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二十三章張璁桂萼楊慎

第一節張璁 議禮之爭 張璁（1475—1539）字秉用，號蘿峰，世宗賜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永嘉人。弘治中考中舉人，先後七次赴京會試，終不第。居鄉中治學益力，遂貫通古今，尤精「三禮」。張璁性格耿直，爭強好勝，凡事不隨便附和，常與士大夫評論時政，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 正德十六年（1521），張璁始中進士，時年四十七歲。適世宗入登帝位，議追崇所生父母之禮。時內閣首輔楊廷和草武宗遺詔，策立世宗，又總朝政凡四十餘日，頗事威福，乃指示禮部尚書毛澄，規定世宗繼嗣為孝宗之子，禮以漢定陶王和宋濮議為式，不能過分追崇所生父母，並說有異此議者即是奸邪，可處以斬罪。會張璁觀政於禮部，心非其說，遂上疏論陳其事。張璁指出，漢哀帝和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及濮王的兒子，他們分別被漢成帝和宋仁宗預養宮中為嗣子，其為之後的身份是明確的，今武宗無嗣而崩，大臣遵祖訓迎立今上，武宗遺詔亦只稱興獻王長子云雲，遺詔未有要其為大宗後嗣之意。張璁陳述了這些事實後，提出了議禮的主張，當今皇帝以倫序當立的身份入繼大統，與漢宋繼嗣的事例迥然不同，追尊原為藩王的父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張璁還從禮制上分析了朝中大臣師法濮議的錯誤，第一，《禮》中有明文規定，長子不得為人後。而世宗恰恰是興王獨子，如為人後，則違反禮法而自絕其宗。其二，世宗生母尚在，如按楊廷和、毛澄的主張，則世宗只能稱其母為皇叔母，母子關係就要變成君臣關係，這樣又違反了子無臣母之義。於是張璁建議，在京師建立興王之廟，迎養生母，以全尊親養母的大孝。世宗本意要追尊父母，無奈被楊廷和等人控制下的廷議牽制，所以一看到張璁的奏疏，十分高興，連聲讚嘆，「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①世宗將璁疏交付內閣擬旨批答，要閣臣等重議追尊之禮。楊廷和憑藉權勢，脅制廷臣附從己意，他並不把這個初入仕途的新科進士放在眼裡，「斥曰『秀才安知天下事』」②。然而楊廷和卻無法回答張璁的詰難，於是唆使科道官員交章彈劾張璁。時世宗之母興獻王妃蔣氏至通州，聞廷議將以己子為他人子，十分不悅，留駐不進。世宗乘機以歸藩養母相要挾，楊廷和等人大窘。張璁又撰寫《大禮或問》，辨論繼統與繼嗣的區別。並就禮制上的尊崇及墓廟諸事析說甚詳。《大禮或問》在部分朝臣中傳閱，頗有影響。禮部侍郎王瓚贊同張璁所議，並在朝官中傳播其事。張璁決定要把《大禮或問》奏呈世宗，楊廷和得知，非常恐慌，布置翰林修撰楊維聰等人誘阻之，張璁不從。世宗看了《大禮或問》後，要禮部議處，楊廷和知道自己控制不了局勢，於是擬敕下禮部，詭稱奉孝宗張皇后懿旨，追贈世宗之父興獻王為興獻帝，母則稱興國太后，祖母邵貴妃則稱皇太后。此舉意在略作讓步，以厭世宗之心，並稱奉皇太后懿詔，云云，表示廷議仍未嘗以之為是，藉以在心理上牽制世宗。①《明史》卷一九六《張璁傳》。 ②《明通鑑》卷四九，正德十六年七月。 楊廷和為了減少和消除張璁在朝中的影響，他指示吏部將其授職為南京刑部主事，使其遠離京師，不再妨礙自己推行所議。張璁到南京後，與同官刑部主事的桂萼結為政治盟友，二人討論古禮，研究與楊廷和等人鬥爭的策略，等候時機，再度掀起議禮的鬥爭。 張璁在南京任職期間，京師發生了幾樁與議禮有關的事件。世宗任命皇親蔣榮為安陸祠祭署奉祀官，按楊廷和的安排，世宗既為孝宗之後，議以崇仁王朱厚炫嗣興國，則應由崇仁王奉祀，群臣上疏爭其事，世宗不予理會。關於廟樂，廷議以「正統本生，義宜相間」，主張安陸祠廟較太廟用樂應降低等次，世宗置廷議不顧，命用八佾樂舞，又自製樂章，「迎神曰太和，初獻曰壽和，亞獻曰豫和，終獻曰寧和，徹饌曰雍和，還宮曰安和。」①這個樂章和太廟諸帝享用的樂章完全一樣。 同安陸廟祀相類的事，還有世宗祖母壽安皇太后的喪禮。按楊廷和的安排，世宗既為孝宗之子，其庶祖母的喪禮較嫡祖母應有所減殺，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告天下。世宗不遵所擬，服喪二十七日，服除視朝，不鳴鞭，不鳴鐘鼓。世宗還不顧楊廷和的阻擋，將邵太后袝葬茂陵。祭祀是封建皇朝的大政事，然而某些廟祀禮制畢竟屬於皇室私事，楊廷和不可能過分干預。以上事件表明，世宗沒有心悅誠服地接受楊廷和的安排，他在等待合適的時機，推翻其決定。 京師的這些消息給張璁、桂萼極大的鼓舞，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議大禮，世宗立即納其議，要朝臣集議其事。楊廷和自揣難以維持舊議，於是辭職。楊廷和去後，贊成張、桂觀點的人漸次增多，許多人上疏贊助其說。世宗下詔，命張璁、桂萼入京參加關於大禮的廷議。內閣蔣冕、毛紀，禮部尚書汪俊為了阻擋張璁等入京，不惜作出讓步，改動興王的稱號。嘉靖三年四月，詔稱武宗為皇兄，稱孝宗皇考，稱興王本生恭穆獻皇帝，稱興王妃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改動的實質是在興王尊號中加一個「皇」字，雖稱興王為父，卻冠以「本生」二字，以志區別。張璁、桂萼在赴京師途中獲知這一新情況，為了徹底擊敗政治對手，二人毅然上疏請去「本生」二字，指出問題的關鍵，孝其親不在於一個皇字，「惟在於考與不考」①。世宗接到兩人的奏疏，大喜過望，復下詔催促張璁、桂萼等速來京師。張璁等到京師後，「復條上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考興獻為正」②。張璁又奏上《正典禮第七上十三議疏》，全面闡述議禮涉及的問題。世宗十分欣悅，特旨擢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不久免去黨附楊廷和的蔣冕、毛紀、汪俊的職務，廷杖左順門哭諫諸臣。三年九月，張璁等議禮諸臣參與廷議，決定稱孝宗和張皇后為皇伯考皇伯母，稱興王為皇考恭穆獻皇帝、興王妃為聖母章聖皇太后。至此，張璁的議禮主張實現了，張璁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由此確立。嘉靖四年，記述大禮議的過程的《大禮集議》書成，後賜名《明倫大典》，張璁進官詹事兼翰林學士。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六年內閣大學士賈詠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及三法司諸臣涉嫌借李福達案陷害張璁、桂萼及支持議禮的武定侯郭勛，世宗著意保護議禮諸臣，盡換法司官員。世宗命張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獻夫署大理寺，重新審理李福達案。張璁等盡反其獄，①《明倫大典》卷九。 ①《明倫大典》卷十三。 ②《明倫大典》卷十三。 並藉此案打擊異己者，株連四十餘人，史稱大獄。大獄之前，科道尚狎視張璁，欲借京察拾遺之例打擊之，大獄之後，舊黨諸臣都不敢輕視張璁了。改革弊政，抑制宦官張璁掌握了國家監察大權後，立即運用監察之權，改革弊政。他反覆申明太祖規定的憲綱，像太祖那樣嚴格地約束官僚集團。首先整頓都察院，對不遵守有關規定、耽誤公事的「河南等道監察御史傅元等二十員」查催赴部。①又疏請對失職的科道官員進行懲治，嚴格檢查十三道的工作效率，要求各官在規定的時限內將題奏涉及的公事辦完，對辦事拖沓的人員輕則量行戒諭，重則參劾別用。張璁在院，斥去失職的科道官員二十多人，補充以比較廉明和幹練的人員，改善了都察院的狀況。正德以來，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非常散漫，竟然到中午才開始辦公，相沿成例。張璁請申飭三法司堂官嚴督所屬，早上散朝後，就各回衙門開始辦公。張璁尤其痛惡官僚的貪污和行賄，都察院行文京內外各衙門，「敢有仍科派小民饋送京官者，在外許巡按御史糾察，在內許緝事衙門訪捕，依律治罪」①。張璁執法嚴格認真，打擊了正德以來賄賂之風，史稱「一時苞苴路絕」。嘉靖前期，吏治得到改善。嘉靖六年冬，張璁升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一入內閣，他立即對翰林院的積弊進行清理。正德以來，形成一些陋習，如規定由內閣教習的庶吉士才可進入翰林，其他部門的官員雖有文學才能亦不能入充翰林官員。由是，內閣將翰林職位在門生弟子中遞相授受，形成結黨營私的局面，損害了封建國家的利益。張璁疏請革除此弊，不拘內外官員，只要文學才行出眾，都可以被推薦和召試授翰林之職。同時對現在翰林院官進行考核，將考核不符合要求的二十二人罷黜或外調他職。同時任命大理寺少卿黃綰、福建按察副使張邦奇等為翰林官員。張璁還加強了庶吉士的揀選和考核。 張璁借世宗平台召對的機會，密請撤除各地鎮守中官，其後又屢次請求施行。由外藩入繼帝位的世宗目睹正德中宦寺之禍，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張璁限制宦官勢力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先後革去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正德中受中官控制的騰驤四衛改隸兵部，宦官勢力遭到抑制和削弱。 張璁立朝，以身作則，廉潔奉公，不徇私情，即使與同議大禮的霍韜等人亦每因政事相爭，不少假借。張璁對朝廷耿耿忠心，深得世宗嘉許，特賜銀章二枚，文曰「貞良忠一」和「繩愆弼違」。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鑾先於張璁入閣，而世宗待張璁禮遇特隆。七年加張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書成，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官場傾軋張璁利用議禮作為取得政治權力的手段，掌權後，他就致力於政治改革，清理正德以來的弊政。張璁因議禮而獲得皇帝的不次拔擢，一般人視為干進，致使張璁等未能在士大夫中建立相當的威信，當時六卿都是很有資格的人物，他們表表自樹，政治上同張璁保持距離。如胡世寧、王守仁等人，他①《張文忠公集》卷三《催取風憲官員》，載《敬鄉樓叢書》，民國黃群排印本。①《張文忠公集》卷三《禁革貪風》。 們在議禮中觀點同張璁基本相同，但卻不願與張璁一起為爭禮而鬥爭。對大禮持相同態度的人尚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說了。因之張璁等的改革缺乏深厚的人事基礎，每論事立議，雖其主張明顯的合理合法，卻必定不能在大範圍內獲得推行，加上世宗專制嚴酷，張璁的舉措受到一定限制，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都受到影響。此外，張璁還受到「應機玩世，持祿苟安」的庸俗官僚楊一清的牽制。①正嘉之際，楊一清在家閒居，因贊成張璁的大禮之議，得以被薦入閣。楊一清在武宗朝邊功甚著，劣跡也不少。再相後，乘張璁整頓翰林院之機，「送乘間引所厚入院」，又「多循舊弊，用私人，受饋遺」②。於是張璁和楊一清產生嫌隙，進而相構不已。張璁在與楊一清的鬥爭中遭到很大的打擊，八年八月，張璁被給事中陸粲論罷，幸而霍韜力為之辯，一清乃致仕，璁得召還，遂任首輔。楊一清始去，張璁又受到夏言的牽制。世宗自大禮議後，以制禮作樂自任，如分祀天地，罷太宗配祀等，夏言在更正祀典上迎合世宗，獲得世宗的信任。張璁自取得政治權力後，集中精力進行改革，並不醉心於禮樂上的繁文縟節，對世宗興作禮樂多所諫正。於是夏言和張璁相軋。十年七月張璁再次被迫致仕，後雖被召還，其改革的銳氣和努力遭到極大的削弱。 張璁和桂萼在議禮時密切合作，取得了對楊廷和鬥爭的勝利，執政後兩人都銳意於革弊，但他們卻免不了封建官僚的通病，二人因序位之尊卑發生齟齬，逐漸失去政治上的團結，以致使張璁遭到楊一清、夏言勢力的攻擊而蒙受重大損失。其後，張璁與議禮中的政治盟友桂萼、方獻夫、霍韜、黃綰等無多改善，十四年張璁疾作，屢疏乞骸骨。十五年四月致仕，十八年二月卒，適世宗南巡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賜諡文忠。璁傳世有《禮記章句》、《敕對錄》、《諭對錄》、《大禮要略》、《欽明大獄錄》、《張孚敬詩集》、《張文忠公集》。 ①支大綸：《世穆兩朝編年史》卷二《永陵編年信史》，萬曆刻本。 ②霍韜：《石頭錄》卷四；《玉堂叢語》卷六。 第二節桂萼 均平賦役，屢忤官吏 桂萼，字子實，號古山，江西安仁（今江西東鄉東北）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授丹徒知縣，史稱其人性剛使氣，屢忤上官，後調知浙江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復忤上官下吏，還遭到御史白簡彈劾。桂萼不但屢忤上官，他和一般的胥吏書手的關係也不協調，這種情況在封建社會中實屬少見。桂萼在縣任職，非常了解縉紳勢家及豪強地主欺隱土地逃避賦役的情況，深知賦役不均給朝廷的統治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因之，他積極致力於均平賦役的工作。然而官豪勢家總是通過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賦役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官豪勢家不但通過詭寄、飛灑等諸種手法欺隱土地，又獨占肥沃的土地，卻只按低稅率交納很少的田租，不願為農民「分糧」和「為里甲均苦」①。只要有志於清理賦役積弊改變不公正狀況的州縣正官著手於丈量土地或均平賦役，「勢家即上下夤緣，多方排阻」，使之不能有所作為。桂萼歷次任上，都致力於均平賦役。正嘉之際，他任成安知縣，排除多方阻難，終於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成安「原額官民地二千三百八十六頃五十九畝九分」，清丈之後，「均量為大地二千七百八十一頃四分五厘」②。丈地之後，桂萼「計畝征糧，民不稱累」，糾正了當地社民享無稅之田、屯民供無田之稅的不合理現象。桂萼看不慣官場中的貪污腐化，痛恨勢家豪強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結、在征賦派役中營私舞弊的各種醜行，這就是桂萼屢忤上官下吏的社會原因。正德中，武宗政荒，大臣苟於利祿，士風日下，吏治黑暗，北方劉六、劉七和四川爆發的農民起義震撼了明朝的統治，武宗無子，因之引起了嚴重的統治危機。桂萼滿懷經世濟國之志，銳意革弊，而每被抑挫，他對正德以來的腐敗政治十分憤激不平。 以正大禮而入閣嘉靖初，桂萼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他身在閒曹，卻非常關心國事和政局的變化。當他通過乃兄翰林修撰桂華獲知朝中關於大禮議的鬥爭，即贊成張璁的主張。不久張璁被楊廷和黨排擠到南京，桂萼與張璁在仕途上都多次受到挫折，對政治現狀非常不滿，兩人在南京日相討論，研究對楊廷和集團的鬥爭策略。 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請正大禮，疏中強調指出，宋人范純仁已把預養為嗣的英宗和入繼之主作了區別，而當今皇帝入繼帝位分明是入繼之主，為什麼要遵從為預養的宋英宗而制訂的濮議之禮呢？桂萼還指出楊廷和所議「滅武宗十有六年之統，泯遺詔禪受之旨，而奪興獻帝不可奪之嫡宗，且使興國太后處慈壽皇太后之間，禮莫之盡」①。世宗採納了桂萼的意見，決心重議大禮。 ①《明經世文編》卷一八○，《請修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下引同。 ②《成安縣誌》卷三《賦役考》，明刊本。 ①《桂文襄公奏議》卷一《請正大禮疏》，康熙刻本。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評楊廷和的議禮方案，世宗又不斷降敕詰責楊廷和，朝官中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附從，楊廷和自知難以維持，於是辭職。楊廷和既去，贊成張璁、桂萼觀點的人漸次增多，世宗決定召張、桂入京。內閣蔣冕、毛紀為了阻擋張、桂來京，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主動提出在興王尊號上略作讓步，稱世宗父母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和「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但仍考孝宗母昭聖，並請下敕諭停召張璁和桂萼。桂萼、張璁在鳳陽途中接到詔書，桂萼復上疏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請在尊號中去「本生」兩字，名正言順地追尊自己的父母。既至京師，桂萼又與張璁聯名上疏，極論兩考之非，指出兩考是一種欺騙，實際上是剝奪皇帝尊奉父母的神聖權利。 桂萼、張璁初到京師，楊廷和黨的勢力尚盛，二人頗為孤立。刑部尚書趙鑒與給事中張翀等勾結，陰謀撲殺桂萼和張璁。世宗通過廠衛偵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張璁為翰林學士，兩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勛的保護。三年七月，由於禮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楊慎等人的煽動和要挾，發生了群臣在左順門哭諫爭禮的事件，世宗杖責諸臣，同時罷免了毛紀、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職務。世宗旋即任命贊議大禮的席書為禮部尚書，會同桂萼等齊集廷臣，議定興王尊號，三年九月下詔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追尊興王為皇考恭穆獻皇帝，母為聖母章聖皇太后。由於桂萼和張璁密切配合，奮力抗爭，他們的議禮主張得以實現，桂萼等終於通過議禮擊敗楊廷和集團，在朝廷中確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嘉靖四年，桂萼升任詹事，仍兼翰林學士。由於內閣首輔費宏的裁抑，桂萼和張璁雖列名翰林，卻不獲參與經筵，不參與獻皇帝實錄的修纂，不參與教習庶吉士等。費宏去職後，情況才有改變。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禮部右侍郎，是年楊廷和餘黨借李福達案傾陷贊議大禮的武定侯郭勛，而欲牽連加罪於桂萼諸臣。世宗痛惡舊黨借事羅織，盡換三法司諸官，以桂萼署刑部，張璁署都察院，方獻夫署大理寺，重審李福達案。會搜查御史馬錄私書，內閣賈詠及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大理寺寺丞汪淵等密謀陷害大禮諸臣的私書被發現。賈詠引罪致仕，其他人則紛紛下獄候審。桂萼密承世宗風旨，認真審理此案，獄詞頗詳。該案最積極的策劃者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承認犯了故入人罪，於是舊黨利用李福達一案傾陷大禮諸臣的陰謀暴露無遺。桂萼等對該案進行判決，大略言李福達非白蓮教，馬錄仇恨郭勛，構成冤獄，又列出了原來審理此案及與該案有關諸臣的罪過。世宗悉從桂萼所言，將該案編成《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①李福達獲得釋放，馬錄等論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邊、削籍諸臣凡四十餘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獎。是年京察，舊黨猶借拾遺之例攻擊桂萼，桂萼疏請斥逐楊廷和在言路的私黨，實行科道互糾，世宗下令速舉。於是京察和互糾罷黜科道十三人。是年舊黨經過兩次重大打擊，一蹶不振。桂萼、張璁的政治地位日益鞏固，贊議大禮的方獻夫、霍韜、胡世寧、李承勛等漸居要職，①穆宗即位，御史龐尚鵬據四川蔡伯貫一案，奏稱李福達實為白蓮教魁首，請為馬錄、顏頤壽等平反，《明史》采其說，稱「由是福達獄始明」（《明史·馬錄傳》）。然而同時代的郭子章懷疑龐論（《國榷·嘉靖六年》）。支大綸亦不贊成龐論（《世穆兩朝編年史》）。高拱、張居正堅持認為桂萼的判案是正確的，修穆宗實錄時，居正削去洗雪大獄的詔書和龐尚鵬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實錄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實錄》、《萬曆野獲編》卷十八）。 朝局人事煥然一新。 嘉靖六年九月桂萼改吏部左侍郎，旋升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明代尚書兼學士自桂萼始。任禮部甫逾月，遷吏部尚書，獲賜銀章兩枚，文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違」，和內閣輔臣一樣，桂萼獲得了密疏言事的特殊權利。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八年二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 創立一條鞭法桂萼執政後，發舒多年以來的政治抱負，革除現實社會中的不合理現象，積極主張均平賦役和清丈土地。桂萼久任地方，熟知下情，他悉心研究基層政權下的賦役之法，看到了業已推行的均徭法和十段冊法的局限性。均徭法中的戶等劃分標準很不一致，戶等一樣，而實際丁產可能相去甚遠；戶等一樣就要承擔同等的差役。均徭法行之不久，它的弊病就暴露出來了。再說十段冊法，實施其法必須對各戶丁糧作徹底清理，在此基礎上均分十段，乃能奏效。然而此地十段和彼地十段的丁產仍很難一致，徭役的負擔仍不均平。桂萼根據自己的經驗，向朝廷提出了最新的賦役改革意見。嘉靖九年（1530）十月，桂萼進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黃冊派定年份輪役的老辦法，改以一省之丁糧供一省之役。時戶部尚書梁材根據桂萼的建議，規定了新的賦役征法：「合將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一縣，各州縣丁糧總於一府，各府丁糧總於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免之數，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行令各府州縣，永為遵行。」①根據桂萼的意見頒布的賦役征法奠定了「一條鞭法」的基本原則。桂萼在改革方面承續了賦和役合併以及化繁為簡的趨勢，把各種役目並為一項，按丁糧一次編定，俱於秋糧徵收。桂萼的主張比同時代的十段冊等改革完善得多徹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類賦役改革的總結。 同桂萼相先後，許多地方行政官員都推行了賦役的改革措施。萬鏜提出賦役的均平應「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縣。在州不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而所均當益廣矣」①。萬鏜所論，限於一府，而桂萼提出了在一布政司範圍內通融科派，均平負擔。不難看出，桂萼創立了一條鞭的賦役徵收法則，又以內閣大臣的身份在朝廷中倡導實行，他比同代改革者高出一頭，較之於頑固守舊反對賦役改革的前內閣首輔楊廷和，不啻霄壤之別。②中國封建社會的賦役制度的發展，從兩稅到一條鞭法，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桂萼在這個變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桂萼的賦役改革實踐中，均丈土地是改革的前提條件，桂萼極為重視均丈土地的工作。他認識到只有把欺隱的土地清理出來，登記入冊，朝廷按丁產僉派徭役的原則才能切實貫徹，桂萼多次上疏，強調重新丈量土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在《進任民考疏》中指出：「臣聞仁政必自經界始，今之經界存乎版圖。自正統末，天下吏陰壞版圖，諸色田土散漫參錯，難以檢討。」①《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議》卷八《進任民考疏》。①《西園聞見錄》卷三二，賦役前，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②楊廷和為首輔時，曾擬旨反對役法的改革，見《明世宗實錄》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桂萼還提醒世宗，勢家豪強總是反對丈量土地，朝廷要下決心，要由有關大員會議其事，訂出實施措施方案，才能有效地完成清丈工作。土地一經清丈，版籍澄清，各種違法行為就難以掩蓋。桂萼丈量土地的主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均丈土地的意義為許多士大夫所認識，世宗朝郭弘化、唐龍、簡霄、顧鼎臣都繼桂萼之後，疏請核實田畝，均丈土地。據各種史籍記載反映，嘉靖年間有許多地方都進行了均丈土地的工作。 宦海沉浮桂萼還積極會同張璁，在嘉靖前期進行政治改革，肅清言路，加強都察院的監察職能，清理翰林院積弊，改變正德以來內閣控制翰林院以及內閣同六部結黨營私的現象。桂萼還用世宗所賜銀章密疏奏事，請「除百數十年弊習，罷還鎮守」①，襄助張璁請撤除鎮守內臣之舉。 桂萼等大禮諸臣以議禮為手段取得政治權力，在論資排輩和等級觀念極強的封建士大夫中，被認為逢君干進。許多重要人物贊成其議禮主張，但在政治上卻同桂萼等人保持距離，如胡世寧、王守仁等。桂萼等在朝中仍顯勢孤力單。此外，守舊派政治勢力雖經打擊，仍尋找機會向桂萼等實施反撲，甚至達到不擇手段的程度。如羽林指揮劉永昌越位妄奏，硬說都督桂勇與桂萼同族，表面上請削桂勇兵權，實則動搖桂萼的地位。舊黨甚至利用星變為言，阻遏改革。 桂萼和張璁在議大禮中密切合作，取得了對楊廷和集團鬥爭的勝利，其後又銳意革弊，取得了顯著的政績。入閣後，桂萼與張璁逐漸失和，遭到夏言勢力的攻擊，而使大禮諸臣蒙受損失。在大禮諸臣中，有不少王學的弟子，如方獻夫、黃綰等，桂萼和張璁反對程頤的濮議，對王守仁帶有新傾向的學術思想持包容的態度。桂萼等執政後，推薦王守仁任總督兩廣兼巡撫。桂萼希望對兩廣土酋實現有效的控制，為明朝建立鞏固的邊疆和屏障，防止安南莫登庸的向北擴張。王守仁平定了思州、田州盧蘇、王受的叛亂。為防止歸順的土酋復起叛亂，桂萼要求王守仁久任兩廣，責以撫處三年。會王守仁疾作，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下而徑歸。桂萼惡王守仁不奉行自己的靖邊之策，兩人關係惡化。王守仁死後，桂萼攻擊王守仁並請申禁其學。方獻夫、霍韜又各上疏替王守仁辯解，大禮諸臣意見各不相同，楊一清、陸粲乘隙攻擊，八年八月桂萼和張璁一度被解職，遭受重大挫折。九年四月後被召回入閣，翌年正月引疾乞歸，八月卒於家。贈太傅，諡文襄。桂萼著有《歷代地理指掌》、《明輿地指掌圖》、《桂文襄公奏議》。 ①《皇明經世文編》卷一八○《密論四事》。 第三節楊慎 青年入仕，宦途坦達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祖籍江西廬陵，六世祖避元末亂徙湖廣麻城，再徙入蜀，遂居四川新都（今屬成都）。祖父楊春，官至提學僉事。父楊廷和（1459—1529），成化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1507）入閣，官至內閣首輔。楊慎正德三年（1508）會試下第，入國子監，拔歷而事於禮部，尚書劉宇頗重之。正德六年（1511）舉進士。及至殿試，內閣首輔李東陽「密以制策題示」①，故楊慎「所對獨詳」，於是列名一甲第一，取得狀元頭銜。這次科場作弊，大概做得很秘密，一般人無法知曉，所以沒有發生政治風波。再者楊慎畢竟不是胸無點墨，在京師頗有才名，故未引起人們訾議。日後事露，史家還是把此事記載下來。李贄《續藏書》記載說，京師民眾稱楊慎為「麵皮狀元」。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也稱為「關節狀元」。明代以來，實行八股取士，士子為應試而習時文，惟抄襲或揣摩程文以應試。明代科舉答案限在永樂年間纂定的《性理大全》一書之內。成化中禮部右侍郎周洪謨奏請訂正朱熹注「四書」、「五經」之誤，憲宗以《性理大全》一書為天下士子「習學已久」為由，不准更改①。這種科舉考試，不是造就人才，狀元並非就很有學問。許多狀元自及第後即默默無聞，無論政治上還是學術文化等方面俱無大貢獻。再有，殿試時一甲三人的名次確定，也有很大的隨意性。科名高下，往往取決於偶然因素，不關乎才學的高下，狀元亦非必是人才之冠。一甲狀元，例以相貌端正或體貌偉壯者為之，許多文優而因貌寢被改變科第名次的史不絕書。如建文進士王艮廷試本第一，以貌丑屈為第二，遂以胡廣為狀元。有的掉換科第名次的原因非常荒謬，如萬曆進士朱國楨，以名同國姓，且似佳讖②，於是拔為第一。甚至因姓名所用字難認而被任意更換名次，永樂十三年乙未科初拆卷，得第一名陳循，因與考官同鄉，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第一，既而又以秸字難認，於是又改洪英為第一。有的純出皇帝私意，如洪武十八年，本應黃子澄第一，「既啟封，上自以夢故，用丁顯為狀元」，黃子澄反被抑為三甲進士。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皇帝夢中聽見雷聲，遂拔雷鳴為狀元。不難看出，在封建專制的社會條件下，狀元屬誰全憑帝王及考官的意向。狀元非必真才。 楊慎既中高第，例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巡行於宣、大、榆林諸邊。楊慎上疏切諫，未成，稱病歸。 世宗嗣位，楊慎改經筵講官。武宗崩後，佞幸江彬伏誅，中官為惡者或已服罪，而大璫張銳、於經以納金銀獲免，楊慎借講《舜典》之機，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元惡大奸，則無可贖之理」①。嘉靖二年（1523），參與纂修《武宗實錄》，充纂修官。 ①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二《科試考》。 ①《萬曆野獲編》卷一四《減場解元》。 ②《萬曆野獲編》卷一五《廷試》。 ①《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 廷爭大禮，獲罪遣戍嘉靖三年（1524），大禮議之爭又起。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璁請世宗繼統而不繼嗣，繼而提出伯孝宗而考興獻。楊慎之父楊廷和堅持己議，不贊成世宗改變初議，其在內閣封還御批四次，前後執奏凡二十餘疏。世宗堅持召桂萼、張璁至京重議大禮。楊廷和無奈，致仕歸去。在議禮一事上，楊慎完全站在其父一方，對張璁等的議禮主張大加撻伐。張、桂來京後，被擢為翰林學士。楊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②。表示不願與桂萼、張璁等同列，並以請求罷斥己職相挾。世宗怒，切責楊慎等諸臣，予以停俸處分有差。逾月，楊慎又偕學士豐熙等疏爭議禮。當此之際，楊廷和雖已去職，其追隨者皆居重位，如蔣靈、毛紀、汪俊、何孟春等，在他們的操縱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諸司等各部官員具疏，廷爭大禮。世宗將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罷，楊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於眾，要群臣跪哭宮門，給皇帝施加壓力，聽從群臣的意見。楊慎呼籲：「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①楊慎遂與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人在金水橋南攔阻散朝的百官，脅制眾人跪哭諫爭，並威脅說：「今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②於是二百四十餘名朝官俱跪伏左順門。皇帝命司禮中官諭眾臣退去，眾人說要得皇帝遵從議禮前議的諭旨才肯散去。諸臣由早晨跪到中午。世宗大怒，命錦衣衛士執豐熙等八人下詔獄。楊慎與王元正撼門大哭，跪伏的眾臣應之，聲震殿庭。世宗益怒，命四品以上官員到午門聽上諭，宣布給予跪伏者停俸處分。又命收禁五品以下官若干人杖之。楊慎服杖之後，又被謫戍到雲南永昌衛（今屬大理）。 嘉靖六年（1527）冬，雲南尋甸、武定土司安銓、鳳朝文叛亂，流劫於嵩明、楊林、木密等地，進而圍攻省城。楊慎適在戍所，慨然曰：「此吾效國之日也。」於是戎服執戈，帥百餘人往援木密。入城後，「與副使張峨謀固守」③。楊慎在滇，時領戎役，或於永昌，或於滬州，或於重慶。楊慎雖身為戍卒，地方大吏及黔國公鎮守中官都很優待他，故楊慎得乘間遊歷雲南，詠詩為文，以抒其懷。而世宗因議禮一事最恨楊廷和和楊慎，每每向左右索問楊慎的情況，閣臣或以既老且病搪塞，世宗才稍稍放鬆他。世宗大婚，生皇子等，例行赦免，而楊慎等不能獲得赦免的恩典。楊慎在雲南三十餘年，除了奔喪等特殊情況，不得隨便奏請還家。根據有關法律條例，戍卒年滿六十者可以請求由子侄替役。六十五歲的楊慎乞求有關衙門准許。而「軍衛及當道皆唯唯，轉相推調」①。楊慎又委託門人走雲南巡撫的後門，皆不得要領。地方官雖善視楊慎，但誰都怕皇帝怪罪，不敢越過界限。因之，楊慎有子而壯，卻仍要以衰邁之軀，荷戈趨伍，對於一個曾一度風雲於政壇的封建士大夫來說，這是莫大的悲劇和打擊。楊慎年屆七十，私自歸蜀，巡撫急遣四名指揮使逮之，械還。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於戍所。隆慶初，贈光祿少卿，②《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 ①《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 ②《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傳》。 ③簡紹芳：《贈光祿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載《新都縣誌》。 ①楊慎：《與同年書》，轉引自《楊慎詩選》第142頁注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天啟中，追諡文憲。 楊慎在雲南，努力從事於文化學術活動。其一生著述，絕大部分成於雲南。楊慎在雲南結交廣泛，行跡所至，總是以其為中心聚集一批士人。雲南為各族雜居之所，許多少數民族士人也都趨從楊慎。經常與楊慎從游的滇中士人有吳懋、王廷表、胡廷祿、張含、李元陽、唐錡等，稱楊門六學士。上述六人加上楊雲山，又稱楊門七子。與楊慎過從甚密的還有白族士人董難和麗江土知府木公。從楊慎在雲南的詩文序中可以看出，同他交遊的有百人之多。這些士子在楊慎的影響下，砥礪志學，大多取得了成功。楊門六學士之一的大理人李元陽系著名的白族學者、進士，曾為翰林院庶吉士，早年歸鄉，與楊慎唱酬甚密。編撰《雲南志》、《大理府志》，元陽還輯刻了不少書籍，可惜大都佚而不傳。 楊慎與望風慕學的雲南士人交往中，除了詩文詞曲外，他還致力於經書、史書、子書的研習，甚至還涉足於書畫醫學等領域。楊慎對學問的廣泛學習研究，其著述的輾轉抄錄和傳播，推動了雲南文化的發展。楊慎還在臨安等地教授生徒。凡楊慎所至，各族士子皆從游向學，其門生弟子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步。如楊元達敘刻師作《詩話補遺》，梁佐編刻《丹鉛總錄》。洪武中沐英入滇，軍興之際，焚毀圖籍，雲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楊慎在滇，傳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開啟一代學風，其流風遺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楊慎身為戍卒，因役事之間而往來各處，他不可能隨身攜帶許多圖書資料，況且地處偏僻落後的雲南，圖書資料也缺乏而難於尋找。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從事文化學術活動，這是難能可貴的事。所以楊慎許多時候和場合下，憑記憶寫作，產生了許多失誤，從而影響其著述的準確和質量。同時，在楊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間亦有弄虛作假的缺點，但這與他傳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學術活動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終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楊慎幼承庭訓，甚警敏。既在翰林，見聞益廣。武宗叩問疑義，眾不能答，楊慎廣徵博引，一一作答。嘗奉使過鎮江，謁見楊一清，閱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隨口成誦，楊慎十分驚異，於是克服鬆懈自滿情緒，愈加肆力於古學。既戍雲南，戎余多暇，書無所不覽，嘗以自己的親身體驗告訴他人說，「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①。由於楊慎勤於學問，史稱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其「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清代修《明史》時，尚有許多楊慎的著述還未刊出。近人根據新都升庵祠堂藏書、《四川省圖書館書目》、《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圖書集成》、《新都縣誌》、《新都年鑑》、叢書《函海》、《升庵合集》、《絳雲樓書目》、《文瑞樓書目》、《顧修匯刻書目》、《益部談資》、《萬有文庫》、《叢書集成》等統計，楊慎著作則有四百種左右。①這是一個粗略的統計，佚而不傳的亦在其中，其中有重複的書目，因為楊慎的著述經多次刊刻和編輯，有一些書名是後人分類的類目，而並非升庵著作①《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 ①參閱陳廷樂：《簡輯楊升庵著述評選書目》，載《昆明師範學院院報》。的原名。 有的是他人的著作，也有偽托楊慎所著，這些尚待進一步考證和清理。 目前全國各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機構或私人藏書中，可見到的楊慎著述，包括楊慎所撰、所編、所輯、所選、所評註、所批點的共約一百三十四種。②還必須指出，署名為楊升庵的著作中，有一些並非楊慎所撰，有的是刻書之誤，張冠李戴，有的是有意偽托。這些情況有的已經考證出來，有的已露痕跡，尚待進一步清理。如清代胡蔚把明人倪輅所撰的《南詔野史》列為楊慎的著作，並為之作序。此本初刻於乾隆，再刻於光緒，原版存雲南省圖書館，印本流傳頗廣，故世人皆以為楊慎撰《南詔野史》。近人的《叢書書目匯編》亦將該書列為楊慎著作，即編者以訛傳訛而編入之。③又《滇載記》一書，今各家均以楊慎之作目之。近人方國瑜研究結果表明，此書非楊慎所作，據《滇載記》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該書有姜龍的序，姜龍字夢賓，嘉靖初以副使任雲南兵備道，《明史》有傳。姜龍與慎極相友善，楊慎初來滇，姜龍適在任上，龍於五年解職，楊慎有詩文記頌其政，姜龍歸後，二人亦詩文日相往來。姜龍原序說：「（龍）俄起廢承乏邊圉，楊子用修由侍從論時事忤旨，謫戍博南，相得甚歡。暇則相與稽古問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間，得敝帙於故博士張雲漢氏，曰《白古通》。白，即僰從省也。其事怪，其詞鄙，蓋滇地與身毒密邇，漢使之入也，假道於彼，則其怪也，有所蒙襲，無足究者。其書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審昉於何代，意其經幾譯，而後屬之書，文何由雅也。余輒以慁楊子，芟薙蕪陋，括以文章家法，成一方之志，詞旨簡奧，足補史氏之闕。」①結合其他史料考較，該序表明，楊慎與姜龍稽古問俗，時在嘉靖四年，刪正其書，亦在該年。姜龍解職後，攜該書歸，與陸粲共賞而校刻之，在嘉靖二十二年。姜、楊從張雲漢處得到的《滇載記》，已從僰文《白古通》屢經譯述，轉為漢文。姜龍所得即為已譯述為漢文之本。惟其詞鄙陋，經楊慎芟薙蕪陋，括以文章家之法，稍加整理而已。再從《滇載記》的內容看，有的史事出自《白古通》，有的錄自漢文史籍，乃編纂之書。且該書未經仔細考校，多有粗疏錯訛，如言南詔王會隆立於會昌十三年，會昌僅六年，何言十三？此書出自楊慎，當不至此。再從該書刊行情況看，陸粲最早刊行。收入叢書，則為嘉靖二十三年陸楫的《古今說海》最早。陸楫刻此書時，削去姜龍之序。後輾轉傳刻，亦無姜序。楊慎於是捏造作書經過，言其由僰文《白古通》、《玄峰年運志》翻譯而成。萬曆《雲南通志》為之鋪張宣揚，於是，點竄前人之作而據為己有的事實遂不為世所知。 梁啓超曾經指出，楊慎撰述文章很好，但手腳有點不乾淨，喜歡造假。①也就是說，楊慎的治學態度頗不嚴謹。如其雜著中的《漢雜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楊慎自序述雲，「得於安寧州土知州萬氏」。明人沈德符指出，此乃楊慎所偽作，許多學者也持相同看法。②楊慎著述中的杜撰、附會等不實之處，在明代就有人進行清理過，如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沈德符《萬曆野②參閱《楊升庵研究論文集》，楊升庵博物館、新都縣楊升庵研究會編印，1984年。①參閱《雲南史料目錄概說》卷四《滇載記》；王文才、張錫厚輯：《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滇載記》。①參閱梁啓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評語》。 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三」。 獲編》都有一些記載。明人陳耀文撰《正楊》四卷，系統地考正其誤。據近人研究，楊慎著述多成於雲南，但其所記與雲南有關者，除詞章外則甚少。惟《滇程記》記其入滇之經歷。所撰《雲南山川志》，簡略而無足取，世人因重其人而屢刻其書。其《丹鉛總錄》以博雅著稱，其中關於雲南史事者僅數條而已，且大多錯誤，殊無價值。有的人認為楊慎對雲南地方史事頗有研究，這實在是一個錯覺。蓋楊慎有關雲南所作，大多詩歌詞章，或乘雅趣而發之，有裨史事之著作則極少。③一般來說，楊慎的學術性著述可分為五種類別，第一類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為後世學者所重視，如《轉注古音略》、《異魚圖贊》、《滇程記》、《古音駢字》等。《轉注古音略》尤見功力。顧炎武撰《唐韻正》時，引用了很多楊慎的材料。《異魚圖贊》則被認為可以與宋祁之《益部方略》相頡頏。①第二類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書本身在體例、內容、徵引等方面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錯誤。如《奇字韻》，慎作該書時，對漢唐學者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曾注意，因而大大降低了該書的價值。屬於這一類的書還有：《古音叢目》、《古音列要》、《古音余》、《古音附錄》、《水經注碑目》、《譚菀醍醐》、《丹鉛總錄》等。 第三類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書，如《經子難字》，其書上卷是楊慎讀諸經義疏所記，有《易》、《詩》、《書》、《三傳》、《三禮》、《爾雅》，下卷是讀諸子所記。楊慎讀書時「或摘其文句，或摘其字音，絕無異聞，蓋隨手雜錄之文，本非著書」②，其孫楊宗吾「過珍手澤」而編帙成冊，這樣的書當然沒有什麼價值。又如《六書索引》，楊慎著此書時，其所徵引「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③，使人們不得不懷疑它的可靠性。類似的還有《謝華啟秀》、《檀弓叢訓》等。 第四類是他人之作，如《滇載記》、《別本家禮》。《別本家禮》題作楊慎撰，實乃丘濬之《家禮儀節》。④類似的還有《廣夷堅志》、《翰苑瓊琚》、《詞林萬選》等。 第五類是楊慎的偽作。如《漢雜事秘辛》，清初學者胡震亨指出，該書的內容與漢代典章制度不符，雖楊慎復生，也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與胡震亨意見相似的還有姚士粦、沈士龍、王謨等。⑤《漢雜事秘辛》雖然是偽作，然而其文字佳麗，描寫精細，頗有生氣，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具有文學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賞價值，不以史作目之，可劃屬文學史上傳奇小說的範疇。楊慎的偽作還有《石鼓文音釋》，據楊慎稱，《石鼓文》拓本得於李東陽之手，李東陽告之曰「我猶及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釋兼具」云云①。③參閱《雲南史料目錄概說》卷四《南園續錄·滇載記》。 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譜錄類」。 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三「經部小學類存目一」。 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三「經部小學類存目一」。 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五「經部禮類存目三」。 ⑤參閱胡震亨：《漢雜事秘辛跋》，姚士粦：《漢雜事秘辛跋》，沈士龍：《漢雜事秘辛跋》，王謨：《漢雜事秘辛跋》，均轉引自王文才、張錫厚輯：《升庵著述序跋》。 ①楊慎：《錄石鼓文音釋序》，參閱《升庵著述序跋》。 後來陸深、朱彝尊等學者發現了楊慎作偽的明證②，又李東陽猶嘆惜「拾闕補殘能幾何」，怎麼能有「篆籀特全」的東坡拓本送給楊慎？很明顯，《石鼓文音釋》是一部偽作，這樣的偽作則毫無價值。 楊慎的詩歌在明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嘉之際，明詩由台閣體轉向李夢陽等的前七子時代。李夢陽、何景明等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在文壇上影響極大。楊慎受詩法於李東陽，他在貶謫雲南之前，即與何景明訂交，論詩談藝，而頗有異同。楊慎不贊成李、何等人專崇盛唐的主張，認為應上溯漢魏六朝及初唐，從中汲取營養。楊慎善七律、七絕，其詩或自然清麗，或綺藻麗辭，或雄渾蘊藉，追蹤漢魏六朝，仿佛三唐，取得較高的文學價值。總之，楊慎獨立於前七子之外，獨樹一幟。尤其貶到雲南後，接近人民群眾，詩的風格和內容更臻至境。前七子之後，復有後七子之興起，論明詩者，多著墨於一代文學的主流，於楊慎的文學思想和創作實踐，有所忽略。 總之，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先進的漢民族中原文化乃是楊慎的主要歷史功績，同時楊慎還是一位詩人、文學家，一位知識廣博的學者。 ②參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三「經部小學類存目」，《石鼓文音釋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