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二十四章嚴嵩徐階高拱

第一節嚴嵩 《明史》稱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①這個結論概括出相當一部分事實，但不是全部。一方面，並非一意媚上，嚴嵩得罪世宗之處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對政事頗多議論，特別是對正德年間的政治有所批評。這兩方面也都應引起注意。 入閣之前嚴嵩（1480—1565），字惟中，號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於寒士家庭。自小學習聲律，少年聰慧，善於作對。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聯：「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他隨口應對：「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②對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鄉試；十八年（1505），中進士，列二甲第二名，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讀，初露才華，閣臣李東陽在內的不少士大夫「咸偉其才」①。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編修。不久，以病請歸，在分宜縣境內的鈐山隱居讀書，有十年左右②。劉瑾執政期間，在焦芳的挑唆下，對南方士大夫採取排斥的方針，特別提出「毋得濫用江西人」③。嚴嵩辭官與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聯繫，但他長期養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響。 嚴嵩在鈐山過著相對平靜和清貧的生活。據他自己說，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數口攜家食舊貧」④。「近知理俗事，學種南山田」⑤，這也是他當時生活境況的寫照。在鈐山時，李夢陽曾經拜訪過他，贈詩曰：「問奇頗類揚雄宅，醒酒真輕李相莊。」⑥嚴嵩和詩為：「地僻柴門堪系馬，家貧蕉葉可供書。鶯花對酒三春暮，風雅聞音百代余。」⑦過著這樣的田園式生活，「頗著清譽」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嚴嵩還朝復官。復官之初，嚴嵩對朝政多持批評之論，他多次提到，「正德間，天下所疾苦莫如逆豎妖僧」⑧。對於武宗的其他許多做法，他也持批評態度。關於運楠木北上，他寫道：「今湖南運殿材巨楠數千株，聯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圍丈余，長可五十尺，誠天地①《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②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嚴分宜》。 ①嚴嵩：《鈐山堂集》，崔銑序。 ②據《明史》本傳。嚴嵩自己則說：「臥痾鈐山閱八稔。」 ③《明武宗實錄》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④嚴嵩：《鈐山堂集》卷二《感述》。 ⑤《鈐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⑥李夢陽：《空同集》卷十八《題嚴編修東堂新成》。 ⑦《鈐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訪》。 ⑧《鈐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恭肅周公墓表》。 間奇聲。然此木一株，山伐陸挽水運至此，費數百金矣。」①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幾個月之後，嚴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讀，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升國子監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為止，可以說，世宗對他並沒有特別注意，也沒有跡象表明，他積極參與了嘉靖初期圍繞議禮而展開的激烈鬥爭。儘管他也寫過「濮園儀禮伸輿論，代邸崇恩本聖情」②，儘管他在南京任官，與同在南京的張璁、桂萼有接觸的機會，他與桂萼同是江西人，兒子與桂萼之子同延請一師等等。嚴嵩與桂萼有詩書往還，多所頌揚，這在士大夫中極為普遍，不能作為加入黨爭的憑證。③當時反對內閣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贊成皇帝尊崇興獻王的主張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門的官員。議禮一案，給他們創造了改變地位的極好時機。嚴嵩在最顯貴的翰林院任職，沒有與張璁、桂萼等採取同樣的行動，是合乎邏輯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數翰林官，堅決擁護以楊廷和為首的舊官僚集團的主張，而取審慎的態度。與批評正德朝政相比，這時的嚴嵩在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將利祿看得重了，常說起「祿不逮養，學未有成」④之類的話，也有人批評他，任祭酒時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1528），嚴嵩以禮部右侍郎步入上層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廣安陸（今湖北鍾祥）監立顯陵碑石。還朝後，嚴嵩上了兩道奏疏。一道奏疏敘述了河南災區的情況，稱「所在旱荒，盡食麻葉、樹皮，飢殍載路。市易餅餌則為人所攫取，子女鬻賣得錢不及一飽，孩稚至棄野中而去。聞洛陽、陝州、靈寶諸處尤甚，人相殘食，旬日之內報凍死二千餘人」①。另一道奏疏敘述了途中所見祥瑞，稱「白石產棗陽，有群鸛集繞之祥」，「碑物入江漢，有河水驟長之異。」立碑時，「燠雲釀雨」，「靈風颯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記之。②一呈祥瑞、一報災異，反映了嚴嵩既有阿諛聖上的一面，又有關心民情的一面。兩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結果。對於前一疏，世宗批道：「這地方既災傷重大，將該年勘過有收分數起運錢糧暫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後帶徵，其餘災輕地方照例征解。」③對於後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誠不可泯。依擬撰文為紀，立石垂後。」④進獻符瑞，是世宗所樂於接受的，救災安民，是當年的世宗所關心的。可以說，這一次外差，使嚴嵩得到世宗的欣賞。 後來的幾年裡，嚴嵩先後改任戶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於世宗對議禮的重視，①《鈐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②《鈐山堂集》卷七《奉近慈聖歌》。 ③嚴嵩：《歷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④嚴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詩」。 ⑤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卷五。 ①嚴嵩：《歷官表奏》卷一《使過河南見所在災荒奏》。 ②《明世宗實錄》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③《使過河南見所在災荒奏》。 ④《明世宗實錄》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嚴嵩和世宗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據他自己說，當時世宗忙於同輔臣及禮部尚書等制定禮樂，有時一日召見兩三次，有時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約四里，乘車驅隸弗及，往往是單騎疾馳。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請獻皇帝廟號稱宗，以入太廟。朝中大臣，包括嚴嵩在內，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問》，嚴厲質問群臣。嚴嵩盡改前說，並且「條劃禮儀甚備」①。獻皇帝入廟稱宗之爭，是大禮議的尾聲。嚴嵩在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學會了如何應付性情乖僻多變的世宗。 勤勉加上溫順，嚴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當時在西苑值宿並不時得到召見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勛、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閣臣夏言和顧鼎臣，以及禮部尚書嚴嵩，嚴嵩作為世宗親信的地位被確定下來。 角逐廟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輔夏言革職閒住，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這是他經歷第一場重大鬥爭所取得的結果。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嚴嵩曾為該科會試的同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夏言以議禮貴，比嚴嵩早發達。他建議立南、北二郊，實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賞識，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給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禮部尚書。入閣以後，他推舉嚴嵩任禮部尚書。因有引薦之恩，夏言對嚴嵩傲慢無禮，以門客視之，兩人關係迅速惡化。而此時，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滿。嚴嵩適時地利用世宗的不滿，攻擊夏言，更使世宗下決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輔翟鑾因事削籍，嚴嵩成為首輔，先後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這並不是說，他的地位就完全鞏固了。 威脅仍然來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寫下「公謹」（夏言字）二字，表現出對夏言的眷戀之情。嚴嵩聞知此事，主動提出，「故輔臣夏言可詔用」①。或稱，世宗復思夏言，是因為「微覺嵩貪恣」。 夏言再次成為首輔，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嚴嵩。凡有批答，他獨自擬稿。凡是他憎惡的官僚，或與嚴嵩親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嚴嵩知世宗眷寵所在，噤不敢言。 與夏言相反，嚴嵩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世宗一直保持謙恭的態度，並注意不讓世宗感到他在獨執朝政。他曾聲言：「臣每次獨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議，竊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贊，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②在生活細節上，他也頗為留意。他後來對徐階講過一個故事：「貴溪再相，每閣中令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攜酒肴甚豐飫，器用皆黃金，與某日共案而①《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①于慎行：《穀山筆穀》卷四。 ②《明世宗實錄》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閏正月戊辰。 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對，乘二載未嘗以一匕見及。」③這種情況反映給世宗，他自會有一番想法。謙恭，不但是嚴嵩打敗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長期維持世宗恩寵的主要手段。 直接導致夏言失敗的因素是「復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陝西三邊總督曾銑議復河套，夏言極力支持。世宗本來也贊同此議，對持反對意見的官僚嚴加訓飭。但在朝廷一片「復套」的呼聲和積極籌辦之中，他又改變立場，提出一系列疑問：「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變化未必由嚴嵩引起，而嚴嵩的機會卻由此而得。他立刻聲稱，「復套」之議不當，且藉機攻擊夏言的專擅：「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榷，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制..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於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嚴嵩又利用掌管錦衣衛的都督陸炳與夏言的矛盾，總兵官仇鸞與曾銑的矛盾，聯合陸、仇二人，確立夏言與曾銑交結為奸的罪名，置他們於死地。 夏言死，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仇鸞曾被曾銑彈劾，逮捕下獄。 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子嚴世蕃為他起草彈劾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仇鸞有寵，不甘心為嚴嵩掣肘。他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視。嘉靖三十一年（1552），嚴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當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把刺探到的仇鸞的不軌行為向世宗匯報。世宗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自然消除。 嚴嵩相繼除去了政敵夏言、仇鸞，朝中一時無與匹敵，但他深知世宗對大臣的猜忌心理，為了保住他的權位，他對所有彈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殘酷的打擊，輕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楊繼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沈鍊傳》說他「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名士徐渭也贊「以奇驚一也」，始補府學生，以文奇；始知溧陽，以政奇；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最後，謫斥為民，以憨奇。①他上疏，羅列嚴嵩十條罪狀。主要指責嚴嵩「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妒賢嫉能」，「陰制諫官」，「擅寵害政」，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實。嚴嵩由此大恨，反擊說沈鍊在知縣任上犯有過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處分，一來避考察，二來取清名。世宗被打動，謫發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罵嚴嵩父子為常，嵩聞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嚴世蕃囑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總督楊順合計除沈，許以厚報，「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蓮教徒閻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楊、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經兵部題覆，沈鍊被殺。②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北直隸容城（今屬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兵部武選司郎中。他上疏論嚴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頭疼的北邊安危與嚴嵩聯繫在一起；又說，去春雷久不發，主大臣專政，③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七《簡傲》。 ①《明世宗實錄》卷三三二，嘉靖二十六年正月癸未。 ①徐渭：《徐文長三集》卷二五《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②《明史》卷二○九《沈鍊傳》。 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說與嚴嵩聯繫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內容主要仍是貪賄納奸，結黨營私，打擊異己。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結尾處寫道：「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這就犯了大忌。一來，世宗聽信道家者言，根本不願見二王；二來，藩王不當過問政事，詢問二王是何用意？史載：「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遂將楊繼盛送鎮撫司拷訊。①為殺楊繼盛，嚴嵩故意將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張經和李天寵之後，一併奏上。世宗報可，嚴嵩就輕而易舉地殺了楊繼盛。 嚴嵩被論，主要在貪賄和攬權方面，而特別是攬權。雖然一時未起作用，但潛在的影響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對嚴嵩產生惡感，曾經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會促使他早下決心。因此，言官對大臣的彈劾，也是一種形式的較量。在與夏言的較量中，嚴嵩主要依靠他的謙恭，而在與言路的鬥爭中，他更多是依靠對世宗心理的揣度。 議處政事嚴世蕃，號東樓，是嵩之獨子，自視為天下才。史稱，嚴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實際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嚴嵩還是在不斷發表自己的見解，有時甚至是與世宗相左的見解。 對災情和賑濟災區的事務，嚴嵩仍然關注。如吳鵬奉旨賑濟南直隸受災地區，他起草的敕書寫道：「命爾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及營田都御史，督同該府州縣官，將被災人戶查審以完，計口給賑，如前項銀米不敷，即查各府州縣預備倉糧，及在庫無礙銀兩相兼支用，分投給散，務使貧民各沾實惠，毋致里書人等侵留作弊。」①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與世宗討論賑濟問題，又談到：「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或可稍紓日前之急。其山東、河南等處當多發臨、德二倉米給賑。」「發米出糶，雖米價稍平，但四處饑民有身無一錢者，未免仍坐斃道路。請於十萬石內以八萬石出糶，濟在京軍民，二萬石敕戶部委官運赴城門外各廠，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庶得並沾實惠。」②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縣旱荒，民眾乏食，嚴嵩還將世宗所賜銀二千餘兩買稻穀五千餘石陸續賑濟饑民。嚴嵩說，這樣做是為了「以廣聖澤」③，或者說，是為了維護明朝的穩定。 北邊的民族關係，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從借收復河套的爭議殺夏言、曾銑，到「庚戌之變」，不過兩年時間，而嚴嵩又一再告誡主持戰事的兵部尚書丁汝夔不要輕戰。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輕戰是嚴嵩的一貫思想，而非出自權宜。他對北邊形勢的認識從來是不樂觀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剛剛入閣不久，嚴嵩與世宗談論邊事：「臣以為虜寇不足患，惟中國久安，武備久弛，將領非人，兵力單弱，糧餉缺乏，邊圍空虛而民不①《明史》卷二○九《楊繼盛傳》。 ①嚴嵩：《直廬稿》卷一《敕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鵬》。 ②《明世宗實錄》卷四○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③嚴嵩：《歷官表奏》卷十三《請立橋建名額》。 見征，法令不嚴而將帥不肯用命，功過不明而上下相為欺蔽，使虜得以窺我虛實，此深可患者也。」④疏論中對「擇大將」、「募壯勇」、「足糧餉」、「嚴法令」、「信賞罰」等問題均有精采的論述，最後歸結為：「此數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見諸實行者，無乃未得其人歟？誠得人，以視國如家為心，以之擇將必無私舉，以之募兵必得實用，以之處糧必無空乏，以之定賞罰必無輕縱。」世宗讀後連連稱嘆，說它是「探本窮源」之論①。儘管言之壯烈，嚴嵩的基本主張仍是守險。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與世宗討論北邊形勢，他的守險主張更加明確。世宗問：「北虜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歲一驅逐，今如遵舉一行，可歟？」嚴嵩無關痛癢地頌揚了世宗「聖謨弘遠」一番，然後說：「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御，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於昔也。」②出於守險的需要，嚴嵩對邊牆十分重視。嘉靖三十六年（1557），韃靼一部逼近永平、遷安等處。他提出：「須將各口原修未竟邊牆，作速修補堅固」，「須嚴敕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堅未修者，作速修完，務在實行。」③對於各邊糧餉，嚴嵩也很關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區豐收。嚴嵩說：「近聞大同頗熟，銀一兩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時發銀該鎮，令趁時糴買，備半年餉。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來春二、三月時，米價騰貴，銀二兩才可得米一石耳。」④對於倭寇問題，嚴嵩也發表過不少見解。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對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說：「倭寇之起，因閩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眾盛，遂起狂謀。去歲只在沿海侵犯，今則各地深入。據報，真倭數不滿千，皆系漳溫近海賊徒結夥導引，一如北虜我逆之導也。」⑤這也是當時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擴大統帥的權限。他認為，數年來東南戰事不利，「皆本之銓曹及督撫諸司懷欺不忠，號令不一，寡謀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給總督胡宗憲的敕諭中宣布：「其在軍門及行軍之際不用命者，武職自參（將）、游（擊）、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副總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殺賊；文官四品以上指實參究，五品以下徑自拿問。」①胡宗憲對平定倭寇海盜起了不小的作用，嚴嵩的信賴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嚴嵩在建儲問題上的表現最得官僚們的稱讚。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沒有確立太子的情況下，安排裕王朱載垕（即後來的穆宗）、景王朱載圳婚事，詔於各府舉行婚禮。嚴嵩不同意。這雖是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免與外人易於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他認為可以「俱留在內成婚，亦於保護為便」。世宗不客氣地問：「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嚴嵩回答：「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於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牆。從人眾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④嚴嵩：《歷官表奏》卷二《論邊事》。 ①《明世宗實錄》卷二六五，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 ②《明世宗實錄》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庚寅。 ③《明世宗實錄》卷四四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 ④《明世宗實錄》卷四六三，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⑤嚴嵩：《歷官表奏》卷十二《計處倭件（二）》。 ①嚴嵩：《直廬稿》卷一《敕諭兵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胡宗憲》。 有太后在上，有中官、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後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卻俱出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也。」②一年以後，嚴嵩又進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為首務。臣叩奏密對，屢以為請，聖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頸顒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請及開歲之首則告舉行。」③這是嚴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說此論「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復請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對此事的評價卻頗為公允。對嚴嵩素無好感的官僚徐學謨說：「嵩此論既慮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慮二王在外主勢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言也。」①世宗崇信道教，嚴訥、郭朴、李春芳、袁煒等人都因為善寫青詞而入閣，被稱為「青詞宰相」。嚴嵩也善於撰寫青詞，但他經歷了多次官場上的權力鬥爭，對朝政自有一番見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詞宰相」。 盛極而衰嚴嵩的權勢超過了他以前的任何一個閣臣。他在位時，「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②。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其他官僚對嚴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妄奏寇平。時徐文貞（階）為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分宜。文貞恐其應答差訛，商議兩日夜，始參謁。分宜無他所問，惟訊江南倭寇若何。仰齋答云：『勢甚猖獗。』分宜不懌。文貞知之，率仰齋請罪，始釋然。」③嚴嵩對嚴世蕃的寵愛和放縱，幾乎是有文必錄。他以東樓（嚴世蕃別號）稱呼兒子，這在明代恐怕沒有第二例了。至於對家人，嚴嵩也並非一味放縱。有一個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僉事，嚴嵩家僕有不法者，加以笞責。後林一新入賀京師，嚴嵩對他「甚加敬禮」①。但由於嚴嵩的權勢過大，嚴府的仆隸亦成為士大夫結識的對象。管家嚴年號萼山先生，公卿「得與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謂榮幸」②。因此，對於嚴世蕃和嚴府家人的作為，嚴嵩當然是負有責任的。 嚴重的是，嚴嵩的傲慢態度在世宗面前漸有顯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書吳鵬致仕，嚴嵩指使廷推他的親戚歐陽必進。世宗厭惡此人，見名單大怒，擲之於地。嚴嵩上密啟，「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國，以慰老境」③。世宗礙於情面，答應了他。嚴嵩密啟的內容傳出，許多官僚大為吃驚，有人說他「與人主爭強，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④。幾個月後，世宗命歐陽必進致仕，是對嚴嵩的嚴重警告。 ②《明世宗實錄》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①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卷十七。 ②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 ③李紹文：《雲間雜識》卷一。 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嚴嵩傳》。 ②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 ③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大臣恣橫》。 ④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八《惑溺》。 這一年嚴嵩八十二歲，對許多問題不能正常進行思考和判斷，或許和年齡有關。如十月，永壽宮火災，他請世宗暫徙南城離宮，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間被軟禁的地方，這當然使世宗很不高興。應付世宗本來就不容易，何況是垂老之人。嚴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從嚴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參政。嚴嵩接到世宗的詔書，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親信徐階，嚴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動決定了嚴嵩的命運。世宗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常使預卜禍福。一日，嚴嵩有密札言事。徐階事先通報藍道行，藍道行降神仙語，稱：「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嚴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禮拜神仙的世宗對他究竟是忠是奸發生了疑問①。正在一內侍處避雨的御史鄒應龍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是個好時機，上疏論嚴嵩父子不法狀。結果，嚴嵩被勒致仕，嚴世蕃先是發戍，後以通倭罪被殺。籍沒嚴嵩家，上報金三萬二千餘兩，銀二百餘萬兩，另有珠玉寶玩數千件②。但抄收上來的家產，不及十分之三③。抄家牽涉面很廣，「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④嚴嵩回到江西，儘管他曾為家鄉父老做過一些好事，卻晚景淒涼，「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吊者」。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終年八十六歲。⑤嚴嵩的詩文主要收在《鈐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編為《歷官表奏》，草敕被編為《直廬稿》，詩被編為《振秀集》等。唐順之說他「於詩文，各極其工」⑥。楊慎稱讚他「字字皆詩，句句有味」⑦。這些評語或許太過，但嚴嵩的著作對於研究他本人，對於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別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無疑有重要的價值。 ①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 ②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卷二五。 ③《明世宗實錄》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 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籍沒二相之害》。 ⑤焦竑：《國朝獻征錄》卷十六《大學士嚴公嵩傳》。 ⑥唐順之：《鈐山堂集·序》。 ⑦《振秀集》卷下，楊慎評點。 第二節徐階 謫官與「早達」 徐階（1503—1583），字子升，早年號少湖，後號存齋，松江華亭（今屬上海市）人。祖上一直受耕不仕，到他父親徐黼才補了個邑的掾史（衙役），後升為宣平（今屬浙江）、寧都（今屬江西）縣丞。徐階五歲隨父任上，親眼目睹父親處理公務的謹慎和辛勞，這對他一生都有很大影響。十六歲時，華亭知縣聶豹見他聰敏早慧，讀書用功，十分器重，「引為同志」，並向其講授王陽明的良知之學。當時，王陽明心學風靡天下，鼓動海內。徐階深受其影響，他還常與王陽明弟子歐陽德一起切磋學問。徐階的才學受到當地「諸賢長者交口稱譽」①，在縉紳中小有名氣。嘉靖元年（1522），徐階中式應天，次年，又以第三名中進士，時年才二十一歲。 徐階「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②。入謁時，內閣首輔楊廷和見他翩翩年少，氣度不凡，十分喜愛。授翰林編修，參與經筵講授、預修《大明會典》及祀儀等機務。嘉靖三年丁父憂後，仍復原官。 嘉靖九年（1530），世宗更定大禮餘興未衰，又準備黜孔子王號，易像為木主。首揆張孚敬迎合上意，佯交臣下討論。大臣們「相顧懾讋，亡異同者」，唯徐階獨持異議，提出黜孔子王號三不必、五不可，據理反對。張孚敬很不高興，詰問，你這不是叛我嗎？徐階回答說：「叛者生於附者，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①。世宗以不奉詔罪徐階，將他謫為福建延平推官。 由京官貶為邊遠地方一個小小的七品刑獄官，這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但當時的徐階並不以為然。他對人說：「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淺。」於是單車馳往福建。到任後，他平反冤獄，釋放久系牢獄的囚徒三百餘人；又力糾猾吏侵吞錢糧，打擊盜賊；更定輸銀法；針對當地風氣不淳的弊端，他主張拆毀淫祠，創辦鄉社學，並親自為諸生講授聖賢之學，「因病設方，隨問而答」②，很受歡迎。但延平山多田少產薄，民生極為艱苦。自鄧茂七起義以後，幾經兵燹，飢疫相繼，生齒日耗，而官府賦役卻有增無減。徐階再勉力而為，作為一小小推官也無力改變那裡的貧困面貌。至此，徐階才深為自己「以狂愚見斥於朝」，結果流落到窮山僻壤，失去了更大作為的機會而後悔懊喪③。 嘉靖十二年（1533），遷黃州同知，未到任，又擢浙江僉事，管理和監督省以下的地方學校。十五年（1536）升江西按察副使，仍督學政。在此期間，他勤於職守，「歲周行郡邑必遍，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④。江西是王陽明的發祥之地，他去後「大推明其學」，先後培養了許多進士，其後①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國朝獻征錄》卷十六。 ②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國朝獻征錄》卷十六。 ①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②徐階：《少湖先生文集》張真序。 ③參見《少湖先生文集》卷三四《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④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成為朝廷名宦者也為數不少。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閣挑選宮寮，徐階被選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這對他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不久，他又升為國家最高學府的主管官——國子監祭酒。當時吏風士習頹壞，吏士中「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為欺罔」①。徐階盡力擺脫這種不良風氣對學校的影響。他將學生分為「淑」、「慝」兩類，循循善誘，發揚優秀，懲勸不良，勉勵他們不斷向上。所以諸生「人人感激，相戒勉」。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階擢為禮部右侍郎，兩年後改吏部右侍郎，時年四十三歲。以這種年齡佐銓，時人視為「早達」②。徐階躊躇滿志，也更謹慎用事，嘗「榜戒語於堂自警」。過去吏部大臣身居要職，多驕矜傲慢者，接見庶官，都不與深談，「以示嚴冷」。徐階以為，這樣做是不能真正考察和識別人才的。他常親自找庶官、下屬交談，向他們「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人」③，以掌握各級官員的優劣。這種折節下士、平等和藹的做法，博得一致好感，庶官都願與他傾心交往。徐府一時賓客甚盛，車馬盈門。吏部先後幾任尚書，如熊浹、唐龍、周用等也都雅重徐階，凡事與之商量，托以肺腑。徐階在縉紳中聲名日著。他曾多次代掌吏部，推薦任用了宋景、歐陽德等有政績、有才幹的優秀長者。二十六年（1547）他受命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官階不高，然而翰林院卻是國家優秀人才的薈集之處，朝廷遴選閣臣的重要場所。徐階擔負的實際是培養國家棟樑和一代儲相的重要職責。在教育中他吸收和發展了王學中「知行並進」的合理主張，以為知之就要行。因此他「雖名不廢課習，而脫去所謂駢麗帖括之舊，推所真得於身心者訾娓說之，又間勗以國典民事」①，以有關國計民生的策問為施教的重要內容，為國家培養了一批經世之材，以致出現如張居正這樣卓然稱名臣者。他本人身體力行，在施教中，「以躬行為實際，以經濟為真銓」，「故直發於事業，光明俊偉，非俗儒所可仿佛。」②這正是他不同於一般學者之處。 與嚴嵩的鬥爭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徐階進禮部尚書。世宗自二十一年遇宮婢之變後，移居西苑，一心玄修求長生之術，不僅到處建壇齋醮、濫興土木，盡民脂膏而不知恤，而且疏於朝政，長期不上朝視事，以致部院大臣也多年不得見面。為逢迎世宗崇信道教，朝臣競相爭上符瑞祥物、供奉青詞，冀求邀寵。世宗極為看重齋醮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好些人因此發跡，成為「青詞宰相」③。徐階侍帝左右，也廁身其列，所獻青詞很得世宗賞識，不久即被召入無逸殿直廬，並得到飛魚服、尚方珍饌等賞賜。一次吏部尚書員缺，廷議首推徐階，世宗因不願階離開左右，竟不允。徐階雖受寵於①夏燮：《明通鑑》卷五七。 ②王世貞：《弇山堂別集》一，卷五《早達》。 ③焦竑：《玉堂叢語》卷二《銓選》。 ①《玉堂叢語》卷六。 ②李贄：《續藏書》「內閣輔臣」《太師徐文貞公》。 ③《明史》卷一九三《袁煒傳》。 帝，但對其一味修煉、不理朝政的做法也感擔憂。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世宗進行規勸。莊敬皇太子死後，照例應重新立儲，徐階奏請冊立太子。世宗對此卻有隱私：當時兩子裕王、景王，他內心偏愛景王而序次當立裕王，究竟立誰頗犯慮。又自己正求長生之術，不欲言繼嗣，故而不聽。徐階深知其隱，仍接連五次上疏奏請，並在裕王、景王的當冠、婚禮及開講等問題上，堅持先裕王后景王的次序，「帝不懌」。不久，世宗想把在宮變中對己有恩的方皇后袝入太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徐階以「女後無先入廟者」為由，婉言相抗，禮科給事中楊思忠附和於他。世宗聞後大怒，「督責階甚峻」。其時，世宗又派他前往邯鄲，為呂仙洞落成齋醮祈福，階「心知其非」而「不欲行」。為此，世宗「內銜階」甚。徐階見狀，想起謫官延平的教訓，遂改變前議，惶恐謝罪。世宗尚不滿足，藉故對楊思忠發難，廷杖並斥為民，「以怵階」。正在這時，權臣嚴嵩又趁機落井下石，讒言徐階，說他「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①。徐階深識自己處境艱危，只得收起鋒芒，一面謹事嚴嵩，一面更加精治齋詞，以求寬容。這一時期，他的許多諭對及密疏，均「商及齋醮及服食穢褻，俱未免迎合」②。 徐階為部臣時，也是嚴嵩權勢熏灼之際。「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群臣「畏嵩甚於畏陛下」③。徐階由夏言薦舉而提擢。嚴嵩與夏言爭權，曾置言於死地而代之，自然十分忌諱徐階。徐階受寵，嚴嵩心懷憎恨，時時設法擠階。當時徐階「度未可與爭」，遂處處提防，「屈己事之，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所不用」，甚至「以附籍、結姻以固其好」④，求得安生。 嘉靖二十九年（1550），發生「庚戌之變」。原居住在河套地區的蒙古韃靼人在首領俺答的率領下，控弦策馬，進掠內地。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京師門下。京城告危，廷臣相顧失色。這時徐階以直廬之便，奏請世宗立即釋放被囚的原總兵周尚文及參將戴綸、歐陽安等，讓他們帶兵擊敵，「彼蒙殊恩，必肯出力」①，同時請調遣京城駐兵分守各門加強防衛。徐階又力請世宗視朝，召見群臣，「使中外仰知皇上留意兵事，各自奮激」②。世宗一一從徐階議，並委派階巡視京城九門，犒勞各地勤王將士，激勵鬥志。當俺答提出與明朝通貢的要求，世宗問計於嚴嵩、徐階。嚴嵩認為俺答的目的是擄掠，搶足了自會離去，「不足患」。徐階則認為，目前「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而且俺答又貪得無厭，「許則彼厚要我」，不能草率處之。不如「請遣譯者紿緩之」，我在暗中加緊準備，「援兵集，寇且走」③。世宗交廷議，國子司業趙貞吉激言反對通貢之議，謂允貢是喪權侮主之舉，影射階等為奸邪之臣。群臣肅然不敢多言。未幾，俺答飽擄而去，世宗遂罷徐階議，宣布「弗許貢」。「庚戌之變」暴露了嘉靖朝在軍事、邊備、將領等方面的朽潰腐敗。嚴嵩黨①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②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諛墓》。 ③《明史》卷二○九《楊繼盛傳》。 ④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相鑒》記：「會吳中有島寇，華亭即卜宅豫章，佯為避寇之計，有司為之樹坊治第，附籍江右。..江右士大夫皆講鄉曲之誼，於是分宜（嵩）坦然不復介意。又，徐階將長子璠之次女配給嵩子世蕃幼子。 ①徐階：《世經堂集》卷七《御虜事宜》。 ②《世經堂集》卷二《請還大內並召見大臣計議邊事》。 ③《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 羽大肆貪賄軍餉，使士卒苦於饑饉；各路將帥多是勛貴大臣，平時溺於宴樂，遇事「不足以倉猝應戰，不足以慷慨立功」；羽林禁衛，則「參中貴之蒼頭」，遊手好閒之徒「廁身兵籍，濫食數丁」④。對此，徐階陸續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軍事主張。他力主以驍勇善戰的將領取代各勛貴將領，讓他們「各量與萬人或數千人，使各以己意操練，居則自守一方，出則自當一面」，先後又薦舉了聶豹、何棟茲、周益昌、劉大章以及俞大猷等一大批名將。他密疏參劾了縱敵進犯的大將軍仇鸞，打擊了賣國貪奸者的氣焰。針對各地為擴充兵源亂征濫募的現象，他建議「推二三將官（與地方官）同往，聽其精選，選迄就會統理操練..如各地將自募家丁之法，庶得實用也」①。仇鸞為總兵時，曾令各地增派進京入衛士卒。仇敗後有人提議減少京衛人數。徐階認為不能「懲咽而廢食」，現在邊防很虛弱，京師防衛力量不能減弱，還應加強。他親自視察京師營衛，訪得不少人掛名軍營卻在市井販鬻或在衙跟官，營衛士卒有其名而無其實，深感「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②。於是提出裁冗汰弱，嚴明賞罰的主張，「就各營中汰去老弱數千或萬人」，以「所汰之糧兌操練之賞，則賞可施而罰可行」，使「能者自勸，怯者自奮」③。他在督察各地勤王士卒時發現「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大同）卒善牒」，遂建議用兵時要注意發揮各地軍隊的特點，「各取所長」④。宣化大同一帶因長期受韃靼侵擾，生產遭到破壞，米麥踴貴，軍民苦於饑饉，常相繼逃亡，因而使邊備益虛，徐階積極建議用平輸法調劑邊方缺糧的矛盾。麥熟時在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收買糧食數十萬石，自居庸輸往宣府，紫荊輸往大同。這樣，不僅能解決那裡的饑荒、穩定當地的糧價，更安定了人心。「世宗大悅，密令傳諭行之」⑤。在加強邊備，整飭軍務問題上，徐階還提出嚴懲有司和軍隊首領貪奸，以貪奸贓款濟邊及在戰術上不輕易出戰、堅守禦敵等一系列的主張與措施，從而使西北邊防上的緊張得到了舒緩。 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階加少保，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之後因辦事多稱旨，不斷晉升。第二年進勛，為柱國，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三十五年加少傅，錄子為中書舍人；三十八年以一品考滿九載，璽書褒諭，賜宴禮部，並改兼吏部尚書。 在此期間，東南沿海倭事告急。多年來，朝廷對倭寇一直採取姑息態度，尤其是嚴嵩，更以安撫為名，任倭擄掠搶劫，甚至縱容包庇通倭官員，打擊陷害抗倭將領，助長了倭寇的氣焰，使入騷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一年以後的三、四年里，僅浙江軍民被倭寇殺害的就有數十萬人，侵擾範圍也已深入到松江、蘇州、常州等府所轄各縣及長江沿岸之南通、海門、太倉等地。這一帶正是國家財賦重地。世宗便以倭寇「所蹂躪多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問計於階。徐階對倭寇長期不息騷擾自己家鄉早就痛恨不已，他力主發兵抗倭。當時兵部擬發三千羸卒去應付差事，徐階力言不可，上疏稱：用兵之道，首在當計發與不發，「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④《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變》。 ①《世經堂集》卷二《答邊事》。 ②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③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④李贄：《續藏書》卷十一《太師徐文貞公》。 ⑤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以取勝」，現在敵侵我財賦重地，怎能「量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向倭賊？」①兵部於是改發六千精兵往赴。不料在一次進剿中軍隊遭敵伏擊而大潰。有人趁機追徐階發兵之咎。徐階卻從中看出了軍隊不能克倭的一個重要原因。於是從容為言，指出：用兵固然主要在將帥督撫，但也必須地方有司的有力配合支持。「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軍隊和地方應該通力合作才對。但今皆不然，地方有司對戰事極不負責，究其原因，則是朝廷賞罰不公，「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甚至城潰失守，守令也「僅左降」而已。文官又「推升行取率有常期，奔競鑽利積成習俗」，當遇有戰事，他們「惟思脫去地方，無有任事之態」，「不復博求御城之計」①。這種精神狀態，怎麼能期望他們與武將通力合作，一致禦敵呢？因此，徐階力促兵部立即會同法司援據大義，「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城池失陷，文官應與武官同樣治罪，以激勵和增強地方有司的責任感。同時他十分重視將帥的作用、注意選用優秀將領抗擊倭寇。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倭寇入騷最嚴重的時候，徐階向統領抗倭的江南總督張經推薦了俞大猷，說俞「素稱將才，望公諸凡與謀信和任之，毋使■人肆其讒間，緊要緊要！」②俞率領廣西瓦氏兵多次大敗倭寇，使敵聞風喪膽。不久，俞大猷升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軍抗倭，徐階還以書信向他授計：「望公就華（亭）上（虞）二縣鄉兵中選其便舟楫者教之水戰，其奔走矯捷者教之陸戰。如二舟用兵百人，常以松人二十，配漳人八十，俟二十者教成可用，漸增松人，漸減漳人，庶足為永久之利」③，以此來改變地方依靠客兵作戰的現象。徐階責有司、重將權的思想，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時人亦稱他「老成謀國，自有超世俗之見」④。 其時，嚴嵩貪賄擅權依然如故，徐階雖恩寵有加，然猶不及嚴嵩，所以仍小心處之，不露鋒芒。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怒劾嚴嵩十大罪五大奸，震動朝廷，但被嚴嵩下錦衣衛獄。楊在疏中語及徐階，說他「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⑤。徐階並不記恨，反而暗中佑楊，並以「危語動嵩」，使嚴嵩有所收斂。之後御史錦宗茂、給事中張翀等又相繼文章劾嵩，嚴嵩盛怒欲嚴治之，徐階卻「薄其罰」，為此嚴嵩大恨，疑是徐階在背後指使，因此，「幾株及階」。徐階被迫稱病，杜門謝客。三十八年，嚴嵩又以私仇殺總督侍郎王忬，並欲加害其子世貞。徐階以力相救，王世貞「德之入骨」①。徐階以這樣的方式與嚴嵩相抗，並保護了一大批朝廷直臣。此時，嚴嵩已年滿八十，老態顢頇，辦事多不稱旨。而徐階「益勤於應制筆札」，「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詢，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②，徐階終於取代了嚴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四十年（1561）階兼太子太師。是年春，西苑永壽宮火災，世宗徙居玉熙殿住，嫌該殿低下狹窄，欲有所營建，問計於嚴嵩。嚴嵩卻請移南城離宮。南城乃英宗遜位受錮之地，帝「大①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①《世經堂集》卷二《請以兵事責有司》。 ②《世經堂集》卷二三《復張豐洲總督》。 ③《世經堂集》卷二三《與俞總兵》。 ④《玉堂叢語》卷四。 ⑤《明史》卷二○九《楊繼盛傳》。 ①《萬曆野獲編》卷八《內閣》。 ②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不樂」，又問徐階。徐階揣知帝意，便回答說，昔日營建三殿時尚有不少余材，正可用來修建新殿，「可計月而就」。他推薦工部尚書雷禮來主其事。世宗准其議，並命徐階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其役」③。不三月宮成，世宗大喜，賜名萬壽宮，即日徙居。以徐階忠謀，再進少師，蔭一子。徐璠亦超擢為太常寺少卿。而與此同時，嚴嵩子嚴世蕃貪橫淫縱的惡行被揭，世宗「心惡之」，朝廷上下彈劾嚴氏父子的聲浪日高，「嵩乃日屈」。徐階與嚴嵩力量的對比起了根本變化。嚴嵩預感到前景不妙，便「置酒邀階，使家人羅拜」，希望徐階能翼護之。徐階卻不理睬④，他覺得驅嚴時機已經成熟。 重吏治、薦賢才、通言路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階串通方士藍道行，借用乩仙，說嚴嵩是當朝最大的奸臣，而且必須由皇帝親自正法。之後徐階又策劃讓御史鄒應龍上疏，極論嚴氏父子的不法行為。世宗令嚴嵩致仕，將其子嚴世蕃交大理寺審理，後謫戍邊地。世蕃不久逃回原籍，繼續橫行鄉里。徐階又親自出謀劃策，指使有司控告世蕃通倭謀變，帝怒令斬於市。嚴嵩也坐大逆罪削籍為民，沒其家。 晚年的世宗，依然晏處深宮，修仙煉道，不理國務，而且健康日趨下降。內閣首輔實際上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四十一年，徐階登首揆席後，有心對國事做一番力所能及的改弦更轍。他在世宗賜給的原嚴嵩的直廬牆上榜書三語：「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①，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治國施政方針。在處理政務、行使權力的票擬中，徐階倡導「事同眾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弊生」②的原則，有事多與同僚商量，一改前任專斷獨行的惡習。他常勸誡世宗，「采輿論利便者白而行之」。每當世宗討厭御史抨擊過當，欲有所行遣時，「階委曲調齊，得輕論」③。他以嚴嵩為例，諫告世宗識人要沈慎。他說，「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但大奸大詐之人也不是絕對不能識別的，只要廣聽納，縱然窮凶極惡，深情隱匿也是可以發現的。他規勸世宗，「凡有言則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則行之；其不實者，..事大則亦薄其責而容之」①。使言路有所疏通。 徐階十分重視吏治，以為「惟用人論其材，不當專論資格」。嘉靖末年兵事頻繁，士風卻「以媚奉奔競為賢，以驍勇質直為劣」，將帥不能禦敵入邊。徐階推薦起用馬芳、胡鎮等人，說他們雖起於行伍，目不識丁，但謀勇慣戰，能帶兵殺敵，應該重用②。兵部尚書楊博在御虜方面有所作為。一次俺答進兵通州，楊博因世宗忙於修煉，未敢報。徐階及時幫助楊博調兵遣將，作出周全安排，驅走了入犯之敵。世宗怒楊博不早報，欲嚴治，徐階力為博③《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 ④《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①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②《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 ③《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 ①《世經堂集》卷二《答知人諭》。 ②《世經堂集》卷二《又答兵事》。 辯解，保護了楊博。抗倭名將譚綸、戚繼光等，在張居正當政時得到了充分的信賴和重用，實際在徐階任首輔時已有機會施展各自才能了。當俺答屢屢入犯，明軍節節失利時，徐階通過門生、工科給事中吳時來的舉薦，請譚、戚二將，練兵薊州。他又讓已進入內閣的張居正主持整頓薊遼宣大邊政。徐階還親自與譚、戚「面論」，細議殺敵辦法，建議以南兵之術培訓北兵，熱情支持他們運用火器打擊敵人，保衛邊防。徐階主持內閣數年，北虜南倭雖沒有完全平息，但也未曾擴大事態，這不能不說與徐階任用一批優秀邊將有關。 徐階對文臣的選擇極為謹慎嚴格，對吏部尤為重視。一度為他信任的吏部尚書歐陽安，後貪賄徇私，徐階即請上罷之。後任嚴訥告退，有人薦舉工部尚書董份接任。徐階以董是嚴嵩黨羽，亦貪狡無行，不議，堅決起復在家守制的郭朴。對於有作為的直臣、諍臣，徐階很是愛護。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治安疏》，激烈指斥世宗缺失，「帝恚甚，欲殺之」。徐階一面寬慰世宗：「臣等聞主聖則臣直」；一面為海瑞開脫，說瑞只「欲沽一直諫之名耳」①，數次上疏力救，才使海瑞免於一死。徐階先後引薦嚴訥、李春芳、郭朴乃至以後的高拱、張居正等較賢明或有作為的大臣入閣，這對當時及後一階段政治上的穩定和發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世宗子景王朱載圳死，徐階奏奪景府土田、湖陂數萬頃，還之於民，「楚人大悅」②。翌年，他請求取消嚴嵩走狗鄢懋卿為巴結主子、邀功請賞所增加的鹽課四十萬金，使恢復舊額，給鹽民鹽商以生路，鄢也被逮問法辦。徐階「當國後，緹騎省減，詔獄漸虛」③，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使經濟有所發展。 同時，徐階對世宗迷信方士、一意修真的做法，也開始了有力的諫勸。 方士胡大順等勸帝餌金丹，徐階力陳其矯誣，後來胡大順伏法。方士熊顯進長生藥，徐階極勸，止帝服食。世宗欲建雩壇、興都宮殿，病中尚欲巡幸興都，徐階都力諫止之。 世宗死，徐階以碩德元老與張居正密謀，草擬遺詔。遺詔的主要內容是：一、祖宗舊典斟酌改正；二、自世宗即位至今建言（包括「大禮議」大獄中的）得罪的諸臣，存者召用，歿者恤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三、方士等人查照情罪各正刑章；四、齋醮、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①這份遺詔假託世宗的反省自責，也曲折反映出徐階對自己某些行動的否定，及他重整綱紀、復興社稷的決心。遺詔一出，朝野一片稱頌，將其與楊廷和草擬的世宗登極詔相提並論，視為嘉靖朝始終盛事。然而他草擬遺詔僅與尚未入閣的張居正密商，卻沒有與同列高拱、郭朴共議，尤其高拱，是新朝君主的座師。因此招來了高、郭的不滿，並引出了以後的紛爭。 徐階故鄉華亭，是江南富庶的大鎮之一，嘉靖中葉後，那裡工商業發達，尤其是紡織業，幾乎戶戶都聞機杼之聲，「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作為一朝重臣的徐階，其家在鄉里發達起來，成為領先之戶，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徐階子弟璠等卻借勢蔭官，橫行鄉里，引起民憤。他們在蘇松占奪土①《世經堂集》卷三《答傳繼諭》。 ②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六《高拱傳》。 ③《世經堂集》卷三《論兩淮鹽銀宜照舊額》。 ①《世經堂集》卷三《視草遺詔》。 地二十四萬餘畝，並雇用眾多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②，霸占市場，置產之多，令人駭異。當地百姓紛紛告狀。 隆慶元年（1567），早與徐階結怨的高拱「令御史齊康劾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③。郭朴也以徐階草擬的遺詔「謗先帝」參階。徐階上疏極力申辯。身為先朝元老，徐階權勢大大高於高拱，九卿以下反而交章彈劾高，稱譽並挽留徐。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高拱引疾歸田，齊康被斥，郭朴也乞身而去。徐階雖然取勝，但畢竟受到打擊。隆慶二年初，他一度稱病請假。 在這次徐高爭鬥中，穆宗「未嘗有意棄徐」。不過，對言官如此著力為徐說話，輿論幾乎是一面倒的情況，頗覺不悅。他依賴內閣，卻又不敢太信任他們，於是轉而寵幸內侍。他命中官李用等分督團營，建立自己的耳目網絡。徐階力陳不可。由宦璫督導的南京振武營兵屢次發生嘩亂，徐階命御史解散之，並逮治了為首者，再一次得罪宦官勢力。二年春，穆宗欲游南海子，徐階又諫不可，更增添了穆宗的不滿。徐階感到自己處處受到掣肘，欲干不能，頗為氣餒。當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參劾他時，徐階再次乞休，穆宗有意棄他，於七月准其致仕。徐階結束了十七年閣臣、包括七年首輔生涯。九月初回到原籍。他在自家堂上貼了「庭訓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①的對聯，不無事業未竟卻身離政壇的遺憾心理。 宦海餘波，晚年著述隆慶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再起，他對徐階仍耿耿於懷。此時海瑞正為御史中丞兼應天巡撫。吳中饑荒，海瑞決定「勸借富室」，自然連及當地產業最為龐大的徐府。他逼迫徐階退田過半，並遣散徐府一大批家奴，以振鄉里。於是高拱「倚海為股，以齪華亭」。徐階對海瑞的行動，表面應從，暗中卻玩耍花樣，捐款僅「以數千界之」；退田又「以父改子」，設法抵制；又以自己曾柄國日久之便，「以一尺之書走長安故人」，買通秉筆太監馮保，重賄吏科給事中戴鳳翔，唆使他們參劾海瑞。海瑞的行動確實打擊了徐家為富不仁的行為，使鄉民大受鼓舞，但在江南鄉官縉紳的聯合攻擊下，瑞仍罷官而去。只是高拱報復徐階並未過癮，隆慶五年（1571）中又起用原蘇松兵備蔡國熙「以跡階」。蔡治階兩子充軍，一子革職為民，籍田數萬畝①。子孫們牽階衣號泣，徐階無可奈何地說：「吾方逃死，安能相活」②，處境十分狼狽。但他終不甘願罷休，遂利用張居正對高拱施加壓力，自己也修書，從統治集團內部的利害關係上，說服高「分棄前惡，復修舊好」。最後，高拱作出一定妥協，擬旨謂對徐階及其子的處理「太重」，「令改讞」。不久高拱去位，張居正為首輔，徐階的罪名化為烏有，「災難」也徹底平息。 此後，徐階一直以著述打發日子，「並其前後積而為言者以屬梓」③。然②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相鑒》。 ③清嘉慶《松江府志》卷五三《古今人物傳·徐階》。 ①《萬曆野獲編》卷八《內閣對聯》。 ①談遷：《國榷》卷六七。 ②《穀山筆麈》卷四《相鑒》。 ③《世經堂集·陸樹聲序》。 而他仍關注著國家大事，「挈其生平所為經綸蓄積者，盡以屬之居正」④。張居正在日後的改革中提出「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也是從徐階「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等施政方針中汲取了合理成份。當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時曾自述：「人咸謂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⑤，這裡即指曾大大得益於徐階。萬曆十年（1582），神宗使使存問，賜諭優渥。次年閏二月，徐階病死故里，時年八十周歲，贈太師，諡文貞。 徐階文風質樸，作品「直寫胸中所見，而凡一句之奇、一字之險者亦必刊而去之」⑥。他早年著作有《少湖先生文集》七卷。晚年匯集成冊的著作為《世經堂集》二十六卷，「上自經濟，下迨酬應，鴻鉅纖曲，體裁各備」①。內有奏對、視草、序、志、銘、策、辯、書、詩等等。 ④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⑤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⑥《少湖先生文集·張真序》。 ①《世經堂集·陸樹聲序》。 第三節高拱 高拱（1513—1578）字肅卿，號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鄭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閣、參機務，隆慶元年（1567）辭官。三年再起，以內閣大學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輔。六年六月去職。高拱是明中葉有才幹的政治家之一。 入閣及首次下野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為避元末亂遷徙新鄭。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間舉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親高尚賢，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歷任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陝西按察司僉事等，至光祿寺少卿。高拱受到嚴格的家教，「五歲善對偶，八歲誦千言」②。稍長，即攻讀經義，苦鑽學問。十七歲以「禮經」魁於鄉，以後卻在科舉道路上蹉跎了十三個年頭，才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編修，九年考滿，升翰林侍讀。三十一年（1552）裕王（後來的穆宗）開邸受經，高拱首被當選，進府入講。此時皇太子已歿二年而新儲未建，裕王與其異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論序當立裕王，而世宗似矚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測種種、議論紛紛。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調護，給裕王很大寬慰。 當時，內閣首輔嚴嵩、次輔徐階，正互相傾軋，牴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於二人之間，未見有所厚薄。兩人因高拱為裕王講官，以後騰達有日，故也頗器重於他，有時甚至避讓幾分。時嚴嵩權勢熏灼，絲毫得罪不得，高拱卻不十分顧忌。一次他以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詩句，調侃嚴嵩在見其鄉袞、下僚時的傲態，嚴嵩聽了不僅不怪罪，反而為之破顏①。在嚴嵩、徐階相與推薦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遷為翰林侍講學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過九個春秋，於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講授經筵，敷陳剴切，謹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師生關係。高拱離王府後，「府中事無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問」，裕王還先後手書「啟發弘多」、「懷賢」、「忠貞」等字贈賜②。翌年景王入藩之國，裕王為嗣的地位開始明朗，因而高拱與裕王的這層關係，不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對他刮目相看、趨之若鶩，而且也奠定了以後他在政治上大大發揮作用的基礎。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禮部左侍郎兼學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他數次主或副主會試，所撰科舉示範文章頗見稱道。但一次在進題中「以字嫌忤上意」，幾乎有所行遣。徐階出面辯解，才使事懈③。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確立。高拱升禮部尚書，召入直廬，並以青詞見寵，得賜飛魚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階薦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②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列傳·大學士高公諱拱傳》。 ①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下，卷二六《謔語》。嵩為江西人，明代俗號江西人為臘雞頭。②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見《國朝獻征錄》卷十六。 ③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見《國朝獻征錄》卷十六。 高拱相貌瑰奇，為人豪爽有才略，又頗自許。甫入閣，即欲展抱負示才。當時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廬為榮，閣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諭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首輔徐階及「青詞宰相」袁煒以不能離開世宗須臾為由，不去閣中辦公。高拱對徐階說：「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春芳）、郭（朴）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①李春芳雖早入閣，但對徐階向來十分恭謹，「側行傴僂若屬吏」。郭朴與高拱同時新入閣，且都由徐階薦舉，似應對階更為謙卑。拱卻言直如此，徐階「拂然不樂」。高拱與郭朴又同為河南鄉曲，「兩人相與歡甚」，徐階知後也不悅，因此芥蒂漸結。未幾，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過半百膝下無子焦慮萬分，遂將家移至西華門附近，直廬時常偷偷回家與妻妾團圓。一次聽說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廬內的書籍、器物等盡行取出。胡應嘉因此奏劾：「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②，「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為歸計，此何心也」③。高拱大懼，幸世宗病篤，未加深責。但高拱以胡應嘉為徐階鄉人，其奏劾又是徐階擬旨報世宗的，故疑胡應嘉受徐階指使，增添了對徐階的不滿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階與自己的門生、剛充當裕王府講官的張居正密草遺詔，卻不與同列謀議。詔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卻對遺詔渾然不知，因而與徐階構怨更深。穆宗即位後，徐階以碩德元老仍居首輔位，旋又引張居正入閣，高拱心不能平，在論登極、賞軍事、去留大臣是否請上裁決等問題上，數與徐階抗爭，矛盾日趨表面化。隆慶元年正月，胡應嘉謫外，言路認為出於高拱指，於是群起交章攻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奏劾尤力，將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請徐階擬旨責杖奏劾者，徐階不應。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階屈於皇帝的意思，也擬旨慰留，但絕無譴責言官，高拱越發生氣，一次公開在閣中與徐階舌戰。高拱攻擊說：「公在先帝時導之為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結言路而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詰問之勢洶洶。徐階徐徐辯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他又說，我並非是背叛先帝，以遺詔讓先帝自責是為先帝收人心..。至於齋詞一事，徐階坦認「因我罪」。但他反問高拱：「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頓時「頰赤語塞」①，打了個敗仗。但高拱並不甘心，他以徐階子弟和家人在鄉里橫行不法事攻訐徐階，並授意門生齊康劾徐階。徐階疏辯乞休。當時徐階正因遺詔復起世宗時被謫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擁戴，權勢灼熱，故言路交章請留徐階，還集體去徐階第敦勸視事，另外極論齊康、高拱罪狀，甚至群集闕下，吐唾辱罵齊康、高拱。三月之內論劾高拱的奏疏竟多達三十餘份，高拱不自安，連疏十二，稱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銜回鄉養疾，遣行人護送。齊康則坐黜外調，郭朴不久也乞歸回里。 ①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②《明史》卷二一五《胡應嘉傳》。 ③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①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重為台輔，政績斐然隆慶二年（1568）七月，徐階致仕。第二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復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復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中鬱郁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通過門生腹心散布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說：「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①「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②。言之鑿鑿，頗為大度，於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後，盡心國事。他「為人有才氣，英銳勃發」③，辦事操切，又不跡常規，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樹。當時高拱以內閣兼領吏部事，責任重大。他「晨理閣事，午視部事」，十分勤勉。他認為吏部職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個人、用其長處並非易事。當時官場士風頹敗，為官只是獵取高崇，「權勢烜赫者則羨之，正色直言，謫貶蹭蹬者則輕之」④，全不以行為品德為準。因此造成官場「理不明，氣亦不振」，官吏以奔趨、巧媚為能事的局面。對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制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志爵里姓氏」，每月匯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①。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占七成，制科僅為三，但朝廷重製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②。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說：「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③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過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數人事，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④。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閒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高拱還制定和採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制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復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①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相鑒》。 ②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③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④《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六。 ①《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②高拱：《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一。 ③《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五。 ④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①。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依照明朝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 隆慶年間北方蒙古韃靼俺答部依然不斷入擾，邊患成為朝廷沉重負擔。 作為內閣輔臣，高拱也將籌邊視為己任。嘉靖後期，徐階曾對嚴嵩秉權時造成的邊防潰敗有所匡補，選用了一批驍勇善戰的將才赴邊禦敵，又飭厲地方有司加強守備，與將校通力合作，但積重難返，一時邊防猶人力財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邊防用將用人方面。兵部歷來只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由於公務繁忙，他們平時很少巡閱邊務。但一遇邊方總督缺員，他們倒要前去頂補。若抽身不出，還得請移他官。去者都不諳邊務，常使事倍而功半。於是高拱提議在兵部添設侍郎二員，主要巡閱邊務，了解下情，做到對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都非常熟悉。這樣邊務有人專管，總督員缺，也可即刻往補。高拱認為「兵乃專門之學」，但現在兵部系統用員往往「不擇其人」，優秀官員將才又常常遷為他官，為此特請准兵部自己選將備才。他提出：儲備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邊將由兵部司屬往任。選得有智謀才力者，不得隨意他遷。侍郎、總督應經常對換，使他們熟悉彼此情況，一旦尚書員缺，即可頂任。這確是一項加強兵備的良策，頗得穆宗讚許，後來「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①。高拱還訪得邊方之官，長年鎮守邊衛，「涉歷沙漠」，「出入鋒鏑」，可他們的俸資待遇和升擢提拔，都與內地處和平環境者同，「甚者且或後焉」。他以為這極不合理，建議對邊臣應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員不得與之相爭。對邊臣中久卓成績者更應體恤、厚加優撫，定期給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濟必多得」②。在加強邊防將帥力量的同時，高拱與徐階一樣，也看到邊沿地方有司在防衛上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充任這類邊沿地方官的，不是雜流，便是遷謫者。朝廷對他們不關心不體察，待遇極差，所以他們沒有上進心。而「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憂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高拱於是「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③，充任邊方有司，以三年為期，比內地超等升遷。若有軍功，不次擢用，總之，「惟以治效，不循資格」。這些都有力地鼓勵了戍邊將帥和邊方有司的進取心。 高拱辦事有膽有識。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慶四年（1570）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布①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①《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②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③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支持王、方意見，請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穆宗准旨。接著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①，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並說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現在虜求於我，主動權在我，應該允許。他還說，這次俺答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②。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③遂無敢復言者。隆慶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與俺答互市。 時陝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陝西三邊也開貢市。「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①，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著力贊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面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面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②，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面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說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泄也」③，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穆宗以拱「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兼建極殿大學士。 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④，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⑤，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則罪如失機論處。上嘉納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體措施行①《明穆宗實錄》卷五○。 ②高拱：《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一。③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①高拱：《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一。②高拱：《與王鑑川書論封貢》，《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二。 ③《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時傳》。 ④《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六。 ⑤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皇明經世文編》、《高文襄公文集》均收載。之。 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①。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著眼於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隆慶四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 專橫招物議，逐歸田裡高拱勵精圖治，不數年內，政績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②，很是專橫跋扈，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這一面，造成了他與同僚的讎隙不合，以致招來物議，釀成了以後被逐的悲劇。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舊僚的大學士陳以勤，因與高拱有小嫌，又見高拱在內閣不可一世，恐終不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罷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因高拱挾私憾考科道，上疏請止。高拱不悅，與之相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趙貞吉庸橫。趙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趙貞吉致仕。趙貞吉曾因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如真宰相，請李春芳謀與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權，李春芳許之。趙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階事與高有隙，遂於五年五月乞休歸田。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時殷士儋甫入閣輔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後取中旨入閣，高拱不悅。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面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竟揮拳擊高拱①。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然而高拱心中總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對當年轟他出京的徐階及其諸言官耿耿於懷。隆慶四年四月，他因海瑞當年劾他的舊怨，將海瑞從應天巡撫調南京清銜。不久，又並其職，逼海瑞「謝病歸」。他還「盡反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恤者，一切報罷」②。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讞獄，本與高拱無關，他卻「自以意請朝審主筆」，且說「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須得情耳」③。其實是專為王金一案改讞。王金是世宗時方士，①《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傳》。 ②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①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②《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③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被徐階逮下獄，法司論以子殺父律當剮，高拱為之辯解不懈，後以減戍免死。原內閣有專辦中書事的誥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復後，十人久次考滿當遷，但因他們是徐階下屬，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門去。高拱詭笑說，「吾即有應，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羨」，及令下，十人皆對品外調，為邊遠倉大使①。只此一斑，可見高拱栽人之巧。雖如此，高拱猶不解恨，「專與階修部，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②。徐階致仕後，在鄉里大治產業，還聽任子弟橫行鄉里，引起當地百姓的憎恨。高拱親自進疏論徐階：「原任大學士徐階（放歸後），當闔門自懼、怡靜自養可也。夫何自廢退以來大治產業，黜貨無厭，越數千里開鋪店於京師，縱其子攪侵起解錢糧，財貨將等於內帑，勢焰薰灼於天下」，甚至還「故違明旨，（令人）潛往京師，強阻奏詞，探聽消息，各處打點，廣延聲譽，跡其行事，亦何其無大體也」③。接著高拱「嗾言路追論不已」。隆慶五年，高拱起復原蘇州知府蔡國熙為蘇松兵備副使，以蔡國熙與徐階故有小隙，授意他，窮治徐階及子弟，「階三子皆就系，擬以城旦，革其蔭敘，入田四萬畝於官」④。徐階狼狽不堪，無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此時，張居正也以階事「從容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見徐階大勢已去，不無欣慰。一箭之仇既報，便豁然大度，修書徐階，稱「今以後原與公分棄前惡，復修舊好，毋使藉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間」⑤。同時又接連給蘇松官員去信，至囑對徐階三子及家人作寬處，稍存體面，並在蔡國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讞。」⑥高拱之所以願對徐階網開一面，本意在於：見徐階慘狀，不免「兔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與其修好，可安撫蘇松鄉紳，改善與徐階舊僚的關係。高拱的出爾反爾，使「蔡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恩」①。 隆慶六年（1572）正月，高拱為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然而他專橫更甚。加之其門生韓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門，狐假虎威，專以博戲為務，人都惡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後漸狎奢，常對人曰「日用不給，奈何？」門生、下僚聞之，爭相進獻，「賕納且■集矣」②，因此遭致物議。御史汪文輝上疏譏刺時事，語連高拱，高拱召而罵之，亟補寧夏僉事以出。尚寶卿劉奮庸也上疏糾拱，給事中曹大野則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權報復、排斥善類、超擢親戚鄉里門生故舊，以及親開賄賂之門等等，穆宗不聽。二人皆謫外任。 張居正與高拱為故裕邸舊僚，張居正謀高拱出，高拱也亟稱居正才，兩人尚稱友善。高拱居揆席，張居正又肩隨之。高拱多與同列發生衝突，張居正獨退然下之，不與介入。對於智謀出眾的張居正來說，長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與爭只是一種策略，高拱並不察知。隆慶五年張居正為徐階三子事諷言高拱。高拱下人傳言張居正受徐階三萬金賄賂，高拱不辨真①《萬曆野獲編》卷十一《內閣中書外補》。 ②《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③《高文襄公文集·掌銓題稿》卷二六《復巡城御史王元賓緝獲鑽刺犯人孫五等疏》。④談遷：《國榷》卷六七。 ⑤《高文襄公文集·政府書答》卷四《與存翁徐公》。 ⑥《高文襄公文集·政府書答》卷四《與存翁徐公》。 ①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②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假，以此誚張居正，張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張居正指使。兩人便存隙離交，張居正逐高拱之念漸強，於是暗結太監馮保，以借中貴力量圖事。 隆慶六年五月，穆宗大漸，召高拱、張居正等入內。穆宗執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內閣受顧命。時司禮監授遺詔，有二札，一給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內閣與司禮監馮保商榷而行之說。高拱識其矯。未幾，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沖，馮保倚仗太后勢，挾持幼帝。高拱欲懲中官專政，上言五事，請詘司禮監權，還之內閣，又唆門下言路疏劾馮保。高拱想與張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語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訊即密報馮知。馮保遊說太后及幼帝前，誣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廢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國公爵等等。馮保又買通兩宮近侍，復言之，「皇后與貴妃皆愕然」，便決議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兩宮及帝詔，切責高拱擅權無君，數其罪而逐之，即日歸田裡。高拱原滿以為宣詔必是逐馮保無疑，及詔宣逐己，拱不啻為晴天霹靂，「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張居正從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車即路，頗為淒涼地踏上了歸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國事，而「閉戶卻帚下帷著書八十餘卷」①。不料馮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②。吏部尚書楊博、御史葛守禮等知有誣，力救之，高拱才得於倖免。不過從此他驚憂成疾，一蹶不振。萬曆六年（1578）十二月卒於家，終年六十六周歲。高拱家屬以恤典請，只因馮保當權，止許以半葬。二十多年後，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諡文襄。 高拱的學問高拱素好讀書，為文不好詞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稿》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製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等等，後人輯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僅是一個有幹略的政治家，在學術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於先儒成說，以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①。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為天理」；他很贊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為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係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①《高文襄公文集·列傳·高拱傳》。 ②據《明通鑑》卷六六記：「大臣者，浙中傭奴，以浮蕩入都，偽為內侍服，與宮中小豎交昵，竊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宮，為守者所執。詔下東廠究問。馮保欲緣此以陷故輔高拱，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謀大逆。遂發緹騎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守禮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怵大臣吐實..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①《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二。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②。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一。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為「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③，只要擺正義和利的關係，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為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係，才造成「經制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 ②《高文襄公文集·問辨錄》卷六。 ③《高文襄公文集·問辨錄》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