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二十二章明世宗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正德十六年（1521）以藩王入繼帝位，年號嘉靖。他的父親是興獻王朱祐杬，與孝宗朱祐樘是親兄弟。因武宗朱厚照無子嗣，朱厚熜入繼大統。由於這種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給嘉靖朝的政治塗上一種特殊色彩。 第一節議禮皇帝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4月20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剛襲封興王的朱厚熜入繼大統。四月，當朱厚熜與迎駕的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太監谷大用等一行從安陸駐地到達京師附近時，突然被擋了駕。原來是朝中主事的大臣們要朱厚熜由東安門入文華殿，待百官三上箋勸進，再即帝位。這是皇太子即位禮。然而，朱厚熜並不是一個任人擺布的人，他以武宗遺詔上「繼統得人」和「兄終弟及」的話為據，聲明自己是來當皇帝，不是來當太子的。他自己確定了由大明門至奉天殿的入宮路線，登上皇帝寶座。 首輔楊廷和原想藉擁立之功控制這個年輕的皇帝。在武宗死後，楊廷和曾用計擒獲擁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宮前，他已總理朝政幾十日。在他看來，以自己的功勞和朝中實力制約皇帝沒有問題。誰知第一個回合就遭到失敗，這也預示著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敗。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議興獻王封號的問題上與楊廷和展開了第二個回合的較量。初，禮臣議孝宗皇帝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們再議，他明確對楊廷和說：「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①七月，四十七歲的新科進士張璁上疏：「繼統不繼嗣，請尊崇所生。」②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將張璁的奏疏頒下，命廷臣再議。楊廷和等抗疏力爭，世宗皆不聽。楊廷和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給禮部的敕書中稱，奉聖母慈太后懿旨，世宗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蔣氏宜稱興獻後，祖母邵氏稱皇太后。 嘉靖元年（1522）正月，楊廷和等利用宮中火災製造輿論，迫使世宗稱孝宗為皇考，興獻帝和興獻後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並非是孤立的，除張璁之外，一批中下層官僚，如主事桂萼、霍韜，同知馬時中，員外郎方獻夫，給事中熊浹，郎中黃宗明，經歷黃綰等，以及個別上層官僚，如前朝老臣楊一清，湖廣巡撫席書等，贊同和發展了「繼統不繼嗣」的理論，形成了相當大的聲勢。 接著，世宗又把張璁、桂萼從南京召入朝廷，准許楊廷和致仕，還責備他「因辭加咎，非大臣道」①。嘉靖三年，皇考之爭幾經周折，最後，終於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遂了世宗的心愿。 為了爭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爭取孝宗—武宗系統的延續，二百多名官僚聚集在左順門跪伏哭諫。有人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表示強烈的抗議。這使世宗非常惱火，在勸諭無效之後，將二百多人逮系入獄，為首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責，有十七人先後受杖而死。這是世宗對反對派官僚的第一次重大報復行動。 另一次重大報復行動是興李福達之獄。山西人張寅通曉燒煉術，與武定①《明世宗實錄》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 ②《明史》卷十七《世宗紀一》。 ①《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侯郭勛交往。官府懷疑他是參與謀反的白蓮教徒李福達。郭勛為他辯護，受到大臣彈劾。張璁、桂萼認為，這是藉故誣陷支持議禮的郭勛，欲圖波及議禮諸臣。世宗有意保護議禮諸臣，於嘉靖六年（1527），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事，方獻夫攝大理寺事，重新審理此案。張、桂等完全推翻舊案，有關官員被懲治，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謫戍邊衛者七人，罷官為民者十一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張寅獲釋，告發者被處死。後來有事實證明，張寅的確是李福達。不過，這無關緊要，世宗通過李福達獄達到了目的。 嘉靖七年（1528）六月，完成《明倫大典》的纂修，對議禮作出權威性的總結，並定議禮大臣之罪：楊廷和為罪之魁，革職為民；毛澄病故，削生前官職；前閣臣蔣冕、毛紀，前吏部尚書喬宇，前禮部尚書汪俊俱已致仕，各予革職，冠帶閒住；前刑部尚書林俊革去生前職銜；前吏部侍郎何孟春、前吏部文選郎中夏良勝發原籍為民，等等。 興獻王稱帝，需要立廟奉祀。嘉靖四年（1525），在太廟旁立世廟，後改獻皇帝廟。到嘉靖十七年（1538），才奉興獻帝入太廟，稱睿宗。為了將睿宗配享上帝，把太宗朱棣的廟號改為成祖。另外，在嘉靖九年（1530）還發起了天地分祭或合祭的討論。將近四百名官員發表了意見。給事中夏言主張分祭，與世宗意見相合，成為定論，於是在京師分設天壇、地壇。 世宗對議禮似乎有特殊的嗜好，議禮成了嘉靖朝政治的一大特點。楊廷和等奉迎世宗之初，想到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武宗，因而希望通過登基儀、議皇考等一系列事件來加以制約皇帝。結果卻適得其反，一批議禮的下層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為決策人物，張璁、桂萼、方獻夫以及夏言先後入閣，熊浹、黃綰、席書、霍韜、黃宗明等升任尚書、都御史或侍郎。在這個意義上說，議禮不僅僅是對封建禮法的爭論，而且是權力的爭奪和重新分配。 第二節「嘉靖新政」 所謂「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頓朝綱的措施。這應當從楊廷和主持朝政時說起。他在幾十天的時間裡，不但消除了江彬這一隱患，還革除了專為皇帝私人開設的店鋪，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樂人、四方進獻女子，停止京師不急工務，把武宗行宮中金銀收歸內庫，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減少漕糧，罷斥恩幸得官者。僅裁革冒濫職員十四萬多人一項，每年就省太倉粟二百五十萬石。連世宗後來也承認：「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①楊廷和被除，卻沒有否定他採取的一些措施，甚至還擴大了整頓的範圍。張璁、桂萼、霍韜等人就整肅朝政發表過一些更為深刻的意見。 世宗從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防止宦官權力的膨脹。他撤回天下鎮守內臣，基本不曾再設；宦官犯罪，則鞭撻至死，陳屍示戒。這並不是說宦官在政治舞台上喪失了作用。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於對輔臣的評價，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響。嚴嵩與夏言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進之言決定勝負的。 世宗也比較注意以人品和才幹選拔官員。他多次降旨，要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詢訪賢才，「若有才識優異堪以任重者，不拘資格，從公舉薦，吏部遇缺，酌量請簡用，不許避嫌推託」②。多年以後，世宗懊喪地對徐階說：「君知人惟堯舜與我太祖耳。若（嚴）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③應當說，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賢能的標準去任用人才的。 整頓朝綱還包括整頓朝儀。某御史彈劾某官員在奏事時咳嗽失儀，世宗認為，此人並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時，他又說了「近屢旨禁肅朝儀，廷臣多故違以唾者」。④禁城內不許吐唾，明初有規定。世宗把這一條提到禁肅朝儀的高度。 土地失額在嘉靖朝已十分嚴重。明初土地總額是八百五十萬餘頃，弘治年間是四百二十二萬餘頃（一作六百二十二萬餘頃）。從弘治到正德，間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額的嚴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討論。嘉靖八年（1529），霍韜奉命修會典。他指出，從洪武到弘治，天下田畝已減強半，「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田畝之失，或撥給於王府，或欺隱於滑民，或委棄於寇賊」①。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決土地失額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輿論相當強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紛擾」。這或是因為他對土地失額的嚴重性尚無充分的認識，或是因為他缺乏同豪勢家族作一番較量的勇氣和魄力。後來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條鞭（編）」法，嘉靖時期已逐漸在各個地區實施，這對於解決土地失額問題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①《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②《明世宗實錄》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辰。 ③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二《言語下》。 ④《明世宗實錄》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 ①霍韜：《修書陳言疏》，見《明經世文編》卷一八七。 「嘉靖新政」很快成為泡影。到嘉靖後期，社會問題更加嚴重。 第三節道長皇帝 明代皇帝有別號自武宗始。世宗的別號很多，都離不開真人、真君、帝君之類，短者如「雷軒」，長者如「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①，可見其對道教的迷信。 世宗曾與大臣們討論宗教問題。霍韜說，僧道盛者，王道之衰。方獻夫說，尼僧道姑，有傷風化，應將現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家。世宗認為他們的意見都很正確，也發過「天下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為查革」的詔令②。但他不是要取消道教，而是要把道教變成更皇家化、更貴族化的宗教。 世宗入宮後不久，便與道教結緣。嘉靖二年（1523），太監崔文等在欽安殿修設醮供，請世宗拜奏青詞。接著，召江西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入京，專事禱祀，封為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並給邵元節的最高禮節是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另一個真人陶仲文則加少師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即壬寅年，宮中發生事變。十月，世宗宿曹端妃宮中，險些被宮女楊金英等合謀勒死。史稱：世宗「性卞，待宮人多不測。」③此後，世宗移居西苑永壽宮，「不復視朝，惟日夕事齋醮」④，一心一意追求長壽去了。時章奏有前朝、後朝之說。前朝所入者，諸司衙門的章奏，方士雜流有所陳請，則從後朝入。 由於沉湎於齋醮之中，以「清心寡欲」戒，世宗對后妃的感情淡漠。元配陳皇后，孕中逢世宗震怒，驚嚇而死。第二任皇后張氏以「不順不敬不遜」廢。第三任皇后方氏，在處置「壬寅宮變」時，不但殺了與事宮女楊金英等，還殺了世宗所寵愛的端妃曹氏和寧嬪王氏。世宗對此一直記恨在心。嘉靖二十六年（1547），宮中失火，方皇后被燒死。 世宗因迷信道教對諸子也日益疏遠。莊敬太子死後，他把成婚的裕王朱載垕、景王朱載圳都遷到宮外居住，並且遲遲不肯再立太子。到了晚年，「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①，「惑於二龍不相見之說，凡裕邸喜慶，一切不得上聞」②。朱載垕生皇孫不敢奏聞，不敢剪髮。「一日，有宮女最幸者乘間以聞，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慄，莫知所為」。③因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當一批官員投其所好，並藉此晉升。做醮事要撰青詞。所謂青詞，沒有實在的內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華麗、吉祥。如宮中有一隻貓最得世宗喜愛，死後葬於萬歲山畔，碑名虬龍冢，大臣的悼詞中稱作「化獅作龍」④。青詞內容大抵如此。下面的長聯被視作青詞的代表作：①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天子別號》。 ②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七。 ③毛奇齡：《彤史拾遺記》。 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西內》。 ①于慎行：《穀山筆麈》卷二。 ②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聖主命名》。 ③于慎行：《穀山筆麈》卷二。 ④《明史》卷一九三《袁煒傳》。 洛水玄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首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丹鳳雙呈祥，雄鳴六，雌鳴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⑤撰者袁煒是嘉靖末年的閣臣。第一個由於撰寫青詞受知於世宗的閣臣，是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狀元顧鼎臣。他在嘉靖十七年（1538）入閣。袁煒在嘉靖四十年（1561）入閣，嚴訥和李春芳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閣，郭朴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閣。他們被人譏為「青詞宰相」①。李春芳主持過制定「宗藩條例」，這是明代處置宗室問題的一個重要文獻，較有才學，但他們因青詞寫得漂亮，又合皇帝心意而入閣，也是事實。另外，嚴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閣，徐階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閣，有更為複雜的原因，但他們也都善撰青詞，這對他們在權力鬥爭中取得世宗的信任，鞏固他們的權勢地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從夏言到嚴嵩似乎可以看作一種象徵：以議禮決定取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道教開始在政治生活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齋醮造成財力的浪費是很驚人的。例如，齋壇匾額要用赤金書寫：「時每一舉醮，無論他費，即赤金亦至數千兩。」「其操筆中書官，預備大管，泚筆令滿。故為不堪波畫狀，則袖之，又出一管。凡訖一對，或易數十管，則袖中金亦不下數十銖矣。」有的中書官因善書寫而升卿貳，有一中書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書官既升了官又發了財。②世宗迷信方士，從嘉靖中葉以後開始大量服用丹藥。丹藥或取婦女月經，或取「生兒未啼時口中血」③，嘉靖三十一年（1552）選八歲至十四歲女子三百人入宮，嘉靖三十四年（1555）選十歲以下女子一百六十人入宮，都為煉藥用。王世貞《宮詞》中說「只緣身作延年藥」④，真是很形象的說明。⑤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嘉靖青詞》。 ①《明史》卷一九三《袁煒傳》。 ②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嘉靖青詞》。 ③《萬曆野獲編》卷四《徽王世封真人》。 ④朱彝尊：《日下舊聞》卷一六○《雜綴》。 第四節君臣之間 嘉靖朝是內閣權勢發展的重要時期，從張璁、桂萼開始，閣臣打擊異己，傲視七卿、科道諸臣，控制朝政，超過了前朝，但他們大都不得善終。這與世宗權勢欲極強，猜忌心很重有很大關係，史載他「威福必自己出」①。張璁、桂萼在議禮之爭中立有大功，又都有才幹。但張璁在八年的時間裡，一次罷官，三次致仕，原因是他為人剛強，在改革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張。嘉靖十一年（1532）八月張璁去官，就是因為有彗星出現，世宗懷疑大臣擅政。桂萼在嘉靖八年（1529）一年內就兩次致仕，也受到世宗的猜疑。 夏言的命運也幾經反覆。嘉靖十五年（1536）閏十二月入閣，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成為首輔，次年五月致仕，未行復職，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落職致仕，十月復職，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革職閒住，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復職起用，二十七年正月削保傅銜致仕。他失寵以及最後被殺，一方面是因為碰到了像嚴嵩這樣善於利用各種機會的厲害對手，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太無所顧忌，按世宗所羅列：「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②另外，夏言還做了一些傷害世宗個人感情的事情，如世宗賜給入值大臣香葉巾等道家服飾，夏言密揭謂非人臣所服，不敢當。這對世宗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必欲置夏言於死地。 即使對於嚴嵩，世宗也保持著很高的警覺，雖然對官僚們的彈劾往往不以為然。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月的一天，已成為首輔的嚴嵩和吏部尚書熊浹被召至西苑。「上謂嵩、浹曰：『朕得一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若不能對，朕代對曰天官膽大大如天。』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①當面說閣臣「心高高似閣」，吏部尚書「膽大大如天」，這無疑是一種警告了。 世宗的猜忌心極重，亦可從嘉靖朝官吏的頻頻罷官得見一斑。從嘉靖二十年（1541）到嘉靖四十年（1561）並沒有發生什麼大案，七卿中卻有二十五人次被罷官。 嘉靖二十年，都御史王廷相為民；二十一年，刑部尚書吳山削職；二十三年，兵部尚書毛伯溫為民；二十四年，吏部尚書熊浹為民，兵部尚書戴金免；二十五年，吏部尚書唐龍謫為民，兵部尚書路迎免；二十六年，戶部尚書王杲謫戍；二十八年，禮部尚書孫承恩、兵部尚書趙廷瑞免；二十九年，戶部尚書李士翱閒住，兵部尚書丁汝夔棄市；三十年，兵部尚書王邦瑞革職，刑部尚書顧應祥降調；三十一年，吏部尚書李默、刑部尚書應大猷閒住，兵部尚書趙錦謫戍；三十二年，吏部尚書萬鏜為民；三十四年，兵部尚書聶豹閒住；三十五年，起用不到三年的吏部尚書李默下獄死；三十六年，工部尚書趙文華為民；三十七年，兵部尚書許論革職；三十九年，戶部尚書馬坤閒住，刑部尚書鄭曉閒住；四十年，禮部尚書吳山閒住，刑部尚書馮天馭閒住。其中還不包括疏辭不肯就任而被罷免的官員。 ①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卷七。 ②《明史》卷一九六《夏言傳》。 ①張合：《宙載》卷下。 這一段時期，嚴嵩勢力增長，對官員的任免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以上官員的罷免，多與嚴嵩無干。丁汝夔對「庚戌之變」負有主要責任，他是遵照嚴嵩的意見辦事，殺他肯定不是嚴嵩的意願。而萬鏜與嚴嵩同科，聶豹與嚴嵩同鄉，唐龍一直與嚴嵩友善，趙文華雖一度與嚴嵩交惡，但終是他的義子。另一方面，如王杲被罷，是因為久不肯奉詔買龍涎香。可以說，對朝中大臣的任免，世宗受嚴嵩的影響是有限的，很少顧及嚴嵩的好惡，更說不上為嚴嵩所控制。 明朝方面大員受處罰、被罷官、被殺也不在少數。薊、遼的總督，巡撫，從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有二十七人次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①順天巡撫張漢，建議大將可專殺偏將裨將，以樹軍威。此議頗不合世宗的口味，他對身邊的大臣都缺少信任感，增強在外大帥的權威又怎能放心？有言官彈劾張漢剛愎，世宗就把他發配到邊遠的鎮西衛。御史陳九德推薦張漢是可用之材，也被斥為民。張漢流放二十年，死於戍所。 南方各省督、撫則多受倭亂的牽累。首先蒙難的是浙江巡撫朱紈。其後，嘉靖三十四年（1555），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的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浙江巡撫李天寵被殺。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三十九年（1560），應天巡撫十易其人。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倭寇，不等繼任到來便離任而去，被下獄除名。方任丁憂，陳洙才不足，未任。屠大山失事，下獄為民，陳洙謫戍，張景賢考察奪職，趙忻因金山兵變貶官，陳錠罷去，翁大立免職。雖然上述官員的罷免或被殺，基本是事出有因，但同時也反映世宗對官吏的制裁是很嚴厲的。 與韃靼、倭寇的戰爭，是嘉靖朝的兩大事件。韃靼人圍攻北京，倭寇騷擾南京，朝野震動。世宗對督、撫官的嚴厲制裁發生在這種背景下，應當說，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形勢的進一步惡化。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1567年1月23日），世宗由西苑遷回乾清宮的當天即死去。《明史》評價他：「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於邊，賊訌於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①應當說，這是公允之論。 ①參看吳廷夔：《明督撫年表》。 ①《明史》卷十八《世宗紀二》。