱卒千餘人。四月，任命右參議王化貞為巡撫，他收集流亡，只得萬餘人，但裝備奇缺，戰馬寥寥，根本不能抵禦後金的進攻。 面對這種形勢，熊廷弼提出了收復遼東的「三方並進」策（或稱三方布置策），即以廣寧為基地，部署重兵，抗擊後金，牽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以備將來進攻金、復、海、蓋等地；遼東、天津、登、萊各設巡撫、總兵，經略駐山海關「節制三方，以一事權」④。熹宗批准了這個方略。接著，熊廷弼又提出，三方並進策要聯絡朝鮮。派有智謀的大臣到朝鮮，把流落到朝鮮的遼東軍民組織起來，與朝鮮軍合勢，與登、萊之軍保持聯繫，構成復遼的又一方。這樣，三方並進策實際是四方並進。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積極準備「必使兵馬、甲仗、炮車、芻糗等項一一齊備，正對者成一正對，策應者成一策應，然後約期並舉，進足以戰，退亦足以守」①。這是一個積極穩妥的復遼方略，全面實行這一戰略，即使不獲大勝，也不至於大敗。實行這一方略的關鍵是準備。 就當時的形勢來說，熊廷弼是有時間進行準備的，這主要是努爾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煩。首先，占領遼、沈後的後金內部矛盾重重，有漢人和滿人的矛盾，也有滿人對連年戰爭的不滿，需要調整和安頓；其次，占領區域擴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規模進攻河西，須徵集兵員，進一步做準備。 雙方都在做進一步較量的準備，關鍵是誰準備得好。 天啟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駐紮山海經略遼東等處軍務」②，同時，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為登、萊巡撫，與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撫畢自嚴、廣寧巡撫王化貞一起，構成了三方並進策的領導機構。熊廷弼任職後積極準備實現其三方並進策。首先，請求兵部負責抽選各鎮精兵二十餘萬，戶、工二部準備糧餉、器械；其次，請求任用在遼有一定威望的劉國縉、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遼人之心；第三，調工匠，買鐵，伐木，制車，造炮；第四，天津，特別是登、萊巡撫積極做準備，出使朝鮮的使者也準備就緒。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並進策，執行的開始就不順利，請調之兵遲遲不到，更嚴重的是廣寧巡撫王化貞輕敵，不執行計劃。 ②《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傳》。 ③《明熹宗實錄》卷八，天啟元年三月庚午。 ④《明熹宗實錄》卷十一，天啟元年六月辛未。 ①《明熹宗實錄》卷十四，天啟元年九月癸丑。 ②《明熹宗實錄》卷十一，天啟元年六月丙子。 王化貞不懂軍事，不整飭軍隊，不做進攻的實際準備，而把恢復遼、沈的希望寄託於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將李永芳的內應；認為努爾哈赤無意久居遼陽，防禦兵力單弱，潛師出兵，勢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擊，一次次無功而返。他派毛文龍襲取鎮江，過早地暴露了三方並進策，使遼南四衛反努爾哈赤勢力遭到重大損失。熊廷弼反對王化貞的這些做法，從而經撫之間不和。而兵部尚書張鶴鳴、首輔葉向高對王化貞積極支持，言聽計從。王化貞不受熊廷弼的節制。四方調來的援軍，張鶴鳴不通過經略自行發戍。熊廷弼詢問情況，張鶴鳴置而不答。王化貞擁兵十四萬，而熊廷弼身邊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無兵，要權無權，十分惱火，動輒語言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貞，反對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經略之職。三方並進策成了泡影。 明與後金較量的準備，明朝失敗了，接踵而來的必然是戰場上的失敗。 天啟二年（1622）正月，努爾哈赤調動五萬人馬，分三路向河西進攻。 二十日，渡過遼河，進攻西平堡。明守將羅一貴頑強抵抗，給以重大殺傷。終因眾寡懸殊，救兵不至，羅一貴以身殉職，西平堡落入後金之手。 當後金軍圍攻西平堡時，熊廷弼令守衛鎮武堡的劉渠增援。巡撫王化貞聽西平被圍後，輕率地採納游擊孫得功的計謀，撤了廣寧、閭陽的守兵。以孫得功為先鋒，會合劉渠兵增援。努爾哈赤分兵一部迎擊援軍於平洋橋。孫得功實際早已投降後金。一交戰，他在陣後大喊：「兵敗了！」率先策馬逃跑。陣後大亂，劉渠、祁秉忠先後被殺，明軍三萬餘人全軍覆沒。 孫得功逃回廣寧，立即封府庫及火藥庫，聲言捉住王化貞，投降後金。 王化貞狼狽逃出廣寧，在大陵河遇見熊廷弼，要守寧遠、前屯。熊廷弼說：「晚了，你要是不撤廣寧的守兵，不會有今天這個樣子。」他把所帶的五千人交給王化貞為殿後，向山海關退去。兩天後，努爾哈赤才進到廣寧。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關，接著王化貞等也退入關內。山海關以外的整個遼東棄之於敵。遼東的陷落主要責任在王化貞，支持王化貞的張鶴鳴和葉向高，也難逃脫罪責。但作為經略的熊廷弼在遼西危機時刻，意氣用事，匆忙後退，也是有責任的。 天啟二年二月，明廷罷熊廷弼職，聽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啟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處死，傳首九邊，棄屍荒野。接著，株連全家，財產被查抄，妻子系辱縣庭，長子熊兆璉被迫自殺，女兒熊瑚嘔血斃命。但是，殺害熊廷弼不是因為他失去了遼東，而是由於閹黨的陷害。天啟初東林黨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權力，但同時閹黨勢力也在增長。天啟四年（1624）六月，東林黨人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閹黨頭子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接著掀起一股反閹黨的高潮。魏忠賢對彈劾他的東林黨人恨之入骨，決定下毒手，興大獄。為了羅織東林黨人的罪名，把敗壞封疆的罪名加在他們頭上，就誣陷東林黨人接受熊廷弼賄賂。殺害熊廷弼，打擊東林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