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三十五章劉宗周黃道周

第一節劉宗周 劉宗周（1578—1645），初名憲章，字起東（啟東），紹興府山陰（今紹興）水澄里人。自號秦望中山人、還山主人、讀易小子、山陰廢主，晚年更號克念子、別號念台，又以遷居山陰蕺山之麓，自稱蕺山長、蕺山長者、蕺山長病夫宗周。人稱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稱蕺山夫子、蕺山劉子、子劉子。友人稱其念台子。父親劉坡，為諸生。母章氏妊五月，劉坡去世。萬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年3月4日）生，為遺腹子，因家貧，依母居外祖父章穎家。在外祖的培養下，七歲入塾，學習勤奮，手不釋卷。十八歲，應童子試，名列第二。二十歲舉鄉試。萬曆二十九年（1601），再次入京會試，中進士。會母喪，居家守制三年①。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縣許孚遠為師。孚遠，是與王守仁共倡心學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樞的學生，「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學，反對王學與佛學合流，認為後之學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學之宗旨，「非文成之正傳」①。劉宗周、馮從吾、丁元薦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門徒。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劉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宮苑、不視朝事，國勢日衰之時。 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著「一日未死、一日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從為敬，始終「清直敢言」，前後上疏凡百餘次，指陳時政得失，崇正辟邪。雖所論皆深中時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職為民，排斥在野。 萬曆四十年（1612）正月，入東林書院謁高攀龍，結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冊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國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萬世治安疏》，請行議爵、議祿、議官、議教、議養、議制六事，曰：「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乎盡踏漢、唐季世之轍矣。爵濫而輕，祿侈而匱，官不惟賢，制不盡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亂乎。」②疏入，不報。神宗反於同年五月下詔堵塞言路，諭內閣和都察院：「年來議論混淆，朝廷優容不問，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傷國體。自今仍有結黨亂政者，罪不宥。」③時有宣城人國子監祭酒湯賓尹與崑山人左諭德顧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講學」，攻擊東林，人稱宣黨、昆黨。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亦力排東林，與宣、昆兩黨「聲勢相依，大臣多畏避之」④。宗周為人尚氣節、重操守，乃上疏為東林鳴不平，反對門戶之見，反對黨同伐異。謂：「邇者，皇上於人才進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公車之章至有①以上參黃宗羲：劉宗周《行狀》和劉汋；劉宗周《年譜》，分別見《劉子全書》卷三九、四○，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姚名達：《劉宗周年譜》，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 ①《明史》卷二八三《許孚遠傳》。 ②《劉子全書》卷十四。 ③《明史》卷二一《神宗紀二》。 ④《明史》卷二二四《孫丕揚傳》。 以東林為語柄者，臣竊痛之。」又云：東林高攀龍等有「真切學問」；「從之游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昆、宣不可也」①。此疏一出，昆、宣兩黨大嘩，飛章攻之，誣其「顛倒是非」，是效少正卯之所為，「足以亂天下而有餘」，甚至請誅宗周，「以為惑世誣民之戒」。四十二年正月，宗周以「群小在位，黨禍將興」，憤然申文吏部，請給假放歸，准之，五月抵家。 劉宗周一生從政時間名義上長達四十餘年，實際上在官之日極少，僅四年有半，絕大部分時日都是被斥落籍，教授鄉里，讀書著述。經過這次打擊，他認為「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回家之後，遂集同志會講於蕺山解吟軒，「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並撰《心論》，曰：「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復歸一心」②。實質上，與王守仁「心外無物」或「心生萬物」說並無兩樣。「蕺山之學，專言心性」。宗周如此重視「心性」，並不是偶然的。其為學，從師於許孚遠，推本於周、程，得源於王守仁。其始致力於主敬，中操功於慎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而他與王學又凡三變，始疑之，以為近禪也；中信之，以為聖學也；終而辯難不遺餘力。早年崇尚程、朱，不喜陸、王之學。中年遭受官場的磨難，始以「慎獨為主旨」，認為「慎獨之外，別無學也」，企圖從內心世界尋找人生的出路。這一時期，他大談心性之說，把「心」、精神視為天、地、人以至萬物的本原，正說明他已經從尚程、朱而轉向了王守仁心學的主觀唯心主義。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光宗嗣位，在位一月而死。九月，熹宗繼位，改號天啟，重用太監魏忠賢，封乳母客氏為奉聖夫人。由於言官交章論薦，天啟元年（1621）三月，召劉宗周任禮部儀制司主事。十月入京。不久劾奏魏忠賢「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為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並請行明太祖鐵榜之制，以防止重演王振、劉瑾宦官擅權誤國之禍①。疏上，魏忠賢大怒，熹宗責其「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欲重治，因閣臣葉向高力救，改為廷杖六十，罰俸半年。天啟二年正月，後金軍隊陷廣寧，舉朝震恐。宗周請誅喪師失地諸臣，建議急起李三才為兵部尚書，並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以及諫臣楊漣等人。熹宗得疏大加訓責，但以「語言無忌，姑不究」。六月，命為光祿寺丞。三年五月，升尚寶司少卿，九月改太僕寺少卿。此時，劉宗周以「一歲三遷，義難拜命」。尤其是看到魏璫與客氏「專權日甚」，衣冠之禍莫測，而大小臣僚又爭相攀附權勢，置國家安危於度外。加以身患疾病，遂連告三疏，於十一月獲准回籍調理。四年九月，吏部題缺官事，奉旨起宗周為通政司右通政。十月，楊漣、左光斗等人相繼因抨擊魏忠賢被削籍。宗周以正直諸臣被逐，不顧吏部行文促其赴任，拜疏固辭，乞繼續以原官在家療養，並論魏忠賢誤國之罪。次年正月，熹宗斥宗周久不赴任是「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①，第一次將其革職為民。這時正是明朝歷史上宦官為禍最烈的年代，大批正直有為的廷臣，①《劉子全書》卷一四《修正學疏》。 ②《劉子全書》卷二三。 ①引文據《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詳見《劉子全書》卷十四《感激天恩疏》。①劉汋：劉宗周《年譜》，天啟五年條。 或遭殺戮，或被下獄，或削籍閒居，閹黨特務遍天下，人人自危。宗周在家一方面注視著朝廷的鬥爭和同僚的命運，對被害諸臣寄以深切的同情，聞楊漣、左光斗等六人被殺，作《吊六君子賦》，述諸子正直之業績，數閹黨矯橫之塗毒；一方面自己做好隨時被捕入獄的準備，將兒子託付門徒，把著作轉寄於友人家裡。天啟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檢即位，更號崇禎，清除閹黨，起復被斥諸臣。 崇禎元年（1628）十月，劉宗周任順天府尹。其時，「名為反正」，實則秉權者多魏忠賢餘黨。為此，他於崇禎二年正月以病不能任事為由，乞以原官致仕，不允。九月，至京師視府尹事，尋於會極門批評皇帝求治之心太急。皇帝因登極伊始，為表示聖心宏闊，雖以所論「迂闊」而不聽，然嘆其忠，亦未予懲罰。在府尹任上，宗周興學校，育人材；行保甲，戢奸宄；鋤豪右，安良善，恤下戶；懲貪官，減賦役，振風紀。同年十一月，後金軍隊抵德勝門外，京師戒嚴，崇禎帝聞警即不視事，一切章奏皆留中不報，人心惶惶。宗周懷著滿腔的愛國熱忱，上言：「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請安民、軍、士、大小臣工和遠近地方之心，上亦要自安其心。又云：「吾守土官，義當與城為存亡。」最後到午門伏闕叩曰：乞崇禎帝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以定人心，固守城池。又請罷九門稅，平物價，節財用；安撫入城流民，立粥廠養老疾；巡視城防，慰問守城軍士；集士民祭于謙，要求發揚于謙精神，誓死保衛京城。人稱「劉順天」，這是對他守京城有功的最好評價。三年五月，後金軍隊東歸，京師取消戒嚴，朝廷又宴然不知後患。宗周對此十分憂慮，上書曰：「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厚民生」，請省刑罰、減賦稅，愛惜民力，直接批評崇禎帝即位以來「重典繩臣下」、「重斂責小民」①的錯誤做法，認為這種做法難「以回厄運以鞏皇圖」。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以其語侵內閣而大恨，遂以時方天旱求雨而劉宗周稱疾不修職事為藉口，故意激怒崇禎降旨切責。九月底，劉宗周即被逐出都門，時守京兆甫一載。離京之日，行李蕭然，都人罷市而哭，千餘人遮道相送，至十餘里不去。 劉宗周既歸里閒居，憂王守仁之心學「雜於禪」，與佛學合流，乃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作《證人社約》十則。又著書進一步闡發心性之說，曰：「盈天地間皆道也，而統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為心者，性而已矣。」「然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能以為性也」②。認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是統一的，「天理」與「人慾」亦非對立，否定了程、朱視兩者為對立的觀點。 崇禎八年正月，明末農民起義軍張獻忠陷鳳陽。言官劾首輔溫體仁入閣以來「專以繁刑厚斂為先務，致民窮盜起」。崇禎帝也不得不承認「前此置相不得人」，命吏部議在籍堪任閣員者。吏部尚書謝升會同廷臣舉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慎行以及劉宗周三人以上。詔從之，並命長吏疾馳促上道。十月，宗周抵京。由於承旨使范仁誤傳令，和在文華殿召對時不合帝意，加以溫體仁忌之「借端以沮」，而未能入閣。九年正月，改為工部左侍郎。①《劉子全書》卷一五《祈天永命疏》。 ②《劉子全書》卷八《中庸首章說》。 二月，上《痛切時艱疏》，歷數從前弊政，「請上更調化瑟」，以圖「轉亂為治」①。從而引起崇禎帝不滿，傳諭內閣，欲予重治。後反覆再三，而意稍解，降旨詰問，獎其清直，且擬大用之。溫體仁聞而懼甚，於六月嗾宗周同鄉許瑚上疏論短，謂宗周「才諝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崇禎帝以許屬其同鄉，「所言如是，遂不果用」②。宗周不堪侮辱，連上三章，懇乞回里。詔許之。七月出都門。臨行遺書溫體仁，痛責其「罔上」、「誣下」、「賣友」、「陰擠同官」，「借皇上之寵靈，為驅逐異己之地」的種種罪行。是月，清軍自宣鎮入昌平，皇陵告急，都城被兵。劉宗周於天津途中聞警，曰：「國難崩摧，非臣子接淅時」，乃入津城助撫軍賀世壽籌集兵糧。京師士民亦請召還劉宗周，又因溫體仁從中阻撓而罷。九月，南行至德州，疏陳時事，斥崇禎帝用人失當，「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溫體仁左右朝政，排陷異己。疏入，崇禎帝惱羞成怒。溫體仁更火上加油，上章詆毀劉宗周。遂加重處分，改成革職為民。 十一月，劉宗周回到故里。始幅巾野服，「亦無再仕之意」，閉門著述，輯《劉氏家譜》七卷，定《經籍考》、《古學經》，輯《古小學集記》和《古小學通記》，刪定王守仁《傳習錄》並作《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等。為了挽救王守仁心學危機，劉宗周在提出「慎獨」之後，這時又以「誠意」之說示學者，謂：「天下國家之本遞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處已無可推矣。」①自此專舉立誠之旨，希望人們以至誠的精神進行內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崇禎十四年九月，崇禎帝以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授其吏部左侍郎。疏請收回成命，不允。次年五月，接邸報，聞清兵破寧遠，入錦州，李自成農民軍進圍開封。面對著清軍的強大攻勢和農民起義軍的熊熊烈火，劉宗周終於拋棄了個人恩怨，改變了「無意再仕」的想法，奮起曰：「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為君父之身」②，遂風風火火帶病束裝入道。至淮安，獻聖學三篇，凡數千言，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③。八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入朝，上振肅風紀之要，曰：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④。又上《辟門大典疏》，請嚴考選，劾糾御史喻上猷、河南巡按嚴雲京，薦舊給事中袁愷、戍籍御史成勇。首輔周延儒得疏，「怏然不悅」。十一月，清兵再次入口，京師戒嚴，崇禎帝令大小臣工上言獻策。劉宗周應詔陳言備邊大略，認為一切當「以安人心為本計」。而欲安人心，應首旌血戰陣亡盧象昇，急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捕跋扈悍將左良玉，並獻防止清兵南下，召募勇士諸策①。閏十一月，崇禎帝在中左門召見廷臣，議督撫去留事，諸臣以次奏對完畢。御史楊若僑薦西人湯若望製造火器，上許之。宗周先後兩次出班奏言，極力反對。說：自古以來用兵之道，在於行仁義，有節制。火器無①《劉子全書》卷十六《痛切時艱疏》。 ②劉汋：劉宗周《年譜》，崇禎九年條。 ①劉汋：劉宗周《年譜》，崇禎九年條。 ②劉汋：劉宗周《年譜》，崇禎十五年條。 ③《劉子全書》卷十七《不能以身報主疏》。 ④《劉子全書》卷十七《條列風紀之要疏》。 ①《劉子全書》卷十七《應詔陳言疏》。 益於成敗，且將來必為中國之害。「湯若望西番外夷，向來倡邪說，以鼓動人心，已不容於聖世。今又創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還彼國，以永絕異端，以永遵吾中國禮教冠裳之極。」崇禎一聽甚為不懌，曰：「火器乃國家長技，湯若望非東寇西夷可比，不過令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②劉宗周在朝不畏權貴，不計個人安危，屢屢上書，匡救時艱，揭露晚明苛政，有時還敢於為民請命，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在經世致用之學方面，尤其是在對待外國科學技術方面，他居然比不上一個封建皇帝。與其同時代且同成長於江南大地的徐光啟、宋應星、陳子龍等人注重國計民生、致力科學研究相比較，就顯得更加可悲了，說明他的思想極端保守和落後。 在這次中左門召見中，劉宗周還單槍匹馬，出面申救因言事而入獄的給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開元。曰：皇上方下詔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言官下詔獄，「甚傷國體」。崇禎向來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二言官下獄是他親自定奪的。所以劉宗周的意見更加惹火了他，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嚴厲責備宗周是「藐視徇私，大負委任」，「如此偏私，豈堪職憲」。同時懷疑熊開元上疏是出於宗周之指使。實際上，劉宗周與二言官素無關係。崇禎帝不容分辯，遂下「革職下理之旨」①，欲予以重處。後因輔臣奏其年老，才減為革職為民。這是劉宗周入朝以來，第三次遭此重治。十二月初，辭朝出京。 次年六月抵家門，次第成《讀易圖說》、《古易鈔義》、《證學雜解》、《良知說》諸書，繼續闡明心性之說，為王學補偏救弊。在《讀易圖說》一文中，劉宗周針對宋元以來老生常談而又各執一說的「理」與「氣」關係問題，提出「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②。認為「氣」不僅是構成天、地和萬物的本原，而且也是產生精神的「理」的根源。「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離氣無所謂理」，有是氣，「才有是理」③。從而否定了程、朱的「理本氣末」論。但是他又把「理」與「氣」混為一談，曰：「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即理也。天得之以為天，地得之以為地，人、物得之以為人、物也」④。可見他的思想又是一個矛盾的混合體。他繼承王學，又修正王學。在《良知說》一文中，劉宗周反對王守仁「不慮而知」的先天論，因此在讚揚王守仁「致良知」說的同時，頗有貶斥王學之語。謂：「陽明子言良知，最有功於後學。然只是傳《孟子》教法，於《大學》之說終有分合。」「只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不待龍溪（按：王畿）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⑤。明末王學的沒落，同它在明中葉崛起一樣，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劉宗周一生闢佛，晚年尤其反對佛學的玄虛，力圖使王學從與禪學的合流中擺脫出來，恢復王學的統治地位，為此他不遺餘力地為王學辯難，其結果只能是一番徒勞，「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門人董瑒說他對王學「信②《劉子全書》卷十七《敬矢責難之誼·附召對紀事》。 ①參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306頁。 ②見《劉子全書》卷二。 ③《劉子全書》卷十一《學言·中》。 ④《劉子全書》卷十一《學言·中》。 ⑤《劉子全書》卷八。 之篤，故其辨之切」。①這說明劉宗周的整個思想傾向，直至最後還是屬於王守仁主觀唯心主義體系。他的學術思想對清代浙東學者，如黃宗羲等頗有影響。 崇禎十七年五月，劉宗周在家聞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明朝滅亡，大申所謂「討賊」之義。請紹興知府「起兵勤王」，不敢應。即親赴杭州，鼓動浙江巡撫黃鳴駿，並貽書左良玉、劉澤清、鄭芝龍諸將領，冀求會師北上「討伐」李自成。明亡已成定局，劉宗周竟如此到處奔走呼喊，誠可謂「不識時務」，充分暴露出他的封建地主階級立場比之當時一般人尤為頑固。同月，福王監國南京，起他為原官。當時李自成已經撤離北京，京城已為清兵進占，清軍已成為主要的敵人。劉宗周卻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六月，由紹興抵抗州，自稱「草莽孤臣」，再次重彈「討賊」之義，曰：「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建議福王據形勝以規進取，重藩屏以資彈壓，慎爵賞以肅軍情，核舊官以立臣紀②。又請誅內外不職諸臣。疏上，福王沒有予以施行，僅令宣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等人則因此恨甚，滋欲殺之，反誣劉宗周「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又雲勸上親征是「謀危君父」，企圖發動兵變，與史可法另立潞王於杭州。同時派人往丹陽行刺之，未成。宗周見狀，連疏請告，不允，乃於七月中至南京，八月初入朝受事。爾後，劾馬士英專權跋扈，重用親信阮大鋮。在南京小朝廷里，福王不過徒有其名，實權操在首輔馬士英手裡。宗周既拜命，士英忌而欲去之。劉宗周上言堅決反對阮大鋮知兵，福王不聽。劉宗周遂於九月出朝，馳驛歸里。行前，陳五事：曰修聖政、振王綱、明國是、端治術、固邦本。 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劉宗周在家見大勢已去，嘆然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裡，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①遂出辭祖墓，投水尋死，被救出。自是絕食二十三日，後勺水不下者又十有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作《示汋兒》，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越五日，作《絕命辭》曰：「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②閏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卒，終年六十八歲。魯王諡忠端，唐王諡忠正。清乾隆四十年追諡號忠介。 劉宗周存世的著作：主要有他的門徒董瑒編輯的《劉子全書》，計四十卷，分為語類、文編、經術三大類，收有學術專著、奏疏、書信、序跋、傳、論、議、題、揭、詩、詞以及行狀年譜等，可謂大全，其中僅奏疏即有九十八篇，刊於清道光十五年。此外尚有清沈復粲編的《劉子全書遺編》（二十四卷，道光二十九年刻版）、水澄《劉氏家譜》（十二帙，一九三三年紹興廣文印書館鉛印本）等。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出版了日人桑原忱編次的《劉蕺山文鈔》二冊，共收奏疏、書信、序跋等四十四篇。 ①劉汋：劉宗周《年譜》，崇禎十六年條。 ②引文據《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詳見《劉子全書》卷十八《慟哭時艱疏》。①《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 ②見《劉子全書》卷二七。 第二節黃道周 黃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又字螭若、細遵，人稱石齋先生。漳州漳浦（今屬福建）銅山人。先世「世代業儒」①。其能「學貫古今」，除父母通經史外，他自己從小善攻讀。五歲入學，凡數年，自經傳子籍、詩賦聲律、陰陽之學，無不耽精。及長，「直以行王道，正儒術為己任」。十四歲時，「便慨然有四方之志」，第一次離開家鄉外出遊學，投奔廣東惠州府博羅縣士大夫韓日纘。他「年少軼才」；日纘「賢而好士」，家中藏書宏富，與黃道周語而大悅，謂：「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誰？」遂「得盡觀所未見書」②，開闊了眼界。居粵一載有餘，還家改習舉子業，然於時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畫。 自十九歲起，黃道周兩次獻時政策於布政司和按察司，皆不用，由是「知王道之難行」。二十八歲，補漳州府學生員。同年，入省城福州應鄉試，不第，歸而杜門著述，先後完成《易象》、《疇象》各凡八卷，並開始撰寫《三易洞璣》等書。其時，因家貧益甚，曾在漳州和廣東潮州收徒講學，借館穀■口。萬曆四十六年（1618），三十四歲中鄉試，名列第七。次年，應會試，落榜。天啟元年（1621），再次公車北上。二年，舉進士。尋以成績優異，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館課，由此踏上仕途。 黃道周進入仕途之時，正是明代歷史上最腐敗、最黑暗的年代。皇帝昏庸，官吏貪酷，民不聊生。後金崛起，對明邊虎視眈眈，整個明皇朝已病入膏肓，積重難返，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黃道周性存忠孝，尚氣節，賤流俗，不媚權勢，立朝守正，清直敢言。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幾經浮沉，屢受挫折。 為庶吉士時，值魏忠賢一夥左右朝政，虐焰方熾。道周憤其禍國病民，與同列文震孟、鄭鄤相約：「盡言報國」，揭露魏鄤擅權，挽救皇朝危機。天啟四年，庶吉士散館，他被授為翰林院編修，參與國史、實錄的編寫工作，並充經筵展書官。按制度規定：經筵展書官奉書「必膝行前」。黃道周以為經筵道尊，不應如此，獨以平步而進，觸怒魏忠賢，於天啟五年四月被迫離京歸里。 崇禎二年（1629），魏忠賢已除，黃道周起原官。他以為這時當可以實現其事君報國之志，便風塵僕僕於次年四月抵京師。未幾，出浙江主持鄉試。他典試態度認真，秉公辦事，不受請託，豪門子弟不得志，多恨之。事畢還都，逢《神宗實錄》告成，晉右春坊右中允。八月，前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袁崇煥以殺毛文龍罪被誅，故相錢龍錫受到牽連，被逮入死牢①。對此，廷臣無復言者。黃道周得悉憤憤不平，「不惜身家，不愛通顯」，於十二月十三日連夜草疏，犯顏直諫，冒死申救，曰：「陛下御極以來，輔臣獲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乎？」②疏呈上，崇禎帝不僅不聽，反而斥為「詆毀曲庇」，著令回疏。他遵命三奏，而崇禎帝之疑猶「未釋」，令停職四十日。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二下《黃道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②洪思：《黃子傳》，見《明漳浦黃忠端公全集·卷首》（以下簡稱《黃漳浦全集》），道光九年刊本。①《明史》卷二五一《錢龍錫傳》。 ②《救錢龍錫疏》，《黃漳浦全集》卷一。 崇禎四年五月，錢龍錫獲釋，改戍定海①，黃道周則為此降秩三級。此時，禮科諸臣又落井下石，數次疏參他典浙江鄉試事，「千敲萬撾」②，以發泄和報復對他主持浙江鄉試的不滿情緒。在這種環境中，他見朝廷上下一片黑暗，沒有容身之地，連上三疏懇請乞休。同官倪元璐抗疏，稱黃道周為「古今第一詞臣」，願以職相讓③。皇帝不聽，於十一月降旨准行。 崇禎五年二月，黃道周於臨行之前上《放門陳事疏》，謂：「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為準」。「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寧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帝不懌，借「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於是再上《放門回奏疏》，曰：「邇年諸臣所自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為陛下邊疆，乃為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科場，乃為讎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又曰：「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為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同疏還薦馬如蛟、惠世揚、徐良彥等十人以上④。此疏，不但批評崇禎帝用人失當，重用小人，而且薦舉人材，又語刺內閣權臣周延儒、溫體仁輩，故疏呈入而崇禎帝益為不懌，斥為「濫舉逞臆」，削籍為民①。是月，他出京南下，遊覽東南名勝，在杭州附近之大滌山書院講學數月，年底到家。 黃道周家居時，與諸弟子談經之餘，屢屢勸人讀史。並從歷代史籍中篩選漢至宋代名人諸葛亮、寇準、李泌等十二人，人自為傳，以行事相比，輯為《懿畜》前編。又取明代解縉、薛瑄、楊士奇、于謙、王守仁、商輅等數十人，各立為傳，名曰《懿畜》後編。二編皆寓意於史，通過昭彰歷代封建士大夫文治武功之業績，激揚後人憂國憂民之精神。 崇禎九年（1636），以薦用，恢復黃道周官職。經過前兩次的打擊，他對於為政已經毫無興趣。本擬上疏請假，因有司敦促赴任，不得已於秋天心鬱郁而就道。十年正月，入朝。四月底，又具疏乞休，連上數次皆不允。六月，崇禎帝以久旱下詔求言。他上《慎喜怒以回天疏》，曰：「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他與復社、東林諸人關係甚好，被江南學子尊為名士。同月，他針對溫體仁方招奸人構復社、東林之獄，上《求言省刑疏》，曰：「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眥之隙乎」②，反對加罪於復社與東林黨人。旋升諭德，掌司經局③。這時，他見朝廷內外交困，崇禎帝剛愎自用，延臣樹黨營私，以①《明史》卷二五一《錢龍錫傳》。 ②《引罪告病疏》，《黃漳浦全集》卷一。 ③莊起儔：《漳浦黃先生年譜》卷上，崇禎四年條（以下簡稱《莊譜》），見《黃漳浦全集》。④以上兩疏引文據《明史》本傳，文字與《黃漳浦全集》卷二所載原疏，略有不同。①《莊譜》卷上，崇禎五年條。 ②以上兩疏引文據《明史》本傳，原疏載《黃漳浦全集》卷二。文字上，兩書互有差異。③《莊譜》卷上，崇禎十年條謂：「五月升諭德」，時間上有誤。據黃道周本人疏文，升諭德應在六月上《回天》、《省刑》兩疏之後，《三罪四恥七不如疏》之前。又道周自雲升「左諭德」，《明史》本傳作「右諭德」。 邪壓正，無意受命，具疏辭職，並自劾有「三罪四恥七不如」。用自陳不職的形式，進一步指斥朝政，希望崇禎帝能有所醒悟。十二月，升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官，纂集經書，為太子講讀。然而時過數月，黃道周又因上書言事被趕出都門。十一年七月初，他同時上三疏，一劾兵部尚書楊嗣昌奪情入閣；一劾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一論遼東巡撫方一藻和議失算。是時，崇禎帝正為清兵頻頻進攻和明末農民大起義南北交攻，弄得焦頭爛額，走投無路，凡事更加一意孤行，不聽勸諫。楊嗣昌等人又恃上怙寵，藉機對黃道周的《三罪四恥七不如疏》斷章取義，大肆攻擊。八月，遂以「朋串擾亂」①的罪名，將其連降六級，貶為江西布政司都事②。這次，他沒有遵旨赴任，而是以養病為由請求回家。當時他已年屆五十四，南歸途中思緒萬千，蕭然感嘆，對送別他的朋友吟了這樣四句詩：「從此辭君各千載，故園門前千尺海；海中疏島千高駝，記得投竿雙膝在。」③準備自此之後，要在山裡老家謝絕一切賓客，不事應酬，安安靜靜地閉門守家，研究經史，著書立說，用筆墨伴隨度過了「殘生餘年」。 可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很快就使黃道周隱居山林的生活願望成為泡影，隨之而來的是血淋淋的嚴刑拷打的監獄生活。崇禎十三年，江西巡撫解學龍在舉薦地方人材時，對黃道周推獎備至，而大學士魏照乘因甚恨道周而指責解學龍「濫薦」。崇禎帝邪正不辨，偏聽偏信，也認為解學龍是「黨庇行私」，將解學龍與黃道周加上「黨邪亂政」的罪名，立削其籍。四月，解入詔獄①。黃道周亦於七月被捕至京，與解學龍各杖八十，下鎮撫司獄論死。此時，與黃道周素無往來的戶部主事葉廷秀等抗疏力救，也被逮入獄。在獄中，黃道周慘遭掠治，備受折磨，遍體鱗傷。但他意志剛強，寧死不屈，仍然堅持日夜著述，手寫經書一百二十本，並研理極數，成《易象正》十二卷。十四年三月楊嗣昌死，刑部的官員亦認為所加黃道周的罪狀證據不足。十二月，得旨赦出，謫戍湖廣辰陽②。十五年六月，赴謫抵江西九江。八月，崇禎帝召見閣臣，再度入閣的周延儒欲用黃道周，乘間上言：道周家貧子幼，生活清苦，事親極孝，學無不通。十月接旨：「念其清操力學，尚策勵，特准赦罪還職。」③此時，黃道周「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一再忤旨被罷，再也無心繼續供職。由江西返回南京之後，於閏十一月，遣義男上《免戍辭職疏》、《乞赦解學龍葉廷秀疏》，即告病從南京徑直回家④，重操舊業，次第完成《孝經集傳》、《坊記》諸書。 崇禎十七年春，風雲驟變，皇朝更迭。黃道周在家聞明亡如喪考妣，「袒發而哭者三日」。五月十五日，鳳陽總督馬士英等擁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第一個小朝廷，以翌年為弘光元年。因眾望所歸，黃道周被命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六月二十二日，他遣義男上《時務疏》，獻進取之策，謂：「竊意今日之事，類多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蓋以南都①《莊譜》卷上，崇禎十一年條。 ②《明史》本傳作「照磨」。「都事」，從七品；「照磨」，從八品。此處依《莊譜》所載。③《莊譜》卷上，崇禎十一年條。 ①《明史》卷二七五《解學龍傳》。 ②《明史》本傳作：謫成廣西。詳參《明史》卷二五五「校勘記」第四條。③《莊譜》卷上，崇禎十五年條。 ④《明史》本傳云：道周既還，北上「見帝而泣」、「請假，准之」云云。不知所記有何根據。定鼎，則福建、江右皆為首藩。」應以閩之建陽、贛之雯鎮、浙之衢州作為根本重地，積極組織力量，反擊清軍①。疏呈上而不見施行，黃道周不欲出。首輔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潞王耶？」②乃於九月十五日出山入道，途中又忽萌回車之意，為人所勸，方繼續往行。十月二十一日抵衢州，聞升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衢州聞升辭職疏》，不准，始決意入南京。 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正月入朝，見諸臣措置乖方，又聞劉宗周被逐，不欲久廁朝班，二月底疏請奉敕赴紹興祭禹陵。祭祀畢，於四月就地疏請致仕，未得可否而南京陷落，弘光政權滅亡。此時，黃道周毫不畏懼，「誓死反清復明」，上疏潞王朱常澇及當時逃亡杭州的鄒太后，令閩、贛、浙三省之兵奮起抗清。又草檄諭數千言，皆持而不下。已而，杭州亦失守。六月，黃道周在衢州勸唐王朱聿鍵駐蹕衢州，以號召兩浙，聯絡江右，以期中興，恢復大明江山。而鎮江總兵鄭鴻逵等人則一味退卻，擁兵自重，於是月底挾唐王偷安入福州。黃道周看到自己的主張不為所用，無奈尾隨入閩，至浦城獲悉唐王已於閏六月初八日在福州就監國位，因與諸臣政見不同，不想去福州受命，僅派人往賀，而己取道還山。唐王得報，遣使往迎之。「時百事草創，危疑未定」，人心渙散，大江江右諸臣又皆「擁眾橫行，蓄威自衛，而抱妻攜子，藏馬於舟，掠盜於道，經都越邑，嗷嗷瞻烏」③。黃道周以為不早正帝位，難以挽回民心，號召天下，於七月奉唐王即位，改元隆武。唐王以道周區劃裁定大小禮節事務有功，升他為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尋加兵部尚書。在隆武政權中，唐王徒擁空名，實權掌握在福建總兵鄭芝龍手裡。道周觀鄭氏日圖不軌，無法共事，上疏乞歸。唐王留之再三，道周還是認為在朝廷中決不能有所作為，於是轉而復請行邊，督師征戰。 從軍事上看，福建東南際海，事可無慮。其餘三面環山：東北有仙霞嶺作屏障；西北一路，經光澤出杉關，可入江西建昌府，但道路遙遠，饋餉艱難；正北由崇安，出分水關，可入江西廣信府，聯絡徽州抗清義軍。而三路通道皆在福建建陽，是為閩北重鎮；關外要害，則莫急於廣信，可謂全閩北門。 據此，黃道周決定由正北出閩。七月二十二日朝餞啟行。第二天，他即帶著「三五秀才」離福州，經延平，至建寧，先後募得閩、浙諸門人子弟及各地鄉兵四千人，九月抵崇安紮營待餉。上疏唐王，鄭芝龍拒不發餉。十月一日，黃道周至廣信，聞徽州已於九月二十三日為清軍所破，乃分兵三路，一出撫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寧。起初，出婺源之軍尚有捷聞。可是，由於清軍步步增兵壓境，攻勢兇猛；隆武小朝廷兵餉俱操之鄭氏，他們不僅不抵抗，反而處處掣肘，多方刁難。黃道周名為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有「一意報主」之心，但無調動兵餉之權，「於餉部實未嘗有一毫之餉，於兵部實未嘗有孑體之兵，於府庫實未嘗有一錐一粒火藥器械之助」①；各地兵、餉又皆不繼。因此，很快就陷入兵單食盡的困地。另外，①《莊譜》卷下，崇禎十七年條，原疏見《黃漳浦全集》卷三。 ②《明史》卷二五五《黃道周傳》。 ③《莊譜》卷下，弘光元年條。 ①《諫親征疏》，《黃漳浦全集》卷五。 所募之兵多為「君子之軍」，督陣諸將也多數是秀才用兵，「調度無能」。至十一月，撫州、婺源、休寧三軍相繼潰敗。為報效唐王，黃道周欲決一死戰。十二月初六日，復自廣信進攻婺源。至童家坊，聞樂平縣失守，廣信成為一座孤城，當地官紳紛紛要求回師守城。此時，儘管他只餘下三百之兵、三日之糧，仍義無反顧，於二十四日進抵婺源城外十里處之明堂里。次日清晨，清軍騎兵數千，乘霧奇襲，黃道周督眾死戰，頃刻大敗，與內弟蔡春溶、中書舍人和門人賴繼謹、戶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玉潔等同時被俘。入婺源縣城，清軍備酒席，勸之降。黃道周不屈，罵而不食，吟詩八章，神態自若。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正月二十四日，黃道周等人被清軍解赴南京，幽于禁城中，絕食十有四日。在獄中，著詩文數卷。清朝招撫江南經略洪承疇以同鄉勸其降，道周拒不答。操江巡撫陳謙以剃刀、滿帽見遺，亦不受。書絕命詞十二字：「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孔丘」，藏於衣帶。黃道周以身殉節，視死如歸。三月初五日（4月20日）赴刑場路過南京西華門，突然止步，坐地不起，曰：「此與高皇帝（指朱元璋）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遂英勇就義，年六十二歲①。同時被害者，還有蔡、賴、趙、毛四人。唐王聞黃道周死，震悼罷朝，贈文明伯，諡忠烈。清乾隆中，改諡忠端。 黃道周博學多才，是明季著名的學者之一。他精道經史、詩賦、天文、曆法、數學，書法妙絕、繪畫亦見功力。尤其是他以數明理，以理明數，潛心研究《易》學，對後來的一些學者頗有影響。其奏疏、詩文、雜著，多由後人編入《明漳浦黃忠端公全集》，刊行於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二下《黃道周》。另，關於黃道周遇難的時間和地點，《清世宗實錄》卷二三，謂：順治三年正月斬於徽州軍前。似屬誤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