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三十七章王世貞

第一節身世和宦歷 王世貞（1526—1590）①，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蘇州太倉（今屬江蘇）人。出生於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親王忬曾任薊遼總督、右都御史。他少年有才名，史籍稱「生有異稟，書過目，終身不忘」②。「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為之避席」③。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二歲中進士，次年授刑部主事。由於他愛好詩和古文，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吳維岳等人組織的詩社，又經常同李攀龍、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人往來唱和，「紹述何、李」，「名籍公卿間」④，很快升遷刑部員外郎、郎中。 王世貞是一位忠於職守、精於吏事的合格官員。有人稱他「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畢」⑤。「奸人閻姓犯法，匿錦衣衛都督陸炳家，世貞搜得之。炳介嚴嵩以請，不許。」陸炳、嚴嵩在當時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王世貞不畏權貴，伸張正義，確屬難能可貴。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郎中楊繼盛上疏揭發嚴嵩十大罪、五大奸，被下獄論死。王世貞挺身而出為之發喪：「時進湯藥。其妻訟夫冤，為代草。既死，復棺殮之。」由此結冤於嚴嵩。嚴嵩即藉口將他調離刑部，貶為山東青州兵備副使。 青州多大俠巨盜，他們殺人越貨，擾亂治安，地方當局無可奈何。王世貞到任以後，「集強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為界，以義官統之」。規定：盜當時捕獲者為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剿者又次之。申令：「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黨者立杖死。」這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僅一年，「盜盡解散」。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韃靼辛愛等入潘家口，掠遷安、薊州（今河北遷西）、玉田，在邊牆以南停留五日，京師震動。王世貞的父親，薊遼總督王忬因灤河作戰失利，被下獄問死。王世貞知悉，立即從青州趕到北京，與弟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不果。「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叩頭求救，但亦枉然。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王忬被殺。「兄弟哀號欲絕，持喪歸，蔬食三年，不入內寢」。 隆慶元年（1567）八月，王世貞兄弟上書訟父冤，經大學士徐階相助，得以昭雪。王世貞也被起用為大名副使。父親的悲慘遭遇，深深地傷害了他的心，「不堪追往昔，醉語亦傷神」①，但他一到任上，仍一如既往，盡職盡責。大名風俗，逢婚喪之事，姻族相聚吃喝，「多者匝月不止」。置辦一次，①《明史》本傳卒年作萬曆二十一年。今據錢大昕撰《弇州山人年譜》。②《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貞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③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④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⑤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①沈德潛：《明詩別裁》卷八，王世貞詩：《亂後初入吳舍弟小酌》。 「而中人之虧去半矣」。王世貞到任，定婚喪禮，力求簡約，「其俗至今守之」①。大名府下屬州、縣十一個，真定府三十多個，但「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極不平等。經過王世貞力爭，「乃不果增」②。 隆慶二年（1568），王世貞先後任為浙江參政、山西按察使。「母憂歸」，又補湖廣按察使，旋改廣西布政使。萬曆二年（1574）一月，升任太僕卿。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在任期間他「為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鄖遂隱然為重鎮」。 此時張居正當國。王世貞對張居正改革，是支持的，「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③。但張居正的驕橫跋扈，他又極為反感，「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張居正的妻弟辱江陵令，王世貞「論奏不少貸」。因而張居正很忌恨。萬曆四年（1576），王世貞調任南京大理寺卿，為給事中楊節所劾，張居正即藉機「取旨罷之」。六年，起用為應天府尹，又被劾罷。十二年，又起用為南京刑部右侍郎，他稱病不赴。萬曆十五年（1587），王錫爵秉政，起用他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書。但又遭御史疏劾。王世貞無奈，被迫於萬曆十八年（1590）辭官回鄉。同年冬去世，終年六十五歲。 ①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②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③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第二節文學理論 王世貞博學多識，著述甚豐。有《弇山堂別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稿》、《觚不觚錄》等，在文學、史學上均有很高造詣。 自明中葉發端的文學復古運動，至王世貞生活的時代已近百年。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的出現，是該運動的第一個高潮。以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則將其推向了第二個高峰。尤其是王世貞，他以自己卓越的理論建樹，成為這一運動的集大成者。 王世貞曾回顧過自己走上文學復古道路的歷程：「王氏世以政求顯，余齔時，業好聞人名卿大夫之業雲。弱冠舉進士京師，且十載，所目睹乃大謬不然者。夫武吏以力進而文吏由經治，此其其然：獨身與世致赫赫也，殆以數會爾。」①這無疑是對當時政治腐敗的深沉感慨。他出身於世代「以政求顯」的官宦人家，從小渴望作一番「名卿大夫」的事業，但政治現實卻有「大謬不然者」。官場的腐朽使他失望，也使他不得不另尋出路。他不屑與那些「獨身與世致赫赫」的庸官俗吏同流合污，又不能去征戰沙場「佐馬上之治」，於是只有「斂而為言」，把兒時的理想寄託於文學了。 王世貞總結了明中葉以來文學復古運動的發展歷程，發現自「前七子」 以來，復古思潮雖曾綿延不斷，並曾兩度勃興，但文學復古的目的卻並未達到。有鑒於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即實現「有物有則」與「無聲無臭」的統一。②法則內含於事物本身，離開事物，就學不到法則。此即「有物有則」。但學習法則，又應達到超越事物本體、由乎自得、渾然無跡的程度，此即「無聲無臭」。為實現二者的統一，王世貞提出了三條途徑：其一，「分途策馭、默受指揮」③。王世貞要求把古人的作品當作平時的修養，而不是創作時的藍本。平時「熟讀涵詠」，「令其漸漬汪洋」，創作之時則「一師心匠」，僅從自己的情境出發，這樣產生的作品，既完全是自己的創作，又完全合於古人的高格。此即「分途策馭」而「默受指揮」的意義。強調從自身的情、境出發去進行創作，這就把自李東陽起，整個明中葉文學復古思潮中包含的追求真藝術的傾向推到了頂點。 其二，「法不累氣，才不累法。」王世貞稱：「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①。他認識到：拘守前人的格法，就會影響自己才情的發揮，使作品徒具形貌而無生氣，「前七子」即病於此；但如放縱自己的才情，又會叛離前人之格法，而有格卑調劣之失，反「前七子」者往往如是。因而，他要求從自己的意出發，「來自意而往之法」，同時又要求意之行乎自然，且合於法，即所謂「意至而法偕至」，以便達到意與法相互為用，兩不干擾。「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是對「前七子」格調說的發展與修正。它原格調說之本意，糾正了損才情而就格調的弊病，從而在更高水平上堅持了「前七子」格調說的基本思想。 其三，「師匠宜高，捃拾宜博。」師匠不高不能成高格，故前後七子都①王世貞：《金虎集自序》。 ②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五，參見成復旺等編《中國文學理論史》（三）。③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①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七。 強調以盛唐為法，以李、杜為師。但只注意師匠之高就不能廣泛汲取，所以王世貞又提出「師匠宜高，捃拾宜博」。他說：「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②「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③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貞放寬學古的範圍，並不意味著復古基本思想的轉變。就詩而言，論格調，他還是古體尊漢魏，近體尊盛唐。有取於宋只是「語于格之外者」①，那不過是以博濟專罷了。因而，這種變化在相當程度上只是說明了復古思想在王世貞那裡更臻成熟。 王世貞「有物有則」與「無聲無臭」相統一的文學主張，既深入地貫徹了文學復古運動的基本原則，又全面地糾正了復古運動開始以來的弊病，從而把明中葉的文學復古理論發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善的地步。 ②王世貞：《宋詩選序》。 ③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 ①王世貞：《宋詩選序》。 第三節史學理論 與文學上主張復古相一致，王世貞在史學上也是古非今。他十分推崇漢以前的史書，尤其服膺司馬遷的《史記》。他說：「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②從這一認識出發，他對秦漢以下的史書都一筆抹殺，「《晉書》、《南（史）》、《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贗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史）》、《元史》，爛朝報也」③。與此同時，王世貞也十分嚴厲地批評了明人所修的史書：「國史之失職者未有甚於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④與文學上的純粹復古不完全一致，史學上，王世貞主張博古通今，反對食古不化。他說：「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於今也，古則何有？我以古而誚人，人亦以今而誚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犧尊獸罍，窾識奧奇，文畫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則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適於用也。由古道無變今俗，然則通今之士可少哉？」①正由於此，他才以國史自任，立志撰修當代史。 史貴實，史家貴直筆。王世貞繼承了中國史學的這一優良傳統，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同時進行了嚴肅的鑑別。他指出：「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②認為人們只有弄清楚每類史籍的優劣，加以綜合，才能弄清歷史的真相。在《弇山堂別集》中，王世貞為了揭發「國史」的諱筆，在被朱元璋誅殺的諸臣傳記中，大膽指出其中的隱諱，以恢復事實真相。如該書卷二十《史乘考誤》中對傅友德、王弼、馮勝等人的「暴卒」，作了詳細的考證，指出所謂「暴卒」，即是賜死。類似的例子，不一而足。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自己的史學主張。 王世貞生活的時代，是處嘉靖、萬曆兩朝。這一時期，政治腐敗，官場黑暗，黨爭劇烈，少有忠於職守的官員。對此，王世貞雖深感失望，且其家庭和他本人都曾蒙受過巨大的災難，但他仍兢兢業業於職守，盡心竭力，努力奉行著「成則兼濟天下」的古老信條。 在文學和史學上，雖有復古的一面（且是主要的一面），但他的強調從自身的情、境出發進行創作的追求真藝術的文學傾向，主張博古通今、反對食古不化的史學思想，又自覺不自覺地與嘉靖、萬曆年間勃興的市民文學及思想界萌生的啟蒙思潮遙相呼應，透露出了些許新時代的曙光。 ②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③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①王世貞：《弇山堂識小錄》。 ②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史乘考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