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四十九章崇禎帝

崇禎帝，即朱由檢（1611—1644）。光宗第五子，天啟二年（1622）封為信王。天啟七年（1627）八月入繼皇位。在位十七年，是有明一代最為動亂的時期。在各種矛盾激盪的漩渦中，他奮力掙扎，但明皇朝最終仍隨著他的自縊而宣告滅亡。 第一節「中興」之夢 熹宗朱由校逝世，其弟朱由檢即位，年號崇禎。年僅十七歲的崇禎帝繼承的是一個風雨飄搖的皇朝，時局的危機令他不寒而慄。 崇禎帝入宮之時，朝政正把持在權閹魏忠賢之手，「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孫」之輩遍布朝野，正直的官員迭遭殺戮、貶斥，就連皇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崇禎帝不敢食宮中之物，入夜不敢熄滅燭光。魏忠賢的專橫，宦官的肆無忌憚，是崇禎帝即位後所面臨並且急於解決的問題之一。此外，愈演愈烈的黨爭，整個官僚集團的日趨腐化，走向崩潰邊緣的國家財政，以及土地高度集中，百姓供輸不迭，陷入赤貧困境，由此引發的日趨尖銳的階級矛盾，等等，無不危及著這個政權的生存。與此同時，後金在東北地區的日漸強大也嚴重威脅著明朝的安全。內憂外患，積弊已久，如何走出執政後的第一步則是至關重要的。 崇禎帝穩穩噹噹地下了第一著棋：清除魏忠賢及其閹黨。 在清除閹黨的問題上，崇禎帝表現出相當的策略和少有的忍耐。他先從魏忠賢的爪牙入手，如：批准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等乞休；命閹黨閣老黃立極歸里；遣散內丁，新選一些宦官入內侍奉。當然，他也隱隱露出幾分對魏忠賢的不滿。魏忠賢覺得新天子不像熹宗那樣可以任意擺布。天啟七年（1627）九月，魏忠賢請求辭任，以試探崇禎帝的態度。崇禎帝認為時機未到，未曾允諾。十月，形勢發生變化，閹黨骨幹、兵部尚書崔呈秀之父去世，崇禎帝當即令他回籍守制。同時，貢生錢嘉徵彈劾魏忠賢「井帝」、「蔑後」等十大罪。十一月，安置魏忠賢到鳳陽，不久命逮治。魏忠賢在途經阜城時驚悸萬分，自縊而死。消息傳至京師，歡聲雷動。為解民憤，崇禎帝下令寸磔其屍，懸首河間。客氏也被笞死於浣衣局。昔日不可一世的客氏、魏忠賢，終於被崇禎帝不動聲色地剪除了。崇禎帝在朝野歡慶的氣氛中第一次領略了行使至高無上權力的快感，於是開始了大刀闊斧地清除閹黨和削弱宦官勢力的行動。 首先，盡撤各處鎮守內臣，邊政由各地督撫專理。崇禎元年（1628）正月，又令內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門。這樣，大大地削弱了宦官的影響力。 清除閹黨使崇禎帝頗費心計。監生胡煥猷疏請查究那些為魏忠賢建祠的總督、巡撫，但閹黨御史楊維垣迅即上疏參駁，並且請將胡下法司究問，目的是想殺一儆百、鉗制群言。崇禎帝諭旨：「不必苛求，以滋葛藤」①，使閹黨大失所望，氣焰頓挫。此時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旨在為東林翻案，立即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楊維垣則上疏，攻擊倪元璐居心叵測，為害政綱。對此，崇禎帝傾向於倪元璐，但他害怕黨爭再起，因此更強調「化異為同」。然而，閹黨與東林黨的孰是孰非已是當時不可迴避的問題。於是，當倪元璐再次上疏時，崇禎帝加快了清除閹黨的步伐。隨著朝野要求毀掉《三朝要典》的呼聲越來越高，倪元璐第三次上疏，請廢「魏氏之私書」。大學士來宗道票旨：「所請關係甚大，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崇禎帝批道：「《要典》著即行焚毀。」②五月，《要典》在熊熊烈①文秉：《烈皇小識》卷一。 ②《明史》卷二三《莊烈帝紀》。 火中化為灰燼。不久，又將楊維垣、徐大化革職，令速回原籍，不許在京逗留。崇禎二年（1629）正月，始命裁定逆案；三月，《欽定逆案》頒示天下，以魏忠賢為首，分為六等，或殺，或戍，或禁錮終身，共二百六十餘人。閹黨由此威風掃地。崇禎帝此舉贏得了朝野士人的擁護，同時也顯示了果斷、敢作敢為的性格。崇禎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聵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為「明主」。 除去閹黨，為恢復國家正常機制掃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禎帝就為天啟時遭陷害廢黜的大臣平反，並加以任命。崇禎元年（1628）正月，又對天下官吏進行考核；二月，舉行會試；四月，廷試。目的是想通過考核、整頓吏治，通過科舉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輸新的血液。更為重要的是，崇禎帝注意中樞內閣的入選。黃立極、李國■閹黨閣臣被迫致仕後，崇禎帝特點前南京吏部侍郎錢龍錫、禮部侍郎李標、禮部尚書來宗道、吏部侍郎楊景辰、禮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劉鴻訓為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崇禎帝求治的精神令這些大學士深為感動。每當經筵開講之時，他總是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更是刻意訪求治國良策。崇禎元年（1628）八月，他又下詔，「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①。 除此之外，崇禎帝深切關注邊政。為此，他起用天啟年間軍功顯赫的袁崇煥，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禎元年（1628）七月，他在平台召見袁崇煥，細問平定遼東的方略。袁回答：「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②崇禎帝對於袁崇煥的每一項要求都一一應允。並欽賜尚方劍，以專事權。同時還告誡他，朝廷方面「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③。確實，對於袁崇煥的倚重與信任超過對當時任何一位大臣。袁崇煥本著「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的戰略思想，履任不久即開始布防，整頓兵備，成績顯著。崇禎二年（1629）六月，袁崇煥在雙島（今屬大連市）誘斬總兵毛文龍。乍聞此訊，崇禎帝不覺驚駭萬分，因為毛文龍畢竟對後金有很大威懾作用，但崇禎帝最後還是嘉獎了袁崇煥此次行動。 在西邊，崇禎帝採納了宣大總督王象乾的建議，對於勢力最強的察罕部每年給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縻。又命楊鶴為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並同意楊鶴「以撫為主」的思想。 鑒於前方各鎮兵餉匱乏的情形，崇禎帝令戶部尚書畢自嚴將新舊錢糧徹底查清，詳細稟報。有人建議裁減驛站冗卒，每年可省銀幾十萬兩，他當即表示贊同。此時，只要能紓燃眉之急，於財政危機有所補苴，任何建議他都會讚賞。 從天啟七年八月至崇禎二年七八月間，崇禎帝確實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於官僚士大夫集團的精忠、能幹，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極之初，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①但是，明末社會積弊已深，僅靠短時期內的一些措施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危機的。以他最痛恨的黨爭而言，閹黨餘孽仍然活躍，並時刻準備翻案。崇禎元年（1628）十一月，會推閣臣，名單上有①《明史》卷二三《莊烈帝紀》。 ②《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煥傳》。 ③《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煥傳》。 ①蔣平介：《東林始末》。 禮部侍郎錢謙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禮部尚書溫體仁利用崇禎帝厭惡朋黨的心理，攻擊錢謙益「結黨受賄」。果然，錢謙益被罷職；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給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被說成是「錢黨」，而遭降職，乃至遣戍。懾於崇禎帝嚴威，內閣更不敢犯顏直諫。總之，事實漸已表明，崇禎帝要實現自己的理想是困難重重。 第二節重宦官、輕文臣 崇禎二年（1629）十一月，崇禎帝對文臣集團的態度有了驚人的改變，愈來愈對他們表示失望；與此同時，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睞。從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輕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禎元年（1628）至三年，接二連三發生了幾起令他惱火的事情：一是大學士劉鴻訓公然聲稱，「皇上畢竟是沖主」，且在朱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首次會推閣臣，溫體仁攻擊錢謙益結黨受賄，為「蓋世神奸」，而群臣則紛紛為錢謙益辯解。 而崇禎二年（1628）十二月，袁崇煥的「叛變投敵」、「謀反朝廷」更是給崇禎帝重重的一擊。這年十月間，皇太極率十萬精騎，避開袁崇煥把守的錦州、寧遠、山海關，繞道蒙古，入長城，攻遵化。袁崇煥聞訊，急馳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撫寧、永平、丘安、豐潤、玉田、薊州，並於後金兵之前趕到通州。後金軍懼敗，西犯京師。袁崇煥又不顧士馬疲勞，飛抵京師，在廣渠門外與後金兵展開了一場鏖戰，最後打退了敵兵，勝利保衛了北京。後金於是用反間計，言袁崇煥與之早有密約，將為城下之盟。崇禎帝信以為真，於是冤殺了袁崇煥。 崇禎帝當然不會意識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錢謙益，而是溫體仁一夥。也沒能想一下，後金之所以避開袁崇煥，繞過寧遠，由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為袁崇煥防守遼東是後金不可逾越的長城，殺袁崇煥無疑是自毀長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禎帝認為：「外廷皆不足恃」。他說：「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內臣監視。」①「士大夫負國家」成了崇禎帝思維的一個新的癥結與特點。 崇禎二年（1629）十一月，後金兵南下，崇禎帝派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軍。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監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這次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表面上是因邊患而不得已為之，實際上是他對文臣集團輕視態度的必然結果。 更大規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禎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間，主要的任命有：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徵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劉文忠、劉允中、吳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監視兵餉；另外，王應朝、張國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監分別往關寧，薊鎮東協、中協、西協監軍。自此，各地重鎮都派有太監監軍，職權在督撫之上。其中令人驚詫的是，崇禎帝派內臣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將堂堂的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這種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們的極力反對，他們認為這是「辱朝廷而褻國體」。南京禮部主事周鑣上疏，懇請裁抑宦官，卻被削職。有一次，崇禎帝對大臣們說：「諸臣欲實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輩？」崇禎六年（1633），閱視宣府太監王坤上疏彈劾大學士周延儒，使宦官與官僚之間的鬥爭更趨激烈。宦官公開上疏，無所忌憚地攻擊文官之首，這也是歷朝罕見的現象。給①《明季稗史初編》上卷，第78頁。 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極言其非，卻被崇禎帝視為「沽名立論」，削職而去。奇怪的是，在這場鬥爭中，內閣持沉默態度。 宦官干政的種種劣跡，歷朝屢見不鮮。他們的專橫、暴戾、貪婪、無恥，令人切齒痛恨。前朝大璫魏忠賢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禎帝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觀地說，所謂「原非得已」，即對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還認為，宦官能否為害，關鍵在於皇帝的英明與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會為自己所用的。崇禎四年（1631）十一月，太監張彝憲進言征天下逋賦以佐軍餉，頗得崇禎帝讚賞。崇禎六年（1633），太監王坤上疏揭發宣府巡撫馬士英侵吞餉銀六千兩，崇禎帝喜不自禁，認為宦官能不顧情面，力除積弊。崇禎八年（1635）七月，崇禎帝命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當時提督內臣即日前往。崇禎帝對閣臣們說：「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①然而，崇禎帝不可能完全擺脫士大夫集團，徹底委政於宦官。在內心裡，崇禎帝在用宦官的同時，仍希望文臣們能振作、為明皇朝效力。這種矛盾心理的困擾導致了他對宦官與文臣態度的再次變化。 崇禎八年（1635）八月，崇禎帝終於下詔盡撤各道監視太監。他說：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也欲諸臣自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也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②。從崇禎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間，基本上沒有內臣外出監軍活動。可以說，士大夫取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但好景不長，七月間，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關。崇禎帝一看形勢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監李國輔、許進忠、崔良用分守紫荊、倒馬、龍門諸關，勇衛營太監孫維武、劉元斌率六千人防馬水一帶。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脅京師。崇禎帝令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諸路援軍，太監高起潛為總監。遼東前鋒祖大壽、山海關總兵張時傑俱歸屬高起潛指揮。此後又以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閱軍；魏國征總督宣府，鄧良輔為分守；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孫茂霖為分守。從這時中官的委任來看，已不僅僅是監紀，而且是總督、分守，直接指揮人馬。兵部右侍郎仇維楨、工部侍郎劉宗周等上疏，請罷內臣督兵，崇禎帝對此不理不睬。崇禎十年（1637）間，永平兵備劉景耀、關內守備楊於國覺得對高起潛這樣一個宦官行屬禮實在是一種恥辱，於是上疏自請免官。劉、楊二人被認為是「徇私瞻顧，殊屬藐玩」，降職三級。自此之後，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一聲也不敢吭。 從崇禎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對宦官始終寵信有加。但是，崇禎十三年（1640）間，崇禎帝對文臣與宦官的態度又有了微妙的變化。這年三月，下詔撤回各鎮內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內操，不准內臣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干預外政；崇禎十五年（1642）正月，再罷提督京營內臣。崇禎帝這種反覆無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對文臣從希冀到失望的心理變化。面對時局日蹙，他對文臣的偏見也就越深，以致最後發出「文臣個個可殺」的慨嘆。 崇禎帝力圖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貪贓枉法較之文臣有過①《烈皇小識》卷四。 ②《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四。 之而無不及。崇禎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薊昌，太監鄭希詔與總督吳阿衡卻飲酒百杯，爛醉如泥，置十萬火急之軍情於不顧。崇禎十五年（1642），太監劉元斌監軍河南，殺良冒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面對農民起義的強大聲勢，監鎮居庸關、宣府的太監杜之秩、杜勛竟開門投降；後來攻北京城時，杜勛入城進行勸降，守城太監曹化淳遂降。崇禎帝用宦官，並自信能駕御，卻沒想到用宦官則文臣喪氣，用宦官則時局更亂，最後宦官獻城，自己走投無路。總之，崇禎帝重宦官、輕文臣只能導致宦官集團與士大夫集團矛盾的激化，以及加速了士大夫集團的離心趨向。 第三節急躁與褊狹的性格 國事亂如麻，崇禎帝則求治心切，究竟先從哪兒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麼問題最突出先解決什麼問題。在剪除逆黨之後，農民起義與清兵的威脅便是擺在他面前的兩大問題。當時，一些有識之士提出要達到天下大治，必須注意培養元氣，穩紮穩打。崇禎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楊鶴進言：國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道在培養」①。崇禎帝在召見大學士成基命時，問他有何辦法整肅綱紀。成基命認為，要理出頭緒，驟然變更，只會越理越亂。崇禎帝卻說：「慢則糾之以猛。」崇禎二年（1629），順天知府劉宗周上疏，認為求治太急，不免於見小利而窺近功，勸崇禎帝首除新餉，以收拾人心為本，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崇禎帝又認為這是迂腐的空論。崇禎帝對民心、元氣的忽視，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百姓仍然加派不斷，實行竭澤而漁，這無異於火上澆油，使階級矛盾更趨激化。 天啟七年（1627），白水王二起義，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不久，府穀人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等揭竿而起，攻城陷地。崇禎三年（1630）前後，張獻忠、李自成也加入了起義隊伍。崇禎帝任命楊鶴往陝西加以「招撫」，並以御史吳甡領庫銀十萬兩前往放賑，但起義軍「旋撫旋叛」。崇禎帝並沒意識到陝西「十室九空」、「人相食」的慘狀並不是十萬兩銀子所能改變的。崇禎三年（1630）十二月，詔令增派遼餉，於原來的畝征九厘之外，再征三厘，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稅收。百姓怨聲載道，該年二、三月間，山西從起義軍的人為十之一，六七月間為十之三，入冬至十之五六。崇禎六年（1633），命悍將曹文詔節制山西、陝西官軍對義軍進行圍剿。但是到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義軍突破黃河天險，進入明朝的腹心地區——河南。崇禎八年（1635），義軍攻下鳳陽，並焚毀皇陵京殿與龍興寺，挖了朱家祖墳。崇禎帝聞知後，素服避殿，哭告太廟，下罪己詔。崇禎十年（1637），命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專力剿殺農民軍。楊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戰略，即陝西、河南、湖廣、鳳陽為「四正」，以剿為主；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為六隅，以堵為主，張十面之網，對農民軍圍追堵擊。崇禎十一年（1638），農民起義逐漸處入低潮。李自成部連連遭挫，處境艱難。張獻忠、劉國能、羅汝才部相繼受撫。但次年，張獻忠於谷城再次起義，尤其是崇禎十四年（1641），李自成由商雒山進入河南，成千上萬的饑民紛沓而至。李部所向無敵，克洛陽，殺福王朱常洵。至此，崇禎帝更是氣急敗壞。然而，他只是咒罵督撫圍剿不力，唯獨沒有設法解決這種致亂之源。相反，崇禎十年（1637）十月，詔告天下，增剿餉二百八十萬，允諾一年為期。可是一年過去了，「流賊」並沒平定，只好續征剿餉。崇禎十二年（1639）六月，他又批准了楊嗣昌抽練邊兵七十三萬的計劃，加征練餉七百三十多萬兩。三餉加派，多達一千六百餘萬兩。八月二十五日，楊嗣昌以大學士之銜就任督師，節制督撫，前往征伐。崇禎帝對楊嗣昌此行寄予了厚望，賜宴餞行，面授機宜，並親筆題詩相賜。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但他萬萬沒料到楊嗣昌因襄陽王、貴陽王被張獻忠處死，自度難免，自殺身亡。 ①《明史》卷二六○《楊鶴傳》。 農民起義的浪潮日趨高漲之時，後金政權在東北日益強大，尤其是崇禎九年（1636），皇太極稱帝，改「後金」為「清」，意欲廓清宇內，取明代之。崇禎帝所面臨的形勢更加險惡。崇禎帝只是把遼東戰場的失利歸之於將帥的無能與膽怯。自然，他沒有正視這樣一個現實，即此時的清政權已遠不同於後金，更不是所謂「建部跳梁」，而是一個煥發出勃勃生機，與明廷對峙的政治勢力。他對收復遼東的艱巨性與長期性缺乏充分的認識，呈現出急功近利的特點。繼崇禎二年（1629）十月，清兵攻擊北京城後，於七年（1634）七月、九年（1636）七月以及十五年（1642）十一月三次大舉進攻明朝腹地。最後一次入犯，共攻下城池五十多處，俘獲人口四十六萬，金銀百餘萬兩。許多地方簡直是望風即降。每次清兵進攻，崇禎帝除了令邊鎮速速入衛之外，通常是令內臣監守城門，監軍，催兵將快快出擊。他絲毫不考慮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應該先穩固防守。崇禎十五年（1642），清兵進攻寧遠、錦州，總兵祖大壽堅守不出，清兵無可奈何，只得撤退。崇禎帝見寧、錦吃緊，即命總督洪承疇率兵十餘萬往援。寧錦副總兵祖大弼指出：清兵太強，難以與之硬拼，可用車營法，步步進兵，使清兵無機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洪承疇採納了這個建議。但崇禎帝以師久無功，命兵部職方司郎中方若麒去探視，審度機宜。方若麒認為清兵一鼓可平，催急速出兵。結果，全軍覆沒，洪承疇與祖大壽被俘。自此之後，明朝再也沒有實力與清對抗了。 崇禎帝性格中褊狹、猜疑的弱點在施政中也產生嚴重的消極作用。崇禎帝懷疑大臣們結黨營私，貪賄、貳心。為了監視大臣，他採取的辦法是，鼓勵告發。崇禎十三年（1640），崇禎帝召見大學士薛國觀，問他朝臣貪婪的原因何在？薛答道：「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如是。」①崇禎帝深以為然，並把外邊的情況託付給廠衛搜集、偵訪。戶部尚書孫居相家居時，在給友人函件中有「國事日非，邪氛益惡」這幾個字，不料被崇禎帝的偵探得知，崇禎帝二話沒說，即把他逮捕、謫邊。崇禎十五年（1642），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姜埰皆因直言觸怒崇禎帝。崇禎帝令錦衣衛將二人逮捕，並密諭衛帥駱養性將熊、姜二人殺死。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請釋放二人，即使二人有罪也當付之刑部；以錦衣衛行刑，「終於國體有傷」。崇禎帝大怒：「法司、錦衣衛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②。將劉宗周革職為民。崇禎帝在位期間始終感到人才的奇缺。人才奇缺，並不是說明皇朝缺乏人才，而崇禎帝也確實任用過一些人才，但由於他的急躁與褊狹，或用之不專，或刻薄寡恩，或嚴刑隨其後，不僅使所用之人難以施展其才，而且內閣大臣與巡撫總督動輒遭咎，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面。崇禎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計其數，僅總督就有七人，巡撫十一人。總督袁崇煥之死成為千古奇冤。兵部尚書陳新甲之死也是有冤難言。崇禎十四年（1641），清兵圍攻寧錦，陳新甲因楊嗣昌之推薦出任兵部尚書，主張和議。崇禎帝也以邊兵不足恃，欲借和議暫緩危機。當時朝中之人多數是主張和議的，認為「倘肯議和，和也可恃」③。崇禎帝便將此事專門委以陳新甲去辦理。但陳新甲因保密不嚴，和議之事被外廷知曉。崇禎帝即將陳處斬。 ①《明史》卷二五三《薛國觀傳》。 ②《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 ③《明史》卷二五七《陳新甲傳》。 內閣與七卿更替之繁也是前所未有。以刑部尚書言，崇禎帝在位十七年，換了十七任。有明一代，閣臣不過一百六十餘人，而崇禎一朝即有五十人之多，占三分之一。與之相比，弘治帝在位十八年，用相只有七人。在內閣中，劉鴻訓、錢龍錫、韓爌、李標、孫承宗、錢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說無才，且為人也較正直，但他們的任職主要在崇禎初年。這些正直之臣在閣中比例較小。閣臣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輩，如周道登、鄭以偉、程國祥、劉宇亮、范復粹、吳宗達、方逢年、姚明恭、黃士俊、李建泰、方岳貢等，他們或拘於文墨，不通時變，或膽小怕事，委蛇其間，無所建樹。在閣臣中，真正受崇禎帝寵信的卻恰恰是一些正直臣僚所恥與為伍的人物，如：周延儒、溫體仁、薛國觀、王應熊、陳演等。這些人物有一個共同特點是：善於窺伺崇禎帝的心理，以排斥異己為能事，奸猾無比。溫體仁因攻訐錢謙益而備受重用。崇禎二年（1629）十二月，周延儒入閣；崇禎三年十一月，溫體仁入閣，這不到一年的時間，大學士韓爌、李標、成基命相繼罷相而去，崇禎四年（1631）六月、八月，與周延儒一起入閣的何如寵、錢象坤也致仕而去，宣告崇禎初年所謂「東林內閣」的結束。溫體仁在閣八年多，是崇禎朝所有閣臣中輔政時間最長的。他入閣後，即擠掉周延儒而成為首輔。溫體仁胸無大志，才識短淺，生性猜忌陰險，且善於揣測上意，因此，儘管彈劾的章奏屢上，崇禎帝不以為動。劉宗周上疏指出溫體仁有十二罪、六奸，但崇禎帝相反覺得溫體仁在朝廷挺孤立，不結黨，故常加安慰，而對於上疏的人每每從重處治。溫體仁輔政期間，倪元璐、黃景昉、陳子壯、劉宗周以及大學士文震孟、何吾騶等都因為得罪首輔而降職、削籍。文震孟在閣時間只有三個月。溫體仁、王應熊、吳宗達三人被當時人們譏為：「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篾片，總是遭瘟」。①（溫，烏程籍，歸安人。王，巴縣人。吳，因無所作為，人稱「篾片」）居於文官之首的內閣大臣竟然被目同「烏歸」、「王巴」，談何表率百官？崇禎帝刻意求才，卻求的是這種貌似忠誠、實則奸邪的才，既不能團結百官，為上選才，也不能在困難時有所作為，補益時局，相反卻在危害朝政，使崇禎帝急躁、嚴厲的性格愈加偏執。崇禎帝任用這些平庸、奸邪之人，怎能求得大治呢？ ①《烈皇小識》卷四。 第四節孤獨的勤政者 崇禎帝自即位之日起，試圖一改多年積弊。最初兩年里，釐革、規劃、擢拔，確有成效。他勉勵各地督撫「提起精神，殫靖忠畫」；恢復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誡大臣擯棄門戶之見，化異為同。他決心要改變大臣們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個官僚機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圍繞自己的旨意拚命地運轉。為此，他總是事無巨細，事必躬親。 崇禎帝習慣於早起，他要思考幾個問題，以便早朝時考一考他的大臣們。他經常利用召見群臣，或給不測之恩，或施不測之威。一次，他讀了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點頭稱是，馬上傳令召見。但大學士劉鴻訓認為此疏「有交際」、「有納賄」兩事不實。崇禎帝則言：「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都御史、吏部尚書。」①但他還是要韓一良將「納賄」之事解釋清楚。韓含含糊糊，只是回答聽說而已。這下，崇禎帝可火了，罵道：「豈有紙上說一說，就給個都御史？前後自相矛盾，顯是肺腸大壞，本當拿問，念系言官，姑饒這遭。」②崇禎帝對這一手挺得意，這既是對不負責的奏對的一個警告，卻又表示皇恩浩蕩，不加深責，讓大臣更實心為自己辦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禎帝往往自己親自批閱奏章。崇禎九年（1636）二月，武舉陳啟新上疏，言當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資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並提出了停止科目，薦舉孝廉，蠲免災傷錢糧，專拜大將等建議。當時內閣不敢接納此疏，於是他攜疏在正陽門前連跪三日。後來內臣發現，將此疏轉呈崇禎帝。崇禎帝讀罷，認為陳啟新的奏疏雖然不合進呈慣例，但他指出了時弊，還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職。陳啟新被升為吏科給事中。崇禎帝對於那些紙面上娓娓動聽，卻無實際價值的奏疏則非常反感。曾應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總是喜歡從一至數十的羅列，分不出輕重。崇禎帝特地召見，專意詰責。崇禎帝每天不知批閱多少奏疏，碰上這種空洞無物的奏疏也真夠他受的。其實，別說奏章，即使是閣臣的擬旨也是難以對付的。崇禎帝遇事自有主張，閣臣們的票擬如果與之相違，那他還要通讀原疏。崇禎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張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萬，逗遛不前」等話，崇禎帝即令張作楫回話，這是指誰？張作楫本來是誇大其詞，沒料到皇上如此精細，於是只好參劾總監高起潛，縱兵殃民，還涉及到兵部尚書楊嗣昌。見到此疏，崇禎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筆塗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個大「×」。張作楫被革職。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痛恨時艱疏》，勸崇禎帝不要徒倚風雷，不要輕率改作，應當「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心」①。崇禎帝大怒，命閣臣擬嚴旨治罪，但每次擬旨都不合意，改擬達四次之多。崇禎十年（1637），吏部尚書鄭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獄，盧象升等十餘疏言冤，內閣先後擬旨「回話」、「為民」、「提問」，三改，崇禎帝都不滿意。於是親批：「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內閣再擬旨，當晚即下。同年六月，①《烈皇小識》卷一。 ②《烈皇小識》卷一。 ①《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 內閣票擬議罷首輔溫體仁，擬旨中有「人夫、祿米」等項，但崇禎帝將這些抹去，只批了三個字：「放他去。」 儘管案牘堆積如山，但例行的經筵與日講仍照常舉行。經筵是皇帝繁忙政務之外，學習「四書」、「五經」及《資治通鑑》等典籍的重要機會。崇禎元年（1628）二月首次開經筵；崇禎七年（1634），日講官由六人增為七人。每次經筵，崇禎帝顯得和藹可親，先是恭聽，講後則常向講官提出許多問題。有的講官進講頗合皇帝口味，則常會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深得皇帝喜歡。崇禎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閣臣之時，崇禎帝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結果文震孟雖然未至，仍被特擢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崇禎帝日益把日講與經筵變成召對了。崇禎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經筵剛完，即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與考選哪種方法最適合選拔人材？諸臣唯唯諾諾。黃景昉進言刑部尚書鄭三俊含冤下獄。十六日，正逢日講，崇禎帝面諭黃景昉，鄭三俊即使清白，也辦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後，崇禎帝先是嚴厲斥責了一番鄭三俊「欺罔委卸」，接著說：「但念別無贓賄，姑作回家聽擬。」①其實，崇禎帝也知道此案錯了，只是為了顯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獄為回家聽擬。崇禎帝重視經筵、日講，是因為他寄希望於能從先聖與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國之策。 每逢殿試之際，崇禎帝更是十分認真。崇禎十三年（1640）二月會試，大學士薛國觀、蔡國用為考試官，取士三百名，名列前茅的有鄒式金、楊瓊。到三月廷試時，崇禎帝召考其中的前四十八人。崇禎帝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並陳說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況。崇禎帝認為可用，即拔為第一名。而鄒式金被抑為二甲，楊瓊被抑為三甲。薛國觀因此失去了崇禎帝的恩寵，六月份就被罷職。 處於非常之世的崇禎帝，處理具體事物也往往打破常規，違背封建禮教。崇禎十一年（1638），農民起義的烽火正旺，崇禎帝所倚重的楊嗣昌、陳新甲、方一藻雖均有家喪，但也予「奪情」起用。少詹事黃道周針對此事連上三疏，指責此三人不守喪、不忠不孝，並詰問皇上為何用這種人？崇禎帝責問黃道周用心何在？不料黃言正辭嚴，毫不讓步。崇禎帝一氣之下，將迂腐的黃道周連貶六級，發配江西。崇禎十六年（1643），給事中郝昌、御史蔣拱宸疏劾吏部文選郎吳昌時貪贓枉法，勾結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內閣機密，崇禎帝對於外臣結納內臣之事尤為忌恨，於是召文武百官，親自審訊，並用刑打斷吳的大腿，猶不解恨，將吳論死。閣臣奏：「殿陛用刑，實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禎帝說：「吳昌時這廝，也三百年未有之人。」①即使皇親國戚，對於崇禎帝的所作所為同樣是意見紛紛。為了籌餉，崇禎十二年（1639），崇禎帝開始向皇親籌借。首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國瑞，數目是四十萬兩。但李國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毀房屋，把器皿什物擺在大路上變賣，以示自己一無所有。許多國戚也為他說情。崇禎帝並不罷休，立即逮李國瑞入獄，李驚嚇而死。正當此時，崇禎帝最寵愛的五皇子慈煥不幸因病死去，令他痛苦之極。崇禎帝令戚貴們助餉之事隨之化為泡影。 ①《烈皇小識》卷五。 ①《烈皇小識》卷八。 崇禎帝心中的疙瘩幾乎無人能解。內宮嬪妃自然不少，但難以令他心悅。他不喜歡周皇后，比較喜歡的只有田妃與袁妃二人。其中田妃不僅姿色過人，而且琴棋書畫樣樣通，連騎馬也在行。她是在江南長大的，入宮後把江南的一些生活習俗也帶過來了，崇禎帝頗覺新鮮。於是，他的衣鞋之類也都用南方的。但是，田妃與周皇后爭風吃醋，被崇禎帝違心地罰入啟祥宮省愆，三個月不召幸。崇禎十三年（1640），田妃染上大疾，兩年後亡故。崇禎帝悲痛欲絕，隆重葬之。愛子與愛妃的相繼逝去，崇禎帝所受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形容日漸憔悴，脾氣愈益暴烈，動輒呵斥，踢打宮女。宮廷生活的風波，對時局的感傷，使崇禎帝的內心更感孤寂。他本是個極敏感的人，極度的空虛、憤懣乃至絕望朝他猛烈地襲來之時，有時竟不由得淚水縱橫。上天也偏不作美，很少有過風調雨順的時候，年年兵燹之外，不是乾旱，就是蝗災，且疾疫流行。為此，他不停地反省，有時齋居在文華殿或永壽宮，撤樂減膳，崇禎八年（1635）十月、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年（1642）閏十一月、十七年（1644）二月四次下詔罪己。他多次去祭祀太廟，希望祖宗保佑。有時，他只有把這種孤獨與絕望之情轉為對母親的思念。崇禎十二年（1639）他請人畫了他母親的遺像掛在奉先別殿，不時去瞻仰，本來他想藉此排遣心中的苦楚，但每當此時，思緒更亂，更感淒楚。為了解除苦悶、尋找希望，他對天主教產生過濃厚的興趣。西方著名傳教士南懷仁、湯若望常被傳入宮內，講解天主教義。崇禎帝心嚮往之，下令將宮殿內所雕佛像盡行撤除，放在外面的寺院裡，或銷毀。他還把大臣有名「天」者悉改之。崇禎十三年（1640）慈煥之死，據說是得罪了九蓮華娘娘的原因。崇禎帝即改對天主的祈禱而為對佛祖的懺悔，深感無限的惆悵與理想幻滅的痛苦。一個外強中乾的勤政者正懷著諸般苦楚沿著孤僻的小徑走向他生命的終點。 第五節煤山自縊 崇禎十五年（1642），這個曾立志「中興」的皇帝陷入了極度的困境。 二月，清兵克松山，洪承疇投降，祖大壽也以錦州降於清。四月，李自成再次圍開封。八月，安慶兵變。九月，開封城陷。十一月，清兵入關，攻陷薊州，深入畿南，破城八十餘座，並殺宗室魯王。在所有對農民軍和清廷的作戰中，明朝軍隊幾乎無抵禦之力。六月份，陳新甲被處決後，與清和談的大門也關閉了。繼任兵部尚書馮元飈不願為滅亡在即的皇朝作殉葬品，一日上朝時，偽稱疾病發作，昏倒在地，因力辭尚書職。儘管崇禎帝下詔罪己，並詔舉有堪為大將軍者，但根本不見成效。 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府，張獻忠部陷蘄州，湖廣這個「九省通衢」、天下咽喉的地方已在農民軍的掌握之中。崇禎帝憂及獻陵失守，派大學士吳甡往湖廣督師，吳甡只得應允。他提出的條件是崇禎帝給他三萬精兵，從南京趨武昌。由於京兵難以抽調，吳甡到四月還未出京。崇禎帝大怒：「受兵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延不進，未出都門，籌畫莫展，若在行間，何以制勝？」①令吳致仕。最高統治集團已人心離散，悲觀失望，這給崇禎帝以深深的刺激。六月，懸立賞格：擒李自成來獻者賞銀一萬兩，封通侯；能擒張獻忠者賞銀五千兩，官極品，世襲錦衣衛指揮。其他也按功行賞。崇禎帝希望因此而出現奇蹟。但正當官軍畏縮不前時，李自成兼併羅汝才部及革、左五營，號眾百萬；張獻忠也連克漢陽、武昌、岳州、長沙、寶慶等城。八月，崇禎帝只好把最後一張王牌打出去，進孫傳庭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以及應天、鳳陽、江蘇、安徽、河南、湖廣、四川、貴州等地圍剿，鑄督師七省之印，與農民軍決一死戰。孫傳庭親率白廣恩、高傑等部十萬人馬出潼關，檄左良玉驅兵西上，總兵陳永福、秦翼明分別將河南與四川兵互為犄角。此時，李自成也調集在湖廣的全部精銳於河南，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使孫傳庭一敗於河南郟縣，死亡四萬餘人；十月，再敗於潼關。渭南、商州、西安均為李自成攻占。不久，總兵白廣恩、陳永福降於李自成。至年底，榆林、固原、寧夏等重鎮盡歸李自成所有。次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以陝西為根據地，對北京發起最後總攻。 眼望官軍分崩離析，三秦盡失守，崇禎帝心中惶恐之極，缺兵、缺餉、缺將的情形令他一愁莫展。為了練兵，他曾與大學士蔣德璟商議良久，可當他聽說：正統朝時兵餉數萬，萬曆朝時不過三百餘萬，而今兵餉二千餘萬，而兵反少於前，盡皆耗蠹；過去京衛有四十七萬，畿內有二十八萬，今皆虛冒時，也喪失了信心。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崇禎帝召見閣臣時悲嘆道：「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耳。」①大臣一聽皇帝要御駕親征，便紛紛請代。大學士李建泰請提兵，崇禎帝大喜，即加封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行事。不久，崇禎帝於正陽樓按古禮設宴餞行，並召集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坐，禮儀①《烈皇小識》卷七。 ①《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傳》。 之隆，前所未有。崇禎帝親自為李建泰斟酒，舉卮說：「先生此行，如朕親征。」李建泰誓死以報。席散，崇禎帝久久地目送他出京。崇禎帝沒料到這個代皇帝親征的大學士在畿輔之內的定縣、廣宗縣等處卻吃了閉門羹，一聽說李自成部已攻陷寧武關、正朝北如潮水般湧來時，只好北竄逃命。這時的內閣首輔陳演一見大勢不好，疏言「贊理無效」，請告病回家。崇禎帝罵道：「汝一死不足蔽辜。」②二、三月的京城，人心惶惶，崇禎帝切身感受到了眾民離叛的氣氛。這段時間，他作了最壞的準備。一方面下詔罪己，妄想穩定人心；一方面起用親信太監前往各地監督。如，高起潛總監山海關、薊州、寧遠，盧惟寧監通州、德州、臨清、天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勛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等，並征諸鎮兵入援勤王。其實，在正月，崇禎帝就想徵調寧遠總兵吳三桂入援，但吳三桂西援，實際上無異於拱手將遼東最後一鎮讓給清兵。由於內閣反對意見較大，因而至二月底吳三桂始終未見動靜。此時，李自成部已攻陷太原。三月初一，大同總兵姜瓖及監守太監杜勛舉城投降農民軍；初六，李自成部又陷宣府。十五日，明總兵唐通以居庸關降，農民軍直接對京城形成包圍之勢。崇禎帝知大勢已去，遂謀劃南遷。他曾密召力主「南遷圖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並說：「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①崇禎帝意在要大臣合力勸請他南遷，體面地離開京城。但是，又有人建議，固守京師，仿永樂朝事，讓太子監國南京。為了顧全面子，崇禎帝慨然表示「國君死社稷」。 三月十六日，崇禎帝召對群臣，商討對策。人人默然無語，君臣只有相對大哭而已。昌平失守的消息傳到時，君臣大驚失色。 十七日，農民軍圍攻北京城。城防已從根本上失去了抵禦的能力。崇禎帝只是「仰天長號，繞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通宵，大呼：『內外諸臣誤我！誤我！』」②十八日夜間，大順軍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諸門。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農民軍一擁而入。太監張殷勸崇禎帝只要投降便無事，被崇禎帝一劍殺死。此時的崇禎帝已是精疲力竭，感情從憤恨、失望轉向了瘋狂，他把周皇后和袁妃叫來，連呼左右進酒，一口氣飲了幾十杯。他不能看著他的愛妃陷入敵手，於是揮劍將袁妃砍死。皇后急赴坤寧宮自縊。長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崇禎帝悲嘆道：「汝為何生我家！」一劍砍去，公主揮臂遮擋，被砍斷右臂，昏倒在地。接著又殺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幾個嬪妃。但他越絕望，求生的本能則越強烈。於是，他換上了便服，準備出城。他混在太監中出東華門，至朝陽門，假言王太監奉命出城，但守門的人請天亮時驗明再出。太監奪門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負責城守的戚國公朱純臣家，朱的家人說朱赴宴未歸。崇禎帝又趕到安定門，門閘實在是太沉重了，怎麼也無法打開。求生的路被徹底截斷了。 十九日，天剛破曉，太監王相堯以宣威門投降，大順軍將領劉宗敏的軍隊浩浩蕩蕩開入城中，守衛正陽門的兵部尚書張縉彥、朝陽門的朱純臣也先②《明史》卷二五三《陳演傳》。 ①彭孫貽：《平寇志》卷八。 ②張正聲：《二素紀事》。 後開門迎降，北京內城被攻陷。崇禎帝得知這個消息，親自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可是鐘聲再響也沒召來一人。於是，他與太監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壽皇亭，這裡曾是崇禎帝檢閱內操之處，可如今成了他要去面見列祖列宗的地方。山窮水盡的崇禎帝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憤然留下了這樣的話：「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①依其所言，與王承恩相對而縊。兩天後，人們才發現這個僵死的國君。四月初，由大順政權派人將崇禎帝與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縣田貴妃的墓穴之中。 南明弘光時，諡廟號思宗，後改為毅宗。清入關後，諡為端皇帝，廟號懷宗，後改為莊烈愍皇帝。其陵隨其廟號思宗稱為思陵。 ①《明史》卷二四《莊烈帝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