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三十四章張溥張采

第一節張溥 張溥（1602—1641），初字乾度，後改天如，號西銘。南直隸蘇州太倉（今屬江蘇）婁東人。生於萬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602年5月14日）。明末著名的江南黨社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 張溥出生於封建大家庭。這個家庭「多隱痛」，充滿著尖銳矛盾。伯父張輔之，歷官南京工部尚書。父親張詡之，太學生，有子十人。張溥排行第八，且為婢出，故「不為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詡之」①。詡之既歷憂患，為擺脫困境，改變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日延師教子，唯望子之有成。張溥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刻勵承志，發憤讀書。他六歲入學，七歲能日誦數千言。更可貴的是，「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讀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以此也」②。 明末社會動盪，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各派政治勢力鬥爭激烈。這種情形在萬曆、天啟、崇禎年間，表現得最為明顯。 泰昌元年（1620），張溥十九歲，補博士弟子。自此聲名籍甚，泛交一時名賢。是年，他結交同里張采，成為平生最知心的朋友，契合無間，同求進益，共倡黨社，齊名者「婁東二張」。其後，張溥又結交東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陳子龍、宋徵璧以及名宿錢謙益、黃道周等人。於是門牆日廣，呼應日靈。他所結交的朋友，後來有不少成為朝廷要員和抗清運動的中堅分子。天啟三年（1623），張溥請張采入「七錄齋」共學，時凡五年。五年中，「兩人形影相依，聲息相接，樂善規過，互推畏友。時設疑難，必爾我暢懷、歸於主里」①。 張溥的文學主張，深受同鄉王世貞的影響，「文必六經，詩必六朝」。 他也是名聞遐邇，年富力強的文壇新秀。 明代江南素以經濟發達、文化繁榮著稱於世。然而，各種社會矛盾也特別尖銳複雜。江南地主與封建朝廷的鬥爭亦始終沒有休止。明中葉以後，隨著階級鬥爭的發展，當地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往往採取以文會友、聚會結社的形式，一面聯絡感情，廣交朋友，選擇知己；一面學習制藝，揣摩風氣，議論時政，從中積蓄和壯大自己參政的政治勢力。而有明一代，江南士子由集會讀書、議論時政，最終演成政治運動，干預政權，影響最大者莫過於「東林黨」。 東林起後，踵之者不絕。張溥不但勤學，刻苦進取，有「志為大儒」。 而且為人寬厚熱情，有兼容並包的風度，尤以文章獎掖後學。以故四方奔走其門者，不計其數。一時門庭若市。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幹練人物，很有號召天下的組織才能。 天啟四年，閹黨魏忠賢逆勢方熾，羅織罪狀，陷害東林黨人以及朝中剛①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 ②《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 ①張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張天如文》。 正之士，鬧得朝政大亂，天下黑暗，人人自危。張溥不畏強權，頂著逆風，慨然在蘇州創立「應社」。「應之為名，有龍德焉」①。一時間，天下士子紛起響應。皖之徽州、寧國、池州、太平、淮陽、廬州、鳳陽，浙江寧波、紹興、金華、衢州等郡邑諸名士相繼入社。「因名其社為應社，與萊陽宋氏、侯城方氏、楚黃梅氏遙相應和。於是，應社之名，聞於天下」②。 應社社友，以「尊經復古」為己志，評騭五經制議。最初入社者十有一人，各主「五經」文字之選。張溥、朱隗主《易》；楊廷樞、吳昌時、錢旃主《書》；楊彝、顧夢麟主《詩》；張采、王啟榮主《禮記》；周銓、周鍾主《春秋》，遂開明季集體治學，分工互助之先河。應社名義上以讀書為社事，實際上是旨在提倡名節、改變社會風氣。因此，它「成於數人之志，而後漸廣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擴及江北，進而發展到河北等處，故史有江南應社、江北應社、河北應社諸名目。 天啟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五弟朱由檢嗣位，年號崇禎。十一月，魏忠賢死，詔磔其屍，人心大快。張溥作《五人墓碑記》，滿腔熱情謳歌當年為反抗閹黨暴政而英勇就義的蘇州市民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人「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精神，揭露魏逆竊弄權柄、殘殺忠良的罪行，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這篇碑文，充分表達出張溥崇善辟惡、發揚正義、彰闡幽潛、激勵後人的政治態度。崇禎元年（1628）春，張采成進士，張溥以選貢生入京師太學。時，諸貢生俱願交歡溥，爭識顏面，因集諸多士為成均大會。宇內名卿碩儒，聞溥名，亦皆願折節訂交，騷壇文酒，笈筐車騎，日不暇給，由是「婁東兩張」名徹都下。張溥、張采「目擊醜類猖狂，正緒衰息」，遂在京集同志組織「燕台社」（或稱「燕台十子社」）。燕台社的出現，預示著二張將由以文會友、學習制藝進而涉及當朝的政治問題。不久，張溥歸里，草檄文將避匿在太倉的顧秉謙驅逐出境。顧為魏忠賢黨人，在天啟朝曾任內閣首輔、《三朝要典》總裁，陷害正人，作惡多端。 崇禎初年，文社四起。而執牛耳者，張溥也。崇禎二年，他以天下為己任，在吳江縣令、湖北人熊開元的支持下，於吳江召開「復社」成立大會——尹山大會，合南北各地文社為一社。「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①。復社上承東林，旗幟與東林無異，所以一般都目其為東林黨人。它以江南為中心，是東南之一大社，歸入其內的各地文社有：江南應社，松江幾社，蘇州羽朋社、匡社，浙西聞社、莊社，浙東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則社，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武林讀書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萊陽邑社，黃州質社等。張溥既合諸社而為一，乃立規條，申盟詞，定程課，以振興經術，恢復古學，培養人材，拯救封建統治為先務。在組織上，由各郡邑推擇一人為社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之事。同時集各社之文而銓次之，目其集為《國表》，由張采作序冠弁首。集中詳列社友姓名，「以示門牆之峻；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①。以此觀之，復社儼然一在野政黨。其「黨羽半天下」，遍及天南地北，分布於江蘇、安徽、浙江、①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卷一《廣應社序》。 ②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 ①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 ①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 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東、山西、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僅有姓名可考者即達三千零二十五人②，文數千餘首。「從來社集未有若是之眾」，「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鼎甲多出其中」。復社聲勢震朝野，張溥也就更加深孚眾望了。 崇禎三年秋，張溥中舉人，並在南京召開復社第二次大會。翌年春，京師會試，張溥為會魁，其門人吳偉業為會元。此次考試，一破往例，吳偉業的會元稿不是按故事由他的房師李明睿作序，而是以張溥名噪甚，由他鑑定出名，從而引起李明睿大怒。及殿試，張溥授庶吉士，吳偉業中榜眼。是時宜興人、內閣首輔周延儒第一次見到張溥，對他十分賞識，「恩禮倍至」。而張溥以周延儒之器重，得以「任意臨事，輒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誥命者，文稿信口甲乙」③。為此，同館皆妒忌他，閣臣溫體仁等權貴亦由此側目之。是年，張溥懷著敬仰之心，在北京謁見大科學家徐光啟，虛心向他求教。他說：先師徐文定公」亟嘗予廷對一策」，「勉以讀書經世大義」。「公初筮仕入館職，即身任天下，講求治道，博極群書，要諸體用」④。徐光啟的志向、為人和經世致用的治學精神使他深受感動。 崇禎五年冬，張溥請假歸里，營卜宅兆，安葬其父，居家著述。吳偉業以張溥門人，「聯捷會元鼎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於是大江南北的學者紛紛爭及其門，拜其為師，徒眾群集。有云：此時溥有門生七千人。此說不免誇張，但亦可見威望之高。崇禎六年三月，張溥在蘇州虎丘召開復社第三次大會。山左、江右、晉、楚、浙各地到會者數千餘人，座無虛席，觀者甚眾，會場內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熱鬧非凡，競以復社之名為殊榮。規模之大，氣氛之熱烈，為三百年來所未見，此是復社歷史上最盛大的一次會議。這次大會標誌著復社和婁東二張的名望已經達到了頂峰。以致四方稱二張至有「不敢以字」，而曰「西張」、「南張」，「西張先生」、「南張先生」，「二張夫子」；稱太倉四社長為「四配」，溥十門人為「十哲」，十兄弟為「十常侍」，又有依託門下，效奔走展財幣者五人，則名「五狗」①。 在科舉取士的歷史條件下，文社的盛衰與科場的榮辱密切相關。好修之士以文社為學問之地，而馳騖之徒則以文社為功名之門。虎丘大會前後所表現出來的「復社聲氣遍天下，俱以兩張為宗」的局面，實質上是江南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要求參與政權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深刻反映。各地學者紛紛登名社錄，爭入張溥之門，其源蓋由於他獎掖進門弟子「不遺餘力」②，大有把持科場之勢。有人公開說：春秋兩試，「孰元孰魁，孰先孰後，庶常（按：指張溥）已編定無遺人矣」③。又有謂：「賴其獎擢成名者數十百人」；「中式者皆復社之人」。「所以為弟子者爭欲入社，為父兄者亦莫不樂之子弟入社。迨至附麗者久，應求者廣，才雋有文倜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②蔣逸雪：《張溥年譜》附錄《復社姓氏考訂》，齊魯書社1982年版。③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④張溥：《農政全書·序》，見《農政全書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①以上參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②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③見蔣逸雪：《張溥年譜》，三十一歲條。 躁進、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竄其中矣」①。遂使復社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由讀書會文之地而變為爭逐勢利之所。張溥企圖借廣收門徒以控制知識界、把持科場，最終達到左右政權之目的。而執政大僚則由此惡之，伺機製造事端，構詞架陷。 崇禎六年六月，周延儒與溫體仁的鬥爭達到白熱化，結果以周延儒被罷、溫體仁繼任首輔而告終。這時溫體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許，遂指使宜興吳炳作《綠牡丹傳奇》，描寫復社選文選字之醜態，並命梨園搬演，廣為宣傳，溫體仁由此首開攻訐復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恥辱，致書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張專程赴浙會見學臣黎元寬。黎下令書肆毀刊本、究作傳主名，執溫育仁家人下獄。溫體仁遂與二張開隙，並由此而深慮「溥雖在籍，能遙執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吳地，伺其隙而中之」②。選御史路振飛為蘇松巡按，此即為其之重要防範措施。至秋天，遇太倉歲歉，張采作《軍儲說》，以為救荒之策，張溥撰跋語。蘇州府推官周之夔藉此誣陷二張「悖違祖制，紊亂漕規」。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寬從二張之命，下令將其革職。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時作《復社或問》，發泄他對復社和二張的不滿情緒。九年五月，太倉人陸文聲因事挨過張采的鞭撻，欲報私仇；又以輸貲為監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謂：「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溥、採為主盟，倡復社，亂天下」。③首輔溫體仁下所司議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三人以為復社無可罪，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十年，「無賴惡少年蜂起飈發，縱橫長安中，俱以附會時相，矜誇旦夕得大官矣」①。二月，「有宿嫌於二張」的周之夔揣當國溫體仁之意，不遠千里，由閩入京，呈《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黨蔑旨疏》，云：「二張且反」，並語及陳子龍、黃道周、夏允彝諸人。上「疑之，下其事撫按」②，令從「速嚴查具奏」。溫體仁以陸文聲和周之夔訐奏為藉口，「將興大獄」③，欲置復社和二張於死地。自此二張日處危疑震驚之中，直至六月溫體仁罷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輯《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又四卷，溥嘗助其成，且為之作序。 此時，雖然溫體仁已去位，但復社和二張的困難處境並沒有改變，相繼為首輔之張至發、薛國觀「皆效法體仁，蔽賢植黨」，「不喜東林」。十三年四月，有託名為徐懷丹者作《復社十大罪檄》，誣二張倡復社，「下亂群情，上搖國是」。檄中所捏十罪為：僭擬天王、妄稱先聖、煽聚朋黨、妨賢樹權、招集匪人、傷風敗俗、謗訕橫議、污壞品行、竊位失節、召寇致災④。其實所加十罪，除三、四兩款恰恰說明復社聲氣之廣、威望之重外，其餘無一事有真憑實據，有的是望文生義，有的是捏詞詆毀，有的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有的則純屬怪誕不經、無稽之談，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同月，黃道周被捕下獄。張溥歷來以文章氣誼為重，與朋友周篤，聞友患難如①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②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③《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蔣逸雪：《張溥年譜》三十五歲條云：此事「似猶未得其實也」。①陳子龍：自撰《年譜》，崇禎十年條，《陳忠裕公全集》，嘉慶八年刊本。②陳子龍：自撰《年譜》，崇禎十年條，《陳忠裕公全集》，嘉慶八年刊本。③《明史》卷三○八《溫體仁傳》。 ④陸世儀：《復社紀略》卷四。 身受，遂與陳子龍等急議謀解，願「傾身家圖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對道周先生。六月，素惡復社之溫體仁黨、內閣首輔薛國觀因招權納賄諸事被罷回籍，不久，詔逮入都，賜死①。最高統治集團鬥爭形勢的變化轉而對復社有利，也可以說是復社倒薛的勝利。 崇禎十四年二月，詔起周延儒，復為首輔。延儒，溥座主也。原來里居時，頗從東林游。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但他與溫體仁又有尖銳矛盾。及主會試，所取士如張溥等又皆東林。比至失勢被罷回家，而溫體仁輩益橫，張溥的朋友一時皆得罪。溥甚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為然。這次，「其獲再相，溥有力焉」②。實際上完全是張溥為其奔走效力、利用復社倒薛（國觀）的結果，也是延儒與張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結果。因此，延儒被召復起，「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③，多用復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張溥在「遙執朝政」方面發揮重大作用的產物。 張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為己任，有兼包並蓄的組織才能，成為「在野政黨之魁傑」。同時，在文學上也很有成就。陳子龍稱其所刊之《七錄齋詩文合集》曰；「今觀天如之書，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釋爭午之論，取則當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虛者，要亦乘時鼓運之事也。」④崇禎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張溥與張采重訂共讀之約，以冀再展宏圖，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於家⑤。時年四十歲，「千里內外皆會哭」，私諡曰「仁學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師」①。張溥才華出眾，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獵經、史、文學各個方面。他死後，御史劉熙祚、禮科給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聞，所纂述經史，有功聖學，宜取備乙夜觀」。周延儒亦大力薦之。崇禎皇帝遂於十五年八月，下詔徵集張溥所著之書。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②。現存的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種紀事本末》、《宋史論元史論》、《歷代史論》等。 ①《明史》卷二五三《薛國觀傳》。 ②《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 ③《明史》卷三○八《周延儒傳》。 ④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七錄齋集序》。 ⑤計六奇：《明季北略》謂溥死於非命。曰：周延儒再召，通內而贄幣帛者為馮銓，奔走而線索者系張溥和吳昌時。溥與昌時皆為畫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張溥破腹，昌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二人也。」由此觀之，則溥為昌時所毒死。是為一說，姑以存疑。 ①黃道周：《明漳浦黃忠端公全集》卷四七《哭張西銘二章》，清道光九年刊本。②《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 第二節張采 張采（1596—1648），字受先，又字來章，號南郭，與張溥同里③。因張溥居西郊，張采居南郊，人稱西張、南張，合稱「婁東二張」。張溥重名義，張采尚節概，相得益彰，砥濯自勵，同齋共學，關係最好，且為姻家；又兩人志向相同，共倡復社，世稱「復社二張」。與張溥一樣，張采也是明季江南黨社運動的重要領導者之一。其一生主要事跡，除見於前篇介紹張溥中所述，尚可記者有如下數端。 天啟七年（1627），張采中舉人。崇禎元年（1628）春，在京應會試，及榜發得第三名，成進士，已而歸里。時崑山縣士民積怨魏忠賢黨人顧秉謙，「聚眾焚掠其家」。顧秉謙為邑人所逐，倉皇竄匿太倉。張采素恨其「庸劣無恥」，與張溥率里中諸生將其趕出太倉，人心大快①。同年十一月，授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令。張采的性格與張溥有所不同，「溥性寬，泛交博愛，采特嚴毅，喜甄別可否，人有過，嘗面叱之。知臨川，摧強扶弱，聲大起」。崇禎三年秋，以疾乞假歸家，「士民泣送載道」②。可見，他在臨川任上頗有一番政績。 有明一代，轉輸漕糧入北京和支付各衛官軍糧食，是江南人民最為繁重的賦役負擔。是時，倉糧以養本地之軍，名曰軍儲。它與漕兌不同。漕兌苦於運軍勒索，耗贈日多，而軍儲則在地方交納，絕無耗贈，小民利之。崇禎六年秋，太倉州大風殺稼，米價騰貴，斗米值千錢，漕糧無輸。知州劉士斗，「廉明仁恕，為立州以來第一人」，欲紓民，乃與張采、張溥共謀救荒之策。張采以民命為重，深入實際，廣咨博訪。蘇州府胥吏宋文杰言：蘇州府屬縣八，太倉、鎮海兩衛獨隸婁衛軍，軍儲四萬九千石，分支長洲、吳縣、崑山、嘉定、吳江、常熟、太倉七邑。考軍儲舊制，其初兩衛之軍原在本地支銷，後來分支各邑。誠能使支獨歸太倉軍儲，越歲而收，又無增耗，即可減漕糧十分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張採得之大喜，即著《軍儲說》一文，甚言散征各邑之苦，獨歸太倉之便，建議太倉州以軍儲代漕兌。張溥以為可，為作跋語於後。並與張采一起共謁劉士斗而詳言之。張采的建議有益於救荒，是可行的。當時太倉州民王延等人條陳荒政亦以請復軍儲舊額為言，主張將各邑額派太倉、鎮海兩衛軍儲抵本州之漕兌。劉士斗也積極支持張采的意見，申文上司，認為太、鎮兩衛坐居本州，如以太倉州軍儲代漕兌，即以本州之糧給本州之軍，軍民兩便，而官軍就近支領尤樂從。而內閣首輔溫體仁黨、蘇州府推官周之夔應監兌，得劉士斗申文，欲藉此陷之，並傾兩張，遂竭力加以攻擊，甚至「干戈橫起」，誣張采、張溥「悖違祖制，紊亂漕規」。指責劉士斗「行媚鄉紳」。劉士斗為此被連降四級，改署崑山縣事①。張采對此大為不平，說是「夢想不到」的怪事，表現出他強烈不滿晚明黑暗統治的鮮明立場。其後，周之夔還秉承溫體仁等人的旨意，多次借張采的《軍儲說》③蔣逸雪：《張溥年譜》載：萬曆三十年張溥出生時，其「友人張采已七歲」。據此，張采當生於萬曆二十四年。 ①此事，《明史》卷三○六《顧秉謙傳》繫於崇禎二年。 ②《明史》卷二八八《張溥附張采傳》。 ①以上見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大做文章，於崇禎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別到應天府和京師訐奏二張，陰謀置其死地。 崇禎十四年五月張溥歿後，與周之夔同為溫體仁黨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國觀案被捕入獄，而不知張溥已死，乃訐溥「遙握朝柄」，懷疑他坐罪系出於張溥之所為，因言張采「結黨亂政」。於是崇禎皇帝下詔嚴責二張回奏。張采以「溥實臣至交，生同砥礪，死避羅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的明確態度，上疏辯誣，備述復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復社或問》和徐懷丹的《復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竊維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義所不廢，推廣溥志，不過楷模文體，羽翼經傳耳，未嘗有一毫出位躍冶之思也。至於《或問》及《罪檄》，此忌溥者羅織虛無，假名巧詆，不惟生者不聞，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懷丹果有其人，臣願剖心與質；倘其人烏有，則事必誣構。獨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並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雖與世隔越，孤立杜門，而兢兢勉學，頗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豈敢一字欺皇上。謹據實回奏」①。疏上，崇禎帝以「書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問；又得首輔周延儒從中幫忙，事即得脫。 崇禎十七年三月，明朝滅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張採為禮部主事，尋進禮部員外郎。後，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長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銜張采者，群擊之死，復用大錐亂刺之。已而蘇。同年八月以後，曾與陳子龍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難。順治五年（1648）卒，時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晉文》二十卷等。 ①以上見《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和蔣逸雪《張溥年譜》四十歲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