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三十六章李夢陽
第一節官場險惡，四度入獄
李夢陽（1473—1530），字天賜，後改獻吉，號空同子（崆峒子），陝西慶陽（今屬甘肅）人。明代著名文學家，為「前七子」之首。
少年時代生活於慶陽。弘治初，李夢陽父親李正被聘為明藩周王府教授，全家移居河南開封。弘治六年（1493），逢科舉，他本想在河南應試，未成，不得已回到慶陽，「而棘圍且閉。夢陽攔監場使者，大言：『夢陽不入試，是科無解首。』使者勉收之，果舉鄉試第一」①。狂傲自信之態，躍然紙上。弘治七年（1494），李夢陽中進士，授戶部主事。這時才二十一歲。此後十二年間，他除戶部主事工作之外，主要活動於文學領域。他「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興復古文詞，與信陽何景明互旗鼓，時人稱李何」。「抗論古今，傲絕一世」②。此時，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為文壇盟主，「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③。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號「七才子」，史稱「前七子」。弘治十八年（1505），李夢陽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極論時政得失，其大致內容為：(1)官場風氣日下，「廉恥道喪」。「張拱深揖，吶吶不吐一辭，則目為老成；遇事圓巧，則以為善應。轉相則效，翕然風靡，承訛重弊，言行無實」①。(2)宦官之禍。指出國家之倉廠場庫、騰驤四衛、錦衣衛及團營等被宦官掌管，為社會穩定、社稷安全之隱患，提請孝宗要加倍留意。本來，這都是些切中時弊的言論，但因文末語及孝宗張皇后的父親壽寧侯張鶴齡的不法行為，而以「疏末斥後，大無人臣禮」的罪名下錦衣衛獄。後來雖經大學士劉健、謝遷求情，得以官復原職，但仍被罰俸三日。李夢陽氣憤難消，「一夕醉遇壽寧侯於道，以鞭梢擊墮其齒二」②。張鶴齡憤極，但「為前疏未久」，畢竟有些心虛，遂「隱忍且止」。
武宗繼位以後，李夢陽升任戶部郎中。正德元年（1506），大學士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等大臣聯名上疏彈劾以劉瑾為首的「宦官八虎」，試圖除掉他們。李夢陽在其中推波助瀾，並代草疏文。因消息泄露，劉瑾先發制人，韓文等均被趕出京城，李夢陽也被降為山西布政司經歷，並被勒令致仕。不久，劉瑾又以其他藉口將李夢陽逮捕入獄，「將殺之」。經好友翰林院修撰康海冒險營救，才幸免於難。事後，他因感而作《去婦詞》，其中寫道：「孔雀南飛雁北翔，含顰攬涕下君堂。」「妾悲妾怨憑誰肖，君舞君歌空自憐。」「郎乎幸愛千金軀，但願新人故不如」。③曲折婉轉地表達了對皇帝的不滿情緒。
正德五年（1510），劉瑾被誅，李夢陽官復原職。不久，起江西提學副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②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③《明史》卷二八六《李夢陽傳》。
①《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②《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③沈德潛：《明詩別裁》卷四○。
使。他雖已兩次下獄，但似乎並沒有絲毫改變其性格。「往往負才氣自高，弗能下人。」①副都御史俞諫，「總督江西，欲用兩廣例屈體諸司」，李夢陽長揖廷抗道：「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何所不如公？」②又明代官場慣例，監、司官員每五日「一會揖御史所」，李夢陽又不往揖，並且喻「諸生亦毋謁上官，即謁，長揖毋跪」③。因此而得罪了俞諫和御史江萬實。他們即借李夢陽鞭笞淮王府校一事，將李夢陽「御史按治」。李夢陽不服，援結寧王朱宸濠和他們互相訐奏，最後驚動了皇帝，派大理寺卿燕忠「即訊」，「召夢陽羈戶信獄。諸生萬餘為訟冤，不聽」。終以「陵轢同列，挾制上官」之罪而被勒令致仕。
罷官以後，李夢陽返回開封。少卻了官場的桎梏與同僚的構陷。他「益跅弛負氣」，盡享自在閒適生活之樂趣。他治園池，招賓客，「日縱俠少射獵於繁台、晉丘間，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內」④。離開官場，並不等於遠離了政治漩渦。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朱宸濠叛亂事敗，李夢陽因曾為其作《陽春書院記》，為御史周宜糾劾，以「黨逆罪」被第四次關進了監獄。經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力救，才得再度幸免於難。
此後的十年，是李夢陽一生最為沉寂，但仍然狂氣十足的時期。有的記載稱：「自後交遊斷絕。大梁賈客求文，齎金為壽而已。夢陽得金，復集賓客，治供帳園林，為富貴容，殊驕奢。」⑤嘉靖九年（1530），李夢陽在鬱鬱寡歡中病逝，終年五十八歲。
李夢陽一生命運多舛，風險迭起。雖少年得志，但因才高氣傲，不懂權謀，故難容於官場而四次下獄。就其性格和氣質言，他更宜做個純粹的詩人。從歷史實際看，亦正是如此。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遠遠高於其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①《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②《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③《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④《明史》卷二八六《李夢陽傳》。
⑤《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第二節「今真詩乃在民間」
李夢陽是明中葉遷延百年之久的文學復古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明史》本傳稱他「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因而被視為復古派。但人們往往忘記了他也曾提出過「今真詩乃在民間」這樣反覆古的口號。
自宋代理學盛行，性理詩連綿不絕。這種詩「尚理而病於意興」，「言理不言情」，甚至「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①，雖然擴大了詩的表現手法，但嚴重阻礙了詩的健康發展。至明初，則一變而為以「三楊」為代表的一味點綴昇平的「台閣體」。李夢陽正是針對這種近世俗體而提出了復古的主張。他說「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②面對這一歷史現實，李夢陽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山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唐漢之上。山人嘗以詩視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矣。」①楚騷、漢賦、唐詩是騷、賦、詩三種文體的典範，分別代表著這三種文體的最高成就。李夢陽要求騷學楚，賦學漢，詩學唐，就是要求以各種文體的典範作品為榜樣，創造出典範的封建文學。對於詩，他要求既要學習古代優秀作品的高尚風格，即「格古、調逸」等等，又要出於真情，即「情以發之」。只有「情以發之」，才能成為真正的詩，這是詩的生命；只有「格古」、「調逸」，才能成為最好的詩，這是詩的高格。顯然，李夢陽的文學理想，就是克服後世各種卑格俗體，全面振興封建文學，使之達到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這種理想雖美好，但卻無法實現。因為僅從它的理論內涵來說，就有著尖銳的、無法克服的矛盾，這就是「情以發之」同合於高格的矛盾。不同時代的人會有不同的感情，不同時代的詩也會有不同的格調。因此，要合於古之高格，就往往不能「情以發之」；要「情以發之」，就往往不能合於古之高格。
而李夢陽的文學理論，就是在這對矛盾中發展的。沿著提倡古之高格的方向，他走上了摹擬古人的道路。所謂「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摹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僅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②這是他遭受時人及後人非議的主要原因。但是，從強調「情以發之」出發，他卻又得出了「今真詩乃在民間」的結論。他在《詩集自序》中寫道：「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詩集自序》為李夢陽晚年之作，因而這是他全部詩歌理論的總結。
明代已進入戲曲和小說繁盛期，正統五七言詩已不再是文學主流。在這種狀況下，李夢陽等倡導復古，力圖振興正統封建文學，自然屬於徒勞。但是，他晚年提出的「今真詩乃在民間」卻頗值得重視。明代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壯大，新興的市民文學迸發了強大的活力。這時，提出「今真詩乃在民間」，就不僅僅只具有提倡向民間文學學習的一般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具有了面向新興的市民文學，否定振興正統封建文學的意義。
①嚴羽：《滄浪詩話》。
②李夢陽：《空同集·缶音序》。
①李夢陽：《空同集·潛虬山人記》。
②李夢陽：《空同集·再與何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